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带给了人类社会巨大的物质进步，却也造成了人类道德生活退步的直接后果，而信息与现代高科技发展的后工业社会则进一步加剧了物质进步与道德退步的“大裂变”，造成了全球性的“道德危机”。因而，享受到后工业社会“物质进步”的同时，深刻检讨我们的道德生活与道德理论，重新温故伦理学家麦金太尔的道德危机与道德重构的理论成果，挖掘出科学有效的道德哲学思想，从而科学引导信息社会的健康发展，有效地应对道德危机带给人类的新挑战，整合现代科技社会的有限资本，建立一个有序的道德社会，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启示意义。
一全球性道德危机的产生
高科技发展带给社会的是双重后果，人类社会充分地品尝到物质进步带给的享乐。但物质享乐的同时，生活意义的丧失却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生活意义的丧失造成的今天道德秩序的混乱，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道德危机。麦金太尔从深层体验中分析了危机的根源。
（一）道德生活脱离社会根基
伦理学家麦金太尔在其《德性之后》、世界著名学者福山在其新著《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中详尽地阐述了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物质生活进步的同时，也造成了人类道德的巨大退步，而新科技革命及随之而来的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更加剧了“物质进步”与“道德沉沦”的“大分裂”，使得人类的道德生活和道德哲学处于深刻的社会危机中。面对道德沦丧和伦理严重滑坡的社会现实，我们不禁要去追问：造成今天这种道德沉沦和道德危机的根本原由是什么？在道德危机的表象后面，其更深层的社会文化背景又何在呢？对此，麦金太尔首先从社会现实根源和深层理论根源对当代全球性、特别是西方社会道德危机产生的原因作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探讨。他的一个基本见解是：道德理论是随着社会生活本身的变化而变化的，任何一种道德理论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学根基。他指出：“不论什么道德哲学的主张，如果不搞清楚其体现于社会时的形态，就不可能充分理解它。”[1]但就社会现实根源而言，人们通常把冲破身份、等级和出身等封建传统对个人的制约的藩篱和现代自我的出现看作是历史的进步。而麦氏则认为，这种脱离社会规定性的“自我”，即不具有任何必然的社会内容和必然的社会身份的自我，恰恰是当代道德问题最深刻的根源所在，因为在社会道德的意义上，人们在庆贺自己获得历史性胜利的同时，却把人类传统道德的社会根基也一概铲除了。
因而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特别是进入所谓的后现代生活以后，人类实践活动中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丧失了，道德判断的标准只能出于“自我”，每个人都可以“自我”地选择那种他想成为的那种人，选择他喜欢的生活方式。结果这种所谓的“自我”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我们社会现实中社会道德本身的解体和不可捉摸的道德相对主义。而这种解体正如麦金太尔所指出的那样，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就理论根源来看，麦氏认为，伴随着从封建神学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自我而出现的一系列道德理论为道德所进行的合理性论证，都没有确立起道德的合理性权威，都经不起理性的驳难，因而只能是失败的论证。鉴于这种认识，麦金太尔认为，从狄德罗的经验主义幸福论到休谟感性实证主义道德原则，从康德的普遍理性道德到克尔凯科的个人选择本位，由于他们的学说或理论本身存在着深层次的不协调和自相矛盾，所以他们“为道德提供合理性证明的运动决定性地失败了；从此以后，我们这些前辈们的文化——缺乏任何公众性的道德文化，成为人们共用的合理性或可证明性。在世俗理性世界中，宗教再也无法为道德论述和行为提供一个人所共有的背景和基础。”[2]也正是现代社会普遍泛行的脱离社会根基的道德相对主义导致了现代社会的“道德裂变”或“现代性道德危机”。
