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教条化党史高明一点的中国革命研究（书摘）
马克·塞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据1995年英文版译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
我在两种不同的含义上使用“延安道路”这一比喻，但它们又是整体相关的。它首先特别表示在中国西北的黄土地区政治经济条件下，共产主义统治下出现的杰出的军事和政治风格及它的综合制度，它们最终构成了以延安为首都的陕甘宁边区。（P4）
《延安道路》不仅关注中国革命战争，而且关注20世纪革命变革的理论和实际，以及后殖民地时期的发展。“延安道路”强调创新特性，它分析了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外国统治的瓦解问题，提出了中国以及大批后殖民农业国家面对发展的挑战适当开展战时团结的必要性，原版对西方中国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以及对60年代流行的对革命的理解提出了挑战。特别是，它打破了把中国的共产主义看成是对苏联共产主义盲目仿效的观点；打破了把外部来源问题看成是社团组织的技术扩散的现代理论；还打破了把群众民族主义与固有的社会问题相分离的观点。（P5）
20世纪陕西处在深刻的农村危机之中。自然灾害和不停的军阀、土匪争夺造成了农村的贫穷与压迫，人们的生活到了不能忍受的边缘。农民面对的最紧要问题包括饥饿、战争和土匪的破坏、长期恶化的债务、租佃增多、离乡城居地主的出现、沉重的租税和土壤干燥。这些清况促使农村秩序破坏，满足不了人们生存的最低需要。（P13）
西北饥荒是周期性的历史现象，也是半个世纪政治崩溃和战火连绵的产物。战争消耗了农村资源和储备，乃至小天灾也会带来巨大损失和死亡。陕西每一任军阀霸主不停地打仗，无情地吮吸农民的膏脂，税收高到最大限度。这意味着当许多农民已被迫放弃家园去当土匪和士兵时，便有许多最好的土地不再种谷物，而是种鸦片。（P13－14）
1928～1933年大灾荒期间，单单陕西省就有数百万人饿死。1929年中国国际饥荒救济委员会估计，连续两年饥荒造成250万人死亡，几乎占陕西全省人口的1/3。另有50万人移到其他省份，还有数不清的人被迫卖掉了房子和土地，数千妇女和儿童卖身为奴。（P14）
1926年去农村的学术组织者发现，农民暴动的紧张形势迅速蔓延，红枪会这样的农民反抗组织正在壮大。（P33）
形势出现了对共产党极好的机会。红枪会代表着大片农村地区最军事化、组织良好的农民武装力量。象农民运动本身一样，这些以及其他秘密社会组织的发展是由于农村的苦难和社会的分化。因此他们代表自发的力量，与共产党全然无关。可惜，共产党人未能在红枪会中发展革命力量。他们从革命者要彻底粉碎“封建”的观念和习俗的观点看问题，认为红枪会代表许多旧社会阶层最坏的成分。（P34）
也许是农民运动迅速扩展的成功，导致了陕西共产党人的厄运。虽然共产党以国民党的名义正式组织起来，但是共产党干部紧密地与农民协会联系。农民协会很快就显露了激进倾向。未臻成熟的农民激进主义不但引起了冯玉祥的警觉，甚至连武汉的国民党左派也感担忧，导致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工农联盟陷入孤立，缺少独立的军事支持。（P35－36）
但在1927年，缺少独立的军事力量限制了他们的选择，去依靠某些军事同盟，而手中资本则是有组织的群众运动。
1927年下半年，共产党的组织受到了一系列沉重打击。
陕西所有地区活动受破坏之速显示了共产党的魅力和它提倡的群众运动都很脆弱，不能与国民党的武装力量抗衡。（P36）
陕西的共产党人和其他省的同志们得到了一个严酷的教训，即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拉拢上层、创建党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因对方背信弃义而最终都化为泡影。在军阀统治的中国，军事力量支配着政治。（P36－37）
两个有关农民革命的假设：一是农民的不满，二是现代化引起革命。
如果说农民不满提供了革命的主要动力，那么单单不满不能造成革命形势。在陕西和全国，将不满转变为革命，要面对军阀和地主的强烈反对。（P42）
有组织的地主武装、当地民团、秘密会社和军阀军队之间的协调都是很重要的因素，影响农民运动前景。（P42－43）
游击队力量的成长已使农民不再担忧，分配土地正在广泛进行着。土地的重新分配是游击队额农民开始共生共存的关键阶段，游击武装力量吸收了大量的本地农民，成为新平等社会秩序的堡垒，积极的农民支持并保证游击队有可靠的情报来源，使得他们能够当地居民中获取经济和作战援助，并增加他们的新兵人数。（P65－66）
1934～1935年的土地革命，是陕北游击队获得农民支持的杠杆。农民长久积怨的爆发，成为农民积极赞成土地革命的基础，也是扩大和加强革命、政治组织的手段。最初一度是绿林好汉式的小股游击军事行动，到1935年已发展为全面的农村革命。（P70－71）
面对上级党组织的持续反对，8年的挫折过程中，当地游击队发展了一套适合陕北生存和发展的军事和政治策略。（P71）
随着二十五军的到来，新的因素注入了内部的权力平衡。此时，党的领导层得到外来力量，即徐海东军队的支持，取得了军事最高权力。刘志丹的游击队在他们地区依军事力量为基础的独立活动时期，由于较高层党领导和优势军事力量的到来而永久地结束了。（P73）
当地游击队经过10年艰苦的独立活动，不情愿在一位党的特派员的要求下靠边站。徐海东队伍的到来，头一次使上级党拥有军事优势。刘志丹、高岗和他们的同事只好屈从于不可争辩的军事实力。（P76）
