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尔白的悬诗：纪念马克思和对革命的检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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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共产党宣言》

　　今天纪念马克思的意义究竟何在?

　　毫无疑问，最主要的一点在于纪念马克思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思想——尽管他本人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洞察力。与某些先入为主认定马克思是一个理想(=幻想)家的观点不同的是，马克思从来没有像托马斯·莫尔、威廉·莫里斯、康有为等人那样，醉心于去描述未来的(同时却又带有强烈的“崇古”色彩)乌托邦国或大同世界的诱人风景。就像列宁所指出的：“......例如《资本论》这部叙述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的和基本的著作，对于未来只是提出一些最一般的暗示，它考察的只是未来的制度所由以长成的那些现有的因素。谁都知道，在未来的远景方面，从前的社会主义者所写的东西多得多，他们极详细地描绘了未来的社会，想以这种制度的美景吸引人类......”(《列宁全集》第一卷，第154页，人民出版社，2013)反观马克思，他的所有著作基本上都是对于现实的经济、政治、文化问题的分析，特别是对于一种正处于冉冉上升期的人类制度及其阶级(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的本质分析。虽然这种分析并非马克思的独家经营，但马克思的不同凡响之处就是他从这种制度的上升期便预见到了它的晚期形态。所谓“三岁看老”，马克思就具有如此的历史眼光。

　　鼓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有力”论据之一便是声称自马克思去世以来，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简言之，它逐渐变得更“人性”、更具“人道”面孔了;它的发展主要是依靠“技术创新”而不再是剩余价值。事实上，如今我们都很清楚地知道，如果说资本主义曾经在某一段时期内变得较为“人性”和“人道”，只是因为那时存在着社会主义阵营，存在着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斗争，存在着所谓的“国际共产主义威胁”。当上述的因素不复存在或是减弱之后，资本主义不仅没有更“人性”、“人道”，恰恰相反，奴役式劳动、童工、对女性劳动者的压迫歧视，甚至是八小时工作制的摇摇欲坠，“全球化”(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统治)下正在“复活”的是具有“野蛮资本主义”所有特征乃至更坏——“1%对99%”便是最具象征性的口号——的残酷现实。有趣的是，它所造成的一个讽刺性结果是对体系中心国家的反噬(脱欧思潮和“美国优先”)。在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依附理论中有一个著名的“脱钩”观点，即认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国家如果想要摆脱依附状态，就需要与该体系“脱钩”。但现在我们却惊异地看到，希望“脱钩”的正是这个体系的“中心”国家，而挥舞着“自由贸易”的大旗，表示要坚决“捍卫”这个体系的却是被认为曾与其“脱钩”的某些“外围”国家!当然，这绝不是天真地认为“中心”国家准备放弃它的霸权地位，只是说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逻辑正在超出“中心”国家的驾驭能力，它很可能带来这样的趋势：即出现完全凌驾于民族国家(包括所谓的“中心”国家)之上的彻底的(资产)阶级统治。由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垄断而非竞争，那便会形成一个超级的寡头式体系(真正的“极权主义”)。可另一方面，原来的扩张是在“中心”国家的军事、政治、文化力量的服务下才能顺利实现的(利用软和硬的暴力排除拒绝美元化或对跨国资本不“友好”的政权)。资本主义全球化则以建立金字塔式的“有序剥削”——它使得阶级和社会矛盾转移到金字塔的下端，保证“中心”国家的民众维持相对舒适的生活水平。就好比这个典型的观点：因为有“Made in China”，美国人才能买到价廉物美的商品——向“中心”国家投桃报李。但资本主义为了获取无穷利润可以六亲不认的性格，已经开始动摇“服务—回报”结构的稳定，那种饮鸩止渴转移矛盾的方式也逐渐失效。于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与体系内“中心”国家之间的冲突变得激烈。“中心”国家的统治阶级及其代理人，似乎想面面俱到地同时安抚1%和99%，但他们最终只会站到1%一边，这将进一步加深包括“中心”国家在内的整个体系的矛盾，直到金字塔分崩离析，上述的那种超级寡头式体系即使出现，也难以得到维持。“资产阶级......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可以说，现在从另一层意义上，这个论断再次得到了验证。

