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后
老 骥
四年前，著名经济精英许小年提议将国有资产变作股份分给全体国民，理由是：国企垄断妨碍了民企的发展；国企管理层拿高工资，员工享受优厚福利；国企不向国家或少向国家交利润。此言一出立刻得到广大网民的一片欢呼声，并引发了对国企的新一轮批判。时任国资委主任的李荣融对此愤愤不平，他想不通：“为什么国企搞不好挨骂，搞好了还挨骂？”为此我写了一篇文章《谁陷国企于不义？》并预言国企沦陷是迟早的事。
两年前，在北京世界银行记者会上，独立学者杜建国跑上主席台，愤怒地打断了世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的发言，并针对《世行报告》（世行联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了名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报告）进行严厉的指控，同时当场派发他的文章《世界银行，带上你的毒药滚回美国去》，杜建国振臂高呼：“世界银行的报告就是一副毒药，中国的国有企业不能私有化！”原来，世行的上述报告对中国的改革提出了许多建议，包括重新界定国有部门和私有部门的作用，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等，其中报告特别建议重新界定国有企业的作用，打破某些行业垄断，实现所有权结构的多元化。
一年前，党的十八大强调了市场经济要起决定性作用，三中全会又确定了实行国企“混合所有制”的改革。这个混合所有制就是《世行报告》设计的“实现所有权结构的多元化”。那么什么是混合所有制呢？按照官方的解释就是：通过国企、民企、外企资本的结合，从而发挥不同性质资产的决策作用，是决策科学化和高效化的混合，是用人制度上的混合。然而，民间人士却不是这么认为，最直白的要数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他说：“混合所有制的意思就是在原有公有制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变成这个，再前进一步就是私有制，只是在完全私有和公有之间，还没有过渡到更加清晰的所有制基础。”任志强号称大炮，往往说话难听却挺实在，这次他对混合所有制的解释同样让人觉得很准确。
其实，世界上只有混合经济，没有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经济就是计划与市场结合，国有与私有共存，国企和私企之间既互相交易又泾渭分明，没有混合一说，西方国家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只不过公私比重不同罢了。现在中国进行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算是世界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过算不得创举，因为国企混合所有制不可能长期存在，只不过是公有制迈向私有制的过渡阶段而已。所以说国企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就是私有化，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明眼人谁看不出来呢。多年来，无论是许小年的“提议”，还是《世行报告》，以及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决议”，都是一步步朝国企私有化推进。为此中纪委也下了很大的功夫，通过选择性反腐铲除国企、国资委官员中可能存在的阻力，同时为国企私有化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最好的理由，现在国企几乎成了腐败的代名词，国人皆曰可杀。
为什么非要国企私有化呢？
是因为国企腐败吗？不是。这并不是说国企没有腐败，国企和国资委的确缺少“双向监管制度和法律”，资产和官员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督，特别是国资委的官员没有得到国务院的有效监督，从而导致了系列腐败大案，国资委主任蒋洁敏带头腐败，他的落马更让国企官员的名声扫地。但是，中国的腐败并非某个领域的问题，而是全方位多领域的问题，现在一些掌权的官员不是贪不贪的问题，而是反不反的问题，只要反就有问题，反的力度越大，问题就越大，依我看腐败也并不是国企的一些官员最严重，最严重的当属各级政府的一些官员。不过即使是国企官员腐败很严重，也不能用私有化来解决，国企私有化不但解决不了腐败，相反还会造成新的腐败。国企私有化的过程就是国有资产流失的过程，也是国企官员和政府官员中饱私囊的过程，这个事实已被第一轮国企私有化改革所印证，即将展开的第二轮国企私有化改革涉及的国有资产比起第一轮国企私有化改革的资产大得多，所以本轮国企私有化改革将会造成更大的国有资产流失，也必将导致更大的腐败，这个腐败程度要超过其它任何腐败，所以说，“国企私有化是最大的腐败”，道理就在于此。
是因为国企产权制度不清，用人制度不优，决策机制不灵吗？也不是。这些问题都是有解的不是无解的，根本不需要私有化搞什么混合所有制。所谓产权制度不清本来就是个伪命题，难道只有私有财产才算产权清晰，国有资产产权就不算清晰吗？其实并不是产权制度清不清晰的问题，而是对国有资产和国企官员的监督和管理到不到位的问题，国资委是国有资产的看护人，是国企官员的领导者，但对于国资委的监管却往往缺位，这是国务院的失职。只要国务院认真履行职责管住国资委的官员，他们还敢胡来么。同时也可以加强监督，让全国人大参与对国企和国资委的监督，如果还怕不行，可以搞制度创新嘛，成立“国有企业人民监管委员会”，由人民选举代表直接参与各级国资委的监督和管理，办法有的是看你用不用，不信管不好。
