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谁是无赖国家》揭露美国挑战世界的野蛮行径

《谁是无赖国家》揭露美国挑战世界的野蛮行径

    

    编者按：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动辄指称其他国家为无赖国家，邪恶轴心，其实用美国评价别国的同一标准检测一下美国，即可得出结论，正如德国《明镜》周刊所言：现代史上，从没有一个国家像今天的美国这样完全地统治这个地球，今天的美国就像是国家政治中的施瓦辛格：卖弄肌肉，爱管闲事，胁迫恫吓，对别国横加干涉，为所欲为。《谁是无赖国家》这本书对美国全球干涉主义的种种恶行进行了大胆而又明确的批判，向人们展示了美国的政策如何在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幌子下所导致的野蛮行径，世界上所谓“保卫和平的力量”是如何以最为好战的方式行动的。本书是对美国官方谎言和宣传最好不过的矫正器。本书作是美国人威廉· 布鲁姆。现选载其中部分章节。
                                     导言
    本书也可称作《连环杀婴狂及其爱人系列》。
    女人真的不相信她们所心爱的人会做出这种事情，哪怕那些婴儿缺胳膊少腿或是身首异处。假如她们相信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她们也深知她们所爱的男孩一定怀有最善良的动机；那肯定是某种非常不幸的意外，也就是善意的过失；事实上，更有可能的是，这样做是人道主义的行为。
    在长达70年的时间里，美国使全世界不少人相信存在着一个国际阴谋集团——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的阴谋集团，它寻求控制整个世界，而其意图并不具有任何社会价值。世界被假想成无论如何需要美国将它从共产主义的黑暗中拯救出来。“购买我们的武器吧，”华盛顿说，“让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企业无拘无束地穿越你们的国土，并把你们对自己未来的领导人的否决权交给我们吧，我们会保护你们的。”
    自从男人让女人们相信她们需要男人保护以来，这是最为精明的保护骗局，假如世间所有的男人都在一夜之间消失，那么将有多少女人不敢在街上漫步？
    又假如某外国领土上的人民愚昧至极而没有认识到他们需要拯救，假如他们无法领会美国人动机中那隐而不显的高尚，他们就会受到警告说，他们将在共产主义的地狱中烧为灰烬。
    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十年，美国仍在“保护”各国与各民族免遭这样或那样的危险。在这方面美国的纪录如下：从1945年到20世纪末，美国试图推翻40个以上的外国政府，镇压30个以上与不堪忍受的政权展开斗争的人民——民族主义运动。在此期间，美国造成数百万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迫使更多的人陷入痛苦和绝望的境地。
    当我于1999年4月在华盛顿特区写作此书的时候，美国正忙于“拯救”南斯拉夫。它在把一个现代而又成熟的社会轰炸到前工业时代，而“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凭着它无限的智慧，确信它的政府这样做是出于“人道主义的”目的。
    外国的高官显贵们云集华盛顿，他们在这里庆祝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50周年．为期3天的庆祝活动场面空前热闹、壮观。各国首相、总统与外交部长们，不论他们的职位等级如何，都乐意加人到亲朋好友的队伍中来。各私人企业正纷纷给这个奢华的周末提供资金，其中有12个企业各支付了25万美元，目的是使它们的一位董事成为这次北约首脑会议筹委会主任。许多同样的企业也极力游说，要求通过接纳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波兰来扩大北约，这三个国家都将从这些企业购买大量的军事装备。
    北约内部的密切合作与超国家化是“世界新秩序”的基础，世界新秩序是乔治·布什给美利坚帝国的名称。世界新秩序的可信度取决于全世界相信新的世界将是一个对人类的大多数、而不只是那些贪得无厌的人而言更加美好的世界，并认为世界新秩序的领导者即美国对其他各国心怀善意。
    我们不妨粗略地考察一下美国现代史中某些片段，这或许具有启发性。1994年的一份国会报告告诉我们：
    在40年代大约有6万军事人员作为人体实验对象被用来试验两种化学制剂——芥子气和易式毒气[水疱毒气]。被当作实验对象的这些人大多数未被告知实验的性质，在他们参与这项研究后也从未接受后续治疗。 而且，其中的一些人还受到这样的威胁：如果他们对其他任何人，包括他们的妻子、父母和家庭医生谈论这些实验，他们就会被囚禁在莱文沃斯堡。数十年来，五角大楼矢口否认进行过这项研究，导致许多老兵忍受了长达数十年的病痛折磨，在这项秘密的实验之后他们成了羸弱的病人。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90年代的情况吧。数以千计的美国士兵从海湾战争归来后得了一种罕见而又使人精力不济的精神不安症，这被怀疑是由于他们暴露于对身体有害的化学或生物制剂之中的缘故，但五角大楼否认发生过这样的事。几年来这些美国士兵遭受了可怕的折磨：诸如神经系统上的各种病症、经常性的疲劳、皮肤病症、肺部留下的创伤、记忆丧失、肌肉与关节疼痛、剧烈的头痛、人格变异、失去知觉以及更为严重的其他症状。五角大楼终于一步步地被迫放弃它原来的种种否认，并承认当时发生过化学武器库爆炸事件，接着可能释放出各种致命的毒气，当时美国400名军人确实就在这些有毒释放物的附近；然后国防部承认可能有5000人；之后又说有“一个非常大的数目”，大约超过15000人，最后给出了一个精确的数字——20876人。但这还不是最后，过了一段时间，“五角大楼宣布，一个期待已久的计算机模型估算差不多有10万美国士兵可能曾暴露在大量的沙林毒气之中……”
    士兵们还被强迫接种抗炭疽疫苗和没有经过食品与医药管理局认可为安全有效的神经气。假如他们抗拒命令，就要遭到惩罚，有时受到罪犯般的虐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士兵被迫接种一种黄热病疫苗，结果他们中间大约有33万人染上了病毒性乙型肝炎。）终于在1999年下半年，也就是在海湾战争结束差不多9年之后，美国国防部宣布：海湾战争中发放给士兵使他们免遭特别神经毒气侵害的一种药物“不能被排除”是导致一些退伍军人慢性疾病的原因。
    更有甚者，五角大楼的高级军官们并没有警告美国士兵，他们正处在可怕的危险之中，因为他们在战场上紧挨着那些已经用过的贫铀武器。
    假如五角大楼从一开始就对其掌握的所有有关这些不同类型的物质和武器的情况采取更为坦率的态度，士兵们也许在早期就得到了确诊，并很快接受适当的治疗。从人类痛苦的角度来衡量，其代价是无法估量的。估算这种代价的一种方法是：在美国的无家可归者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是退伍军人。
    在20如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的数十年间，我们究竟发现了什么？这就是把士兵当作试验品的五花八门的——或者是形式上、或者是实际上的——政府计划：诸如派飞行员穿过蘑菇云，进人核爆炸场所；接受各种生化武器实验、核辐射实验以及用麦角酸二乙酰胺洗脑的行为调节实验；在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中士兵的身体暴露在橙桔制剂（一种化学武器）中；……这一单子还可以继续列下去……事实上，数以万计的被试验者很少有选择的余地，或者没有机会获知充分的情报，实验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往往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而他们很少受到适当的医治，甚至连身体检查也很少进行。
