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会主义》
〖加拿大〗艾伦•伍德 着 尚庆飞 译，《现代政治译丛》，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本书英文原名Retreat From Class (《从阶级退却》)，写于1984-1985年，批判物件是某些在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名下，却从阶级政治转向话语政治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艾伦•伍德借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判过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一词总括这一思潮，而加上“新的”（a New True Socialism，简称NTS）。译者认爲“阶级的退却”“是一个现象层面上的描述”，故弃此取彼，作爲书名。不过在我看来，“从阶级退却”一语相当精警，所描述（或暗示）的是实质而非现象层面（该思潮的原则：“拒斥了阶级政治的首要性，寄希望于由‘新社会运动’来进行的‘民主斗争’”），可视爲本书宗旨，且不只适用于所谓后马克思主义，也适用于后现代主义，甚至适用于更早期的第二国际之后的种种修正主义、“新修正主义”和以“人民阵线”、“人民同盟”取代阶级立场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而译者改用的书名，反而容易给读者造成误解。
“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共同特点是：
⒈淡化以至否认经济对政治的决定意义。在NTS的“最后一位先驱”尼柯斯•普兰查斯那里，经济只具有“最终的”决定性，而在当前的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则“决定了”政治和意识形态获得独立的支配性，即决定了经济和政治的脱离、不相干。阶级和政治之间亦无必然联系。拉克劳、墨菲等人则继续把（二手的）马克思主义理解爲技术决定论，经济主义，或“简单的、机械的、原始的决定论”，并加以批驳、舍弃，而拥抱“偶发性”、“具体性”和“特殊性”。在这条路尽头，我们就看到了“话语政治”，看到在后现代主义中举目可见的“历史与政治的随机性”。
在第七章对G.S.琼斯关于宪章主义运动研究结论的分析中，艾伦•伍德指出，“经济与政治范畴的明确区分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这是由其占有剩余的方式所决定的……对于剩余的占有是通过纯粹经济的手段进行的。”它以“公平交易”的工资劳动的面貌出现。只要不对私有财産和剥削的权力形成挑战，资本主义“能够把正式的法律平等和政治权利扩展到生産阶级中去，甚至是扩展爲全民选举”。宪章主义把社会邪恶归于政治原因，因爲当时的英国处于“资本的统治并没有完全扩展到劳动过程本身……剥削仍是一种强迫性行爲”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的剥削力量依赖于法律地位与直接拥有强制的政治与军事力量的程度——也就是说，经济的与政治的力量结合起来的程度。”“一旦劳动屈从于资本，一旦控制劳动过程的斗争在有利于资本的情况下得以决定性的解决，剥削者与被剥削者间的关系仿佛就纯粹是‘经济的’。”宪章主义正是在这一变革中衰落的。
琼斯的研究并不能推翻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关联，对历史唯物主义不构成挑战，并且和她的理论相矛盾。和其它NTS一样，她的“理论体系更多地不是取决于历史调查或历史分析，而是取决于选举政治的逻辑。”
⒉社会主义斗争被看作是多元的“民主”斗争，或以“激进民主”取代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不再如马克思等经典作家所认爲的那样是必须打碎的“祸害”，而是当成中立的、可塑的。社会主义的过渡是现存资产阶级民主形式的延伸。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认爲，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産物，无产阶级必须打碎国家机器。列宁把国家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之初一个不可避免的祸害，是一个从一开始就应当趋于消亡的东西。从国家作爲阶级压迫的强制性机器来看，这是对的，而从欧洲共産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国家却成了“中立”的，现在就可以加以利用以达到社会主义目标的工具。佩里•安德森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些薄弱和缺陷，包括没有“发展一种有关国家结构的政治理论，来同西方竞争”。在本书第十章，对未来的国家观作了约略的探讨，大致论点是：资本主义国家阶级中立性的外表源于生産者与生産方式的完全分离，以及直接获取剩余价值的能力集中在私人手中；无阶级社会仍然需要某种代议形式，存在公共权力，也就可能存在国家，代表，权威、屈从；社会生产关系的计划必须包括每一社会层面上的“政治的”计划以及制度化的措施，以防止统治与剥削关系的再现；仍有必要监督权力并防止权力滥用(在这些方面，自由主义可以借鉴)；国家必须屈从于社会，等等。
一方面是把经济和政治割裂，把政治斗争局限于选举斗争，另一方面把革命主体由工人阶级换成“人民” （甚至包括非垄断的资产阶级）。于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被悬置，在实际行动上变成了议会斗争。就像货币的统一面貌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一样，选票的统一面貌掩盖了阶级力量真实的斗争。
