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是党的干部教育事业的开创者、引领者、实践者。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建党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干部教育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的理论概括。
在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把干部素质概括为“才德兼备”。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要使领导干部“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使我们的干部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在这里所说的“红”和“政治”，实际就是对干部的“德”的要求；“专”和“业务”，则是对干部的“才”的要求。
学习重温毛主席关于干部教育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全面、系统地学习、研讨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对于提高国民素质，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改革发展教育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关于干部教育的重要性
毛主席对干部教育的重要性问题，在他撰著的大量经典文献中都有着深刻的论述。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军队建设离不开官兵教育；二是党的建设离不开干部教育；三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离不开国民素质教育。
在毛主席看来，干部既是“人才”，也是“先锋队”；“干部”的概念既有广义，又有狭义，它涵盖了各级各类干部；干部教育是干部学校对干部的培养训练，是区别于普通教育的在职专门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就指出，要提高红军的阶级觉悟，把游民无产者改造成为合格的红军战士，使红军成为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只有加紧政治训练一法”。他同时指出，要纠正军队内存在的错误观点，“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又进一步告诫全军，“不仅新战士需要教育，老战士、老干部也需要教育。不然，思想就会起变化。”
在党的建设方面，毛主席一再强调，“认真对广大党员进行教育，是提高政治水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党的战斗力的有效办法之一；而缺乏党内教育，则是投机分子反水的主要原因。”他明确提出要“把教育干部，给他们以学习的机会作为爱护干部的具体体现和必要手段。”
关于干部教育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毛主席早在1933年8月所著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就明确指出：要“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水平，这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同样有极大的重要性”。全国解放后，他又特别强调，对知识分子的教育“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对不注意教育工作的不良现象。毛主席曾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要胜利，又忽视政治动员，这叫做‘南其辕而北其辙’，其结果必然取消了胜利。”
可见，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成为一支举世闻名的革命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保持其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革命性、纯洁性和战斗性，从而率领全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和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使新中国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除了其它诸多因素外，毛主席一贯重视对干部的教育尤其是对党员干部的教育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二、关于干部教育的根本任务
纵观毛主席大量关于干部教育根本任务的论述。概括起来，就是要通过教育培训，使各条战线的广大干部、群众在革命和建设中成为“又红又专”的“内行”，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而对于不同层次的人，又分别提出了不同的具体目标，即要把党和国家高中级干部培养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从党内外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中培养出一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评论家，将他们“组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把各行各业的干部培养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内行”，使之达到“又红又专”；“在农村，要基本扫除文盲，每人必须认识1500到2000个汉字，要从回乡学生中培养大量的管理人员”。上述任务基本完成后，则要进一步搞好继续教育，使各类人员在政治、业务等方面不断提高。
毛主席还语重心长地指出，“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西方国家，建成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条件。”如果完不成这些任务，“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就不会充分巩固。”
三、关于干部教育的主要内容
毛主席关于干部教育的教学内容，突出表现在强调教学内容的政治价值和经济价值。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是毛主席分析、论述所有教育问题的基本点。因此他十分注重教学的政治方向性和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根本问题。
在《做革命的促进派》一文中，毛主席把教育的主要内容界定为三个方面：“一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是技术科学，一个是自然科学。”
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毛主席特别强调要体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要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各有侧重。而重点的确定，一是应以工作性质和提高干部、群众素质所急需为依据，即按需施教。二是应以革命和建设的任务为依据，即教学内容的针对性。
例如对工农干部，要首先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因为，“没有文化，马克思主义和理论就学不进去，学好了文化，随时都可以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在此基础上，要学技术，学业务，学理论。对革命军人，要重点进行文化、纪律、军事技能和群众工作等方面的教育，因为没有文化、没有纪律、缺乏军事战略战术训练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对党的领导干部，则要求“更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要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增强决策的科学化本领。同时，还要认真学习经济知识，提高经济建设方面的本领，学习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及管理方法、包括“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
四、关于教学方法
毛主席竭力倡导，要针对干部学习的特点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有的放矢开展教育培训。要始终注重培养学员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他从正反两个方面阐明了他所极力倡导的学风。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重要方法”。对于那些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学风，毛主席可谓深恶痛绝，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就严厉地批判了这种不良学风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战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应中国特点的战略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这是“我们党里的极坏的典型”切“不可等闲视之”。
在具体教学方法上，毛主席提倡启发式的教学方法。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他在《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第五部分中就创造地提出了“十大教授法”，其中第一条：“提倡启发式、废止注入式”，集中体现了他一贯的教学方法论思想，是“十大教授法”的总纲。后来，他又多次提倡采用启发式教学。如在《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就明确规定：应坚决采取启发式、研究式、实验式的教学方法，以发展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1964年他针对当时教学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尖锐地指出：“反对注入式的教学方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对？”并再次强调要采用启发式教学，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毛主席不但重视教法的改革，而且注重改进学习方法，他始终提倡学习者要自求自得和有所创新。即提倡自学并与独创相结合的学习方法。早在1919年他撰写的《学生之工作》一文中，就提出讲授时间要力求减少，“使学生自动研究及工作”。并主张“教师讲授和学生自学各占一半”。他还在《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创新”，并强调“学习与独创要结合”。
毛主席强调自学的重要性，提倡自学与独创相结合，为我们正确理解干部教育中的教与学、守正与创新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综上所述，毛主席关于干部教育的思想及其大量重要论述，不仅对当时迅速提升干部队伍的领导力、执行力和国民文化素质都起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改革与发展教育事业具有奠基性、开创性、战略性和全局性的现实指导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自觉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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