    这一小段零星的历史在道义上的教训很简单：如果美国政府对它自己士兵的健康与生活福利漠不关心，如果我们的领导人面对这些可怜的战士——他们应征入伍，从事帝国的战争——长期的苦痛与不幸无动于衷，那又怎么能说，或者怎么能相信他们会关心别国的人民呢？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1955年当中情局的一位官员问达赖喇嘛：“我们在（给西藏人）提供支持方面到底是做了件好事还是做了件坏事？”这位西藏的精神领袖回答说，虽然美国助长了反抗中国的那些人的士气，但“成千上万的人在这场反抗中丧失了他们的生命”。而且“美国政府之所以卷入西藏的事务，并不是要帮助西藏，而只是把它作为向中国人挑战的一种冷战策略而已”。
    “让我向你们说说那些富得流油的人吧，”F·斯考特·菲兹杰拉德写道，“他们与我，还有你们可志不同、道不合啊。”
    我们的领导人也就是这种人。
    就拿吉米·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来说吧。在1988年的一次访谈中他承认，关于美国只是在苏联1979年入侵阿富汗之后才给予阿富汗抵抗力量以军事援助的官方说法本身就是谎言。他说，尽管他认为“援助将导致苏联军队的人侵”，并将这想法告诉了卡特——事实的真相是，在俄国人采取行动之前六个月美国已开始援助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反政府集团。
    有人问布热津斯基是否对这一决定感到遗憾，他的回答是：遗憾什么？那次悄悄行动就是一个绝妙的主意，它产生的后果是将俄国人拖进了阿富汗的陷阱，而你却要我对这一决定表示遗憾？苏联军队正式跨过阿富汗边境的那一天，我给卡特总统写信说：我们现在终于有机会给苏联一次越南战争。确实，在几乎长达10年的时间里，莫斯科不得不进行一场政府难以维持的战争——一场导致军队士气低落并最终造成苏联帝国解体的冲突。
    在阿富汗战争与苏联帝国的解体之间没有什么明确的联系。除了这一事实之外，我们还面对那场战争的种种后果：一个承诺要把那个极为落后的民族带人20世纪的政府惨遭失败；一场令人震惊的血腥大屠杀；连美国政府官员也称是“难以形容的恐怖”的伊斯兰反政府武装的酷刑；有半数的人口或死亡，或残废，或成为难民；成千上万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分子出现，他们在许多国家制造了暴行；以及在阿富汗对妇女难以置信的压迫，而这种压迫由美国战时的盟友加以制度化。
    由于布热津斯基在造成上述所有这些后果方面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他当然不会有任何遗憾。什么遗憾？这位大人物为此而感到十足的自豪哩！关于这样一个人——就像一个反社会的人－－你能说出他表现最为仁慈的事情就是。他是没有是非道德观念的。假如在中世纪，他就被称为“恐怖者兹比格纽”了。
    而关于吉米·卡特——不少人认为他也许是自罗斯福以来占领白宫的唯一一位半吊子贤人了——这又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还能说他就是林肯吗？
    1977年，当新闻记者们追问卡特，美国是否有道义上的责任帮助重建越南，卡特总统回答说：“咳！破坏是相互性的。”（也许当他在这年晚些时候视察南布朗克斯区的废墟时，他的印象是：这起因于越南轰炸。）
    在马德琳·奥尔布赖特与记者莱斯利·斯塔尔之间进行的那次著名的电视交谈中，后者谈到了美国对伊拉克的制裁，并问这位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我们已经听说有50万儿童离开了这个世界，我的意思是说，这一数目比在广岛死去的儿童还要多。而您也清楚，是真的值得付出这种代价吗？”奥尔布赖特答道：“我认为这是极为艰难的选择，但就代价而言，我想，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谁都可以对奥尔布赖特的任何过错作完全善意的解释，还可以说她除了捍卫政府的政策之外别无选择。可是，一个接受某一职务任命，并且十分清楚本人将成为这一实际政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还被期望毫无歉疚地捍卫这些政策的人又是什么样的人呢？此后不久，奥尔布赖特被任命为国务卿。
    劳伦斯·萨默斯是另一个恰当的例子。1991年12月，当时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他写了一份内部备忘录，说世界银行应该鼓励把“污染性工业”移植到那些欠发达国家中去，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损害健康和甚至导致死亡的污染成本因此会低一些。由于这些成本的大小取决于受疾病侵害的工人失去的收入，在一个薪水极低的国家中所估算的成本还会低许多。“我认为，”他写道，“在一个薪水最低的国家倾泄一车有毒废物，其背后的经济逻辑是完美无缺的，我们应该正视这一事实。”尽管这一备忘录广为散发，并受到普遍谴责，但萨默斯还是在1999年被克林顿政府任命为财政部长。这是因为他处理国际事务得当才从财政部次长的位置得到提升的。
    我们还有克林顿本人的例子。在对南联盟实施空中打击的第33天——这是摧毁村庄。学校、医院、公寓建筑和生态的33天，是使老百姓四肢不全、双目失明、肠子外溢，使儿童的精神受到永远的创伤……的33天，对塞尔维亚人而言是将其无法再体验到的生活方式实行摧毁的33个白天黑夜——克林顿告诫人们不要对轰炸政策作出不成熟的评判，他不失时机地宣布：“33天的轰炸时间似乎显得比较长。（但）我认为这次空中打击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然后老兄又继续了45天的轰炸。
    克林顿的副总统阿尔·戈尔好像非常适合继克林顿之后荣登美国总统宝座。1998年戈尔给南非施加强大压力，如果南非政府不取消那个使用更便宜但未经注册的治疗艾滋病药物的计划——这一计划将削减美国有关公司的销售额——美国威胁要对南非实行贸易制裁。应该注意的是，在南非的基本贫困人口中大约有 300万患免疫缺乏病毒呈阳性（HW－positive）的人。戈尔当时与药品工业有重要的联系，而当他在纽约演讲时有问他就此具体做了些什么时，他不愿意做出实质性的答复，而是吊起嗓子喊道：“我喜欢这个国家。我喜欢第一修正案。”饶有趣味的是，当奥尔布赖特1998年2月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被人詰问时 当时她正在为克林顿政府的伊拉克政策作辩护——她也提高嗓门大喊：“我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
    尽管戈尔和奥尔布赖特的言辞并不完全具有“德国利益高于一切”或“大不列颠日不落”之类的口气，但爱国主义确实是一个无赖最后的遁词。
    1985年，罗纳德·里根显示出他因此而受人尊敬的杰出才智，他宣称：“我不是什么语言学家，不过我听说在俄语里面连一个有关‘自由’的单词也找不到。”里根试图以此表明，苏联是如何的集权。根据对以上人物及其言论的简单回顾，我们是否就可以设问，在美式英语里面有没有一个关于“尴尬”的单词？
    不，这不是简单的权力腐败和非人性化问题。
    并不是因为美国的掌权者们冷酷无情，美国的外交政策也就变得残酷了。问题的答案是：我们的领导人之所以冷酷无情，只是因为那些愿意就能做到心狠手辣的人居然可以在对外政策制定中占据领导职位；这一点不妨写进工作记录，而那些能对远在天边手无寸铁的陌生人表以富有人性的同情与怜悯的人们——更不用说美国的士兵——却不能成为美国的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或财政部长。再说，他们也没有这种欲望。
    这里存在一种运行中的彼得原理。劳伦斯·彼得写道：在无论什么样的等级体系中，每一位职员总是倾向于爬上与其能力不相称的级别。或许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在这种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去推行帝国主义统治的对外政策执行机构中，职员们都拼命想去达到他们能够容忍的最残酷的程度。对南联盟的轰炸结束几天之后，《纽约时报》在“周末评论”栏目里作为题头文章刊登了迈克尔·万斯的一篇评论。文章声称：“人权已经升华为军事优势和西方价值优势……。而战争只能加强一个致力于结束非人道又推行理想主义的‘新世界’与一个执迷于冲突的‘旧世界’之间深刻的意识形态分野……，西方与世界大部分地区之间在个人生活的价值上也有天壤之别。”如此等等。好一首西方人天生仁慈的赞歌！不幸的是世界其他大多数地方却没有分享到西方的这一精神风貌。万斯批评说，他们“就是没有引入西方的权利与责任观念”。该报是在“西方国家”刚刚结束对一个主权国家有史以来最野蛮的连续轰炸之后，给我们灌输这一道德说教的。
