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初的孟子节文看孟子思想（二）
九 “以谏大过不听而易位”
这是说的《万章下》第九章。其文曰：
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
王曰：“卿何不同乎？”
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
王曰：“请问贵戚之卿。”
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王勃然变色。
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
王色定，然后问异姓之卿。
曰：“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
分“贵戚之卿”、“异姓之卿”，并不是进步观念，而是由亲亲观念派生出来的、西周时期的制度和称谓。按周礼的规定，周天子有六卿，即天子直辖的六个大官：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各诸侯国：大国三卿，皆由天子任命，次国三卿，二卿由天子任命，一卿由该国国君任命；三卿是，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见《礼记·王制》篇及贾公彦疏）。“贵戚之卿”即天子或诸侯的同姓之卿，天下即周天子一个家族的天下，国家即国君一个家族的国家。贵戚之卿与天子、诸侯休戚与共；异姓之卿则疏远得多了。齐宣王向孟子请教为卿之道。孟子就把“贵戚之卿”、“异姓之卿”分别言之。在战国时期，“贵戚之卿”与“异姓之卿”的分别已无多大意义。孟子分别言之，大概是为了便于说明君权并非绝对的。孟子说：贵戚之卿见君有大过则谏，反复谏诤不听，就可以“易位”，换一个合适的人作君主（当然只能是亲族中的能者）。这大概是孟子由传统的亲亲观念中推出来的，西周有两次“易位”——周厉王、周幽王，都是被国人或西戎推翻的，而不是由贵戚大臣因反复谏诤不听而公议“易位”的。春秋以来周王朝、各诸侯国争位者多矣，都是经过战争或弑君而更换的，没有一个和平“易位”的，而且不限于同姓之人。向孟子请教的这位齐宣王的祖先，就是姜族的异姓陈氏用大斗贷出、小斗收入以收揽民心，壮大力量终于篡夺齐国姜姓的政权，姜齐变成陈齐。所以齐宣王听到孟子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就“勃然变色”，这是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异闻。齐宣王大概觉得自己“勃然变色”有失尊贤之常态，所以镇定下来再问“异姓之卿”。异姓之卿与国家及其亲族没有那么大的休戚与共关系，所以孟子说“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就离开这个国家，到别的国家去。前者与后者都是冲击绝对君权的。战国时的齐宣王不能同意，两千余年之后的坐了皇帝的朱元璋则更加反对，不能容忍，所以非把它删除不可。
十 “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其君”
这是说的《尽心下》第十四章，它同上面所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相通，但它更集中地表述了民本主义。其文曰：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对这一章，我在《孟子十日谈》中对它作了解释，阐述了它的民本主义性质，它在封建社会灭亡以前所具有的进步意义，以及对人们接受或创立近代民主主义也有重要的启发作用。这里，不来重复那些论述。这里就朱元璋害怕这一章而坚决把它删除加以讨论。
朱元璋对这一章看到而特别刺眼的，当然是“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变置”即更换君主。他怕他自己的以及朱氏后代的皇帝之位不稳，当然害怕这一条，要把它删除。那么对于得到大多数民众的拥护则为天子，怎么看呢？他这个反元的农民起义领袖，实际上是顺乎民心，得到了民众的拥护，才得到发展壮大，终于灭了元朝，削平了群雄割据政权，统一了天下，建立大明王朝的。从他的实践经验，应该是懂得了民众力量之大、得民心之重要，如果说他不能从理论上理解，而直接感受、直接经验则是够多、够深刻的了。朱元璋出身农家，幼失父母，入皇觉寺为僧，公元1353年投奔郭子兴，参加了农民起义的红巾军，后来成了将军、元帅，成了政治上军事上独立的大军领袖，于1368年在南征北伐取得基本胜利之际，在应天府即皇帝位，国号大明，年号洪武。他经历了十六年的战争生涯——前半期是农民起义军、后半期逐渐向地主阶级立场转化。在他的经验中会深感得到民心之重要和民众力量的巨大。