　　所以，对于资本主义——从诞生到衰落——无论其如何改变面貌但“万变不离其宗”的历史洞察，是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第一贡献，这也是今天纪念马克思的主要意义之一。与此同时，我们又得以重新确认了列宁、毛泽东作为马克思及其事业最重要继承人的历史性地位。长期以来，出于各种目的歪曲、挑拨、分裂这三者之间关系的企图从未停止过：比如宣称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斯拉夫化(意味着是一个低劣版本)的结果;比如宣称毛泽东是借马列之“壳”行中华之道等等。不少持论者又多以某人“忠诚信徒”、“捍卫者”的身份出现。对此，我们要十分明确地说：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他们之间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不存在谁高谁低的问题。他们处于不同的历史时代，解决不同的历史任务——马克思揭示出了革命的敌手的根本秘密，列宁则赋予“共产主义幽灵”以坚实的肉身，而毛泽东就怎样保持“肉身”的健康，防止其腐败退化作出了杰出贡献。如果要说他们之间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真正的革命巨人，是所有革命运动的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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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马克思

　　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

　　——恩格斯

　　今天纪念马克思的另一个意义，是我们需要全面检讨马克思去世后迄今为止整个世界革命运动的历程。

　　毫无疑问，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古巴革命......如果向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汇报的话，这些都是在他们的指引下，革命运动值得骄傲的记录。但是此后呢?

　　今年恰好也是法国五月风暴的大纪念日。在上世纪的六十年代末，“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当资本主义看来已末日临头，普天下即将是赤旗的世界时，很少有人会预料到，这竟是革命运动由高潮转落的开始。1980年代初，里根—撒切尔的反革命拉开了序幕。阿英马岛战争，是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在灰头土脸几十年后的首次胜利;入侵格林纳达，显示出美国在经历了越南的噩梦后，终于又具备了摧毁革命政权和控制“后院”的力量。1987年多玛士·桑卡拉的被暗杀，就像一曲献给曾经在战后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非洲大陆的挽歌。1989年，柏林墙轰然倒塌，苏东阵营瓦解，刹那之间天崩地裂。而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三年后从地球上消失时，一些西方左派曾高呼万岁，日本共产党甚至以“巨恶的消失”来欢呼“假社会主义”的灭亡。在他们看来，“假社会主义”的灭亡意味着为“真社会主义”开辟了光明大道。这种观点的天真之处是：即使以苏联为代表的力量的崩溃是“假社会主义”的灭亡，但它同时也是一个真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的巨大存在的灭亡。它的灭亡使得真资本主义肆无忌惮，其结果是压迫了一切革命运动的生存空间。

　　整个1990年代，共产主义及激进主义(依据多梅尼克·洛苏尔多的定义)运动陷入世界性的低落：中国的二度春;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在尼加拉瓜大选中败北;拉丁美洲最大的左翼游击队之一毛派“光辉道路”领导人古兹曼的被俘;“红军旅”、“日本赤军”、“直接行动”等组织纷纷走向解体之路......革命的老(十月革命的“孩子”)与新(文化大革命和五月革命的“孩子”)的力量全部受到重创。当然，并非一切都是灰色的，如果要寻找闪光点的话，菲德尔的古巴和金日成、金正日的朝鲜，尽管面对严峻局势，仍然稳住了阵脚;印度、尼泊尔、菲律宾的毛派游击队展开英勇的斗争;乌戈·查韦斯发动了反抗新自由主义的军事起义(虽然没有获得立即的成功);墨西哥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还有现在看来不那么重要的，20世纪末，意大利、法国、日本的共产党通过议会选举迎来了一个短暂“复兴”的插曲。

