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赫尔岑《往事与随想》

读赫尔岑《往事与随想》

三叶虫

2003.12.16

《往事与随想》，赫尔岑著，巴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79年10月第一版，1979年10月
第一次印刷，书号10188·68

赫尔岑写《往事与随想》的“序”的时候已经47岁了，他在其中写道：

“凡是属于个人的东西都会很快地消失，对于这种消逝只好顺从。这不是绝望，不是衰老，不
是凄凉，也不是淡漠；这是白发的青春，恢复健康的一种形态，或者更恰当地说，就是恢复健
康的过程。人只能用空虚方法忍受某些创伤。

“一个修道士，不管他的年纪有多大，在他身上总老年同青年合在一起。他用埋葬属于个人的
一切这个办法恢复了青春。……人们想保存一切，要蔷薇，也要雪；他们希望在一串串熟了的
葡萄旁边开放着五月的鲜花！修士在苦闷的时刻靠着祈祷得到解脱。我们并不祈祷，我们从事
写作，写作就是我们的祷告。”

他回忆起了三十三年前十四岁的他和好友，比他小一岁的尼·奥加略夫两个人在莫斯科的麻雀
山（后来的列宁山）上的宣誓结盟，从而在正文开始处引出奥加略夫的一段诗：

“往昔的回忆使我们激动

我们重新踏上旧日的路，

一切过去日子的感情

又逐渐活在我们的心里；

使我们再次心紧的是

曾经熟习的震颤；

为了回忆中的忧伤

真想吐出一声长叹。

当时正身处英国的在“序”中的最后长叹到：

“生活……许许多多生命、不同国家的人民、革命、极其亲爱的人们都在麻雀山和樱草山之间
出现、变幻、消失了；它们的痕迹几乎已经给事件的无情的旋风扫掉了。四周的一切全改变了
：太晤士河代替了莫斯科河在流动，身旁都是外国人……我们再也没有返回祖国的路了……只
有两个孩子（一个十三岁，另一个十四岁）的梦想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而写到，完成这本书就了结和清算个人的以前生活的帐，为了今后将剩余的精力全部投入
到斗争和事业中去。

这些大概就是当初写这本书的指导思想。

可以想见，从少年到近五十岁的时光（这段时光就相当于我们现时的知青一代），社会依
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在他充满激情的少青时代到冷静深邃的中老年，期间，有不懈的斗争
和激动人心的活动，但幻想越来越少，理性越来越多，然信念更加坚定，这期间亦经历了
许多人类的痛苦和难以承受的个人家庭的痛苦（ ）。真是岁月如梭，三十多年前的少年梦幻
犹晃如三年之前。在这依然苦难的日子里只有将以前的经历和思想加以总结以求得内心的解脱
，人不能老是沉溺于过去，把它思考并记录下来，是为了更好地摆脱它，回忆是忧伤的甚至痛
苦（尽管有些是甜蜜的痛苦）的， 但摆脱过去并不是抛弃它，而是通过思考和写作来了结它
，一味沉溺于个人往事，是没有积极的未来的。然而不管怎样，信念是永远不能违背的。

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的第二章中（39页）写到：

“我不喜欢那些怀着恶意的宣传家对群众的假意奉承（尤其是在一八四八年的灾难【注：指一
八四八年法国资产阶级政府镇压巴黎工人六月革命的事】以后），可是我更加痛恨贵族们对人
民的诬蔑。”

在那艰难的黑暗的时代，很少有稍许有些良知的人能够象赫尔岑这样冷静地看待一些社会现象
。即使在现时，一些所谓的精英（不如叫他们精神贵族）急于表白（生怕别人不知道）着自我
的对下层人的声嘶力竭的同情。在这个时候，象赫尔岑那样地冷静地用自己的头脑和良知，用
自己的经历和真心表达出实实在在的观点，是非常重要和可贵的。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既不单
纯地从纯属自我恩怨甚至不可告人的政治和个人已私的恶意出发去对大众假意奉承（这种奉承
有时是被夸张了的，歪曲了的甚至明显带有教唆和挑衅味道），也不对权贵的残酷无情的高压
及甜蜜的抚摸和抬举无动于衷，或只是不痛不痒牌坊婊子都想做地说些“要说真话”之类的假
大空的话（实际上这种话比那些阿谀奉承之徒的言行更为可恶，更具欺骗性）

那些所谓精英们企图挟着下层人民的不满来要挟着权贵，以最终能满足自我最大的利益，他们
动辄大声疾呼人民的痛苦和人民的权力，俨然以人民的保护神的面貌出现，一旦某处有点星星
之火，他们即决不放过 的机会以为自己捞取最大的好处，然而他们心里是有个界限的，他们
的宣传其实不是针对政权的，而是做秀给百姓们看的，是为了给自己捞到好处，打击那些和自
己观点不同的派别和人，一旦搭到敏感之处，他们就会噤若寒蝉，他们对时政的批评其实并非
为民代言，而只不过是为了自我的实实在在的利益，稍好点的也不过是为了自我个人的小小的
良心显弄。老百性就成了当权派和反对派精英们交易的筹码赌注和工具。

46页：

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俄国贵族家仆的生活：

“起初每个家仆每月得到五个纸卢布的伙食费，后来增加到六个。女人每月少一个卢布，小孩
从十岁起拿成人的一半。仆人组织了“公会”（注：артель，或译组合，这里指的是当
时俄国农民中间，有一些人为了某种共同经济利益，或者为了从事一种共同的劳动组织起来的
团体。这是一种为了在劳动或消费上合作互利的自由组织。）他们并不抱怨收入不够，这说明
当时吃的东西的确非常便宜。最高的工资是每年一百个纸卢布，另一些人只拿到这个数目的一
半，有些人一年只拿到三十卢布。十八岁以下的男孩没有工资。除了工资以外，对仆人还发给
衣服、大衣、衬衫、床单、被子、毛巾、帆布床垫；不拿工资的男孩可以得到使他们精神和肉
体干净的费用，那就是洗澡费和斋戒祈祷（注：在耶苏复活节前的斋戒祈祷）费。把一切都算
在内，一个仆人每年只花费大约三百纸卢布；要是再加上吃药、看病，还有偶尔从村子里运来
的储存的食物，就是连这些费用都算上，也没有超过三百五十卢布。这同巴黎或者伦敦的仆人
相比只值他们的四分之一。

“俄国大地主通常还要计算奴隶制度的保险费，这就是由地主供养奴隶的妻子儿女，而且奴隶
本人老年时候还可以在村子里某个地方得到一点点面包过日子。当然，这是应当算进去的；然
而由于对体罚的恐惧、奴隶地位的不可能改变、供养的标准非常低等等——这种保险费就大大
地减低了。

“我看够了奴隶地位这种可怕的意识怎样压迫、麻痹他们的心灵。农发，特别是缴纳代役金（
注：农奴向地主缴纳的代替劳役的钱）的农民，较少感觉到人身的不自由；他们多多少少可以
不想念自己完全处在奴隶地位。可是那些从早到晚坐在门房里龌龊的长木板箱上面或者端着盘
子站在饭桌旁边的家仆们，他们却没有疑惑的余地。

