喊得强，其实弱：评左大培的《不许再卖》
吴灿泽 丁含笑
在此，我们尤其向中国青年一代发出疾呼：那些决心为劳动大众利益奋斗、却还浮游在各反对派表面时而激动时而又困惑的有志青年，你们的第一要务是努力认清现实生活和掩藏在各种思潮流派下的阶级关系，把握好社会关系中的自我定位，抛弃幻想，投入战斗。你们须尽快走出个人生活的小天地，始终坚持一个广阔的视野，向劳动群众而首先是产业工人聚居区靠拢，投身到改造社会的运动中来。同时应注意克服虚荣浮躁心，更是为了自我保护，正如工人革命者巴布石金从异时空发来的告诫：「我希望每个人开头就应该谨慎小心，注意自己，留神自己的一举一动。」
所谓的「新左派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左大培一年前出版的新书《不许再卖——揭穿企业「改制」的神话》广告帖，挂在乌有乡网站显著位置已一年多了，现在再来对这本书中提出的反私有化批判及改良思路加以革命立场的分析，或许仍不算迟晚吧。
资本主义复辟在中国早已成为既定事实。国内以改制为名的私有化进程仍在进行时，并未有丝毫收敛。资本攻势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第一阶段（中小国企私有化）转入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的第二阶段（大型国企私有化），大大小小的有产者变本加厉地深入更多更为重要的国有部门（从山东鲁能这样的工业巨头到银行业金融命脉[1]）。愈演愈烈的城乡圈地运动今年更迈开步伐加速土地私有的合法化格外引人注目[2]，投机资本哄抬房价劫贫济富目前更已成为直逼民生的人间灾难。今年3月轰动海内外的重庆钉子户事件的妥协解决好歹暂时稳住了官爷们的阵脚，却更加凸显出绝大多数被拆迁户群众（以工农、城市贫民以及摸爬滚打却难熬出头的小资大众为主）普遍受害甚至破产、维权反抗遭遇肆意迫害的悲惨结局，《物权法》更清晰显示了为大房开商和各级党政干部暴发户效劳的社会政治角色，而各派「民间资本」也从中「利益均沾」。两年来中宣部及其庞大羽翼早已唱烂了「和谐社会」的主旋律，看着民众对肆无忌惮的私有化的抗议，锈迹斑斑的破旧官僚机器简单无能得只会封人嘴巴、查禁报刊杂志、关闭网站、恐吓威胁、抓人关人。对此局面，资产阶级自由派和革新派官僚一直呼唤着「民主宪政自由」的前途，但不注重公平平等这个价值内涵，却仍难以争取民心。
正因如此社会背景，部分进步青年和先进工农仍有可能继续迷信左大培之流与本土资本的其他（当前的与潜在的）披上左翼外衣的救世军及其改良主义主张，可能被资本各派别个个都貌似大义凛然的架势所迷惑，尤其看不清这类泛左翼油彩的资产阶级本质，而抱有某种朦胧期待。以清晰的阶级分析坚决、及时、尽快打破模糊的政治幻想，紧扣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出路，揭露资产阶级及其学界代理的实质面目，帮助工农——首先是他们中那些已经起来斗争的先进分子找到本阶级的解放出路，尤其是鼓舞、引导青少年一代中较有社会责任感的分子丢掉幻想、投入战斗，是为真正的共产党人之己任。作为工作生活在中国内地的共产主义者，我们尝试为工农群众的战斗队员们理清一个现实的阶级解放思路。
中国知识分子的左倾与资产阶级自强派的进化
左大培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五年前他以《混乱的经济学》正式确立了捍卫民族与国家利益的中华资本自强派的政治定位；从上书民族主义入世纲领到文攻笔伐新自由主义者张五常，他致力于传达这样的核心思想：中国资本应立志做大做强，必须「保护幼稚产业」、「以产业升级为核心」，在关税、竞争和贸易上逐步战胜外资而把主导权抓在中资手中，这一切的前提是实行国家强力干预的「大政府主义」和「要求美国改变其霸权主义的国际金融政策」[3]。
左大培的这些论述中已包含对90年代以来的私有化进程以及指导私有化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激烈批评，认为私有化削弱了民族经济，同时也造成了社会不公，更有害于国家利益。自2004年所谓「第三次改革争论」[4]以来，左大培更是乘着反私有化的万众舆情（通过互联网和报端）积极地走到公众面前，俨然以反对国资私有化、保卫人民财产的义士面目出现。2005年左大培与北大教授巩献田的物权法草案批判相互呼应，也发表网上公开信抨击这一大大促进资本掠夺的法案，要求对之作重大修改。到了2006年7月，左大培将自己在过去几年论战「文章中的一般性论述系统整理成」《不许再卖》予以出版。（「引言」P3）