正因为如此，他更深深地惧怕《孟子》的这一章，惧怕孟子的民本主义！第一，怕引起民众的觉醒；第二，更怕野心家利用它，收揽民心，聚集民力，与他为敌，颠覆他新建立起来的王朝。所以他比那些儒生——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看得更清楚，非把此章以及与此章有连带的各章删除不可。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朱熹的《孟子集注》没有歪曲“民为贵”这一章——当然他不可能阐释民本主义思想。他注释说：“丘民，田野之民也，至微贱也，然得其心，则天下归之”（释“丘民”为“田野之民”误，“丘”训“大”，“丘民”指大多数人民，详见《孟子十日谈·孟子的民本主义》。但这是知识性错误，不是有意歪曲）。朱熹为什么不怕得民心则天下归之呢？第一，他没有朱元璋的那种直接经验；第二，他与朱元璋的具体立场不同，没有朱元璋的那种忧虑。他以代表地主阶级整体利益的思想家的地位考虑问题，正利用这一条“格君心之非”，改善统治方术，收揽民心，以巩固封建主义的统治。它也是可以起到这样作用的。这里也显现了孟子思想的局限性。
十一 掩饰之词：“在当时列国诸侯可也”
刘三吾《孟子节文题辞》在缕述必须删除的要点之后，写道：“固其崇高节、抗浮云之秦志，抑斯类也，在当时列国诸侯可也；若夫天下一君，四海一国，人人同一尊君亲上之心，学者或不得其（按指孟子）扶持名教之本意，于所不当言、不当施者，概以言焉，概以施焉，则学非所学，而用非所用矣。”——这就是删除《孟子》原文八十五章的理由，这是掩盖，这是知识分子刘三吾的曲笔。
《孟子》早已成为经书，用作经学教科书、开科取士的标准，已经很久，它已深入地主阶级（包括小地主）的知识分子之心，也深入了若干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之心——从唐代实行科举制度，有些中农或富裕农民的子弟也入校读书，且有一些经由科举之路进入仕途，他们不能不自觉或不自觉地多少反映农民的某些情绪、要求。因此，突然要删除《孟子》八十五章之多，讲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是很困难的。既然要公布于天下，从此删去这八十五章不读，“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就不能不说理由。这就用得着御用“笔杆子”的曲笔之才了。然而掩盖干净利落，终究还是不可能的。
（一）既然当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国，人人同一尊君亲上（按：即朱元璋）之心”，那么孟子在1700多年之前（孟子卒年约在公元前304年，到明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正是1690年）讲过的那些只适合于战国时代的一些话，有什么必要删去，搞一本《孟子节文》呢？不加删除，只写一篇说一说那八十五章只适合于战国、不适于当今的序言或皇帝诏令，不就行了吗？不行，那八十五章是不应让人看的，是不应扩散的。这不恰好证明朱元璋之辈心虚胆怯，证明那八十五章具有不利于封建主义统治的人民性吗？——顺便想到一点记在这里：清朝开科取士的考题也许能搜集到一些，关于《孟子》试题有多少？有被《孟子节文》所删除的那八十五章吗？恐怕没有，有也很少，如有，题目本身的倾向性也必定朝错误方向引导。——这个悬断不知对否？
一种思想既经产生，并流传下来，就要在现实中发生作用，包括孟子的不可能实现的主观幻想，如君主应“与民同乐”、“百亩之田”的太平盛世的生活理想，也要发生作用——在不同的人身上发生不同作用，但总是不利于封建王朝、大地主的统治的。《孟子》有幸成了经书，删之不尽，《孟子节文》不能传世，曲解不易奏效，成了统治者无可奈何之事。
（二）“崇高节、抗浮云之素志”，“在当时列国诸侯可也”，除了同上面所说一样存在着逻辑矛盾之外，还有同封建主义统治一贯提倡节操相矛盾。今也就不需要“崇高节、抗浮云”的节操了吗？就应把这样的节操废除吗？“崇高节，抗浮云”的一般意义，就是高风亮节，不为权势所屈服，不羡富贵而屈志求荣。难道这不是封建统治者们提倡的节操吗？朱家王朝要培养忠君、忠于明王朝的文臣武将，也得提倡“崇高节，抗浮云”的节操！
（三）“学者或不得其扶持名教之本意，于所不当言、不当施，概以言焉、概以施焉”——在掩掩盖盖之下说了真话，明明白白地说，就是恐怕现在的臣下把战国时期孟子对待国君的言行拿来对付朱元璋。至于孟子的所谓“扶持名教之本意”则是并不存在的虚构；在这里所说“扶持名教”当然不是指的“男女授受不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类，而是君臣关系上的所谓“名教”，简要地说就是“君为臣纲”，这恰是《孟子》书中所没有的，《孟子》中有君臣关系的，就在被删除的八十五章之中；正因为八十五章是破坏封建伦理“三纲”之最根本的一纲“君为臣纲”的，才把它删除的。恐怕“学者或不得基扶持名教之本意”，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四）就这段话看，是说这八十五章是孟子在战国特殊条件下说的，并没有错，这又陷入自相矛盾！前有“益迂且远矣”、“岂不太甚哉”，后有“抑扬太过者八十五章”，这同“在当时列国诸侯可也”，岂不是“不可救药”（恩格斯《反杜林论》之语）的自相矛盾。任何巧妙的曲笔，都不可能避免自相矛盾，就如影之随形；尽管妙笔生花，多方掩盖，也是掩盖不了它的自相矛盾的。
