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破“亲日派”的嘴脸
老 骥
先看两则新闻：
胡耀邦长子胡德平开始访日
日本传媒报道，已故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长子胡德平日前访问日本期间，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私下会面，但见面谈话内容并不公开。有传媒指出，安倍会见中国民间人士，相当罕见。有学者指出，不排除这是中日两国官方相互试探的举措。
菅义伟指胡德平要求安静交流
共同社引述中日关系消息人士昨日透露，胡耀邦长子胡德平日前访日期间曾与安倍晋三首相会面，双方可能就如何改善日中关系交换看法。该消息透露，胡德平本月8日前往首相官邸，在与官房长官菅义伟会谈的前后见到了安倍晋三。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昨日在记者会上证实胡德平与安倍的会晤：“对方提出了希望在安静的环境下交换意见。会面的具体经过不便透露。”
报道指出，菅义伟在与胡德平会谈时表示，日中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即使存在个别问题，也应该回到战略互惠关系的原点”。据菅义伟称，胡德平表示会把日方的想法转达给中国的相关人士。
三子胡德华说日对华改革贡献最大
另方面，昨日在江西九江共青城出席胡耀邦追悼仪式的胡耀邦三子胡德华，接受日本传媒提问时表示，对中国改革开放贡献最大的，支持最大的国家，不是美国，不是苏联，也不是欧洲，而是日本。他又说，1945年时胡耀邦得了非常严重的肝病，几乎丧命，但最后被一名日本医生治好。
对此，我特将前年的一篇文章转载如下，以对胡氏兄弟提出警告。
在人民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日中新闻社》社长韩晓清女士为自己的错误言论公开道歉了，承认把保钓勇士的爱国行为指责为“不是爱国行为，而是害国行为”，伤害了人们的爱国热诚，是过激言论。无独有偶，前外交部长、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唐家璇先生，也将“拦车拔旗事件”无限上纲，批判为“不是理性爱国，是害国”，这与韩晓清女士的言论如出一辙。与此同时，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也在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辩论中大放厥词，说钓鱼岛不产GDP，中国为此打仗不划算。他们的发声在全国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同仇敌忾的时候，显得格外的不和谐，可以用杂音来形容。
但是，在中国这些人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代表了一个群体即“亲日派”，这些亲日派有的身居高位，有的手握重权，有的控制舆论，在中日斗争中起着很坏的作用。所谓的亲日派就是在中日关系上倾向日本的中国群体，这些人为什么要亲日呢?一言以蔽之，屁股决定脑袋，立场出了问题。他们有的是在日本留过学，就过业;有的在日本家有移民，户有存款;有的是工作需要和日本长期打交道;有的则是有把柄捏在人家的手里，如最近被日本媒体曝光的中共高级官员和国企老总，赴日吃女体盛嫖AV女优事件。于是，他们在处理中日关系时往往容易丧失信念，丧失立场，厚日本而薄中国，一旦遇到中日争端便自觉不自觉地站在日本一边。
当然，他们毕竟还是中国人，害怕被国人指责，更怕骂为汉奸，所以平时不动声色，一到形势需要或自动或被迫地跳将出来，利用权力和影响力为日本服务。不过他们决不会赤膊上阵，直接替日本说话，而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包装自己，施加影响。所以就出现了保钓和拔旗不是爱国是害国的奇谈怪论。
亲日派不一定是汉奸，但汉奸一定是亲日派，像茅于轼这样的人就是典型的汉奸，它不但亲日而且哈美，不但反对保钓而且反对造航母。亲日派和汉奸只有一步之遥，在历史上对中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伤害，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汪精卫集团就是从亲日派沦为汉奸的。为了不让这个历史的悲剧重演，我们必须要防范亲日派的破坏作用，要防范他们就要识破他们的嘴脸，然而如何才能识破呢?找出他们的共同特点，给他们画个像就是一个好办法，我认为他们有三个特点：
一、是非颠倒，感激日本“援助”
亲日派一说到中日关系，总会念念不忘日本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援助，如韩晓清女士就说：“30年来的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都和日本的经济援助、日本的政府间长期低息贷款(ODA)有极大的关系。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如北京机场、浦东机场、铁路干线、港口建设、整备、大型火力发电厂、重要钢铁项目等都是在日本的长期低息贷款ODA项目援助下建成的。胡锦涛国家主席在访问日本时，对日本朋友讲到：‘没有日本的ODA援助项目，就没有现在中国的现代化’”。