不用说，也有一些人，他们住在门房里就象鱼在水里一样，他们的心灵从严不曾觉醒，他们对
自己的生活方式已经有了嗜好，履行他们的职务时也感到津津有味。”

一个有关十二月党人的古老故事

（该部分曾于2003.12.7上贴于“田小野论坛”“华夏知青论坛”“老三届论坛”等论坛中）

年青时看了许多旧俄时期的名著，少不更事，都做故事读过即忘，充其量不过是合上最后一页
后的一声长叹。但不自觉地，一种美好的东西在心的最深层沉淀下来，前时偶又捧起一本赫尔
岑的《往事与随想》，再看时，除了那些心中的沉淀物重又泛起外，又多了一些苍老的感动和
更深的感悟。特别当重又看到其中一个关于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的感人故事，禁不住掩卷长叹：
这样一个民族，之所以屡次能从衰弱走向强盛，就是因为在不同的时期都有这样一批优秀的有
着矢志不移的信念并永不向权贵低头的知识分子精英的存在。人，什么都没有不可怕，就怕没
了那种高贵的灵魂。拿爱情来讲，现时的爱情可以象时下所充斥的脂粉气、铜臭气和充满荷尔
蒙的激情，但永远不会再有如下这个故事中的那种古老、纯洁而神圣的光芒。
故事是这样的：
有个名叫瓦·彼·伊瓦谢夫的骑兵大尉，出身于一个老式的贵族家庭，他是他父亲，一个俄军
少将，辛比尔斯克的地主彼·尼·伊瓦谢夫的独生子。他曾打算与他的一位法国家庭女教师的
女儿加米拉·勒·唐狄结婚。但这使得他所有的亲族急得发狂，在家族的吵闹、眼泪和哀求的
压力下，这个法国姑娘听从了劝告而离开了彼得堡回到巴黎，这位独生子也不得不暂时放弃了
结婚的打算。
后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突然驾崩后，他的兄弟，残暴的尼古拉（注：他的禁卫军军官都憎恨他
是个冷酷无情、繁琐地拘泥细节、有着极爱记仇天性的人）在他的另一个兄弟王储康斯坦丁·
巴甫洛维维奇大公爵宣布退位后而继承了王位。此时暴发了十二月党人的革命，被新沙皇残酷
而血腥地镇压下去，人们被开枪打死、绞死，或被终身流放到寒冷的西伯利亚做苦役。伊瓦谢
夫是个相当活跃的十二月党人，被判处到西伯利亚终身服苦役。年轻的法国姑娘在巴黎得知这
个可怕的消息后毫不犹豫地立即动身去彼得堡请求沙皇准许她去西伯利亚的伊尔库次克找他心
爱的人结婚。尼古拉沙皇叫人向她讲明她将会失去一切地位，甚至亦不能与别的跟随丈夫到西
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囚徒的妻子一样可以享受某种宽大待遇的权利。可她仍然忠贞于自己的爱
情，义无反顾地寻着爱人的足迹去到遥远的地方。
可当她到了目的地时，因监狱当局没有得到沙皇的许可通知而没让她与爱人见面，于是她就在
这个各类刑满释放的犯人的小镇上，到处打听爱人的下落。据说她遇见过一个每天去监狱劳动
的流放强盗，当他得知她的经历后深受感动，于是替他们相互传递着书信，不顾大风雪，不顾
疲倦，为了他所尊敬的人而天天夜间回来，天不亮又动身。
终于姑娘得到了许可证，他们结了婚，两人过起了漫长而暗无天日的苦役犯生活，她始终没有
后悔也没有怨言。几年后，苦役改为永久流放，虽然处境稍好了些，可恶劣的气候和苦难的生
活沉重地压垮了妻子，她倒了下去，象一朵南国鲜艳的的玫瑰枯萎凋谢在西伯利亚的雪地里。
这个打击太大了，丈夫因此也没有再活多长时间，在她死去一年后也跟随着离开了这个苦难的
世界。其实在妻子死后，丈夫的心也就死了，就连当时俄国的秘密警察机关“第三厅”在检查
他的书信时也因其中有一种无限忧伤、虔诚痴狂和阴郁诗意的痕迹而感到异常惊讶。他们不明
白，其实在她死后他就没有活下去，不过是缓慢而庄严地死去。
这个故事的细节曾在奥·克·布拉诺娃的《十二月党人的爱情》中有过详细记载，她在写此故
事时曾详细地参考了男主人公伊瓦谢夫的家庭档案，可想而知这是个真实的事情（除了强盗之
事可能稍有些出入外）。这件本只有在虚构的文学作品中方能出现的真人真事，是那样地感人
，以致于在时隔近两个世纪的今天，当我们又读到它时，那种崇高而神圣的感觉依然还会海潮
般地使我们的热血又一次沸腾。当爱情与正义信念合为一体，升华到共同为此而燃尽自己身体
中的最后一丝生命残焰的时候，那苦难的人生，所有所有的痛苦，将依然会为心灵底处的欢乐
和灵魂的欣悦所掩盖所替代，从而使他们成为世界上最苦难却又是最幸福的一对恋人，他们互
相在对方的心里和信念中得到了任何人也没有得到过的最宝贵的人生和幸福。
在风雪漫天的西伯利亚莽原上，有两盏忽明忽暗的灯火过早地熄灭了，然而在近两百年来人们
的心上还在延续着它那星星的火花。

从与挚友奥加略夫的童年结盟及誓言想开去

2004.1.3

97页

我很欣赏与奥加略夫少年时的友谊，以及他们在莫斯科麻雀山（即后来的列宁山）所订立
了的一生中为之奋斗从未背弃的誓言这段内容。他们虽然是远亲，但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
（一个掉到麻雀山脚下的莫斯科河里差点被淹死的奥加略夫的德国家庭老师），那他们则可能
一辈子也见不到面，

真得感谢旧俄时期那些贵族家庭中的这些外籍家庭教师，如果不是他们带来的新的事物和有意
无意地带来的新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当然那个叫仲伦贝倍格的德国家庭教师并没有带来先进的
思想）无意中的启蒙教育的话，那么当时亦就不会在俄国传统的地主—宗法式教育中培养出一
批优秀而卓越的先进知识分子了。那这本《往事与随想》或许就不会有现在这个样子，至少这
本他只献给两个人（奥加略夫和已逝的妻子，其堂妹娜塔里雅·亚历山德罗芙娜）的书就
可能不会写得那么精彩或者那么深刻悲壮了。在书中描述到：

“我们的友谊从一开始就带着严肃的性质。我不记得在我们中间顽皮、恶作剧占重要地位的事
情，特别是我们两个单独在一起的时候。……除了我们的同样年纪，除了我们的“化学的”亲
合力之外，我们还是由共同的信仰结合在一起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象激昂慷慨的全人类利
益那样，使一个人的少年时期纯洁、高尚，保护它不受腐蚀。我们尊重自己身上的我们的未来
，我们认为彼此都是命中注定的优秀人物。”

少年时就爱憎分明，他憎恶尼古拉一世的暴行（主要指镇压十二月党人），完全拥护法国
大革命时期处死路易十六的行动（为此他曾疏远过一个为路易十六辩解的同伴）。而的这
种些许幼稚却难能可贵的正义感则在奥加略夫的身上得到了共鸣。书中写到：

