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必须大“变天”!
徐汉成
1987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简称《讲话》)中说“今天我想讲讲不变的问题，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到祖国以后五十年政策不变。我还要说，五十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邓小平文选第3卷215页)
“讲不变，应该考虑整个政策的总体、各个方面都不变，其中一个方面变了，都要影响其他方面。所以请各位向香港的朋友解释这个道理。”
1990年1月，邓小平在会见香港首富李嘉诚时，当李嘉诚试探中国政府对香港政策的连续性时，邓小平重申了这一立场：“不会变，不可能变，不是说短期不变，是长期不变，这个道理我过去讲过多少次，就是说五十年不变，五十之后更没有变的道理”
显然，1990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基本法》总则第五条“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以及各项政策不变，是邓小平的一锤定音。
一、香港政策为什么“不变”?
香港政策为什么“五十年不变”? 政治依据是什么?
邓小平《讲话》的解释是：“要保持香港五十年的繁荣与稳定，五十年以后也繁荣与稳定，就要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可见，邓小平认为“五十年不变”是为了维护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就是说，香港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能繁荣与稳定，而为了维护香港五十年以后也繁荣与稳定，所以就要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至于香港政策“五十年不变”与大陆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逻辑关系，邓小平并没有作出清晰的解释。
《讲话》强调：“五十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会见李嘉诚时再一次强调：“五十之后更没有变的道理”据此的逻辑，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政策不是“五十年不变”而是永远不变。
邓小平虽然强调“不变”，但纵观讲话全文，“不变”之中亦有“变”，这就是政治体制上向西方普选制度循序渐进。”《讲话》中说“最近香港总督卫奕信讲过，要循序渐进，我看这个看法比较实际。即使搞普选，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渡，要一步一步来。我向一位外国客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现在，《讲话》已经过去了三十三年，依据《讲话》，再过十七年，大陆就要“普选”，但“普选”，的前提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邓小平说：”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1页)又说：“一定要让我们的人民，包括我们的孩子们知道，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我们采取的各方面的政策，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为了将来实现共产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2页)
而《讲话》中说：“一国两制”也要讲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
有人认为这就是一个悖论：既然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生产力?那么，为什么对香港另眼相待?难道要弃香港的民生与发展不顾吗?当然不是!“一国两制”是香港回归之初的过渡性政策，是一个阶段性国策，随着香港的发展，势必和大陆一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要向高级阶段转变，原始的资本主义也在向现代的资本主义转变，随着社会的发展与革命，资本主义必然要向社会主义转变，然后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因此，既然大陆采取的各方面的政策，目的是“为了将来实现共产主义。”所以，香港“五十年之后更没有变的道理”的论断就不合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就是资本主义终极论，如果长期作为治理香港一种政策导向，就会成为治理香港的僵化的教条主义，其后果一定是不利于香港的繁荣与稳定。
二、各种“不变”养虎遗患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总是处于不断的运动与变化之中，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变是相对的，运动与变化才是绝对的，所谓“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就是事物依据客观规律的运动与变化，“不通”，就是事物处于应该变，而从主观能动上却阻止变，这就使得事物极可能逆向发展，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都离不开“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这一矛盾发展的普遍法则。
毛主席在《矛盾论》有一个极其生动而又生动的比喻。他说：“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唯物辩证法是否排除外部的原因呢?并不排除。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成鸡子，因为两者的根据是不同的。”
英美等西方势力唯恐中国不乱，绞尽脑汁、用尽手段，不遗余力推演中国的颜色革命是一以贯之的战略方针。但是，如果没有香港内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没有香港内部阶级矛盾的发展，没有香港民众及“废青”们作为内因变化的根据，任何颜色革命的图谋必将是苍白的，香港这块“石头”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变成“鸡子”的，因此，如果将“反修例”事件演变为暴恐与动乱，全部归咎于英美西方势力的操纵是不辩证的。
