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危急的时代
一年多来，独立运动的空气十分沉闷，临时政府认为，不能展开军事袭击，搞暗杀刺激一下也好。
——金九
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的头两年，以上海为据点的临政运动可谓风雨飘摇。临政领袖金九如此描述当时的悲惨窘迫：“我睡在临时政府的办公室，饭就轮换着在有职业的同胞家中吃(电车公司和公共汽车公司查票员六七十名)，可算是乞丐中的高级乞丐......打个譬喻的话，这个没落的大家庭跟乞丐窟毫无二致。”(上引金九，第201、202页)
当“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于1919年4月成立时，可以称得上是人才济济，盛极一时。各派别的重要人物几乎都聚集到了临政的旗帜下，这从第一届临政的构成即可看出：李承晚(国务总理，亲美右翼，后为韩国首任总统)、安昌浩(内务总长，民族主义者，独立运动的著名斗士)、金奎植(外务总长，民族主义者，后为右翼民族主义巨头)、李东辉(军务总长，共产主义者，朝鲜共产主义运动的元老之一)、赵素昂(秘书长，民族主义者，日后“三均主义”的提出者)。(具体人事可参阅石源华、蒋建忠编著《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编年史[1919～1949]》上卷，第46～4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此外，吕运亨(左翼民族主义者)、申采浩(无政府主义者)、李光洙(临政机关报《独立新闻》主笔，资产阶级启蒙主义者)、柳东说(民族主义者，独立运动军事领导人)、金九(右翼民族主义者)等也纷纷加入到了临政的阵营。
然而好景不长。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上海派”与“西伯利亚派”的对立、李承晚和安昌浩等临政首脑之间的内斗，在其背后是几百年中“党争”、阶级矛盾及地域矛盾下所形成的顽疾。到了1923年国民代表会议的决裂之后，临政运动由盛而衰已经是无可挽回的大势了。25年李承晚遭弹劾远走美国，昔时人马云流星散，金九遂掌握了临政的实权：“这并非是只有看门资格的我有何进步，而是实在没有人。”(上引金九，第202页)这绝不只是谦逊之辞。
其后，上海临政进入了金九所称的“想死的时代”(上引金九，第188页)，“连政府的名义也难以保持。”(上引金九，第187页)尽管自嘲为“高级乞丐”，但“每年圣诞节我们至少要花数百元购买礼品送给法国领事、警务局和以前的老朋友，这是为了显示我们临时政府的存在。”(上引金九，第202页)临政运动气势日衰，变节投敌之事层出，甚至连金九非常信任的贴身警卫韩泰奎都成了日本的密探。为了稳定局面，金九等遂采取非常强硬之手段，包括处决叛变的未成年人。而到了1931年，以悲剧性的“万宝山事件”为导火索，整个局面彻底恶化了。
1931年7月以降的“万宝山事件”，表面上之起源颇类梅廷·埃尔克桑《干涸的夏日》(1964)的历史扩大版——中朝农民之间围绕水路建设爆发的冲突。但其背后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关东军的蠢蠢欲动。从更大的视野而言，是所谓“新乐土”多重幻想与残酷现实的一次血淋淋的撞击。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侵略中国东北及转移国内农村危机的目的，连哄带骗地鼓励日本农民向“新乐土满州”进行大规模的“(武装)移民”;而在其殖民地朝鲜，由于总督府的剥夺政策，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出于同样的目的，殖民当局又鼓励失地的朝鲜农民奔向“新乐土”。但是，正如“半国策”式的日德合拍电影《新乐土》⑴的结尾象征的那样，所谓“新乐土”最终是靠日本兵的刺刀“保卫”的。于是，朝鲜的“开拓民”被日帝利用为了侵略政策的尖兵，与当地中国农民之间的矛盾也日积月深，结果引发“万宝山事件”也就不是偶然了。当万宝山的冲突出现之后，又因《朝鲜日报》特派员的虚假报导而酿成更大的悲剧。
7月3日，驻长春的《朝鲜日报》——当时之《朝鲜日报》与今日不同，其被视作民族主义“合法”抵抗的主要据点——支局长金利三在得到了长春日本领事警察署的虚假情报后，未加任何的核实，便发表了煽动性极强的新闻报导，夸大地宣称“三姓堡同胞受难益甚”、“中国农民大举暴行”;翌日，《朝鲜日报》再次大篇幅报导此事件，又谓“风云渐及”、“中国官民八百余名与二百同胞冲突……朝鲜农民多被杀害”云云，继续散布毫无根据的流言。这些歪曲性报导迅速地传开，其间又因李朝中期预言“易姓革命”的怪书《郑鉴录》中“鱼羊亡于古月”一句，被附会为朝鲜(鲜)将亡于中国(胡)的征兆(韩洪九：《韩洪九的韩国现代史Ⅱ——从负面历史中学什么?》，第25页，平凡社，2005)，遂引起大规模的反华暴动。
暴动遍及全朝鲜：镇南浦、釜山、全州、大邱、开城、沙里院、元山、咸兴、兴南、清州、公州、水原、顺天、海州、安边……袭击事件超过400次，“全国的中国人街化为了血腥的修罗场。”(上引韩洪九，第26页)暴动在平壤达到了最疯狂的状态。当时著名的小说家金东仁在悲剧发生的三年后，写下了一篇高度纪实的“报告文学”：《大同江的恶梦——三年前之朝鲜·中国人事件回顾》。对1931年7月8日平壤的暴烈恐怖作了非常细致的描写，留下了十分难得的历史记录。(《朝鲜近代文学选集》5：《金东仁作品集》，第317～329页，平凡社，2011)，因为“万宝山事件”作为战后韩国社会的一大禁忌，普通国民自不必说，即便是专业的历史学者很多也不甚了了——而同样的(金东仁)在上作发表后的翌年，对同一背景的历史采取了相异的视角和立场，以“受中国人迫害的朝鲜人”为内容创造了小说《赤山》，并在此后被韩国当成“爱国小说”收录于中学课本中。
根据中国、国联李顿报告书及朝鲜总督府的综合数据，在这场暴动中，中国人伤亡近千，其中死亡130人左右。1930年末，在朝华侨为6万9千余人，但经此摧残，离朝返国者陆续增加。不久之后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又如同雪上加霜，到了1933年末时，华侨已巨减至3万7千余人。而对于华侨的歧视一直延续到了战后的韩国社会，韩国著名历史学者韩洪九因此评论道：“‘没有唐人街的国家、华侨资本不能成功的国家、华侨人数每年减少的国家’。能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国家就是韩国。”(上引韩洪九，第31页)由于“万宝山事件”与2个月后日本对东北的入侵，中朝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一般民众的感情方面，可以说是急剧地恶化了。“通州事件”中举事者将众多朝鲜人妇孺毫不留情地杀死，在很大程度上，显然是那种对于“高丽棒子”——被认为是日本人的爪牙——的仇恨心理所导致的结果，这不能不说是中朝民族间最为悲剧性的一页。
为什么在朝鲜，尤其是在平壤发生了那样惨烈的事件?在殖民地朝鲜，公共场所即便只是三人以上的集会也会受到驱散。而如此大规模且暴力性的聚集，自始至终殖民当局却只是在一旁袖手旁观，这背后的阴谋味道想来是不难嗅到的。但除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关东军的阴谋之外——大多数史论对此并无异议——也许我们还应该考察一下关于朝鲜的中国观的变化问题;更直接地说，就是朝鲜对于中国的负面意象的形成史问题。
一种流行的观点是：1644年的明清易代是朝鲜的中国观变化的重要分水岭——同时变化的还有日本，即所谓“华夷变态”思想的产生——此前尊崇明朝的朝鲜，不接受“夷狄”(清)入主中华，并由之形成了矛盾的态度：在公开场合作为清朝的属国而维持其在中华朝贡体系内的地位，但在私底下却以继续忠于已不存在的“皇明”为其统治阶级内部遵行的政治道德“共识”。朝鲜在对外的“事大(清)”(现实主义)与对内的“尊周(明)”(道德主义)之间强化了被称为“小中华”的思想。这一思想的主旨是：中原陆沉，所以“大中华”已不存在，而保留了“大中华”文化血脉的只有朝鲜，因此朝鲜就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小中华”。“小中华”看不起被夷狄“窃据”的中国，并且这种观点延续到了近代，甚至一直影响到今日。
不过，对于“小中华”意识下形成的(负面)中国观，我们不应过于夸大地看待。首先，在当时的朝鲜，除了蔑视和仇视清朝的思潮外，还有正视现实，主张向清朝学习的“北学派”(亦称“实学派”)的存在。其代表者如朴趾源(有名的《热河日记》)、丁若镛(著有内容丰富的《与犹堂全书》)、洪大容(留有珍贵史料《干净胡同笔谈》)等，都是非常杰出的人物。其次，“小中华”意识归根结底仍然是以“中华”为终级真理，它只不过是传统“华夷观”的朝鲜版本，这与近代以来认为“中华”是一种“毒素”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或民族主义思想是全然相反的。正如上文提及的柳麟锡那样，如此不妥协的“斥邪卫正”捍卫者，最后对清朝的批判也变得温和，认为清朝的主要问题是没有更进一步“用夏变夷”;而他对虽然是由汉族建立的“中华民国”却持否定态度。在此，“华夷思想”中的核心——文化决定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最后，在近代教育与近代媒体尚不存在的时代，再强烈的“小中华”意识也仅仅只是统治阶级即两班士大夫的一种影响有限的内部意识。所以，朝鲜对于中国的负面意象的实际形成，是从近代开始的，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之后。这一中国观的鼓吹者最初是被称为“开化派”的早期资产阶级启蒙派人士，随后在朝鲜面临的内外危机的刺激下，又由真正近代意义上的左、右翼民族主义者所继承发扬。
