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着加强日欧经济合作的愿景，以及丝毫不加掩饰地以牵制中国为目标的公关，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从4月30日起开始他巡访欧洲各国的旅程。从安倍执政一年多以来的情形看，他非常热衷这样的外交活动。相较于错综复杂，举步维艰的国内政经问题，外交活动更有利于安倍在本国民众的心目中，塑造出他为了国际利益“艰苦奋斗”的形象。除此之外，外交访问也为安倍提供了一个阐发其“真实想法”的舞台。当然，中日和韩日关系陷于低谷的今天，像出访欧洲这样的第三方外交也间接成为安倍与中韩这两个近邻隔空较量的战场。果不其然，安倍此次访欧前夕在接受德国《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再次强硬地表示“日本不会采取德国的方式进行和解和谢罪”。
安倍晋三的这一表态，实质上是对近一时期，中韩两国政府再三奉劝其在历史问题的解决和战争罪行的反省方面向德国学习的呼吁的悍然拒绝。不仅如此，他这回还真的像日本右翼所期待的那样，“堂堂正正”地道出了日本的主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和亚洲的历史截然不同。是推动欧洲统一这个欧洲最大的命题促使德国谢罪的”，“再说了，日本一直在持续着以‘开发援助’的方式支援着贫困的亚洲各国嘛”。话说到这个份上，安倍已经不像是在为日本的立场辩解，倒有那么点炫耀日本在战后的处境要好过德国的意味了。对于安倍这番得意洋洋的宣言，某不具名的德国历史学家表示：“安倍的讲话纯属断章取义，在历史认识上本末倒置。”
虽说，以安倍众所周知的右翼立场而言，他作出这样的发言原本是不足为奇的。然而，他的妄言再一次清楚地揭示了日德两国之间在对战争和历史认识方面深邃的鸿沟。不过，这样的差异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那会儿就已经存在了。了解一些世界现当代史的读者大概都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同盟国对同为战败国的德国与日本的处理截然不同。
在欧洲，作为打败纳粹德国主力的美英法盟军和苏联红军将德国划分为四个占领区，实施了为期10年(1945-1955年)的“四国共管”。在占领期间，前苏联和法国为了惩罚战时德军在两国所犯下的暴行，美英两国为了彻底消除被定位为“文明世界的邪恶敌人”的纳粹思想，分别在各自的占领区内对德军战犯和纳粹分子进行了严厉的弹压和惩罚。与此同时，由于四国分区占领的现实，使得德国的战争赔偿有美英法苏四国在各自的占领区内自行实施。尽管，美国基于减轻自身经济负担的考量，不赞成采取过分严厉的赔偿措施。但受害较重的法国和前苏联仍然在各自的占领区内获取了大量的实物补偿。在进入1950年代之后，冷战的爆发使得美英开始重新武装德国以对抗苏联的威胁。但这没有改变西方世界严厉弹压纳粹分子和彻底否定纳粹思想的根本立场。
反观日本，由于美国实现了事实上对日本的一国占领，因此，包括战争范围在内的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的主导权也就完全操持在美国占领军当局的手中。尽管，占领军司令部(GHQ)在战后的最初两年也确实采取了诸多有力的措施，在日本进行了“民主化改革”并以“褫夺公职”(即开除积极参与侵略战争的旧军官和文职官僚的公职)的方式来消除战前军国主义的影响。然而，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和随之而来的冷战对峙，急于将日本变成在远东抗衡苏联基地的美国迅速调整了对日政策。在日本并未彻底清算战争罪行的情况下，美国在1952年的旧金山和会上，强压与会的亚洲受害各国接受了有利于日本的媾和条件，不公平地替日本减轻了其应负的战争责任。而在1952年《旧金山和约》签字生效之后，日本政府立即将数万名一度被美军开除公职的旧官僚和旧军人恢复了职位。而这些人，包括安倍晋三的外祖父甲级战犯岸信介在内，成为了领导战后日本政局的核心人物。而在战后的德国，像一个前纳粹官员出任政府要职这样的事情简直无异于天方夜谭。
