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美元指数冲击100点关口的时刻，美国两大分别代表经济(金融)与政治(安全)的重量级人物却同时联袂访华。这是非常罕见的。
显然，代表美国资本利益的保尔森与代表美国国家利益的基辛格同时访华是为了美国的整体利益而来。
尽管从公开渠道获得的此两人访华的信息非常有限，但是从有限的信息中还是能看出一些端倪。此次接见保尔森的是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以前基本上是总理出面接见)，且新闻通稿的内容集中于张高丽的讲话，保尔森的讲话内容则几乎一语带过，而张高丽的讲话核心就是“希望美方多做有利于中美与世界人民利益的事情”。通过上述有限信息，中国政府对美国资本利益集团的态度已经非常明朗了。
至于对基辛格，中国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态度，不但国家最高领导人出面接见，而且邀请其参加了中国发展论坛。
尽管公开的信息渠道所披露的有关基辛格此次访华的信息量要比保尔森访华的信息量要稍微丰富一些，但是仍然十分有限。不过从公开信息渠道所披露的信息来看，“利诱”与“威逼”无疑构成了基辛格此次访华的主基调。
在与习近平会见时，基辛格一方面不得不认同中方有关“构建中美之间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另一方面“相信习主席今年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将是一次历史性访问并预祝访问成功”。考虑到说话的对象，基辛格的讲话“利诱”的成分居多。
如果说，在与习近平会见时考虑到对象，“利诱”的成分居多的话，那么，在参加中国发展论坛上，基辛格的“威逼”的面目就暴露无遗了。
谈中国梦。基辛格先以评价中国过去的发展然后极为巧妙与隐蔽地过度到评价“中国梦”，并且认为“是超越人类极限的一个梦想”。也许很多人将基辛格的这句话视为盛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绩，而完全忽视了基辛格所要表达的真实意思却恰恰相反。“超越人类极限”的真正意思就是“人类不可能做到的”(除非中国人不是人类而是异类)，而“梦想”的意思就是“不可能成为现实”。将这句外交辞令翻译成日常用语就是“中国梦是不可能实现”的。基辛格的这句话等于直接对“中国梦”泼了一瓢冷水。这句话本质上与奥巴马2010年早澳大利亚所讲的那句“如果十三亿中国人过上美国的日子，那将是人类的灾难”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谈中美关系。基辛格说“美中两国需要在一些问题的中间地带找到合作领域，共同探讨应对全球挑战的战略，共同治理国际秩序”、“我40多年前来中国的时候，我们处理的是双方之间的分歧;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如何把握共同的机遇，40年前我们要做好的是管控好眼前的威胁，而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如何来影响整个国际体系，避免不同地区出现的危机和冲突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只不过是多年前美国向中国抛出的“G2模式”翻版罢了。看来美国的“G2模式”至今挥之不去。为什么美国对“G2模式”情有独钟呢?说到底就是美国希望中国继续扮演美国经济殖民地的角色。因为无论从工业体系的完整性、基础设施的完善度、人口规模及整体素质(与印度相比较)而言，中国均是美国最理想的经济殖民地对象国，也是美国霸权延续的最理想的宿主。可见，基辛格此次的访华使命就是为美国的利益来中国当说客。
至此，基辛格的政治逻辑也就非常明了了：首先以“超越人类极限的梦想”否定“中国梦”的现实可行性，然后再向中国兜售陈腐的“G2模式”给中国指出一条出路。基辛格真可谓用心良苦了。
谈中俄关系。"现在俄罗斯和中国确实走的很近，这是在特殊情况下的一种正常选择"。一方面以“正常选择”来显示自己对中俄关系“泰然处之”的心态，另一方面以“特殊情况”来暗示中俄战略协作关系的“暂时性”，言下之意只有中美关系才是普遍情况下的长久选择。
谈国际体系与秩序。基辛格以“联合国会员国的扩充”、国际事物的相互影响以及外交政策扩大到每一个大陆、每一个大洲作为论据，从而得出“国际体系已经完全发生变革了”的结论，其潜台词就是“(已经发生变革的)国际体系无需进一步变革”。
事实上，在有关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问题上的态度，中国不但在众多国际场合无数次反复声明过，不久前王毅外长在两会期间的记者会上更是清晰地表明了。中国强调与维护的恰好是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但不是美国一家或者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中国不但没有追求在现有以联合国为中心的体系之外另外打造一种新的体系与秩序，反而极力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因此，中国不但不是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的颠覆者，反而是参与者、建设者与维护者。相反，对联合国经常或蔑视、或弃之不用的恰好是执行实用主义路线的美国与西方。尤其9.11事件发生以后，由于联合国已经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霸权政策的最大障碍，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不但自己之联合国于不顾、抛弃联合国执行单边主义政策，更是肆无忌惮地调唆怂恿或者默许日本等二战战败国极力挑衅战后秩序。因此，美国等西方国家才是真正的战后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的颠覆者。因此，基辛格显然是想混淆视听，倒打一把。