土地革命远不是军事上动员农民的关键，解决不满最关键问题也许会削弱活力。接受土地的农民和士兵都不愿意继续抵抗敌人或争取全国胜利，也许会离开运动，把他们的精力放在耕种新分到的土地上。（P78－79）
转向统一战线政策是复杂而具有挑战性的。整个1936年，苏区同时存在着互相冲突的政治路线。最后是党的统一战线立场缓和了军阀和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直接威胁，促成了中学生和大学生的重要支持，数千人涌向延安。（P83）
（延长县）第三乡土地革命的主要经济后果是打破了财富的大量集中，通过把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和财产分给穷人，大大增加了中农。所有雇农和贫农占全乡人口321户的3/4，是革命的直接受益者，他们获得土地。50户原中农家庭的地位的变化较模糊，大多数财产略有减少。然而，1939年有22户被划为富农，10户由中农升上来，8户原先是贫农。（P84）
在一场生气勃勃的土地革命中，少数地主、商人的经济统治结束了。这并不是完全消灭了阶级区别，而是消灭了旧制度最明显的不平等和剥削，改善了大多数贫苦农民的条件。如果以前最重要的阶级区别是经济贵族与穷人的不同，那么土地革命后的1939年，最重要的区别是贫农和中农，二者都努力确保湖口生计。（P87）
新富农是最富裕的，经济上受到新秩序的保护，但与同村人一样，现在也下地耕作。最有意义的是，新富农不像以前的地主富农，不再构成支配社会经济的阶层，去控制穷人的命运和垄断军政力量。（P90）
在进行土地革命的地方，拔除了富人的经济根基，从而打破其政治垄断，并产生新的领导机构。土地革命不仅赢得了农民的信任和积极支持，而且贫农在奋斗过程中也形成了新的村中领导，树立了权威。
土地革命中最积极的贫农青年不仅为本地游击队和准军事力量提供了人力，还开始走进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机构、党支部和当地的领导岗位。在陕甘宁，土地变动是农民支持的关键。只有在土地革命中农民的积极活动、热心组织起来之后，才会更深刻地认识一些比较抽象的概念，如统一战线、反对远处的日寇等。（P91）
土地重分后，白军曾短暂返回，但他们的贪得无厌显然更使觉醒的农民投身革命。况且，土地革命铲除了传统权势阶层，国民党和军阀力量越来越难以在周家山这样的村子树立忠于他们的组织核心。（P93）
总的来说，是年青人最积极热心响应土地革命的号召并渴望建立一个新世界。
象那位老人一样，那位光脚的十几岁的年青人详细叙述了村中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但他也谈到新的不为人熟知教育观念，看到村子以外的世界，并且为一项事业奋斗，不惜作出个人牺牲。
突然间，他们的眼光不再局限于决定他们未来的孤立的乡村、家庭关系网和地主的束缚。
现在教育和革命运动给青年人展现极开阔的视野。
陕北的偏僻落后最初给希望发动农民革命以难以想像的困难，乡村孤立分散，农民对革命淡泊，未接触新思想，对自己的前途实际上不抱一点希望。（P94）
共产党人作为土地革命者在抗日战争前就直接并全力，满足农民的需要与愿望。（P95）
满洲地区的一个副总督板垣指出：
农民是无知的，但没有无知到认识不到他们陷入的贫困境地。共产党强调这一事实，争取群众。农民决不会因为与实际生活脱节的激动诉求而跟着共产党走，但诉求集中到有关他们生计的实际问题时，持续的集体反抗就可出现。
即使建设共产社会或保卫工农的母国――即指苏联――的理论宣传不能打动农民的话，也不能保证现实生活被触及时他们仍无动于衷。我们不怕共产党宣传；但我们担心宣传材料里出现有关农民的生活。我们不怎么怕点火，而更害怕漏油。（P95）
在陕北的革命形势中，许多人最初加入绿林好汉式的刘志丹的队伍，最后发展为起义，反对地主制度。陕北一代革命青年参加土地革命是决定性的行动，打破了束缚他们的枷锁和压迫制度，献身新社会并起领导作用。
敬老和偏好稳定的传统使中国青年地位低下。官僚政治和当地名流的领导人中，年龄是威信和权力的重要因素。
在朝代交替时期，军队成为社会动乱时期的管制机构，军队和准军事组织里年青人上升为领导角色的机会就倍增。
相反，传统领导艺术是在儒教系统的刻意栽培下慢慢成熟的，它在稳定时期或者居乱求安时期发挥重要左右。1935和1936年，贫农青年成为苏区数千村庄土地革命的生力军，并成为保卫新制度的农民武装和正规红军的骨干。（P97）
第二次统一战线的争论是共产党历史上最激烈的争论之一，1935年12月下旬在瓦窑堡的政治局会议上摊牌了。与国民党生死搏斗之后，一些党员尽管知道党的力量弱小，并且他们本人有民族主义情操，可还是反对或至少不愿与以前的敌人为伍。随着12月25日《目前的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的通过，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也许可以说是代替了土地革命，成为共产党的策略路线。（P99）
整个1936年，土地革命在陕甘宁继续扩展。但当领导日益多地要求限制，以逐渐形成第二次统一战线，当地干部越来越多地被批评为左倾偏激。这些批评说明关心统一战线者和努力唤起农民革命力量活动人士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央领导优先考虑全国性问题和陕西游击队领导的地方取向发生了矛盾。1936年全年将1935年12月决议的参考指示反复发出，这是用来矫正当地干部在政策执行上的偏差。（P100）
批“左”部分标志着领导本身转向更为温和的阶级路线。但它也说明，党的领导努力形成统一战线和放弃土地革命时，遇到了持续的抵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了解1936年至1938年间对托洛茨基分子的猛烈攻击，因为中国的托派仍旧把统一战线视作通过无原则的妥协而抛弃革命。（P101）