    在美国1991年轰炸伊拉克期间，一连串暴行记录之一——一个民用防空掩体被一颗贫铀弹摧毁，结果使好几百人——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妇女和儿童——被烧成灰烬，白宫发言人马琳·菲兹沃特一再提到美国军方的说法，即认为这个掩体是一个指挥与控制中心，他说：“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市民要呆在那个地方，不过我们知道萨达姆·侯赛因并不与我们共有人的生命神圣这一价值观”。
    同样，在越南战争期间，约翰逊总统和其他政府官员向我们保证说，亚洲人不像美国人那样高度重视人的生命。当然，我们是在美国的炸弹、凝固汽油、橙桔制剂和作战直升飞机把越南人民弄得妻离子散，将他们所珍视的生命弄得支离破碎的时候听到这一说教的。
    而与此同时，即1966年2月的一天。《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编辑戴维·劳伦斯在他人的怂恿之下把下面的一段话刊登在报纸上：“美国目前在越南的所作所为，是当今这个时代我们亲眼所见的，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行善的最有意义的例子。”
    我给劳伦斯先生寄去了一份制作精美、题为《美国在越南的暴行》的小册子，里面对美国的暴行作了详细而生动的描述。我还附上了一个注释，注释首先重复了劳伦斯的一段话，下面是他的大名，接着我加上：“我们中间有一个是疯子”，后面是我的名字。劳伦斯给我回了满满一页的一封信；信的中心意思是：“我认为仔细读读它（小册子）就会证明我试图要确立的论点－－即内心尚未开化的落后民族必须得到帮助，以理解一种文明生活的真实基础。”
    美国人的思想——迈克尔·万斯和戴维·劳伦斯的思想就是其中的典型——在政治上如此根深蒂固，要使它得到解放需要采用不同寻常的甚至迄今仍未发现的哲学与外科手术式的技巧。大多数美国人，即使那些最为玩世不恭的人－－他们大可不必去验证那些出自政客之口的词语，那是一堆由错误的信息、内容恰恰相反的信息和子虚乌有的信息组成的大杂烩，他们应该随时携带一份诚实健康警告——当他们面对“我们的冒着生命危险的孩子们”时，似乎丧失了他们的重要感觉功能。假如爱是盲目的，那么爱国主义也就已经丧失了整个的五官感觉。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即这些美国人的玩世不恭贯穿在本国政府习以为常的对外冒险政策中，这就应该去质问政府当局了：对某一局势规定的解释是否有效，规定的目标是否值得，规定的目标是否能取得成功，而不是去质问政府的动机了。有人先验地假定，在那些与美国打交道的外国人的眼中，我们的领导人对他们是怀有善意的，不管他们的政策在客观上造成了多大的伤亡、破坏与灾难。
    国会议员奥蒂斯·皮克在1975年领导了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经过调查发现了美国外交政策中的若干秘密行动计划，虽然其中有一些仍未公开，但不少已泄漏给公众。在一次会谈中，他表示，任何国会议员都可以看到整个报告，只要他答应不泄露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接着他又补充说，“不过并没有很多人想去读它。”
  “为什么？”采访者问他。
    “哦，他们认为不知道为好，”皮克回答说，“在那份报告中有太多的事情让美国人感到尴尬。”你知道，（我们）这个国家经历了‘水门事件’的可怕伤痛。但即使在那个时候，要求他们相信的只是：他们的总统一直是一个品行不端的人。在新的形势下，要求他们相信的更多；他们被要求相信他们的国家一直很坏。但无人打算相信这个。
    这就好比由于你孩子的行为举止怪异，你去找夏令营管理员，他告诉你说，“你的家族有近亲结婚的问题。”人们听不进这样的说法。你又去找另一位夏令营管理员。你急着想听听其他别的解释。这确实太痛苦了。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修希底德在谈到劫掠村庄的行为——这样做乃是战士生计的主要来源——时告诉我们：“至今没有哪一件不光彩的事与这样一次成功有瓜葛，但发生这样的事相当可信。”
    我们中间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在一种氛围中长大的，在这种氛围里，我们学到的是：你不应该去谋杀、强奸、抢劫。也不应该对公共官员进行报复或者在税款问题上搞欺骗——但如果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那么去颠覆外国政府、镇压他国革命或者在别国人民的头顶上扔重磅炸弹也就没有什么不对。
    瞧瞧我们的老师吧。在轰炸南联盟期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节目主持人丹·拉瑟宣称：“我是一名美国人，同时也是一名美国新闻记者。当然，如果发生了有美国人卷入的争斗，需要的话你可以批评我，也可以惩罚我，但我总是要设法使我们取得胜利。”（过去，美国的新闻工们为了替美国说话，很快就对他们的对手苏联进行批评）。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意味着他打算支持美国从事的任何战争努力，而不论战争在法律上或道义上是否正当？不论战争对民主、自由或自决产生的影响如何？不论战争所造成的恐怖程度？不论任何一切？美国其他许多新闻工像当今的足球赛拉拉队队长一样让自己加人五角大楼频繁不断的进军队伍，在从事一项“更类似于速记而不是新闻写作”的任务。海湾战争期间，由有线新闻广播公司牵头的许多媒体似乎对导弹产生了非常的崇拜，因而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建议，应该对它们提出忠告。
    全国公共广播总裁凯文·克罗斯是美国政府所有主要的和全球性广播宣传机构的前负责人，这些宣传机构包括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以及从美国佛罗里达向古巴广播的反卡斯特罗的马蒂电台等。国家公共广播可以说是美国之音的国内服务机构，它从未碰到过一次它所不喜欢的美国参加的战争。它一时心血来潮竟把对南联盟的战争说成是克林顿“外交政策中最为重大的成功”。
    而公共广播公司的负责人罗伯特·康纳德的经历与克罗斯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从美国之音干到马蒂电台。
    不计其数的美国人——他们所具备的精神的适应性并不亚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人——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他们仍拥有这样的权利，即可以旗帜鲜明地反对战争努力并质问政府实施这一努力的真实意图，而不认为自己就是“非爱国主义的”的。难道这有什么奇怪吗？因为宣传对于一个民主国家的作用，就像暴力在一个独裁国家的作用。
    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布什政府在像柯林·鲍威尔和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将军这种适宜于上电视镜头的人物的安排之下一天内执行了三项指示。马琳·菲兹沃特后来回忆说，当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台采访一群围坐在厨房餐桌边的堪萨斯人时，“在桌子旁边的每一个回答都反映了一个我们已经假设的参战原因。”
    在16世纪的西班牙，最有资质的人忙于设法使西班牙征服者给新世界的印第安人施行的残酷行为合理化。一种十分明确而又被广泛接受的观念是：印第安人是“天生的奴隶”，上帝创造他们以便为征服者效劳。