　　而在这一时期，革命运动史上主要的修正主义派别：社会党春风得意(但日本社会党是突出的例外)。先是不少前共产党改名换姓地加入了社会党国际，壮大了其力量;后是在像安东尼·吉登斯这样的“第三条道路”的鼓吹者和以托尼·布莱尔为代表的新工党的实践者的努力下，一种继续大幅修正(向右)了的修正主义的登场，在旧有的意识形态对立消失的背景下，吸引了颇多的选民。尤其是在东欧“现实社会主义”的废墟上，原共产党(如今的社民政党)得以继续掌握政权。在中国，提倡“通三统”的著名学者甘阳认为，“社会党”是一个错误的译法，应当准确地译成“社会主义党”。如此一来，遍观全球，社会主义不仅没有陷入低谷，而且发展得非常不错。与他立场多少有异的某些人士也开始在中国鼓吹“非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北欧模式”等等。这种利用翻译学和修辞学将“社会主义”从低潮中“挽救”出来的主张，实际上与现实的发展趋势完全相背。因为我们之后就会看到，那种“修正的修正主义”(所谓“第三条道路”)非但没有挽救过社会主义，反而成为了社会民主主义衰败的起点。

　　以1999年查韦斯在委内瑞拉的胜利为标志，拉丁美洲的变化带来了新世纪的希望。新自由主义在该地区的罪恶使得进步力量井喷般的崛起。查韦斯(委内瑞拉)、科雷亚(厄瓜多尔)、莫拉莱斯(玻利维亚)、奥尔特加(尼加拉瓜)、卢拉(巴西)、基什内尔(阿根廷)、卢戈(巴拉圭)、穆希卡(乌拉圭)、巴切莱特(智利)、塞拉亚(洪都拉斯)，左翼和中左翼在拉丁美洲取得了空前的胜利。但是进步主义的局限性——不同程度地反对新自由主义可却很少触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也埋下了之后再次反复的隐患。而在亚洲，尼泊尔毛派迅速地崛起壮大，并展示出经典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模式在21世纪仍然具有生命力。毛派的武装斗争最终终结了尼泊尔的君主制，不过妥协、争议及严重的分裂也随之出现。

　　2008年发生的战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最大危机本应是革命力量的好机会，令人遗憾的是，从那时到今天，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个机会并没有被很好地把握。的确，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作为思想的马克思再次风靡，但作为运动的马克思却相形见绌。“阿拉伯之春”、“占领华尔街”，这些运动对新自由主义乃至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了程度不同的质疑，可力量分散、派别林立，开出的药方五花八门，其收场不是一哄而散就是被保守的宗教势力或军人政府摘取“革命”果实。此外，曾经成为世界左翼希望的拉丁美洲，因上述进步主义自身的问题，同样在金融危机中受到巨大冲击，客观上动摇了这些政府的稳定。选举失利及传统政变或软政变，使得该地区的进步势头遭遇了逆流，尤其是几个重要国家如巴西(特梅尔)、阿根廷(马克里)、智利(皮涅拉)等再次被右翼掌握。在厄瓜多尔，有着一个伟大革命家名字的现任总统列宁·莫雷诺背叛了科雷亚的公民革命，开始向美国靠拢;莫拉莱斯和里内拉没能在玻利维亚的公投中获胜;尼加拉瓜近期的局势出现不稳定。被视为地区榜样的委内瑞拉玻利瓦尔革命，因对石油利益的过度依赖和查韦斯总统的英年早逝，经济与政治形势也异常紧张。但美国及右翼反对派明显低估了尼古拉斯·马杜罗的坚韧性与人民对于玻利瓦尔革命的忠诚度。在最新的总统选举中马杜罗获得压倒式的胜利，同时不可否认的是，残酷的经济战争造成了投票率下降(46%)，前路依然充满艰险。该地区另一大焦点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人民军。自和平协议达成后，游击队交出武器，退出根据地，向议会政治转型。但政府方面并没有诚实地履行协议，对左翼活动家和前游击队员的谋杀、监禁事件层出不穷。很多进步的分析家开始对游击队的选择表示出越来越强烈的怀疑：这是一次投降吗?!前指挥官赫苏斯·桑特里奇的被捕和他为抗议被引渡美国而进行的绝食斗争，起到了极大的刺激作用。游击队近日发表声明，要求前指挥官和战士“重归战壕”。目前看来，他们正在等待总统大选的最终结果，看究竟是乌里韦的接班人，极右翼富翁伊万·杜克胜出，还是进步的前波哥大市长古斯塔沃·佩特罗创造哥伦比亚政治的新历史。这支拉美现存最“古老”的马克思主义游击队的未来命运将何去何从，值得关注。