欧洲共産主义的策略正是如此：他们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下的寡头政治力量与跨阶级的“人民群众”的“新的对立”视爲较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更基本和压倒性的，于是在实践中，驱使运动前进的力量“看上去就是要从避免资本与劳动的冲突的必然性与可能性的策略上入手”。既然从理论上把斗争限制在现存制度和国家机器的框架之内，就必然在实际上处处维护“现有的斗争手段”，即议会政治，从而和社会民主党一样，更倾向于同工人阶级斗争处于对立的地位。
这不禁让人想起罗莎•卢森堡的一段话：“在知识界的全体庸人看来……文明乃是良好的街道照明，严格遵守铁路时间表和干净的衣领，而他们把议会的石磨卡拉卡拉不断地在转动看成是政治自由。”
⒊工人阶级不具备革命潜力，在社会主义斗争中没有优先地位。其理论与表现多种多样：①由于工人阶级爲物质利益所驱动，其本质是反革命的、“改良主义的”、“经济主义的”；②越是独立于阶级的物质状况的群体，越有“响应理性的、普遍性目标的能力”；③极力从理论上压低工人阶级的成份和地位。④既然否认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斗争的主力，剩下的任务当然就是：寻找革命的“替身”。于是，他们找到了“更加灵活”的“人民群众”（高兹在《告别无产阶级》中找到了“非阶级的非工人”——即将失业者、半失业者、当代社会生産的“多余者”，等等；琼斯找到了“专业化阶级”，“公平正直的人们”）。⑤知识分子被赋予决定性的角色，尤其当阶级政治被“话语政治”取代之后，表面上独立的甚至被当成新阶级看待的知识分子的自我中心最终导向唯心和虚无主义，并彻底实现了他们爲工人阶级而悲叹时所称的“和现存社会的一体化”。
最后一点在加尔文身上表现得最爲完整和典型：社会主义社会“得以形成的本质前提是，高度的物质繁荣以及有着相当技术、知识和思维复杂性的市民社会。”（艾伦•伍德批驳道：智识复杂性跟剥削压迫的社会关系并无不兼容性）唯有资本主义可以提供这一条件，所以“在当前形势下，左派的中心任务就是尽可能快地爲恢复繁荣发展创造条件……”（这一点，就是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一直在做的事情，具体地说就是调和阶级矛盾，牺牲工人利益，阻碍甚至叛卖工人运动）也就是创造出越来越多“从赤裸裸的物质利益关联中解放出来”，能够“认同于左派所能提供的那种理性的人道主义政治”的人。穷人和劳动阶级本身在知识和道德上缺陷，以及对“自我意识”以及只有物质繁荣才能呼唤出来的政治行动的缺乏使他们只能産生纯粹“防卫性的”，“经济性的”和反革命的意识。艾伦•伍德称之爲“柏拉图式的马克思主义”，这种观点说到底，就是完全取消社会主义者与群众的结合。可是，在劳动阶级达到“社会主义精英”们的要求之前，精英们就只好无所作爲了——“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已经走到了社会主义精英论的尽头”。然而，这种理论所反映的无非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熟知的制造理论的人和从事实践的人自有阶级社会以来的分离，以及佩理•安德森所说的“大学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家远离本国无产阶级的生活”的状态。这种分离、分工只能靠社会主义革命加以取消：“资本主义社会造成包括艺术在内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相脱离；然而革命却是体力劳动者的事业。革命的最终任务之一就是要彻底克服这两种活动方式的脱离。”（托洛茨基《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艺术》）
当然，阶级利益的冲突未必直接转化或未必转化爲明晰的政治诉求和词句，并获得政治手段。人们对政党的选择可能受不同原因（包括现实政治和政党状况）制约，而并不总能合乎其经济需要，他们的选择可能错误。非阶级的集体身份——性别、种族、伦理群体的成员、当地居民，等等——客观上也影响对政党政治的选择。最后，还有历史性遗留对政治选择的影响（人本身就是“活生生的历史性存在”）。从这些意义上，经济和政治“不相关”，或者说并不“一一对应”。但是，阶级利益的冲突、剥削关系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核心内容。艾伦•伍德说道：“缺乏明确的阶级话语，并不预示着也缺乏阶级事实，及其在改变人的生活条件与意识时所産生的影响”，从上述的客观现象并不能得出没有阶级利益这回事，或政治与阶级无关的论点。这种论点之形成及其特别危险之处在于：它“从竞选派别得以形成的机制或者选举行爲的模式中——如同NTS打算的那样——去描述‘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去概括社会主义斗争的条件。”“关键的问题是与推动阶级利益并组织阶级力量进行有效的政治运动的困难和形式相关的。……从马克思本人开始，有哪些马克思主义者曾经设想可以把工人阶级的革命潜能转化爲现实，但却不需要政治组织与教化的努力？谁会否认工人阶级内部总会有分化，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産生了分化，这就需要新的理论进展去把握它们，就需要新的可操作的手段去克服这种分化；伴随着成功程度的不同，资产阶级总是努力去加剧这些分化，还要强加入一些其它分化；资本主义物质上的成功，其结构的变化，其支持者在意识形态上的努力，已经影响了阶级结构的进程；因此，社会主义运动的任务就是要去克服这些分化与障碍。”但是，“新社会主义”者却选择了从理论上割裂实践，不是设法打破和克服障碍，而是把阶级、阶级利益和阶级冲突当成贝克莱主教的树，从理论上把斗争目标转移到“民主”，把斗争的力量替换成“人民”。