然而，最终包括在边区23个县的大多数地方，土地革命是形成新平等制度关键的第一步，其特征为广大农民参加成长中的政治和军事组织网。（P103）
井冈山斗争时期和其后，毛认识到革命者和秘密会社及其其他非法武装组织之间的普通纽带。他不顾上级党组织的批评不断地寻求这些组织的支持。这部分反映了他认同侠盗的古传统，部分反映了他感觉到他们的革命潜力。也许最重要的是，毛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认为他们都能在革命过程中得到根本改造，变成忠诚的革命者。农民、工人甚至资产阶级，可以通过教育和革命活动，超越他们的阶级背景。（P105）
1936年春，张学良与共产党达成秘密条款，共同抵抗日本的蚕食。张的部队渴望返回被日本占领的东北老家。埃德加－斯诺6月到10月在苏区，花了很多时间在前线，报告说没有战斗。相反，他注意到红军和主要敌人之间的同志般的情绪。（P107）
尽管有平分革命成果带来的冲突，包括许多前贫农积极分子在内的“新中产阶级”的壮大，是巩固革命和建立稳固根据地的财富。然而，如果党进一步推进革命的话，革命带来的利益就成了障碍。共产党最终要面对的问题是：新领导能在边区孤立的小村庄里负起领导责任并支持变化中的党的政策吗？他们会因新经济地位转向保守或向旧上层人物的挑战投降吗？新领导是青年人和穷人积极分子，过去他们参加了游击队，领导土地革命并受益。而旧上层分子也许证明，一旦秩序恢复，他们更有潜力和持续性。（P114）
然而，在创建稳固的政治机构和巩固新秩序方面，他们的弱点是突出的。包括文盲率高，完全没有行政训练或经验，不适当地运用革命理论。这些问题是严重的，特别是共产党依靠连接孤立而偏远的村庄扩大军事政治网，需要下面贯彻上面的政策指示时。（P115）
群众斗争的过程就是当地出现领导的过程。每一次冲击当地地主，人们就割断一层旧权力结构的束缚，减少对根深蒂固的地主势力的依赖。（P116）
革命委员会提供村级领导和最低限度的秩序，保护土地革命成果，确保此前的有钱人或反革命分子不恢复权力。这项工作是与军队协调进行的，随着时间的进展，党和群众的军事及政治组织在村里建立起来。最重要最广泛的新群众组织是农民协会。党的组织部门在1936年9月的指示中强调，不仅“农村无产阶级”和贫农，而且中农也应该组织在农民协会的旗帜下。联合贫农和中农的大多数的农民协会与革命委员会紧密地结合为一体，成为随时可以发动的机器。（P116－117）
从1935年下半年起，停止反共的军事行动和建立全国联盟抗日的压力就稳步增长，特别是在军队、学生和资产阶级之中。1935年12月，广大学生示威，要求对内和平、抵抗日本蚕食之后，1936年春全国救亡运动发展起来，成为统一战线的焦点。蒋介石的南京政府镇压，逮捕了7名最著名的领导人（“七君子”），使运动在秋天声名大涨。由于统一战线的广泛要求持续增长，事情变得极为明显，已不存在迅速镇压共产运动的可能性。
尽管日本压力增大，蒋介石本人的军事政治营垒内部不满，但1936年秋季，他仍坚持要粉碎共产党。当蒋介石准备宣布发动一场新围剿运动时，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他突然被属下将军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许多人把“西安事变”看成近代中国历史的关键转折点，标志着国民党势力的高峰在抗日中跌到低点，并为共产党运动创造了极好的机会，以推动民众运动。此一观点虽然偏于夸大了1936年秋共产党的力量，并且忽视了形成统一战线呼声强烈的事实。（P118）
蒋介石从拘押中再现，他的威信不仅未受损失，头上还闪耀着民族英雄的光环。他很快发现自己成为一个民族运动的首领，抵抗日本的蚕食，而不是象此前那样去永远铲除中国共产主义。不管私下做什么保证，蒋从未做公开的文字或口头承诺去结束内战和支持统一战线。然而，他被释放之后，立即于1937年1月向和好迈出一大步，口头同意结束战争并保持陕甘宁边区的现有地位。此后双方在言辞和行动上谨慎地向第二次国共统一战线挪动。半年多曲折的谈判之后，最终在夏末达成了双方可接受的条款。即使在那时，也是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的危机气氛，和军事上威胁到国民党在华北的地位才产生最后决议的。（P119）
随着1937年第二次统一战线的发展，特别是其后在整个华北建立根据地网，以抗日民族热情为基础，共产党赢得了所有阶级的支持。
约翰逊认为共产党在农村的成功，应归因于日本进攻造成的苦难和由此产生的农民民族主义。铵此一观点，共产党仅仅是填补了国民党和军阀队伍及所支持的地主势力逃跑后留下的真空。日本侵略产生的意外政治收获使共产党站到所有抗日阶级的大规模民族运动的前列。
这种解释正确地将共产主义运动与农民的关系视为人民战争的关键。然而，将两者的纽带完全归结为民族主义，则忽视了战时抵抗运动的主要特点。第二次统一战线是赢得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村大部分地主――商人的支持，或至少是容忍的关键一环。但是要确保农民的支持，则只有联系到农村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共产党使农村革命的实践适应统一战线的战时迫切需要，同时领导民众大胆地、创造性地解决农村在多重压迫下解体的问题，正是延安时期的重要标志。在抗战中，一场农民战争转变成民族革命，人民战争的矛头同时指向日本帝国主义和农村社会的痼疾。
（P120－121）
