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问答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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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兴亚
九、论我国的西方经济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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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以上的讨论中，我们已经分别探讨了有关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本身的一些问题。现在是否可以回到国内来，继续讨论有关我国的情况？
答：正是这样。不过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还是先从上一次讨论的话题有关的部分，即我国的西方经济学开始吧。您知道，即使西方经济学这个名称，在今天，在我国经济学界，也有人已经提出了异议呢。
问：您是说，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还是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
答：这两方面都有。有意思的是，这两种反对意见，虽然都反对这个名称，同时所持的论据也部分地是相同的，但最后的主张却是截然不同的。
问：那就先从它们共同点谈起吧。
答：在我看来，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对西方经济学这个名称提出了质疑，并且大体上来说都认为，第一，“西方经济学”并不是在世界上通用的一个名称；第二，“西方”这个词本身兼有地理方位的意义。因此，“西方经济学”并不是一个很科学、很严密的称谓。
问：接下来呢？
答：但是共同点也就到此为止。接下来的主张就完全相反了。主张之一是：去掉“西方”这两个字，而把它改称“经济学”或“现代经济学”；另一种主张则是：改掉“西方”这两个字，而恢复它本来的那个名称，即“资产阶级经济学”。对于前一种主张，我们在“论西方经济学名称的嬗变”中，其实已经分析过了。我国经济学界现在的这种主张，不过是它的一种微弱的回声，只不过增加上了上述微不足道的理由罢了。
问：能否进一步谈谈具体情况？
答：具体说来就是：近些年来，随着西方经济学在我国影响的逐步扩大，在一部分同志看来，“西方经济学”好像已经成了当今世界和我国经济学的“主流”。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么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或“价值判断”，因而根本算不上他们心目中的“经济学”。它要么已经成了一种过了时的和应该被抛弃的学说；要么，充其量也只能算作经济学说史上的“古典学派”中的一个“非主流”的“流派”而已。而只有西方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主流经济学才配称作“经济学”或“现代经济学”。因此，在一些以“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工具”自居、并且自封为中国“改革经济学主流”的经济学家那里，对于“西方经济学”这个名称就表现得要么根本不屑一顾；要么认为加上“西方”二字，实在是委曲或亵渎了这个“世界经济学界”的“主流”。这样“西方经济学”这个名称也就成为需要质疑的了。
问：后者呢？
答：后者的反对意见，除了那些共同的理由之外，主要是认为：“西方经济学”这个名称容易模糊人们的视线，容易使人们忘记“西方经济学”作为一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阶级性，忘记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为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从而使人们忽视“西方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于我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人的“潜移默化”式的腐蚀和侵袭。
问：您自己的观点呢？
答：我是赞成第二种意见的。认为只要有可能，就应当努力恢复它本来就是的那个名称，即“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因为正如前面提到的：“西方”并不是一个十分严格的政治概念，而容易与“地理”上的“西方”相混淆。而其实这里所指的不过是那种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和英国）中占“主流”地位“资产阶级经济学”，以及部分“非主流”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例如“新制度经济学”等等）。另一方面，事实上，即使在西方国家中也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正在孜孜不倦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传播和创新。
问：那么，为什么资产阶级经济学在我国又被称作“西方经济学”呢？
答：我认为，这是由一系列复杂的历史原因造成的。具体说来，这要首先回到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上来。因为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说过了：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伴随着近代资产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因此在开始时，它本身就是一门资产阶级的科学。但是由于近代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首先是在地理意义上的“西方”（特别是欧洲）这个“资本主义的故乡”发展起来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从它产生之日起，直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诞生以前，本来就是一门属于“西方”的和“资产阶级”的科学。只是到了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才有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区分。因此出这个意义上说，把“资产阶级经济学”称作“西方经济学”本来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只要明确了它的实质，那么它的名称叫什么，并不是首要的和特别重要的问题。
问：其次呢？
答：其次就是：“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在我国，在开始的时候，确实也是一门从国外，特别是从“西方”舶来的科学。它大体上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向我国的蔓延而逐步传入我国的。这也就是在我国近代史上的所谓“西学东进”的时期。不过，一方面，它在开始传入的时候，并不叫“西方经济学”，而是称作“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另一方面，伴随着西方思想和文化的传入，同时传入我国的也就不仅有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而是也有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
问：请继续。
