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了以邓力群为组长的《胡乔木传》编写组编的《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其主要记述了1975年国务院政研室的工作情况。该书看似是说与“四人帮”斗争等反“左”的情况，但是放在今天却能读出其反右的现实味道。
一方面，本书给读者传达了这样一个意思：邓力群等左派是当年政研室的负责人，是他们最早跟随邓小平进行改革的。那么现在他们当然有足够的权威来评论现行的改革，有资格判断改革是否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这就好比一贯右的尼克松推行的对华缓和反而容易被美国人接受，认为其是出于现实考虑的。再说，谁都会想，最早从事某一事业（何况是冒着风险干的）的人现在似乎走到了该事业的对立面，要么是人发生了变化，要么是这事业已发生了质的变化，违背了当初参与者的初衷，而后者更有可能。左派可以通过这本书扩大影响并对左派的人予以鼓励。
另一方面，本书在对一些概念“反妖魔化”。反帝反修、计划经济、鞍钢宪法等概念实际已被主流舆论“妖魔化”或“边缘化”。但在本书中，这些概念、提法在反对“四人帮”的文件中（三篇附文）被肯定。文件是正面的，那么这些概念也是正面的。虽然有人会说这些是特定历史环境下不得不说的套话（政研室的人究竟认为这些是套话还是确实应该做的，或者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肯定——否定——肯定的经过，我们不知道，每个人的情况也是不同的），但毕竟形式上这些词是被正面提及的，作为一本2004年出的书，这个意义就足够了。一些说法如“许多企业的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中”今天看来尤具针对性，在本书这个环境下，这些说法能堂而皇之地出现，而读者读时却又不会只想到1975年。
我感到这本书的出版或许是左派有意识地在当前环境下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的一次宣传。如果这种猜测不错，那么我们算是见识了老同志的政治智慧。值得注意的是，另一方也做起了国务院政研室的文章。据报载，于光远写的《我忆邓小平》在香港出版，其主要内容也是关于国务院政研室。这本书我没看到，但可以估计，对政研室那段历史的解释权是双方必争的，一定程度上这是争夺对改革的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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