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聂元梓答季羡林的文字有感
过去年代，讲出身，工人贫下中农最光荣；其实，现在一样讲出身，不过标准反了过来罢了，资、地、贵族、白领乃至前清、汪伪及伪满时期的上流身份都可成了炫耀的资本，都比“下等人”高贵；不要说文革，即使共产党掌权以来所受的苦难，都可以“忆苦思甜”，表现自己的“血统高贵”。而垄断话语霸权阶层，一面大讲“拷问灵魂”，一面却遮蔽自己在文革年代的真实的心灵历程，这一现象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季羡林先生的人品和学品我都十分敬重的，然而文革中他撇清也不是实事求是。周培源先生与北大井冈山也不是一般的关系，似乎还是周总理亲自做过他的工作，劝他超脱－－“井冈山”可是比“新北大”更左的造反派啊。看看林非先生的文章，对文革中的钱钟书先生才会有更全面的了解。
这里涉及到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深刻话题，可以启示我们思考的我以为至少有两点：
其一，精英们如何真正实事求是地、坦诚地进行灵魂追问。无论是什么处境、什么观点，无论在什么意义上，文革都有一个触及灵魂的问题，许多人像自己所标榜的那样，其实并不够坦诚。
其二，要实事求是的反思文革。
我所接触的一些“57战士”，他们在文革初时对文革的感受和看法，与今天的回忆文章迥异。当时所谓“刘邓资反路线”镇压群众时，批判给领导贴大字报的造反派，都是把他们与57年的“右派”相提并论的。所以，彼时的“57战士”比起党团员来，天然地更容易理解文化革命。其实“血统论”倒与文革中的主流思潮无关，今天统统记在文革账上不是实事求是。比一比“联动”与蒯大富的“红三司”就一目了然了，后者的“阶级队伍”远不能跟前者相比。而今天，在媒体上只能听到前者咬牙切齿地批判“血统论”的声音了。
再如，文革中的知青遭遇，“数学”在一个帖子里也勉强为之辩解说：“如果说，右派在丑化上山下乡的时候，会说有多少多少女知青被奸污什么的（再一次请注意是被奸污而非被强奸。）”其实，文革期间为保护上山下乡，对于干部利用职权侵害女知青，在量刑上是视同侵犯军婚的。69年我出差经过安徽固镇，也就是女作家王安忆插队的地方，看到公检法军管会的布告，判刑的都是侵犯知青的干部，至今印象犹深。这段历史已经不为人们所知，或者被故意遮蔽了。相形之下，今天对于比比皆是的用暴力诱骗流动人口进行奴隶劳动或者强迫少女卖淫的老板的处置，那种宽容、优待和费厄泼赖，真使人对“法制”欲哭无泪。湖南的华容，警黑联手经营“洗头”一条街，染满了千百少女和幼女的血泪。一名12岁的农村女孩在这里先后被近800人侵害，偶然因素被家长知道千难万险才“解救”出魔窟，如此罪恶累累罄竹难书的“老鸨”，居然逍遥法外！后来惊动了全国人大彭佩云问题才有转机。
青年一代未曾亲历，他们是通过霸权话语认识那个时代的，距离还远远不够。
对于毛泽东主席发动文革，《决议》并没有简单地否定。稍微严肃的西方学者，对中国的文革也是作为一件复杂的创举来予认真审视的。比起来，中国的精英未免有点太情绪化和简单化，他们用尽一切反面词句贬斥文革，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比日伪，比“老佛爷”时代“黑暗”？尽管如此，他们却写不出一本自认为是能够传世的将文革“钉在历史耻辱住上”满意之作－－并没有谁限制他们的“自由”啊－－这才一再呼吁建“文革博物馆”。他们一听到“红灯记”就“头皮发麻”，而对泛滥文场的最低俗丑恶的文字，却十分“宽容”、“雍容”与“费厄泼赖”，说起来也不可思议。看来，正确地认识历史，还真得需要“距离”。
聂元梓的《回忆录》给自己辩解的成分很重，就事论事，反而不如戚本禹驳斥李志绥的文章实事求是。不过，作为史料来看，通过比较鉴别还是可以使我们在一些问题上，获得更客观的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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