　　在欧洲，政治上出现了很明显的一衰一兴的趋势：衰的是老牌政党，特别是社民系政党。奉行“第三条道路”——我们上文称之为“修正的修正主义”——的社民系政党，证明了自己比右翼政府更忠实于新自由主义。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青年的高失业率、公共服务的私有化，经济危机将民众所有的积怨瞬间点燃，这些政党在选举中纷纷遭到历史性的惨败(英国、法国、希腊等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包括了欧洲第一经济强国的德国)。不过这也催生出一个比较积极的因素，它使传统上社会民主主义的最左翼得以复活，法国的梅朗雄，英国的科尔宾等人于是脱颖而出。尽管由于欧洲的整体右倾化，他们被反对者冠以“民粹主义”甚至“极左派”(十分滑稽)的恶名，但获得的民意支持正在持续上升却是不争的事实。我们认为，这种趋势的前途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不仅与“第三条道路”诀别，而且能够突破旧社民主义的范围。

　　兴的是极右翼和新法西斯—纳粹主义。让-玛丽·勒庞在1974年仅能获得不到1%的选票;14年后(1988年总统选举)，他拿到15% 。而现在，他的女儿已经具备了入主爱丽舍宫的政治能力。法国并非孤例，一是糟糕的经济形势，二是由美国及西方发动的虚假的反对“全球恐怖主义”战争(阿富汗、伊拉克)和“推翻独裁者”(利比亚、叙利亚)的“革命”所造成的混乱与难民潮，使得极右翼和新法西斯主义已经在欧洲成规模地崛起，甚至是在那些被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得较为“健康”的国家 (德国、北欧、荷兰)。引人注目的是，在前“现实社会主义”地区，极右翼和新法西斯主义更少顾忌。乌克兰的所谓“革命”，推倒一座座列宁像的同时，竖起了一面面的纳粹旗帜;或许是全世界最反共国家之一的波兰，不久前数万名极右翼分子在光天化日下举行了大游行，震动欧洲。我们很自然地会把这样的场景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相比，但今天的极右翼处于一个远较当年有利的政治环境中，它既能够吸引右翼的选票，又能够吸引传统左翼的选票。因为传统欧洲左翼的两大力量——社民政党信誉破产，共产主义及激进主义萎靡不振。

　　美国的传统政治生态虽然与欧洲有别，但相似的现象同样出现了：一方面是特朗普的当选，一方面则是“桑德斯旋风”。

　　对照极右翼和新法西斯—纳粹主义的上升势头，共产主义及激进主义运动的现状实在难以令人满意。以法国和意大利这两个曾经拥有西方世界最强大共产党的国家举例。法国共产党不仅在党旗上去掉了镰刀与锤子的图案(这个做法导致一些人退党)，而且对法国政治已经起不到多少影响。意大利方面，在最新的议会选举中，非社民系的左翼只拿到50万票(二战后的最低记录)，为了加深印象，我们这样来说明：这个数字是老意共党员人数的四分之一。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一度燃起人们的热情，但结果是齐普拉斯投降的速度比这个组织崛起的速度还要快。面对眼前的形势，欧洲的共产主义及激进主义运动既缺乏有效的替代方案，又缺乏说服民众相信其方案的能力。总之，从理论到实践都出现了问题。而极右翼的主张要明快许多：外国人抢走了我们的工作!移民和难民败坏了我们的国家!还经常添加上神圣的点缀物(如声称保卫基督教和西方文明云云)。因此他们现在更能赢得惶恐不安的人心。