“我和尼克（奥加略夫）之间就没有这种障壁（指与另一个小伙伴的观点冲突），他的心
跳得同我的一样，他也离开了阴森的保守派的海岸；我们只有更加同心协力撑得离岸更远，我
们几乎是从第一天起就下定决心要为扶持康斯坦丁皇太子竭尽全力！”

关于康斯坦丁大公爵，曾承认那时自己的思想并没有显出特殊的洞察力，75页中写到
：

“我的思想（十四岁的那时）非常混乱，我竟然真的认为彼得堡起义（即十二月党人起义）的
目的有一个就是：拥戴皇太子（即亚历山大一世死后让位于尼古拉的康斯坦丁大公爵，64页注
中写到：“康斯坦丁·巴甫洛维奇大公爵，保罗一世的第二个儿子；亚历山大一世没有儿子，
立他兄弟康斯坦丁做皇太子，亚历山大突然逝世后，康斯坦丁宣布退位，由他的兄弟尼古拉继
承皇位。”）登位，一方面把他的权力加以限制。由此我把这个怪人（指康斯坦丁）整整崇拜
了一年。他在当时比尼古拉得人心；我不知道为什么缘故群众（他从未作过有益于群众的事）
和兵士（他只做过损害兵士的事）都喜欢他。我记得十分清楚，在加冕典礼上他在脸色苍白的
尼古拉身旁走着，他皱着他那淡黄色的浓眉，拱着背，把两个肩头耸到耳边，他穿着一身带黄
色领子的立陶宛禁卫军制服。他作主婚人把俄国嫁给尼古拉以后，就动身继续摆弄华沙（指他
去当波兰总督）去了。一直到一八三O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波兰起义开始日，那天起义者冲进
总督府高呼“处死暴君！”康斯坦丁已经躲了起来，没有给找到）才听见他的消息。”

当时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成形和清晰，但在他的心灵深处却埋下了后来为之奋斗了一生的思
想基础。也就是在那一年（十四岁）与奥加略夫来到麻雀山上立下了一个一生的誓言
并相互结成了一生的同盟。关于这点，在书中（99页）写到：

“我们走在他们（父亲和德国教师）的前头，越走越远，跑上了麻雀山，跑到维特别尔格
（俄国建筑师和画家，他设计过纪念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胜利的宏伟教堂，准备建在麻雀山上
。后受官僚陷害被叛罪流放）的教堂埋置基石的地方。

我们喘不过气来，脸通红，站在那里擦汗。太阳在往下沉，圆屋顶闪闪地发光，城市铺展在山
下一望无际的地面上，清新的微风迎面吹来，我们站着，站着，互相依靠着，突然间我们拥抱
起来，我们当着整个莫斯科发誓，要为我们所选定的斗争献出我们的生命。”

这件事对的影响之大，以至于在该书中反复强调，写到：“这一件事，别人可能认为
是十分不自然，十分做作的，可是我在二十六年之后想起它，还激动得流泪；它是极其真诚的
，我们的整个一生就可以为它作证。”有一点我是非常敬佩的，他说：

“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所反对的敌人的全部力量，然而我们进行了战斗。那个力量使我们受到很
大的损害，可是它并没有完全打败我们，不管它怎样打击我们，我们并没有投降。”

令人激动之余突然想起了一个据说是咱们中国的良心的人物，甚至有意无竟地自诩为第二
。可这里有两个巨大的区别鸿沟是他永远也无法正视和逾越的：

一是他们判逆是自觉的还是别有用心的？出生于富裕高贵的贵族家庭，从小生活优越受过
良好的教育，并在还未成年之际其家人就给他订好了一生的绵绣之路：或到乌拉尔哥萨克骑兵
队当军官，或到某个气候暖和的国家的使馆里工作等等（36页），可却为着自己的理想和
信念坚定地背叛了家庭以及当时的整个社会，投身于埋葬黑暗势力的斗争，并且终身矢志不移
。而那个人据说很有“良心”，但在黑暗时期他连哪怕丁点类似于知识分子清高的反抗也没有
。且他的反思是自觉的吗？无非是一场现在人人都在痛打落水狗的那个过时了的动乱中使他吃
了点苦而已，于是乎以已推人地痛骂之，并巧妙地将个人恩怨上升为鞭斥黑暗势力的堂而皇之
的“忏悔”。民族需要讲真话的精英时，他到哪去了？现在人们更需要讲真话讲良心的时候，
他又到哪去了？连发表个对桂冠拒绝接受的书面声明的勇气都没有了吗？当然，我们不能苛求
垂死的老人。

二是他们在什么环境中才讲真话？是一生都在逆境中，看不到一点希望的境况中还是在老虎死
了之后才敢拔拔它的毛，此外还得看看得势者的眼光，一不合适马上就又做缩头乌龟，缄口不
言？在十四岁的处决十二月党人的血腥仪式上就发誓要与这个皇位、圣坛、大炮战斗到底
，可几十年以后这些势力却依然存在，甚至在其一生中都始终看不到出路。其可贵就在这里，
尽管在有生之年，这些黑暗似乎依然没有尽头，然信念却从未动摇过，从不会以卑微的沉默甚
至屈从来充当当权者的同谋或“识时务”的圆滑的软骨头，而一旦时局变换，因为个人的恩怨
和虚荣而又来做些似乎痛心疾首的“真心”忏悔，以开脱自己的耻辱并将自己重又归纳到“良
心”一类的伟人之列，而实际上却又在做着新一轮“识时务”的沉默和同谋。我们民族不需要
这样的虚伪的“良心”，而更需要的是类似于的和我们几乎同时期的帕斯捷尔纳克、索尔
仁尼琴、阿赫玛托娃等的真正的良心。相形之下，那些由于自私和怯懦却仍不忘顾影自怜的可
怜灵魂，对暴政和强权的屈从偶尔也发出一两声不敢声音太大太激烈的埋怨声的行为，是多么
可鄙，不敢讲就一辈子也别讲，如果真有良心的话，那就始终如一地大胆讲出来（中国的这些
老大知名文人就如同被婆婆管得太严的小脚媳妇，心中有深仇大恨，却不敢讲出来，马屁还拍
着忒凶，又时刻咬牙切齿，却只会来点暗地里给你茶里放一丁点烟灰之类的不疼不痒的小发泄
，还得时刻提心吊胆，查颜观色，心跳得三天睡不着觉。又可鄙又可怜，没出息）。看他们兴
致来时恕絮絮叨叨的样，真想吼一声：你就别叫了，叫了更使人烦，更显示出鄙俗丑陋。对于
这些仍想时不时地表露一下自我还有颗“良心”的人，知识分子所珍爱的一切：精神自由，温
文尔雅，忏悔，甚至矫饰，对专制、警察和庸俗的蔑视，对生命的珍视、对苦难的抗议，以及
对艺术和宗教的尊崇都已变得分文不值了。

哼哼，现在又成了新的得势者的招牌，御赐的光环越来越大，仍不敢公然拒绝，但又要极力装
弄一番，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所谓的“良心”。一付婊子牌坊心态昭然若揭。看来他的下一个忏
悔是要在上帝面前写了。