我们认为，首先，且不论左大培究竟是怎样的人、他提出的改良方案究竟如何，当他批判私有化及自由主义反动说教时，我们欢迎他提出的这些批判，支持他对资产阶级剥削压迫工人所做的大胆公开揭露，支持他对某些流行的资产阶级主流思潮的系统抨击，支持他为工农群众的部分利益和情绪所做的全部有理有据的辩护。左大培的新书《不许再卖》，这本400余页的书共20章，及附录，分为四篇。开篇即指出「改制」实即私有化，使少数人成为有产权贵，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并「激起民愤」；「改制」未必提高效率，以掠夺为目的的私有化即便外资加盟也无济于效率提高；「改制」是「引发群众性反抗的根源」，「必须立即停止」当前的「改制」。第二篇着力反驳自由派对无产群众（表现为网民）「非理性」的污蔑，抨击对资本家的迷信（自由派鼓吹资本家具有「完全理性」），呼吁最需善待的是农民工、被抛弃的国企职工、被虐待的技术人员，要求「注重改善全体工人群众的劳动和生活条件」。第三篇从理论上驳斥了为国企私有化辩护的「所有理由和论据」。必须肯定的是，左大培这本书大部分内容特别是这前三篇的多数论点都表现着被私有化损害利益的中国最大多数工人阶级群众的看法和情绪，左大培不但公开表现着人民的这些心声，而且还系统地雄辩地论证群众的这些看法和情绪是非常合理的。该书直接讨论了一些广受关注的互联网公众议题，揭露了不少令人触目惊心的国企私有化典型案例，第二篇第九章认真揭露了一些关于中国工人待遇极其恶劣的很有代表性的例子，甚至从亲身参与的职工座谈会讨论里乃至工人来信中摘引群众的意见。《不许再卖》甚至简述（或简略提及）了近几年在非主流的民间舆论中有很大轰动性的工人抗争事件：2002年3月辽阳工运和工人领袖肖云良、姚福信被判罪事件，2004年8月重庆3403工厂三千多职工夺占工厂事件，2004年底广东东莞兴昂制鞋厂的自发罢工和骚乱。[5]这些议论在国内公开出版物上都算是少见的，显示了以左大培为代表的一批左倾知识分子力图“为生民立命”而挑战现实的政治决心。
我们知道，在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是普遍右倾的，倾向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应归咎于斯、毛之流伪左极权文化造成的恶果——使知识分子（乃至包括许多真诚思考的普通群众）在反思历史时连同孩子（公有制与平等主义思想）和脏水（官僚极权文化）一起倒掉了。这种局面发展到了90年代就促成了知识分子对私有化的人间灾难要么狂欢（那些从中分得一羹粥者），要么（多数）集体沉默乃至不同程度地迎合，顶多认为“以前搞社会主义搞超前了，现在补课是不可避免的，矫正难免过枉”。（这与二、三十年代的思想文化状况恰好相反——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受十月革命影响普遍倾向劳动人民、倾向社会主义，连欧美知识界也是如此。）实际上到今天为止，中国真正失去的是城市工人有保障的工作和生活与相对的社会公平，官僚极权却因为新增进的资本主义性质而更加专横、刺眼。90年代私有化以来，尽管也有少数体制内知识分子的反对呼声，但他们自限于官府御用学者的精神世界。到了1998年前后中国内地开始出现与自由主义者论战的“新左派”群体，以及在2000年开始出现围绕话剧《切格瓦拉》的左翼文化热潮，但直至那时知识分子的左倾基本上仍很少涉足具体的社会民生议题。可以说，在2004年国企改革大争论以来，在阶级矛盾与群众抗争的压力下，像左大培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日渐增长的群体才开始主动、显著地在现实活动中倾向劳动大众的立场（尽管还远远不是劳动大众立场，这将是本文要重点分析的）。不管怎么说，越来越多知识分子开始试图为工农说话，这是中国劳动群众可以载入史册的胜利和变局。
然而我们要立即指出，左大培虽然恰当地提出要求立即停止私有化的一系列呼吁（参见第四篇的一系列「紧急措施」），但其纲领性的核心改革主张——它引领着从《混乱的经济学》到《不许再卖》的逻辑终点——建立“有效率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 [6]却丝毫不触动资本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的整个政治经济统治。换言之他的反私有化斗争局限在资本主义秩序自身改良的范围内。客观上，左大培属于一种更有远见的、进化了的资产阶级自强派，他的左倾，从本质看是一个资本谋士迫于工农抗争压力而采取较为积极主动的姿态为劳工说话，以追求有限的社会改良。虽然左大培也忙不迭地鼓吹「为人民而战斗」、给自己贴上「社会主义左翼力量的主要喉舌之一」的标签，自称从事着「捍卫社会主义事业的斗争」[7]，但他自己非常清楚工人革命解放对民族复兴来说是一种严重危险，书中为此极力吁请统治层警觉堤防。左大培之流为资产阶级祖国的前途忧心忡忡，他们担心私有化「将使整个社会陷入严重的分裂和内部冲突，并且更有可能带来社会政治上的不稳定，甚至断送长期的经济发展」（P208）。他们之所以要求立即停止私有化、清算那些暴富者更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因为「运动式的私有化『改制』已经造成民怨沸腾，再推行下去将导致中国经济的崩溃和社会的动乱」（P145）。然而，真正的左派恰恰不可能竟然认为革命是危险或灾难，而认为革命是加速工农群众学会自我解放的历史良机。