（二）道德权威丧失
麦金太尔以功利主义道德哲学为例深刻分析了道德权威的构建与解构过程。他认为，功利主义道德哲学家试图在现代环境中，自我地把自身构想为个人道德的权威统治者的社会背景环境下，为社会道德寻找某种新的合理权威。但是由于功利主义把道德原则建立在“趋利避苦”的人生与心理需求的基础之上，而“趋利避苦”并不能告述人们在众多的幸福与快乐安逸之间哪种是应当选择的，也不能普渡众生与苦难之中。因为不同性质的快乐与幸福是不能同日而语的。麦金太尔指出，晚近的功利主义者希季维克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功利主义的致命弱点，认识到在功利主义的范围内，对于某些道德原则、道德表述的真理性是无法给出清楚而确切的理由的，他把一切都称作是“直觉”（intrinsic）。正是在这样一种思维惯性的直接启发下，又产生了以摩尔为代表的直觉主义伦理道德哲学。故此，功利主义就历史地把18世纪以来论证道德合理性的运动与20世纪道德理论走向情感主义的衰弱联结起来。即便是尼采和萨特同样也没有摆脱情感主义道德的泥坑。尼采的生命意志哲学以意志为原点提出一种所谓的“超人道德”构想，表面上看似乎是在古希腊荷马时代的贵族那里寻找某种超人道德的依据，但实际上这种“超人”的“贵族道德”与真正荷马时代的贵族道德相去甚远，而仅仅是尼采的个人主观愿望罢了。萨特以自由主义为基点提出一种存在主义道德体验，主张没有先验抽象的人类共同本性，没有规范个人本质的上帝，个人本质是个人自己自由创造的，因而不是有客观依据的、非个人标准的主张，而是某种个人偏好取向性的主张。正因为此，麦金太尔认为，当代道德危机实质上就是道德权威的危机，人们无法找到这种合理的道德权威，道德没有任何可以信赖和值得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因此，道德权威的丧失是当代全球性的严重道德危机和道德无序与混沌状态的真正根由。
（三）道德观念一致性缺失
道德终极关怀是人们对日常生活活动的终极依据和社会生活终极理想和意义的探求，这种依据实际上就是道德观念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基础。即作为日常生活世界的根本价值观具有评价现实生活的价值判断功能和建构理想生活世界的行为导向功能，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基本的观念框架和价值指南。很难想象，当这种终极价值观念缺失以后，道德共同体还能成为指导人们日常生活的工具性功能和规范性体系。当道德观念一致性丧失的时候，道德理论的哲学本性、价值观和世界观本性就脱离了其本体论的意义和地位，道德观念也就自然地远离了作为意义和价值源泉的日常生活世界。
实用主义道德哲学家詹姆斯曾经指出：“如果按照实用主义来解释，多元论或承认多样化的学说，仅仅意味着现实的各个部分可能是外在地相互联系的。按照多元论观点------任何事物，都有某种外部的环境------没有任何事物能包含或支配一切事物------它是在宇宙中的某处作出的试图攘括一切的最佳努力所在。”[2]正是由于道德终极观念的丧失，詹姆斯愤怒地指出说：“如果一个人信念上反复无常，对待现实在其经验中呈现的秩序傲慢不恭，他就必然要遭到不幸。这些信念将诱导他一无所成，或者只得出些虚假的联系。”[3]可见这种道德观念一致性的缺失带来的不仅是社会道德秩序的紊乱与混沌，也导致了个体灵魂的游离不定。因此，麦金太尔认为，道德观念一致性丧失是最为深刻、最为危险的现代性危机。正因为这样，麦氏极力反对道德与文化的多元化，因为道德多元化存在明显的缺陷，道德的多元化取向直接离开了人类道德生活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背景去解释道德，使这种理解成为无传统、无根源的主观解释，从而使得它离开了人类道德生活的内在目的意义和品格基础，使道德成为纯粹外在道德生活的规范约束，那么这种类似于法律条文的道德规范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和意义。因为道德本体论意义和地位的丧失，缺乏道德终极目的的一致性，以至于没有统一的道德信念，所以产生出无穷无尽的复杂道德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麦金太尔指出：伦理道德作为生活主体的内在价值参与到现实生活世界中来，意味着要对社会生活积极主动的去适应、创造甚至超越。在道德和生活世界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和统一性——人类终极道德关怀。道德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首先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世界所籍凭的终极价值依据，因此，作为道德观念一致性的终极价值观的丧失导致了今天全球性道德危机的发生。
