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天皇时期的“五相会议”与日本的“国安四相制”)
前不久,中国正式宣布成立“国安委”,时隔半月,日本成立“国安会”,两相对比,各有各理,相互攻击已经毫无必要,既然都摆上了桌面,就看谁玩得更加正义,谁玩得更加符合国际大潮流,当然,最终还得看是否能维护好自己的国家利益。
日本此次成立的“国安会”,以首相、外相,防卫相和官防相为主要决策班子,简称“四相制”。其层级不比中国低,甚至还略有偏高,任务涵盖也不比中国为少,它采用的“四相制”管理模式,有非常具体周密的细则规划,应当算得上日本在新时期有前瞻性的战略立项,也是适应国际格局重大变化的特殊安排。
二战之前的1936年8月7日,日本为了应对当时的世界变格,制定了“五相会议”办事机制,具体是: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和藏相。在五相会议上,日本通过了所谓的“国策准则”,该准则规定:鉴于帝国内外的形势,帝国应当确立的基本国策就是使外交和国防相配合,确保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进出,为使“满州国”健全发展与取得日满国防的巩固,在排除北方苏联威胁的同时,要严防美英,通过实现日、满、华三国的密切关系,力求发展我国经济,以此作为对大陆政策的基准。采取和平渐进手段,谋求我国势力扩张,与“满州国”巩固配合,以充实和加强国力。(《天皇的战争责任》日历史学家井上清著)
该“国策会议”的精神实质上就是后面“大东亚共荣圈”的最初设想,它是以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满州国”为前提,其目的是把整个中国置于日本势力控制之下,后面的所谓“帝国防卫方针”都是基于此设想的具体步骤。
法西斯时代的“五相制”与今天日本的“四相制”未必可以相提并论,今天日本的比较优势也达不到当年的高度,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尤其是亚洲诸邻国,不需要对日本的“国安四相制”产生恐惧心理,但非常有必要判断和关注之后的相关政策措施。
一般来说,按日本今天的政治体制,日本天皇已经处于虚权地位,对“四相制”不能再起到当年裕仁天皇那么大的作用。简单判断,本次“国安会”应当只属于内阁政策,不大可能是天皇应允下的产物。但是,我们必须要引起警惕的是,处于紧张衰老境况下的日本会不会再度以提振皇室权威的形式来提振日本国民意志呢?如果有这种苗头,就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因为它将标志日本为军国主义抬头找到了新的合理性依据。
另一个方面需要关注的是美国将在多大程度上默许日本修改“和平宪法”。过去几十年以来,日本一直在争论着“和平宪法”的修改问题,始终没有质的突破,一方面是受国民意愿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受美国约束。现在,世界局势尤其是亚太局势已经和正在发生着深刻巨变,美国还会不会继续其过往的理念?美国有没有可能借松绑日本来捆住中国大陆?客观上讲,这种可能性是存在并且是非常大的。
作为中国而言,我们既要理性正视日本政策的大力度调整,同时也要做好“安全观”的重新阐释,中日双方都在刻意强调“国安”,那到底我们要坚持一种什么样的安全观?撇开国内问题不谈,中国的对外安全观是指主权性的安全还是世界力量竞争性的安全?如果是主权性的安全观,那么外交及军事因应措施是否可以做到有更明确的导向?如果是带着参与世界新秩序划分意义上的安全观,那么,是否可以做得更为坚决一点?我这里强调的“坚决”决不是军事态度上的坚决,武力只是最后的外交语言,没必要也不可能时刻挂在嘴上。世界格局的划分斗争更多体现在世界组织、区域组织及多边组织上面,不在这些方面做好文章,国家安全绝无真正的保障。
中国在理顺自己安全观的同时,也要观察清楚日本的安全观,观察它到底是着重本岛安全还是谋求东亚霸权思维,如果是后者,中日之间肯定没有安全,冲突将成为必然。
中国有些专家认为,要尽可能通过经济和外交手法瓦解“美国同盟”,用中国经济强大的后劲逼美国就范。我是比较坚决地反对这种论调。我始终认为美国在二十年以内绝不会放弃日本,日本当然更不会放弃美国,除非日本翅膀已经硬到可以挑战美国。美国如果把中国当成它在亚太的最大威胁,它没有任何理由抛弃日本这个现成的打手,如果美国没有把中国看成最大对手,那它会把谁当威胁呢?日本还是俄罗斯?都不可能。美国留守亚太也好,重返亚太也好,根本目的还是经济利益和世界影响力,不是领土需要,在经济利益和国际影响两方面跟美国有较大交集的无疑是中国,俄国斯不断下降的人口状况已经只能靠庞大的武器系统维持世界影响力,经济上已经不可能成为美国的对手。总而言之,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美国都不会轻易放弃日本,这与谁当美国总统无关,只有美国长期战略有关,中国改变不了美国的亚太长期战略。
号称“万世一系”的天皇没有带给日本安全,如果再行不义为害亚洲,日本就永远不得安全,希望日本人民珍惜和平爱惜生命,十几亿的中国人不可能甘心长期生活在不安全的环境当中,彼此尊重才有东亚的未来,共同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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