    20世纪的美国在西班牙人的基础上更向前推进了一步。最富聪明才智的人向我们保证说，美国的对外干涉——尽管有时过于暴力——不仅合乎事物的然规律，而且也确实是为土著居民着想。
    媒体与公众事实上喜欢听政治家们的谎言，不过这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谎言，诸如有关金钱、色情、吸毒和其他小过失的谎言以及竞选演说中例行的模棱两可的欺人之谈。一个叫阿道失·希特勒的人，最初是奥地利人，尽管经常遭到严厉批评，但他对世界如何运转的问题实际上有着若干非常敏锐的洞察。其中之一就是：
    大多数的老百姓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就有一种被腐蚀的倾向而不是他们有意识或故意地变得邪恶……所以，鉴于他们灵魂最初的单纯，他们更容易沦为一个大谎言而不是小谎言的牺牲品，因为他们己身处芝麻琐事之中，但对太大的谎言总感到害羞。
    究竟有多少美国人对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的官方理由——避免从陆上进攻日本，从而挽回数以千计的美国人的生命——表示过怀疑？然而，好些年前人们就得知；日本好几个月以来就已经打算投降，而美国对日本方面的投降提议一直置之不理。原子弹还是投下去了，但它不是要威吓日本人，而是要把对美国人的恐惧转移给俄国人。据说，原子弹的投掷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枪，而是冷战的第一枪。
    1964年，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被问及美国卷入推翻巴西政府租行动时宣称：“喔，这种说法一点也不真实。事情无论如何也不是这个样子。”可是，美国已经深深地卷入了这次政变，它在政变中所扮演的角色，事实上是不可替代的。在80年代，里根政府宣称俄国人正在亚洲上空喷洒有毒化学制品，即所谓的“黄雨”，并已经导致了数千人死亡。华盛顿的情报是如此的精确，他们可以在某时某刻说出，阿富汗共有3042人死于47次不同的事件。里根总统在政府的文件和他的演说中，不下15次批评了苏联的这些暴行。美国所说的“黄雨”，结果是飞游在高空的大群蜜蜂排泄下来的带有花粉的粪便。以上是真正随意选出来的三个例子。还可以列举出其他许多例子。但在21世纪开始的时候，美国人民真的需要人家去提醒，他们的政府总是要说假话的，大国就会说更多的假话，而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说的假话就最多吗？我非得屈尊到把这一点告诉我的读者这样的平庸地步吗？
    如果我们准备完全根据那些轻信轰炸南斯拉夫是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而不感到恶心的人——其中包括不少左翼分子——来判断，那很明显就得这样。
  “利他主义”的观念一直是美国自恋情节的一个周期性特征。从1918年到1920年，美国是西方对刚刚诞生的苏联大举入侵的主要国家。正如温斯顿·丘吉尔所说，这是一次竭力要把俄国革命“扼杀在摇篮中”的侵略，因为这次革命已经在世界六分之一的陆地上成功地铲除了私人资本主义。一个仍未从可怕的世界大战中恢复过来的国家，它还处在一次根本性的社会革命的极度混乱之中，并正经受着一次会让好几百万人饿死的饥荒的折磨，却无端地遭到入侵者进一步无情的破坏。
    当战争的硝烟散去时，美国陆军参谋长提出了一份关于战争责任承担的报告，报告中说：“这次远征提供了历史上值得尊敬、慷慨无私的处事交往最好的榜样……它对一个正在为实现新的自由而斗争的民族大有帮助。70年之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柯林·鲍威尔将军动情地对加利福尼亚州的听众说道，由于我们的价值观念、我们的经济制度以及我们的利他主义，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有“许多许多的朋友”。作家盖里·威尔斯就美国人对外国人的慈悲发表评论说：“我们相信，我们完全可以‘用仁慈将他们置于死地’，当我们近乎疯狂的慈悲心发作时，我们是推着大炮向前进的。正是在美国利他主义情绪最浓的时候，其他国家最好躲进它们的防弹掩体里。”
    那么，我在这里想要说的是什么呢？是不是说美国政府一点也不关心人的生命、人权、人性以及其他所有人类美好的东西呢？
    不是。我想要说的是：做正确的事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也不是出自或根据原则而来的政策的理念或目标。假如，做正确的事与华盛顿在国际上的主要图谋不谋而合或者干脆毫不相干，美国的官员们就可以无所顾忌地走上道义的顶峰。不过很少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有人对美国多次干涉进行过研究——该研究先用数字对干涉作了扼要的概述，然后在《对外干涉》一章中对干涉作了详细的描述——清晰地表明，给美国外交政策的动力提供燃料的并不是对任何道义的热心，更不是天真的高尚正派，而是另有其他重要目标需要。这种需要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的要求：
    l、为全球化、特别是以美国为基地的跨国公司考虑，要使世界变得开放、友好；
    2、增加国内防务承包商的财务报表——他们为国会议员和白宫官员做出过慷慨的贡献；
    3、阻止任何可能成为替代资本主义模式的成功典范的社会的崛起；
    4、尽可能地在全世界扩展美国的政治、经济与军事霸权，阻止任何可能向美国霸权提出挑战的地区大国的兴起，并创建一个按照美国想象，适合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世界秩序。
    对于美国的决策者们来说，这些目的已经证明了手段的正当性，而且所有的手段一直都很有效。
    1973年智利发生推翻萨尔瓦多·阿连德的社会主义政府的军事政变后，美国泛美事务助理国务卿杰克·库比斯奇难以回击对美国卷入其中的指责。“在智利实行军事接管并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他强调说，“如果阿连德任职到期满，将整个国家和智利人民引入了彻底的毁灭，那反而会更好。只有到那时，对社会主义才会完全失去信心。军事接管与流血冲突却把事情弄糟了。”
    库比斯奇的讲话尽管基于一个为应付局面而制造出来的谎言——即阿连德的政策正把智利引向毁灭——但无意之中表明美国政府是极其忠于上述第三个要求的。
  “冷战”期间，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在对——“冷战”分子是要美国人民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相信有，而本来只是他们自己相信有——一个恶毒的国际共产主义阴谋集团，进行一场道德十字军东征的旗号下推行的。但它一直是个骗局；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像国际共产主义阴谋集团这样的怪物。过去有、今天仍然有的是生活在苦难中的人民，他们起来与自己的处境进行抗争，反抗压迫他们的政府－－一个可能受到美国支持的政府。在华盛顿看来，这就是苏联（或者古巴、尼加拉瓜等充当苏联的代理人）再次扮演众所周知的“外部煽动者”的证明。
    总而言之，一定有人感到疑惑不解的是：究竟有何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铁板一块且阴险恶毒的、致力于世界统治的国际阴谋集团会允许它的帝国像大家熟知的纸牌屋那样彻底瓦解，而不派它的军事力量去卫星国以阻止它们脱离该集团呢？而如果没有来自外部的入侵，谁又愿意把刀子搁到帝国的喉咙上呢？
                            无数的敌人，无尽的威胁
    于今，华盛顿的那些头头们不会再叫喊“俄国人来了，他们足有十英尺高！”以此作为对外干预的借口了，所以他们必须定期地面对新的敌人。美国怀念她的敌人。如果没有敌人，她就成了一个没有目的、失去方向的国家。国家安全保障的各个部门需要拿敌人为它们不断膨胀的预算作辩解，吹嘘它们的工作业绩，保住它们的饭碗。并在苏联解体之后给它们自己一份使命；最后是重新构筑它们本身。而他们对此太了解了，甚至觉得有些苦恼。这里介绍的是邓尼斯·隆恩上校。在“冷战”结束之后2年，即1992年，当时他作为“快速反应装甲集团”的指挥在诺克斯堡发表讲话：