在维护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社会改良是否可能？在当今欧美日列强已形成一定格局的世界资本秩序中，新兴的中华资产阶级必须残酷剥削工农才可能崛起，从而在世界市场上赢得有力份额（80年代以来中国的迅速发展恰恰首先有赖于亿万劳动者的血汗和生命）。社会改良必然要提高资本的运营成本，降低工商大亨们的利润率，这将导致民族资本处于国际市场的不利地位，甚至可能被别国资本排挤出局。这就使得占优势地位的资本必定千方百计地运用国家这个工具压制、削弱社会改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企图让国家尽量照顾劳动人民利益是徒劳的，因为国家本质上只是占经济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的工具。即使在有着相对较多政治自由和强大左翼改良力量的欧洲，近十多年来也面临新自由主义的严重威胁，社会福利已大大削弱，中产阶层的地位在动摇。不触动资本这个根基，任何社会改良都无法实现，然而触动资本就可能导致更进一步的革命；推论到底，惟有当代的社会革命，即建立民主的工农无产阶级政权、铲除资本私有产权、建立基于劳动民主的有计划的公有制经济才能促进实质的社会改良。也正因如此，尤其是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今天，在维持资本制度的前提下，不可能实现任何重大的改良。以左大培为代表的部分中国左倾知识分子摆出一副高姿态，对私有化提出了一定力度的批判，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人群众的呼声——但是，我们还是得具体来看，他们是否真的提出了一套劳资双赢的方案呢？现在我们就来研究研究吧。
半吊子的反私有化方案与软弱无力的斗争手段
首先，左大培反私有化批判本身就是打折扣的——他反对继续现行的私有化，也就是那种既不经任何法定程序也对职工毫无照顾的疯狂掠夺的私有化，却对职工持股模式那类「平等的私有化」大加推崇。二次大战后确实出现了工人持股的所谓「人民资本主义」，左大培提出冠冕堂皇的「劳动者管理的企业」倒真的包含那种对「平等的私有化」的幻想[8]。这类方案放诸于今天中国，其现实问题在于如何保证新的改良在有产阶级主导社会政治经济权力的情况下不受根本的侵蚀异化？这类工人持股式的私有化实际上苏联东欧解体后（而且请注意那时是有政治自由和代议制民主的）就搞过，但没几年就集中产生了寡头，根本原因就在于资产阶级专政，在于有产者把持着一切领域的大权——而左大培对此毫无考虑，他没有告诉我们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霸权情况下如何保证他的方案不变成权贵资本主义的一次重新洗牌。
其次，书中提及私有化几乎都强调「权贵私有化」，有时则说「经济权势集团」这样模糊的词（P373—P374）；左大培还相信并「认识几个真正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一直靠本人诚实的生产来赚钱的私营企业家」（P53）[9]，而不指出所有中国资产阶级都是靠剥削压榨劳动者发家的，看不到灾难的根源在于资产阶级专政这个决定性因素。这样做为只反对那些公开牵头私有化的「权贵」「经济权势集团」，而不反对那些「诚实的」资本家们的思路留足了余地。本质上，左大培只反对具体的资本家、个别资本集团或某些资产阶级政策（例如新自由主义），但却庇护着二十多年来自由化私有化的最大主导者——中华资产阶级国家。[10]
从这种半吊子的反私有化批判出发，得出的方案就是半吊子的。例如，左大培在为国家资本主义大企业海尔集团设计的方案中，为了保住这个「公有制企业」、反对「消灭公有企业和社会主义」[P368——P369][11]，他建议确定海尔老总张瑞敏年薪100万元，而且不仅对他搞好海尔的「卓越贡献」给予2000万元的「个人奖励」，还要从海尔集团的总财富中提出6000万元左右（！）的股权期票在他「退休之日」送给张大资本家颐养天年！左大培还吹捧说他的提议是要「让海尔按真正集体企业的道路健康成长下去」[12]。海尔集团是当年郎咸平「三板斧」重击对象之一，这个象征着民族自强崛起的资本新星也因此一度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上。而那个台湾长大的美籍华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2004年7月在上海一个财经电视节目上针对海尔集团，说出了当时内地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敢也不情愿公开说出的秘密：海尔集团在其20年的迅速成长壮大中由一个公有制企业渐变为「某家族企业第二代的私人财产」，关键点在于海尔高管层以「海尔职工持股会」名义掌握了650亿元以上的资产（2003年海尔全球销售收入806亿元），「明显的透过利益输送，集体侵吞国有资产」[13]。这就是左大培所谓的「诚实企业家」形象！不过左大培也赞同这样的揭露——但实质上他和郎先生一样，也像任何一个更有见识的资产阶级军师一样，他们仅仅是心疼资产阶级抢来的赃物因国有产业的疯狂拆分瓦解而被破坏，也担心过度剥夺劳动者带来国家统治威信扫地乃至工农被逼上梁山的「恶果」[14]。左大培提出反对「权贵私有化」，但他自己提出的「改良方案」——说白了就是另一种私有化方案。左大培的这种实质上劝导资产阶级减少掠夺的建议能否成功？问题其实很简单：强盗们明摆着可以抢完整座金山，凭什么按你的空口说白话而有所收敛？因此，我们接下来就得看左大培提出了怎样的斗争手段。