然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确需要一种深刻的忏悔，这种忏悔不能因我们个人的苦难，民族
的苦难而仅局限于对专制和强权等的无情剖析和正义鞭挞上，正如索尔仁尼琴所发现的：“善
与恶的界限并不在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而是在每一个人的心
中穿过，在一切人的心中穿过。这条线在移动，它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摆动。连被恶占据了的心
中也保持着一小块善的阵地。连在最善的心中仍保留着一个尚未铲除的恶的角落。”与这种善
恶相比，其恶的具体表现形式，如专制、强权等对我们的损失反而不是太重要的了（我们大可
不必以恶制恶，以暴制暴），而要使每个人的心中都能照射到善和美的阳光，让恶的阴影在理
性的阳光前逐渐遁去，如同这些俄罗斯的精英们最终体会到的：“世界上的恶不可能除尽，但
每个人心中的恶却可以压缩。”

所以从这点意义上讲，本人又有点理性地倾向那个鼓吹说真话的“良心”人物了（虽然个人感
情上厌恶其道貌岸然的虚伪）。我们的职责和义务不光是改变外界，更应是：“认识你自己！
”

我们现在应该明白，几乎所有的向自然和人类开战的革命其实与其对立面无什么本质的区别，
甚至往往是其另一种类型的延续。其一个被历史的事实证明的悖论永远是不可回避的：革命只
消灭各时代的恶的体现者，而同时在大势所趋下也不加分辩地消灭着善的体现者，最终这些不
可避免地被扩大为恶的本身却当作遗产继承下来。因此在某些方面，俄苏的那些高贵的精英们
亦有他们为环境所困而不可超越的局限性。

总而言之，不能指望以一种新的东西去毫无扬弃地全新地替代旧的东西。精英的责任是使人心
向善，而非使人去除暴。

最后有一点颇有意思的东西不得不讲一讲：

近代俄国与中国有一点非常相象，都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又都有着为强势西方文明而伤害
的民族感情，其任何一次革命和运动，几乎均是对外国影响的一次反作用。对这一点，看
得非常清楚。这种落后的农奴制、鞭刑、绞刑、流放和整个国家机器的邪恶与罪孽以及与东正
教的牢固结合的斯拉夫主义和俄罗斯主义与西方文明的激烈冲突的描述和剖析在书中比比皆是
。而本人以为俄罗斯在两个世纪以来老是走弯路甚至回头路亦与其前者的强大控制密切相连，
它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情结至今都是影响其与世界的融和以及文明的高度发展的顽强阻碍
。旧俄时就有人深刻地指出这一点：“我们的社会只是由于受凌辱才振作一下，只是由于受奴
役才宁静下来”。这一点，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何其相似乃尔。

本人以为解决的途径不是彻底否定式的革命，而是来一次深刻持久彻底的类似于西方十六世纪
就开始了的人文主义运动，使人们真正懂得：人不是为社会和制度而生的，而是为美好的人生
和美好的生存方式而生的。世界和人生的统治者只能是一个：善！

多余人的概念应该是赫尔岑先提出来的
（其实他的父亲就已被其描绘成了这类人物）
二OO四年二月十四日上午

“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所描绘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他们的特点是出身贵族，
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他们虽有高尚的理想，却远离人民；虽不满现实
，却缺少行动，他们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只能在愤世疾俗中白白地浪费自己
的才华。他们既不愿站在政府的一边，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又不能和人民站在一起，反对专
制制度和农奴制度。

有人说多余人的概念是契诃夫首先提出来的（如俄国的康·费定），本人以为其实早在赫尔岑
的《往事与随想》中就已提到，并给予冠名。赫氏在《往事与回想》中的第五章中的“家庭生
活的细节”中就提到此概念，并将其父亲作为这类人物的典型代表：

“上个世纪（指十八世纪）在西方，特别是在法国，产生了一批出色的人，他们具有摄政时期
（1715—1723年路易十五未成年时由奥尔良王室的非力浦摄政的时期）的一切弱点和斯巴达与
罗马的一切优点。这种浮布拉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期间的右派议员卢·德·古弗内在革命
前写的一本书中的主人公）和列古路斯（古罗马的英雄、政治家，曾任执政官。关于他的悲壮
的悲剧性故事在书中的注释中有载）的结合体——把革命的门大打开，首先冲击了进去，争先
恐后地赶到断头机的‘窗口’。我们这个时代不会再产生这种一贯的、刚强的人物；刚相反，
上个世纪到处在召唤他们即使是并不需要他们的地方，即使是他们在那里只能发展为怪人的地
方。在俄国受到这种强大的西方潮流影响的人不会成为历史的人物，却成了一些古怪的人。他
们在本国是外国人，在别国也是外国人，他们是懒散的旁观者，在俄国人看来他们是让西方的
偏见败坏了，在西方人看来，他们又是让俄国的习惯毁了，他们是一种聪明的多余人，他们完
全沉溺在矫揉造作的生活里、肉欲的快乐中和叫人受不了的利己主义里面。

这一类人中间在莫斯科占首要地位的就是在智慧和财富两方面都极显要的俄国大贵族和欧洲的
显贵（这里用了法语词），鞑靼公爵尼·包·尤苏波夫。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头发白了
的喜欢向妇女献殷勤的人和自由思想者（这里用了法语词），所有的玛沙尔斯基（亚历山大的
国务大臣米·斯彼兰斯基的亲密朋友）们、山契（俄国中将、伯爵，做过基辅省长）们，以及
一切其他的人（这里用了意大利语词汇）他们全是有相当修养的、文化程度相当高的人；他们
无事可做，就拼命去享乐，娇纵自己，爱护自己，温厚地宽恕自己的一切罪孽，他们夸大自己
讲究饮食的行为，说是柏拉图式的感情（指精神恋爱），同时又把他们对女人的爱情缩小地说
成一种老饕的贪馋。”

的父亲虽然亦属于这类人，但“他的性情和他的健康都不允许他到七十岁还过着轻浮荒唐
的生活，于是他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想过一种孤独的生活，可是他却把生活安排得死气沉沉
，无聊乏味，尤其因为他想安排得专为他自己，结果更是无聊乏味。他那坚强的意志变成了固
执的任性，他那无处使用的精力败坏了他的性格，使他变得更不合群了。”