十二 名褒而实贬的曲笔
《孟子》书名声已经很大，“名”是一种精神力量，为人所接受、所赞扬、所拥护就变成了物质力量。《孟子节文》的制当然不懂这个哲学道理，但是他们仍明白孟子名声很大，删除其书的八十五章会不得人心，会遭到“腹诽”（嘴里不敢说而心中诽谤）的；因此要作一段褒扬孟子的文章，而在褒扬名义下予以贬损，并且把孟子拉在孔子名教之下。请看下面这段文章：
抑《孟子》一书，其有关名教这大，如：“孔子贤于尧舜”，后人因其推尊尧舜而益知尊孔子之道；“诸侯之礼，吾未之学”，而知其所学者周天子盛时之礼，非列国诸侯所僭之礼。皆所谓扩前圣所未发者，其关世教讵小补哉！
照此说来，孟子有两大功劳：第一是极力推崇孔子，说“孔子贤于尧舜”（按其行文的逻辑，这句话是孟子说的），因而使世人“益知尊孔子之道”；第二，尊周天子盛时之礼，“非列国诸侯所僭之礼”。真是这样的吗？待我们检查事实，辨其真伪。
先看所谓推崇孔子，“孔贤于尧舜”。
《公孙丑上》第二章：孟子同他的学生公孙丑谈论其“四十不动心”、“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并谓“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然后公孙丑提出疑问，孟子回答，孟子中引用宰我的话，宰我的话中有“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有关原文如下（为了讨论，将朱熹注文抄引于原文之下，并略作评论性按语））：
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与辞命，则不能也’。然则，夫子既胜矣乎？
朱熹注：“此一节，林氏以为皆公孙丑之问，是也。说辞，言语也。德行，得于心而见于行事者也。……公孙丑言数子各有所长，而孔子兼之，然犹自谓不能于辞命。今孟子乃自谓我能知言，又善养气，则是兼言语、德行而有之；然则岂不既圣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
按：公孙丑的意思，直白地说就是：照夫子（孟子）所说，岂不是您胜过孔子吗！
曰：恶！是何言也？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朱注：“恶，惊叹辞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当（公孙）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贡问答之辞以告之也。 此夫子，指孔子也。…… 再言‘是何言也 ’，以深拒之。”
按：“深拒之”即深拒公孙丑之言“夫子既圣矣乎？”其实引孔子、子贡问答不足以破公孙丑之疑问，也可以说所答非所问：公孙丑问的是“然则，夫子圣矣乎”，即照这么说，夫子（孟子）您是圣人吗？也就是你超过了孔子吗？引孔子、子贡问答之辞，子贡说孔子是圣人，孔子谦虚不肯承认，与公孙丑之问何干！
又按：孔子、子贡问答之辞在《论语》中有：“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云尔已矣。”（《述而》第三十二章）无子贡之言，学不倦，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盖曾子、有若不同意此说，所以他们的弟子整理编纂《论语》未取。
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贡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
朱熹注：“林氏亦以为皆公孙丑之问，是也。一体，犹一肢也。具体而微，谓有全体，但未广大耳。安，处也。公孙丑复问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则于此数子欲何处也？”
按：公孙丑可能从孟子的所答非所问得出“孟子不敢比孔子”的印象，于是又问孟子：您是得“圣人之一体”呢，还是得圣之“全体而微”呢？这可是一个“将军”的问题，如果承认自己不如孔子，就只能二者择一。请看，孟子怎么回答）。
曰：“姑舍是”。
朱熹注：“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数子所至者自处也。”今人杨伯峻今译为“暂且不谈这个”。
