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军人昆仑岩[笔名]昨天在《正在重演的历史——再读苏联解体的原因》一文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年底在广东视察期间指出，尽管有几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但中国仍然必须记取前苏联的深刻教训。这是向全党发出的一个重大警告!”
为什么说中国仍然必须记取前苏联的深刻教训呢?
第一，苏联党垮台、国解体，在于资改派极力否定苏联的历史成就特别是经济建设的成就。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西方的主流观点认为，主要是因为计划经济走不通，别无选择，只有实行市场化和私有化。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对苏联解体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在《苏联解体的原因》一书中做过多年翔实的考证和系统的分析。他指出：苏联计划经济体制1928年建立，到1975年大约50年间，不管用苏联官方统计数字，还是西方资料，都可证明这一时期苏联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除日本以外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而苏联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实现最大的社会公正”，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国家更做不到。从1975至1989年，苏联经济发展速度开始放慢，这是相对于前几十年而言，并非像西方所说的“早在八十年代计划经济就开始崩溃了”。真正出现绝对下降是从1990年开始，其原因并非由于苏联经济体制的内在矛盾，而是当选为俄罗斯主要行政长官的叶利钦和他的助手们开始采取一系列政治手段，破坏国家的计划经济，导致国民经济出现明显下降，降幅约为2%。1991年，叶利钦又在更大范围破坏中央计划，他把俄罗斯税收的绝大部分截留下来，不上交中央财政，当年苏联经济下降13%。事实表明，九十年代初苏联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根本不在于体制内部，而是人为破坏的结果。
昆仑岩说：“令人不解的是，中国却有人偏偏要把社会主义已成功运用的市场配置资源手段，与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对立起来，企图利用国家权力采取政治手段，人为地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完全彻底地搞垮和消灭国有经济，从根本上摧毁和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达成在中国全面实现经济私有化的目的，这比起当年犯上作乱的叶利钦，岂不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二，苏联党垮台、国解体，在于大部分高级领导干部[包括高级军官、大企业高管、高级知识分子等]想搞资本主义。1991年6月，美国一个社会问题调查机构在莫斯科对掌握高层权力的党政要员做过一次调查，结果和对人民意愿的测验[高达83%的人民群众都希望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完全相反，76.7%的人认为应当实行资本主义，以便他们享有更大的权力，拥有更多的财富。结果由于这些高级干部掌握着权力，便真的干成了几百万德国法西斯匪徒们干不成的事情。
昆仑岩指出，虽然我们没有看到也没有条件进行那种能真实反映当今中国党政要员政治倾向的调查，但是通过各类场合、各种渠道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并不算少。一些以反共卖国著称、受美国资助、以“中共的掘墓人”为使命的所谓自由派学者及其研究机构，长期得到上层保护，肆无忌惮，畅通无阻。“维基解密”披露的美国在华线人名单更是触目惊心，那么多党政高官和大牌学者赫然在目，奸贼当道根深蔓广，国家安全危如累卵!作为培养中共领导干部的最高学府中央党校，去年底为纪念宪法颁布施行30周年，与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针锋相对，召开所谓“优秀骨干师生”参加的务虚研讨会，让做过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皇甫平作了极富煽动性的总结发言：“我们已经下了市场经济的水，更是下了私有化的水”，“我们在座的很多人，房子也不少了。但是哪天不知让谁发你一条微博，你就都没有了，多的怕是连一家子的命都要吐出来”。“从根本上逐步消除这种不安全的状况”，就要“大胆追求宪政法治”。最后还警告：“一赢全赢，一输全输。 ”这不就是一篇活脱脱的“宪政”变天动员吗?更令人遗憾和痛苦的是，没有听说当场有一个人站起来反驳的。联想到习总书记所讲，苏共垮台时，偌大一个党，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就解散了，最后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这种情况不正在中共内部预演吗?!