    50年来，我们武装了我们的足球队，每周训练5天，但从来没有进行过一场球赛。我们有过一个明确的对手，这个对手具有明显的能力，而我们已经看到了。（现在）我们将不得不日复一日地练球却不知道另一支球队的任何情况。我们弄不到对手的足球战术图，不知道比赛场地在哪儿，也不知道对手在比赛中将有多少人出场。这对军人来说太痛苦了，当你试图证明你的组织与体制为正当时尤其如此。
    美国尽其所能推迟了这样一种痛苦的局面。“冷战”期间苏联提出与北约主要官员建立直接对话机制的一系列要求遭到了拒绝，理由是“不合时宜并具有潜在的分裂性”。苏联很早就提出而且以后又一再提出，解除华沙条约——只要北约也愿意采取同样的行动（即解除北大西洋公约）——的建议，没有人理睬。在这样的建议遭到冷落之后，《洛杉矾时报》发表评论说，该建议“增加了美国决策者劝说西方舆论继续支持开支庞大却总是费力不讨好的军事计划的困难”。
    1991年，柯林·鲍威尔向他的军事专家同僚提出了警告，其中提到了对所谓“世界的深刻变化”的嘲弄：“我们不必……期望它（世界的变化）会消失，以便我们能回到与一个顽固而又邪恶的敌人相关的那种令人宽慰的情况。”
    不过，这种观念对军事民事专家们而言确实令人宽慰。所以，某一个月美国新的顽固而又邪恶的敌人是北朝鲜，下个月遇到的大威胁是利比亚，然后是中国，或伊拉克，或伊朗，或阿富汗，或塞尔维亚，要不是那个真正的老恶魔古巴——这些国家分别处在那一个月的希特勒领导之下，或者至少也是处在一个疯子成疯狗的领导之下。
    现在华盛顿告诉我们，它已经不是与国际共产主义阴谋集团作斗争，为了保护人权，特别是为了反对恐怖主义，说不定哪一天它在进行一场反毒品，或反军事、工业间谍活动，或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或反有组织犯罪的斗争。而且他们确实想要美国公众相信这是事实。下面是1999年初7周时间内出现在《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上的一些标题新闻：
    l月22日：“克林顿谈21世纪的恐怖主义威胁”
    l月23日：“总统走向反新恐怖主义战争”
    l月23日：“不让明天的恐怖分子得逞”
    l月29日：“反恐的力量在增强”
    2月1日：“五角大楼策划对付国内恐怖主义组织”
    2月1日：“使美国免遭恐怖主义威胁的人”
    2月2日：“美国动用更多的基金对付恐怖主义”
    2月16日：“反恐军事训练使得克萨斯部分地区感到震惊”
    2月17日：“美国挫伤了本·拉登的锐气吗？”
    2月19日“孟加拉国：本·拉登的下一个目标？”
    2月23日：“准备对付看不见的杀手”
    3月7日：“穆斯林好战分子威胁美国人的生命”
    3月8日：“里根大厦容易遭到袭击”
    3月16日：“克林顿计划训练反恐消防队员”
    l月20日，国防部长威廉·S·科恩——一位确实给F15喷气式战斗机写过一首赞美诗的人——宣布66亿美元的经费将用于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这是里根总统“星球大战”计划的复活。科恩在解释这一开支时只提到了一个来自北朝鲜的威胁。北朝鲜！一个连自己的人民也不能养活的国家正在对美国进行一次导弹袭击？除非对大规模的民族自杀有一种压倒一切、无法抵挡的渴望，北朝鲜还能有什么可能的理由发动这样一次导弹袭击呢？但普通的美国人在读到科恩的言论时肯定已经发觉，要他们认为，他们的某一位“领导人”会站出来亮相并公开宣布一个疯狂的谎言，是非常困难的。他们假定，政府所说的肯定有些道理。
    这就是政府为什么做错了事而没有受到责备的原因。
    那么政府自己是否相信这一说法呢？最有可能相信它的是克林顿总统。1993年克林顿在南朝鲜宣布；“对他们（指北朝鲜）来说，发展核武器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假如他们一旦使用核武器，那就意味着他们国家的毁灭。”偶尔发生在政治家们身上的这种诚实与常识的突发，在这一实例中是由一位新闻记者的疑问——即关于北朝鲜怎么可能会遵守《不扩散条约》的问题——而唤起的户说也奇怪，不到一年之后，一项调查显示：在南朝鲜对美国感到恐惧的年轻人6倍于对北朝鲜感到恐惧的人。
    回到1999年以及美国面临的新“威胁”上来——这年8月，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份关于下个世纪新的全球战略报告宣称：“国家正面临着历史上最大的间谍威胁。”
    这是一份值得注意的声明。苏联克格勃到底出了什么事？凡是现已过而立之年的美国人从一生下来就把克格勃印入了他们的脑海，因为，在隔壁，间谍的手中有一把永恒的苏联之剑，对准了我们共同的心脏。成千上万的人由于与这一威胁有牵连而丢掉了他们的工作与职业，数百人被囚禁或遭驱逐，两人被处决。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和埃德加·胡佛肯定至今还死不瞑目。
    期间，对可能向美国发动化学或生物武器进攻的击鼓式警告越来越强烈。警察、消防和卫生机构配备各种复杂的设备，进行定期的训练。现役军队和海军陆战队员也进行了同样的训练。联邦调查局有一支备有各种危险物资的部队，以突袭要来进攻的目标。而现在，国民警卫队也已加人这一疯狂，他们身着全身保护套装，背带氧气瓶。总审计署认为，国民警卫队的组织是多余的，其使命很不明确。《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事实上，有些批评家把（警卫队）的队伍基本看作是为警卫队寻找一项新的使命，以帮助它免遭‘冷战后’时代进一步削减预算之苦。”如前所述，国家安全部门的其他领域也差不多。
    1999年10月，美国广播公司的“午夜之友”节日举办了一个内容分五部分的系列，它虚拟了一场对美国某一大城市的生物武器攻击，想象有一支由恐怖分子组成的敢死队把炭疽病菌释放进地铁系统，整个城市充满着恐慌、死亡和极度的混乱。泰德·科培尔明确宣布，这样的攻击，将来某个时候一定会在美国发生。正如有人所预料的，这套节目善于耸人听闻，而缺少理性。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中心民间生物保护研究负责人后来对此作了详细的阐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一个研究中心存在的事实竟是这个（“恐怖”）时代的另一个信号。
    此后不久，联邦调查局宣布：华盛顿地区已经成为将发生的恐怖袭击的“世界头号目标”。他们是如何得知这一情况的呢？原来，“华盛顿城区每天收听到三至六则可疑的完整节目”。难道在这些广播节目中，确实有什么恐怖主义的消息吗？显然没有。这一切都是对现实中的化学、生物或辐射武器说到底是子虚乌有的进攻的反应。然而，却有不少虚假的炭疽报道，这些报道毫无疑问基本上是因为整个恐怖传闻而引起的；这一传闻从来没有就－－尤其是在一个大范围的地区——策划并发动一次严重的炭疽袭击，实际是何等困难，结果何等难料，给公众提供一个线索；恐怖传闻还使得1998年美国轰击一家苏丹药厂——（无根据的）理由是，这家药厂正在制造化学和生物武器－－显得更加可信和可以接受。
    空中旅行是“恐怖”心理比生命和常识更迫近心头的另一个领域。1999年4月4日即将从亚特兰大起飞到土耳其的航班被联邦调查局阻止；机上共241名乘客被迫离开飞机，其中一些乘客受到质问，一名男子被拘留；所有乘客的行李都被打开，每一件行李都要煞费苦心地与每一位乘客对上号；嗅炸弹的狗和爆炸专家们冲进飞机，结果这次飞行被延迟4个多小时。原因是什么呢？联邦调查局得到消息，说其中有一名乘客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了潜在的威胁”。而怀疑这名乘客的理由又是什么呢？这名男子是用现金购买机票的。
    三周之后，在芝加哥奥黑尔（菲尔德国际）机场，有人看到一名男子错误地跑进了一条通常供那些出港的人使用的过道消失在拥挤的人群中。但既没有找到这名男子，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迹象。因为人们所知道的是，这名男子只是把什么东西忘记在某个地方，或者有一件非常紧急的事情，就跑到了他以为是最近的盥洗室。不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一“危急”的结果是：6000名乘客撤离机场，至少取消了120个航班，全国的空中交通中断数小时。