甲午战争结束的1895年，朝鲜新刊行的教科书《国民小学读本》中这样写道：“支那国与我国相同，亚细亚洲中之一国也。”(安德列·施密德：《帝国之间的朝鲜》，第47页，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7)这也意味着千百年间视中国为“天朝”、“大国”、“中华”的朝鲜，在其中国观上正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翌年，由美国归来的评论家徐载弼、尹致昊等创办了朝鲜最早的谚文(朝鲜文)报纸《独立新闻》(1896)。在这份报纸上，他们发表文章将华盛顿、纽约、巴黎等欧美城市的日均用水量与中国广东相比较，间接表达出中国与欧美的文明差距就像两者的用水量差距一样巨大的观点。(上引施密德，第50页)此外，徐载弼等美籍基督徒又受美国当时盛行的排华思想影响，称中国人到朝鲜来害多利少，甚至将中国商人比作水蛭。
上文已经提到，资产阶级启蒙派主观上是为了祖国的文明进步，但在客观的历史过程中，又在某种程度上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分享”了同样的意识形态。由于所处地位的不同——被帝国主义、被殖民主义——这样“分享”的结果最终导致了很多启蒙派成为了“朝奸”。《独立新闻》的创办者之一，基督教领袖尹致昊(1865—1945)战时积极协助日本，解放后落得畏罪自杀的结局;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旗帜、朝鲜“近代长篇小说之父”、被同乡金东仁称之为“爱族狂”的李光洙(1892—1950)则是一个更著名的例子。
甲午战争虽然使朝鲜终结了与中国的宗藩关系，国名也变成了似乎是自主独立的“大韩帝国”，但却并没有摆脱被其他大国控制的命运。在日俄战争之前，“大韩帝国”的“自主”也只不过是在帝俄与日帝之间做些周旋的活动而已。1904年以降，亡国的危机越来越紧迫，民族主义思想也空前地发展起来。
对于民族主义者而言，帝国主义的殖民正当化理论——“朝鲜受大国支配是历史的宿命”——是他们必须回应的挑战。因此，“发掘”出民族史中反驳性的证据，建立起新的民族国家时代下的“民族史的主体性”，已然是无法回避的历史命题了。这样做的例子之一如就“倭乱”(明万历时期的日本入侵)进行的修正性解释。以往李朝统治阶级对明朝“再造之恩”的称颂，现在被视作是卑躬屈膝的表现。强调战争的胜利主要不是因为明的援军，而是李舜臣等爱国将领及民间义兵运动的结果，这样的观点被树立了起来。而对于明朝的援军，则更多地强调将官(李如松等人)的傲慢冒功、士兵的劫掠骚扰，总之，确定了否定的基调。但面对着李朝漫长的作为中国属国的事实，民族主义者只是发掘“本朝”的反驳性“证据”，就建立其历史任务而言是非常艰难的。然而，1905年“广开土王碑”的出土，在民族主义眼中犹如天赐的礼物，“民族史的主体性”终于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所在——“民族”的“古史”。
民族主义者在“我民族”的“古史”中发现了一个与今日迥然不同的光辉形象，正像申采浩(1880—1936)高呼的那样：“然乎!然乎!我民族之性质乃如是也!如是伟大之人物(乙支文德)与伟大之功业，于古无比，于今无比，我民族性质之强勇如是也!”(上引施密德，第54页)这种发现了传奇宝藏般的激情，在一种浪漫主义的“考古”方法下，民族主义者建立的新的民族史从现实中岌岌可危的亡国危机中“解放”出来，信马由缰，变得无拘无束甚至于无边无际。在这个新的历史叙述中，朝鲜不仅有着“四千年之家谱”(申采浩)的悠久历史(现在则称“五千年历史”，北南皆同)，而且还曾拥有过远比现今广大得多的“国土”——按其奠基性思想家申采浩所说，渤海国是比中国唐朝更庞大的帝国——同时，由于“外来人”的形象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下突显出来，过去被奉为民族始祖的箕子的地位开始下降，取而代之的则是长期受到冷落的檀君。随之而来的是对于“外来文字”的汉字(以往在朝鲜被尊称为“真书”)的批判：一是批判使用汉字为事大、丧失民族独立性的表现;二是批判汉字(象形文字)与西字及“国文”(表音文字)相比的“不科学”，是造成国家落后的根源。由此，世宗时代发布的《训民正音》被放置到了一个不仅具有先进性并且和民族的独立自主相联系的解释框架中，“世宗大王”也成为了新的民族史的偶像⑵。在所有这些观点里，“失地恢复主义”是尤其显著的一个。
大倧教第二代教主金教献(1868—1923)在其《神檀民史》中宣称，“檀君民族”在历史上有三支主要“血统”：“南方血统”，即从扶余至新罗、高丽、李朝;“北方血统”，由扶余诸王国至高句丽、渤海;“大陆血统”，渤海国至辽、金、清。由此便推导出辽、金、清曾拥有的领土范围都是“檀君民族”的“故土”。在此逻辑下，朝鲜不是清朝的属国，而是中国成了朝鲜(所谓“大陆血统”的清朝)的属国。“失地恢复主义”最重要的主题是“满州”。申采浩这样阐述“满州”对于“韩民族”的重要性：
韩国与满州间之关系密切果如何也?韩民族得满州，则韩民族强盛;
他民族得满州，则韩民族劣退......他民族中，北方民族得满州，韩国则入北
方民族之势力范围;东方民族得满州，韩国则入东方民族之势力范围。呜
呼!此四千年间铁案不易之定例也。[《韩国与满州》(1908)，上引施密
德，第194页]
申采浩对于“北满州北方数千里与辽东七百里”的“失土”的热情呼唤，影响极为深远。而在中朝边境上，围绕所谓的“间岛争议”也爆发了一些小型的武装冲突。日后作为新民府顾问、“独立军”运动代表的李范允组织了“私炮队”以对抗清朝。不过在1909年，朝鲜统监府转变了立场，与清朝缔结条约，放弃了此前“大韩帝国”方面的领土要求(据说这里有宋教仁的功劳。他的这一客观上帮助了死敌——清朝政府——的行为，引来了不少大陆浪人的戒备)。民族主义者遭遇到了双重打击：在想象的空间无情破灭的同时，现实的空间也越来越令人窒息，离亡国之日只剩下了一年。
为了对抗亡国的危机，结果在对于“古史”的想象空间中找到了摆脱苦闷的现实空间的途径，又在这个想象的空间中发现了现实空间的希望(“失地恢复”)，但最终想象的空间因现实空间的崩溃(统监府政策变化与彻底亡国)而一同坍塌。正像早逝的怪才李箱(1910—1937)在离世前不久写下的那篇著名的寓言《翼》(1936)中那样，登上象征着殖民统治的三越百货店的楼顶想要展翅高飞的“我”，悲哀地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一只“无翼鸟”(金学烈、高演义编《朝鲜幻想小说杰作集》，第140～171页，白水社，1990)。
在此后三十五年的岁月中，选择与殖民统治斗争者，其首要的目的是朝鲜的解放，没多少余情余力去想象那遥远的“黄金时代”。对于“选择”在殖民统治下生活者，特别是失去土地陷入贫困之中的农民，关于“满州”的“故土”思想与殖民当局鼓吹的“新乐土”思想重叠在了一起。如韩国学者金哲在分析李泰俊的小说《农军》(1939)时所批判的——尽管这一分析有过于严厉之嫌——朝鲜移民与相关的知识分子在“拟似解放感”与“拟似帝国主义者”的错觉下形成的“殖民地无意识”，成了引发前述“万宝山事件”的一个主要的思想背景⑶。至于那些选择配合殖民统治，特别是在日本向美英开战之后表现积极的知识分子(如李光洙)，也似乎看到了一种新的未来。在他们想象的空间中，如果日本取得最后的胜利，朝鲜就会是“世界霸主”身边的一员，那样朝鲜的地位将大为改变，民族的独立解放便非遥不可及的美梦。而如此荒谬绝伦的幻想，因为幻想者的“真诚”显得格外可悲。但必须看到，当现实的空间发生重大改变的时刻，真正的想象的空间也将再次“复活”，重建“民族史的主体性”的任务就会再次开展。毫无疑问，1945年的“解放”就是这样的时刻。
对于“解放”后的朝鲜民族来说，民族国家不是“重建”，而是才“破土”的问题——日本帝国主义灭亡的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但朝鲜民族的历史不幸却是想象的空间刚刚再次打开，现实的空间又变得乌云密布，朝鲜半岛成了新揭幕的冷战时代的前沿阵地。由于分裂为二个高度敌对的国家，在原先的建立“民族史的主体性”之外，争夺“民族史的正统性”又突显了出来。
如果归纳以申采浩等为代表的前期建立“民族史的主体性”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古史”(包括“失地恢复主义”);二)汉字问题;三)檀君问题。这几点实际上都与“去中国化”(借用一个流行的词汇)相关。而在对待这份遗产的态度上，北南双方既有共同点又有所区别。
北方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古史”问题上接受了“前期”大部分的观点，尤其是强调了以北方为首都的高丽国家的正统性。但在“失地恢复主义”方面，因与中国的关系并经过相关的边境谈判，基本得到了解决;在汉字问题上，北方做得非常彻底，这也是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和左翼民族主义者的一贯追求;在檀君问题上，虽然建国之初持漠然态度(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认为檀君只是神话人物)，但当金日成体制确立之后，檀君再次被尊为民族的始祖，可以说完全采纳了“前期”的立场。总体而言，由于北方终于获得了梦寐以求的真正独立自主的地位，建立“民族史的主体性”的任务基本上已经完成。应该说，北方的民族主义特征相比其社会主义特征至少是一样强烈，但主要表现为保护其独立自主的地位以及维系内部团结方面，在1990年代以降，这一目的更为明显。
