张光明 | 作为学者和思想家的马克思

　　编者按

　　2018年5月5日是马克思200岁生日，保马策划了【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专辑。今天推送的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光明老师《作为学者和思想家的马克思——从马克思的几个治学特点谈起》，文章认为今天需要应该特别重视作为学者和思想家的马克思。马克思的治学是富于无私的科学精神的，他自觉地追求理论的完整自洽，并非主观地、理想主义地构想未来，而是立足于经验的和实证的研究，去发掘研究对象的内在规律性。今天应该运用他的方法重新考察20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历程，达到规律性的认识。这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要途径。

　　本文原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8 年第 2 期。感谢张光明老师授权推送!

　　作为学者和思想家的马克思

　　———从马克思的几个治学特点谈起

　　张光明

　　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这位伟大人物在近现代世界上所产生的影响，是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的。无论在思想的领域里，还是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他都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人们可以赞同他或反对他，但没有人能够绕过他。许久以前便有人说过:马克思以后的几乎所有社会科学研究，在许多方面都是同马克思进行的对话。今天我们还可以补充说，这场对话不但远未结束，而且显得更为必要和迫切了。正因此，在这个重要的年份，对于学术界而言，最有意义的纪念应该是本着科学求实的精神，独立而真诚地去研究马克思。

　　在这样一篇短文里是不可能完成如此巨大的任务的。笔者只想谈谈我所知道的、作为学者和思想家的马克思的几个特点，并就当今的若干流行意见发表一些看法。

一、马克思的治学是科学家式的，而不是仅仅以学术为外衣、实则以政治需要为目的

　　恩格斯曾说，马克思既是科学家又是革命家，但首先是革命家。这话当然是对的，在19世纪那些充满动荡、冲突与革命的年代里，尤其是对的。[1]但笔者以为，今天应该更多地重视作为科学家的马克思。其所以如此，原因有二:第一，马克思作为革命家的立场，完全是基于他从自己的研究中所树立起的信念，要想真正认识革命家马克思，就不能不首先从学理上真正理解作为科学家的马克思;第二，20世纪以来新的历史发展提出了大量新的挑战性的问题，它们远远超出包括革命在内的一般策略性问题，要求从理论的高度予以回答。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应当不避烦难，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因此，重新考察马克思本人在科学上的贡献，便应当提到首位。

　　马克思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异常认真和勤奋，凡对马克思的生平有一定了解并且不怀偏见的人，都会承认这个事实。然而我们也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马克思的研究是为了证明他早已先入为主地设计好的理想目标，并服务于他那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政治意图。这意思是说，在马克思那里，结论先于论证，信仰高于求真，应然高于实然，党派性高于科学性。有趣的是，持这种意见(如果可以算做意见的话)的人群中，既有许多马克思的反对者，也有不少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双方的分歧在于，前者批评而后者称赞。实际上，他们都没有认真地把马克思当做科学工看待!

　　笔者不赞同上述看法。不错，马克思不是终生蛰伏书斋的一般意义上的学者，而是积极投身于政治运动的革命家。他的笔是他的斗争武器，他的学说有鲜明的政治立场，他的治学有明确的目标，那就是为社会主义的到来锻造科学的理论。马克思多次谈到他是在为“党”写作。例如，1859年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即将交付出版时，他写道:“我希望为我们的党取得科学上的胜利。”[2]这就是说，他是一位不仅有“倾向”，而且有党派的学者。但是我们绝不能把这庸俗地理解为:马克思的治学只是为了证明他早已先验地设想出来的政治理想，服务于他所钟意的阶级或党派的利益和一时需要，他的学术哪怕再认真，也不过是一种主题先行、学术包装而已。事实绝非如此。

　　马克思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的发明者。在他之前，这些学说已经形成思潮并在西欧传播开来了。马克思是在认真切实地考察了这些思潮之后，把以往那些简陋的、不完善的、通常从情感而不是理智出发的思潮和运动转移到科学思维的基地上来。他在19世纪40年代的认识，若从后来他所达到的高度看确实存在不足。例如，从《资本论》的高度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甚至《共产党宣言》都是不足的。然而要是由此判定说，《资本论》不过是对《共产党宣言》预定结论的一番更精致的“学术装饰”，那是笔者不能同意的。且不说《资本论》的逻辑演绎方式与《宣言》的历史叙述方式大为不同，有哪一位认真的学者在学术生涯中不是沿着自己形成的思想认识，使之一步步臻于完善和系统化呢?一定要在自己后来的著作中不是发展而是每一次都抛掉先前的主张，重起炉灶，这样才不算是主题先行吗?