    尽管有这一切恐怖传闻，尽管有这一切“威胁”，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根据国务院提供的情况，1993－1998年间，实际发生的恐怖袭击次数按地区分布如下：西欧101次，拉丁美洲569次，中东374次，亚洲158次，欧亚大陆101次，非洲 84次，北美 14次。现在已经非常清楚的是，“冷战”期间苏联军事与经济力量的实际水平是如何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夸大的，作为论据的事实与事件是如何被歪曲以夸大俄国威胁的，作最坏打算的方案－－即使在这些方案不能达到似乎可行的要求的时候，也好像很有这种可能并即将发生似的——是如何提出的。关于苏联威胁时间延续最为持久的谎言——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所谓正当理由——苏联红军将入侵西欧。假如到了1999年还有人相信这一编造的谎言，他们不妨读一读伦敦《卫报》的一篇报道，内容是关于最近解密的、1968年以来的英国政府文件。这些文件中，一份是基于外交部联合情报委员会的一项分析，该报对这一分析总结如下：
    英国的军事与情报负责人私下相信，在“冷战”的高峰期间，苏联无意对西方发动一场军事进攻。这与西方政治家与军事领导人在公开场合关于“苏联威胁”所说的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68年6月，英国参谋长们的一份标有“最高机密，只许在英国内部传阅”字样，并以《威胁：苏联的目的及其意图》为题的发言摘要宣布：“苏联不会蓄意在欧洲发动总体战或者哪怕是有限的战争”。
    他们认为，“苏联的外交政策一直是小心谨慎和现实主义的”，尽管发生了越南战争，俄国人与他们的盟友“继续在所有领域与西方保持接触，并与北约国家维持一种虽然有限但在不断扩大的政治对话”。
    个中的微妙不在于日期的顺序。1998年，五角大楼设立了一个新的机构：防务威胁减退署。其预算数以百万计，人员数量多达几千，“主要由一些其创建是用来减少苏联构成的威胁的机构组成”。这就叫做再循环。
    苏联的威胁、恐怖主义的威胁、新的敌人，如此等等，在美国国内国外狂热地促成了这样一种心理，即五角大楼、中情局、联邦调查局等一直肩负着在这里、那里，每个地方拯救生命、阻止灾难的重大使命。而我们却以救国家和世界于灾难的名义……把这些救难者圈起来再次从事以前的保护工作。
  “我认为我们已经在进行战争，”1997年中情局局长乔治·特纳告知参议院说，“到现在我们进入战争已有若干年头了。”
    实际政治的整个目的就是通过用无数——其中大多数是想象中的——恐怖之物来恐吓群众，使他们保持警觉（并因此强烈要求被引向安全）。
                                          ——H．L.曼肯，1920年
    我们的政府高喊国家在危急之中，已经使我们处在一种没完没了的恐惧状态－－使我们连续保持着爱国主义的狂热冲动。如果我们不提供所需要的庞大资金，以此集结在政府的周围，就总会有某种可怕的妖魔……来吞噬我们。然而回想起来，这些灾难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似乎从来没有完全成为现实。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谈到大规模的国防预算问题时的讲话，1957年
                                 政治分野与阴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的极端保守主义比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更加坦白地相信有关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的最糟糕的局面。这或许是由于那些站在极端保守主义一边的人本身就是极端主义者，他们并不本能地羞于相信政府敢于在国内或者国外从事极端的行为，激进的左翼与右翼分子对他们的政府的真正意图都抱着一种嘲讽的态度。不过，处在这两极之间的那些人并不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看法。
    对于许多持中间立场的人来说，这里对美国不怀好意的言论。听起来就像那种经常成为笑料的言论，即所谓“阴谋理论”。他们听我说就会偷偷笑，笑我的说法好像是，我们的领导人经常秘密地聚集在某个与世隔绝的防空洞里，不怀好意地对一切神圣的东西策划一次次打击行动，与此同时他们却发出试图混淆视听的信号。
    然而，假如我们的领导人追求明确的公正，这不是一种阴谋吗？他们不聚在一块商量，那怎么做好事呢？或许他们不必如此正式这样做，既然他们开始都心怀好意，那么阴谋就是自然而然的，会逐渐形成为体制－－政府体制、企业体制、军事体制、情报体制，然后是政府——企业——军事——情报联合体制。
    可为什么当他们怀有恶意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呢？
    这并不是说美国人不能相信任何阴谋理论。亲眼看一看“国际共产主义阴谋集团”这个如此长寿的货架，这种理论依然是一件大有销路的商品。
  “阴谋”理论的研究者和创始人乔那森·万金发表评论：新闻工喜欢把他们自己看作是一群怀疑论者。这是漏洞百出的自我评价。美国新闻工在与政府官员、技术专家以及其他官方渠道打交道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对对方过于轻信。他们对不熟悉的观念保留他们自吹自擂的“怀疑态度”。阴谋理论遭遇的就是最为严厉的怀疑主义。
    阴谋理论应该用怀疑的态度去研究，但毫无公平可言。怀疑主义同样应该运用于官方与非官方消息。为解释美国的阴谋理论……我只好矫正了这一不均衡状况。我已经服膺阴谋理论，并将彻底的怀疑主义运用到官方的新闻报道。
    这就好比是韦科的隐蔽法。1999年8月我们终于得到了官方的确认消息，即联邦调查局向1993年组成的布兰奇·大卫教派投射了燃烧装置，在那天的那场大火中有76人丧生。在官方对此断然否认长达6年——但“阴谋理论家”和“阴谋迷”们却坚持认定这一事实——之后，这一事件受到了嘲弄，或者说——更为司空见惯的情况是——遭遇了媒体最为有效的武器－－保持沉默。关于“十月奇闻”，也就是克林顿州长治下发生在阿肯色州米纳市和琼斯镇的环球航空公司800事件的真相能够隐瞒很久吗？是的，能隐瞒很久。在新的世纪到来之前我们很可能听不到官方对那些事件的解释了。
  《第一部美国政治水门法》规定：“无论你如何地偏执，政府实际上的所作所为比你想象的更为糟糕。”
  《第二部美国政治水门法》规定：“在官方予以否认之前，你什么也不要相信。”不过，这两部法规还停留在书本里。
                                “冷战”的延续
    虽然假想中的“共产主义威胁”已经消失。但纳税人仍然用现金把拖拉机拖车塞得满满的，并把这些拖车发送到曾被称为陆军部，后来颇具幽默地改名为国防部的地方……该部门正加紧进行对更属于未来性的化学粉末武器和更具效果的杀人方法的研究，却对散落在战场上的尸体碎片不屑一顾……，在普遍确认“星球大战计划”已经死亡，希望被埋葬之后，克林顿政府的新导弹防御系统重新鼓起了人们对余生的信心……。北约组织也从本该消失中崛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数以百计的美国军事基地仍然点缀着世界地图，其中包括在古巴的关塔那摩基地以及首次在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匈牙利、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设立的军事基地……就在你读到这里的时候，美国的武装力量以及诸如”绿色贝雷帽“这样的特种部队正被部署在世界各个角落足足一百个以上的国家中……华盛顿正在给其中许多国家提供大量的高杀伤性军事设备，并训练它们的武装力量和警察掌握残忍的手段，却不顾他们已经是何等的残忍……美国的核武器如果不是藏在别的地方，就仍然贮存在7个欧洲国家里……而美国的官员们保持着他们不可动摇的信念，即他们拥有天赋的权利去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因为只要他们想做，不管他们想对谁做，也不管想在哪里做，就都可以做。换言之，这时无论外交家和政策制定者认为他们正在做的是什么，“冷战”的怀疑者们一直被证明是正确的。所谓“冷战”根本不是要遏制一个对外扩张的共产主义恶魔；它乃是美国的帝国主义，仅仅把“共产主义的”这个名称扣在阻碍它的路的那些人头上。