南部的“大韩民国”，在“古史”问题上几乎全盘接受了“前期”的观点，包括“失地恢复主义”。这种立场又与反共意识形态相结合(如指控金日成“卖国”，这当然也涉及到争夺“民族史的正统性”问题)，但又不只是反共右翼的“专利”;对于汉字问题，李承晚时期作为对北方的反动，一度以标榜汉字为主流。但在朴正熙掌权后，逐渐向着北方的立场靠拢——这是颇有意味的现象。韩籍俄裔的左派学者朴露子因此在一篇文章中称北南虽然表面上全然敌对，其实一直是在以对方为镜——汉字的使用率(以报刊为统计对象)，1950年代依然达到46.16%，但到了1980年代已经低落至8.21%。而在韩国，“汉字”始终是政治问题。一般来说，提倡恢复汉字的多为右翼保守派，提倡“国字”的多为“民主派”。后者视汉字为精英式的、外来的、反民主的符号，反对汉字被赋予了与反对右翼保守政权同样的象征意义;对于檀君问题，南方与北方已基本上一致。总体而言，由于南方到目前为止都不是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因此建立“民族史的主体性”的任务仍是未完成时，这就使得南方的民族主义始终处于“压抑(主权的不完整)—反抗”和被扭曲(右翼保守派伪装的“民族主义”，即在“民族主义”的面具下隐藏亲美亲日反共的意识形态实质，往往被调动起来反北或反中，有时也会以“反日”的面貌出现，但这纯粹只是一种内向性的政治战术。在此方面，中国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与之有相似性)的结构之中。相比北方，处于这一结构之中的韩国民族主义更为激烈与紧张。
近些年来，韩国民族主义的不少表现——从古史论争到中秋节等文化争议以及“韩剧”里(尤其是历史剧)的中国形象等等——使很多中国人对韩国的“抢夺”和“歪曲”历史的行为产生了反感，官方也启动了“东北工程”以应对韩国方面的古史论(因为这与领土主权的合法性问题密切相关)，民族主义于是互相刺激。即便是在“韩流”大行其道的时代，即便是在赴韩旅游成为时髦的时代，即便是在两国关系看似空前亲密的时代，当最深层次的民族之“隔”(借用王国维的术语)仍然壁垒森严时——这种“隔”的复杂难解远在韩国是追随美国还是作其他政治选择之上——表面上的热闹终究幻如云烟。
关键在于，指责或耻笑韩国民族主义对于历史的的“抢夺”和“歪曲”是容易的，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从来都不是突兀之物。韩国畅销书作家金洪信声称，中国引以为傲的汉字实际上是韩国创造的，因为蚩尤与伏羲的祖先都是“我民族的始祖”(野间秀树编《知韩·知朝读本》，第124～125页，株式会社CUON，2014)。其实，早在1908年，吕圭亨就在保守派的《大东学会月报》上发表《论汉文国文》一文，提出汉字是朝鲜人所创的观点。(上引施密德，第59页)问题是，吕圭亨是否真的相信汉字是朝鲜人所创呢?如果我们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吕圭亨很可能是在批判汉字的时代风潮下，为了维护汉字采取的迂回式战术。从中我们或许能够发现，在韩国民族主义看似咄咄逼人的行为背后，内里更多的却是忧虑和不安。所以，我们必须回溯到它的源头，思考它是如何产生的。
与今天在中国大肆鼓吹的“国学”一样，朝鲜半岛的民族主义思想也是空前的民族危机下催生的产物——因此就其起源而言，中国应对这一民族主义抱有更多的共鸣与同情——在民族国家的时代里，为了证明自己具备与之相称的资格(所谓“自立于民族之林”)，那么建立本民族的“民族史的主体性”就是必然的一步。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这样的“民族史”都是“真实”的：它不必是“客观”历史的“真实”，但一定是此民族“民族史”的“真实”;惟有如此，“自立于民族之林”才不是一种虚幻。但这里的最大矛盾在于：当一个民族在建立其“民族史的主体性”之时，历史上与它相关的另一个或多个民族如果也在进行着同样的工作——因为旧朝贡体系内的成员(包括体系的中心)，在原有秩序崩溃之时，就(很大程度上也是被西方帝国主义逼迫着)同时进入到向新体系(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即便某些国家处于殖民状态下，这种意识也已扎下了深根)——特别是这一个或多个相关的民族曾经与此民族构成过一种长期的、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在非民族国家的时代里(比如中华朝贡体系)如果不成为重要问题，那当进入到民族国家的时代后，彼此之间围绕“民族史的主体性”的冲突就一定会产生。对于朝鲜而言，对华历史观的转变主要体现在“距离”。朝贡体系时代的“小中华思想”，强调的是朝鲜相对于中国的“近”(“亲戚大小家”)——“箕子”就是这一关系最重要的中介——在共同信奉的儒家伦理下，中国与朝鲜的关系是所谓“君臣父子”。这里更多的是基于文化上的阶级意识。换言之，同样作为朝鲜人，朝鲜的两班士大夫在情感上与同阶级的中国人更亲近。对虽是自己同胞但不通“圣贤之书”、不识汉文的普通民众持蔑视排斥的态度⑷;而在民族国家的时代，强调的是朝鲜相对于中国的“远”——所以“箕子”这一最重要的中介是必须破坏的，至少需要如申采浩那样将其贬低到一种无足轻重的地位——但由于现实中的中国就在身边，这种“远”便是通过把朝鲜“扩大”(“大高句丽国”、“大渤海国”、“檀君民族”)从而将中国“推远”来实现的。因此，以“单一民族”的神话为基础，中朝关系被解释为一种长期的斗争(从汉武帝开始中国对“朝鲜”的“入侵”及“朝鲜”在大陆“开疆拓土”的“黄金时代”)和压迫—反压迫的构图。正像我们已经指出过的那样，朝鲜半岛的民族主义最初是为了适应民族国家的“新时代”，特别是为了回应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论调，以摆脱迫在眉睫的亡国危机而产生的。为了抵抗和反驳现实中的殖民主义威胁，借助“古史”来唤醒民众的抵抗意识，证明本民族有着长期对抗外来压迫并曾经取得了胜利的“证据”就是必须也是必然的——即便这样做会使旧秩序(朝贡体系时代)与新秩序(民族国家时代)的历史边界变得模糊不清——不仅是朝鲜民族主义者，与他们同命运的其他民族也是(将)如此。越南反殖革命家潘佩珠“借古喻今”的《后陈逸史》一开篇便道：
起!起!起!我国民，我同胞，听予小子谈古事。予小子今日所谈之
古事，非欧，非美，非中华、日本，非印度、暹罗，乃我祖先高曾之事。
(陈庆浩、郑阿财、陈义等主编《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二辑第三册，第
293页，台湾学生书局，1983)
通过书写“我祖先”反抗外来入侵者“吴贼张辅”的故(古)事，来唤醒现实中越南民众的反殖意识，这显然与申采浩等人的战略是一致的——旧帝国主义的矛盾之一便是在进行殖民的同时，却又催生了被殖民者的民族意识——所以这是不可避免的一步。而朝鲜半岛民族主义的复杂性还在于：这个民族连续地经历了“属国”——“殖民地”——“民族分裂”(其中南半部的再次“属国化”)的痛苦过程，因此，从上世纪初就开始的建立“民族史的主体性”的任务仍旧没有完成，想象的空间与现实的空间两者之间的内在紧张始终在持续着。
1960年代以降，申采浩作为开创性的“民族历史学家”的地位在韩国不断地上升，各种的相关研究、研讨会纷纷登场。申采浩的“古史”论对韩国左、右翼的民族主义甚至是偏向马克思主义的左翼都有很重要的影响。他的“失地恢复主义”、“满洲故土论”则在反共右翼特别是军方的右翼强硬派那里得到了共鸣。陆军将军俞政甲在《北方领土论》(1991)中称“中国分裂衰退之时”，就将是“民族长期之夙愿”实现之日(上引施密德，第234页)。有观点认为，韩国历史学者只是强调了申采浩民族主义的一面，而对其晚年转向无政府主义却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上引施密德，第232页)。这种看法似乎忽略了：在朝鲜，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同时也可以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日本安插在金日成部队中的女间谍曾作如此汇报：“军(指金日成领导的抗联第二方面军——笔者注)指挥金日成具有强烈的民族的共产主义思想”(和田春树：《北朝鲜现代史》，第11 页，岩波新书，2012)“民族的共产主义思想”或“民族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若以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或无政府主义标准会是完全矛盾难解的结合，但当时在朝鲜、在中国、在那些首先面临着反帝反殖任务的地区，则是普遍的思想现象。
中韩邦交正常化后，以往无法亲身踏上中国东北地区的韩国人终于有了一睹“满洲”风貌的机会，报刊杂志也开始大量报导“满洲”，其中以“失地恢复主义”为主题出版了多种的特集号(上引施密德，第234页)。于是，在“新乐土”的幻想过去近六十年时，所谓“满洲热”再度出现。另一方面，1990年代以降的北方，在美国背信弃义及伊拉克与利比亚的教训面前，选择了核与导弹来维护国家的独立自主(这里当然也存在着经济的原因)，使得中朝关系陷于空前的冷漠。而朝鲜对中国的批评言辞同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托洛茨基主义”)相比，主要的已表现为“纯正”的民族主义风格。
作为结论，我们需要指出：民族之“隔”，也就是民族国家之间的所有矛盾，归根结底是其所依托的历史逻辑自身矛盾的结果。若想完全破除它，既不能是幻想回到过去的旧秩序，也不能天真地以为依靠经济(或所谓的“文化”)上的“自由化”、“一体化”——(资本主义)“全球化”对民族主义尤其是右翼民族主义的刺激作用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便能改变本质性的问题。如果人类无法超越民族国家时代的逻辑，最终走出人类的“前史”阶段，民族之“隔”的问题将永远难以解决。
1930年代初的上海，因“万宝山事件”和“九·一八”事变而恶化了的中朝民族关系，令身为临政首脑的金九苦恼不已：