第一，左大培虽不再像五年前那样公然表现出自吹自擂的典型文人心态[15]，但仍有强烈的职业知识分子本位意识，这使得他始终依靠部分资产阶级以及知识分子阶层的一些圈子，而对工农群众运动极其缺乏具体对策。左大培文人之流的斗争方式无非如下几种：靠学界和舆论界维持的话语权及知名度（「名人好办事」？），力争在报刊出版物上撰文，著书立说，向朝廷「上折子」同时诉诸网络，媒体造势，以及审时度势地拉一群「有影响的人物」在皇城根子上开个座谈会什么的。如果说这些斗争方式有一定力量，那它完全在于引起（泛义上的）无产大众的关注和参与，乃至以自主的阶级斗争行动声援。至于知识分子，它并非生产关系中的独立阶级，顶多也只能起到社会风向标和拉拉队或最初启蒙者的作用；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也只能为某个阶级代言，可它却不能代表它自身进行任何独立活动。左大培在书中有几处谈及他们知识分子的作用，虽寥寥数句，却特别能反映出那种本位心理。他谈到2004年3月围绕「私产入宪」的左右派立法之争，「特别是由于喻权域先生等人的据理力争」，才没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入宪法，而只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P62）。我们认为，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当然应竭力反对右派私产入宪企图以及任何资产阶级及其国家对无产者的政治进攻；但更应清醒地估计阶级群众缺席情况下多数斗争的局限性（况且上述修宪斗争结果对工农而言谈不上任何实际意义上的胜利），而不是用知识分子的自大妄语充门面。更甚者，左大培为他2004年的网络反私有化抗议吹嘘道：「正是像我们这样的千千万万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的义愤，化作了互联网上愤怒声讨权贵私有化的巨大声浪，改变了中国经济以致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应该说，互联网上的声讨虽能使力图其所代言的劳动者网民群众受到安慰和鼓舞，却并不足以使那些不限于泄愤、已开始进一步思考自身出路的工人和青年的认可——工人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必定看得最清楚，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话语在知识界也许有所低头，但资本主义私有化实际进程却并没有被左大培们骂停，正如本文开篇所述的那样：私有化不仅不收敛，反而更猖狂。
第二，左大培在《不许再卖》中仍旧苦口婆心地坚持向「中央招商局」苦谏，他眼巴巴地死盯着上面不放，提出一堆只有国家决策者才可能实行的改良办法以及力劝张瑞敏之类的大资产阶级负责代表采取「劳动者集体管理企业」方案，也提出在立法、司法、制度方面的办法，但只字不提工人群众如何以自身力量、立足他们的生产生活现实积极进行反私有化斗争。一言以蔽之：左大培实质上仅仅乞灵于资本自律。也就是靠资本中那些「有良知的」代理（「开明的」企业家、「正义的」知识分子、「根正苗红的」老革命干部及其后代）这些附庸力量去制约资本秩序的当权者。这样效果如何？看看中国的煤矿生产安全监管就知道了，中国煤矿国家治理与愈演愈烈的吃人煤老板的互动关系使就是一部最血腥的奴役并愚弄劳动大众的闹剧史。
与民族主义自强派和泛左改良阵营同属一个阶级的亲西方政治自由派，反倒更看得清官僚集团用左手监督右手的荒谬性，并且深知资本家自身难以自律，反倒是这些自由派竭力奔忙建立「独立」工会和主张实现罢工权。[16]在改良主义领域刘晓波、韩东方们比左大培们略高一筹，并非因为自由派在精神方面先天优于自强派和泛左翼改良者，而是由于自由派——不光有华尔街后台——更因为它长期在国内培植有一定的社会运动资源。而自强派与多数主流泛左翼鼓吹数年，仍未在劳资调和领域出头，却仍不遗余力甚至越喊越来劲，也真可谓喊得顽强了。可是我们看看自强派和主流泛左翼对待现实斗争的态度，即可知道他们喊声振聋发聩的背后是怎样的软弱空虚。
左大培在书中提到了2004年广东东莞兴昂制鞋厂罢工运动，当时甚至有未成年的女工（只因她是工人代表）被判刑定罪；左大培以此质问曾为沈阳黑帮大老板刘涌辩护的法学教授陈兴良，质问他为何不为那些被迫害的罢工工人辩护。有趣的是，陈兴良确实没出庭辩护，但另一个资产阶级自由派律师高智晟却公开为工人辩护。笔者倒想知道左大培先生是如何看待高律师的辩护的——既然他都公开谈起了此案，难道还忌讳再触及该案的主要方面？人家高智晟忠心耿耿致力于资产阶级改良维权运动，好歹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并且多少具有一大批下层泛自由主义斗争实践者的凡骨锐气；他敢于为罢工工人辩护，看来也并非徒有虚名。不过，不论他们多么尽力依法帮助工人，实际上所能做到的，顶多也只限于微小的改良而已，这是由于法律本身的资产阶级性质决定的。