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士当去，迷信可存

 

 

 

 王福湘

 

 

      由于绍兴故家的败落和童年的屈辱经历，鲁迅在困顿的生活和世人的冷眼中形成了立场坚定的平民意识，表现在宗教观上，就是把宗教区分为官方的与民间的两类，这种区分虽不能说是鲁迅的发现，但他在情感态度上坚决地拒斥前者而一定程度地亲近后者，“伪士当去，迷信可存”实乃他终其一生而基本未变的独特的思想主张。

 

　　  在鲁迅的文学作品中，他对流行在民间的宗教性艺术活动的欣赏和赞美，对生活在民间的下层佛教徒的理解和同情，与重在理性的批判否定的杂文相比，显示出另一种较为温婉的感情色彩。这些作品有《阿Q正传》、《无常》、《女吊》等。

 

　  　在《阿Q正传》里，处在未庄社会最底层的是静修庵的尼姑。无依无靠、因求生而出家的可怜的小尼姑，成了阿Q也可以随意唾骂欺凌的最弱者。“革命”来了，无论投机革命的赵秀才和假洋鬼子，还是想投奔革命党造反的阿Q，竟不约而同把尼姑庵当作“革命”的第一对象。鲁迅对老少尼姑无疑满怀着人道主义的同情。

 

　　  在记叙民间宗教性娱乐活动的两篇回忆散文《无常》和《女吊》里，鲁迅以人情写鬼情，使笔下的“鬼”也充满了人情味。这些“鬼”都是人造出来的，“人死为鬼”乃道教的原始理念，“无常”之为鬼更是“中国人的创作”，内有无常画像的《玉历钞传》就是道教的书籍。佛教经典里本没有无常鬼，地狱里阎罗王的魔卒中有勾摄生魂的使者，初无“无常”之名，是中国人融合佛道，把世间一切事物迁流不居，“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的佛教理论具象化，称勾魂使者为“无常”，使之成为“人生无常”的象征。

 

　　  鲁迅绘声绘色极为细致地描绘了《玉历钞传》上无常的画像，社戏舞台上和迎神赛会上乡下人扮演的无常，说：“一切鬼众中，就是他有点人情；我们不变鬼则已，如果要变鬼，自然就只有他可以比较的相亲近。我至今还确凿记得，在故乡时候，和‘下等人’一同，常常这样高兴地正视过这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爱的无常；而且欣赏他脸上的哭或笑，口头的硬语与谐谈……”

 

　  　对迎神时候给无常加添了老婆孩子，鲁迅借鬼情写人情议论道：“凡‘下等人’，都有一种通病：常喜欢以己之所欲，施之于人。虽是对于鬼，也不肯给他孤寂，凡有鬼神，大概总要给他们一对一对地配起来。无常也不在例外。”在发这些议论的时候，鲁迅总是顺手把当时自称“维持公理”的“正人君子”们牵来作比较，证明“下等人”在阳间有冤无处诉不得不神往阴间的情有可原：“人是大抵自以为衔些冤抑的；活的‘正人君子’们只能骗鸟，若问愚民，他就可以不假思索地回答你：公正的裁判是在阴间！”鲁迅站在维护平民利益的立场上，深切地同情相信有鬼的“愚民”，始终把批判的笔锋指向欺压人民的权势者和为之帮闲帮忙帮凶的知识分子，写民间鬼艺术的散文也闪耀着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光芒。

 

　　  在鲁迅关于宗教问题的全部作品中，最能体现其个性特色的当属最后一篇《女吊》。文章对家乡绍兴人创造的女性吊死鬼形象和精神的赞美达到了极致，说：“单就文艺而言，他们就在戏剧上创造了一个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应该说，女吊死鬼并非绍兴一地所独有，但确是民间宗教的创造。“投缳而死者，向来以妇人女子为最多”，她们属于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而当投缳之际，就“准备作厉鬼以复仇”，所以戏台上的女吊要穿红衫，因为“红色较有阳气，易于和生人相接近”。台下喜欢女吊的看客甚至还叫她作“吊神”，鲁迅说：“横死的鬼魂而得到‘神’的尊号的，我还没有发见过第二位，则其受民众之爱戴也可想。”

 

　　  鲁迅当然不主张受压迫的女性自杀，他赞美的是民众寄托于女吊的反抗和复仇精神，这正是鲁迅的精神。针对上海滩上“左”得出奇而且可怕的左翼批评家，他说：“自然，自杀是卑怯的行为，鬼魂报仇更不合于科学，但那些都是愚妇人，连字也不认识，敢请‘前进’的文学家和‘战斗’的勇士们不要十分生气罢。我真怕你们要变呆鸟。”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文中还特别指出：“中国的鬼还有一种坏脾气，就是‘讨替代’，这才完全是利己主义；倘不然，是可以十分坦然地和他们相处的。习俗相沿，虽女吊不免，她有时也单是‘讨替代’，忘记了复仇。”“讨替代”，是不去或不敢去向压迫者复仇，反而在被压迫的同类中寻找替代者，从而使自己获得救赎。这实质上是欺软怕硬，畏强凌弱，损人利己，自相残杀，乃国民恶劣根性之一种。舍“复仇”而“讨替代”，也是中国民间宗教的创造。鲁迅赞美复仇而反对“讨替代”，对女吊热烈同情却不认同，充分表现出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的战斗风格和理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