当时日寇破坏中韩两个民族间的感情，制造了万宝山事件，于是在朝
鲜发生了屠杀中国人的事件，仁川、平壤、汉城、元山等地，一些无赖韩
人受日本人唆使，见中国人就杀。日寇又在满洲制造了九·一八事件。在
此事件中，一些韩籍浪人仗日寇之势，无恶不作，欺压中国人。就连中国
的知识阶层，也对我们民族抱有恶感。......在上海的街头上，中、韩工人之
间也时有冲突。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我们临时政府开会决定成立韩人爱国
团，做些暗杀与破坏工作。(上引金九，第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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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新乐土》(1937)，由法西斯主义日本(日方导演伊丹万作)与纳粹德国(德方导演阿诺德·范克)合拍，原节子主演。之所以称其为“半国策”电影，是因为对于此片，德日双方在趣味上并不一致：德方更多地从东西方文化差异着墨;日方则为的是鼓吹“新乐土”的思想。当电影在上海上映时，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抗议，是谓“新地(当时的电影译名)事件”。6月间，欧阳予倩、应云卫、茅盾、周扬、夏衍、巴金、周立波、许广平、郑振铎、叶以群等500多名人士先后发表抗议与反对宣言，最终迫使上海东和剧场下片。(石子顺：《日本的侵略与中国的抵抗——漫画中的中日战争》，第72～74页，大月书店，1995)“新地事件”与7年前同样发生于上海的“《不怕死》事件”(即由洪深等文化人发起的对哈洛德·劳埃德的辱华影片《不怕死》的抗议)，为1930年代二大由外国电影而引发的文化—政治抗议事件。
⑵ 关于李朝世宗颁布的《训民正音》，另一种相反的解释可参阅东洋文库版《训民正音》，其中赵义成的“解说”部分。(《训民正音》，第194～200页，平凡社，2010)
⑶ 金哲：《何为殖民地无意识——朝鲜的满州》，收录于《抵抗与绝望——追问殖民地朝鲜的记忆》，第87～125页，大月书店，2015。
⑷ 这不禁让人想起让·雷诺阿的经典电影《大幻影》(La Grande Illusion，1937)。影片中，法国贵族战俘与他的敌人德国贵族军官——而不是自己的非本阶级的同胞——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这的确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观点：即使是在看似民族主义被高度动员了的一次大战中，这种文化上的阶级意识仍然在某些时刻“超越”了民族主义。而这一文化上的阶级主义又与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基于经济观点的阶级意识不同，它更多地具有封建色彩。此外，在很长的历史岁月中，法国之于欧洲大陆的文化地位(“我只相信法国的教养”——尼采)确实就如同中国之于朝鲜等周边国家。
七 杀人的时代
我是个疯子！我是个强盗！魔鬼们！我要统统杀掉你们！
——崔曙海：《饥饿与杀戮》⑴
1950年牺牲在李承晚政权之下的金台俊在其《朝鲜小说史》中如此评价道：“饥饿和杀人是新倾向派初期唯一的题材。”(金台俊：《朝鲜小说史》，第214页， 民族出版社，2008)这种“饥饿和杀人”的情绪在新倾向派的旗手崔曙海的代表作《饥饿与杀戮》(1925)中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体现：漂泊异国的不安、极端的贫困、压迫的日常化，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一幅绝望的画图，而“杀人”成了对抗绝望惟一的武器。
郭沫若曾回忆1920年代时的郁达夫：“在那平滑如砥的静安寺路上，时有兜风汽车飞驰而过。达夫曾突然跑向街心，向着一辆飞来的汽车，以手指比成手枪的形式，大呼着：‘我要枪毙你们这些资本家’!”(郭沫若：《历史人物》，第23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看来在1920年代，“想要杀人”似乎在互不相识的中朝左倾的文学家那里达成了某种心境上的“默契”。
当然，在郁达夫、崔曙海“想要杀人”的心境背后，反映出的其实是世界性的动荡氛围，是正在现实中不断上演着的真正的杀人剧。
1920年代的中国，经历了军阀的连番混战(所谓“城头变幻大王旗”)、北伐、“四·一二”政变、反共清洗、蒋系与他系军阀的大战等等血腥的时刻;此外，新兴的“主义”、“思想”(包括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也纷纷以强健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对于朝鲜而言，“万岁后”⑵的形势是：上海临政运动、独立军的武装斗争(以著名的“青山里战斗”为代表)、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及朝鲜共产党的建立;另一方面，在通过所谓“土地调查”从而成为朝鲜最大地主——总督府的剥夺政策下，很多朝鲜人背井离乡，大量地移民到了中国东北或俄国远东地区。异国的生活对于绝大多数移民者来说都是异常艰苦的。在东北，作为其时独立运动最大的基地，又因奉系军阀与日本的勾结——尤其是1925年6月“三矢协定”缔结之后——使得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的斗争受到了越来越严酷的镇压。
“万岁后”，以奉行“必杀主义”的义烈团的登场为代表，抗日暗杀也日趋活跃起来，简略叙述如下：
1919年9月，“海参崴韩国老人同盟团”成员，65岁的姜宇奎(翌年被处死刑)谋刺朝鲜总督斋藤实;
1920年9月，釜山警察署、11月，密阳警察署的袭击爆破事件;
1921年9月，总督府爆破事件;
1922 年3月，金益湘(同年11月被处死刑)、吴宗义谋刺日本陆军大臣田中义一;
1923年1月，金相玉于钟路警察署等地实施暗杀;
1924年，东京二重桥炸弹事件。
不过，这些暗杀行动都没有取得如1909年时安重根那样的成果，而在刺杀田中义一的事件中，由于开枪时误中了美国人，甚至一时导致了十分窘迫的局面。
时光一转来到了1930年代初。正如上文所述，走投无路的上海临政首脑金九决定以抗日暗杀作为起死回生之策。此时，李奉昌出现了。
......他常来买酒、肉和面在民团办公室与职员们共饮，醉了就唱日本
歌，唱得非常流利，因此得了个‘日本老头儿’的绰号。(上引金九，第
205页)
汉城人李奉昌19岁进入龙山车站内的满铁研修所，1924年因病离职。翌年他前往日本，此后一直在日本过着“放浪”的日子。31年1月到上海后加入了金九的暗杀部队“韩人爱国团”。金九谋除裕仁，通过在国民党军队中服役的朝鲜人军官金弘一(中国名王雄)和金铉分别从上海兵工厂与河南刘峙处弄来两枚手榴弹，奉昌自告奋勇，12月赴日执行计划。32年1月8日，他在樱田门外伏击阅兵归来的裕仁，但投向裕仁马车的两个手榴弹未能发挥应有效果，只造成一名近卫兵受伤，投弹后的他从怀中取出太极旗并高呼“大韩独立万岁”。同年10月10日殉难于市之谷监狱。
李奉昌事迹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他对金九所说的“诀别”之语：
我现在已31岁了，再活31年，也不会过上比现在更有意义的的生活，
因为已经老了!如果说人生的目的是享乐，那么过去的31个年头中，相信
多少已经尝过了人生的快乐滋味，现在是为了追求永远的快乐，想献身于
独立事业，所以才到上海来的。(上引金九，第205页)
以暗杀作为“追求永远的快乐”的手段，这听起来倒很像今天所谓“恐怖分子”的标准相。但是，李奉昌追求的“永远的快乐”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永远”，毫无疑问是与死亡相连的。李奉昌的暗杀计划无论成功与否，他本人都肯定是有去无回。在投出炸弹后他并没有想要逃离的举动，也很清楚地说明了这点。至于“快乐”，如果是指“献身于独立事业”的话，那么“永远的快乐”即是指“以死献身独立事业”。
除了国仇，李奉昌与裕仁的“私怨”可以追溯到1928年。是年11月裕仁即位，李奉昌只是因持有朝鲜文的信件就被拘留了11天。宣誓暗杀裕仁的李奉昌，留下了那张手持两个手榴弹，面露笑容的著名照片——的确，那样的笑容也惟有“快乐”二字才能形容。但在“快乐”的表象下，却是亡国之民深深的悲与恨。
李奉昌的行动得到了中国新闻界的大力报道，评论也多持同情赞许之立场(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引起日本借机抗议的“不幸不中”句)。暗杀事件的十天后，日本利用法西斯僧侣在上海制造冲突;又十天后，“一·二八”凇沪抗战正式爆发。在上海挑起战火，显然是日本为了扶植傀儡“满洲国”而使用的障眼法。
虽然李奉昌行刺未成，但金九以暗杀刺激独立运动的目的却取得 了一定成果，这无疑鼓励了他继续实施这一战术的决心。3月4日，中日战事暂告结，日人预定于4月29日在虹口公园举行天长节庆贺仪式，其时将巨头云集，对于金九而言，这实在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1932年中国上海的虹口公园炸裂的一发炸弹，照亮了在日帝殖民统治下暗澹度日之韩国及同胞的历史前途。(金学俊：《尹奉吉评传——其思想与足迹》，“前言”，第 3页，彩流社，2010)
任“尹奉吉义士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事业会”会长的金学俊对尹奉吉盛赞有加。如果单比较被暗杀者的重要性，安重根对伊藤博文的刺杀无疑应排在朝鲜抗日暗杀史上的第一位。但一次性地命中这么多重要目标，尹奉吉的确可以大书一笔。
