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政府2014年年底宣布取消2015年上海外滩地区的大规模的新年倒计时、跨年庆祝活动，并且把“5D灯光秀”的地点从以往的“外滩”改为凭票入场的“外滩源”。决定停止在外滩组织集会的后果是上海政府停止了几十年来一直实施的外滩节日晚间管制——不再投入大量警力控制人流、控制上堤岸、分路段分割人流、公交地铁到站不停、交通管制等等，外滩地铁第一次不封站，武警第一次不参与外滩交通管制。这样一来，2014年12月31日的外滩就成了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出入的“自由世界”。也就是说，当天外滩发生的大规模庆新年集会不是官方组织的集会，而是百分之百的“非公”、“民营”、“市场化”，不受官方控制，只受“普世价值”的控制。“普世价值”在这场集会中支配一切，发挥得淋漓尽致：
1.绝对自由——对参加这场“自发民营”外滩迎新年集会没有任何限制，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参加、自由退出，想去就去，想留就留，想走就走，想怎么去就怎么去，想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走都系听尊便，只有彻底的充分的个人自由，没有任何“集体”、“整体”、“个人服从集体”之类纪律。
2.绝对民主——任何人都可以在集会上任意发表自己的意见，既可以喊“上来”，也可以喊“下去”;既可以喊“别挤啦，挤死人啦!”也可以嘲笑哄笑：“你们快点挤，我们这里视野可好了!”赞成的可以随声附和，不赞成的可以置之不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想撒钱就撒，想抢着捡钱就抢，没有任何强迫集中，不满意就“用脚投票”……总而言之绝对民主，绝无独裁。
3.绝对个人主义—不管是想进外滩的还是想出外滩的，不管是想上观景台的还是想下观景台的，人人都随心所欲只管自己需要，不管别人死活，什么规则秩序交通常识公共道德，什么“靠右行走、不要逆行、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大家方便”……统统去他妈的，绝对的“只管自己，不管别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4.绝对市场经济——不含任何“计划经济”的条条框框，绝不搞什么“有计划、按比例、有秩序、有控制”，百分之百“需要导向”、“通过市场自我调整”、“每个人都是经济人，知道如何自我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优胜劣汰、弱肉强食”。
5.绝对没有政府管制——不是政府组织的集会，政府只疏导，不管制，更不审查，不折不扣“法无禁止即可为”、“取消审批”、取消政府管制，彻底实现了“象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既然上海外滩2015年迎新集会是百分之百按照“普世价值”的原则办，那发生的踩踏事故当然是“普世价值”的产物。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用上海外滩踩踏事故的实践结果跟文人“公知”鼓吹的“普世价值”种种美妙一对照，是非曲直立刻一目了然：
1.自由
——文人“公知”的天花乱坠：“自由就是基础价值或普世价值”、“自由先于法律，自由也先于制度”(南方周末：什么是普世价值?);“只有小河有水，大河才能满”——只有确保个人自由，集体才能有自由(陈有西)、“让祝福自由的歌声响彻云霄，让热爱自由的呐喊传遍大地，让这片古老而又神奇的土地赐福于人世间的芸芸众生，让我们以自由的名义，将胜利交还给人民!”“我们终将拥抱自由”、“来吧!2015!!拥抱自由，2015!!!”(中国人权律师团律师2015年元旦献词)、“我们要自由，需要更大的自由，越自由越带劲”……
——上海外滩踩踏事故的实践证明：个人绝对自由，结果是整体瘫痪，所有的人都挤成一团谁也动弹不得，表面上人人自由，实际上人人失去自由——牺牲大河确保小河的实际结果是大河小河一齐完蛋，牺牲整体自由确保个体自由的实际结果是整体个体通通不自由。“人人绝对自由”的实际结果是“人人绝对不自由”。这就是辨证法。
2.民主
——文人“公知”的天花乱坠：“民主是个好东西“、”公民参与“、“公民社会”、“自由竞争”、“一人一票”、“选举解决问题”……
——上海外滩踩踏事故的实践证明：危机面前，拯救生命需要的是权威,而广场上的绝对民主产生不了任何权威——“嘈杂的现场淹没了呼救声”、“非常拥挤，阶梯附近没有人维持秩序，有几个年轻人在阶梯上拥挤起哄”、”有人高声呼救但声音淹没在嘈杂的人声中”、”人流演变为波浪。很多人一度被挤到窒息”、”个体的力量在死神降临的十几分钟里显得格外卑微。一位在场的年轻人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他想要打个电话，却连掏出手机这个简单动作都没有办法实现”、“警察挤不进人群”……只有亲身经历如此危机的人才能体会当时是多么需要一个权威，能洞察一切、超越个人眼前利益、真心为所有人谋生、得到在场绝大多数人一致服从的权威，才能理解恩格斯的论断：“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最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险关头，要拯救大家的生命，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才可能认同：绝对民主，绝对危机。只有权威才能挽救危机。而绝对民主产生不了权威。不能产生权威的绝对民主只能是废物民主。
3.个人主义
——文人“公知”的天花乱坠：“先有家才有国，没有家哪有国”、“只有小河有水，大河才能满”、“没有千千万万条小河里的水，大河的水哪里来?”(陈有西)、“人都是自私的”、“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按自己的需要行事”……
——上海外滩踩踏事故的实践证明：没有整体利益哪有个人利益。整体瘫痪了，个体的命都保不住——人人按照“个人利益最大化”想到哪儿到哪儿，上下观景台的人群针锋相对，互不相让，谁的话也不听，结果挤成一团。等出现踩踏，立刻按照“个人危险最小化”的原则四散奔逃，结果是加剧放大了危险。广场上的人，不管每个个体如何”优等”、“精英”、”高素质“、”有派“，但在“广场踩踏”这个整体狂暴力量面前无不显得无比渺小，微不足道，不堪一击。大厦将倾，孤木难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一旦广场人群这个整体发生混乱，人群中的某个个体岂能独善其身?同理，国崩溃，家岂能保全?大河完蛋，小河岂能侥幸?