　　笔者还敢于说，马克思的整个学说不是康德式的“绝对命令”，不是出于对作为“弱势群体”的劳动者的简单同情，不是对资本主义剥削的道德愤恨，而是基于他对客观历史运动的内在规律性之尽可能深入完备的理论思考。关于这一点，在马克思的第一代理论继承人那里是个尽人皆知的常识。第二国际时期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说，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共产主义者和革命者，但他们成为这样的人,既不是出于本能也不是出于热情的驱使”。[3]马克思的女婿、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保尔·拉法格说:“马克思虽然深切地同情工人阶级的痛苦，但引导他信仰共产主义观点的并不是任何感情上的原因，而是研究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的结果。”[4]至于马克思与他所投身于其中的社会主义运动及其政党的关系，也不能庸俗地解释为一种简单的服务和配合关系。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彼得·胡迪斯(Peter Hudis)在一篇关于马克思组织观的论文中这样写道:“马克思所设想的‘党’，其意义远远高于对一个特殊组织的要求。他所指称的‘党’是基于‘崇高的历史意义上’的一种原则与实践的凝结物，是革命者们借以承担其对历史运动的特定形势负责的形式。”[5]换句话说，马克思所要在科学上为之负责的“党”有着超越具体组织形式的理论含义，它是一种以远为广阔的人类历史客观进步为出发点和根本尺度,以对这一进步有明晰的自觉认识为前提的志同道合者的“联合体”。[6]笔者认为，没有理由不同意胡迪斯的观点。

　　正因如此，马克思，当然还有恩格斯，在自己的学术工作中一贯主张，研究者应该本着最为真诚的态度，根据事物的本来面貌去认识事物，把握住现实自身的性质并客观地予以理解，而不能根据个人的、集团的、阶级的或党派的主观需要——哪怕是最崇高的需要——搞主题先行，歪曲现实，迎合暂时需要。马克思写道:“一个人如果力求使科学去适应不是从科学本身(不管这种科学如何错误)引出的观点,而是从外部、从与科学无关的、外在利益引出的观点，我就说这种人‘卑鄙’。”对于那些不是以科学的无私追求为目的，而是刻意把伪造的科学当做偏私利益的工具的做法，马克思称之为“对科学的犯罪”。[7]在这里，马克思所要求的正是一切真正的科学工都必须遵循的原则，即一种可以称做“为科学而科学的”原则。同样，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在批判德国官方学术界时鄙夷地写道:“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已随着古典哲学完全消失了;起而代之的是没有头脑的折衷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与此相对立，他主张:“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8]当我们今天认识思想家马克思时，应该永远记住马克思和恩格斯这种忠于真理的科学精神。

　　与此相应，马克思毫无保留地称颂那些在科学上真诚无私的、摆脱了狭隘阶级偏见的学者，下面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大卫·李嘉图是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热烈拥护者，在他看来，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工人阶级作出牺牲是必不可免的。然而，站在工人阶级一方的马克思不但没有视李嘉图为敌，反而给予极高的赞扬，称之为具有“科学的公正态度和热爱真理”。[9]为什么呢?因为李嘉图公开承认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在经济利益上的对立，而工人是受损的一方。李嘉图并不因其支持自由资产阶级的立场而隐瞒事实，这就是马克思所肯定的“科学上的诚实”。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如果说李嘉图的观点整个说来符合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只是因为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符合生产的利益……凡是资产阶级同这种发展发生矛盾的场合，李嘉图就冷酷无情地反对资产阶级，就像他在别的场合反对无产阶级和贵族一样。”[10]这就是说，李嘉图是站在“为生产而生产”这个更高的原则上看待阶级关系问题的，而在那个需要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代这是完全正确的。

　　可见，当马克思赞赏李嘉图时，他同样是以人类的整体利益高于阶级的利益为准绳的。马克思之所以站在工人阶级一边，并非简单地出于他对这一阶级的同情和热爱，而是由于他的研究使他确信，工人阶级由于其自身经济地位，必将承担起克服资本主义自身不可解决的矛盾的历史任务。如果不了解马克思的这种学术观点，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立场。而如今我们在网络上随处可见的关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大量争论，往往正是立足于误解的基础上。当一方热烈赞颂马克思对工人阶级的同情，而另一方责备马克思在工人和资产者之间“偏袒工人”时,双方恰好都把马克思改造成了“伦理主义道德家”。当我们看到这类言不及义的争论(不如说是争吵)时，岂不是应该向他们提个建议:与其在这里争得不可开交，何不坐下来拿起马克思的书，稍微认真地读读和想想呢?