尹奉吉为忠清南道礼山郡人氏，原名禹仪，字镛，号梅轩，奉吉为其别名。他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少年时代随伯父、村儒等习儒学，活动的主要舞台是书堂。所谓书堂即是旧式私塾，以传授三纲五常的儒家学问为主。值得提示的是，当时的书堂不仅存在着与新式学校针锋相对的一面，还与殖民统治下民族的抵抗意识有关。因此，这一时期的书堂具有前节中已详论过的“反抗的保守性”的象征意义。尹奉吉本人曾在1918年入过新式学校，但“万岁后”自主退学，随村儒崔秉大续学旧学。与金九就学于“斥卫派”的高能善一样，这大概是最后一代仍在青少年时期受过传统儒家教育的朝鲜人。
第二阶段是作为农本主义者从事农村复兴运动的时期。1921年时，尹奉吉进入鸟峙书塾，师从儒者成周录。在学期间发生的“墓标事件”——一名青年农民因不识字而找寻不到父亲的墓，焦急之下乱拔坟地墓标的事件——对他触动很大。毫无疑问，农村问题对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东亚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那里发现了取得革命胜利的金钥匙;日本的农本派在法西斯主义“新乐土”的身上看到了“希望”;朝鲜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并由之形成了中国与俄国远东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历史。1920年代到1930年代，基于农村的振兴与革新运动蔚然兴起，如中国有晏阳初、梁漱溟等人的乡村建设运动;日本有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和橘孝三郎的“兄弟村”运动。同样的，在朝鲜也出现了相似的农村复兴运动，其最高潮便是1931～34年的“务纳罗德运动”⑶——一个颇类知识青年“下乡”的运动，但最大的区别体现在“下乡”者的身份意识上：前者“下乡”的目的是对“贫下中农”进行“启蒙”，后者的“下乡”目的则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毋庸质疑，产生这些运动的直接背景是农村地区因战争、动乱、失地、天灾、世界性经济危机等等不幸造成的荒废凋敝;而最本原性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与都市文明(尽管各国发展程度不同)对农村的“吸血”。
传统农村秩序的崩溃，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感但同时又拒绝左翼的战略——如将阶级斗争引入农村的革命方式⑷——使得很多这类运动的鼓吹者多持有文化上的保守立场，对未完全受到资本主义都市文明“污染”的旧日乡村社会保有田园诗般的怀恋之情，如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所说：“中国固有的社会是一种伦理的社会、情谊的社会;这种风气，这种意味，在乡村里还有一点，不像都市中已被摧残无余!西洋风气——个人本位的风气进来，最先是到都市，所以此刻在都市中固有空气已不多见，而在乡村中倒还有一点。所谓‘礼失而求诸野’，在乡村还保留着许多固有风气。”(梁培宽、王宗昱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梁漱溟卷》，第35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所以，长期接受儒学教育的尹奉吉转向农村运动就是非常自然之事了，况且他本人就是旧乡村世界逐渐解体的直接见证者。从1926年开办夜校扫盲到1929年组织月进会，尹奉吉一直作为农运活动家而活跃在朝鲜的舞台上。被认为是启动了此后以“务纳罗德运动”为代表的农运的先驱者之一。在此期间，他编写了三卷本的《农民读本》，其中反映出了他的农本思想。该读本在第三卷第一课“农民的前途”中说道：“‘农者乃天下之大本’之语绝非古旧的东西，此语是亿万年不变的大真理。”并预言未来的朝鲜是以农民为中心的社会。
第三阶段是尹奉吉最著名的时期。1930年在书写下“丈夫出家生不还”的语句后，他离别朝鲜前往中国。当火车奔驰在南满铁道上时，他望着一望无垠的东北平原，感慨万千，向同志(独立军系)李黑龙等生发出对于“失土”的太息(上引金学俊，第154～155页)。从中也可窥见上节详论过的朝鲜民族主义与“新乐土”相重叠的双重幻想的影响力。此后，经大连、青岛，最终于31年5月抵沪并与金九相见。他白天在侨民朴震的工厂里做事，晚上在英语学校学习，计划前往美国。由于局势变化，32年他接受了金九的暗杀委托。金九再次通过金弘一由上海兵工厂渠道获得了炸弹，并且吸取李奉昌时的教训，对炸弹的效力进行了更严密的试验。最终，4月29日虹口公园内轰天一声巨响：
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重伤，5月26日死亡;
上海日本人居留民团团长河端贞次重伤，4月30日死亡;
日本海军第3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中将重伤;
日本陆军第9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重伤;
驻华公使重光葵重伤;
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重伤;
居留民团书记长友野盛重伤。
仪式台上的7人无一逃过。
同年12月19日，尹奉吉殉难于日本金泽市郊外的陆军工兵作业场。日人将其遗骨秘葬在陆军墓地的垃圾焚烧场内，直至1946年3月被重新发掘。中韩建交后，官方在上海鲁迅公园(即原虹口公园)内造亭(梅亭，1994)、立碑(事迹碑，1998)、立像(半身雕像，2003)，现在时常能见到特意前来凭吊的韩国人的身影。
尹奉吉的炸弹响彻了上海，但很多人却不知道，若非事有变故，当时的虹口公园内很可能会爆发出另一声由朝鲜人制造的巨响。那个最终没有能够进入会场实施暗杀计划的人名叫白贞基：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信徒;一名安那其的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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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崔曙海小说集》，第107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⑵ 这个概念来自小说家廉想涉的代表作《万岁前》(1924)。“万岁”(三一独立运动)前后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无论对于独立运动(方式)还是殖民统治(政策)来说都是如此。
⑶ 语出俄语“внарод”，即“到人民中去”、“到民间去”之意。原为1860年代俄国青年与大学生所发起的运动。该运动成为朝鲜同名运动的灵感来源，1935年被总督府下令终止。
⑷ 这是因为这样一种观点：来自西方的左翼革命思想被看作是与资本主义同源，仍然是以“都市”压迫“农村”，以“工业”吸血“农业”，不符合东亚世界的“传统” 和“文化”。对此，可以回想一下毛泽东与梁漱溟之间的著名争论。
八 安那其的刺客(上)
所以我们从历史上回看二十六年前，才可更深刻的了解当时蒋介石先
生清党反共重大意义，才可以更深刻的了解吴稚晖先生举发共产党叛国阴
谋的呈文的重大意义。......在二十六年前，吴稚晖、蔡孑民诸先生等一班元
老在当时的危险环境里，大胆的出头控诉共产党“亡党卖国”的阴谋，主
张“出以非常之处置，护救非常之巨祸”，确是一种重大的道义力量。这
种道义的力量，在我们无党派的自由主义者的心目中，是确实发生很大影
响的。
——胡适《追念吴稚晖先生——实事求是，莫作调人》⑴
颇具权威性的《民国人物大辞典》在“王亚樵”的条目下这样写道：“......1932年，日本外相重光葵至上海，用定时炸弹炸伤重光葵。”[ 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增订本)，第109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 ]而在历史纪录片《黑帮》中，也称日军司令官白川义则是死于王亚樵之谋划。很多相关的历史介绍中都一致认定是王亚樵为尹奉吉的暗杀计划提供了支持，但此种流传甚广的说法存在着一个较大的疑问，即：与蒋氏国民党政权势不两立的“暗杀大王”王亚樵，是否会与主要受到蒋氏政权庇护的金九系的人马合作?此外，作为事件主谋的金九在其自传《白凡逸志》中，也并未提及王亚樵与该计划的联系。事实上，王亚樵的确试图在4月29日虹口公园的天长节仪式上发动袭击，也的确选择了朝鲜人刺客，但作为中国著名的无政府主义同路人，他所委托的并非金九系的尹奉吉，而是朝鲜的安那其派暗杀者。
一直以来，无政府主义对于“暗杀”、“炸弹”都怀有强烈的热情。这与其那种要“摧毁”“一切权力”的乌托邦理想不无关系。
因为没有广泛的和剧烈的破坏，没有求生性的和有效的破坏，就不会有
革命，因为正是从破坏中，而且只有通过破坏，才能孕育和产生新的世界(巴
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第34页，商务印书馆，2013)
中国最初的无政府主义者自然也不例外。