虽然这里的人物似乎与普希金的叶甫根尼·奥涅金、莱蒙托夫的毕巧林和屠格涅夫的罗亭等有
着些许区别，然两者还是有着本质上的相似之处，他们均是深受西方自由思想影响和无法摆脱
的俄罗斯丑恶现实相结合的奇形怪胎。赫尔岑述说着这些人时，特别强调他们是“伏尔泰和博
马舍的朋友，又是狄德罗和卡斯提的友人”等等。说明他们很是心仪西方的自由思想，他们也
很不满俄国的现状，又无能为力改变这种现状，然而他们又是大贵族和权势者的代表人物，不
可能与底层人民相结合以改变俄国的现状。其实这些现实中的和文学中塑造的人物除了代表当
时的部分贵族知识分子外，也可以说亦是其描述者或创造者的这些作家本人的内心描述，在这
些伟大的贵族知识分子作家中虽然亦有如涅克拉索夫和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等革命民主主义者
们主张以农民革命手段推翻沙皇专制制度这个例外，大多数如屠格涅夫和冈察洛夫等还是主张
通过自上而下改良的办法废除俄国的农奴制。当然亦不排除有些人最后又滑退到对沙皇农奴制
度的肯定和颂扬者中去了，如果戈里、康士坦丁·阿克萨克耶夫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写了《
钦差大臣》、《死魂灵》以讥讽腐朽的农奴制度及荒淫无耻、贪脏枉法、腐败堕落的官僚体制
的伟大作家的果戈里，到了晚年由于长期侨居国外，却在思想上发生了逆转，转而保护、赞美
农奴制，并企图续写《死魂灵》第二部，以述其衷。后来被别林斯基去信痛骂一顿，或许是此
种原因吧，老果头终在辞世前的病中将稿件付之一炬。好家伙，玄，险些晚节不保，一失足成
千古恨。天鹅之歌一般是最美好的绝笔，然而也可能会成为一马勺换一锅的终身败笔而毁了其
一世英名，呜呼！值得一提的是：别林斯基的那封著名的《致果戈里的一封信》中还举例到：
“普希金只写了两三首忠君的诗，穿上了宫廷侍从的制服，立刻就失去人民的爱戴！”可想而
知，如同老李白的几首“长得君王带笑看”、“云想衣裳花想容”等御用诗以及老莎士比亚的
尊钦命而作《温沙的风流娘们》一样，我所最崇拜的普希金也曾卖过身也曾有过不良记录啊！
人民最看不起卖身的文人，他们不同于奴隶的卖身，他们衣食无忧，其卖身完全是心甘情愿，
出卖灵魂。不过失足无碍，即刻改过即善莫大焉。看来人无完人，历来如此。这已是题外之话
，就此打住。

当十九世纪后期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平民知识分子精英登上历史舞台后，这些多余人的
寿命亦就终结了，可以说这种人物的出现是一个过渡期，由贵族知识分子革命向平民知识分子
革命的必然过渡期中的必然的中间人物。这个过渡期是俄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专制时期，此时沙
皇（亚历山大二世，而不是我最厌恶的尼古拉一世）虽然亦颁布了废除农奴制法令，然该改革
是在保护贵族地主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亦只是换汤不换药，为了维系反动统治而缓和一
下社会矛盾的小伎俩而已。

不由令我想起了多余人的第一个典型人物，普希金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所塑造的贵族青
年奥涅金。他明显不融于这个社会，整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以追求享乐刺激，玩弄女性的
感情，挑衅滋事来排遣心灵中的苦恼。倒是那个深爱他的达吉亚娜真心喜欢他，他心里也清楚
，可为了寻求刺激他却去追那个他其实并不爱的妹妹奥丽佳，从而导至了与他的最亲密的朋友
深爱奥丽佳的诗人连斯基的生死决斗而将其击毙。良心折磨无法自拔的他终于出走，到处游荡
，以期躲避现实。谁知在多年后他回到彼德堡，在上流沙龙中偶遇已是将军夫人的达吉亚娜时
却贼心不改，不过这时的达吉亚娜也出落得仪态万方，楚楚动人，大概如同肖邦的情人乔治·
桑所描写的康素·爱萝这个角色一样吧，她似乎亦是个能从瘦弱的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淋巴
体质”的人，怎不令那个风流倜傥的厌世者奥涅金的动心呢，不过这回他可能是真的爱上了她
，而她则义正辞严地婉言正色地拒绝了他。女人最会时过境迁（如同威尔第根据雨果话剧改编
的歌剧《弄臣》中的“女人善变”一曲所唱，虽然唱此曲的公爵亦是个轻浮浪荡的主儿），她
们缺少男人寻花问柳玩弄感情的手段，更缺乏男人感情持久不为外因所动的秉性（男女情爱中
，往往女人是唯物主义者，男人是唯心主义者）。不过她要是在早两年成了十二月党人的妻子
的话，或许也会毅然随夫流放，终老雪乡的吧。而最可怜的倒是这个不满现实却碌碌无为的公
子哥奥涅金，他必将是一个不想融入俄罗斯的俄罗斯人，不想生活在现实中的多余人。

当时的俄国社会，尼古拉竖起的五个绞刑架，残酷而毫不留情地将十二月党人为代表的一代优
秀的深受西方自由思想影响的贵族知识分子的理想给绞杀了，并为此而特将死刑写进了法典（
1832年正式确立。所以说尼古拉一世比叶卡捷琳娜二世还要残忍，前者亦只不过是通过诏令而
杀了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从此开创了俄罗斯历史上为镇压政敌而至其于死地的合法地位
。在这段专制暴政时期，人民水深火热，社会愈加黑暗，有为的贵族知识分子苦恼彷徨，找不
到出路，于是即产生了这些本可令人尊敬，现却令人讨嫌的多余人。这种人甚至很有可能进而
发展到后来的伊·亚·冈察洛夫所描述的“奥勃洛莫夫性格”的人，并成为消极懒散、不劳而
获、不求进取、只求物欲和情欲的满足的代名词。因此，多余人的出现不但没有给当时的社会
带来进步的意义，反而是个上为当局视为动荡的不安定因素，下为百姓视为极端自私的崇洋迷
外者。看看现在我们的中国有否这样的人？哈哈，心知肚明。

多余人的发展，最后只能分划出两类人，一类是只追求财富和权势，声色犬马，纸醉金迷，成
为堕落的即得利益者，如赫尔岑所述的那些当时的俄国大贵族、显贵及“自由思想者” 们；
另一类则是赫尔岑所描述的自己的父亲一类人，他们上学念书是为了消除俄罗斯的气味，毕生
写法文比写俄文更流畅更准确，他们一拿起本国书比如卡拉姆辛的《俄国史》就轻视地叫到：
“全是些古俄罗斯公爵的家族，怎么能叫人感到兴趣”从而将其丢开。他们毫不隐瞒地瞧不起
人，他们不信任任何人，从不向别人要求什么，也从不为别人做任何事情。他们睿智而具有洞
察力，人们在实际生活中不断地发现他们的论断是多么地正确，然而他们却在时时处处地用不
屑一顾而粗暴的态度向人们灌述他们的观点，让人没办法接受。他们永远是不合时宜的孤独者
，他们不但是祖国的多余人，亦是时代的多余人，他们注定要得忧郁症而永远孤独下去。

应该承认，他们周围的人不可能理解他们并非全是他们的错。优秀的人物从来都是少数的（如
同对高雅艺术的欣赏永远是少数人的爱好，并非是靠普及运动就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一样的道
理），优秀的思想从来不可能为当时的人们所容易接受。而现在我们常提到的奥涅金、毕巧林
、罗廷（如果他最终不死于巴黎的街垒战的话）等人，按其逻辑最终即会发展成如赫尔岑父亲
的这类人的结局。