二、马克思自觉地追求理论的完整自洽，不能对其学说作碎片化理解

　　笔者在这里不谈马克思早期的思想，至少在他成为历史唯物主义者之后，他始终从生产力的最终决定这一基本原则出发，自觉地追求思想的完整、统一和高度自洽;理论逻辑的一以贯之对于马克思学说来说，就如同神经系统和血液循环系统之于人体一样，不可缺少。这正是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的又一个突出特点。凡认真读过马克思著作而又能持正常理解能力的人，很难不对马克思的这一特点留下深刻印象。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过去和现在的人们有着相当不同的看法。

　　在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代理论继承人那里，事情是清楚明了的。他们普遍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是严密、完备并彻底的，各个部分之间互相紧密联系成一个整体,不可分割。普列汉诺夫是这样看的,拉布里奥拉是这样看的，考茨基、梅林以及更加年轻的罗莎·卢森堡等都是这样看的。即使在政治观点上与前面这几位有很大差别的列宁，在这个问题上也是这样看的。不仅如此，他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是一块“整钢”的比喻，在后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标准教科书中的著名格言。

　　当代情况似乎有很大的不同。最近几十年来，随着对大量文献的整理和出版，在世界范围内，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内兴起了一种向传统的“马克思观”发起整体质疑的倾向。当代的马克思学家中，一些人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自相矛盾、前后不一甚至两人彼此对立的论者颇不少见。热心于寻找和揭露这些矛盾，特别是从以往未受到足够关注的著作和手稿中寻章摘句，探微烛隐，从中提出惊人的新发现，似已成为一种时尚。这在许多思想史巨人的后世诠释者和研究者那里本是一种普遍的情况，不足为奇。本文不想涉入这类问题，只是认为:本着认真严肃的学术态度对许多细节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不但是可取的，而且是有益的，但如果穿凿附会，好出惊人之语，刻意求异以哗众，轻浮地对待这项特别需要真诚和踏实的事业，那绝不是值得称许的做法。

　　国内也有类似情况，人们也热心于发现马克思思想中的矛盾。与延续了至少几十年的“整钢说”相比，如今影响更大的似乎是“马克思与时俱进”说。对以往过分简单僵硬的观点提出质疑，本无可厚非，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笔者对近年来的一些流行说法是颇持异议的。笔者以为，在一些全局性的理论问题上，研究者应该排除实用的政治意图，在对文献本身并没有作谨慎细心的考察和分析之前，不可放言高论，率尔操觚，随意得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上自相矛盾或发生根本转变的结论。大家都知道，一旦涉及任何一个学术领域，没有受过专门学术训练、缺少必要理论修养的一般旁观者们总是本能地倾向于求新求异，随时准备着对他没有听到过的新奇观点表示欢迎，专门的研究者因此有责任慎重对待自己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这个领域里，情况更是如此。

　　就拿所谓马克思晚年“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说”来谈谈吧。国内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的关注和讨论至今已逾30年，起因是对马克思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和1881年给维拉·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的解读。如所周知，在前一封信中，马克思在俄国是否可能绕过资本主义阶段的问题上语焉不详，但可以看出一种隐隐的希望，即他更愿意看到俄国利用“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绕过资本主义,而不希望它沿着1861年开始走的道路“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11]到了1881年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马克思尽管仍然语焉不详,但在前后几份草稿中，则明确提出了“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这一概念;对俄国土地公社固有二重性的分析比前一封信更加详细，对俄国所处有利国际环境的论述也更加清晰，从中可以较为明白地看到马克思对俄国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期望。然而马克思指出，走这条道路的一个最主要条件是:俄国必须能够“占有资本主义生产使人类丰富起来的那些成果”[12]而因此首先应该有一场推翻沙皇专制主义制度的革命。