NTS在现实中的一大悖谬在于：他们反对革命暴力，而他们拒斥工人阶级的借口却是工人阶级没有立即发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既然工人阶级并非革命的主力军，他们的斗争当然就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可是，“工人阶级好战性的每一个里程碑，都伴随着NTS理论的深入发展”。只不过“发展”的方向是：“每当欧洲国家的工人展示出新的好战性时，就准备在理论上把工人阶级从社会主义方案中排除出去，特别是在英国，每当好战的工人登上了政治舞台，这种理论就会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这里，应当提及毛主义和文化大革命对西方左派的吸引力。中国的近代革命建基于知识分子领导的农民战争，和城市无产阶级几乎没有联系（工人阶级以及早期共产党的斗争在共产国际强施阶级合作政策之后，终于在二十年代爲蒋介石、汪精卫所“背叛”，扼杀在屠刀之下）。而“社会主义建设”所面临的物质条件是极爲薄弱的，工人阶级是很不成熟的，这就是毛泽东排斥“经济决定论”、“唯生産力论”，企图“不顾”经济基础而通过唯意志论实现“大跃进”原因。虽然文化大革命与“文化”无关，甚至毋宁说是“文化”的浩劫，但是对不明就里的西方左派来说，该名词意味着意识形态和文化斗争的独立性，意味着“知识分子扮演人民群众革命良知的角色”，可以取代“阶级冲动和利益”，“说到底，如果有任何一种革命可以由知识分子来领导的话，那它必定就是一种‘文化’革命。”
⒋把社会主义斗争定义爲“民主斗争”，和把工人阶级排除在斗争之外，是相辅相承的，结果之一就是“吸纳中产阶级的企图”，诉诸以阶级联合爲中心、以选举斗争爲目标的“人民同盟”而努力“把无产阶级在西方社会内部的比重降低成爲少数”。这种努力尤其集中在关于“中间阶层”（主要仍属雇工群体、工薪劳动者）或中产阶级化的争论。法国共产党把“中间阶层”定义爲“一个无阶级的灰色区域”，拒绝把“雇工群体融入到工人阶级中去”。普兰查斯的“新小资产阶级”理论则对此提出批评，他“拒绝接受白领工人的无产阶级化”，强调其“非生産性”特征（这并非马克思定义工人阶级的标准），从而把白领工人从工人阶级中分离出去。而决定这种划分的不是“经济的”、剥削性的社会生产关系，而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
艾伦•伍德指出：“工人根据工作场所、産业、地区差异有所区分，加上资本与国家对他们的瓦解，在他们之间制造差异——收入、劳动过程中的职能、性别、种族，并把差异转化成爲分界的不断努力”，“工业资本主义中的生産组织在劳动过程内部、在工人中间形成了不同的划分，这不是取决于劳动的过程本身的技术需要，而是取决于其资本主义特点。这些划分常常会有碍于统一的阶级框架的形成。……但它却不能在不同类型的工人之间充当绝对的阶级障碍。”资本主义的运作，部分依赖于这种对工人阶级的分化。而对社会主义者来说，这种分化并不能说明工人阶级没有共同利益，也不构成团结的绝对障碍，而只能说明，必须进行组织和协调，将共同利益转化爲具体行动，并形成政治力量。
拉克劳承认“新小资产阶级”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却坚持重要的冲突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展开的”。“他使阶级斗争看上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独立的’学术训练，在这种训练中，每个阶级的‘独立的’学术精英爲争夺非阶级的意识形态因素展开了艰苦的斗争，胜利属于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知识分子能够最令人信服地重新界定这些要素，以适合其自身的特定利益。”于是，拉克劳（和墨菲）以“激进民主”代替社会主义，以人民代替阶级，把经济与政治分离，攻击“正统本质主义”（“阶级还原主义”），否认物质利益而“只存在随意建构起来的关于物质利益的观念和想法”，最后，进入绝对唯心和虚无的“话语政治”，就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演绎了。可是，“谁是说话的主体？”多元主体？民众？可是他们的“社会角色认同”据说是由“话语”建构的。那么，当然只剩下“知识分子”，据他们研究：“没有一场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
艾伦•伍德反驳道：革命阶级同样不是“一群没有理性目标的乌合之众”，或受导师“操纵的无政府主义的群氓”，“如果革命的历史证明了什么的话，很明显那就是，没有阶级因素就不会有阶级斗争，也不会有革命，没有一种革命曾经是由其领导者的行动与意愿所决定，除非他们已经表达了某个被组织起来成爲一种潜在社会力量的阶级的利益与目标，并且运用了这一阶级的积极性力量。”十月革命期间“不需要用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去唤起”的“工人对于面包与工作的需要，士兵对于和平的向往，或者农民对于土地的渴望”以及他们清楚而理性的行动和组织（苏维埃）可以证实这一点。
⒌关于民主问题。艾伦•伍德比较了美国的开国者对民主的恐惧和后来的“制宪开拓者”对民主的骄傲（民主含义的变更），历史上（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民主一词的阶级意味——源出于古希腊的阶级冲突，是指“穷人控制政府”，反映“平民的利益”，而新的含义则淡化了，变成“与人民权力的实质无关，却与某种程序性形式以及市民自由有关”，变成仅仅是代议民主，它的含义根植于资本主义关系，而据此标准，人民权力的直接运用反而是反民主的。他指出：“崭新意义上的”“自由民主的话语从此不仅不是使得某些屈从非法化，而且，正好相反，是把阶级统治和剥削的关系神秘化和合法化，实质上是通过把他们重新定义爲自由和平等的个体之间的关系来否定它们的存在。”自由民主当然是历史的进步，是长期艰苦斗争的结果，对资本主义的无节制亦起到一定的控制作用。但自由民主并不改变资本与劳动的根本对立，而没有组织和政治代表的工人阶级是极易失掉既有成果的。资本主义民主的形式以及它得以运作的范畴（法律和政治而非生产关系的范畴），正在于阶级利益的界限之内。事实上，社会主义民主决非资本主义民主的现有形式的扩展，它以阶级的消灭爲前提，不可能容许剥削关系的存在，它包含着对社会关系的改造，建立在以自由联合起来的生産者控制社会的基础上。它不可能从抽象的“无根的民主冲动”开始，由“话语”制造者们无中生有地进行灌输，在实践上，“社会主义计划必须首先代表某些阶级的利益，并且反对另一些阶级的利益”。