另外，高智晟作为中国资产阶级亲西方的那部分阶层的政治精神领袖之一，是有着高度清醒的利益算盘的，他们只是想通过有限地「援助」工人来取得工人信任，以作为他们拓展自身剥削利益且日后「引导」工人抗争的政治资本；自由派律师们更重要的考虑是把具有革命趋向的工人引向「宪政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回头看左大培，他对美国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争夺中国工人阶级群众的重要动向缄默不语（这与作为民族自强派左大培公开批判买办资本的高度自信恰好相反），却对另一个自由派分子陈兴良加以带有宗派性的个人指责，从一个侧面突出表现了本土资本在劳资改良方面的内虚症状。但这种内虚，同时也是一种社会需求，在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改良主义实践领域上，仍处于百废待兴的状况。后面我们会进一步谈及此。
总结起来，恰恰是站在劳动大众立场上，我们共产主义者必须肯定左大培《不许再卖》对资产阶级国家的不少反劳动人民政策做了大量逻辑合理、充分、雄辩的揭露，我们尤其鼎力支持左大培对为私有化鸣锣开道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全面批判，支持他在这本书中（比他五年前《混乱的经济学》更深入地）对权贵私有化损害工农利益、中国工人在当今社会种种恶劣遭遇的揭露。不过我们得说，左大培的民族自强派纲领比他的反私有化改良方案要合理可行得多，因为初具实力的民族资产阶级愿意「开明地」采纳做大做强的战略，但决不会轻易对劳工让利。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以左大培为代表的左倾知识分子提出的改良替代办法和他们的手段都极为不现实。问题好象在于如何设计更好的方案和提出更好的手段。可是如果我们试着从更宏观的高度来看，就会明白，左大培的思想内部包含着一个爆炸性的因素：民族主义与社会平等的尖锐冲突。
资本崛起乱中有道，工农解放更唤青年
先前的社会主义革命扫除了前资本主义关系并基本统一了国家，使新民国更强于印度、巴西、墨西哥等亚非拉资本新秀，使复辟后的中华资本如虎添翼。放眼望去，年轻的中国资本快速发展，造成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攀升前景以及「统治文化」重构大业，客观上造成了对有胆识有风险精神的各类专门奴才的强烈渴求和一定的吸引力；另一方面，空前尖锐的阶级矛盾对抗越来越紧张而脆弱，对工农群众起义的恐惧很可能将促进在华投资的国际资本与中华本土资本合作（合作程度首先与底层斗争的火势和阶级分化相关），例如本土资本可能以「宪政」之名让出部分统治实权，换取自由派经营的部分以小资群众为主体的社运资源。这样来看，当今从官僚权贵阶层内部各派系到围绕资本的各个思潮流派或社会运动（自由派各派系及小资群众维权运动、地下基督教运动、伊斯兰原教旨运动、西部一些少数民族独立运动及其意识形态、台独、左右派的改良主义者、自强派、「新」式儒道法家、国家主义者、相当大部分泛左翼等）乱象纷呈，但基本上围绕着一个正在崛起的有希望的中华资产阶级，而不是一个气数将尽、奄奄一息的资产阶级。《不许再卖》在有限的程度上为劳动群众部分利益代言，这既是阶级矛盾激化和部分知识分子选择进化的互动结果，又反映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基于自家家底的新自信。
在民族主义论调的影响下，中国主流左翼（包括「新左派」「强国左派」和毛派）更多担心民族资本在私有化过程中被削弱而输给国际资本，“强调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外资企业与民族产业争市场、争投资机会”（左大培语）[17]，更有人将美帝国主义把中国置于经济附庸乃至殖民地地位的企图视为主要危险。但我们共产党人认为，这个新兴资产阶级的真正危机不在于自强扩张的一时受挫甚至在未来某场局部战争中被其它资本帝国主义打败，而在于工农革命的爆发威胁着民族复兴的头号基石——资产阶级对工农无产者的奴役控制。对于工农来说，前一种危机如果发生，就是被同类的竞争者（外国资产阶级）打败了，会使本土资本主义的发展减缓，甚至倒退，不过大概不至于根本摧毁资本主义的制度，退回到前资本主义的制度。至于工农革命，如果爆发了，对资本主义来说，当然是最大的危机，但是对工农群众（绝大多数人民）来说，却是建立自己阶级政权、实现彻底解放的大好机会：如果成功了，就会走上创建社会主义新社会的道路，也就是开辟了伟大的历史进步前途。因此我们决不害怕革命危机的爆发，反而要积极努力去准备迎接它。不过，我们必须知道，革命危机不是那么容易爆发的。革命危机不等于大规模的动乱。本土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造成那么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动乱免不了要日益增加，酿成全国性的大动乱的机会也不小。但只要工人阶级还没有政治觉悟，还没有本身独立的政治目标，也没有稍具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党来领导，则即使发生很大的动乱，也未必就成为革命；即使成为革命，也未必就是社会主义的革命，更未必一定成功。