　　许多论者就是从这里发现了马克思晚年新创的“东方社会理论”，认为它迥然有别于先前马克思的“西方社会理论”，照亮了后来的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更有论者把这一“重大转变”上升到哲学高度，断言这意味着马克思对自己“历史观的突破和变革”，以至于认为是对他早年“人道主义的回归”。按照这种说法，马克思似乎是在自己一生中最主要的几十年间走了一大段理论弯路，直到晚年才又回到早期的正确起点。

　　对于这种看法，笔者认为未免过于轻率和夸张了，它既忽视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明明白白的话语，也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逻辑。笔者多年前曾不止一次地指出过，马克思给查苏利奇复信草稿中的表述其实是不完整的。[13]此信在谈论俄国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可能性的设想时，给出的条件是必须充分占有西欧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那下一步的问题必定是:落后的俄国从哪里获得这种肯定成果呢?仅仅靠俄国民粹派发动的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就能从西欧资本主义那里得到这些成果吗?显然不能。俄国革命本身并不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充足条件。还需要有更充分的论证。

　　这种论证是有的，但不在这封复信里，而是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的序言里，那里有着在这个问题上被马克思、恩格斯称为“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读过这一序言的人都会记得结尾处那句有名的话:“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4]“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这个如此关键的地方,却被我们的论者忽略了或选择性地遗忘了。这样一来，马克思以及恩格斯的完整的思想逻辑被主观地割裂开来，晚年的“突破和变革”就这样产生了。[15]

　　那么，马克思的思想究竟是怎样的呢?有了1882年序言这“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情况已经不言自明了。与其说马克思晚年的这些书信里发生了“思想转变”，不如说仍然是在坚持《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的老主张，即马克思、恩格斯一贯持有的世界革命论。只不过在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懂俄文的马克思、恩格斯了解了俄国的社会状况和紧张的局势后,认为这里的革命已经指日可待，因此可以将这场革命纳入到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革命框架中加以考虑。唯有在得到西欧无产阶级的响应及援助之后，这个比西欧落后得多的国度才有可能利用资本主义的充足成果来“跨越卡夫丁峡谷”。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一次“双赢”的结果。因此,顺理成章的结论应该是:促使马克思提出这个“设想”的，不是什么放弃了自己先前全部主张的“新理论”，而是以一贯坚持的以唯物史观为前提的局部策略调整，其理论基础在于“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16]的主张，仅此而已。

　　由此看来，问题之所以被搞得如此复杂和玄妙，恐怕是由于对马克思作了过度的诠释，而这又是对马克思作了表面化和碎片化阅读的结果。20世纪的落后国家社会主义之路确实需要论证，但应该从科学地把握现实历史发展进程本身的性质，从世界性总体高度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和“世界交往”中去论证。从被误解了的观念中寻找论据，是无助于解答这种大问题的。

　　还有其他被搞得更加混乱的问题。革命与改良的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

　　大家知道，在过去很长的时期里，“暴力革命”成了一般人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第一原理”，是判别“马”与“非马”的“试金石”。过于简陋的宣传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不外是由一两个人物从头脑中构想出一套美好未来的蓝图,然后通过暴力革命去强制地实现。这样的理解当然是不正确的,它给马克思主义的声誉带来了极大的损害。

　　在这种情况下，当代有论者提出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解释。按照它的说法，“暴力革命”的主张是马克思、恩格斯犯下的大错误;然而到了晚期，他们从思想上发生了巨大变化，抛弃了早先错误的“暴力革命”主张，转而主张改良主义，据说这一重大转变开辟了后来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如果这种说法能够成立，只会导致如下怪异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恰好在于他们否定了自己!然而在一片厌恶革命的气氛中，这种“新理论”一经提出便大行其道，不胫而走，令许多人为之倾倒，甚至被人称为“划时代的理论发现”，即使到了今天，它仍然影响着不少人的头脑。

　　事情是这样的吗?不是。笔者已经在许多文章中，通过援引大量材料和详尽的分析，证明了此说法在文献(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史实(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演变)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充满了时间颠倒、断章取义、张冠李戴、随意解读……可以说完全是杜撰，在方法上更是与马克思学说不相干。当然，“转变论”的倡导者们对此本来也是不在意的，他们的意图不在学术和理论本身，而在于以此起到某种政治上的劝诱作用。这就更加幼稚了。懂得世界历史的人都会知道，民主从来都是人民自己通过长期的艰苦努力争取来的，以为靠凭空生造几条劝诫式的说教就能代替真实的历史，这不过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乌托邦而已。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自始至终都表明了这一基本态度。很遗憾，论者们却对此一无所知。

