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新都区在一次全区考试的语文试卷中,有一篇阅读理解文章《杜鹃花落》,以一个侵华日军的视角,描述其为了儿子报仇去打八路军,结果最后炸死了自己的儿子的虚构故事。
引起轩然大波,这篇文章的是汤阴县一名初中校长,目前这名校长已经被免职,而成都新都区教科院院长和相关教研员也被停职,目前正在被调查,公告说将根据调查结果进行严肃处理。
目前全网批判重点放在身上,小镇觉得非常不妥,有避重就轻之感。
小镇花了些时间研究了下,觉得被免职的文章有些委屈,不过是能力有限、偏玩花活,反倒是新都区教科院目前的处理太轻了。
如果是小镇来办,起码应该反过来,文章停职检查,新都区教研院这几个人应该先免职才对,而且后面还要追究更严重的法律责任。
为什么说文章有些委屈?
有一个关键点,文章主要是水平不行,毕竟本职是一名英语老师,于是就想当然玩花活,切换视角+意外造成反差+反讽,从而讽刺日本军国主义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所以原文中一直是以日军大佐的视角进行描写,比如原文对八路军战士用的是“共匪”的称呼。就是下图红框部分,新都区的试卷还专门把原文的“共匪”改成了“共军”,可见新都区出题的人还是知道不妥,也就更显得问题严重,关于出卷人的问题后面再谈。(但注意一点:侵华日军并不使用“共匪”这个称呼)
但是文章的能力太低,而且犯了三个文学创作极大的错误,这个错误在当前中国传统文学界普遍存在,包括某些极负盛名的文学名家,包括拿了很大很大文学类奖的那种。
第一个错误:敌我矛盾不能用反讽手法。
某作家曾讲了他的创作方法“把好人当坏人来写,把坏人当好人来写,把自己当罪人来写,这就是我的艺术辩证法”,这在一般创作中是可以,能够以一种极为反常识的视角,写出不一样的文字,如果写作能力强,能够营造出欧·亨利那般文到最后彻底颠覆前面一切的震撼感。
但是有一个底线:好人与坏人反转写,只能用于人民内部矛盾,绝不能用于敌我矛盾。
因为人民内部矛盾并非原则性的,而且有时候很难说清楚是非对错,存在模糊,有模糊地带就可以进行一定的艺术创作,从而更具有文学性。
但是敌我矛盾存在模糊空间吗?
抗日战争中国军民伤亡超过3500万,血海深仇、民族大义容不得半点模糊,即使常讲要将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无辜民众分开,但是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屠杀侵略者绝不容半分美化,否则就是在侵蚀民族情感、解构我们的国家。
否则又为何要制定《英雄烈士保护法》,为何要对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和伤害民族感情的言论严肃处置?
2018年,一名男子为引起关注,在近百人的直播间内发表类似言论,被依法处以5日行政拘留,那么一篇文章广泛传播并成为语文阅读理解题目,又该怎么处理呢?
第二个错误:为创作而创作,不顾史实和民族感情
有些群体,为了创作而创作,自己拍脑袋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创作当然有自由,但是传播不能自由,这两点必须搞清楚。一个人自己私下里怎么写,只要不去传播,谁也不能追究责任,但是一旦刊登、网上传播,那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创作可以虚构但是不能瞎写。
小镇想起来一个例子,段瑞秋女士创作的《女殇——寻找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也是一部长篇非虚构文学。注意这里的“非虚构文学”是一种新兴的文学类别,区别于“纪实文学”,指的是个人以自己的视角对现实发生的事情进行写作,写出来的故事未必是现实发生的,但内核不变。
在这本书的序言,段女士提到写这本书,是因为听到一个类似于《广岛之恋》中法国少女与德国士兵的故事。
大意是一名云南14岁的少女被日本侵略者掠走当慰安妇,被分配给一名军官,这名军官爱好画画,对她很好、秋毫无犯,只想着战后回到故乡,结果死在了中国,这名少女发现爱上了这名日军军官,还给他立了坟,后来在某段特殊时期,还因为给日军立坟被打击等等。
这是一个典型的伤痕文学虚假故事。
如果如《杜鹃花落》的,看到这个故事之后,一定就开始放飞自我瞎编了,还得琢磨怎么用特别新奇的写作手法。
但是段女士不是这样的,她因为听到这个故事萌发了想写相关小说的念头,但并不是闭门瞎编,而是选择前往云南亲身调研,然后就看到了极为残忍痛苦的事实,那名所谓的被照顾的很好、秋毫无犯的少女,实际上被极为惨烈的对待。
段女士还得知,当时中国已经只剩20余名受害老人还活着,必须尽快采访,她们已经太老、太老。于是段女士走上了漫长的寻访之路,历经800多天寻访、100多天的高强度写作,最终完成了《女殇——寻找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将前面那个虚伪、扭曲的“伤痕文学虚假故事”击得粉碎。
在某一段时期出生、长大的人,对于日本有一种极为莫名的好感,当时正是日本腾飞的黄金时代,那一代人是带着美化的眼镜看日本,觉得日本人简直是完美的代名词,又加上莫名其妙的自我矮化导致的所谓“伤痕”,就搞出来很多扭曲的事。
但纵观全世界,任何国家反思,也绝不会上升到否定自己这个民族整体。比如德国人反思,也只会反思法西斯、希特勒,而不会说德意志民族是坏的;日本人的反思就更轻了,顶多到批判军国主义,甚至所谓的反思不如说是脱罪。
但是很莫名的国内有一批人,动辄否定整个民族,对外别说跪着了,恨不得自己挖坑把自己的民族埋了,这种人真应该赶紧移民,还算“知行合一”。
而这种人就很容易犯第三个错误,这也是文学界特别大的毛病。
第三个错误:把自己当成神,毫无感情地俯视人类。
作家、知识分子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离实际社会生产太远,觉得自己靠脑子和笔能算尽天下,于是看社会、看人类就必然很宏大,总是以俯视去审视人类世界的一切,就像是高高在上的神一样。
但这就有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失去了人心,丧失了对活生生人的关怀与感知。比如《杜鹃花落》这篇文章,就一下子拔高到了极高的高度,就像是在神的眼中,侵略者、加害者、受害者本质都是人,就像是一群蚂蚁打架一样,觉得“神不在乎”,高高在上的用非人的视角干脆把所有的蚂蚁都给消灭了,于是蚂蚁们就不再打架了。
表现在文字上,就是无视人的基本感情和是非对错,一股脑的说战争是不对的、要和平、要爱,虽然侵略者不对,但是打死侵略者也不好等等,用一个词形容就是“圣母病”。
大家感受下是不是这种感觉?
