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1日，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在出席国际金融研究所的一个会议上表示，即便有带来社会和政治动荡的风险，中国也应该加快实施经济改革计划。他强调的重点是中国市场开放和金融改革。
美财长把中国的改革必要性置于中国可能动荡的风险之上，显然不是一般性的关心中国改革，也决不是试图以此解释中国为世界经济复收注入动力的问题。美国如此积极关注中国改革，如此焦急地推动中国改革到底所为何来?
用积极的心态看，我们应该感谢美财长对中国的关心，他象对待自己家人一样关心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他象夫妻一样关心中国改革开放的内外和谐，他象老师一样耐心指导中国如何做正确的改革，他象朋友一样希望中国经济永远没有风险。
但是，我们也不能总是带着积极的心态，偶尔小人一下也是无妨的。美国的“积极”也许还可以有下面几层理解：
其一：中国在配合美国方面工作的老模式上有所调整。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是很配合美国的，现在好象不完全配合了，步子没有跟上美国，引起了美财长的极大不满，因极度不满，所以容易讲出极端的话来，“冒社会和政治动荡”的风险也要改革，这是什么道理啊?改革是为了人民更好的生产生活，都把社会改动荡了，有哪门子改革的必要?财长先生既然说了这句话，说明美国自己也清楚，他要求中国改革的内容风险极大，否则，他不会有那样的推测。从另一个方面说，美国对中国的要价很高，高得可以令中国出现剧烈分化。
其二：美国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并没有找到合适的对策。中国的国内经济指标和国际贸易关系对于美国来说几乎是透明的，中国近些年所展示出来的决心和能力与经济结构转型战略上并没有达到完全统一，经济风险与日俱增，给美国施压中国改革留有合理的批评空间，更可怕的是，美国施压能得到国内相当多精英的认同与配合，“用改革化解风险”似乎可以成为内外配合者最合乎情理的说辞。
其三：美国对中国改革的影响力不很正常。从传统意义上讲，大国之间的经济互动性、协作性和共生性是现实存在并可以接受的，但是，各国选择自主道路和改革自由度应该是完全独立的，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对对方公开指手划脚。从美财长的高调讲话来看，我们应当可以推断前些年中国的内部改革受到了美方太多的影响和操弄，甚至有可能是决定性影响，我们看到的一些重要国内改革似乎与美财长要求有相通之处，包括国企私有化、贸易自由化和金融业开放等都有美国压力的影子。
其四：“西方恩惠论”仍在中国国民大脑中普遍存在。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一直在给中国人灌输一种观念——进入中国就是帮助中国。中国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当年的外国贷款和投资有援助性质，中国人应该感谢他们。这些认识都是错误的，国与国之间永远都是利益互换的关系，尤其是大国之间。几十年前，中国是看不清这种关系的，大部分人现在仍然看不清，因为他们既不愿意看书，又不愿意动脑筋思考。对方把市场让给你进入就是最大的恩惠，而不是反之，无论你是用无偿援助还是贷款援助，或者是直接投资。中国现在想投3000亿美元到印度去搞基础设施建设，印度还不愿意，按中国人观念，我出钱帮你修路致富，你应当感谢我，怎么还要想尽办法设限呢?中国为什么还要求着去搞呢?即便是朝鲜这样的国家，现在谁有优先进入权，都会被看成是政治友好的最大讯号，而有权进入者决不会拒绝这种礼遇。美国人现在还是抓住中国人的感恩逻辑，极力推销其“帮助中国搞改革”的教师爷形象，加之国内大量留美亲美人士的附和，美国理念还将继续播种中国。
作为中国政府和普通民众，对于美国财长的喊话，既要感受到压力，又要坚持自己的主张，美国财长那么着急，一方面说明新的领导集体在逐步摆脱美国的束缚，另一方面也说明美国自身的问题并不比中国更小。随着中国公众对国家决策参与度的提高，美国想公开诱骗中国上当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公开威胁的作用也越来越失效。面对美方的声音，中国至少可以关注以下几点：
其一：独立自主地进行国家决策是首要原则。无论从人口规模看，还是从经济总量看，中国都可以称为形式上的经济大国，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给世界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形象，没有独立自主，中国就永远会处在被列强敲诈的不利地位，美国可以要挟，欧洲也可以，其它国家也可以，无休止的经济要挟必然会扩展到政治外交领域，从而使中国全面处于被动地位。决策者顺从美国的意志办事，也许它会给你颁个什么“贡献奖”，但你把贡献给了它，中国人民就吃了你的亏。
其二：政策设计应该注重战略性而不是技术性。前些时候，看到新闻报道说中国决策层聘请洋顾问参与决策，有些省市甚至是直接出高价买洋人方案，开价可高达千万以上。单从人才的使用来看，全球人才全球通用是不错的，但是，我个人认为，所谓通用，应限于政策的技术层面，而不是战略层面，因为这些洋专家的药方往往都是程式化的，看起来很美，用起来很水，有时候还可能出鬼，除非中国完全按照美国模式把整个国家改造一遍，否则，绝大部分水土不服。过分看重海归技术性政策人才其实无益于中国稳妥改革。
其三：改革风险应当有一个底线设定。改革肯定有风险，没有风险就没有收益，但是，可能引发动荡的风险不应是改革考虑的选项。美国财长的“动荡改革论”与中国国内的“杀出一条血路论”是异曲同工的，都是不顾代价改革的冒险思想。必须看到，如果中国的改革引起社会和政治动荡，改革将不可避免地转化为革命，性质将完全发生质变，执政者和普通民众都必须考虑清楚这种代价的承受能力。
尽管美国财长用特殊形式表现出对中国改革的积极态度，但是，美国人说了不算数，关键还是看中国自己怎么做，中国做得越好，美国人越着急，中国做得越糟，美国人越高兴，这将是中美两个大国未来几十年内的必然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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