毛泽东将战时根据地党的纲领命名为新民主主义，它是全神贯注于统一战线时形成的。当1936年春夏战斗和土地革命在边区渐趋沉静时，苏区政治上的巩固成为党的领导最关心的事。这主要意味着形成稳固机构，以便整治长期军阀统治的分裂和专制。稳定加强了共产党对边区统治的合法性，加强控制战争需要的基本资源，提供有效途径，使新领导可以巩固土地革命成果，并且开始从土地革命到统一战线的转变。（P123）
1937年的选举运动在大约10个县里广泛进行。然而精心策划的四级选举从未完成过。1937年夏日本入侵开始威胁整个华北，官方的注意力很快从当地选举转到军事动员。（P134）
选举运动强调公众教育与参与，而不是独立党派和政治计划之间的竞争。
选举政策的主要作用是创造一个有见识的、政治活跃的人民群体。没有操纵政治经济利益，来达到私人目的，也是边区选举的特点。
选举讨论有其重点，常常集中在政策落实上，而不是政策指导方式上，更集中在官员个人表现上和当地问题是否按照新政策来办。最后一点，当选的政府绝非有最高权威，它是新民主主义政策多面体的一面。在新民主主义政策下，党与职能机构、军队群众组织分享权力。（P135－136）
就在18个月之前，共产党军队东征进入山西，还遇到阎锡山和国民党军队的一致反对。到1937年9月初，日军进犯，不仅阎面对管辖地的丢失，国民党也面临全部沿海要地失陷的可能。在此情况下，陕甘宁共产党军队再次跨过黄河进入山西，骚扰和打击日本入侵者，这次是在阎锡山的急切要求之下并有中央政府的批准。此举是统一战线第一个最坚实的成果之一，它标志着共产党开始在华北敌后发展，后来又变成摩擦升高的根源。（P136－137）
八路军开赴前线，当地军队立即招募人员以保卫边区。每县的分配额说明，目标是村里每一位18－40岁的健康男子都参加军事服务，一些妇女也组成单独团队。整个边区大约12万人编入自卫军队，5万人接受训练以编入精锐部队。动员伴随着对青年人的爱国呼吁，加上实际利益，包括免税、帮助耕种、子女入学免费和额外救济困难家庭。
也许最雄心勃勃的计划是代耕。据称1938年边区有46358个队组织起来，1939年增加到63797个。1942年延川县8000多亩地是代耕的，属于2742个家庭。（P137）
与此同时，收集“救国公粮”标志着首次大规模收税。在战争的最初几年里，行政机构很简单，收集公粮在群众大会上举行，要求资源爱国捐献。最初征税是相当温和的，很多农民，大约60％完全免税。1937年收上来不到3000吨，值42万元，不到边区总产量的2％。此时仅有的其他税收是盐和出口物品，征了591000元。1937年政府来自内部的全部收入是1191000万元。（P137－138）
中央政府同意每月供给10万元用于边区教育和重建，另外50万元用于维持八路军。考虑到共产党此时财源紧张，这些钱是相当多的。边区年度行政经费是15万元，2/3靠内部征集，除去此数，国民党政府补贴的大部分可以从行政转到军事目的，特别是扩大和供给八路军。在抗日战争的头几年里，中央政府提供的资金可以使共产党迅速动员，保持低税收以便巩固边区并制度化。（P139－140）
最后还有全国各地来的学生，他们被吸引到爱国圣地延安，贡献才干与生命以抗击日本。早在1936年2月，共产党就号召全国爱国青年奔赴西北抗日红军大学，在抵抗斗争中训练成为干部，后来这所大学以“抗大”闻名。这些高中和大学青年一般来自社会上层家庭。数千名长途跋涉到延安的人从未经历过艰难，不知道以前的土地革命，完全不熟悉边区问题，并且党员寥寥无几。但他们的教育和献身精神证明是无价之宝。领导和行政人员的群体，因此由背景极为不同的人组成，包括阶级、教育、地域和革命经验。（P144－145）
1943年一份政府的决议分析了行政成分如下：
90％的区乡干部是农民革命斗争的产物，他们是紧密联系群众的积极分子。但总的说来他们文化太低，因此独立工作的能力有限。况且乡村和家庭观念大大限制了他们的进取心。
县级干部多数情况下同样具有工人和农民背景（特别是农民）。40％受过小学教育，80％拥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由此而成为边区政府干部，但他们理论水平低，文化不高，不可避免思想狭窄，经常不能适应新的复杂情况（即统一战线）。
在边区级，70％的干部自战争以来参加过青年知识分子活动。他们有学习的动力与愿望，但缺少工作和实践经验。（P145－146）
如果边区和乡级分别代表了行政风格和动员风格，那么二者在县级交叉。……权力职权的界线当然处在变动之中，1937年到1941年重点放在团结和稳定时，基本权威和责任授予官僚机构，从延安出发的指示，无暇顾及民选的当地官员和动员政策。由此造成的必然后果是当地革命者地位下降，相对上升的是较有经验的行政官员，他们的技巧在正式职能机构中备受重视。
这种趋势与土地革命和1937年以前的军事统治形成尖锐对比，与1942年后重现的动员政策也形成尖锐对比。有一点应当明确，边区纯朴条件下行政正规化的程度不应被夸大。（P146）
到1937年下半年，薪水和补贴基本差别出现，党政军干部各分类别。干部收入主要部分是食物配给，通常直接供应粮食。所有干部不论级别还有政府供应的学生，每日粮食津贴都是7/4磅小米或者同等之物。所有士兵不论级别，每人7/4磅粮食，战场上配给两磅。……政府工厂干部及工人接受略少的薪水。1937和1938年，除基本需要外，政府付给边区政府部分首脑的最高薪水每月5元，县长2元5角。按照1937年延安的物价，每月最高的5元补助薪水可购买90磅小米。由于大多数薪水付食物而不是钱，因此较少受战时通货膨胀的影响。战时通货膨胀极大地削弱了国民党统治区的购买力，毁灭了官兵的士气。（P152－153）
国民党和共产党农村计划的对比突出了前者的失败，他们未能从外国入侵而产生的民族主义激情中得到利益。国民党作为中央政府权力的发挥者，的确在抗战初期获得上层人物的民族主义支持。然而，同一个国民党呼吁团结抗日，对农民却不发生作用。国民党在农村的失败应该看成是第三世界的普遍性问题，以实例显示由“军事现代化人员”或其他上层人物团体转变农民社会的一个主要障碍，是受到训练、经验和人们视野的影响。这种失败来自基本的结构障碍，即其固有的社会构成和政治权力基础。因为坚定地认可地主霸权，国民党证明不能领导一个广泛的运动抵挡日本的进攻，不能提供抵抗的基地。国民党没有什么东西给农民。（P154）
