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米尔·阿明：马克思诞辰两百周年纪念

　　马克思是一个思想巨人，不仅对十九世纪来说如此，甚至对理解我们当前的时代来说，也如此。在发展一种对社会的理解上，没有人比得上马克思。只要“马克思主义者”超越“马克思学”——即重复马克思在他的时代能够写下的话——而根据历史的新发展，来贯彻他的方法。终其一生，马克思本人也在持续地发展和修正他的看法。

　　马克思从未把资本主义简化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他思考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维度，他知道，价值规律不仅调控着资本主义的积累，也统治着现代文明的一切方面。这个独一无二的视野，允许他提出第一种把社会关系和人类学联系起来的，科学的进路。从那个视角出发，他把今天人们所谓的“生态学”——在，马克思辞世一百年后，人们才重新发现了这门学问——也纳入了他的分析。通过“生态学”我们也知道了，共产主义不是一种更新、更先进的生产方式，而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更高的阶段（乌托邦变成了现实）；以及，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相当漫长。

　　马克思的大作——《资本论》——呈现了一种严格的，对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它们与先前的社会形式有什么质的不同的科学分析。《资本论》直接澄清了私有财产所有者之间的商品交换的普遍化的意义，特别是价值与抽象的社会劳动的出现、和它们随后获得的主导地位。从这个基础出发，马克思使我们理解到，何以无产阶级把他或她的劳动出卖给“有钱人”确保了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剥削的就是这个剩余价值）的生产——而剩余价值的生产，反过来，又是资本积累的条件。价值的主导地位，不仅统治着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再生产；它还统治着现代社会与政治生活的一切方面。商品异化的概念，则指出了意识形态的机制，而社会再生产的总体的统一，正是通过这个意识形态机制来表达的。这个优秀的智识和政治工具，也证明了，自己就是正确预测资本主义现实的历史演化之总体路线的最好工具。

　　没有一个写于十九世纪中期的文本，像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一样，平稳地流传至今。甚至在今天，这个文本的全部段落，都还对的上当代的现实——甚至比在1848年的时候更能映照现实。

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家

　　资本主义系统总是已经全球化了，且它依然是全球化的

　　马克思，比任何人更理解，资本主义有征服世界的使命。他在这个征服还远远没有完成的时代，就写到了这点。他是从头开始思考资本主义的这个使命的，即，从对美洲的征服开始——这一征服开启了重商主义的，为期三个世纪的，向资本主义的最终的成熟形式的过渡。

　　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甚至在那之后，也还在怀疑：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的部署，能不能作为一股同质化的力量，起到给被征服的东方以“变得与西方的先进国家相像”的机会的作用呢?晚年马克思得出了这样一种直觉性的理解，即，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一定会引起两极分化，而这种两极分化，将使被征服的东方，不可能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在资本主义的核心规律的基础上赶上西方。

　　我优先考虑的，是马克思的那个关于全球化的未来的直觉。我一直致力于表述源自积累规律的全球化表述的，不平等发展的规律。我从中得出一种解释始于全球系统之边陲的，以社会主义的名义进行的革命的方式。因此，马克思的确直觉地把握到，革命转变，可能始于系统的边陲——用后来列宁的话来说，即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这个结论，又引出了另一个结论：社会主义过渡，将必然“在一国”发生，此外，这个发生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将在世界帝国主义的反击中，遭到致命的“孤立”。除此之外，别无他途;不会有什么“世界革命”。

　　资本主义，历史上的一个短期支架

　　我还共享马克思的另一个直觉——早在1848年，马克思就对此有所表达，而后，在他晚年的作品中，他又重新表述了这个直觉——那就是，资本主义只代表历史上的一个短期的支架;它的历史功能，是在短期(一个世纪)内创造要求我们超越它，迈向被理解为文明的更高阶段的共产主义的条件。

　　直到1800年，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资本主义的形式才趋于完成。从那时起，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矛盾，就使“超消费的生产”成为资本主义系统的一个永恒趋势：下压工资，可以生成大量的利润，这些利润，在竞争压力下，又流入投资，造成大量的，超过满足对系统产品的有效需求所需的投资水平的投资。从这个视点来看，相对停滞的威胁，是资本主义的慢性病。你不需要用具体的原因来解释危机和萧条。相反，每一个扩张阶段，都是其特定环境的产物。自1800年以来“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的历史，是生产力惊人发展的历史，先前时代的发展，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因此，资本主义固有的停滞趋势，也一次又一次地被克服了。

　　资本主义的这种内在的不稳定，也是它的长处：在萧条期之间的扩张阶段，它促进了生产力的非凡的发展，这一发展，比先前时代普遍的低速发展相比，无比地巨大。然而，正因为资本主义的增长是指数级的(和癌症一样，持续的指数级增长只可能导致死亡)，所以，这个增长也就不可能无限地持续下去。资本主义注定要被超越，而且，无疑，它在历史上，只会作为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出现，在此期间，生产力的积累会创造出充足的物质和人力条件，支持、要求我们走向一种更好的，对自然和社会发展的控制形式。

　　资本主义危机和资本主义的危机(Capitalist crises and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

　　当代的帝国主义系统，是一个全球规模的，剩余集中化的系统。价值集中化的帝国主义系统的特征，是积累的加速，和在系统中心生产力发展的同时，边陲生产力发展受阻或变形。发达和欠发达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面对这个威胁，我们除粉碎当前的全球帝国主义系统，为另一种协商的全球关系模式创造条件外别无选择。