　　在笔者看来，无论把马克思、恩格斯理解为一味号召“暴力革命”的“狂人”，还是把他们说成是晚年幡然悔悟的“回头浪子”，都是不正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革命家，但他们是世界历史意义上的革命家，而不是不问条件、不择手段到处鼓动暴力夺取政权的革命家。他们确信资本主义制度必将为工人阶级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所替代，这一替代本身是一场社会革命，而为此不经由使工人阶级取得政权的政治革命是不可能的。但在实际的进程中，具体的政治革命是否可能，如果可能的话，其方式、进程与结局是怎样的……这些都离不开对历史条件、阶级关系和政治局势等一系列问题的分析。当进行这种分析时，马克思、恩格斯从来都是十分谨慎的。如果不是在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的发展为这一社会主义做好物质与精神的准备的情况下，“由少数革命家”发动一场解救劳动者大众的布朗基式革命，那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反对的;[17]如果可能以和平的方式取得政权，他们是表示赞同的——早在1847年恩格斯已经声明，共产主义者但愿以和平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18]但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看到的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实则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官僚国家机器一贯使用暴力镇压工人阶级的抗议和起义，残酷的现实使他们确信革命不可避免。正因此，贯穿他们一生的主张是:大讲暴力革命，但一旦有合法斗争的机会也绝不会放弃。这两方面的考虑，本来就是统一于他们的革命理论体系里的。可以把他们的主张作这样的归纳:坚持革命，不拒绝改良，时刻警惕和反对改良主义。这样便不难理解，随着19世纪晚期欧洲民主化的显著进步，当工人阶级的斗争获得了更为有利的合法斗争条件时，他们自然要更多地重视这一斗争方式的作用和意义。于是便有了马克思1872年在海牙、1878年在德国“非常法”实施时所提出的，关于在英国、美国和荷兰这样一些国度里工人阶级有可能以和平方式取得政权的主张;有了恩格斯在八九十年代的多篇文章中提出要尽可能利用合法斗争的主张;直到最后，有了那篇著名的1895年《导言》中关于要大规模“使用普选权”而避免过早“决战”的主张。普列汉诺夫在谈到这一《导言》时指出，尽管基佐很可能尖锐地谴责暴力和起义，但并不妨碍他是一位革命家，因为他始终主张资产阶级的统治权。同理，当恩格斯在《导言》中反对过早的革命时，他也仍然是一位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因为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是主张无产阶级取得自己的统治权的。[19]

　　普列汉诺夫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包括1895年《导言》中看到的是他们的学说中始终如一的革命精神，在这个精神之下，合法与不合法的斗争，都是策略手段层面的问题而已。因此，他认为绝不能把这种策略上的局部调整和改变夸大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幡然改途。今天人们所热烈谈论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革命与改良的“断裂”，大半是出于对一个完整体系的认识不全而采取了碎片化理解所致。

　　其实，何止以上的问题,马克思在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如何看待私有制等问题上，也都具有相同的特点，即始终从历史条件、历史需要出发，在这一原则之下，策略因时因地而不同。如果从这些不同里面发现“自相矛盾”和“思想断裂”，那是十分容易的，但也是十分危险的，因为这会是一条让发现都自己陷入思想混乱的道路。依笔者之见,真正诚实地致力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与其走这条充满陷阱的道路,不如下一番苦功去把握这个完整的体系，从中学会那真正有助于看清和解决我们现实问题的方法论。这才是有益的理论创新之路。

三、马克思的治学方法:立足于经验和实证进行研究,而非主观地、理想主义地构想未来社会

　　马克思学说的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这一历史观把马克思与其他各种社会主义学派以及非社会主义学派划分开来。例如，罗伯特·欧文与马克思都主张生产资料公有和权利平等;但欧文的主张是出于对社会不公的嫌恶和对工人阶级贫困状况的同情，马克思则把这些看做是客观经济运动的必然方向。再如，李嘉图学派的社会主义者与马克思的出发点都是劳动价值论;李嘉图学派社会主义者是利用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推导出应将劳动所得从资本家所有转归工人所有的结论，马克思则是以劳动价值论为起点，发展起一整套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客观运动规律的理论,它不是建立在“把被骗走的夺回来”这样的粗糙主张上，而是从资本主义的现实中去挖掘其由于纯经济原因最终不能不让位于社会主义的内在趋势。又如，马克思和自由主义者虽然是论敌，但也颇有契合之处。双方都把自由民主当做自己追求的目标，但马克思要求的是更多的民主，即劳动者大众直接管理生产资料的实质民主。因此，在反对封建主贵族和皇权专制主义制度的斗争中，马克思、恩格斯是一向支持自由资产阶级同“敌人的敌人”进行斗争的。但双方的出发点却大为不同。自由主义的起点是关于自然权利、人的天性之类的假设，马克思则不满足于这些假设而要求深入到观念背后的“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的“现实前提”去求得最终的解释。[20]