答：具体说来，无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大体上都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开始传入我国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学以及哲学和所有的其他社会科学，作为意识形态或观念的上层建筑，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其中既包括占统治地位的、亦即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们构成这个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意识形态的“肯定”的方面；也包括被统治阶级的或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意识形态，它们构成这个意识形态总体内部的“否定”的方面。不过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后者本身也是各色各样的。其中既包括工人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学说，也包括无政府主义的学说等等。而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它就成了这个意识形态总体中的唯一真正科学的“否定”的方面。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情况也是这样。因此，如果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作为互相对立的一对孪生子是同时产生的话，那么它们的意识形态也是如此。问题仅在于：第一，在这两大阶级的互相对立的两种意识形态中，何者占统治地位；第二，无论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也都有科学的和非科学的之分。而所有这些东西，当然还有自然科学，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全都是被作为“西学”或“新学”而引进的。因此我认为，大体说来，“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最初传入我国的时候，是并不存在“西方经济学”这个名称的。因为那时“西学”是一个十分芜杂的概念。连无政府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各种学说，也都是包括在其中的呢。
问：因此……？
答：因此，如果说，“西方经济学”作为一门近代资产阶级科学，它在我国的传播可以以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原富》为标志的话，那么1902年和1903年分别就有了费觉天翻译的《资本论自叙》（即德文第一版序言），和陈启修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分册（第一卷第一篇）的中译本。不仅如此，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于1896年在英国留居期间，就已经开始研究社会主义运动，并第一次读到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1905年8月，孙中山从欧洲回来后，便在东京建立中国同盟会；同年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同盟会成员、资产阶级革命派朱执信就撰写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共产党宣言》的要点，并对《资本论》作了评述。1912年10月14—16日，孙中山在上海以《社会主义之派别及其批评》为题，连续发表演说，其中称赞马克思“研究资本问题垂30年之久，著作《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系统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并且称赞它是“集人类思想之大成”。此外，还有资产阶级的改良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也曾对社会主义学说进行过介绍和传播。所以，正如毛泽东曾经指出的：
“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
经济学的情况，也是如此。
问：请继续。
答：因此我认为，如果论及在中国传播的资格，“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比较起来，一点也并不逊色。不过，在当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只是被作为诸多西方经济学说中的一种即“社会主义学说”而传入的。同时，也正如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一样，在解放前的旧中国，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也就不可能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或学说。特别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大学里，占统治地位的则是马歇尔的《经济学》。
而中国人民真正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则是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和我国五四运动前后，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开始的。有关这方面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的情况，我们准备在下一次再谈。
问：好。
答：关于这段历史，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曾经作过精辟的概括和回顾：
“自从一八四O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就，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这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入学习外国的情形。”
问：这就是您所说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在我国之所以被称作“西方经济学”的第二个原因？
答：正是这样。不过，这还只是解放前遗留下来一些历史的原因。而在我国，在今天，这决不是主要的。
问：请继续。
答：接下来的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然而，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入学西方的迷梦。”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随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就开起成为新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经济学及其意识形态在我国就从过去占统治地位的“主流”，变成了“非主流”的、仅供被“批判地借鉴”的学说。
问：您这里所说的是改革开放以前的新中国的情况吧？
答：这主要是改革开放前的情况。但也不尽然。因为在我看来，即使在今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学领域内的这个“主流”和“非主流”的地位也是不能颠倒的。并且它们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起的作用也必然应当是不同的。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它在我国经济学领域和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领域内所起的是“指导”的作用；而“西方经济学”即“资产阶级经济学”，无论被一些人说得多么“现代”，则仍然只能供作“批判地借鉴”。这个原则也是不能动摇的。
问：难道在改革前后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吗？
答：当然不是。
问：能否进一步谈谈这些区别？
答：先就改革开放以前的情况来说吧。我觉得对这方面的情况应当一分为二。
问：具体一点呢？
答：我们先从成绩方面说起吧。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方面，在实践上我们选择并且成功地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同时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一系列伟大的成就。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即当时所说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对之不加分析和批判地任其自由泛滥的现象也就一去不复返了。与此同时，我国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其中也包括过去曾经主要是讲授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经济学家，经过认真地学习和思想改造，也都普遍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即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甚至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也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毫无共同之处。因为他所研究的已经不是抽象的和资本主义人口问题，而是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口问题。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把他的理论混同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错误的。恰恰相反，就连这些党外的人士，也早已与他们过去所受到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宣告了诀别。简单说来，我认为，这就是改革开放前我国西方经济学的境况。而这一时期的经济学界的各种学术讨论和争论等，也几乎全部都是发生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个范围之内。