⒍以“新社会运动”代替社会主义运动。雷蒙•威廉姆斯这样表述对“新社会运动”的看法：“在过去的30多年当中，所有重要社会运动都在有组织的阶级利益与制度之外开始。和平运动、生态运动、妇女运动、人权组织、反贫困与无家可归者运动、反文化贫困运动等等，都具有这样的特征，即这些运动是从那些以利益爲基础的组织没有时间——或者是根本就没有注意到的——去思考的需要与感受中形成的。”这些运动，当然有其局部的独立的意义，有许多在传统社会运动的视野之外，是左派政治必须加以分析、考虑和表明立场的。但是，战争与核毁灭、生态灾难、妇女之受压迫、大量人群的边缘化等等，正是资本主义机器不断再生産出来的罪恶。当这些运动避免与资本主义秩序及其阶级体制交锋，它将被容许，但不可能挖到社会的病根：“这些运动所具有的道德力量是不可置疑的；但是，在某种意义上，给它们以特殊力量的东西，也使得它们拒绝成爲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这一根本的社会改造的承担者。这些运动并没有反映一种新的集体身份认同，而且也不打算形成一种由消除阶级间利益分化的新的反资本主义的利益所驱动的新的社会动力，它们并不构成存在于资本主义秩序和对于和平与生存的威胁之间联系的基础。相反，这些运动的组织统一和对于大众的吸引，取决于从现存社会秩序以及互相冲突的社会利益中抽象出和平问题或者是生态问题。”最终，这些运动之被容许，取决于它们远离社会问题核心的程度，也就是孤立或妥协的程度。
这些论调事实上是紧密相关，自成一体的。对选举至上主义者来说，阶级身份的认同当然要让位给模糊的人民（选民）身份，议会斗争当然无求于组织工人阶级日常的实际斗争，强调阶级利益反而可能失掉一些选票。
这就难怪“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充满了对阶级政治、劳工运动，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及其斗争能力的不信任，甚至对共産主义（至少是它的一些根本原则的抛弃。共産主义可信性的危机当然是无可否认的。但是艾伦•伍德指出，新社会主义者经由后马克思主义走向反马克思主义有着自己的逻辑，并不能归因于1980年代后期的“戏剧性事件”，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本来就“极爲脆弱而又疏离”，而在早期的后马克思主义和今天的后现代主义之间也存在一种不可打破的连续性。“一切似乎很明显，‘后马克思主义’不过是通往‘反马克思主义’的小小驿站而已”。
如果说本书较局限于纯理论的批判，那么第十二章《结论》则针对这些左派对1984-1985年英国矿工的罢工、撒切尔政府发动的阶级斗争的态度进行更爲现实的批判和分析。“纯经济的”罢工改变了政治领域，“揭露并直接面对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国家、法律、警察”；“经济”斗争滋长了工人的阶级和政治意识，“带来新的技巧，培育了新的态度、关系、团结以及组织形式，并反复冲击着‘经济’范畴与政治范畴之间的界限”。而NTS却抱怨他们“不能把阶级的主张表述爲国家主张”，“完全没有考虑到在一个国家的统一体内，相互竞争的阶级、地区、种族和宗教如何能够彼此调和等问题”（伊格纳第夫）。艾伦•伍德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左派所需要的是一种国家统一体的语言”，根本就是站在建设毫无社会主义成分的议会党团”的立场上的论调。当NTS继续否认工人阶级及其利益的时候，“敌人是醒着的”，反动的“新托利党对此毫不犹豫地说：我们是阶级的斗士，我们渴望胜利。”
在本书发表之后十多年即1998年所写的导言中，更尖锐地指责新的后左派，在他们的理论中，“资本主义无可替代，阶级政治所拥有的空间比起在后马克思主义中更小……一种始自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强烈反抗性冲动的思想倾向，却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缺点与矛盾冲突自大萧条以来最爲暴露无遗时，向资本主义投降了。更甚的是，种种迹象表明，一个阶级政治的新时代正在形成。如，许多国家的劳工运动展现出新的面貌；人们在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过程中走上街头。然而，当前新左派对此却毫无准备。”
第一章 一种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
译者按:本文节选自加拿大著名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艾伦．伍德《从阶级退却》一书的第一章，该书写于八十年代末，后被收入VERSO经典于99年再版，中译本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艾伦．伍德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颇丰，但在国内尚无完整中译本面世。
在《从阶级退却》一书中，认为，在“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存在着用“话语政治”来淡化甚或是对抗“阶级政治”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她看来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批判过的德国19世纪40年代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认为“阶级政治”不应该被淡化为“话语政治”，资本主义世界变化了的阶级阶层状况并没有改变“阶级对立、对抗甚至是斗争”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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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一种被描述为“真正的”的社会主义的学术流派给予了强有力的驳斥。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对某些幻想信以为真……，所谈的是‘最合理’的社会制度，而不是一定阶级和一定时代的需要……他们就离开实在的历史基础而转到思想的基础上去……它所关心的既然已经不是实在的人而是‘人’，所以它就丧失了一切革命热情，它就不是宣扬革命的热情，而是宣扬对人类的普遍的爱了。”(1)“如果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与哲学家们认为所有现实的分裂都是由概念的分裂引起的，那么不知为什么他们一般还谈论社会。既然他们充满了关于概念能够创造世界和毁灭世界这一哲学信念，他们当然也就会认为某一个人能够通过消灭某种概念而消灭生活的分裂。”(2)在《共产党宣言》中，真正的社会主义被概括为：既然社会主义“不再表现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满以为……他们不代表真实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是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3)