如果说“三三制”主要是为了拉拢旧上层，那么选举运动高潮的群众教育则是用来动员全民广泛参与。在一个县的乡选举中，115个宣传队和881个工农小组把党的声音直接带给人民。年青人到处积极活动，把选举运动推向农村。也许最有效的工作是秧歌表演队干的，他们由歌唱和表演人员组成，来自青少年组织和小学。以动人的歌声和舞蹈，秧歌队激发起人们的兴趣，对确保80％以上的选民参选起了重要作用。（P162）
中共曾经经历过三次灭顶之灾。而每一次大灾难都促使它改弦更张、东山再起。也是在这三次大灾难之中，毛泽东身历残酷的党内斗争而逐步成为新的舵手。1927年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变并摧毁了第一次统一战线，中共走上了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的道路；1934年江西及其他根据地的丧失，使中共放弃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推翻国民党的政策，转而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实行新民主主义改革；最后，面对1941～1942年的日军进攻和国民党封锁所带来的困难，中共制定了包括“群众路线”在内的新政策，采用新的方法来解决农村的社会问题。“延安道路”正是在战时形成并在1942年延安整风中定型的。“延安道路”体现着中国革命对人民战争、革命和农村社会改造作出的最突出、最富有特色的贡献。（P173）
华北的日本特务机构估计抗日根据地的人口大约减少了一半，从4400万减少到2500万，八路军从40万减到30万。在日军的不断加剧的时候，中共的“盟军”也加强了压力。国民党在1941年1月制造了消灭新四军总部的皖南事变，实际上消灭了中共在华中的主力。随后，国民党加强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国民党的封锁始于1939年，但1942年大大加强了。而且，就在中共遭受军事上的失败和封锁所带来的困难的时候，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又取消了对八路军和边区政府的津贴。军事上的失败和封锁使那些被根据地迅速发展所掩盖的一些缺点暴露无余。（P175）
延安整风的近因，是由日军进攻和国民党封锁所引发的危机。陕甘宁边区税务的加重和通货膨胀使中共内部关于政府领导方式的不同意见表面化。我们已提及，边区1937年以来在政治与领导方式方面，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革命倾向，强调斗争及大众参与。另一种是官僚倾向，强调政治的稳定性及统一战线。第二种观点的主要支持者是从各地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以及本地的地主和旧官僚。……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县长及区、乡一级政府的干部，都是在本地的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大多是文盲或半文盲的农村青年。他们的首要愿望是投身于社会革命、消除压迫和剥削，给边区的偏僻乡村带来公平和希望。（P183）
干部们的背景差异很大，他们在反日民族主义和建立自由强大的中国这两点上可以找到共同语言，但各自的思想信仰则千差万别。除了最上层的干部之外，绝大部分干部都没有读过有关马列主义的著作，甚至没有受过正规教育。那些外来干部和知识分子具有改良思想，这些思想是五四时期和后来在沿海地区发展起来的，这对中国来说是个例外。那些本地干部，熟悉边区农民的疾苦，投身于土地革命，却又被当地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所包围。在1941年那个日军加紧进攻、国民党加紧封锁的年头，农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信仰不同的干部之间的关系都紧张起来，这对中共的政治纲领形成了严峻的挑战。（P183－184）
整风运动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在思想、方法和方向等方面都一致的统一政党。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但强调的重点是创造性地适应人民战争的独特环境。由于党、政、军在1937年的迅速壮大，涌进来各种成分，而且强敌压境，因而有必要通过一场教育运动来确立全部党员对党的忠诚。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1937年以后的三年中，共产党员增加了20倍，从4万人发展到80万人。游击战争要求的是最大限度的独立自主、因地制宜和最小限度的中央控制，在这种条件下，各军事、行政单位，特别是各单位的领导干部，必须在思想和目标方面保持一致。（P184）
整风运动不是一场清洗运动，尽管它为争夺运动的思想和政治领导权提供了舞台。所有干部，特别是那些被指责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都要在强大的心理压力下经受“斗争”。但是，运动的目的显然是要改造和重新接纳他们，而不是要通过流放、送进集中营、开除出党、开除公职等方式清除他们。毛泽东将这个过程比喻为治病救人。（P188）