正因为德国和日本在战后所遭遇的处理是如此迥异，方才导致两国领导人乃至于普通民众在战争和历史问题上的态度有这么大的差别。从两国的民众层面来看，客观地说，战后数十年来和平主义教育的浸淫，使得德日两国的普通民众基本上都对20世纪上半叶的那场战争持否定的态度。
可大相径庭的是，德国民众大多毫不讳言自己的父辈在承受战争苦难的同时，也是制造这些苦难的元凶之一，而日本民众的战争认知则集中在本国所遭受的诸如“原子弹”和“东京大轰炸”等灾祸方面，极不情愿承认日本作为战争加害一方的事实。造成这种现状的一个原因，是迄今为止日本的历史教育以及对战争的纪念设施与活动皆在有意无意地淡化战时日本作为加害者的一面，却又不断地强化着日本作为受害者的形象。以遍布日本各地的各种“和平”纪念设施为例，原子弹受害者、东京大轰炸受害者、战后遣返的日本军民的艰辛，诸如此类痛苦的历史记忆充斥其间，可就是罕有对十数倍于日本死伤者的亚洲各国受害者的纪念。数年前，千叶县的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曾有设立日军战争罪行(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专门展示厅的计划，可是一直慑于右翼的压力而无法实现。与之相对，德国南部拜仁州州政府在达豪集中营原址上建立的犹太人屠杀纪念馆中便复原了当时以毒气室为中心的迫害孽杀犹太人的场所。如果说，日本人的战争纪念是为了反复强调自身的受害者记忆的话，那么德国的战争纪念则是一种“防范于未然”的教育措施。
柏林的德俄纪念馆前馆长延恩指出，在2、30年前对青少年进行战争历史教育尚没有太大必要，因为那时经历过战争的人还多健在。可时至今日，随着战争世代的逐渐离世，正确的历史教育的重要性便凸显了出来。而真实客观地告诉下一代战争的历史，恰恰是为了避免下一代人重蹈覆辙。
不过，在历史认识问题上过分苛责日本的民众倒也未必足够公允。在崇尚集团主义和服从意识的日本社会环境中，一个普通的个人是很难不去随大流的。最应该受到谴责的，依然是安倍晋三这样高高在上的为政者。他居然还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去揣度德国，难道德国反省战争的动机真的如同他所说的那样么?历史告诉我们，事实绝非如此。举一个非常有名的事例，当纽伦堡审判的时候，一个即席旁听的原德国国防军军官小声地喃喃自语道：“我们应该武装起来把这些战犯救走!”坐在他身边的同伴惊恐地问道：“你不会是当真的吧?”这名旧军官斩钉截铁地说：“救出他们是为了让我们德国人自己来审判他们!”这则轶事表明，对战争的反省是德国人的自发行为，而绝不是外界强加的。从1968年开始，德国的各级法院已经对数万名原纳粹战犯进行了审判。而在1979年，联邦德国议会更是通过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其宗旨是“对纳粹战犯的追诉没有追诉期限，将一直进行到他们死亡为止”。另一方面，德国迄今为止已经向包括犹太人在内的战时受害者及其家属提供了超过700亿美元的赔偿。与德国相比，日本在认罪和赔偿上的扭捏与造作，简直让任何有起码道德感的普通人都羞于提起。
可是，战后日本的历代政治领导人，就是这样满不在乎地把战争的记忆扔在一边，把自己应付的战争责任扔在一边，轻装快跑地实现了日本的经济腾飞。从80年代开始，随着日本成长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大国，他们更不惜直接挑衅历史事实、挑衅近邻各国。1985年，纪念战争结束40周年的时候，日本前首相中曾跟康弘发表了题为“国家与国民为了舍弃屈辱争取光荣而前进”的演讲，大言不惭地宣言日本已经到了放下历史包袱，履行与世界大国地位相称的责任的时候了。他在发表完这通演说之后，便打破了战后以来40年的惯例，以首相的身份带头参拜了靖国神社。而在同一年，德国前总统发表了“对过去闭上眼睛的人到今天才会变得盲目”的演说，郑重地向全体国民反省了战争的教训与德国人的责任。恐怕正是迥然不同的政治领导人，才导致德日两国在战争和历史认知上如此巨大的差别吧。不过，从这次的谈话看来，安倍首相大概是铁了心要做一个对“日本的过去闭上眼睛”的政治家了吧。由此看来，中国和韩国的政府与民众确实不应该再对安倍政权存有任何幻想了。应该做的，只有继续对安倍的错误批判到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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