“在欧洲，留法学生吴稚晖、李石曾等，于1905年(此处的成立日期似有误，实际上应是1906年——笔者注)创办无政府主义组织‘世界社’，1907年创办《新世纪》杂志，第24号专门列有‘世界暗杀年表’，起自公元前44年止于1908年，共列著名暗杀事件49例，高呼只有暗杀才是‘速亡政府’的唯一手段”[ 黄佳：《无政府主义的传入与辛亥革命时期的暗杀风潮》，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4卷第2期，第61页，2000 ]。而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元老吴稚晖当时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名曰《暗杀进步》。
1904年，革命党在日本成立作为暗杀团的军国民教育会(前身为拒俄义勇队)，主导者是当时就学于早稻田大学的杨毓麟(后改名守仁)。杨氏“专主暗杀。研究爆发物十余种，尝就横滨梁某学制炸药，因拂案触药屑失慎，一眼失明。党人能自造炸弹，自守仁始。”“甲辰夏，守仁偕周来苏、苏鹏等组织暗杀队，由日携炸药进发燕京，约张继自湘至，何海樵自沪至，设机关于津门，图炸内城宫殿，及颐和园，以倾动天下之耳目。守仁潜住京师，周历地形，相机待发，狙伺数月，无隙可乘，南旋至沪。”(上引曹亚伯，第371页)杨守仁为革命党暗杀行动最重要的主持者之一，是吴樾(杨曾与其共组“北方暗杀团”)、汪精卫等人行刺计划的幕后。后因获知黄花岗起义挫败，悲痛愤懑，在英国利物浦投海自尽。不数月，武昌起义竟然成功。
军国民教育会成立后，很快地便向国内发展：“暗杀团成员龚宝辁等回上海筹组机关，发展蔡元培、刘师培等，声势渐壮......后蔡元培在暗杀团基础上扩大改组为光复会，陶成章称：‘元培之组织光复会，本为暗杀记，然亦招罗暴动者’。”(上引黄佳，第62页)蔡元培、刘师培，都是无政府主义系的革命党人。倾倒于暗杀的无政府主义与革命党内素来对于《刺客列传》的崇拜思想，真可谓是同气相求。这里典型性的人物之一可以举出1912年后转向无政府主义并成为其巨头的刘师复(所谓“师复主义”的创立者)。在革命党时期他是积极的暗杀者，甚至因此被炸掉了一只手。1910年2月时,师复与同志在香港组成“支那暗杀团”，团员有他的女友丁湘田及朱述堂、谢英伯、高剑父、林冠慈、陈炯明等人;翌年，暗杀团行刺革命党之死敌李准和广州将军凤山，炸死凤山之炸弹即为师复制造。
必须看到，在上个世纪初的东亚，“黑旗”(无政府主义)成了“红旗”(共产主义)的先导。在中国，“......许多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都经历过无政府主义的阶段。”(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第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江亢虎在“1911年11月成立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组织‘中国社会党’......在其高潮时期，共拥有200个分会，400，000个会员。”(上引德里克，第115页)1912年后，李石曾、吴稚晖等“发起的、意在教育在欧洲的中国留学生的‘勤工俭学’计划成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征兵站’(有意思的是，中国一些最杰出的共产主义者，如周恩来和邓小平，也是这个征兵站的‘兵’)......”(上引德里克，第13页)此外，“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了1918年中国第一次‘五一’庆祝活动，同年，他们帮助组织了一个‘广东茶工联盟’，从行业协会和茶工中吸收了11000名工人成员。第二年，广州的理发匠也在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下组织了起来，通过谢英伯，无政府主义者对‘机器工会’也产生了影响。这些联盟被认为是中国第一批现代工会，师复的弟弟刘石心在这些活动中起了领导作用。”(上引德里克，第160页)
但是，当共产主义运动在1920年代正式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后，无政府主义这位“前辈”就将他年青的“后辈”当作了自己最主要的政治对手乃至死敌。在1920年到1922年春之间，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曾有过一段短暂但并不融洽的“联盟”，即所谓的“安布合作”(或称“安布携手”)时期。由于思想分歧过大，双方最终不欢而散，“安布合作”也逐渐转向了“安布论争”。1921年8月1日发行的《新青年》(九卷四号)上，以《讨论无政府主义》为题刊载了陈独秀与区声白之间往复三次的著名笔战(上引红色起点第11册，第449～480页)。简单说，这场论战的特点是陈独秀发问“现世”当如何，区声白对以“彼岸”将如何。在一场关于现实问题的辩论中，胜负自然是不问可知，而区声白本人也是在该年退出了一度由无政府主义者掌握的广东共产主义小组。之前已经提到了东亚地区“黑旗”与“红旗”的历史关系，因此，1920年代初开始出现的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对立绝非中国所独有的现象。就在中国“安布合作”终结的同一年，日本发生了山川均(布尔什维克主义)同大杉荣(安那其主义)的激烈论战。若是细作分析，会发现这些论战的发生自有其历史必然性。陈区论战前的不久，恰是中国共产党横空出世之日(1921年7月);山川均与大杉荣的论战亦白热于日共的成立年(1922年7月)。换言之，“安布论争”的激烈化与该地区共产党组织的正式成立⑵密切相关。对于无政府主义运动来说，不仅是在“理论”更是在“组织”(这是该运动最大的弱点之一)方面，如今已出现了最为强劲的挑战者。这或许多少有些奇怪，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如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都可以归入左翼思想的范畴，无政府主义者也声称要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虽然是所谓“自由共产主义”或“无政府共产主义”)，可为什么两者却势同水火呢?
......正如在政治生活中，人们一般都更猛烈反对与己相近的对手，而不
是较远的对手，因为落入近敌观点的倾向更大，因此必须特别防范这种内
部的诱惑。(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第245页，商务印
书馆，2002)
的确，且不去说安布对立，只要考察一下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激烈的内部斗争就足以说明其缘故——就好比六、七十年代左倾的意大利大学校园内，最著名的足球比赛是“中国队”与“古巴队”之间的较量。
1927年发生的“四·一二”政变，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史上的一大转折点。在这场政变中，除了国民党反共右派及与他们勾结、作为其行动部队的青红帮分子之外，无政府主义者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1953年，“党国四元老”之一的吴稚晖(另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病逝台湾，败逃海岛未久的国民党随即为这位“天下之大老”举行大出丧：蒋中正亲题挽联“痛失师表”，岛内及海外的“党国”名士纷纷撰文纪念，除引用胡适当年捧吴稚晖为“中国近三百年的四个思想家”⑶的谀辞外，多低调“稚老”安那其的历史，而盛赞其反共之先觉：
十六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先生鉴于匪党逆谋之日著，乃毅然向中
央提议清党。北伐之师所以终底于成，而苏俄所以未能以我中华民国为其
阴谋暴行之试验场者，实有赖于先生之倡议与 蒋公之决策。(《吴稚晖先
生事略》，中央日报)
稚晖先生是反共的先知先觉，假如世人对他的警告早能领悟，今天也
不会是这样的局面了。(《敬悼吴稚晖先生》，中央日报)
吴稚晖先生，是中华民国的开创者。是世界思潮的传播者。也是反共
抗俄的先觉者。(于右任：《悼念吴稚晖先生》，新生报)⑷
“在朝”的国民党内亲无政府主义大老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将政变看成是清除夙敌的大好机会。今天已经不算鲜为人知的是鼓吹“兼容并包”的蔡元培也是政变的主要参谋之一，因为“他本人是一个哲学无政府主义者，长期参加无政府主义在欧洲的教育活动，他也极力支持在教育中将知识和劳动相结合的主张。1926年以后，他与国民党的‘元老’和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合作，积极参加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反共产主义者的活动。”(上引德里克，第242页)同时，政变也对“在野”的无政府主义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更激进的年轻一代无政府主义活动家刚开始时反对与国民党建立任何形式的联系，但在1927年国民党镇压共产党后，他们就不再反对国民党了，而是步李石曾、吴稚晖的后尘加入了国民党，希望从此能重新掌握群众运动——特别是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为无政府主义服务。”(上引德里克，第22页)由此，开启了一个所谓“安国合作”的新时期⑸。可绝不能忘记：这个“安国合作”是踏在共产主义者和国民党左派的尸骨上建立起来的。
不过，并非是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投入到了“安国合作”的怀抱，号称“暗杀大王”的王亚樵便是其中之一。王亚樵策划了数次针对蒋系国民党巨头的暗杀行动，并且与在上海的朝鲜人无政府主义集团进行了密切的合作。