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好像目睹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复苏。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以下使用缩略语NTS）自诩于拒绝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和“阶级还原主义”，已经从实质上将阶级与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方案中剥离出去。这一思潮最明确的特征是，使意识形态与政治脱离任何社会基础，特别是任何的阶级基础。与此设想相反，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经济条件自然导致政治力量的产生，为其阶级形势所迫，无产阶级将不可避免地进行社会主义的斗争。而NTS则认为，因为经济与政治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在社会主义斗争中，工人阶级可能并不占据优先的位置。相反，社会主义运动可以由相对的抑或是绝对的，独立于经济意义上的阶级条件来促成，由并非赤裸裸的阶级物质利益，而是对“普遍人类之善”与社会主义秩序合理性的理性要求来加以推动。这些理论策略有效地将工人阶级排除于社会主义方案的核心之外，用意识形态或“话语”的分裂取代了阶级之间的对立。
NTS包括各种各样的政治立场，并以不同的理论风格中被表达出来。它的阐释者包括著名的政治与经济理论家，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分析家以及历史学家，这些人可以说是趣味广泛且风格各异，比如，包括E．拉克劳，巴里．汉迪思，保罗．赫斯，以及G． S．琼斯。在英语国家中NTS的一个主要的理论阵地是《今日马克思主义》，这是英国的“欧洲共产主义”的理论刊物，但是，尽管NTS在理论与政治上与大陆及英国“欧洲共产主义”的发展紧密地联系起来，但它已经建立起了从共产主义者到工人党党员及其支持者的广泛的社会主义联合阵线，并在大西洋两岸都找到了其阐释者和代言人。
在相当程度上，NTS可以被当作是所谓的“新修正主义”(4)，但也必须明确加以区分，希望能弄清的是，被“新修正主义者”用来支撑自己政治观点的精致的理论公式－尽管他们也声明那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部分－代表的是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根本背离，实质是对其本质前提的抛弃。总而言之，“新修正主义”代表的是一种拥有共同政治原则的思潮。这些原则主要是包括了对于阶级政治的首要性的拒斥，以利于那种特别是由“新社会运动”来进行的“民主斗争”。对于NTS来说，这些政治原则需要对社会现实，至少是使其得以解释的理论构件做一个彻底地重新评估。同样可能真实的，那些支持了这种理论反思的人，一般都属于新修正主义者的“极右翼”，他们对于自己的理论界定，对其同志来说则是过于极端化的。这或许是意味着，右倾的幅度与理论的精致性、复杂性（更不要说其虚伪性与模糊性了）程度之间似乎是直接相关。无论如何，当前研究的主要对象，将会是这一思潮流的某个部分，这不仅有助于理论的重建且将可以界定这一思潮的政治正义。
不管这一运动是多么复杂，不管在事实上，并非其全部成员都同样清楚并认同于同样的原则，但是，我们仍然可能在一些重要观点上做最大程度的概括，以表明这种思想倾向的逻辑：
（1） 工人阶级没有像马克思所期望的那样，发动一场革命的运动。也就是说，它的经济情势并没有必然产生一个通常被认为是恰好相关的政治力量；
（2）这在总体上反映了经济与政治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阶级与政治之间的任何联系都是偶然的。换句话说，意识形态与政治是（相对地？绝对地？）独立于经济的（阶级）关系之外的，不存在诸如“经济上”的阶级利益之类能够把其派生物转译成政治词句的东西。
（3）尤其特殊的是，这些问题表明，在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之间并无必然的或特定的联系，而且，工人阶级实质上对社会主义并没有“兴趣”；
（4）因此，社会主义运动的构成在原则上是不依赖于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政权的建成可以多多少少独立于经济的（阶级的）条件，这尤其意味着以下的两种情况：
（5）一种政治性力量能够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层面”上得以组织和建立，由能够联结在一起的，并由纯粹意识形态或政治的手段加以推动的各种式样的“人民”因素建成，而不考虑他们之间的阶级联系与对立；
（6）确当的社会主义目标是超越阶级的全人类的目标，而不再是狭隘的根据阶级利益而界定的物质目标。可以在独立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的“层面”上，把这些目标向不同类型的人们加以述说，而不管他们物质阶级境况如何；
