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就是指，当我们遇到实际问题时，要会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地研究问题，看出问题的本质，抓住主要矛盾，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不留后患。能否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提出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并真正解决问题，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者的真正考验。遇到问题束手无策、或者手忙脚乱，或者文不对题，这不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说，我们党是个大党，不是指，或者说首先不是指我们的党员人数多，我们的组织机构健全，我们的国家大，我们的武器装备先生，我们的军队人数多，而是要看我们是否真正地掌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否能够找出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办法。
诸如解放台湾，或者说统一台湾之类的问题，我们党此前已经遇到过多次，比如香港问题、澳门问题、西藏问题等等。应该说，不是什么新问题。只是和以前的西藏问题、香港问题、澳门问题，具体情况有所不同而已。
我们应该看到，在香港回归问题上，我们解决得还有值得探讨的很大的余地。我们通过基本法，派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收回了香港的领土主权，但，我们显然没有收回香港的经济金融主权，港币还是美元的代用品，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对香港的经济金融没有领导权和决定权;没有收回香港的司法主权，香港大法院的法官，还是英国人，并不受新中国宪法和法律的约束，也不遵守基本法;我们没有收回香港的文化教育主权，香港的大学等教育机构和文宣机构，也不听众于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今天，几乎所有的反动势力，都敢于猥集香港，不择手段、极其嚣张地诬蔑、歪曲、攻击中国共产党、党的领袖特别是毛主席、党的革命和建设历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我们以为，有一纸基本法，有一支人民军队驻守香港，有一个派出的官方机构，就解决了香港问题，现在看来，这种想法，已经被现实击碎了。我们上了李嘉诚、李柱铭等大资本家的当，上了史久镛这种所谓国际法专家的当，致使在香港回归后，我们反而在香港问题了陷入了被动，香港问题解而未决。
同样是“一国两制”原则，澳门问题的解决，要比香港好得多。原因在于澳门问题要比香港简单很多。而台湾问题显然又要比香港问题复杂得多，如果我们不充分思考收回港澳问题的经验教训，不充分地结合台湾问题实际，不充分预见统一之后的各类严重问题，不充分发挥我们党的政治优势、革命传统和光荣作风，我们很可能在台湾问题上，重新陷入类似香港问题上的困境。
现在看来，在解决领土回归问题上，我们有两种经验，一类是资本主义的经验，就是香港回归和澳门回归的经验;一类是社会主义的经验，就是和平解决西藏、新疆、绥远等问题的经验。显然，后者要成功得多。
我们应该吸取西藏问题上的成功经验，因为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有较大的相似性和复杂性。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及而后历史实践表明，西藏经验是非常成功的，是值得我们记取的。
我觉得，吸取香港回归、西藏问题和平解决的经验教训，在台湾问题上，应该有以下原则值得思考：
一是不能放弃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加强军事斗争准备这个关键手段。西藏问题之所以能够解决，西藏上层之所以能够接受和平谈判，接受17条，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其军事抵抗受到沉重打击。军事上的失败，使那些反动的、动摇的西藏地方政府上层认识到，靠军事顽抗是不行的，靠外国势力的所谓援助，是靠不住的，远水不解近渴。除了和中央人民政府进行谈判，他们别无出路，所以，才在民主友好力量的协调推动下，开始了谈判解决问题的途径。