朝鲜三一独立运动的爆发及之后上海临政的建立，使得各派别的活动家都纷纷来到了当时作为独立运动一大基地的中国上海，这其中自然也少不了无政府主义系的人马。
真是应有尽有，除了共产党外，连无政府主义者也出现了。李乙奎、
李丁奎两兄弟与柳子明等是上海、天津等地活动的“无政府主义派”猛将。
(上引金九，第198页)
在强烈的民族主义者金九眼中，无政府主义大概是比共产主义更不可理解的“主义”了。
在中国的朝鲜无政府主义者除了从事民族性的独立运动之外，他们自然还追求更具国际性的基于无政府主义信仰的活动。这样，中朝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关系网的形成便是自然之势了。李丁奎(1897—1984)与蔡元培及李石曾相善;而该派巨头申采浩也在李石曾的庇护下，一时隐居于观音寺内出家修行。然而，这同时也意味着在得到中国无政府主义同志各种援助的同时，不论是主动或被动，对于中国所上演的一幕幕政治剧及其所产生的冲击与震荡，朝鲜无政府主义者很难独善其身，必然地会受到相应的影响和牵连。
由申采浩撰写成立宣言的义烈团，早期具有强烈的无政府主义色彩，极偏爱暗杀手段。不过，当义烈团的主要成员金元凤等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后，逐渐认同了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政治观点，从无政府主义向共产主义倾斜，并于1926年在广州召开改组会议，将义烈团改组为朝鲜民主革命党。此举遭到了义烈团内部安那其系的反对，主要的反对者除柳子明之外，还有一位面貌清秀的安那其青年：白贞基。
白贞基，字榕(溶)善，号鸥波，全罗北道扶安郡人氏，贫穷农户之子。他最早的抗日举动可以追溯到十八岁时殴打了一个日本警察。“万岁后”，白贞基一度流亡中国东北，1921年又前往日本，在那里边劳动边接触社会主义学说，并逐渐被无政府主义思想所吸引。1923年，在早川水力发电所工地伪装打工的白贞基与同志密谋暗杀嘉仁，岂料当年发生关东大地震，不仅有巨大的天灾，还有屠杀朝鲜、中国人之人祸，而白贞基也因此同志尽失，只得于当年8月返回故乡。
1924年4月，白贞基再次流亡中国，寄居于北京的李始荣家。始荣与其兄会荣都是名门出身的独立运动家——李始荣在解放后曾任大韩民国副总统(1948—1951)。朝鲜战争全面爆发后，李承晚带领少数亲信，瞒着包括副总统在内的人逃之夭夭，险些使李始荣成了人民军的阶下囚——而会荣又与安那其同路。在李家，白贞基与同志李丁奎、李乙奎、郑华岩过起了同榻而居的生活。6月时，这几人发起组织了“在中国朝鲜无政府主义联盟”;9月，白贞基转赴上海。
此时的上海，正是临政运动开始退潮的时期，但是与后来的“高级乞丐”金九相比，临政首脑李承晚、安昌浩等人的生活仍然很气派，这引起了这位无政府主义青年的强烈不满。白死后，其同志吴冕植以“杨子秋”的化名在安那其系的出版物上发表纪念文章称：“强权狂思想者们在高等洋房和大饭店用餐起居之时，白君们在东屋的(小房子)内过着饥寒不知温饱的生活。”(《黑色新闻》，1934，“国民文化研究所”编著《韩国独立运动家鸥波白贞基——一位无政府主义者的人生》，第301页，明石书店，2014。本章关于白贞基的生平活动，多引用此书，除特殊情况，不一一注明)不仅如此，年轻气盛的白贞基甚至对被他认作是独立运动的“欺世盗名”之徒拳脚相加，对象包括了安昌浩、金奎植、吕运亨、吕运弘这样的大人物。由此也可见其性格之刚烈。
1925年，通过在上海的无政府主义关系网，白贞基参加了著名的“五卅运动”。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积极介入到“五卅运动”中，其核心人物为陆不如与毛一波，他们组织了上海工团联合会，主要目的是在上海对抗由李立三领导的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同中共一争工人运动的主导权，而白贞基正是为此“事业”而奔走。
上文已述，1927年是中国无政府主义的转折年，这一年拉开了“反共清党”与“安国合作”的大幕。夏季时，作为对梁龙光、陈春培等鼓吹的“农村自治自卫运动”的三国(中朝日)安那其合作建议之呼应，并且在得到福建重要政治人物秦望山支持的情况下，在华朝鲜无政府主义者的活跃分子李乙奎、李丁奎、郑华岩、柳基石及日本安那其巨头岩佐作太郎、近卫师团逃兵出身的赤川启来等人前往福建泉州，在当地的民团编练处设置运动本部，开展农村运动。除了在“宣传员养成所”做培训工作外，据李丁奎证言，他们的基本任务是为了针对当时“活跃的共匪与土匪”而对“农村自卫军”施以“组织训练”(李丁奎：《鸥波白贞基烈士行状》，上引白贞基，第331页)。这一时期，中国其他的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如大能、幻如、陈君冷、刘沛等也在广东、湖南的农村活动。很明显，与在上海组织工人运动一样，归根结底，“往乡村去”仍是以“反共”为头等要义，而安那其又一向自诩比共产主义更为重视农村和农民——讽刺的是，也正由于这种“重视”，使得貌似激进的无政府主义与保守复古的农本主义思想结盟，彼来此去，结果便向完全反动的一面倾斜，这尤以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者为最;而在城市，无政府主义又多鼓吹革命工团主义，众所周知，此种流派成为了法西斯主义“左翼”的主要来源——不过，正是通过在福建的活动，中朝无政府主义者的福建关系网得以确立和巩固。
但对白贞基而言，1927年却是不幸之年。是年，他因受到一名“义烈团”成员的传染，患上了那个时代最恐怖的疾病之一：肺结核。
韩国“国民文化研究所”所编白贞基生平传记中，将他患病的原因归咎于上海的恶劣空气与水质条件(书中称当时的上海为“结核病天国”，上引白贞基，第142页)。这样的说法或许有些道理，不过此种疾病不仅在当时，即便是现在仍然是一种世界性的可怕病症(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如果再考察一下白贞基时代的朝鲜，以多早逝者的朝鲜文学界为例：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性作家玄镇健、罗稻香;现代派文学团体“九人会”的成员李箱、金贞裕等，都是被肺结核夺走了生命。
患上了就当时来说的“不治之症”，绝非白贞基面临的惟一难关，更现实和急迫的困难是生计问题。此时期，包括临政在内的独立运动的财政状况都已是左支右绌。在由福建归沪的郑华岩建议下，白贞基等人于1928年5月间在霞飞路开设了一家冰淇淋店，开张日兼试吃会的当天，除李氏兄弟等无政府主义者出席外，还有为冰淇淋店提供帮助的共产主义者金枓奉。
金枓奉号白渊，曾师从朝鲜著名的语言学家周时经(1876—1914)，“万岁后”流亡上海，在申采浩主笔的《新大韩新闻》担任编辑。该报停刊后，分别加入过吕运亨、金奎植的“新韩青年党”和李东辉的“共产主义者小组”，后者为朝鲜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之一“高丽共产党”(上海派)的预备团体，因此1921年5月建党时金枓奉也随之成为该党党员。由于上海派与伊尔库茨克派为争夺正统权争斗不休，互不相让，两派最终于翌年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一起解散。1924年时任上海侨民团之学务委员长，从事海外朝鲜人的教育工作。此后在中国辗转周折，于1942年进入延安，担任华北朝鲜独立同盟延安支部负责人及原组织改编后的朝鲜独立同盟主席，直到朝鲜解放。1948年著名的北南联席会议发表“四金声明”，金枓奉便是北朝鲜和左翼代表之一(另三人为金日成与代表南朝鲜和右翼的金九、金奎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为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是党内“延安派”的首席。
显然，金枓奉可说是朝鲜老资格的共产主义活动家了。但他与信仰无政府主义的白贞基等人却保持着很好的友谊。不仅是金枓奉的妻子为白贞基等人的冰淇淋店帮手，一次白贞基去金枓奉位于法租界望志路的家拜访，时枓奉之子正卧病在床，十分可怜，白立即跑到当铺，将身上衣服典当，为金枓奉的孩子买来了药品与食物。也许正是皆在异邦漂泊的同胞相助之情，得以暂时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的缘故吧。
这年7月，白贞基以朝鲜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南京举行的“东方无政府主义联盟”成立会;12月，由于病情加重，入徐家汇疗养所治疗。期间，他与在同院治疗的日本少女生发出一段终无结果的恋情，在白贞基短暂而激烈的人生中，这或许是少有的浪漫插曲了。