按：“不欲以数子所至自处也”，就是不愿自处“得圣人之一体”，也不愿处得圣人之“全体而微”，按照逻辑就只能是得圣人之全体而著，或与孔子相等，或胜过孔子。“暂且不谈这个”，确是本章没有谈，全书也未谈。
曰：“伯夷、伊尹如何？”
按：公孙丑提问，孟子拒答；公孙丑只好换一个角度再问。
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按：孟子知道公孙丑之问的目的，还是要问“夫子既圣矣乎？”夫子是“得圣人之一体”还是得圣人之“全体而微”，所以最后加一句“吾未能有行焉”。杨伯峻将这句话译为：“（可惜）我都没有做到”。注意：是落在“行”上，不是落在学说上。是说自己没有伯夷兄弟让国、谏武王伐纣、在武王统一天下之后义不食周粟而饿死于首阳山下的那种行为和名声，更没有如伊尹遇汤武而成为一代名相、建立了巨大功业，也没有如孔子那样为政四年，做到鲁国大司寇而能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如此而已，是由于机遇，还是才能，他没有说。通观全书，不难了解：不是才能不够，是生不逢时。“乃所愿，则学孔子也”，这是真心话——学孔子的是一个政治思想家，又是一个政治活动家。至于伯夷、伊尹，不仅与之境遇不同，气质也大异。但“学孔子”学得怎样呢？是得其一体，还是得其全体而微，还是胜过孔子，并没有回答。
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公孙丑又问。）
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朱熹注：“班，齐等之貌。公孙丑问，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按：从下文可知：“自有生民以来，未的夫子也”是子贡的话。但这里孟子是当然作自己的话说的，也就是说同意子贡的这句话，作为一个杰出的教育家，作为一个政治思想家和在野的政治活动家，孔子确是有史以来第一人；而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非同一类型，不能相比。大概孟子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的“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
曰：然则有同与？
公孙丑继续问 ：伯夷、伊尹、孔子有相同之处吗？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
朱熹注：“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为，心之正也。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其本根节目之大者，惟在于此。于此不同，则亦不足以为圣人矣。”
按：究其实质，这不是论历史人物，而是孟子抒怀，做文章了：“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以朝诸侯有天下”非三人所愿、所能也。伯夷可以有“百里之地而君之”，但无“百里而王天下”之想、之才，故兄弟让国，皆不为君。伊尹有相才，助汤武而有天下，他也不可能“以百里而王天下”。孔子呢？如果有人说孔子“得百里而君之”，“以王天下”，那就等于说他是叛逆，他没有此想，就没有这种可能；从才能来说，固然孔子不是书呆子式的政治家，而他也没有“陈氏代齐”的陈氏那种本领！孟子为什么说“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以“有天下”这样的话？也许孟子游说列国，不得重用，政治才能不得施展，而想自己的才能如有“百里之地而君之”而可以“有天下”吧？在孟子的时代，非周初所封诸侯为王者，比比皆是，偶尔有此想法并非大逆不道，也非“异想天开”。……总之，可以肯定的，同公孙丑问的那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没有直接关系。
曰：“敢问其所以异？”（公孙丑又问 ：伯夷、伊尹、孔子有什么相异之处？”）
曰：“宰我 、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汙，不至阿其所好。”
朱熹注：“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其所好而空誉之，明其言之可信也。”（按：此“圣人”指孔子，即朱熹所云“夫子”）。
