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批倒“王长江”（二十一）
纪念毛泽东诞辰，我秉承毛泽东思想，批判王长江的民主政治观，考察研究邓小平的民主论述、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引述毛泽东答黄炎培的“延安窑洞对”：“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请习近平在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中，要认真地深刻思考毛泽东的上面那段话，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落到实处。没有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就没有基础，就会变味。
毛泽东称赞的民主先行者孙中山。他是推翻帝制争取民主的先行者，只是由于早逝，没有实现人民民主。孙中山作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的“民主主义”较之于王长江的“民主政治”，甚至共产党一些领导干部的民主意识，要进步。
孙中山说：“民权，即人民的权利，包括公权与私权两个方面。公权即人民的参政权，私权即人民个人的平等、自由等基本人权。”孙中山没有把“主权”与“人权”对立起来，不认为它们属于不同主体，具有不同内容，不为“主权”高于“民权”，或 “人权”高于“主权”。而王长江讲的“民主”，公权只属于公共机关，人民群众“没法操作”，只能由政党来实现。
一些学者对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的程序设计提出批评，说他把人民的民主素质低估了。我认为，孙中山从现实中认识民主，他从失败经验中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他把“军政”纳入民主范畴，表现了民主革命者与知识精英民主观的不同。但同时，他的民主最高形式，也只能止于西方的宪政民主，即王长江的“政党政治”。孙中山不同于王长江，认识到民主是发展变化的。
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同时也批判地吸收了社会的历史经验和文化积累。毛泽东所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的“我们”，不仅指他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导师，也包括了孙中山等所有民主革命先行者的探索和经验。
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同于民主主义者，是把民主主作为手段，他说，民主有时看来是目的，实质是手段。孙中山、邓小平、习近平也都持这个观点。王长江讲，直接民主“没了”，只能搞间接民主，这种民主方式不能用，就改用另一种，说明他也认为民主是手段，但是，他囿于自己的立场观点，师从西方，把民主形式止于“民主政治”即政党政治，而且认为民主形式只能是资产阶级政党政治，中国共产党应当从西方“舶来”。
社会主义民主革命，不能禁锢于某种形式，应该在革命的不同阶段采取适合的民主形式。毛泽东的三句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说明毛泽东领导的民主革命，不会把民主止于训政，也不会止于宪政这种政党政治，而是消灭国家，同时也消灭政党，彻底实现所有人自由自主。毛泽东这三句话阐明了社会主义民主革命三阶段，精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社会主义民主革命规划出了清晰的路线图。而其他民主主义者，包括许多共产党人，却没有认真思考过。
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同于民主主义者，更在于他提出“人赋人权”否定“天赋人权”，认为“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中国解放区的人民已经争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应该争得这种自由。”强调“权利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这世界上有一个‘争’字，我们的同志不要忘记。”
有网友评论认为，“天赋人权”是与生俱来的生存权，似乎不是“人赋人权”。其实，首先人的生命是父母赋予的;之后，生存作为权，总是与人和社会相关，也有个给不给你活的权利的问题，也要靠自己争，谓之“生存竞争”。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都反映出一个“争”字，这不同的民主形式，是人民在不同阶段上争取权利的不同手段。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就是组织民众争取自由自主的人的权利。
王长江的民主建立在“天赋人权”这一没有被证明的假定上，但这句话也就说明，人民权利不是来自人民自己，而是由什么“天”赐予的。这就是说，人民是否有权利，或者有什么权利，决定于“天”赋予或不赋予，赋予什么。事实上，历代的统治者从不会赐予人民民主权利。所以，人民在反动统治者的统治下，只能组织成为阶级，用暴力革命推翻反动统治，“争得民主”，争取自己的权利。这就是毛泽东讲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造反有理”。毛泽东十分精辟地表现为一句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争得民主时，须要有人民的武装;在夺得政权后，也必须“党指挥枪”，保持人民军队本质，军队的无产阶级性。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派提出“军队国家化”，就是我在“批十六”摘录恩格斯的《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指出的：要重新使“这种公共权力已不再同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直接符合了。这种特色的公共权力之所以需要，是因为自从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已经成为不可能了。”我们应当用恩格斯这个指示，来正确认识“党指挥枪”和“军队国家化”。军队必须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争得民主，保护人民争得的权利的人民武装。