至于国企人事制度和决策机制等方面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恢复“鞍钢宪法”。鞍钢宪法的精髓是强调企业的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建立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使之成为扩大企业民主，吸引广大职工参加管理，监督行政，克服官僚主义的良好形式。当时毛泽东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称之为鞍钢宪法，使之与苏联的“马钢宪法”（指以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经验为代表的苏联一长制管理方法）相对立。很多经济精英认为鞍钢宪法过时了，这不是事实，鞍钢宪法不仅在中国获得了成功，而且受到了日本和欧洲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的青睐，他们认为这是企业以人为本，民主管理的好制度，至今仍在借鉴。只有中国自己盲目放弃了它，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搞什么“厂长负责制”，把许多好端端的企业都搞垮掉，至今仍不接受教训。如果今天我们用鞍钢宪法管理企业，便能从企业内部解决职工群众监督领导的问题，这是任何外部监督都达不到的效果，意义非凡。曾几何时，一些崇洋媚外的人还对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顶礼膜拜，现在又要用混合所有制来取而代之，说明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国失败了。之所以失败其实原因很简单，现代企业制度是私有制下的产物，根本不适合公有制企业，强行实施犹如把羊头安在狗脖子上，岂能成功！那些所谓的经济专家为此竟然折腾了几十年才明白了个中“奥妙”，实在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那么国企私有化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是市场经济的需要。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观点，市场经济必须而且只能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不存在公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这正是一些西方大国至今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的深刻原因之一，也是国内一些人一再公然提出全面私有化主张的依据。美国是西方世界的头领，美国的态度更重要，美国是最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也是最坚决要求中国全面私有化的，世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是美国人，是美国高盛集团的副总裁，世行代表的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利益，实行有利于他们自身的经济政策，《世行报告》就是让国企私有化的一副毒药。美国前财政部长鲍尔森曾讲：美国绝对不会对中国的改革停顿坐视不管。当然这个改革也绝不是国有化改革。十八大前夕，美国国会的一批议员联名发表声明：决不允许中国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对中美关系格外看重，所以私有化也是两国新型大国关系的需要。
但是，即便私有化了又如何呢？中国会由此见容于西方世界吗？美国就会饶了中国吗？我看这都是一厢情愿。对此，俄罗斯最有体会，当初俄罗斯听信美国和世行的建议搞“休克疗法”，这是一步到位的私有化，俄罗斯积极要求加入北约，也加入了“八国集团”，俄罗斯以为这样便会融入西方阵营。不料美国并不买账，仍然不肯放过它，不但拒绝俄罗斯加入北约，还搞北约东扩，拼命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直到策划乌克兰颜色革命，公然发动政变，将乌克兰纳入西方的势力范围，企图封堵俄罗斯在克里米亚黑海舰队的出海口。屡屡被骗，忍无可忍的普京总统奋起反击，一套干净利落的组合拳把奥巴马打的没了脾气，兵不血刃地将克里米亚收入囊中，然后把一个四分五裂，战火纷飞的乌克兰烂摊子撂给了始作俑者。
俄罗斯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完全的市场经济地位，即便如此，尚且不能见容于美国和西方世界，难道在中国身上会发生奇迹吗？我看不会。即使中国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也照样不会被美国和西方接纳，因为，决定大国之间关系的关键因素不是社会制度，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地缘政治，除非俄罗斯和中国甘心做美国的附庸或者任其肢解，否则，美国就一定不会放过，这就是霸权主义的逻辑。懂得了这个道理，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我们借给美国那么多钱，美国不感谢我们，反而倒打一耙说是中国导致了美国的经融危机；为什么中国投资四万亿救美国，美国却恩将仇报重返亚太，制衡中国；为什么在领土争端问题上，美国总是拉偏架，打压中国；为什么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最近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竟然赤裸裸地向中国发出战争威胁。如果还闹不明白，仍然埋头私有化，恐怕是要白忙乎一场了。
2014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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