基辛格进一步援引(最近几年)中东发生的事件，来证明“任何一个地区出现的问题都会影响到其他的地区和整个世界”。其中的“警告”意味与蕴含的“杀机”已经不言而喻了。
“在历史上我们看到国际社会从来没有出现过有效的协调，现在我们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需要通过协调来向对方说明自己的立场，我们需要有一种全球的视野”，这句话算得上基辛格为数不多的“识时务”之言了。也表明了以基辛格为代表的美国精英已经意识到过去那种处理国际事务中“任我行”的霸权做派已经难以为继，需要做出一些妥协与调整了。至于是真心妥协还是权宜之计恐怕仍然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谈亚投行。“发展需要更多的资本，现有架构和新的架构的共存应该是有可能的。诸多事情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国际体系，中美间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很重要。”、“历史表明，从没有任何一个单独国家可以独自打造国际体系。中国打造新的地区发展和开发机构的努力，需要与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其他支柱性力量合作”。基辛格的上述表态，与其说表达了美国的担心与顾虑，还不如说显示的是美国的“焦虑”。事实恰恰相反，中国从来没有想过也从未天真的认为凭一己之力去独自打造一个新的国际体系，同时美国也不应寄希望于中国如果没有得到美国的首肯(所谓的“与美国达成一致”、“与国际社会的其他支柱性力量合作”)，中国就只能“裹足不前”、“无所作为”。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在事关中国发展与进步、事关国家与民族未来命运的问题上，中国不但不能消极地等待或者顺应美国的态度，也不应该唯美国的马首是瞻，更不应该因为美国的反对就放弃。在这一点上，基辛格所代表的那种陈旧过时的“霸权思维模式”恐怕也得与时俱进了。
中国不但应该在国内坚持走群众路，在国际上也要坚持“群众路线”，中国不会像美国一样成为“独行侠”，这一点基辛格不用担心，也无需怀疑。
“中国现正经历着一个非常时期，一旦这个时期的使命被完成，将载入史册，影响深远”。基辛格作为一个资深的外交家，其语言的使用当然是炉火纯青的。“非常时期”的“非常”指的是什么?“使命”又是什么?这句话给了国际国内不同的人以巨大的想象空间。
纵观基辛格此次来华，其言行无不饱含了“威逼”与“利诱”的成分与元素，可以说极尽“威逼利诱”之能事。
作为美国精英的代表人物，基辛格利用各种场合与机会处处维护美国的既得利益无可厚非。但是透过基辛格的言行，我们不难发现，作为长期生活在美国霸权框架内为美国霸权服务的政治家、战略家、外交家的基辛格，其霸权思维是根深蒂固的。我们常说：人最难做到的就是战胜自己。其实这句话适用于每一个人，基辛格也不例外。
山人看到中国媒体长期以来对基辛格使用最多的一个称呼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山人认为贸然地将“人民”加进去，这个称呼则未必恰当了。作为一个长期研究中国的战略家，基辛格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对中华文化的认识恐怕仍然停留在一种浅层的状态。如果基辛格真正的了解中国的历史、认知中华文化的精髓的话，那么基辛格就不应该前来规劝中国，而应该去更多地从中国历史与中华文化中汲取营养，并认真地反思美国的所作所为。
基辛格应该明白的是，他最多也就只能获得中国媒体或者中国领导授予他“中国人民老朋友”这一称号(尽管这一称号也未必合适)，但他应该没有资格享受“中国人民历史老师”这个称号。中国对于“霸道”与“王道”孰优孰劣的历史命题早在两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哲学思考中就已经解决了，但是美国历来的政治家却从自己的“霸权思维”出发一再质疑中国一再声称的“永不称霸”的承诺，仅凭这一点就可以断定诸如基辛格之类的美国精英研究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还仅仅停留在多么肤浅的表层。
文化上的差异必然导致思维模式的差异，而思维模式的差异必然导致行为模式的差异。这一点上，即使象基辛格这样的战略家仍然不能跳出既定的窠臼，摆脱固有的思维定势。这不得不说是美国的遗憾，同时也是美国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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