无意中发现俄国那段时期的人物与现时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似曾相识（历史总是有其惊人的相
同之处的），如当时的那些“泛斯拉夫主义”的鼓吹者们犹如现实中的新左派，而多余人则酷
似现实中的自由派精英们。现实中的自由派，包括那些侨居海外的精英们也是想用西方的思潮
改变中国，他们亦看到了中国现在的不尽人意，却无力改变，又不想到人民中去，到工人、农
民中去踏踏实实地做些艰苦的比如说启蒙工作，只会在沙龙里唾液四溅，脸红脖子粗。他们真
正了解和亲身体验过下岗工人的无奈和农民的苦楚吗？他们只不过是想利用西方的思潮争取到
他们这些所谓的精英能够平等地坐在权势者的圆桌旁发表些议论，并能消磨到与其共享饭后最
后一道甜点的小小的自由和权力而已，根本不会想到如何有效而踏实地解决底层人民的最基本
的生存发展的问题。这些犹如当年俄国的那些被洋人和国人均看成外国人的贵族式的精英们，
最终亦会象被扫到历史垃圾堆里的多余人一样被历史毫不留情地彻底埋葬。难怪老毛看不起他
们，秀才造反，一事无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即然领导看不起，自己又当不上领导，还不
如学学奥涅金，吃喝玩乐，玩世不恭，了此残生得了。他们擅长批评当局，但若何时真能掌权
，后果如何？看看陈水扁给台湾带来什么大家就会清楚了。

关于莫斯科大学在当时俄罗斯思想界和年轻人心中的地位（133页）

莫斯科大学与当时的沙皇村中学一样，在俄国教育史上和十二月党人事件前后两代人的生活中
起了巨大的作用。自从彼得大帝取消了莫斯科的沙皇首都的地位后，沙皇对其直接的控制减弱
，然自从一八一二年拿破伦侵略后，莫斯科在俄罗斯人民的心目中的地位则日渐重要起来。由
于以上的原因，这里的大学教育的发展所必需的一切条件：如历史的意义、地理的位置和沙皇
的不在这里等等，都齐备了。因此莫斯科城内的大学也越来越成为俄国教育的中心。特别在十
二月党人革命失败后，表面上，一切都在后退，然暗中人们却热血沸腾，澎湃汹涌。此时“莫
斯科大学坚定地屹立着，在一片暗雾中轮廓分明地出现在最前列。为此沙皇对它素来就充满仇
恨，他派督学，定规则，惩罚、流放进步学生，最后甚至要抛弃和不再管这个称之为“邪恶的
苗床”，并竭力劝告那些在贵族中学和贵族法学院毕业的青年不要进莫斯科大学。

然而“失了宠的大学的影响却还是一天天地增大；俄国年轻的力量从各个方面，从各个阶层流
到这里来，仿佛流进一个总的贮水池一样；在大学的教室里他们肃清了他们在家庭里得到的那
些迷信、成见，达到了一个共同的水平，结成了弟兄般的朋友，然后又分散到俄国各地去，到
俄国各阶层中去。”

“各种各样的年轻人从上、下、南、北来到这里，很快地就融合成一个紧密团结友爱的集体。
在我们中间社会地位的差别并没有象我们在英国学校和兵营里所遇到的那种侮辱性的影响；（
英国的大学不在我所说的之列，它们是专为贵族和有钱人办的。）倘使有一个学生打算在我们
当中吹嘘他的贵族身份或者他的财富他就会遭到大家的排斥，成为同学们的笑柄。”

“一直到一八四八年我国大学的体制都是纯粹民主的。除了农奴，除了被所属农村公社开除出
来的农民，只要通过了入学考试，每个人都可以进大学。可尼古拉却破坏了这一切；”他颁布
了限制招生、学费管理（如增加自费生的学费，并只给贫穷的贵族以免费待遇等）、护照法、
宗教排他法等等规定。

143页

有一些真理（我们已经谈过了）就象政治权利那样，在没有到一定年龄的人，是得不到的。（
本人注，这是回忆起自己的堂兄，一位化学家时的认识）

同页

没有自然科学，现代人就没有生路。没有这种适合健康的食物，没有这种通过事实对思想的严
格训练，没有这种同我们周围生活的密切接触，又不甘心承认生活的独立性，——在灵魂深处
必然保留着修道院修士的潜修室，那里面隐藏着神秘主义的种子，它可能发起愚暗的水淹没了
全部理智。

144页

“您从那个时候起有了充分的生活经验，足以知道，”他（堂兄化学家对说）答道，
也笑了，“人的一切行动只不过是由他的神经和化学万分来决定的。”

总之，这位化学家极力劝作不要去浪费精力在文学艺术及政治上，而应在自学科学方面。比如
在他看过刚发表不久的《谁之罪？》的第一卷后，给去了封信，为将自己的才能
耗费在空洞无聊的事情上他感到难过。他在信中说：“我因您的《认论自然研究的信》（注：
在1845—1846年在《祖国纪事》上发表的哲学论文）同您言归于好了；在那些信里我理解
了（在人的心智所能理解的范围内）德国哲学——那么您为什么不继续从事严肃认真的工作却
写起故事来了？”接到此信后，“写了好几行友好的词句回答他——从此我们的来往就完
全断了。”但对他“始终保持着恳切的、良好的纪念。”

不是所有的站在祖立场或站在代表祖国的国家立场上的人都是爱国主义，也并非所有的希望本
国军队打败仗的人都是卖国贼。当祖国受到威胁或侵略时，和祖国站在一起（不管此时的祖国
是被多么反动的统治者或统治集团所统治）的就是高尚的爱国者，反之就是卖国贼，前些时尽
然有人替汪精卫鸣冤辩解，甚至还说这个大奸贼是从国民利益出发才投倭的，简直无耻之尤，
都不值一驳。然如果你的国家为着奴役而侵略了别的国家，此时站在对立面的并非就是卖国贼
，而恰恰比爱国者更为高贵。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回忆到1831年沙俄统治下的波兰爆发
了华沙起义之时所持的反潮流的态度即是一种令狭隘的爱国主义者们相形见拙的真正的良心驱
使的高贵的态度。在书中欣悦而同情地写到（171页）：

正在这种人心激动的时候，忽然象一颗炸弹在近旁爆炸一样，华沙起义的消息震得我们耳朵发
聋。这是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这是在我们家里，我们眼含泪水互相望着，反复地吟诵我们心
爱的诗句：

“Nein! Es sind keine leere Träume!（德语：不！这不是幻梦一场！）”[注：此是
歌德的《希望》中的诗句]

季比奇（镇压波兰起义的俄国元帅）每一次打败仗都使我们高兴；我们不相信波兰人的战败，
我立刻在我的圣像龛里添上了法德依·柯斯秋什科（一七九四年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他
其实已于1817年去逝，所以供奉其像是象征不屈的波兰）的肖像。

赫尔岑年青时就已经身处于死亡和痛苦的氛围之中。给我印象较深的第一个印象是他的好友和
同志瓦津（6人小团体的成员之一，有、尼·奥加略夫、尼·伊·沙左诺夫、尼·米·沙
青、阿·尼·沙维奇及瓦津·巴谢克）的死。（174页）

瓦津·巴谢克是俄国历史学家和人种志学者。他的家庭曾因其父亲瓦·瓦·巴谢克写了歌颂自
由反对君主专制的诗而于1794年被捕（保罗一世时期），关在席吕尔堡，后又被流放西伯利亚
，而瓦津·巴谢克即是在贫困中出生于西位利亚。他身上有种被赫尔岑称之为有种对苦难带着
无畏和勇敢且还带了一点骄傲的贵族派头而形成的特殊的自尊心。家庭的传统使他极端憎恨专
制制度。一家人在流放中受尽了折磨，“然而同时他们的举止又充满了苦难所留下来的尊严”
，强调说，这种尊严并不是每个遭受苦难的人都有的，只有那些懂得怎样对待苦难的人才
有。