（7）社会主义斗争可以被看作是多元的“民主”斗争，它把不同形式的对于不平等和压迫的反抗联合在一起。事实上，甚至可以这样说，用“激进民主”的说法来置换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也是可以的。社会主义是自由民主多多少少的自然延伸；或者，无论如何，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尽管是以限定的形式存在的民主，还是体现了“非决定性”的原则，能够拓展为社会主义民主。（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NTS首先是以此种形式存在，并在像萨缪尔．鲍尔斯和赫尔伯特．金蒂思等人的手中得到了精致的发展。）
社会主义计划不再重要，这不仅代表了社会主义目标的重新界定（这一目标不再能与阶级的消亡相一致），而且是对关于社会和历史进程的唯物主义分析的拒绝。很明显，整个论断的逻辑要求把物质生产降低为至多不过是社会生活构成中的次要性角色。由于社会主义方案与任何特定的阶级相脱离，它在“人民同盟”这一社会集团中被重新定位，其角色认同，聚凝的原则，目标以及集体行动的能力，并不取决于任何特定的社会关系和利益，而是由它们自身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构成的。因此，NTS做了这样的假定，即假定存在着并非是基于特定的物质生活状况的历史性力量，假定存在着这样的集团组织，它所声称的具有战略地位和集体行动的能力，在物质生活的社会组织中找不到的基础。更确切地说，战略性力量与集体行动能力的拥有，并不被认为是确定社会变迁动力因素的本质标准。
说地极端一点，使意识形态与政治“独立化”的理论倾向，是与那种朝向以语言和“话语”建构作为社会生活的支配性原则联系在一起的，与之相关的还有，某些“后马克思主义”流派与后结构主义的合拢，最终使意识形态与观念同任何社会与历史基础相分离。这种把社会现实分解成语言的缺点，迂回反复以至最后的虚无主义，已经在佩里•安德森那里得到了强有力的揭露。在我们看来，最为重要的是，这一思路是如何被运用于这样的一种政治策略中去，即，社会和政治力量是由话语本身构成的，在社会关系中几乎是没有基础的。
因此，NTS方案的一般主题，似乎是一个包孕广泛的松散的联合体，一个人民的联盟，除了大都是来自于一种其自身起源就是模糊的独立意识形态之外，彼此之间就不存在可以看得见的共同点。然而，这并不真的意味着NTS的主题就没有确定性。NTS看上去在下列观点上是一致的：即社会主义的天然构成者是被称为是“公平正直”的人们，这些人的共同之处不在于其赤裸裸的物质利益，而在于对理性与说理的敏感性。尤为特殊的是，知识分子试图去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某些情况下，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是相当明确的，但是，即使在不明确的情况下，也可以这样认为，NTS方案必定要在其社会主义方案中，赋予知识分子以决定性的角色，就其依赖于知识分子去完成不比通过意识形态和话语的方式去建构社会动因更少的任务而言。在那种情况下，除了从他们的知识分子领袖--即话语的载体--那里所得到的东西外，由尚未成熟的大众构成的“人民”主体，仍然不具有集体化的特征。
在这里，我们补充最后一条原则：
（8）比较而言，某些类型的人对于普遍的、理性的社会主义话语更为敏感，更能够承诺于一般性的人类目标，以明显地区别于狭隘的物质的--或者常被边沁(5)称为是“邪恶的”----利益；这些人成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天然选民。（在这个问题上，注意到以理性、人道主义目标为一方，以物质利益为另一方的双方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敌对--是极为重要的。）
至少，所有的NTS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斗争中并没有优先性地位，在这一点上，它的阶级状况不比其它阶级更自然而然地或是更方便地导致社会主义政治的产生。然而，有些人甚至会走地更远：工人阶级--或者是“传统的”工人阶级--比起其它社会群体更不太可能产生社会主义政治。工人阶级的革命性不仅不具必然性，而且，其本质特征却是反革命的、“改良主义的”、“经济主义的”。
然而，在这个论断中或许有一个矛盾。尽管根本原则是政治与意识形态对于阶级的独立性，但现在看上去至少就工人阶级而言，经济－阶级状况确实是决定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只不过不是以马克思所期望的那种方式而已。唯一能使此判断免于窒息的，是这样的一种观念，即，经济状况本身决定了其它现象能够独立于他们的程度，或者去适应一个著名的阿尔都塞式的公式--经济在最终意义上具有决定性，只有在此种意义上，经济才是决定性或支配性的；而且，有些经济状况决定了经济本身将是占支配地位的，而其它的经济状况则决定了政治与意识形态将是相对独立的或是占支配地位的。用传统的术语来表达，这个判断就是这样的，某些阶级状况决定了民众将与物质必需联结在一起，而别的条件则允许更大的知识与道德的自由，换句话说，更能够拥有“正确的思想”，因而更敏感于社会主义话语。
人们因此更乐于服从社会主义的政治，他们独立于物质状况的程度越大，因而所具有的呼应理性的、普遍性目标的能力也就越强。因此，那些使得工人阶级并非最适合于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的选民的东西，就不简单在于其物质利益倾向于产生一种“经济主义”或者“改良主义”的政治，而毋宁在于他们根本是为物质利益所驱动的这一事实。因此，社会主义理论已经在一个经典的保守原则基础上加以重构了，这种保守性原则可以上溯整个漫长的政治思想史，直至柏拉图式的反民主的哲学。但更多的关于柏拉图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描述将在后面展开。