    总之，“冷战”后的所有这些非变量，又生产了一个出自五六十年代和七八十年代的“剧本”，其中，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居然还“活着”！罗纳德·里根也还躲在黄金掩体后面假装有病呢？为什么所有这一切延续到了21世纪呢？
    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们正巧妙地适应着会有一个政府，或一个可能要掌权的组织出现，这组织不会屈服而乐意成为美国的仆从；它不会把自由市场或以“全球化”著称的全世界私有化视为至善；它不会看着外国投资影响本国人民福利而漠不关心。它主要不是为了出口而生产；它不会允许石棉、遭禁止的杀虫剂以及其他在发达国家受限制的产品倾泻给自己的人民；它不会轻易地容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贸易组织把一种焦土战术强加在这个国家的社会服务或生活水准方面；它不会允许一个美国的或北约的军事机构驻扎在它的领土上……对华盛顿那些具有高度灵敏嗅觉的外交老手来说，南斯拉夫就很有点这类政府的味道。
    即使有这一适当的借口，如此糟糕的例子最后也不得不沦为废物，或者在那些适宜的地方，像90年代初的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干脆被推翻……正如米切尔·帕伦蒂所说：“人们一直注意到，缉捕一个银行抢劫犯的代价有时可能要超过被抢去的金额总数。但假如抢劫犯被允许逍遥法外，这样就会怂恿其他人也这么干，那样就会使整个银行系统陷入瘫痪。”
    而这就是在苏联诞生之前到其解体之后的整个20世纪美国——在这个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对菲律宾、巴拿马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在最后一个十年对秘鲁和哥伦比亚——的外交政策的基石，也就是必要条件。
    我们能不能真的说“冷战”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呢？如果“冷战”被定义为美国与苏联之间（不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为了争取第三世界的同情与支持的一场世界范围的争斗，那么它肯定已经结束了、但如果不把“冷战”看作是东西方之间的较量，而只是一场“南北之间”的较量，把它视为——上面已经提到的——美国人的一种努力，即阻止任何可能成为资本主义模式之外的成功榜样的社会出现，并阻止任何可能向美国的霸主地位提出挑战的地区性力量的崛起，那么，钉了图钉的特别地图仍悬挂在五角大楼的作战室里。1992年国防部的一份规划报告中说：“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防止新的对手的再次出现……我们必须保持这样的机制，即能够阻止潜在的竞争对手扮演更大的地区性或全球性角色的抱负。”
    目前“冷战”延续着，不论其以什么样的名义，可以视为富人对穷人进行的永无休止的战争故事的另一章。由于苏联的存在和影响已经消失，美国的对外干涉较之过去少了很多麻烦。（试想想只要苏联及其势力集团存在，美国对伊拉克和南斯拉夫的友好就会延续下去）。
    关于这样一种政策延续有一个词，即“帝国”，也就是“美利坚帝国”。这一名称不会轻易从美国人的嘴上消失。在相信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或者大英帝国的存在及其对扩张、权力、荣耀和财富的强烈冲动这一点上，没有哪一位美国人感到有任何困难。在这些帝国的教科书里这就是正确的。但在美国的内心里，在美国人的教科书以及美国的媒体里，帝国的历史已经走到了尽头。
    那么美利坚帝国的提法呢？这就是一种矛盾的修饰语。
    在世界其他地区谋求政治、经济与军事霸权的迫切欲望是不是与道德考虑相分离了？向美国人作这样的暗示就好像让他们相信某人关于不明飞行物的一个不明推论，除非他们更有可能相信这一推论。
                               目标不仅仅是地球
    以前的帝国甚至无法这样去想象。美利坚帝国正在为此制订详细的计划——控制外层空间。美国还不仅是控制，而且还为在那里进行战争作了规划。我们来注意一下五角大楼的绅士们的讲话：
    美国外层空间司令部，就是要支配军事行动的空间范围以保护美国的利益和投资。吸收空间力量加强全方位的冲突中的作战能力……在21世纪的早期，空间力量也将逐步演变成战争手段之一……初露端倪的外层空间优势与陆、海、空优势的协调将导致全方位的控制……发展利用空间系统并设计空间精确弹道的导弹防御系统可以对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世界性扩散……外层空间是一个商业、民用、国际、军事诸方面利益和投资在增加的领域。对这些重要系统的威胁也正在增加……对外层空间的控制是指，确保接近太空，在空间基地内自由行动的能力以及如果需要的话排斥其他人使用外层空间的能力……对外层空间的控制是一项复杂的使命，它把美国外层空间总司令推到了一个典型的战士角色，并受托管理一个确定的责任区域产……就外层空间的支配而言，我们拥有了它，我们喜欢它，我们也将继续保有它产……将来某一天我们将从外层空间与地球上的目标——船只、飞机、陆地目标——进行交战。……我们将在太空作战。我们将从太空作战并作战到太空。
    1963年，联合国大会一致表决采纳一项决议，它要求所有国家：“禁止在地球轨道上放置任何携带核武器或其他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物体，禁止用任何其他方式将这类武器设置在天体上或外层空间里。”
    在今天这一早已明确表达的希望仍然极富生命力。1999年1月26日，联合国秘书长柯菲·安南在日内瓦的裁军会议上说道：“当今广泛认同的一个概念是，使外层空间保持一个没有武器的环境。”
                                   疯子的哲学
    1998年3月，由美国战略司令部——负责美国战略核装备的总部——的一项1995年度内部研究《冷战后遏制的本质》被公开。这一研究声称：
    由于美国对一个敌对国会采取什么行动——假如我们想要阻止的这些行动的实施——模糊不清，我们就会付出代价，而把我们自己看成充分理性的，头脑冷静的就会伤害我们自己。有些因素可能显得“难以驾驭”这一事实，对制造和加强某一敌对国的决策者内心的恐惧与疑虑会有帮助。恐惧的实质意义就是遏制生产力。如果美国的重要利益受到侵犯，美国可能变得失去理智和有报复心，这种情况应该是我们对所有敌人表现出来的国家人格面具的一部分。
    说这些话的意在使全世界相信，美国一直只是在假装是“失去控制”或“没有理性和有报复心”。然而，基于本书中所描述的华盛顿已经给世界施加的东西这一客观事实，可以证实的是：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外交政策实际上一直处于临床上的发疯状态。
    另一方面，谋求世界霸权的强烈要求本身－－不管人们还会怎么看它－－并不一定就是非理性的。米切尔·帕伦蒂已指出，美国外交政策“或许显得愚蠢，因为支持它的理论基础往往听起来难以令人信服，留给我们的印象是：决策者们脑子给弄糊涂了，或者干脆与我们不一样。但只是因为公众无法理解他们正在做的，并不等于说国家安全的领导者自己就糊涂了。说他们在造假，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傻瓜”。
                               真相调查委员会