　　欧洲以外，另一场重要失利发生在印度。印共(马)不仅失去了长期执政的西孟加拉邦，并且整个议会左翼都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被很多左翼认为是法西斯分子的莫迪却取得了政权。而在中国，左翼也经历了众所周知的政治地震，“泛左翼”的阵营由此加速地分化。最近几年中，右翼民族主义现出抬头之势，它的极端派别是所谓的“皇汉”。我们不得不说：纯血理论，优等民族，大国崛起。当这三者结合到一处，已经非常接近于一种法西斯幻想。该派人物本质上是亨廷顿的忠实信徒，但又时空错乱地扮演起“大汉”、“大明”的忠臣孝子，其令人厌恶的程度甚至超过所谓的“自由派”，对此必须高度警觉，尤其是当这个派别以“毛主席”为幌子来掩护它本质上的反动之 时。

　　最后，在两个与美帝国主义长期对抗的社会主义国家——朝鲜和古巴，也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朝鲜自今年初以来，打开了外交局面，这一进展的最高潮场面可能就是万众瞩目的“金特会”。朝鲜将要面临两个重要挑战：从短期来看，就是与美国的谈判;从中长期而言，则是如何应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古巴方面，随着迪亚斯-卡内尔的当选，“历史一代”即将完全告别，新一代古巴领导层的主要任务是在发展经济与保持社会主义制度及创新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之间找到平衡点，这考验着新领导层的集体智慧、个人能力，当然，更关键的是需要人民的广泛讨论和参与。

　　如此，在马克思迎来他的第二百个生日时，我们必须诚实地向他汇报：亲爱的卡尔，尊敬的导师同志，革命有过好消息，也有过坏消息，到今天为止，坏消息或许更多些。但百年来的革命运动史已经告诉了我们，革命的“好消息”与“坏消息”、“胜利”和“失败”，都是革命运动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们从中收获正反两方面的遗产，继续向着最终的目标前进。现在，吹灭二百枝装饰着镰刀与锤的生日蜡烛，让我们为你唱起那首熟悉的生日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3

　　资本家如果先组织起来，他们就会把共产党人赶走，那就什么也不用谈了。

　　——列宁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毛泽东

　　去年正逢十月革命一百周年，各种立场的纪念文章纷纷出现，在众声喧哗之中，都柏林城市大学的荣誉教授海伦娜·希恩的一篇纪实令人印象深刻。文章详细地描写了1988、89年在南斯拉夫察夫塔特召开的二次国际学术会议，会议由南共联盟主办。与会者除了苏东和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萨米尔·阿明、拉尔夫·密里本德、保罗·斯威齐、哈里·马格多夫、丹尼尔·西格尔、科斯坦佐·普莱维、恩内斯托·拉克劳等世界左翼的大家都参加了。第一次会议(1988)的主题是《社会主义与时代精神》，虽然主持方希望主要讨论学术性的问题，但东欧的局势却引起最大的关心。人们已隐约感觉到暗流汹涌，“地面下在颤抖”。希恩指出，东欧的与会者——党的高级知识分子们，思想上陷入混乱。特别有意味的是提到了来自中国的经济学家江春泽对西方左翼的批评：“西方左派全是理论而没有实践。”希恩表示：“他们说我们理想化了社会主义，我们说他们理想化了资本主义。”想来希恩不会料到，这位“用微观经济的答案回答所有宏观政治问题”的江春泽，她于1990年上呈中央的“绝密件”报告，成为中国推行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理论武器”。以“吴市场”闻名的吴敬琏因此称她为“并肩前进的老朋友”。