　　十九世纪末的大规模萧条，加剧了竞争压力，加速了资本的集中和集中化过程，并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系统的质变：1800年到1890年普遍的竞争工业资本主义，让位给了寡头垄断的(共享垄断的)资本主义。这些寡头依然是在本质上属民族国家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群体，尽管他们的活动也扩张到了国外，并且他们的战略，也不时地相互渗透并有了世界主义的倾向。在这个时代，他们的竞争，激化了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终结了先前大不列颠的主导地位。在这个时期，世界分裂为对抗的帝国主义列强。

　　我们当前所处的第二次长期衰退——始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紧接在二战后立即开始的扩张之后——则基于以下三个出自于法西斯主义的失败的因素：(a)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凯恩斯主义的国家政策维持了历史上的资本-劳动的妥协，凯恩斯主义把一种新形式的统治放到了资本的积累之上，取代了以前压榨工资的竞争型政权;(b)被称为一次建设社会主义的尝试的“苏联”系统，尽管实际上只是一次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的尝试，却把自己确立为对资本主义的挑战，并因此而对资本主义起到了刺激作用;(c)边陲国家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尝试，也因为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而变得可能。

　　我们当前的衰落的起点，是这三种社会模式的逐渐衰竭，而它们之所以会衰竭，又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的成功本身就深化了全球的相互依赖。因此，这次衰落，是在深化的帝国主义的全球化环境中展开的，自苏联这个替代选项完蛋，和第三世界的民族资本主义计划不能抵抗主流资本主义的侵犯(主流资本主义的目标，是使边陲大陆的资产积极回到他们先前的，作为依附性的中介之地位)的情况下，就更是这样了。

　　再一次地，当前的衰落的表现，是剩余资本不能在生产力的扩张中找到有效的盈利出口。资本主义对衰落的管理，因此而以在金融领域提供替代性的盈利出口为目标，并且，通过这个事实，当代资本主义把维护资本价值，变成了它的当务之急，哪怕这么做，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这种新的，资本市场的霸权，是通过各种手段来起作用的，如浮动汇率、高利率、先前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美国的高赤字、支付平衡、和国际金融组织迫使第三世界国家优先考虑其国外债务的政策等等。一如既往地，这些政策把世界经济限制到一种停滞的恶性循环之中，对此，他们找不到任何出路。事实上，这种顽固的停滞只影响到世界的一半——美国、欧洲、日本;和它们的拉美、非洲、和中东——这些地区也被迫经受资本市场用来管理衰落的那些措施。相反，东亚(特别是中国)，在东南亚和在一定程度上说，印度之后，经历了经济的飞速增长，并且这样的增长达到了摆脱衰落影响的程度。

　　资本主义系统总是已经全球化了，且它依然是全球化的

　　因此，今天，我们面临的挑战，不是试图从资本主义的危机中走出来，而是开始走出危机中的资本主义。批判的社会思想，应该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兴趣，因为这样的思想，是建立在区分这种系统的(of)危机，和系统内(within)的危机的基础上的。

　　这些积累模式的新发展不过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它的历史衰落的时代，已经变成一个破败的、衰老的系统了。

　　在通往社会主义的长路上的革命性的进步，还是文明的颓废?

　　社会主义过渡必然“在一国”发生。因此，走上这条路的民族和国家，将面临双重的挑战：既要抵抗帝国主义势力发动的永恒战争(热战或冷战)，又要在通往社会主义的新路上前进的过程中，成功地联合农民多数。

　　这些反思使我理解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阐发的，关于农民的思考。马克思把自己放到自己的时代中去思考，在那时，资产阶级还没有在欧洲完成自己的革命。因此，无论何时，只要资产阶级革命给农民土地(就像具体而言，在法国发生的那样)，大多数农民就会成为资产阶级的盟友，加入保卫私有产权之神圣不可侵犯性的阵营，成为无产阶级的对手。不过，社会主义改变世界的重心从支配的帝国主义中心，到被支配的边陲的转移，也从根本上修正了农民问题。但就算这样，在依然以农民为主的社会条件下，革命的进步，也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先锋队能够贯彻把多数农民整合到对抗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阵营中的战略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1848)中在谈到阶级斗争时写道：“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译文自马恩著作中文本)长期以来，这句话一直吸引着我的注意力。

　　这也是我提出，要区分从一种生产方式到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过渡的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的过渡之间有质的不同——原因。如果过渡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或者，是在异化的意识的指导下发生的话，那么，这样的过渡，就是以类似于自然变化的方式发生的，意识形态也就变成了自然的一部分。我把这样的过渡称作“颓废的模式”。而另一方面，如果意识形态成功地位被欲望的变革提供总体的、真实的维度的话，也只有在那时，我们才能谈论革命。

　　我还提到马克思的另一个重要贡献，特别是马克思关于长期过渡中的“统一和多样性”的看法。这些看法比以往更符合当代的挑战。

　　这篇文章是阿明为纪念马克思两百周年诞辰而写的书的简短总结，这本书不久之后将由MR出版社(纽约)出版英文版，同时也会有其他语言的译本书。这本书已经有了法文版，书名就是《马克思诞辰两百年周年纪念》(“Le bicentenaire de Marx”, Delga 2018)。

　　本文译自Samir Amin: “Bicentenary of Marx (short summary)”, 原载博客http://samiramin1931.blogspot.tw/2018/04/samir-amin-bicentenary-of-marx-short.html。

　　全文版由王立秋老师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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