　　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的根本不同，决定了恰好是作为共产主义者的马克思从来都反对从头脑里主观地构想共产主义。既然拒绝把思想意识看做独立自存的东西和把现实历史运动看做观念自我实现的结果，既然“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21]，马克思便一定会去认真考察生产力的状况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这推动着马克思从一位以“人的本质”为出发点去批判“异化”的哲学家，转变成为一位不避烦难地从商品“元素”入手去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学家。对现象作客观的、经验的和实证的观察和研究，因此成为马克思治学的又一突出特点。

　　《资本论》便是这方面的杰作。它里面的很多分析十分抽象，往往令普通读者望而生畏，他们很容易认为，这些抽象的概念是马克思虚构出来的。就连罗莎·卢森堡这位出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曾经表示过对这部巨著的“讨厌”，原因是它太多繁琐的“仿效黑格尔的笔法”和“罗可可式的装饰”。[22]但她的这种看法是不公平的。马克思在第一版序言和第二版的跋中很明确地写道，他正是要运用颠倒过来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像显微镜下的解剖那样去分析经济现象的“琐事”。他从对商品二重性的分析开始，揭示出交换过程背后所体现出的生产条件和社会关系;又从基于商品生产者“自由意志”基础上的等价交换，论证了在怎样的条件下它必然地转变为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与只能把自己的劳动力当做商品出卖的工人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契约对契约，权利对权利”的关系又怎样逻辑地达到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的结果。到这里，事情还远没有结束。马克思不是高声喊出“这是剥削!”并对资本主义大表道德义愤而止步，他要继续前进，分析“既然处在这样的位置，就只能这样去做”的资本家，怎样通过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方式去追逐剩余价值的最大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此怎样既推动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又促进着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利益对立和斗争。在这种对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生产力高速发展的奇迹，促成了生产资料的高度社会化，同时却恰好不自觉地为自己在经济上的过时奠定了物质基础。读完这一巨著，再回过头去重读序言，读者将会很容易理解马克思的名言:“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23]这种分析和叙述是立足于知识的、经验的和高度现实主义的、科学的，因此是无可怀疑的。

　　其实，不只《资本论》，马克思成熟时期的所有著作，都如前面已经说过的，绝对不是以道德、正义之类的抽象概念为出发点，而是以对历史实际发展的尽可能完备的认识为基础的。对于这一特点，今天许多人已经遗忘了，但马克思同时代的和后来的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是再清楚不过的。俄国经济学家伊·伊·考夫曼评论说，“在经济学的批判方面，他是他的所有前辈都无法比拟的实在论者”;“通过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社会关系的一定秩序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支配着一定社会有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有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24]。20世纪的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说:“他(马克思)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背叛实证科学去玩弄形而上学……他的论据在任何地方都以社会事实为根据，他的主张的真正来源，没有一个出自哲学领域。”[25]就连被认为20世纪以来在理论上对马克思构成最大威胁的卡尔·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也看到，马克思不是用贪婪和利润之类的动机而是从经济结构的分析去解释现象的，他对早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是令人钦佩的”。[26]

　　在今天，不论歌颂还是批评马克思的论者们，不论他们是业余的还是职业的，最重要的还是应该研读马克思自己的著作，并要特别注意思想家马克思的这一重要特点。凡是那种把马克思理解为伟大的理想主义者或糟糕的“乌托邦”始祖的人们，他们的误解是共同的，都与马克思本人的主张无关。