近来对小组内部互动作用的研究表明，小组能对其成员形成巨大的心理压力，特别是某个人被全体成员认为是“有病”的时候。这些人只能证明他们已完全接受大家的观点与规范，才能够恢复自己的自尊并未小组重新接纳。在整风运动中，这种小组的威力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小组学习和讨论中，每个干部都要接受大家的批评，并进行自我批评。这些小组往往以党支部、同一科室和同一学校为单位，要求大家就革命与战争的种种问题进行检讨。在整风过程中，学习小组不仅检查每个人的思想信仰，而且还检查每个人的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并根据运动的需要提出新问题。结果是在思想信仰和日常工作两方面都达到高度一致，加强上下层干部之间、干部与民众的联系，并使干部认清他们的工作在整个革命运动中的地位。
毛泽东革命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个人可以超越阶级出身的局限。在干革命的过程中，各种阶级出身的人都可以变成革命者。延安时期的统一战线将大量学生和知识分子吸收到党内，是对这种假设的一场检验。整风运动雄心勃勃，要给每个人提供教育和改造机会。当时的外部压力助长彷徨、投降的倾向，整风则增强革命队伍的向心力。而且，整风还使干部队伍的视野从单纯抗日扩大到社会改造方面。党在1942年以后就采取激进手段改变农村生活，正是整风运动使中共在施行这种新政策时仍能保持团结。（P189－190）
因为采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延安整风向废除以往党内斗争那种开除、监禁甚至处死的方法迈出一大步，而且确立了小组批评的准则。全国和边区的整风是分别由毛泽东和高岗负责的，他们都是以往党内斗争中采取逮捕和清洗方法的受害者。（P191）
中共中央1942年4月3日发出指示，整个边区的全体干部都开始进行系统的学习并对每个单位及个人的工作进行彻底的检查。党政军各级机关都成立特别委员会来指导学习运动。整个边区干部每天花两小时来学习，包括小组讨论、小组批评、写学习笔记并按指定的课文进行考试。（P193）
新政策将重心放在斗争这一端，而不是团结稳定那一端；放在大众参与这一端，而不是干部与精英分子指导那一端。结果是一种新的政治局面出现在地平线上，原先在土地革命中产生的风格与技巧在这时大行其道，被人们用来改造自然、解决由穷山恶水和地主专权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并努力造成新型的农村。1942年的整风运动使党政军干部都作好了准备，到广大农村去完成这些任务。（P200）
作为一个整体纲领，“延安道路”是关于经济发展、社会改造和人民战争的别具一格的方式。其特色包括民众参与、简政放权、社区自治等。它基于这样一种人性观念：人们可以超越阶级、检验、意识形态的局限，创造一个新中国。（P202）
在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斗争中，人们意识到即使由最具有献身精神的党和技术级精英所组成的理性化官僚阶层，也不足以打破乡村贫困与压迫的循环圈。自上而下的革命永远也不能使农民进入现代世界。乡村社会的根本性转变的动力，必须来自乡村内部。
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内在驱力：一是精英主义倾向，指向理性化的等级秩序或集权化的组织体制；一是民粹主义倾向，强调依靠觉悟的农民大众。（P204）
1943年，战争和革命过程中的动员型领导方式被归结为群众路线。（P204－205）
随着国民党取消对边区的津贴并对边区实行封锁，中共在1941年遇到了财政和经济危机。正是这种危机引发了精兵简政运动。（P205）
第一个目标是缩小规模、减少开支并提高行政效率，特别是精简区和边区政府机构、减少干部人数。第二个目标是通过“下乡”运动，下放干部（主要是外来知识分子）到基层，增强下级政府、特别是乡和分区政府。（P205）
行政改革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开支的削减和“冗员”的裁撤，这一运动的重要意义在于政府的结构、构成和观念方面的变化。下层政府、尤其是乡政府得到了加强。由于外来干部的增加，下层政府也更加服从上级政府的领导。这些外来干部不属于地方关系网，而是立意要转变农村社会。一些在土地革命中就显出领导才能但缺乏行政检验和技能的地方干部回到了他们的家乡，其中很多人在1943年的大生产运动中发挥了带头作用。这些举措是由党和政府发起的，但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当地群众的积极参与，从而为解决农村问题铺平了道路。（P208）
在那些实行减租的地方，农民都是在地主的压迫下生活的，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原有关系并没有因为共产党根据地政权的建立而改变。他们怎么能够违抗那些有权有势的地主呢？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组织农民协会来领导农民并与地主势力抗衡。小组会议使农民的恐惧心理一扫而光，并激发起他们的斗争精神。一个关键的步骤是农会和政府不许地主退佃，保证农民的承租权。（P224）
毛泽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和《解放日报》1943年1月25日社论等，是中共发起合作运动的文献。这些文献表明，中共当时对边区的经济问题有透彻的分析，也看到了互助协作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威力。这些文献也体现着那些找到了新的社会蓝图，而且对实行这种蓝图充满信心的人们的兴奋心情。而且，人们深切地认识到变工和扎工所带有的剥削特性以及他们对个人关系的依赖。传统的协作方法所带有的不尽如人意的方面是要努力克服的，人们将通过成立新型的互助组来提高工作效率与产量。（P232）