　　在这次会议期间，另一个现象是后现代主义比马克思主义更为吃香：马克思主义被认为是旧的，而后现代主义似乎是新的，

　　1989年的第二次会议，主题是《社会主义与民主》。致命的时刻此时已经降临，不安、沮丧、悲观、迷茫、变节的气氛笼罩了整个会议过程。一些东欧与会者认为多党制可能给社会主义带来好的结果，幻想党仍能掌握政权，防止向资本主义倒退;另一些则持强硬态度，为党的一元化领导辩护，并且主张严厉地压制反对力量。双方发生了激烈争论，来自斯洛文尼亚的与会者对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代表喝道：“我告诉你，你们的国家就像集中营!你对我说你有充分就业，在集中营就有充分就业，可那不是社会主义!不是民主!”哈里·马格多夫则认为东欧的那些知识分子都是反革命，他们只是想着能过和他们的西方同行一样的生活;东德的汉斯·卢夫特考虑用旅行自由和开放色情片来转移年轻人的不满情绪;游击队出身的南斯拉夫老共产党员眼见他们为之浴血奋斗的理想大厦即将坍塌，但仍希望避免最终失败的结果;已转向后马克思主义的拉克劳，在休息时间竟兴致勃勃地唱起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老歌......

　　希恩的文章感伤而生动地描绘了一个大的革命周期在临近其尾声时的景况。我们所看到是一幅士气崩溃、军无斗志，甚至还有几分反讽和黑色幽默的悲辛场面。从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一声炮响到“白宫”的一声炮响，这其间到底出了什么错?特里·伊格尔顿畅销书的题目是《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我国不久前的一档电视节目或许受其影响，也取名为《马克思是对的》。马克思的确是对的，但革命运动犯下了很多错：有些是难免和必须的，有些却是离谱和要命的。

　　综观革命运动的历史，各种幻想的出现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第二国际的幻想(修正主义)、第三国际的幻想(从左倾冒险主义到右倾投降主义)、“全民党全民国家”的幻想、“和平竞赛”的幻想、“走(资本主义)议会道路的社会主义”的幻想、“历史性妥协”的幻想，“单干”的幻想、“奖金”的幻想、“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及可笑之极的“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最终幻想”。

　　幻想之所以产生，归根结底是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心甘情愿地沦为敌对意识形态的俘虏，结果完成了对手用任何力量都无法做到的壮观的政治自杀。

　　对于西方的革命运动而言，二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眼花缭乱的发展——讽刺的是正是“五月风暴”成为加速这一变化的重要因素——使他们强烈地感到理论与现实脱节的困境。传统的无产阶级似乎正在眼前“消失”，即使还存在，也不再是马恩经典著作中那种悲惨的模样。如果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面对现实挑战出现了各种替代方案(帕索里尼对“游民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期待、竹中劳的“穷民革命论”、激进左翼的武装行动及“第三世界主义”等等)，但在此之后，他们似乎再也无能为力，长期的思想倦怠引发的意识形态危机(对此可以参考弗朗切斯科·马塞利一个关于意大利共产党的内部批判的影片《致每晚报的公开信》)，终于使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他们在纽约伦敦巴黎的繁华街道上找不到工人阶级的踪影，于是断定去无产阶级化的“后工业社会”已经到来，所有的革命预言都不再灵验。走投无路之下便到同性恋权益、生态保护之类的时髦领域寻找出路(发端于1970年代末)。但如今他们却发现，马克思的论断在今天比在19世纪更为准确。无产阶级非但没有“消失”，反倒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扩张过程中迅速地扩大了规模。可等到他们醒过味儿来时，原有的阵地已被极右翼大片地占领。而面对无产阶级“突然”的重生，相比极右翼的口齿伶俐和对左翼战术(很早就被左翼自身遗弃)的有效使用，他们则言语笨拙，行动乏力——现在仍保留了一定战斗力的几乎全是被贬称为“斯大林主义”的组织(如希腊共产党)——这是一种结构性的瘫痪，想改变它也必须动结构性的手术。