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由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按：公孙丑问的是伯夷、伊尹、孔子有何相异，孟子的回答，却是引宰我、子贡、有若盛赞孔子的话（那些话又是《论语》中没有的，先秦其他书上也是不见的），而他自己只说一句三子“智足以知圣人，汙，不至于阿其所好”而表示同意他们的盛赞；且“汙，不至阿其所好”意义不明：“汙”，朱熹训“下”，不误，另外还有污浊、肮脏，污辱、污蔑，漫出界限等义，总之是贬词，不是褒词，这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那么这个“汙”字只能表示过低评价孔子；如果过低评价孔子，宰我等三人又阿谁之所好呢？“汙下”与“阿其所好”，无法协调。意义不明，令人生疑，是否有辗转传抄而造成的文字之误？有一点是明明白白的：孟子始终没有回答：他自己究竟是“得孔子之一体”，还是得孔子之“全而微”？还是与孔子等同或胜过孔子？究竟这是怎么回事，令人疑，令人难解。还有一点也是明明白白的：孔子“贤与尧舜远矣”是宰我的话，而不是孟子的话，孟子引来并表示同意，这同意是否另有用意：回答公孙丑的“然则夫子圣人乎？”（也就是您胜过孔子吗？）但他又不肯说：他得圣人孔子的“一体”或得其全体而微！
看了以上引文中所加评注，读者大概对这一章也会疑问丛生。现在我们把疑问暂且搁置，来分析刘三吾的曲笔。
（一）《孟子》此章原文明明白白：“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为什么把“夫子，贤于尧舜”当作孟子的话，竟然写下“其（指孟子）有关于名教之大，如孔子贤于尧舜，后人固其推尊尧舜而益知尊孔子之道……其关世教讵小哉！”第一，把宰我的话说成孟子的话，不是小误，而是偷天换柱。大家知道，据《论语》所载孔子对宰我评价是很低的，下面所引就是孔子心目中的宰我。一处是《公也长》第十章：
宰我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改是。”
孔子所以说从宰予的行为改正了“听其言而其行”，当是宰予平常说“好学”，而实际上又懒于学，如白天睡觉。另一处是《阳货》第十九章：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乐，乐必崩。旧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
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
曰：“安。”
“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今汝安，则为之。”
宰我出。
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孔子说过“言语：宰我，子贡”，宰我与子贡擅长语言（《论语·先进》第三章）。这改变不了上述两章给读者造成的对宰我的坏印象，而读者对孟子就不同了。自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的道统说以来（韩愈的《原道》说：先王之教在仁义道德。“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送王秀才序》又说：“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孟子名声大振，五代将《孟子》列入经书，南宋朱熹作《四书集注》，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并列为四书，元代即以《四书》作为经学教科书和开科取士的标准，其名声和影响更大。所以把宰我的“孔子贤于尧舜”说成是孟子说的，效果无异于提高了百倍千倍。刘三吾秉承朱元璋意旨的曲笔，竟然明目张胆地歪曲事实。
（二）孟子弘扬的名教，如像刘三吾所说，就应找出阐发孔子基本思想的东西加以证明，然而找不到，《孟子》书对孔子关于“仁”的基本定义、重要论述和关于恢复周礼的言论，一概不引、不解。孟子也继承了孔子的一些糟粕，大概刘三吾认为不重要而不引录，而找到了“孔子贤于尧舜”，硬把宰我的这句话说成孟子的。然而这句话是空话，没有实际内容，它只能起虚张声势的作用，而不能从理性方面对人们的思想起作用。这也是刘三吾之辈无可奈何的事。从刘三吾的曲笔，我们倒更看出孟子的政治思想与孔子政治思想的原则区别。