二是解决问题的重点在于统一之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17条签订之后，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但这并不意味着西藏问题就真的解决了，这距离真正的解放还有很远的距离，关键问题，西藏上层农奴主势力对人民的残酷压迫没有解决，西藏人民当家作主，还没有实现。事实证明，西藏上层反动势力，在帝国主义的鼓动支持下，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他们并不愿意放弃对西藏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不愿意向党、向人民靠拢，他们顽固地坚持自己的反动立场，最终，1959年，西藏上层在美帝国主义和印度上层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支持下，错误判断了形势，置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忍让、劝告于不顾，悍然发动反革命叛乱，试图重建其失去的天堂，当然遭到失败。这和当前香港上层亲帝国主义的反动势力长期制造动荡、破坏香港的稳定和人民的利益，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三是民主改革是重中之生。西藏问题的真正解决，不是在17条签订之后，不是在解放军进驻西藏之后，也不是在平定基本上层反动势力的叛乱之后，而是在健全建立党的组织领导、贯彻党的性质宗旨、进行民主改革、废除基本农奴制、解放了西藏农奴之后!百万农奴从封建农奴主的压迫、剥削中解放出来，团结在党的领导之下，团结在社会主义之下，建立人民政权，成为西藏的新主人，他们成为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坚定力量。尽管近些年西藏也出现一些动荡，出现一些反革命事件，但是，这些事件在党中央和西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都迅速平定，无碍大局。以达赖为代表的反动势力，尽管有帝国主义的支持，但仍然很难在西藏形成政治势力，远远不能和中央政府和西藏人民相对抗。
四是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力完全掌握在党和西藏人民手中。西藏人民站起来之后，参加政权建设，组织生产劳动，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迅速发展了西藏经济，繁荣了西藏文化，人民群众的生活迅速提高。西藏的经济、文化、司法主权，完全掌握在中国人民手中，外国势力干涉不了，也无力干涉。
综观之，西藏问题和平解决，与新疆、湖南、云南等地一样，是稳固的，持久的，西藏经验是完全正确的。台湾问题要比香港问题复杂得多，帝国主义必然千方百计破坏我国的统一和团结，其手段和程度要远过于香港。如此，在确定对台大政方针时，是运用西藏经验，还是香港经验，需要我们认真考虑。那种不吸取经验教训，一味强调香港经验的做法，很可能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我认为是非常愚蠢的。著名学者李毅、王卫星的有关方案建议，非常肤浅，此二人尚不具备思考问题的最基本的能力，不足为训。
那么，相应地，在台湾问题上，我们也应该把握好以下几个原则：
一是绝对不能放松军事斗争准备。要充分考虑到国际反动势力干涉台湾问题的可能。解决台湾的军事斗争，实际上是和国际反动势力作斗争，至于台湾军队，几乎不能构成对解放军登岛作战的阻力。进行军事斗争准备时，要把相关帝国主义反动势力作为斗争的主要对象，与可能的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经济金融斗争、舆论宣传斗争紧密结合起来。
二是必须充分收回各类主权。必须突出对领土主权、政治政治主权、经济主权、金融主权、市场主权、思想文化主权的完全收回，不能再搞半拉子工程，这需要事前就有充分的思考和准备，注意清除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再不能受所谓国际舆论的干扰，以受到他们的叫好为荣。
四是重点放在统一之后。鉴于台湾问题的复杂性，考虑到香港回归后，国际国内反动势力相互一直相互勾结，制造动乱，必须高度重视防范国际反动势力，在台湾统一之后的不择手段的各种干扰、挑拨、破坏，要紧紧依靠台湾劳动人民，团结台湾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争取、改造、分化台湾买办资产阶级，清除国际反动势力在台湾的“暗桩”，清除其资本势力!
五是进行全面彻底的民主改造。这是最难的一个环节。必须确立党的领导，建立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基层组织，建立党领导下的经济、金融、文化、司法、教育系统，尤其要注意废除台币，把人民币作为唯一货币，收回金融主权，不能再和港币一样，台湾继续充当美元在台湾地区的代用券。要把台湾人民组织起来，让其能够保证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加强两岸经济、金融、教育、文化联系，真正将两岸人民的血肉联起来。
如果一步到位有困难，可以分步做，但不能不做，不能半途而废。
我非常希望用大陆华西村、南街村的经验，建立集体化生产组织，这是确保党的领导的基础。要把台湾劳动人民组织起来，而不是搞什么市场化，对劳动人民不管不问。如果若干年后，台湾劳动人民生活没有提高改善，人家会问，既然有华西村、南街村等地那么好的经验，又能让我们致富，又减少国家负担，为什么不给我们用?
六是独立自主是关键。我们不和任何国家、势力讨论台湾问题!任何国家和势力也不有资格和我们讨论台湾问题，因为台湾问题是我们的内政!任何国家干涉台湾问题，在台湾问题上指手划脚，向分裂分子提供任何援助，都是敌对行为。这是一条必须坚守的前提条件!同时，对于来自大陆的带有买办性质的资本，坚决禁止进入台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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