　　在社会主义国家，幻想不仅只是在党的高层和知识分子群体内存在。不妨想一想，“单干”和“奖金”的幻想如何轻易地瓦解了工农联盟。曾多次访问东欧的意大利哲学家科斯坦佐·普莱维证实，这些国家内新生的“中产阶级”，对革新社会主义根本毫无兴趣，他们追求的就是恢复资本主义，这个资本主义甚至不是北欧模式，完全以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为惟一的典范。1990年代后逐渐脱离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普莱维在论及毛泽东主义时，认为正是毛主义最先认识到：当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一旦完成，资本主义复辟将会是一个“正常”的结果。卢卡奇的高足伊斯特万·梅萨罗斯由此断言“现实社会主义”根本无法改革，因为它本质上仍然遵循着资本主义的逻辑。而1968年卢卡奇本人对其管家发出一声历史长叹：“我们将不得不从头开始一切，在另一个时间和地点!”与此同时，我们在拉丁美洲“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观察到了相似的情况。那些从贫困状态提升到“中产阶级”的民众逐渐疏远了进步政府，并排斥更激进的革命。

　　于是我们必须再次回到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阶级意识。

　　《共产党宣言》著名的结尾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必须承认，相比无产者，资产者更容易联合起来。这不仅关乎物质力量，资产阶级坚定的阶级意识是更为重要的原因。不用去谈论共济会的秘史，从最近发生的“柳老板事件”中，便能清晰地看到无可争辩的证据。

　　资产阶级可能是所有阶级中最少幻想的阶级。赚取无尽的利润是它的阶级欲望但绝非幻想，同时这也是该制度本身的欲望，是其存在的惟一理由。因此资产阶级的个人意识与其阶级意识、与资本主义制度处于高度的融合统一。在革命运动士气高涨的年代里，某些资本家也受到了影响，就像电影《定理》中描写的那样，他们将自己的工厂交给工人管理，随后只身奔向荒漠去做旷野的呼喊。但这是极罕有的情况。历史上确实有好资本家——恩格斯不就是一个光辉的例子吗?而支援革命及革命政府(或是支援本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也并不鲜见——但绝没有好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辩护士和社会主义国家内的翻案分子，最擅长的招数就是通过浓墨重彩某些好资本家来美化整个阶级。

　　如果说，资产者的阶级意识是“自发”式的，那无产者的阶级意识直到现在仍是“启发”式的。与资产阶级最大的不同是，无产阶级的个人意识与其阶级意识并非“天然”一致，甚至时刻会面临游离的状况。单个的无产者很可能考虑的不是整个阶级的利益，而是他本人生活的改善，因此容易受到敌对阶级意识形态的诱惑。此外，小农阶级的幻想、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中产阶级”的幻想都会以不同的形式影响到无产阶级的个人意识。或幻想有朝一日可以成为大号、中号、小号的“老板”、“成功人士”(野心型);或“是老板养活了我”“没有老板就没有我的好日子”(臣民型);或“人家命好我命苦”“人家有赚钱的本事咱没有”(顺命型)等等。而无产阶级中某些人的幻想成真，又将个别的奋斗史奇迹塑造成了一种集体的阶级幻想。无产阶级本应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发现其阶级意识最原始的形成过程，但由于资本主义强化了它的策略，意识形态骗术、劳动方式的变化、胡萝卜加大棒战术的运用，都对这一认识起到了遮蔽作用，从而使之被迫停留在抽象的状态中。毫无疑问，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革命政党或组织，不能有效地介入是一个关键原因。

　　相比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阶级意识问题更是生死攸关。以下的分析将主要以中国为对象，因为与苏东或朝鲜、古巴都不同的是，只有中国曾以激进的“文化”革命的方式对这一挑战做出了回应。当然，其中的一般性分析也适用于已经瓦解的所谓“现实社会主义”的情况。