从长计议，资本不仅迫切需要有效维护自身日常再生产（即「可持续剥削」）的改良主义润滑剂，更需要同样经过长期草根经营、并在革命关头挺身而出忠心护主的孟什维主义制动阀（更高阶段的小资左翼改良主义）。工农无产大众的历史出路，取决于是新的左翼机会主义更快锻造成熟，还是无产者革命更快组成自己的先锋大军，从而把握住最近的阶级对决。
就目前而言，21世纪初中国在中共十七大前后进行着新一轮政经权力重组，但大的脉络走向却脱不出资本的崛起希望与革命的阶级斗争进行生死较量的历史命运。我们不必为资本家的改良事业操心：本土资本阵营既有披着左翼外衣的民族主义自强军，又有才刚开始白手起家没几年却方兴未艾的各路NGO改良主义纵队和初步发展的左翼自由主义劳工运动[18]，更有越来越倾向于随时出卖自己的支持者群众的自由派实力候补军团。但，除非受到以建立劳动阶级政权为目标的革命冲击，资产阶级完全能够按自身历史利益主导自身统治资源整合；工农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根本不应纠缠于满天飞的资本内斗、宫廷政变之类的小道消息，除了浪费宝贵的阶级斗争备战时间甚至由于陷入改良主义路线而不知不觉被老板卖去做苦力，打工者一无所获，穷人们永远不能通过上层内斗施计、行骗来战胜强大的国内外资本和强暴的国家机器。说到底，工农无产阶级先进分子越是看到资本自身重组加快，越是看到阶级矛盾尖锐化与无产群众的整体壮大和零星觉醒，就越应该意识到牢牢立足于以建立工人政权实现无阶级自由社会为核心追求的本阶级革命文化、自身组织与政治实践准备的绝对迫切性和极端现实性。
我们还要知道，今天的人（连工人也一样）要接受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在这种意义上比一百年前（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所在的时代）的人困难——即当留存着历史记忆的那部分群众在新的情势发展中面临思想抉择时。因为，在上个世纪里，社会主义革命曾在十多个国家取得初步的胜利，但是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顺利发展，反而绝大多数都发生非常丑恶可怕的官僚极权化堕落，使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瓦解，最后差不多完全让资本主义轻易复辟了。这就令我们今天不得不接受一项前所未有的很吃力的任务，就是：面对着许多惨败的先例来证明以建立工人民主国家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正当性和可行性。因此，可以想象：未来本土革命爆发时，大概不会像俄国1905 和1917年那样，工人阶级从头起就是明显的主角，而且有自己的斗争领导机关；在未来群众政治化的初期，中国工人阶级更可能呈现大规模的无政府主义政治倾向（例如1966年夏天文革政治解禁导致突发的上海激进工运，从其发端到1967年「一月革命」以及为「上海人民公社」进行斗争，再到1967年底迅速兴起、两个月后被强暴摧垮的半无政府主义群众组织湖南省「省无联」，表现出显著的无政府主义特征）。特别重要的是，20世纪传统社会主义的堕落所伴随的工业化的大规模篡改伪造已使正统马列文化面目全非；一直延续下来的最彻底反对资本主义和斯大林式官僚丑恶的国际托派运动的分析传统，也不可避免地受资本主义环境与世界革命长久延迟的局面所累，往往带有掩饰妥协和稀泥的倾向甚至机会主义的成分，当工人阶级接受过去一切左翼文化传统时都必须抱持准确的批判性，才可能坚持住无产阶级的独立阶级立场，这意味着对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和进步青年提出了相当高的思想要求。
不过我们完全不必盲目悲观。就「准确的批判性」而言，它不仅是观念形态相对独立发展（即革命的左翼文化传统）的产物，更根本取决于一定的物质生产条件和相关生活环境，这两种因素并非机械衔接，而是在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包括精神生活）的动态交替中相互影响。今天的中国正在以一百年前俄国远远无法比拟的规模化、社会化、国际化的现代产业集中，锤炼锻造着资本主义的掘墓人，短短十几年已有上亿农民、目前每年还有数百万人从乡村进军工厂，这必将是决定中国乃至国际无产阶级未来的重大物质因素。较少受自由派宪政改良主义干扰的中国工人群众不但受剥削压迫更为彻底（这与当年俄国同志身处的环境很类似），而且也更少受众多欧美和拉美国家里那些相当强大的左翼改良主义的政治控制和精神奴役。在这些意义上，工人革命为自己开辟出路的条件（特指在中国）显然比一百年前（俄国）更有利，至少是历史进程提供的机遇更多、更大了。