无产阶级通过暴力夺得政权后，不再是“军政”，也不会采取“训政”或“政党政治”。宪政要搞，但不能停止于宪政。现在，争论要不要搞宪政的各党派和学者，都应当明白宪政是什么?民主派的观点是“把权力关进笼子”。用什么把权力关进笼子呢?答曰：宪政。或答曰：法律、监督，依法治国，依宪治国。问题是谁制定法律，谁来监督，由谁依法治国?是否由人民来直接操作?王长江说：“没法操作”;可操作的民主就是间接民主，由政党来实现。
毛泽东写了一篇《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促进宪政，但他认为：“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了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世界上已经有欧美式的宪政即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有苏联式的宪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不能搞西方式的宪政，它过时了，反动了;也不能搞苏联式的宪政，条件还不具备;根据当时的条件，只能促进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这就是说，宪政本身是胜利了的阶级对革命成果的承认，具有保守性;因此，宪政必须发展，否则就会过时，甚至走向反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观的一个重大不同。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符合实际，革命的，王长江宣扬回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不符合社会主义实际，是反动的。
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同于民主主义者，是他的彻底民主思想。毛泽东历来主张的民主是人民大众的民主，共产党要组织人民起来争得民主。他写《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是对“不准阿Q革命”的批判，疾呼共产党人要支持群人民大众争取民主，不要因为人民民主发展阶段上难免的粗糙和不完善而否定。他为人民民主奋斗终身，探索不同的方法手段。他搞了几十年武装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推翻国民党政权的解放战争，组织人民群众起来争得民主，并用宪法、人代会，确认民主革命成果;但没有停止于此，继续探索新的方式，如组织群众经常参加各种会议，了解、讨论国家方针政策，两参一改三结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等等民主方式，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使政府不敢懈怠;并通过这些民主手段，逐步使人民在参与管理中学会管理，最终达到人人起来负责。
对于“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多数引文在“政府才不敢松懈”之后，用的是句号，少数用分号;我认为应当用分号。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制度，作为手段，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是社会主义民主运动的初级阶段，是从资本主义民主向社会主义民主过渡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民主不可避免的还要残存资本主义法权残余，因此，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还不是共产党革命的目的，这只是一定共同体的单个个人向自由自主的社会个人发展的过渡的民主方式。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民主的目的，是要砸碎国家机器，让人人起来负责社会管理工作，“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列宁：《国家与革命》)，从而不再存在“人亡政息”问题。共产党必须领导人民使国家消亡，也使共产党消亡，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继续革命的问题，我们将在批判王长江的“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时，深入探讨。
毛泽东之所以是革命导师，就是他总是看得比所有的中国共产党人远，总是走在前面引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形象地比喻这是在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之后，需要有走更长的路的精神准备，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不要在走这段路上倒下。
但是，共产党内有一部分人，其中包括党的领导人要停止，不愿再走下去了。这些共产党干部认为是他们打下的江山，应当由他们来执政，为民作主。他们不愿意继续做革命者，要做生意人，过去吃了苦，现在要享受，要人民“让渡”出权利来与他们的功劳苦劳等价交换。王长江的政党政治，就是投这些共产党人的所好，提出共产党要有自己的利益，说毛泽东领导的党的建设是假大空。王长江对民主不是促进，而是促退，鼓动共产党人向人民要权要利。王长江赞扬邓小平智慧，不赞成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要人民起来争取自己的权利，王长江则说，人民要组织成社会，就得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针锋相对。问题是，权利“让渡”出去了，无论是无偿赠与，还是有偿交换，就不再是人民的权利，不能再由人民作主了。现在所谓“人民当家作主”，实际作主不当家，作主也不过徒有虚名。
这里，我们要就一桩历史公案，认识一个争论很大的民主问题。
李慎之专栏里，2013年12月3日有一篇《大民主和小民主》。文中写道：“因为我发明了‘大民主’这个词，又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所以在我被划为右派以后，有些人就传言我是‘钦犯’，是毛主席亲自定的右派。”“经过毛主席的批判，大民主已臭名远扬十年之后，忽然在中国大地上又走红起来。那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群众纷纷传言‘毛主席提倡大民主了’，而且这个信息是由总理向下传达的。”这是两个历史冤案。第一，毛泽东没有批评“大民主”，而是分析在什么情况下“大民主”才是适当的手段;第二，李慎之因讲了“大民主”被定为“右派”，无疑是冤假错案;第三，如果查档案，我相信李慎之的“右派”不是毛泽东亲自定的，李慎之本人也表示不相信。