韩晓清女士这种说法对不对呢?如果中日之间没有发生过抗日战争，没有发生过甲午战争，她的说法无疑是对的，但正是由于日本有百年侵华祸华的历史，她的说法就成了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日本为什么要援助中国?正是基于以上的史实日本才这样做，可以说日本这样做并不是援助而是赎罪。即便如此，和日本对中国造成的损失相比仍然是九牛一毛、杯水车薪。光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死亡的军民便达350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64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按当时物价计算，即使把日本卖十遍也偿还不了这笔血债。中国新旧政府以德报怨，恩比天高，德比海深，日本再怎么兽性也有人性未泯之时，它难道不应该有悔罪的表示吗?何况贷款还是要还的，仅仅是低息而已，这个恐怕连日本自己都不好意思标榜，亲日派却拿出来大加炫耀，简直是无耻之尤。
中日建交之时，双方是有默契和备忘的，虽然中国放弃了战争赔款，但并不意味日本可以免责，亦有义务对中国实施经济援助。事实上日本对东南亚一些放弃战争赔款的国家，就是以“经济合作”兑现战争赔款的。我们强烈要求国家公布这些档案，以正视听。我们也相信胡锦涛主席的即兴发言，不过是外交辞令而已。
亲日派动不动就拿日本援助说事，把日本的赎罪行为说成是无私援助，并且感激涕零，大加宣扬，完全是自我犯贱，混淆视听，误导人民，必须予以揭露。
二、执迷不悟，崇拜日本技术
亲日派对日本的技术不切实际的盲目崇拜。如韩晓清女士说：“今后，日本的对华投资、技术转让、技术引进和日本的市场，对中国来讲仍然非常重要”。日本某些方面的技术的确比较先进，这是事实。但是，30年来我们并没有真正获得这些技术，日本的小汽车技术我们没有得到，日本的芯片技术我们没有得到，日本的汽车车床技术我们没有得到，日本的建筑器械技术我们还是没有得到．．．．．．。不仅学不到，偷也没偷到，我们什么先进技术也没得到却把市场给丢了，让日本企业牢牢地控制了我们的市场，今天满大街跑的都是日本的轿车，连军队的越野车也是日本企业制造。所以，日本的世界经济学者长谷川庆太郎就发表文章声称“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日本”，他尖锐地指出：“中国要谋求经济长期增长，必须下大力气进行科研和开发。但目前的中国既没有这个基础，也缺乏这方面的远见，只能购买日本专利，引进日本技术。随着经济不断增长，中国对日本的依赖只会越来越加强而不会越来越削弱，这意味着日本将越来越有能力在经济上控制中国”。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其实道理非常简单，吃饭的家伙谁肯轻易让人，如果能够引进先进技术，购买先进技术，还会有外企的今天么?它们又凭什么吃香的喝辣的?同样，中华老字号、祖传秘方又怎能流传至今?我们的一些精英好像不长脑子，整天在那里一厢情愿。当然，对人家落后而对我们尚属先进的技术，有可能卖给我们，但吃人家的剩饭不管饱，跟在后边爬行总落后，永远不可能走在世界科技的前列。
由于我们盲目崇拜，不切实际地追求外国的先进技术，从而放弃了自力更生的建国方针，严重影响了我国科技创新的步伐，导致中国的技术与外国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拉大了，独立自主的国家地位不是增强了，而是削弱了，以至于我们处处受制于人，被动挨打。这种状况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必须加以扭转。
三、本末倒置，关系重于主权
亲日派在中日关系上将“维护两国关系的大局”放在首位，而把国家主权放在从属地位。那么，什么是“两国关系的大局”呢?他们认为是发展经济，说白了就是做生意。如韩晓清女士说：“目前中国最急需的国家战略目标是什么?是夺回钓鱼岛吗?显然不是。中国当前最急需，最重要的国家战略目标是发展经济，增强经济实力，对应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各种严峻的挑战”。韩晓清女士的言论也暴露出，堂堂大报社长不懂世界一流强国的要素有哪些，也不知道仅仅靠中日友好，仅仅靠发展经济是不足以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
和张女士一样，唐家璇先生也存在中日关系重于国家主权的问题，如他提出三要三不要即：“要承认争议而不要否认争议;要搁置争议而不要激化矛盾;要多做有利于稳定的事，而不要单方面采取行动，使事态复杂化和扩大化”。但是，日本作为钓鱼岛的侵占国，尚且不承认钓鱼岛的主权争议，公开叫嚣“钓鱼岛(日称：尖阁诸岛)是日本“固有的领土”，“钓鱼岛原本就不存在要解决的主权问题”。而一直宣称钓鱼岛是我们“固有领土”的中国却提出“要承认争议而不要否认争议”。这不能不让世人怀疑钓鱼岛真的是中国“固有领土”吗?为何中国对自己“固有领土”却如此没有底气呢?中国百姓也有权发问：在钓鱼岛问题上我们到底心虚什么?！ 在两国关系与国家主权问题上，韩国、俄罗斯、日本的领导人都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们的行动表明主权大于一切，中国的表现很另类。
综上所述，可以对亲日派分子对号入座，凡是符合以上特点之一的就是亲日派分子。亲日派分子有立场问题也有认识问题，主要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只有发展到像茅于轼这样的汉奸才是人民的敌人。所以，我们希望这些人在日趋明朗的中日斗争中幡然醒悟，改弦易辙，迅速回归到人民的立场上来，否则，一失足则成千古恨。
2012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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