在此，我们尤其向中国青年一代发出疾呼：那些决心为劳动大众利益奋斗、却还浮游在各反对派表面时而激动时而又困惑的有志青年，你们的第一要务是努力认清现实生活和掩藏在各种思潮流派下的阶级关系，把握好社会关系中的自我定位，抛弃幻想，投入战斗。你们须尽快走出个人生活的小天地，始终坚持一个广阔的视野，向劳动群众而首先是产业工人聚居区靠拢，投身到改造社会的运动中来。同时应注意克服虚荣浮躁心，更是为了自我保护，正如工人革命者巴布石金从异时空发来的告诫：「我希望每个人开头就应该谨慎小心，注意自己，留神自己的一举一动。」[19]
2007年10月25日定稿
注释：
*若非特别指出，文中所标页码数字均系《不许再卖》页码。
[1] 关于山东鲁能私有化案，参见张宏良：《738亿！挑战和谐社会的惊天大案》，2007年5月13日。载于价值中国网：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64932.html
近几年银行业私有化大大肥了外国资本，目前已引起主流媒体公开地普遍关注，精英谋臣更是为民族资本的损失痛心流涕。参见新浪财经频道专题《国有银行改制外资年赚万亿？》（http://finance.sina.com.cn/blank/bank2007.shtml）。但主流媒体和祖国忠良们却「忘记了」最大的受害者——银行业成千上万的买断职工。参见中国工人网「工人之声」专栏《工商银行“买断工龄、减员改革”的背后》，2007年9月28日转载（http://www.zggr.org/index.php?entry=entry070928-172224）[该文2007年7月16日原载于天涯社区，但原帖已被封杀]。
[2] 武建东：《土地管理法修改核心在改革征地制度》，原刊载于《中国改革》2007年8月10日。参见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zlhd/20070810/17233872023.shtml
[3] 引文出自《混乱的经济学》。
[4] 这是国内某经济学家首先提出的说法。实际上以「资本主义化」为历史线索，自1980年代初以来至今，关于「改革」的争论或大或小却从未中断过。
[5] 关于这些事件的详细历史记录或解说，参见香港先驱社劳动民主网页http://www.xinmiao.hk.st/trad （经济改革/工人斗争专栏）
[6] 参见《混乱的经济学》第六章第七节《新世纪的真正问题》；《不许再卖》第十七章第一节《有效率的公有财产代理人》。
[7] 参见网站，左大培：《为人民利益而战斗》，2007年10月16日。[InstallDir_ChannelDir]Class16/200710/25696.html
[8] 有趣的是左大培并未明确「劳动者管理的企业」这一概念的外延，他甚至提到了南斯拉夫「工人自治」改良实践，但他在书中列举的例子以及具体建议都属于工人持股的——而整个企业仍受整个资本主义市场和资产阶级及其国家任意摆布的典型社民主义改良模式。参见《不许再卖》第十八章中推崇的两个美国资本主义企业改制案例，以及左大培2005年初致海尔集团老总张瑞敏的网上公开信。
【特别补充：似乎不出意料，左大培于2007年10月13日在网站又抛出一篇长文《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InstallDir_ChannelDir]Class17/200710/25566.html）。简单地说，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制度比起其它官僚化工人国家的经济制度有一定的进步性，容许工人民主管理工厂事务，甚至可任命厂长经理，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工人积极性；但是企业之外的经济政策包括全盘生产、消费、分配、经济协调等，工人阶级却无权过问，企业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市场规律支配。另外，当时的南斯拉夫社会也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存在着阶级分化和失业问题，只是整个资本主义化的速度和深度受到工人国家公有制及相关法权一定程度的制约。且南国实行一党专政和禁止政治自由，更不可能让工人当家做主。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南国的这一改良模式是在进行了剥夺私有产权的社会主义革命后才实行了的，40年代的英国及其后的北欧福利国家改良尝试也是在当时客观上世界革命的巨大压力（包括西方国家内部阶级矛盾尖锐化和苏联公有制经济实体这个加在工人阶级历史前途上的重量级砝码）下才实行的，要在新自由主义反动逆流席卷全球的今天，特别是在对私有制毕恭毕敬的前提下，要仿效当年的工人国家（虽然是官僚化的工人国家）那真是试图建一座空中楼阁。】
[9] 参见《左大培声明：警惕中国的贝卢斯科尼和霍多尔科夫斯基》，原文由于2004年8月23日发表在网上，收入《不许再卖》第二章。