（四）道德取向纯粹工具化
伦理道德原本就是人类依据自身的本性和理性创造的“内在价值”和“内在尺度”，从这个意义上讲，道德内省与终极道德追求无疑是一种合理的“价值工具”，即是一种以实践精神的方式把握世界的特殊实践活动，因此，道德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工具性价值，为人类道德取向提供了可供选择的价值工具，包括满足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以及社会发展的多种需求的价值。但是作为一种把握世界的特殊实践活动，更重要的是还在于道德本身具有的“创造价值的价值”——创造上述多种价值的价值。伦理道德这种“内在价值”——创造价值的价值是道德的源泉，是工具性价值的根基，如果否认了伦理道德这种“创造价值的价值”本性，就必然地会导致伦理道德作为消极被动的、任人摆布的“客体”，由此而发挥的工具性价值也必然是被扭曲了的，从而只能是消极被动的。
综观近现代工业社会以来，人类道德生活和道德理论的发展历程正是远离了伦理道德的“内在价值”、远离了道德“创造价值的价值”本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麦金太尔认为，进入工业文明以来，随着非日常生活领域的急剧膨胀，日常生活领域的急剧缩小，伦理道德的工具性价值和制度体系被强化到极端的地步，完全被工具理性所笼罩，远离了作为意义和价值之源泉的日常生活世界，道德理论所固有的哲学观、价值观本性和世界观本性也越来越失去了其本体论意义和地位，道德生活和道德理论强调的是道德技术性或工具性，正如威廉.福斯特指出的那样：“这种道德研究和价值取向实质上是意指一种观察方式，一种关于世界的见解，一种将我们现实生活中互不干扰的事件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加以统整的工具而已。”[4]恰如美国学者哈曼所说：“我们唯一严重的危机主要是工业社会意义上的危机------我们对'为什么'这种具有意义的问题，越来越变得糊涂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谁也不明白什么才是值得去做的。我们的发展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5]因此，针对现代社会道德工具畸形化发展的恶果，麦金太尔毫不客气的指出：“在现代人的生活中，道德让位于纯粹的认知意识，沦落为只是实现外在利益的纯粹工具，认识论的时代取代了本体论的主导地位。”正是这种道德的纯粹工具化沦落，结果不可避免的引发了这个世界整体性道德生活的滑坡。
二、世界性“道德裂变”中的道德重建
面对全球性的道德危机，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的生活意义”这一古老的话题。如何在“进步”与“退步”的大裂变中弥补二者的裂痕，重建人类道德生活家园？麦氏的深邃思考同样给了我们多方面的启发。
（一）重建道德哲学世界观
费希特曾经指出说：“你是什么样的人，你便会选择什么样的哲学。”[6]我个人理解就是，人的存在不仅意味着活在尘世之中，还意味着对人生固有的理想与自由的追求。如果说理想是构成人安身立命之本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凡是对人生采取积极态度的哲学就是对人的价值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追求。作为理想主义的道德哲学应该从价值终极关怀的层面，以道德精神关注人的存在与意义，在塑造崇高的道德理想、信念过程中发挥价值导向功能和世界观功能。很显然，构成道德生活和道德理论中的道德哲学问题是道德生活和道德理论中具有终极性意义的、根本性的命题。道德重建首先是以道德哲学为灵魂，道德哲学以终极关怀为核心，包括人生哲学、行为准则、人格追求等，只有重建了充满人文精神关怀的道德哲学和道德规范，才能使脱离社会根基、浮躁游移的人格心态有所依归，使“自我”的茫然无措的行为找到可能的参照。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这是一个根本意义上的道德基础问题。因此，麦金太尔认为，重建道德哲学，换句话说，重新确立道德的哲学本性、价值观本性和世界观功能，是我们这个“道德大裂变”时代重建道德、重新整合现代人类的社会资本、建立有效健全的社会秩序，避免道德危机和道德裂变的根本途径。