这就是所谓的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其中的大部分不必说是谈不上“新”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不过是旧调重弹，是老掉牙的右翼社会民主党的骗人方案。那种认为资本主义民主只需被“拓展”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或者是那种关于社会主义代表了一种生活的更高理想，这种理想能够吸引所有的“公平正直”的人们（不管他们属于什么样的阶级）的想法将会得到－比如说，诸如拉姆塞和J． S．穆勒(6)－的认同 。NTS的新颖之处在于，其阐释者坚持认为，他们要么与马克思主义，要么与其后继（比如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密切相关。即使那些（如拉克劳, 墨菲）已经远离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且已游移至NTS思潮的右翼极端的人，仍然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是他们主要的构成性传统之一，只不过是“不同程度地减少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位和有效范围……”(6)。这些声明导致了这一思潮的最具有特色的一些方面，特别是它复杂的、虚伪的、捉摸不定的理论歪曲，这与直白无饰的、不求精致理论包装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成了强烈对比。
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这种思潮是如何形成的，何以现在得以凸显，何以能在英语国家找到这样一个强有力的立足点。当然，从广义上说，在过去的十年左右，它是对“左”派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思想大潮，毫无疑问地受到了世界各地社会主义追求的挫折与失败所制约。然而，必须强调的是，正如拉尔夫．密里本德(7)在他关于“新修正主义”评论中所指出的，这种现象“已经在其它国家以更糟的和更具破坏性的形式呈现出来，特别是在法国，已经产生的甚至不是一种‘新的修正主义’，而是大踏步地退回到了反共的歇斯底里与蒙昧主义。”(8)英国的NTS当然没有考虑地这么深刻；从这种观点看来，它拒绝与马克思主义传统完全割离--不管这种拒绝将会如何地误导--的做法，可能被解释成为一种肯定性的声明，以表达其对于某种社会主义价值的永久性承诺。然而，确实存在着一个对于社会主义根本立场的抛弃，这仍然是需要加以解释的。
NTS思潮形成发展的时期大约是在1976至1985年，尽管它直接的理论先辈--归根到底是来自于阿尔都塞--可以回溯至这样的一个理论－政治框架，对于这一框架来说，1968年是一个关键时刻。如同我们在探究理论背景时将会看到的一样，存在这样的一个典型的理论演变的轨程，即，从在二十世纪60年代的激进主义中引入的毛主义--这是受阿尔都塞的理论启发的--到欧洲共产主义，而且是直指其“右”。从阿尔都塞到普兰查斯到拉克劳的这一条线，多多少少地勾画出了NTS的理论与政治过程，以二十世纪70年代中期为标志性的分界点。在英国，汉迪思和赫斯走出了一条符合标准范式的路径，对他们来说，1975－1976代表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短短的两年内，当他们完成了从毛主义式的阿尔都塞主义的最后遗迹，到后阿尔都塞主义右翼劳工主义的开端这样的一个行程。其它人已经在多少不同的政治环境中走过了同样的旅程，比如，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仍然停留在英国共产主义限定的范围之内。当前英国共产党内部的斗争即是这种倾向的明证。
在二十世纪70年代的中期，究竟发生了哪些能够解释这些演进的事情呢？我们需解释的不只是那种令人失望的大气候或者是左翼神经的麻木，而是这种以特定的形式，在英语国家特别是英国这一特定的地方，从社会主义战场撤离的原因。关于“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因，或许已经说地够多了，在此问题上，密里本德曾经简要概括如下：
“现实社会主义”的经历，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毛主义幻想的破灭，柬埔寨以及越南胜利的酸楚余殃，欧洲共产主义希望的萎缩，“新社会运动”能够在其出现之时，便天生地带有了对于传统的劳工与社会主义运动和政党的局限性的不满，一种在滋长着的对于工人阶级成为激烈社会变迁的主要因素的不信任，以及随之而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特别是在英国，对于许多人来说，一样地有着“撒切尔主义”的创痕，尤具创伤性的是其赢得选举的能力。(9)
最后一条提及了一个对于NTS的解释或许是最为直接的或特别相关的因素。与NTS的发展有着最为明显的历史性关联的，是“新右派”（特别在英国和美国）的演变。一般而言，说NTS是对“新右派”成长的一个“回应”，这也许是正确的；但就其本身而言，这并没有将事情向前推进地更多。我们仍然需要知道的是，这种特殊回应的原因是什么。比如说，既然“撒切尔主义”的特征在于，根据资本与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来观察世界，既然撒切尔政府的初衷是调节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力量平衡--在他们眼里，这一点已经过多地染上了有利劳工的色彩--那么，为什么社会主义者的响应就是要否认阶级政治的核心性，将阶级政治问题理论化，而不是直面撒切尔主义本身，而他们在政治上的响应，就是站到了由撒切尔政府资助的阶级斗争的一边？为什么社会主义者如此地沉迷于撒切尔主义的意识形态装饰物--其所谓“权威主义的民粹主义”--而不是关注于其在反对劳工的阶级斗争中的具体做法。
因为两种倾向实际上是同时并存的，或许最好是把NTS不简单是当作对于“新右派”的响应，而是当作对于导致“新右派”产生的同一起因的一种回应。几乎不用怀疑的是，英国“新右派”发展的直接冲动，来自于二十世纪70年代劳工好战性因素的爆发，接下来的是1968－1969一段时期内欧洲的激进主义，特别是在1972和1974年矿工罢工，以及希思（Heath）政府的失败。撒切尔以非常明确的“永不再来”面目而出现，并且伴随着一个明确的决心，就是要打赢反对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的阶级战争。1978－1979年“失望的冬天”火上浇油。NTS的演变正与这些好战性事件相吻合，并在工人阶级斗争史上又一戏剧性时刻，即1984－1985年的矿工罢工中达致成熟。而且，工人阶级好战性的每一个里程碑，都伴随着NTS理论的深入发展。