（三）刘三吾还不能不陷入“不可救药”的自相矛盾。截取《公孙丑》第二章的“孔子贤于尧舜”，把它突出起来，作为孟子弘扬孔子名教的证据，当然这一章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其《孟子节文》却把这一章删除了。这不是“不可救药”的自相矛盾吗？为什么把《公孙丑》第二章全部删除呢？朱元璋是可以把这一章看懂的，只要有人帮助他懂得了它的字面意义，弄清它的实质的能力，是比儒生刘三吾之辈强得多的，他会高度注意到几个书生竟然狂言“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而王天下”，“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他身边两个就有两个书生——刘基和宋濂，使他极放心不下，所以此章非全部删除不可——这里留下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孟子在意识里自以为高于孔子，他独创了一个思想体系（“独创”当然不是说没有继承），确实比孔子高得多，以孟子的思想解放（如赞扬“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很可能他自己意识到了这一点，而公孙丑也有所觉察，但在师道尊严的时代里却不能不加以掩饰。也许，这就是《公孙丑上》第二章所含之迷。确否待考。
（四）把宰我的话弄成孟子的话，一方面宣扬这一章的内容，一方面又删除这一章，这种曲笔，岂不是自我揭穿！为什么这么笨拙？这没有什么奇怪，这是歪曲事实者不得不然的。然而他们的手法之效应，正是寄望于绝大多数人并不寻根问底，并不去查有关资料，因而可以欺蒙于世。不独刘三吾的曲笔如此。
再看所谓“诸侯之礼，吾未之学”。
这也是明目张胆的歪曲。“诸侯之礼，吾未之学”在《滕文公上》第二章。的关文句如下（为便于读者，将朱熹注抄录于原文之下）：
滕文公薨。世子谓然友曰：“昔者孟子尝与我言于宋，于心终不忘。今也不幸至大故，吾欲使子问于孟子，然后行事。”
朱熹注：“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付也。大故，大丧也。事，谓丧礼。”
然友之邹问于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亲丧，固所自尽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诸侯之礼，吾未之学；虽然，吾尝闻之矣：三年之丧，齐疏之服，飣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
朱熹注：“当时诸侯莫能行古丧礼，而文公独能以为问，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丧，固人子之心所自尽者，盖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于此有所不能自己也。……三年之丧者，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故父母之丧者，必以三年也。齐，衣下缝也，不缉曰斩衰，缉之曰齐衰。疏，粗也，粗布也。 飣，糜也。丧礼，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贵贱通行之礼也。”
然友反命，定为三年之丧。
“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是说的关于周礼规定的诸侯这一等级的特殊性之礼，我没有专门研究过（《广雅·释诂》二：“学，识也”，由此可引申为研究）；而且接着就说：“吾尝闻之矣：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而刘三吾的“题辞”却说：“‘诸侯之礼，吾未之学’，而知其所学周天子盛时之礼，非列国诸侯所僭之礼”，把“吾未之学”者，解释成“列国诸侯所僭之礼”，使人联想孟子和孔子一样是痛恨并反对诸侯、大夫僭用天子礼的。刘三吾以“博学，善属文”（《明史·刘三吾传》语）著称，自然他不是读不懂这几句话，而是故意歪曲。然而，这又是掩耳盗铃。上述这一章，是孟子思想中的糟粕，是继承自孔子的，“三年之丧”也非“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的丧制（郭沫若的《驳说儒》已予以科学的驳证，《驳说儒》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正因为是糟粕，所以《孟子节文》未予删除，全部保留。难道，他不怕读者看了《孟子节文》这一章揭穿他对“诸侯之礼，吾未之学”的歪曲解释吗？大概还是寄希望于大多数读者并不穷根究底，对于政府颁布的正式文件尤其如此。但从这个反面教材，可以得到启示：研究一下孟子对于诸侯大夫僭用天子礼持什么态度。一查，孟子竟然对此一句也没有说，对孔子痛恨、反对“僭礼”的语录，一条也没有引。这又是孟子的政治思想与孔子政治思想的原则区别。于此又可见，只要细心，穷根究底，反面教材确有可以利用的重要价值。
挖空心思，“褒扬”孟子弘扬孔子名教，竟是两条捏造！
关桐
2005年4月27日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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