道德哲学对人类道德生活和道德理论产生的最根本的作用在于它的世界观意义。哲学观点构成世界观的核心，人对世界的态度，包括对世界的评价和自我评价，以及确立人在世界中的地位既构成道德哲学的世界观功能，道德哲学就是道德意识系统化的世界观。麦氏认为，道德哲学的功能在于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普遍规律的探讨，并对人类生命活动本身进行系统思考，提出哲学问题、给出哲学答案。[7]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今天“全球性道德裂变”中现代社会急剧变幻的道德价值观、分崩离析的道德统一理性的残片断肢的虚幻世界中，人们会产生许多复杂的世界观问题，人们不禁会问：道德价值观、道德选择与培养还有没有基础和根据？对于这种问题，只有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作出真实而令人信服的回答。道德哲学关注的就是这些根本问题，探究道德现象的根本，找到道德所依据的一般原则和道德评价的最终依据。换句话说，正是道德哲学对道德本体论的深层的探讨和揭示，使得道德哲学具有世界观的功能，从而决定了道德哲学对道德生活和道德理性所具有的最终决定意义。那么，回到现实中来，人类只要树立起坚定科学的生活态度，用科学的道德哲学观引导自己的德行，就可以在现实世界中找到道德生存的依据，人类社会的整体道德生活就有了深厚的社会根基，从而避免道德裂变与道德游移。
（二）回归现实，关注生活意义
人生活在现实世界中，“意义指向”是一个人生与道德选择的重大问题，人们要选择正确的“意义”，还得有科学的道德世界观的引导。而道德哲学要回归作为意义和价值源泉的日常生活世界，最根本还是回答人的生活意义问题，从而表现为人的生活世界观问题。人类生活意义问题的有效解决，归根结底决定于将他们放到何种世界观的范围内去考察。然而，麦金太尔遗憾地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的道德哲学与道德实践中，生活意义范畴并没有纳入道德哲学视野，也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关注，从而使得生活意义问题失去了道德世界观中应有的地位。也就是说，作为科学的道德哲学，最根本的方面——世界观方面没有使人类的生活意义问题得到应有的揭示。因而，麦氏指出说，作为道德哲学问题，生活意义问题是与解决善恶、正义和人的价值问题以及人的道德立场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解决生活意义问题是由对基本的道德关系即社会与个人的关系理解与关注来决定的。如果哲学基本问题从根本上得到了彻底解决，而关于社会与个人的道德关系的基本道德哲学问题，由于不能理解和关注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相互依存的实质而没有得到解决，那么生活意义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其实，生活意义问题，如同利益和道德的关系问题、善恶与正义问题在伦理学中占据主导地位一样，应该在科学的道德哲学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因为人们的道德生活有赖于道德内在的世界观方面，只有世界观问题的解决，才可能为人类解决极其复杂的人生问题开辟最正确、有效的途径。
（三）重视道德教化
在一定的意义上讲，有什么样的道德教育就会有什么样的道德哲学。换句话说，任何一个时代的道德教育都有同它那个时代的道德哲学密切相关，同相应时代的哲学文化背景联系在一起。用麦金太尔的观点来说，这就意味着两层含义，一层含义就是，今天普遍存在的“道德危机”在于我们生活的社会没有重视民众的道德教化功能，至少是没有把道德的内在含义与现时代的社会生活对应起来，没有把道德哲学与时代变化的事实有机统一，这就使得道德意识系统化的世界观功能脱离了时代的要求，所以出现全球性的“道德大裂变”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他指出说：“道德生活的每一种形式、道德生活的主要内容以及道德哲学世界观功能发挥等，都离不开符合时代要求的道德教育。