因此，有理由认为，NTS的演进--自始至终是与工人阶级好战性的戏剧性事件相关联的，并在连续性爆发中间得以加剧--与西方，特别是英国最近以来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有着某些联系的。然而，很难去让历史的见证人去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即NTS，及其对于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变迁的因素观点的抛弃，所代表的将仅仅是，在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的平熄时期社会主义者一方的失望。
每当欧洲国家的工人展示出新的好战性时，就准备在理论上把工人阶级从社会主义方案中排除出去，特别是在英国，每当好战的工人登上了政治舞台，这种理论就会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我们应该怎样去解释这其中所包含的讽刺意味呢？对于这个明显的悖论，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工人阶级革命潜力问题上，一种新的悲观主义正是由于好战性的这样一种显现而产生，因为这种好战性在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战役中无法得以勃发。似乎惟一值得进行的斗争就是最后的斗争。与此同时，“新社会运动”已经将注意力转移到由有组织的劳工运动所没有充分谈及的一些问题。然而，还有其它可能性因素是不可忽略不计的，比如学术时尚的诱惑，“话语”成为八十年代的风格，或者可能的是，甚至有些挑剔的中产阶级也对工人阶级--谈不上害怕--不感兴趣，以及对削减服务而来的不适的愤然拒绝。他们在理论层面上急切地期待着其到来的“好战性”，但在实践中却总是迟迟不来。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35-537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51页。
3.《共产党宣言》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
4. 特别是参见拉尔夫．密里本德：“英国的新修正主义”，《新左派评论》第150期，1985年3-4月号。还可以见本．法因等的《阶级政治：对批评者的一个响应》，伦敦1985年版，在那里，修正主义被称为“更新的左派”。后者包括了一些著名人物，这些人物没有全部进入我们的考察中，尽管他们与NTS有着某些重要的联系。可能最为明显的是忽略了斯图亚特．霍尔，根据他本人的描述，他是较大地受了英国学者E．拉克劳及其“话语”政治的影响。霍尔的理论相当模糊，很难弄清楚他的立场。但必须指出的是，他并没有公开否认阶级政治的核心性，甚或是工人阶级利益与社会主义政治的作用之间的联系，顶多就是多多少少较为实际地强调了纯粹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的代价与不足。（他最近已不同意于拉克劳的文章：“权威式的民粹主义：一个答复”《新左派评论》第151期，1985年5－6月号，第122页）。E．霍布斯鲍姆是一个相当不同的个案，在促成一个实质上是无限制的跨阶级的联合阵线以打败撒切尔方面，他跟当前任何其它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走地是一样地远。他对“新社会运动”几乎是既没有同情也没有兴趣，而且他的政治路线更多地是循着旧式“共产主义人民阵线”策略的传统。不仅如此，从来没有任何迹象公开表明他已经脱离了他自己一直以来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统。
5.边沁(1748-1832)，英国作家、改革者和哲学家。系统地分析法律和立法，建立功利主义学说－译者注。
6.约翰•斯图尔特． 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及经济学家，尤以其对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的阐释而闻名。其著作甚多，有《逻辑体系》（1843年）《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年）和《妇女的从属地位》（1869年）－译者注。
7.E．拉克劳与C．墨菲：《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伦敦1985年版，第4页。
8.拉尔夫．密里本德，生于1924年，自1949年起历任伦敦经济学院政治学高级讲师、利兹大学和美国布兰代斯大学政治学教授，1994年逝世。1964年以来一直是英国《社会主义年鉴》的主编之一，在西方政治学界有一定影响。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问题，他以国家为什么是实现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这个问题为研究重点，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工具主义国家理论结合起来，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工具主义的分析。其主要著作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已有中译本）、《马克思与国家》、《国家政权与阶级利益》。密里本德的工具主义国家学说对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来阐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作用和运行机理作出了有益的探索。－译者注。
8.密里本德，“英国的新修正主义”，同上，第6页。
9.密里本德，“英国的新修正主义”，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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