用文学界的词语,这种创作方法应该叫“超越性文学”,就是超越现实的一切限制,用人的想象等文学手段,无限拔高精神和心灵境界。
这种手法有可取之处,但前提是必须对现实有扎实的认知,否则必然歪门邪道,可惜文学界五谷不分、何不食肉糜才是常态。
综上,《杜鹃花落》的,那位中学校长,无非是犯了文青病,本想用反讽的手法抨击日本军国主义,写日本侵略者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但是写作能力极差,主观恶意存在的可能很小,在小镇看来,停职接受调查也就可以了,免职虽然不是行政处罚,多少有些过了。
而且舆论一发酵,当天就免职,未免太快了,这反而不利于根本解决问题。
为什么说写作能力太差?
简单举个例子,如果小镇来写,还是用日军大佐的视角,小镇会这么写:
大佐的儿子一贯厌恶暴力,拒绝参军,但是在日本狂热的军国主义氛围下,不得不接受军事训练,但是啥都学不好,被周围人骂丢了大佐父亲的脸,但他仍然不为所动。
随着日军战事不利,厌恶战争和武力的儿子仍然被强制征兵并且按照日军同乡在同一支部队的原则分配给了大佐父亲的军队,但没多久就失踪了。
再写这名大佐如何与八路军作战,作战中突出描写一名作战极为顽强、枪法很准的八路军战士,来几段细节描写突出,最后这名士兵被大佐亲手毙杀,大佐父亲上前一看,发现竟然是自己那个厌恶战争、军事技能极差的儿子。
反差就出现了,最关键的是,要说清楚为什么一名厌恶战争、厌恶武力的日本青年,竟然变得如此勇猛。这很简单,因为历史上有大量的真实事例,有很多被俘虏的日军士兵被改造成了反战勇士,甚至直接接入八路军成为“日本人民解放同盟”的一员,参加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如果这样写,军国主义的癫狂、无辜日本人民的无奈、侵华日军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等等,不就都有了,也符合基本的历史事实,更能引起中国人的共鸣。
把这样的文章改编为语文阅读理解,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这么写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对某些人可能很不容易,得在思想上动手术。
真正令小镇愤怒的,还是新都区的出题者。
前面提到了,出题的人还专门把原文的“共匪”改成了“共军”,说明是有审核机制的,而且也知道敏感和不妥,足以证明存在主观故意。
如果只是文章本身改动也就罢了,真正问题严重的是题目部分。没找到清晰的图片,大家凑合着看:
尤其第10题:宝贝儿子“从来不干预军事,只为到这里看老父亲一眼”如此遭遇,令你心生惋惜吗?请围绕该角色命运,谈谈你的看法。
还有第11题:“杜鹃啼血”形容极度悲伤,悲剧的始作俑者是谁?
语文阅读理解大家都知道,看似问自己怎么理解,实际有标准答案,小镇现在特别想知道这几道题的参考答案是什么,这个参考答案也决定了应该对出题人追究何种责任,行政处分?治安处罚?亦或者刑事责任?
有关部门有必要尽快公开这几个问题的标准答案,以正视听。
当然了,从技术层面,现在的出题说简单了就是不负责任,说严重了就是相关审核制度沦为虚设。按照基本原则,向未成年人输出的内容,尤其还是考试题目,必须进行严格把关,这是《出版管理条例》明文规定的,“三审三校”是基本的常识。
但现在的考试题,基本上就是相关教研员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自己编了一套题就觉得哪哪都好,其他人则是所谓的人情世故各种吹捧,顶多不说话,至于说哪里有问题啥的,才不管那么多,反正真出事了也跟自己没关系。而更上级比如教研院的分管领导、院长,哪管这些具体的工作。
甚至新都区教研院早就把出题给外包出去了,在“四川政府采购网”查询,可以查到名为“2023年教育质量监测服务项目”也就是出考试题,中标金额为49.7万元。
中标的“成都乐培生科技有限公司”也应该在调查和责任追究之列。
剩下的实在懒得说了。
只说一点:娱乐圈、影视圈还有网红圈,只要一两句话不当,就会被彻底封杀,职业生涯毁于一旦,严重的还要追究法律责任。
义务教育对下一代的重要性,是比娱乐圈重还是轻呢?
可敢有人公开说一句“在教育下一代上,义务教育不如娱乐圈重要”?
既然比娱乐圈重要,那处理的后果是不是也应该起码参照娱乐圈劣迹艺人?
当然,相关责任人员也可以自己选:是主观恶意,还是尸位素餐。
静待相关部门的调查结果,法治社会必须讲法治,不能搞上纲上线戴高帽,但是轻轻放过,岂能平民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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