4.市场经济：
——文人“公知”的天花乱坠：“市场制度最道德”、“如果没有自由竞争，靠政府垄断，只允许一部分人干，这就不是市场的逻辑，是强盗的逻辑”、“有些强盗行为的出发点可能非常善，当初搞计划经济就是这样”(张维迎)
——上海外滩踩踏事故的实践证明：人人都完全根据自身眼前利益的需要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趋利避害“的结果是高度一致地涌向同一个地方，自相践踏，死伤累累。从每个人眼前利益角度看是最聪明的决定，造成的整体实际效果却是最愚蠢。”市场自我调整“意味着”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放到广场就是自相踩踏，弱者最先倒下——茫茫市场大海，每个孤立的人都不过是沧海一粟，井底之蛙，能看到的天只有一个井口大，再聪明的决策也是只能是井口范围内的最聪明，在大海这个整体范围内看却往往是最愚蠢。让在广场茫茫人海中一个个孤立的人仅仅根据直觉和周围人群的压力来判断哪里安全选择出路，可能吗?让一个个孤立无援的人仅仅根据自己眼前直接感受的利益需要、井底之蛙所见的井口之天的资料资源来判断茫茫市场大海的总体趋势，可能吗?人人盲目乱碰乱撞的结果就是疯狂踩踏，自相残杀。这既是个人盲目进广场的命运，也是个人盲目进市场的命运。要避免盲目踩踏，就需要根据广场最多容纳人数计算出合理的安全容纳人数，进而给出人群密度、流量控制指标，实行严格的交通管制、分区分段人流控制，确保广场人流时时刻刻都在掌控之中——而这一切恰恰是文人”公知“们最痛恨的”计划经济“的基本逻辑。既然把计划经济的一切视为强盗和洪水猛兽，坚决去之而后快，那又怎么可能谈得上防止踩踏?
5.政府管制
——文人“公知”的天花乱坠：“政府不干什么比干什么更重要”(南方周末：“索马里：民众生活不太坏”)、“一个社会发育完善的国家，即使没有政府，也能运转良好”、”有没有政府，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一个县有点警察维持一下社会治安就可以了。如果地方自治有规模，连警察都可以省了。2013.9.4.”(人大张鸣)“不要让政府承担太多的责任”、“要像戒毒一样戒除管制”(张维迎)
——上海外滩踩踏事故的实践证明：那些一贯鼓吹”市场万能“、“政府不干什么比干什么更重要”、“一个社会发育完善的国家，即使没有政府，也能运转良好”、”有没有政府，其实没有太大关系”、“连警察都可以省了”、“要像戒毒一样戒除管制”的文人“公知”如今义愤填膺一边倒地指责上海政府管制监管不力导致大规模人群踩踏死亡事故，却没有一个站出来说，上海外滩的踩踏事故是政府管制过多造成的，更不用说义正词严宣布“不畏浮云遮望眼”、“宁要有踩踏的自由，不要无踩踏的专制”、“踩踏事故证明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戒得还不彻底”、“踩踏暴露出来的问题，要通过深化踩踏去解决”了……这些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一切。
(文人“公知”永远不会认错——不管制，就大骂“独裁政府漠视人命不管人民死活”;管制，就大骂“专职独裁破坏自由”。美国发生911，他们如丧考妣，大声疾呼“今夜，我们都是纽约人”;上海发生外滩踩踏，就不肯出来号召“今夜，我们都是上海人”了——虽然同时又义愤填膺大骂要求追究上哈外滩踩踏事故真正责任的人是“幸灾乐祸”。)
几十年以来上海政府年年实施外滩节假日晚间交通管制，从来没出过大规模踩踏事故。可见上海政府根本不是不知道如何控制人群流量密度。一切指手画脚引经据典用诸如纽约新年集会管控方式等外国实例来教训上海政府该如何管控人群的人纯粹是在班门弄斧。2014年12月31日上海外滩踩踏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不是上海政府“管理不善”，而是“放弃管理”，不是“不会管”，而是“不再管”——放弃交通管制，外滩地铁不封站，武警不参与外滩交通管制外滩全部开放，任人自由出入，只派了几百警察对几十万人实施“监督疏导”。不怕不会管，只怕不肯管。一旦决策不管，一切管控经验、管控实力立刻无用武之地——前苏联一旦决策解体，全部核武器、全部军事实力、军事经验都付诸流水，毫无用武之地。
为什么上海政府不早不晚偏偏在2014年决定放弃实行了几十年的外滩新年晚间交通管制?别的不知道，只知道2014年发生的足以左右上海政府决策的大事是“法无禁止即可为”、“取消行政审批”、“废除事前监管”。至于取消外滩新年期间交通管制究竟是因为“马屁拍到马掌上”还是因为“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对那些死难者来说已没有意义。对一切还活着的中国人来说，无情的事实是：2014年出现了“法无禁止即可为”、“取消行政审批”、“废除事前监管”——就出现了2014年上海政府决定放弃实行了几十年的外滩新年晚间交通管制——就出现了外滩2015年新年集会的“自发”、“民营”、“普世价值自由化”——就出现了2014年上海外滩大规模踩踏事故。这一切难道是偶然的?