香港与祖国骨肉相连，如同一个被强盗掳掠的儿女，回归之前，虽在英国治下，而广大的港民仍然对祖国怀有浓厚的血肉之情，对大陆人民怀有手足之谊，正如闻一多先生“七子之歌”中的“母亲呀，快让我躲入你的怀抱!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回归二十二年来，中央政府与内陆人民源源不断的向香港输送血液与营养，哺育着港人同胞，以事物发展的常规，港人理应与中央政府，与内陆人民的情谊越来越深厚，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越来越多的香港人不思感恩，较多的港民远不如回归前对于国家与大陆人民的情感，不是与同胞拥抱，而是与殖民者亲吻，特别是大部分青少年已是数祖忘典，认贼作父，反认他乡为故乡，自甘堕落为反华与殖民势力的走狗，心甘情愿的充当反华势力的急先锋。
从2014年的“占中”事件到今年六月以“反修例”为名，行“港独”之实的暴恐动乱。“港毒”分子们贱踏国旗，戕害警民，蹂躏校园，摧残法治与文明。桩桩件件，令世界震惊，令国人发指。“七子之歌”的悲壮呼声已被“港毒”的嚎叫声湮灭。全世界已经看到，众多的香港人与中央政府渐行渐远，与内陆人民离心离德，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也是事物发展的一大悖论。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说：“在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香港乱局归根结蒂的主要矛盾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阶级矛盾发展结果。
《基本法》第七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境内的土地和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管理、使用、开发、出租或批给个人、法人或团体使用或开发，其收入全归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支配。”
由于回归后的香港行政区政府缺少实体经济，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回归后，中央政府理应支持行政区政府将土地使用权抓在政府手中，造福于香港人民，但由于对资本家的放任与纵容，不仅没有抓紧与用好土地资本，反而让土地被不法资本家控制与垄断，而日益做大做强的资本家不仅不思回报祖国与香港人民。而是与殖民势力内外勾结，狼狈为奸，将激化的阶级矛盾转嫁在“回归”与中央人民政府头上。
二、各项政策“不变”的结果。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反映。在中国，有帝国主义的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毛主席将新旧文化的斗争视为“生死斗争”。遗憾的是，《讲话》与《基本法》都忽略了对殖民文化的警觉，丧失了去殖民文化的举措。
《基本法》第九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除使用中文外，还可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语文。”
香港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从政治伦理上来说，与大陆的民族自治区处于同等的政治地位，同属于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区别在于香港具有法定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高度自治。因此，香港理应以汉语言、普通话作为官方语言，根本无须英文作为正式语文。
《基本法》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各类院校均可保留其自主性并享有学术自由，可继续从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招聘教职员和选用教材。宗教组织所办的学校可继续提供宗教教育，包括开设宗教课程。”
这就意味着香港既可以从国外招聘教员，又可以选用西方教材。从而丧失了行政区对于文化教育的主导力。
《基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不限制宗教信仰自由，不干预宗教组织的内部事务，不限制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没有抵触的宗教活动。
宗教组织依法享有财产的取得、使用、处置、继承以及接受资助的权利。财产方面的原有权益仍予保持和保护。宗教组织可按原有办法继续兴办宗教院校、其他学校、医院和福利机构以及提供其他社会服务。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宗教组织和教徒可与其他地方的宗教组织和教徒保持和发展关系。”
这就意味着香港的宗教组织可以与西方的宗教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并利用宗教组织壮大与发展“港独”势力。
《基本法》第九十三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前在香港任职的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均可留用，其年资予以保留，薪金、津贴、福利待遇和服务条件不低于原来的标准。”
既然《基本法》规定了香港回归后仍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保留适用于资本主义的部分法规，也在情理之中，但一个主权国家的行政区，留用与聘用洋人法官与顾问，司法权仍然掌控在殖民国法官的手中，这是在世界上是极其罕见的，也是不符合政治伦理的。就如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共产国际委派德国人李德做共产党的军事顾问一样的荒唐。
因此，香港虽然名分上回归了祖国，但在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司法界、宗教界与大陆则是冰火两重天，殖民文化畅行无阻。文化教育蜕变为奴化教育，其恶性的结果使受奴化的青年人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丧失了对于黑白是非的判断力，丧失了对于宏观社会发展趋向的认知力。不仅使得青少年毫无归属感，而是数祖忘典，认贼作父，自甘堕落，反认狼乡为故乡。
据此，今日之香港乱局，与其说是英国人在香港回归前“埋雷”的结果，不如说是《基本法》对西方势力放任自流，为他们插手香港动乱预留了“炸雷”的空间。
三、香港必须“大变天”
香港乱局，令世界震惊，民族泣血，国人悲愤，为国家之殇，民族之殇，更是香港之殇，于天理，国法与情理所不容。历史发展的现实与“五十年不变”的初衷背道而驰，不变的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给香港带来繁荣与稳定。“五十之后更没有变的道理”是否能够为香港带来长期的繁荣与稳定，已经在全国人民的心中划上了一个沉重的问号。