后来到亚历山大一世时，把几千名被他父亲流放于西位利亚的人赦了回来，却独忘巴谢克。虽
然后来他们回到了俄罗斯本土，但由于其祖上的遗产继承权被他父亲的叔父和监护人彼·包·
巴谢克的侄儿所占而长久滞留于西位利亚且非常贫困。

瓦津父亲被关在席吕尔堡时曾同一个军官的女儿结婚。那个姑娘是个非常令人钦佩的人，她知
道等待她的是什么，但她义无反顾，跟着丈夫一起到了遥远的西位利亚，在极其贫困之中生儿
育女，养家糊口，用的话说，“父亲把他那桀骜不驯的、骄傲的精神和自信心，忍受巨大
苦难的秘诀传给了他们，并以自己为榜样教育他们，母亲拿她的自我牺牲和伤心的眼泪教育他
们”。在西位利来时他的三个姐妹只有一双鞋子，她们留着出门穿，不让外人看到她们的窘近
的情况。他们始终昂着头，从不灰心丧气。最后他们迁回俄罗斯本土时，那么远的路因为没钱
而几乎是走着回来的。

就是这样一个英雄家庭中的成员，瓦津·巴谢克却英年早逝（可怕的肺结核），说这是他
第一次亲眼看见一个亲近的人的死亡。

葬礼上“死者身旁站着一个高身材的女人，她默默地抄着手带着无限哀伤的表情”，这种表情
是“没有一个艺术家能够塑出这样崇高和深刻的《悲痛》来”的。这个女人就是十二月党人骑
兵大尉扎·格·切尔内谢夫位爵的妹妹叶·格·切尔特科娃，她是巴谢克家的亲密朋友。她当
时已不年轻了，“可是还保持着一种严肃、端庄的美的痕迹；她裹在一件灰鼠毛镶里的黑天鹅
绒长斗篷里面，站在那里一动不动”。静寂里，“过了两、三分钟，她忽然俯下身子，热烈地
吻死者的前额，说：‘永别了，永别了，瓦津朋友！’然后迈着坚定的脚步走进内屋去了”。
这个片断令我感动。

伤感地回忆说，瓦津兄弟三人几乎在同一时期相断死去，“三个朋友的三口棺材向后面投
下了长长的黑影；我的青春的最后的岁月是在服丧的黑纱和香炉的烟雾中度过的”。

唉，苦难啊，为了理想和信念，这些高贵的人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苦难和死亡。

自十二月党人失败后，在俄罗斯的大学中不断地出现反专制和同情波兰人的大学生秘密组织，
但每次都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不是被抓到奥连堡省去当兵，就是流放到西位利（186页）亚去
做苦役。这些秘密团体中有一个是于1845——1849年间由彼得堡俄国知识分子集团所组成的，
由米·瓦·彼得拉谢夫斯基领导的后来被称为“彼得拉谢夫斯基派”。于1849年被破获，一部
分成员（包括作家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内）被叛决死刑，后来减为到西伯利亚作苦役，一部
分成员被判处流放罪。那时的形势正如书中所述：“闹自由主义玩是危险的，谁也不敢想
搞密谋了。谁要是没有能掩盖住自己为波兰流的一滴眼泪，谁要是说了一句大胆的话——那就
会得到几年的流放罪，给送去当兵，有时候甚至关进要塞里的单人牢房；正因为如此，重要的
倒是这类话还在说、这些眼泪还在流。

可问题是在这种高压下，绝大多数的年轻人却堕落了。比如当时就有人说：“几个年轻的大学
生能够做什么呢？他们只是白白地毁了自己！”而接着，下一代的俄国年轻人也就以实际开动
肯定了这句话。自十二月党人之后至四五十年代的一二十年间，有两代人给毁掉了，其中“老
的一代毁在放荡上面，年轻的一代自小就中了毒，我们今天看见的就是这一代人的萎靡不振的
代表人物。”

总结到：“在十二月党人之后一切企图组织团体的尝试确实都没有成功；力量的薄弱和目
的的不明确给我们指出来另一种工作的必要性——准备的、内部的工作。”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莫斯科有一个著名的秘密结社的领导人叫尼·彼·孙古罗夫，后于一八三一
年六月被捕，后来又跑掉，可又被抓了起来，且作为逃犯受审，被半边剃光了头，这种古老的
方法大概是从鞑靼人那里传下来的，用来防止逃跑，“这种方法甚至比体罚更能说明俄国法律
对人的尊严的极端蔑视”。孙古罗夫最后被判苦役劳动，死在西位利亚。他是个贵族，有两处
田产共计六百五十个农奴，这些最后都被没收作为狱中候审时的费用。他的家庭也给毁了，甚
至妻子同两个孩子也给抓了起来，其中一个吃奶的婴儿就死在警察局里。

悲愤地喊到：“让尼古拉的统治永世受到咒骂吧！”

有一个很有趣却颇为深刻的感念：（196页）“我认为一个民族的年轻一代人要是没有青
春，那就是这个民族的大不幸；我们已经看到了，单是年轻还不够。德国大学生生活中最怪诞
反常的时期也要比法英两国年轻人那种市侩气的成熟好一百倍。据我看来美国的老成的十五岁
青年只有使人感到厌恶。”

当然，这还是在十九世纪中后期的时代。而我们现在的情形呢？一句话：何其相似乃尔。同样
在一个国家的两个仅相差十几年的不同的“时代”，大学时的青春就截然不同，以前是指点江
山，激扬文字，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可现如今，大学的青春，完全可以与书中描写的市
侩的英法年青人及老成的美国年青人一样。他们的全部的青春激情就只有自我奋斗，他们的人
生目的亦只有成功地赚大钱。他们比中年人还精于世故，精于钻营，精于社会上的一些人际关
系。刚毕业出来走上工作刚位的所谓“创业的一代”人，就能很容易地沿袭学样中所打下的讲
求实际的基础，“一切都变得老气横秋、精明干练，就是说变得市侩气了”。其实他们早已没
有真正的青春了，而正如所说“一个民族的年轻一代人要是没有青春，那就是这个民族的
大不幸”。难道不是吗？瞧瞧我们这一代人，难道也有真正的青春吗？说，什么是真正的
青春？就是年青人生活在“共同的同情和幻想里面，没有人想到自己物质的状况和未来的前途
”，它还没有被市侩气所引起的道德堕落消耗尽，它很少有老成的深远打算，只有不切实际的
幻想和激情，当然不切实际并非说假话，而是对未来的一切想法都带有理想主义成份。这些是
青春的冲动和幼稚，它也使得一个国家不会反复唱着枯燥乏味的老调而死气沉沉。可我们这一
代曾经的青春却过早地被苦役式的强迫所葬送，从而使得国家于我们这一代人亦没有显得出真
正的夺目的光彩。现时的年轻一代的老成市侩亦可能会最终葬送整个国家的朝气和生命力，甚
至道德力量。

强调：“兴奋热情比一切道德教训更能防止真正的堕落。”