　　我们知道，二十世纪成功的革命都是发生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地区，所以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无产阶级都是革命胜利之后，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大规模形成的。换言之，无产阶级的壮大不是革命胜利的原因，而是其结果。“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你就象妈妈一样把我培养大。”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确是由先锋队这个“妈妈”一手培养大的。所以文化大革命期间。保守派能够得到工人阶级一定的支持，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现在看来，这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造成了两个不利的后果。

　　首先是在客观方面，完全依靠理论和想象来理解资本主义，缺乏切身的体会。以现代京剧《海港》为例，韩小强阶级意识的觉醒，靠的都是有着旧社会经历的“过来人”——正面人物的忆苦(方海珍、马洪亮)和反面人物(钱守维)的现形。也就是说，“长在红旗下”的这一代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比起资本主义社会下的老一代无产阶级来，竟然更有动摇的风险。“狠斗私心一闪念”，粗看似乎带有浓厚的宗教内省色彩，可是归根结底，包括“忆苦思甜”、“兴无灭资”、“斗私批修”，都是对于阶级意识对决的敏感，是防止个人意识游离阶级意识的战术行为。尽管无法回避其形式上的粗糙，并始终面对战术的模拟性与现实断裂的风险——因为资本主义复辟这时并没有真的发生，而人们日常遭遇到的现实问题又是另一种样子——当社会整体处于革命环境中时，这样的战术是起到作用的(战略上获得保障)。但在形势转变后，其局限性也就暴露无疑。在反革命的时代氛围下，则成为了恐怖故事和黄色笑话。

　　其次是在主观方面，对于“先锋队”过度的依赖。正像儿女过度依赖父母会影响其自立一样，这同样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自为性产生了不利影响。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来说，不仅资本主义是抽象的，“党”也是抽象的，一个是抽象的恶，一个是抽象的善。抽象化的结果就是“相信党”，相信母亲不会抛弃孩子，完全低估了“先锋队”变质的可能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之一正是试图打破这种抽象化，但却始终受到另一个抽象化的削弱。因为正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定义，无产阶级主客观的两个抽象化认识被紧密地结合到一起，成为革命的目标。但当通过“当权派”祛除了“党”的抽象化时，“资本主义”的抽象化仍顽强地存在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是一种未来的可能性?或只是一个道德问题?于是，试图一举解决抽象化问题的革命面临着自我抽象化的矛盾，这就为纯粹的形式主义和玩世不恭提供了生长土壤。

　　而当复辟真的发生后，不管这一代无产阶级是否终于被唤醒了阶级意识，都已经无力回天。新一代的无产阶级现在则需要面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阶级意识问题了(上文已详述)——如果严格划分的话，这里并没有将“农民工”包括在内。因为“农民工”本身是工农联盟被破坏的重要一环，理论上也不可能具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但从中国革命的历史而非教条来看，“农民工”能否产生革命的阶级意识，仍值得关注。

　　强调阶级意识，并不是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否认。但我们必须自问：为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人民公社、公有制)被“上层建筑”这样轻易地瓦解?为何无产阶级被自己的“先锋队”背叛?社会主义民主与党究竟构成怎样的关系?无产阶级如何才能真正意识到她的历史主体性?也许二十世纪革命最大的悖论就是：我们终于证明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本质的分析及毛泽东晚年的预见，然而却是以悲剧的方式——政治失败。

　　在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之际，再次检视全世界革命运动走过的历程，挫折反复在所难免，但要避免在同样的地方跌倒。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

　　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国际歌不是凯旋曲，不是胜利进行曲，她是被压迫者最悲壮的呐喊。“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革命的路途充满了艰辛困苦，但即便如此，也绝不放弃战斗。必须有“准备跌得粉碎”的觉悟，哪怕再一次化作幽灵游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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