    近年来，南非、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等国的人民以为是他们自己的政府犯了罪，认为官方的真相调查委员会在进行公正的调查。虽然有若干非官方的。由市民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已经调查并以文件证明，那些年里华盛顿在诸如越南。巴拿马和伊拉克的特别干涉行动中犯下的大量罪行，但永远不可能会有任何官方机构去这样做，而且非官方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发现，当然为官方媒体（其意识形态是一种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信仰）所忽视。
    在美国没有官方真相调查委员会的情况下，本书作为证据奉上。请读者不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或《洛杉矾时报》上去寻找对该书的评论。

                                    第一章
                         恐怖分子为何老是跟美国过不去？

    华盛顿对恐怖主义进行的战争就像它对毒品展开的战争那样注定要失败。
    “我认为，美国人民应该清楚，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于美国在某种程度上的领导地位以及某些民族的狂热而使我们成为攻击目标的世界里。”1998年8月7日美国在非洲的两个大使馆爆炸事件发生之后，国家安全顾问桑蒂·伯杰这样说。当有人问到“这些恐怖分子想要从美国得到什么？” 时，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部主任理查德·哈斯回答说：“啊，答案就是我们所做的什么也不是，就是我们的身份不明，就是我们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的事实，就是我们是一个非宗教的国家的事实……仅仅就是我们的身份不明以及我们的存在确实给他们添了麻烦。”
    《纽约时报》的托马斯·弗里德曼对此表示赞成。他写道，恐怖分子“没有任何特别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政治纲领与要求。他们只是被一种对美国、以色列以及其他假想的伊斯兰教的敌人一般的仇恨所驱使。”
    最后，我们的克林顿总统说：“美国人是恐怖主义的目标，这部分是由于我们采取了行动来促进和平与民主，以及我们团结一致反对恐怖主义的缘故。”
    以上就是我们的领导人和学者们在每一次恐怖主义袭击美国设施事件之后向我们灌输的一些陈词滥调。
    高高在上的美丽的美国形象，被其他的国家所嫉妒，因而很容易遭到恐怖分子的袭击，因为他们无法忍受这样一个“好人”来控制世界——这个世界属于恐怖分子的主人，也就是上帝之子，撒旦。
                                    ——戈尔·维得尔
    我们的领导人与学者们从不会随便说的话是：恐怖分子——不论他们可能还意味着什么——可能也是具有理性的人；这就是说，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具有一种合理的理由。大多数恐怖分子是那些对他们所看到的诸如社会、政治或宗教上的非正义与伪善深感忧虑的人，而他们的恐怖主义的直接理由往往是对美国某一行为的报复……
    1981年击落两架利比亚飞机；1983年和1984年对贝鲁特的轰击；1986年对利比亚的轰炸；1987年炸沉一艘伊朗船只；1988年击落一架伊朗客机；1989年又击落两架利比亚飞机；1991年对伊拉克人民大规模的轰炸；对伊拉克的连续制裁与轰炸；对以色列人的好战与严刑的一贯支持以及对阿拉伯与之抵抗的谴责；1998年对苏丹和阿富汗的轰炸；对以色列恐怖主义——诸如1996年对躲在联合国驻加纳基地的106名黎巴嫩人的蓄意屠杀——实行的双重标准；对利比亚的持续迫害（至今已近二十年）；对来自马来西亚、巴基斯坦、黎巴嫩和阿尔巴尼亚等穆斯林国家被通缉者的劫持；在伊斯兰教最神圣的领土沙特阿拉伯以及波斯湾地区其他地方大量的军事与高科技的存在……这就是美国人的一些行为，这些行为足以迫使一个阿拉伯人或穆斯林成为一个恐怖分子，成为一个疾呼“美国是大撒旦”的人。不过，给我们灌输那些陈词滥调的人对此是比较清楚的。他们只是在表演那种由来已久的公共哑剧。1993年巴基斯坦人米尔·艾米尔·堪希在美国中情局总部大楼外枪杀了5人，他告诉联邦调查局说，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抗议美国对中东穆斯林采取的政策，包括对伊拉克的轰炸。1997年对堪希的判决做出之后两天，在卡拉奇有4名美国人被枪击倒。“我认为这两件事情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前中情局一位反恐专家在谈到卡拉奇谋杀事件时说。
    1988年泛美航空公司103号客机的爆炸案很明显是由伊朗制造的，作为对几个月前美国击落伊朗客机的一次报复行动，美国官员对此是非常清楚的。1998年美国驻非洲两个大使馆的爆炸案，正好发生在第一批美军在伊拉克人侵科威特后，来到沙特阿拉伯的第8个周年的那一天。在199I年美国轰炸伊拉克期间，在整个中东以及其他地方发生了几十件袭击美国机构的恐怖事件。难道美国官方与媒体没有获得任何因果暗示？他们当然获得了暗示，但随后在大放厥词的时候，他们突然之间又变得像得了早期老年性痴呆症似的。
    当恐怖分子发动袭击的时候，他们是在进行恐吓；当我们发动袭击的时候，我们是在进行报复；当他们用进一步的袭击对我们的报复做出回应的时候，他们是在进行再一次的恐吓；当我们用进一步的袭击做出回应的时候，我们是在进行再一次的报复。
                          —— 诺曼·所罗门（媒体批评家）
                            善意的与恶意的恐怖分子。
    一波自杀性爆炸在以色列杀死几十名以色列人之后，1996年3月13日，美国召集27位各国领导人在埃及举行“反恐”会谈。克林顿总统明确表示：“我们必须毫不含糊地谴责那些制造恐怖的人。暴力在未来的中东地区找不到它的市场。”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在伊拉克，美国正用数百万美元支持伊拉克民族团结阵线，在巴格达和其他城市使用汽车炸弹和其他炸弹，企图瓦解萨达姆·侯赛因政权。据估计前几年发生的爆炸案仅在巴格达就已经夺走了100多位无辜平民的生命。埃及会议结束之后两周．与会国相聚华盛顿，目的是商讨反恐的后续行动。其中讨论的主题是，资金流向恐怖组织。随后的那个月，克林顿总统在一片宣传声势中签署了《反恐协议》。协议禁止美国的企业与被指责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之间进行财政、金融方面的交易。四个月之后，克林顿政府不动声色地把苏丹作为例外，让美国的一个石油公司达成一项石油交易。同时，叙利亚也被当作例外，以鼓动大马士革参与中东的和平进程。2000年2月，有人提议召开一次专门反对恐怖主义的重要国际会议。这个时候，美国马上就给这一想法泼冷水，说什么这样做不会有任何“实际的好处”。这一拟议中的会议得到了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119个成员国的支持。会议希望讨论的问题之一，是拿反以色列的黑兹博拉和哈马斯组织举例来说，如何区分一个“恐怖分子”与一个“自由战士”。“国家恐怖主义”问题作为一个可能的会议议题逐渐引人关注——例如，任何国家武装力量的军事打击在使老百姓遭到杀害时，这应不应该视为恐怖主义行动？1999年北约对南联盟的轰炸已经被当作一个实例加以讨论。
                           联邦调查局对恐怖主义的定义
    联邦调查局把国际恐怖定义为“与某一外部势力有某种联系、或者其活动跨越了国境的组织或个人，非法使用武力或暴力，威胁或强逼某一政府、平民百姓或任何团体，以达到政治或社会方面的目的。”
    联邦调查局的定义尽管是描述针对美国的恐怖行动，但它却似乎完全包含了美国政府自身无数的恐怖主义行动。其中的许多恐怖行动，在本书中就能在轰炸、干涉、酷刑、化学与生物战等标题的章节中找到。
   （书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