互助组是农民大众所熟悉的一种合作方式，是对土生土长的传统的一种创造性利用。它们不是政府的机关，尽管它们受到政府的鼓励，有时是由政府派专门干部下来组建的。互助组的成立不仅对农村的经济模式带来了基本的变化，为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了可能性，而且使那些与世隔绝的乡村感受到了社会政治变革的浪潮。合作原则在1943年有利于克服农民的狭隘性并为农村社会的变革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P237）
红军在江西时不事生产，因为当时粮食充足。在陕北，军队于1938年开始种粮食，养家禽家畜并自作军鞋，目标是改善那些驻守边远地区的军队生活并提高它们的士气。整个区在1939年发起生产运动，以便克服国民党封锁所带来的困难。在这个时候，这个意识到了“脱产”的队伍和机关在生产方面的巨大潜力。这些强壮的劳动力在尽它们作为士兵、党政干部和学生的责任之余，为什么不可以自力更生来养活自己呢？这样，军队参加生产劳动的实验便开展起来了。在改善军队生活的同时，处于贫困地区的民众负担也相应减轻了。但是，只有在1941年的经济财政危机和整风运动之后，机关团体的生产运动才在边区全面铺开。1943年的目标不仅是实现边区的自给自足，而且是每个机关和军队单位都要实现自给自足。（P238）
在几乎没有资金的条件下，毛泽东提议在乡村一级动员民众来走一条劳动密集型发展的道路。所有的人力物力都充分利用起来，包括原来不从事生产的党政军干部，以及学生、妇女等。大生产运动的最初动力和方向都来自党和政府，但是因地制宜地实施具体方案、具体的财政安排，都是依靠地方资源、特别是主体民众的积极参与来完成的。（P251）
在为这一发展道路辩护的时候，毛泽东驳斥了那种认为在落后的边区无法发展经济的失败主义观点，和认为经济发展与抗战大业无关的观点。与此同时，他也反驳纯粹从外国引进的经济发展模式、尤其是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模式。毛泽东再次站到民族英雄孙中山一边，将他所设想的发展道路称为三民主义或新民主主义。不过，就事实而言，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及毛泽东1939年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都没有给1943年的生产运动提供灵感。《新民主主义论》只是抽象对经济问题一笔带过，对三年后实施的经济改革没什么相干。经济发展的延安道路是在战争造成的严峻危机中形成，并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定型的。（P251－252）
1944年民办学校遍布整个边区，以适应迅速变化的农村对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在成千上万以前做梦也没有想过建立学校的村庄，当地干部、劳动英雄和村领导担负起了建立能够适应新形势的学校的责任。与此同时，社区责任的扩展也涵盖了边缘乡村中的清洁卫生问题。最后文化运动别开生面。从1942年开始，秧歌经过改造之后被用来鞭笞社会的弊病、歌颂新社会的道德风尚。这些秧歌剧生动地将当时的社会问题和政府政策展示给那些目不识丁的农民大众。从1942年开始，秧歌剧团深入到边远地区巡回演出，将新文化直接传播给成千上万的农民。这些秧歌剧团的目标是通过发掘一些民间传统题材将新文化与农村生活紧密联系起来，然后到农村去演出，使人民得到享受与教育。（P253－254）
适龄少年估计有165000人，仅仅1/6能够接受起码的教育。教学内容也成问题，批评者在1944年初指出，修改后的课程内容仍然与农民生活无关。学生并未都成为它们所在村庄的从事农村革命的领导人，上学之后都厌恶、漠视生产劳动。这样，在它们毕业回家之后，常常与家庭不和。（P254－255）
那些被派到乡村去培训教师的干部及学生常常与当地教师共创大业。他们常常是到各个乡村巡回授课。就像在整风运动和下乡运动者试图缩小干部精英与民众的鸿沟一样，他们在大众教育运动中也试图确定教师所扮演的角色。学生和教师之间的界限不再那么清晰了，两者中间都有老人与少年、农民和干部、识字者和文盲。这样一来，新的学校在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缩小思想与行动之间的距离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P256）
1944年边区的教育，体现着其他大众运动的共同特色：将权力从上层专业人士手中下放到工作、生活在农村的干部与劳动英雄手中；强调大众教育而不是精英教育；教育与经济社会生活的统一。中共并没有完全放弃或有意降低原有的质量标准，只不过是尽可能挖掘一切资源、重新确定轻重缓急、并适当将教育中心分散，以照顾大众的利益而已。这一运动第一次使无数偏远的农村尝到了教育的甜头。在那种年头，新的观念和技能对农村社会的改造可以收到立竿见影之成效。
1944年的大众教育运动，是继合作运动之后展开的，使得集体行动可以改变现状这种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农民们本是宿命论者，他们的很多旧观念是合作化等种种变革的阻力。任何一种运动要在这种环境中取得成功都需要创新。不过中共当局并不是对所有的传统都开火，而是有选择地利用农民的传统来达到目的。（P256－257）