所谓“港人治港”的政府成了一个躯壳，如同行尸走肉，实际上成为了“资本治港”与“洋人治港”这无疑是香港回归祖国后一大政治败笔。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所幸的是：邓小平虽然承诺了“五十年不变”以及“五十年之后更没有变的道理”他同样也意识到“不变”并不具有保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的定力，因此，他在《讲话》中说：“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说明：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
《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本法的修改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就为香港设置了“变天”的法律空间，提供了绝佳的机遇。
当年邓小平是以军委主席的身份会见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的，会见李嘉诚时，已辞去了军委主席的职务，因此，邓小平对李嘉诚的“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之后更没有变的道理”的承诺既不能代表中国共产党，也不能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更不能代表全国人民包括香港人民的意志。最重要的，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
于大陆而言，香港只是一块弹丸之地，采用武力平暴易如反掌，但这只能是速效救心丸或是镇痛剂，只能解一时之痛，不能解决痛之根本。
所谓“五十年不变”只是制度框架的不变，而治理政策与运行机制必须改变，譬如，教育界、司法界、新闻界的从业人员的政治与伦理身份要变，运行机制应该进行手术性的改变，而这种改革采用治标不治本的“西药”断然不能奏效，只能下“中医”的猛药才能标本兼治。
香港本来就是中国领土，香港人民本来就是中国人，因此，对于香港的未来，根本不必顾忌任何西方势力的脸色，中央政府必须拿出毛主席当年对付英国“紫石英”号炮舰闯入中国长江那样的雷霆之力，方能保持香港长治久安。
所谓“与时俱进”就是随着时间与条件的发展变化，而调整方针政策，使香港由洋人作祟的天下变成中国人的天下，使弥漫暴戾之气的天变换温馨详和的天，使得灰暗血腥的天变为明媚晴朗的天，由歪门邪道变成人间正道!所以，香港必须大“变天”!
二0一九年十二月九日
附文
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
邓小平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六日)
今天没有别的，同大家见见面，快两年时间没有见面了，应该对你们道道辛苦嘛!
你们委员会工作了一年零八个月，靠大家的辛苦、智慧，工作进展是顺利的，合作是好的，这样香港会过渡得更好。我们的“一国两制”能不能够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这个基本法还要为澳门、台湾作出一个示范。所以，这个基本法很重要。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这样一个法，这是一个新的事物。起草工作还有三年时间，要把它搞得非常妥当。
今天我想讲讲不变的问题。就是说，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到祖国以后五十年政策不变，包括我们写的基本法，至少要管五十年。我还要说，就是五十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香港的地位不变，对香港的政策不变，对澳门的政策也不变，对台湾的政策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五十年也不变，我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政策也不变。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看来一千美元是有希望的。世界上一百几十个国家，那时我们恐怕还是在五十名以下吧，但是我们国家的力量就不同了。那时人口是十二亿至十二亿五千万，国民生产总值就是一万至一万二千亿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是共同富裕，那时候我们叫小康社会。它不同于一般的小康社会，而是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小康社会。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基础，再过五十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四千美元的水平。如果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在世界上虽然还是在几十名以下，但是中国是个中等发达的国家了。那时，十五亿人口，就是说国民生产总值是六万亿美元，这是以一九八○年美元与人民币的比价计算的，这个数字肯定是居世界前列的。我们实行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不仅国家力量不同了，人民生活也好了。
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需要什么条件呢?第一条，需要政局稳定。为什么我们对学生闹事问题处理得这么严肃，而且是迅速处理呢?因为中国不能再折腾，不能再动荡。一切要从大局出发。中国发展的条件，关键是要政局稳定。第二条，就是现行的政策不变。我刚才说，变不变要从我们整个几十年的目标来看。
一个是政局稳定，一个是政策稳定，两个稳定。不变也就是稳定。如果到下一个五十年，这个政策见效，达到预期目标，就更没有理由变了。所以我说，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之后还会不变。当然，那时候我不在了，但是相信我们的接班人会懂得这个道理的。
还要讲一个不变。中国党和中国政府坚持开放政策不变，大家很高兴，但是一看到风吹草动，又说是不是在变了。最近胡耀邦同志的事情出来后，有些人又怀疑是不是变了，总怕变。他们忽略了中国的政策基本上是两个方面，说不变不是一个方面不变，而是两个方面不变。人们忽略了另一个方面，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人们只是说中国的开放政策是不是变了，但人们从来不提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变了，这也是不变的嘛!