道德教育不仅反映着每一种道德生活的形式特征，而且是培养和维持这种形式的必要条件。”[8]由道德的本质所规定，道德应该包括一系列的肯定性的社会道德原则，而不是纯粹个人的私事，是一种“社会整体性的道德生活”，所以道德教育不仅是道德意识系统化的世界观的培养，同时更是道德生活方法论的灌输。道德教育的任务就是使得社会的每一个个体愿意接受并过上高尚的“道德生活”，教给人们进行道德判断和行为的基本依据。从另一层含义来看，麦氏认为，现代人的道德生活中一个最致命的问题是道德哲学与道德教育没有贯通起来，或者说，道德世界观功能与道德教育脱节，所以他指出说：“科学即使可能为我们提供教育目的和手段所依据的许多事实细节，但它还是无法替我们作出决定，这些判断必须在我们亲自所接受的道德哲学框架中作出。”[9]也就是说，道德哲学与道德教育本身应该是相互贯通的，脱离具体社会道德规范的道德教育，则必然是“浮萍无根”，只能是空泛的、缺乏“灵魂”的道德教育与道德引导。正是在这意义上，培养有理想、道德的人，就是要培养能够不断地促进自己从现实的状态、现实的人性向理想的状态、本质的人性追求和发展的人。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一个个游移不定的道德个体过上符合道德世界观要求的“社会整体性道德生活”，从而消除今天的“道德危机和混乱”秩序。
（四）重塑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就传统的道德生活与法律规范功能之间，人们普遍地存在着一种误解：法律是具有国家强制性，具有统一性、稳定性和系统性，因而具有使全体公民必须遵守的效力，任何人都不能超越于法律之上，也不能游离于法律之外，不会因个别人或某些人的意志改变而削弱；而道德自我约束功能的发挥凭借的是“自在的道德内省力”，前者强调的是“强制力”，后者强调的是“自我约束”。所以如果事情必须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就意味着个人或社会道德的缺失与沦丧，反之，一个人如果具备道德自省力，法律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这种把法律与道德二者关系看作是非此即彼的“悖论”显然站不住脚，实质是把二者的统一关系机械地割裂开来，所以“道德底线”问题的讨论在这种背景下探讨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实际上，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看，法律并不排斥道德，法律本身就蕴涵了道德的基本要求。“法律本身具有道德基础功能。道德与法律是维持人类社会生存与自然生存所不可或缺的两种手段。道德在发挥其认识、教育和调节功能的同时，也在为立法创造一定的条件。因为任何法律都需要某种伦理理念的引导，以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持，去保证它的有效实施。法律的制定需要道德作伦理论证，其实施也需要道德意识作为思想基础。”[10]法律本身的意义，表面看来不过是一个规则，但其产生、运作却受制于很多因素，包括政治、经济和人性因素，当然也包括道德这一基础因素。“纠缠于其间的林林总总，都说明了法律本身所固有的困境。法律是现世社会功利主义的操作系统，同时它又是人们心中实现正义与公平的希望之所在。”[11]这充分论证了法律与道德之间内在的不可分割的统一关系。因此，麦金太尔尖锐地指出：“正是现代道德生活离开了人类道德生活的内在目的和意义，剥离了道德生活中内在法制意蕴，将道德与法制看作是'非此即彼'的悖论，使得法律失却了道德的社会支持功能，道德生活规范则成了纯粹外在的法律约束。”[12]从而造成了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混乱，给社会整体性道德生活带来了“严重危机”。“虽然法律并不是简单地从道德中抽象地剥离出来的，但法律与道德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同体异用'的功能。”因而，要“重新认识并建构现代社会中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才能“真正从根本上消除法制混乱所带来的道德生活的无序”，解决那种所谓的“纯粹工具化的制度规范（包括道德规范）”所造成的道德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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