第三，苏联党垮台、国解体，是在于意识形态领域逐步被资改派占领。昆仑岩写道，习总书记深刻指出，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共为什么会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动摇了。执政党领导者们的理想信念崩溃和人生观、价值观转变，是他们运用权力不顾一切为改变社会制度开路的思想基础。占据苏联党政机关要职的“精英”们放弃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代之以典型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尽管这些“精英”们还在不断重复官方的论点，但相信者是极少数。他们开始考虑实行什么改革方案对自己最有利。显然，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更快地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
昆仑岩强调，对照之下，当前中国党政领导干部的思想信仰和意识形态状况岌岌可危的程度，决不逊于当时的苏联。试问，今天中共党员领导干部中还有多少是真信共产主义、真愿意牺牲个人一切为这个崇高理想而奋斗的? 更可怕的是，这些年来在中国由“精英联盟”主导、主流媒体操控的意识形态阵地，已经出现公然违反宪法、挑战国家政权基础、助长去党化、去马列毛化、去社会主义化、去爱国主义化，甚至企图脱离、取消和胁迫党的领导的危险倾向。且不说十八大前主张推进经济私有化、反对共同富裕、大造改旗易帜舆论的鼓噪甚嚣尘上，即使到十八大之后，习总书记代表人民意志，反复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根基不能丢，强调道路决定命运，强调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方向，然而，来自新任最高领导人这一系列切中时弊的重要指示，出乎意料地在这个长期以集中统一著称的政党领导集团乃至官方主流媒体中竟然几乎听不到什么态度鲜明的积极回应，相反不同程度地被淡化、漠视、封杀、片面取舍和扭曲宣传。一些党政官员和主流媒体还在顽固地吹自己的号、唱十八大前的调，只愿讲改革必要，不愿谈改革方向，连一些官方微博都仍然热衷高喊“宁要有风险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之类片面口号，甚至有人还在咬牙切齿地叫嚣，改革必须“攻坚”，要“杀开一条血路”。“杀血路”这种话简直比“文革”还厉害。在改革的所谓“红利”分配已极度失衡、人民呼唤深化和完善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时，你把什么看成改革的阻力和对象，还要再攻哪个坚，杀谁的血，开什么路?这类现象很值得我们注重，万万不可书生气十足，掉以轻心。
第四，苏联党垮台、国解体，在于资改派很善于伪装自己，欺骗人民。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始时是以更多、更好的社会主义，之后是以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来进行伪装的。叶利钦掌权初期也顾忌到人民对制度的选择，在各种公开讲话中尽量掩盖其真实思想，不暴露他准备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企图，只说要通过改革，引入市场经济，逐步消灭政治精英的特权。这比公开宣称要在苏联进行一场资本主义革命，无疑增加了欺骗性。
昆仑岩认为，中国的这些“精英”们在这方面也远远超过苏联的那些“精英”。就拿“不争论”来说，他们偷梁换柱、断章取义，不讲前提地把“不争论”绝对化，实际上已把“人民拥护、赞成、高兴和答应”的大前提偷换成“精英”所代表的私利企图，把对领导层面的“不争论”要求偷换成不许群众质疑争论。他们其实也不要实践检验，根本不允许党和人民对长达三十多年的改革实践进行功过得失的反思和经验教训的总结，坚持对的、纠正错的。他们以“不争论”为理由，以反“文革复辟”为大棒，对改革搞事实上的“两个凡是”，即认为凡是改革做的事情一概正确，凡是改革出现的问题一律不许纠正。如果真的在改革中做的都是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的事情，那还有什么好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难道只能用于前三十年，不能用于后三十年?让实事求是打开的改革之路，走向实事求是的反面，这正是“精英改革”对人民改革的反动。
真正记取苏联的深刻教训，当前我们务必要讲清并使多数人认识到只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思想才能救中国的真理;务必要改变多数高级干部受到“补课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影响的状态;务必要使社会主义思想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旋律;务必要进一步驳倒一系列奇谈怪论，戳穿各种骗局。能否做到这几点，事关党和人民的命运前途，我们一定要为此挺身而出，奋斗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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