金九掌握临政权力后，为了稳定浮动的人心，在统治方式上也日趋强硬，这使得视“一切权力”为仇雠的无政府主义者更为不满，认为金九、安敬根等人“独裁专断”，遂纷纷尝试其他的运动策略。1929年的3月下旬，李乙奎等人前往当时属吉林省的海林地区，与独立军运动“新民府”的领袖金佐镇接触。1920年10月间因痛击日军加纳大队的“青山里战斗”而声名大振的金佐镇，是独立军运动的一面大旗。不过，二十年代中期后该运动渐入低谷。外因是日本利用奉系军阀对朝鲜独立运动加强了压迫。25年6月，奉系的警务处长于珍与朝鲜总督府警务局长三矢宫松缔结所谓“三矢协定”，双方形成了共同镇压朝鲜独立运动的勾结体制。而更严重的问题则在内因。之前的章节已有所论，朝鲜长期封建社会下阶级结构的矛盾，造成了各种形式根深蒂固的歧视与对立。表现在政治运动中，就是派系斗争、派中有派——韩国现在仍有“三个人中能产生五个派阀”的笑话——新民府内部存在着军政派和民政派的路线冲突，两派之间倾轧不断，势同水火，随着军政派核心人物李白虎的被杀，危机进一步地加深。此外，即便是军政派，也以不同的地域背景形成了忠清道出身的金佐镇与咸镜道出身的郑信为主流派，平安道出身的崔永浩与独孤岳为非主流派的对立。外部的压迫，内部的明争暗斗，尤其是包括新民府在内的独立军三府(另正义府、参议府)多为旧两班、右翼民族主义、大倧教信徒、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的组织，缺乏群众基础，年青一代于是大多转向共产主义运动，新民府只得走入解体之路。1928年底，新民府军政派与民政派分裂。在此形势下，金佐镇急需得到新援，而无政府主义者的到来恰逢其时，两者一拍即合，在“反日”、“防赤”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李乙奎等遂于7月在海林小学成立“在满朝鲜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在满无联”)，该联盟在其“当前纲领”中开宗明义地称：“我等为在满同胞抗日反共思想之启蒙及生活改革之启蒙而献身”;同时，金佐镇等也成立了作为新民府军政派后继组织的“韩族总联合会”，“在满无联”与“韩族总联合会”的同盟关系乃宣告确立。
历史进入到了世界性大动荡的1930年代。
30年1月24日，“韩族总联合会”委员长金佐镇突遭刺客朴尚实暗杀，联合会顿时陷入到了组织与财政危机之中。接掌“韩族总联合会”的佐镇之弟金宗镇，非常希望得到来自无政府主义方面的资金支持;而另一边，在华的朝鲜无政府主义者决定于6、7月间在北平召开会议，宗镇遂同李乙奎赶赴北平。
此时，闻知“北平会议”消息的白贞基也办理了出院手续，与金圣寿、黄勋同往。在北平丁来东家，他与由海林归来的“北满”代表金宗镇、李乙奎相见，可谓是老友重逢——1926年时白便在金九家中结识了云南军官学校毕业的金宗镇。
“北平会议”的主旨仍是安那其与“韩族总联合会”的合作问题，谁料在会议召开期间，申铉商等预会者突遭警察逮捕，虽然白贞基等人得脱，但原先的热烈气氛也一扫而空。金宗镇之所以万里而来，获取无政府主义者的财政支持是其最大的原因——宗镇的穷困，从他甚至无钱购买返回东北的火车票钱即可见出——在丁来东等人的帮助下，宗镇才得以由北平返回海林。为解金宗镇和“韩族总联合会”之难，“北平会议”后的无政府主义者兵分两路：李乙奎离京往福建筹措资金。然9月在天津码头欲搭乘太古洋行轮船赴闽时，被日本警察逮捕，随后连同之前已被捕的李丁奎，兄弟二人一起被遣送回朝鲜，意图通过福建无政府主义关系网获取运动资金的希望也随之落空了;白贞基偕同志吴冕植等人，往天津小王庄拜访李会荣。会荣为他们在近郊寻找了住处暂作安身。10月间，白贞基等实施了对天津日本租界“正实银号”的抢劫行动，计划虽然成功，但所获金额与期望的相差甚远。尽管如此，众人还是带着这份来之不易的“礼物”赶赴东北支援金宗镇。
不过，与“韩族总联合会”的合作并不顺利。一方面，构成联合会主要班底的新民府军政派，包括前领袖金佐镇在内多是大倧教(檀君崇拜)信徒，这和反宗教的安那其性格相异;另一方面，独立军系统的运动此时都已是日薄西山。1929年，独立军三府的参议府(1923年成立)、正义府(1924年成立)、新民府(1925年成立)合并为国民府，且在奉系军阀的支持下与共产主义者展开恶斗。1930年5月，中共满洲省委员会总负责人刘少奇执行“立三路线”，为纪念“五卅运动”而指示发动“五·三0”起义，起义口号之一便是“消灭国民府—韩族总联合会及其走狗机关”。“五·三0”起义带有左倾冒险主义的缺陷，导致60多人被杀害、85人被捕的重大牺牲(关于起义，参见高峻石：《朝鲜革命运动史第2卷：共产国际与朝鲜共产党》，第134～143页，社会评论社，1983)，不过共产主义者的猛烈攻势也的确动摇了国民府脆弱的根基。8月时，国民府与朝鲜革命党举行联合代表会议，会上对国民府进行了激烈批判，要求两组织解体重组的意见占据了上风，最终国民府解体，支持共产主义的力量组成朝鲜革命军，中心人物李钟洛随后以30人的武装部队形成朝鲜革命军吉江指挥部，即“李钟洛部队”，金日成便是该部队的成员之一。
在这样的背景下，与其他独立军系统的运动一样，组织、财政双重危机下的“韩族总联合会”多以征收军费等名目搜刮管辖区内的百姓，民心也愈见背离。目睹现状的白贞基为此专门写了一出戏剧，以安那其的眼光，对没落中的独立军运动作了辛辣的讽刺，在当地上演时颇得群众的共鸣。
1931年4月，白贞基的病情再次恶化，不得不卧病在床;到了5月稍有好转后，便与同志郑华岩往北京，在熊希龄香山静宜园(上引白贞基中作“自由园”，疑为音讹)的一角作自费治疗。但就在养病期间，他离开未久的东北地区开始天摇地动。7月初，“万宝山事件”爆发;同月，“韩族总联合会”领导人金宗镇遭绑架，8月时被杀于中东线海林站附近，实行者为朴来春、李白湖和李益和。金氏兄弟先后丧命，表面上是当地共产主义者与右翼民族主义者矛盾激化的反映，但根据同样遭到暗杀的《民声报》编辑沈溶海之弟沈溶澈⑹的分析，这时期一系列的暗杀(金氏兄弟、沈溶海、“在满无联”李俊根、金野云)、逮捕事件(“北平会议”申铉商等)都绝非共产主义者所为，而是该地区日本浪人与朝鲜族浪人在日本特务机关策划下的阴谋活动，在其背后最大的黑幕则是以杀害大杉荣闻名的甘粕正彦(后“满映”理事长)。因这连续的暗杀，加之“万宝山事件”的冲击，在东北的朝鲜无政府主义者已是人心惶惶，遂于8月间全数逃离，不一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
从北京再次回到了上海的白贞基，于当年11月成为新建立的“抗日救国联盟”及其秘密结社的一员，与王亚樵为主将的偏重暗杀活动的上海无政府主义关系网发生了直接的联系，而这也决定了他最终的命运之路。
“抗日救国联盟”的前身之一是“南华韩人青年联盟”。该联盟创始于何时诸说不一，根据日本外务省警察史及有吉明暗杀未遂事件的相关记录，该联盟下设“南华俱乐部”，机关刊物为《南华通信》(另有史料写作《南华朝鲜青年通讯》)。刊物的印行是在位于法租界圣母院路庆顺里1号的公道印刷厂。印刷厂的整修费用来自王亚樵出资的二万美元，负责发行任务的主要是柳子明和郑海理。后者精通英语，能文善写，曾在《泰晤士报》、《大公报》等中外媒体上撰写评论。但是，若依著名的地下工华克之的证言，则王亚樵对于公道印刷厂的资助额及印刷厂的用途都与上述说法有相异之处。
华克之是王亚樵的安徽同乡，称王为“九哥”，两人十分亲近。华与妻子尹粹琳在1929年夏秋之交离开南京往上海，到沪的第二天上午就与朋友陈惘子去拜访王。当时王对他说：“我早就说过，南京混不下去就到上海来。你这步棋走对了，不过我得问一句，老弟此番到上海来是跟我搞安那琪主义(即无政府主义)，还是追随惘子搞马克思主义?”(韩厉观、陈立平：《华克之传奇》，第8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按华克之所说，公道印刷厂是他受共产主义者陈惘之(陈处泰)之请，秘密印行《红旗》的据点。这就使我们产生了一个疑问：公道印刷厂究竟是姓“布”还是姓“安”呢?有一种较大可能性便是：像王亚樵这样的豪杰人物，只要是反“朝廷”(蒋介石)和反帝的，他都予以了支持。所以公道印刷厂既印共产主义的《红旗》，又印无政府主义的《南华通信》及后来“抗日救国联盟”的《自由》。这一点通过华克之的回忆可窥一斑：“公道印刷厂十九个工人中，有三个党员，都是印刷工人......新经理是一个住中国的朝鲜人，姓郑，名东悟，和惘子、克之都是好朋友，他的思想正在急骤地从克鲁泡特金主义向马列主义转变。”(上引韩厉观等，第99页)十九个工人中有“三个(中共)党员”，那余下的十六个是何政治立场呢?须知公道印刷厂所印的都不是普通刊物，工人自然也绝非普通工人了。至于华提到的朝鲜人经理郑东悟(吾)，正是《南华通信》主要的发行负责人郑海理，这极有力地说明了印刷厂内无政府主义者的存在。
1931年10月末，独立运动巨头李会荣偕子李圭昌来到阔别十年之久的上海，与其兄石容及儿子圭鹤等人相逢。会荣在法租界租了一个亭子间，意图再谋运动之出路。不久后，他便和王亚樵搭上关系，两人经过协商，预成立“南华韩人青年联盟”与“在中国朝鲜无政府主义联盟”的联合团体。
1931年11月，“抗日救国联盟”应运而生，并发行机关刊物《自由》，印行地点仍在王亚樵的公道印刷厂。据日本外务省警察史，负责刊物发行的有吴冕植、郑海理，主笔是柳子明，协助者为中国作家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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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自由中国》第十卷第一期，杨恺龄编《吴稚晖先生纪念集》，第14～15页，文海出版社，1954。
⑵ 朝鲜方面，由于宗派斗争十分激烈，成立统一的朝鲜共产党要到1925年;而日本另一殖民地台湾的政治运动则有一个明显的晚熟期，所以台湾共产党(老台共)1928年才于上海建党。
⑶ 其实胡适的原文是于反共清党的同一年发表的《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其中提到了“近三百年来四个反理学的思想家”。所谓的“四个”指“顾亭林(顾炎武)、颜习斋(颜元)、戴东原(戴震)”和吴稚晖。胡适原来只说是“反理学”的思想家，但到了吴稚晖死后的纪念文章中，直接就变成了“中国近三百年来的四个思想家”。
⑷ 上引《吴稚晖先生纪念集》，第2～3页;第7页;第9页。
⑸ 1929年秋，“安国合作”期间吴稚晖创办的《革命周报》遭到取缔，标志着这个“合作”开始走向末路。
⑹ 沈溶澈(1914—2000)，即沈克秋。兄长为无政府主义者茹秋沈溶海(克秋、茹秋为号，按朝鲜人称名习惯，号加于名前，是较尊敬的表示)。新中国建立后，在延边的历史研究所任职，著有《我的回顾》，是书也是上引白贞基传记的主要史料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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