整风运动的政策大调整，远远超过了经济发展领域，而涉及到人与社会的革命性变革。当时，群众路线趋于成熟，对根据地新社会中的领袖与群众关系作了新的界定。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政治局1943年6月1日通过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决议，是对群众路线最早的、也是最经典的表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在我党的一切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时基本的领导方法。”群众路线强调领导与群众的密切联系，这时从游击战争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真知灼见。在抗日战争的后期，这些原则指导着中国农村社会的改造与发展。（P258）
群众路线是针对农民社会的问题与缺陷而提出的。但是，它也同时考虑到了农民积极分子潜在的创造性和社区基层的创造性等因素。这些潜在的创造性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在1943年的社会运动过程中都发挥出来了。（P259）
在1942年和1943年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中，形成了共产主义新人的新观念。这种理想中的人，超越了专业与地位的界限，集劳动者、领袖、战士和学生于一身。这些品质体现在地方积极分子身上。他们不仅在本村或本厂创造和传播新的价值观和方法，而且在抗战工作中发挥关键作用。还在“业余时间”从事自学和教育别人。领导者和被领导者、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就这样被缩小了。在战争和生产中，共同的斗争使整个社区拧成一股绳，那些劳动英雄或杰出积极分子成为连结乡村和上层领导的纽带，在促进社区团结的同时也改造着乡村生活。
延安时期的一大创造，是发现了将广大民众参与的抗战活动与广泛的乡村改造运动紧密连结起来的具体方法。在人民战争中，社区的集体行动深入每个村庄，以至于家家户户的男女老少。这样的运动呼唤新的领导方法，这体现在群众路线的理论中。在抗战的后期，群众路线在全国根据地都扎下了根。（P259－260）
以抗日根据地为核心的抗战，挫败了日本以闪电战征服中国的企图。这种抗战不仅日本侵略者在自己的后方不得安宁，还迫使国民党坚持抗战而不投降。（P261）
在战争废墟中崛起的那个农业大国，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发展方向与发展道路。构成了“延安道路”那些富有特色的精神和社会经济制度，对于战争与革命的一般理论与实践也是特别的贡献，而且这种贡献是超越战争时代的。（P261－262）
共产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对战争而恶化的农村问题作出有效的、创造性的回应，是因为共产党人在抗战时期成功地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他们之所以能够动员广大农民起来抵抗日军的侵略，原因在于他们有效地将行政措施与社会改革紧密结合起来。与农村根据地中激荡的新爱国主义紧紧相连的是，农村社会经济生活获得了新的活力，新的社会阶级勃然兴起，特别是自耕农成为农村中的多数并日益兴盛。在当地上层向外逃亡及当地上层与共产党政权合作的地方，地主对政权的垄断都一去不复返了，他们的经济地位被削弱了，而自耕农的人数、财富和势力都在上升。
动员民众是抗战的中心环节，也是解决战时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新方法的中心环节。然而，中共战时动员是多种多样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政策的复合物。本书中强调动员纲领中那些平均主义和鼓励民众参与的因素。中共对政治上毫无权力的乡村民众进行教育，扶助自耕农势力，动员最贫困的社会阶层。通过对权力与财富的再分配，通过新的教育政策，他们使贫困的阶层获得利益与权力。
中共战时纲领包含税制改革、减租和鼓励互助等方面。这些改革其实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增强了自耕农的地位，削弱了富人的势力，同时又在混合经济的格局中维护家庭农场与市场的主导地位。政治方面的改革，包括统一战线和差额选举，将党外人士吸收到政权中来（虽然从未对党的地位提出挑战），而且拓宽了抗战的民众基础。这些由不同层面共同构成的过程使穷人获得权力，同时也使中共的势力深入到农村。（P262）
第三世界国家获得独立之后，其领导人大多来自监狱，来自殖民地统治时期的政府职员，或是从伦敦、巴黎和纽约等地回到本国的首都。中国与此相反，其领导阶层从乡村干部到中央领导，是从长期的、以农村为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中获得权力的。他们先是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继而又赢得了内战。既然中共在战争条件下积累了解决农村问题的20年的经验，在他们取得政权之后，战时的经验将深刻地影响他们的建国方略以及他们处理国际关系的方针。（P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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