四、方法永远是第一位的，应该运用马克思的方法研究矛盾

　　笔者不是教条主义者，并不认为马克思的所有主张都是绝对正确的。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巨大变化，马克思的一些重要理论部分确实遇到了来自现实的挑战，其中有些观点被动摇了，有些随着历史的变化逐渐失效，以致不得不被放弃——这一点也不奇怪，科学事业的本性正是如此。直接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程度最高的欧美地区，工人阶级运动日益趋向改良主义化而不是革命化，经济发展的结果并没有引向预期应该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而在资本主义发展薄弱的东方落后地区，却依靠具有坚强决心和严密组织的革命党的指挥，在一系列国家里夺取了政权，举起了社会主义的旗帜。这种“奇怪的道路”(列宁语)给人们带来了困惑，以致革命左派中的杰出人物也产生了疑问:怎样使现实的革命进程与经典学说一致起来呢?克拉拉·蔡特金把革命归因为某种神秘的意志，[27]安东尼奥·葛兰西把俄国十月革命称做“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革命”。[28]所有这些都应看做现实与理论之间出现某种“脱节”在观念上的反映。在进一步的发展中，这一笔者所称的“布尔什维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分野”还产生了影响深远的结果。在实践中，是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长期改良主义政策和二战之后的纷纷入阁执政及其福利国家试验;在苏联，是“一国社会主义”指导下的长期发展，在这一发展中既有过耀眼的成就，又有官僚主义化的恶劣后果。在思想领域中，20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和左翼运动中也出现了新的转向，伦理主义取代了科学的精神，必然性的信念被偶然性的感觉所排挤，对“权力与意志”的迷信模糊了关于劳动者大众自我意识和自我管理的信念……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情况。马克思主义者需要诚实地看到这些问题，对这些现实矛盾给以令人信服的解答。卡尔·科尔施在1923年就提出:应该把马克思的科学方法应用于考察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这是个十分有益的提法。[29]沿着这条道路，重新考察隐藏在20世纪以来世界资本主义长期延续背后的客观条件和原因，重新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复杂线索和其中的成功与挫败，使人们的头脑上升到“反思的历史”的高度，即是说，达到规律性的认识。这是一条解决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大量新问题的无法回避的道路，也是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要途径。

　　然而，从事这项工作需要的正是马克思本人的方法，最主要的是唯物史观的方法，是与这一方法紧密联系着的无私的科学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在任何重要的思想体系里，方法从来比结论更为重要:结论一般有自己的有限适用性，随着历史的向前迈进它可能过时，但真正有益的方法却具有远为长久的生命力。唯物史观正是这样的方法。这是马克思给后人留下的宝贵遗产，始终需要“朴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赖特·米尔斯语)去切实地对它加以研究和有效运用。

　　注释

　　[1]参见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恩格斯这里所讲的“科学”一词，是它的本义，与今天中国人通常不自觉地把“科学” 简单混同于“正确”的用法大为不同。据笔者所知，当今德国 人仍常在恩格斯所讲的意义上使用“科学”这个词。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版第 29 卷第 554 页。

　　[3][意]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8 页。

　　[4]中央编译局编《回忆马克思》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87 页。

　　[5]参见 Peter  Hudis，“Political  Organization”，它是为剑桥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 The Marx Revival 所写的一章。

　　[6]由此就不难理解，当马克思说他要为党“取得科学上的胜利” 时 1859 年 ，还不存在这样一个党。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版第 34 卷第 129 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版第 4 卷第 265 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版第 23 卷第 479 页脚注第 213。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版第 34 卷第 128 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版第 4 卷第 317 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版第 3 卷第 826 页。

　　[13]可参见拙作《世界革命理论与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 载于《国际共运史研究》1992 年第 1 期，署名吴铭 ，《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与东方社会主义并无联系》 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 年第 1 期，署名吴铭 和《关于所谓“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真相》 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 年 第 1 期 。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版第 1 卷第 379 页。

　　[15]恩格斯在这个“设想”上有大量的甚至早于马克思的论述，却往往被人忽略了。在先入为主地确认了“马恩对立”之后，恩格斯便理所当然地被弃置不顾了。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版第 1 卷第 306 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版第 3 卷第 294 页。

　　[1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版第 1 卷第 304 页。

　　[19][俄]普列汉诺夫《阶级斗争学说的最初阶段》三联书店 1965年版第 60 页。

　　[2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版第 1 卷第 146 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版第 1 卷第 419 页。

　　[22][德]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258 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版第 2 卷第 84 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版第 2 卷第 91、92 页。

　　[25][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第 51 页。

　　[26]参见[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 卷第 168、188 页。

　　[27]参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7 卷第 407 页。

　　[28]《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9 页。

　　[29][德]卡尔·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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