上海外滩踩踏事故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集会安全和踩踏本身，而在于揭示了两个客观规律：
第一，大规模流动的东西不管制即失控，失控即灾难。
经济活动说白了就是人流、物流、钱流、信息流这四大流。
人流失控——人踩人;
物流失控——物“踩”物;
钱流失控——钱“踩”钱;
信息流失控——信息“踩”信息。
“法无禁止即可为”、“取消行政审批”、”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等“普世价值”用于人流，就出现了人踩人的大灾难，用于物流、钱流(金融)、信息流呢?当然会出现物质灾难、金融灾难、信息灾难。一旦这四大灾难同时发生，那意味着什么?大动乱、大灾难。那时中国将何以自处?中国人将何以自处?那时死亡的人数就决不会仅仅以十位数计。上海外滩踩踏事故证明，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因放弃政府监管而发生的灾难如上海外滩踩踏事故，大家都看见了，重视了，吵吵嚷嚷要预防为主、未雨绸缪了。但在其他范围内因放弃监管而正悄悄酝酿中的大规模“踩踏事故”呢?人们也看见了吗?也知道预防为主、未雨绸缪吗?不但没有，而且正开足马力“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
第二，面临危机，只有强有力的权威才能领导人民摆脱灾难。而“普世价值”、“民营企业”、“绝对民主”产生不了权威——上海外滩踩踏事故中一切个人呐喊争辩能解决什么问题?有多大影响力?事实证明能制止危机的只有有组织的铁腕权威，只有政府权威。“民营企业家”不管多成功，永远也不可能建立权威——上海外滩踩踏这类事故往往是非政府主办的民间性的活动，如北京密云灯会踩踏事故，杭州西湖烟花大会烟花窜入看台烧伤百人，太原迎泽公园踩踏事件等等。能以一国之力或一个地区之力来举办一个特大型的活动、尽量避免出事的只有政府。“民营企业”连保障一次大型娱乐活动安全的权威都没有，何况保障国家要害利益的权威?何况领导人民摆脱危机所必须的权威?能领导人民群众克服危机的权威只能来自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
对上海外滩踩踏事故当然需要追究责任、惩办责任人。但前提是必须解决以什么理论根据来判断是非。如果肯定“法无禁止即可为”、“取消行政审批”、“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等“普世价值”没错，那就意味着上海政府对取消外滩民间自发的迎新集会的管制没错，对上海外滩踩踏事故的定性就只能是“取消行政审批不彻底”、“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还不彻底，解决办法就只能是“不畏浮云遮望眼”、“宁要有踩踏的自由，不要无踩踏的专制”、“踩踏暴露出来的问题，要通过深化踩踏去解决”。如果定性上海政府“监管不力”、“对重大灾害事故管制不力”，那就意味着否定了“法无禁止即可为”、“取消行政审批”、“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绝对自由”、“绝对民主”、“绝对个人主义”等“普世价值”，肯定了“计划经济”等各项原则——二者必居其一。
站在老百姓的立场看，上海外滩踩踏事故是“普世价值”的产物。谁不遗余力鼓吹推行“法无禁止即可为”、“取消行政审批”、“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等“普世价值”，谁就是上海外滩踩踏事故的真正罪魁祸首，就是杀死外滩踩踏事故死难者的真正凶手。不如此，就不能追究任何人的责任：谁都没错，谁都没罪。换句话说踩踏事故中的死难者是白死了。这后边的潜台词是什么?死了活该——既然谁都没错，谁都没罪，那死了的可不就是活该白白送死吗?要说冷酷无情幸灾乐祸，用肯定“法无禁止即可为”、“取消行政审批”、“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等“普世价值”制造出这样的结果、导致任何实际改变也搞不成的人才是真正的冷酷无情幸灾乐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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