[10] 顺便一提：从《混》到《不》，左大培都有一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常见的唯心主义思想，即的确强调指出过「某些人」、「少数人」观点背后的利益动机，但他始终看不到全部社会性的观念意识都是受一定经济基础与阶级社会关系的支配。这种见解部分地导致知识分子总是附庸于资产阶级的一些部分（相对地，知识分子总会批判资产阶级的另一些部分，以支撑起他们的所谓「独立性」）。
[11] 20世纪80年代后期市场经济开始全面实行（特别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普遍商品化）使得官僚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官僚资本主义国家，具有社会主义历史性质的国有企业蜕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已不能称为「公有制企业」。在官僚化的工人国家，国企之所以也能叫做公有企业，并不是因为企业真正掌握在劳动群众手中（二十世纪的实践中真正掌握国企的是官僚阶层），而是因为社会范围已剥夺了私有产权使得工人国家（即便它是官僚化畸形的）实质上成为未来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暂时看守人；但是当资本复辟后（这意味着一场基于国家暴力的反革命，事实上在中国所发生的正是如此），国家性质就蜕变了，国企就不再应称为「公有企业」。这似乎是个名词纠纷，但却对理解社会性质和客观上个人的阶级立场很重要。不过这不妨碍我们认为即便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也比私有企业更多福利保障，因而更值得劳动人民像争取缩短工作日的日常改良一样去为之斗争，因此我们支持当今中国等复辟国家乃至欧洲国家的工人为反对国企私有化、反对新自由主义扩张而进行的一切集体斗争。
[12] 参见《不许再卖》第十八章 第二节 「为海尔设计的方案」。
[13] 参见《中国改革》杂志记者马国川：《大碰撞：2004——2006中国改革纪事》第3篇。
[14] 左大培也向他的资产阶级主子抱怨，并耐心论证说掠夺式的私有化降低了经济效率（见第一、三、四章），更担心大规模抢劫激起工人革命反抗（见第二、五、十章）。郎咸平与左大培心有灵犀：在他2004年批判MBO和关注社会不公而声名鹊起后，在2006年初又抛出了一篇《人吃人的中国亟待和谐化》，其中如此向中国大资产阶级痛陈：「经济发展停滞的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民进党执政下的台湾就充分说明，一个社会绝无可能在极端不和谐的情况下发展经济，而且不和谐的社会将使得政府的执政基础迅速沦丧，造成社会进一步的动荡。这些国家和地区政府的不稳定、暴动的频仍以及经济的停滞发展，不正说明社会和谐的重要吗？」
[15] 参见《混乱的经济学》前言。左大培自认为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怀着「哈耶克式的心境和勇气」，追求「像苏格拉底那样的先哲，在大多数人还浑然不觉时就看到了当前时代的最大弊端，洞察到流行的思潮和主张在根本点上的谬误」，自诩「一个准备为真理和人类牺牲一切的人」。
[16] 笔者在这里提到三个政治派别或许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资产阶级自强派一开始就与泛左翼的部分结盟，由于左翼文化极度落后的状况，这种合作关系或紧或松还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这里提及的自由派是指以美国为后台的一部分，中国自由派的分野是根据资产阶级内部利益和内在分工不同，并无原则区别。
[17] 参见《不许再卖》第四章《中国的企业“改制”与外国的企业和资本》。
[18] 参考李翠玲：《他们走在工人维权前列》，原载于《市民》杂志2006年9月刊。这里所谓的左翼自由主义劳工运动，是指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些劳工改良活动，以及诸如「新左翼民主劳工运动」那样的左倾的自由主义势力，后者参见其网站http://www.boxun.com/hero/xzymzlglt/
[19] 引自《巴布石金回忆录》。参见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p33.htm
《巴布石金回忆录》这个写于1900年的俄国革命工人自传，对于100年后的中国革命阶级斗争有新的重要启发意义。当今的泛左翼主流（无论国内外）对那种经典的工人革命斗争文化早已孤陋寡闻。需要通过未经斯毛理论伪造过的革命社会主义传统，从当代中国现实对它进行解读，而真正的解读只有经过新的实践才可能实现。虽说对于工人革命来说，斗争实践并非万能（因为在动态中始终存在着偏向、分化乃至异化的可能性）。历史的前进给无产阶级造就了新生和机遇，社会的进化与出路决定着人的命运。而路，还是要靠具体的人自己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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