（249页）赫尔岑切身感觉到：“要了解俄国监狱、俄国法庭和俄国警察的真相，必须做农民
、家仆、手艺人或者小市民才行。政治犯大多数都属于贵族，……然而他们的命运不能同大胡
子的穷人的命运相比。对待穷人，警察是不会客气的。农民或者手艺人以后能够向谁控诉呢？
到哪里去伸冤呢？”想想我们国家现如今的监狱、法庭、警察何曾不是这样？下层人民在这三
座大山的压迫下可想而知是多么水深火热。对于这一点，只有下层人民才真正能了解到，高高
在上的人是永远不能体会到的。

（260页）真佩服赫尔岑的观察力，他对周围的事物的观察细致入微且又能抓住其中的重要方
面，并加以合理而深入地分细，并以自己的良心作为判断工具。比如他在回忆到他第一次被捕
之时，曾对他周围的宪兵军官的观察。“大多数的军官都是相当善良的人，他们完全不是什么
奸细，不过是偶然参加到宪兵队里来的。受教育不多、或者没有受过教育、又没有财产的年轻
贵族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安身，他们当了宪兵，只是因为找不到别的工作。……在他们任何人
身上，都看不到一点点劲头”。甚至有一个军官在一次搜捕躲在他自己的庄园中的与波兰起义
有联系的波兰地主时，因良心的发现而放掉了他一家人。赫尔岑由此而总结到：“世界上再没
有比用标签、用道德的分类、用行业的主要特点对整个阶层加以笼统的遗责更残酷、更眼光狭
窄的了。”赫尔岑觉得“名称是可怕的东西”，他举了个例子说：责备一个撒了谎的小孩，无
论如何责备都不要紧，但决不能给他定名而断定他是撒谎的人。“这样就伤害了他道德上的自
信心”。如同人们说某某人是杀人犯，自然而然即会使人认为仿佛杀人是他的终身职业一样。
赫乐岑最后总结到：“做一个宪兵队军官却可以不完全失去人的尊严，正如我们在‘社会道德
败坏’的不幸的受害者中间经常可以遇到心地和善的甚至高贵的女性那样。”赫尔岑厌恶地说
到：他最讨厌这种人，他们不愿费力地不按上司的意见行事，不愿对事情具体分析，也不愿承
担起良心的责任，“那些远离现实、枯燥冷酷、自私自利、自己纯洁得令人生厌的人或者那些
还没有机会暴露或者还不需要暴露自己的卑鄙、庸俗的人经常就是这样做的；他们说是出于同
情在别人失足掉进去的肮脏的底层里倒会安之若素”。

赫氏在317页写到：

信函胜过回忆，事件的血还凝结在信函上面；它们就是过去真实面目，保存下来了，而且永不
褪色。

……难道人还需要再知道、再看、而且用起皱纹的老年的手摸摸自己结婚时候穿的衣裳？……

赫氏这是在总结他在维亚特卡的流放生活中每当接到亲人朋友的来信时的那种喜阅心情以及他
现在身居国外（英国），但这些仍然全都保存着的信件却被留在了莫斯科了的遗憾。

(372页）赫氏在书中讲到一件事情：在被流放在维亚特卡时，尼古拉一世的皇位继承人有
一次周游俄国要到维亚特卡来。于是那个出生卑微，灵魂更卑微的其为人及早年的经历很有点
类似狄更斯《老古玩店》中那个维克菲律师的书记员希坡一样的省长可就忙坏了。为了讨好这
位沙皇的继承人，他做出了一连串十分荒唐的事情。比如想通过行政命令将维亚特卡省主要的
夏季民间的节日（尼可拉·赫雷诺夫圣像节）提前几天举行，以为了搏取此时到来的皇位继承
人的开心。如同有人一定要强迫中国的老百姓把农历八月十五的中秋节改到八月十一日庆祝一
样荒唐。谁知这个马屁拍失手了，被沙皇痛骂了一顿，当然是一级一级地朝下骂的。

另一件荒唐而丑恶的事是：为了迎接皇位继承人的到来，这位省长大人命令城市里重新油漆板
墙，修补当地用木板铺的人行道。当然是由老百姓出钱了。该省所辖的奥尔洛夫市有个穷寡妇
有所临街小屋，但无钱修补人行道，于是市长向省长报告，省长下令拆用她家中的地板来修补
人行道，并命令说如果她家中木板不够就暂由国家出钱垫上，以后即把其房子拍卖了偿清欠款
。后来房子因地板被弄坏而没有拍卖成。后来由于该可怜的寡妇的告状，沙皇将省长撤职，奋
斗大半生的荣华富贵就这样一朝破灭，犹如南柯一梦。要知道当时俄国正处于沙皇统治的最残
酷的尼古拉一世时期，还能做出这样的处理，可以说相当难得了。可看看我们的现在：

最近闹得沸沸扬扬轰动全国的常州“铁本”一案，地方政府不顾农民的死活，他们官商一体，
共同压榨无助的农民，拆房占地（这可不仅仅是拆一座房的地板去铺马路的行为可比的呀）“
违法占用土地6541亩（其中耕地4585亩，含基本农田1200亩）已无法复垦，造成大量耕地被毁
”（《人民日报》语）。数千农民被迫弃土离乡 可最终的处理结果，该市一把手的市委书记
却仅仅得到个“党内严惩警告处分”（这算什么处分？党纪能代替国法？），连行政处理都没
有，继续当他的地方“父母官”。相形之下，难道我们连残暴黑暗的沙皇都不如吗？真是匪夷
所思！这么大的案件，这么大的损失，这么复杂的一套关系网，却在狂风暴雨之后，只折了几
根枝干而已。最近重读了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之后，突然感到书中所描绘的场景仿佛不是
十九世纪的往事，仿佛就是在描写二十一世纪之初的中国的现状。那些铁桶般的官僚体系，那
些苦难深重的农民及底层民众，那些无法无天的特权阶层，那些尔虞我诈溜拍欺诈的丑行，甚
至书中所述的省长养情妇包二奶等等现象，与之现在的中国何其相似乃尔。

然而有些不同，沙皇对下面查到的案子还会毫不留情，甚至严厉得有点过头，可我们难道连那
个疯狂凶残的独裁者都不如？拆了一间民房的地板与违规强拆强占数千农民的房屋和土地相比
，天上地下。而对领导的处理却亦是地下天上。蔫能服众？

多么善良啊，查处从严，从理从宽，既顺民意，又保官位，给出路嘛，下不为例，皆大欢喜。
至于那巨大的经济损失由谁来承担？据悉某银行由于这次违规操作所至的巨额经济损失，最后
导至全辖员工的年工资收入总额人均减少一万元，其损失最后还不是落到普通员工头上？普通
员工辛辛苦苦，任劳任怨，既无决策权，又无 本就收入少得可怜，可此次因为领导决策失误
，还得损失共担，做了陪葬。领导却照样做官。合理吗？

啤酒不是酒，酱油不是油，党内处理不是处理。负全局责任的一把手仅仅给个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这算什么处分？这叫什么杀一儆百？想想上面派了大批检查人员整整占了该市一最好的宾
馆两层楼面，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查得辛苦，可最终的处理除了直接涉案人员的严肃处理外
，只给了该市头头一记党风严重警告的脑奔儿弹了弹就完事了。哈哈，真是当官要当大官，自
有人保；战犯要做大战犯，自会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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