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老早就确定了的，写在宪法上的。我们制定的一些政策，包括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也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谁能够制定这样的政策?没有哪个人有这个胆识，哪一个党派都不行。你们看我这个讲法对不对?没有一点胆略是不行的。这个胆略是要有基础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才制定“一国两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许两种制度存在。没有点勇气是不行的，这个勇气是建筑在人民拥护的基础上的。人民拥护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领导。忽略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也是带有片面性嘛!看中国的政策变不变，也要看这方面变不变。老实说，如果这方面变了，也就没有香港以后的五十年不变了。要保持香港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也不变，就要保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就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这是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做中国特色。讲不变，应该考虑整个政策的总体、各个方面都不变，其中一个方面变了，都要影响其他方面。所以请各位向香港的朋友解释这个道理。试想，中国要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香港会是怎样?香港五十年不变也会吹的。要真正能做到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也不变，就要大陆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不变。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变，保证整个政策不变，对内开放、对外开放的政策不变。如果这些都变了，我们要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社会、在下世纪达到中等发达社会的目标就没有希望了。现在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着全世界的经济，市场被他们占了，要奋斗出来很不容易，象我们这样穷的国家要奋斗出来更不容易，没有开放政策、改革政策，竞争不过。这个你们比我们更清楚，确是很不容易。这个“不变”的问题，是人们议论纷纷的问题，而且我相信，到本世纪末、下世纪还要议论。我们要用事实证明这个“不变”。
现在有人议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收。我要说，我们的物价有点问题，对基本建设的投资也收紧了一点。但问题要从全局看。每走一步都必定会有的收，有的放，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总的是要开放。我们的开放政策肯定要继续下去，现在是开放得不够。我们的开放、改革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胆子要大，要坚决。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但在具体事情上要小心，要及时总结经验。我们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哪些事进度要快一点，哪些要慢一点，哪些还要收一收，没有这条是不行的，不能蛮干。有些人看到我们在某些方面有些紧缩，就认为政策变了，这种看法是不妥当的。
“一国两制”也要讲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否则怎么能说是“两制”呢?那就变成“一制”了。有些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人希望中国大陆变成资本主义，叫做“全盘西化”。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人的思想是片面的。不懂得讲两个方面，“一国两制”、几十年不变就行不通了。
美国记者华莱士曾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大陆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大大低于台湾，为什么台湾要同大陆统一?我回答说，主要有两条。第一条，中国的统一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是一百几十年的愿望，一个半世纪了嘛!从鸦片战争以来，包括台湾在内，中国的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不是哪个党哪个派，而是整个民族的愿望。第二条，台湾不回归祖国，不实现同大陆的统一，不知道哪一天会被别人拿去。现在国际上有好多人都想在台湾问题上做文章。一旦台湾和大陆统一了，哪怕它实行的制度等一切都不变，但是形势就稳定了。所以，解决这个问题，海峡两岸的人都会认为是一件大好事，为我们国家、民族的统一作出了贡献。
还想讲点基本法的起草问题。过去我曾经讲过，基本法不宜太细。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现在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这样也过了一个半世纪了。现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对这个问题，请大家坐到一块深思熟虑地想一下。关于民主，我们大陆讲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不同。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议会选举，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搞议会选举，但是我们中国大陆就不这样搞，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当然，如果政策搞错了，不管你什么院制也没有用。对香港来说，普选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比如说，我过去也谈过，将来香港当然是香港人来管理事务，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来选举行吗?我们说，这些管理香港事务的人应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普选就一定能选出这样的人来吗?最近香港总督卫奕信讲过，要循序渐进，我看这个看法比较实际。即使搞普选，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渡，要一步一步来。我向一位外国客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现在我们县级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县级和县以下的基层才是直接选举。因为我们有十亿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质也不够，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其实有些事情，在某些国家能实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国家也能实行。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
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说明：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中央确实是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的，也不需要干预。但是，是不是特别行政区本身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那个时候，北京过问不过问?难道香港就不会出现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够设想香港就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我看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大家可以冷静地想想，香港有时候会不会出现非北京出头就不能解决的问题呢?过去香港遇到问题总还有个英国出头嘛!总有一些事情没有中央出头你们是难以解决的。中央的政策是不损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会出现损害国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要是有呢?所以请诸位考虑，基本法要照顾到这些方面。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干预首先是香港行政机构要干预，并不一定要大陆的驻军出动，只有发生动乱、大动乱驻军才会出动，但是总得干预嘛!
总的来说，“一国两制”是个新事物，有很多我们预料不到的事情。基本法是个重要的文件，要非常认真地从实际出发来制定。我希望这是一个很好的法律，真正体现“一国两制”的构想，使它能够行得通，能够成功。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