我们看到，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讲话的第四部分“大民主与小民主问题”，已经讲清楚了。这部分讲话可以从百度搜索到，我就不用费力地复制下来：
近年来，党内和党外都有人要求实行大民主。其实要求在人民内部实行大民主的提法是错误的。究竟什么是大民主呢?大民主是用来对付敌人的。从我们的历史上看，陈胜、吴广揭杆起兵以抗秦，王莽废了子婴而篡汉，东汉灵帝时黄巾起义，汉晋之际曹操、刘备、孙权分争天下，清朝的洪秀全、杨秀清等搞金田起义……等等，是人民大众的做法;我们搞革命推翻蒋介石的做法，也是大民主的做法。这次举行反对英法侵略埃及的示威游行，也是大民主。应该说我们是赞成搞大民主的，但是必须确定：大民主是用做对付敌人，反对统治阶级的，在人民内部是不能用大民主的。同样，帝国主义、阶级敌人对付我们也用大民主的手段。这次匈牙利事件就表明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是用大民主来对付共产党和人民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他们不懂得这个道理。其实，我们对付敌人一向是采取大民主，只是在今天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对付资产阶级不是采取大民主，也不希望采取大民主，而是用整风的办法，微风细雨般地进行思想教育的办法。但是，在阶级矛盾没有解决之前，我们对于敌对阶级向来是采取大民主的。
当然，大民主也可以适用于对付官僚主义分子。因为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作中造成很大的损失、恶果，到了群众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可以用大民主来反对官僚主义分子?成都有些学生罢课，因为问题没有解决，就要到北京请愿，两路进军，一部列车到了宝鸡，一部列车到了郑州。第二机械工业部知道这个消息，就派人前去把这些学生劝阻回去了。应该让他们到北京来。你们事情做错了，又不肯承认错误，人家到北京请愿，还拦人家。你们没办法说服他们，我们向他们承认错误。不叫他们来，是不是怕影响不好?或者怕增加我们的麻烦。其实，这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来与不来，影响就是那样，来也不会增加，不来也不会改变。真的来了，就是再忙也要接待他们，并且向他们承认错误。
群众有道理的请愿是完全应该允许的。将来可以考虑在宪法中加上一条：允许工人罢工。这样对于改正工厂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作风是有好处的。因为工人一罢工，就使厂长领导紧张，就不敢光坐在办公室里指挥了，而要到工人群众中去实地看一看。如果我们不警惕，不改正官僚主义作风，结果就可能形成一个特殊的阶层，脱离人民，甚至终为人民所打倒。
大民主，我们是赞成的。如果现在用它来解决问题，恐怕民主人士、大学教授、资本家和党内的一些人(如官僚主义分子)却不赞成。因为一实行大民主，群众就会起来清算和“整”他们。经过历次政治运动，这些人已经整得够呛，再来个大民主，又得挨整，可以想象他们是不会欢迎的。其实，虽然大民主是对付敌人的，也可以对付官僚主义分子，但是，我们也不必害怕它。问题在于只要能够把工作做好，认真克服缺点，改正错误，群众只会拥护，也就不会搞什么大民主来反对了。
可见，“大民主”是古已有之，什么阶级都用过。所以，不是反对或不反对，而是什么场合适用，什么场合不适用。
现在绝大多数精英和领导人都反对“大民主”。中央党校郭德宏教授写《毛泽东民主思想的误区》说“四大”是“误区”，实际上已划为禁区，不仅“四大”从宪法里取消了，罢工这种民主权利也取消了。这就把人民关进“笼子”里了。学者们、领导者们搞“民主”，手段多得很，地方多得很，有党派团体、机关、协会、电视台、报刊、会场、讲坛、论坛、课堂等等地方和手段，而占社会百分之九十九的大众，是去不了的，不能用的，那些地方和手段，都只属于社会精英。王长江可以到处宣讲“马克思主义中看不中用”，共产党建党“逻辑颠倒了”，还拿特别津贴;我批他，官方就不让。
我们看到，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民主作为目的即要建立自己的政权的时候，用来对付敌对阶级的时候，无论什么阶级都喜欢搞大民主，比如现在的“颜色革命”;而一当“民主”目的达到即执政了，就兔死弓藏，“民主”就分开了，掌握政权、进行社会活动，都只是少数人作“主”权利，而绝大多数的“民”，除了每隔几年“选举”一些人来统治他们，只能干好本职工作，再要民主，就成了“民粹”，如果写“大字报”，现在是网上发表批评领导人，还可能获“妄议”、甚至“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这不是“把权力关进笼子”，是“把民主关进笼子”。
这里，我要提起毛泽东的两件事。一件是在延安时期，一个农妇说“雷公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一个是解放后关于群众闹事的讲话。具体情节不需要我讲，大家都知道，毛泽东不是像许多领导人那样，把农妇讲那样的话看作恶毒诅咒领袖，把群众闹事认为是搞“大民主”来反对，而是调查研究，从人民的怨骂抗议声中发现政策中的问题，利用群众闹事来反对官僚主义。
那末，1956年的整风怎么演变为反右呢?毛泽东搞整风，是实践对黄炎培讲的话，让人民起来监督党和政府，做到“两个务必”。这是“统一体两种作风之间的斗争。”适合于“小民主”，用人民内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和风细雨。所以，毛泽东不同意李慎之提出的搞“大民主”。但是，右派受匈牙利事件鼓舞，利令智昏，根本不顾毛泽东事前讲过“再来个大民主，又得挨整”，硬要搞大民主，逼共产党下台。这就使事情发生变化，人民内部矛盾变成敌我矛盾，“小民主”转变为“大民主”。当然，有些领导干部反对整风，也是导致“反右”的一个动因;这是造成反右扩大化的主要原因。后来反对大民主的人，往往又是搞大民主最起劲的人。
纪念毛泽东诞辰，以《一定要批倒“王长江”》为题，是学习毛泽东，坚持他的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坚持他的关于斗争，关于胜利的品格、李甲才说的好：“把单纯歌颂转到议论实践上来、”当前，最重要的，就是捍卫中国共产党的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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