问：那么，在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引进方面的情况呢？
答：在这方面的工作也不是完全没有作。而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也作了一定的介绍和评价。例如海燕书店1950年出版的许涤新的《经济思想小史》，其中的西方经济学就介绍到了凯恩斯。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褚葆一编写的《资产阶级自由贸易理论批判》，已经批判了陶西格和俄林的自由贸易学说，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资产阶级的自由贸易学说。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罗志如的《资产阶级国民收入理论批判》，其中着重批判了希克斯的《价值与资本》、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克拉克《经济进步的条件》，以及米德、斯通等人的国民收入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徐宗士写的《汉森经济理论批判》，则比较系统地批判了汉森的经济学说。此外还有人民出版社1964年出版的李宗正教授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196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友章、李宗正主编的《经济学说史》（上册）等等。
问：那么，这一时期的问题呢？
答：把“文化大革命”这一极端的情况除外，我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这一时期的问题主要是在于：对于当时被称作资产阶级经济学、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西方经济学，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影响，过分单纯地把它当作了一种用作批判的对象。尤其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以后的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和介绍得非常不够。更谈不上与这些国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间的直接的学术交流了。因此，即使我们对之进行的这些“批判”，所使用的也主要是从苏联那里引用过来的第二手的资料。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重新恢复了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人正清理了在这方面的“左”的错误倾向，打开国门，加强了对于西方经济学的介绍和评价的力度，并且开展了一系列相应的学术交流，其方向和成就都是应当充分肯定的。尤其需要加以肯定的是：迄今为止，包括这方面的工作，我国经济学界的“主流”仍然是正确的，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特别是我国许多主要从事经济学说史和西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老一辈的经济学家，更是一如既往地给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新成长起来的中青年经济学者做出了光辉的榜样。
问：能否列举出一些代表性的经济学家？
答：我不是从事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但是至少就我从80年代以来所接触到的这些老前辈或他们的著作来看，包括目前已经谢世的和仍然健在的，例如：北京大学的陈岱孙、范家骧、胡代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李宗正、高鸿业、吴易风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陶大镛教授，武汉大学的刘涤源、谭崇台教授，华中科技大学的张培刚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的胡寄窗教授，复旦大学的伊伯诚教授，辽宁大学的宋则行教授等，他们就都不仅是我国西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领域内的一些泰斗，而且同时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领域内的一些光辉的旗手。此外，更不要说改革开放以来新成长起来的一大批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从事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中青年经济学家。在这方面，更是群星璀璨。他们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学的真正骨干和脊梁。所以我认为，我国经济学界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领域内，而且同样体现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的领域内。这些，都才是当代中国经济学的真正的“主流”。
问：听您这样一说，确实是很令人鼓舞的。
答：不过，这也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我在前面曾经说过的那些令人担忧的现象。让我们回到“西方经济学”这个名称上来吧。
问：那么，从什么时候起，在我国才出现了“西方经济学”这个名称呢？
答：至于大量使用“西方经济学”这个名称，我认为是上一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
问：这是为什么？
答：在上面我们实际上也已经说过了，就是说，实际上，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前，在我国高校经济学类（当时称财经类）院系中并不是完全不涉及这门课程。只是在当时不叫西方经济学，而是放在“经济学说史”或者“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批判”的课程中进行的。而那时的经济学说史课程，多数也都是借鉴了苏联《经济学说史》或《政治经济学史》的内容和体系。所讲述的范围多数都是马歇尔为止。至于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这门课，只有在少数的大学里才有条件开设，而且更多地当然是批判，而不是借鉴。
问：后来呢？
答：后来，这种情况，只是到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开始发生了变化。其原因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及打开国门，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但是在开始的时候，所使用的还不是“西方经济学”这个名称，而是“国外经济学”。根据我的回忆，最早大约是在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由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首先组织了一个较大规模的“国外经济学的讲座”，并且吸收了全国各地的经济学理论工参加，在这方面开来一个很好的头。而从所出版的学术著作来看，在我看来，在我国，最早把“西方经济学”作为书名的，是由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刘涤源和谭崇台两位老前辈主编的《当代西方经济学说》。但是刘、谭两老以及全体们的观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把“当代西方经济学说”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研究。只是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学者才越来越多地使用了“西方经济学”的名称。再到后来，有的著作渐渐地就不仅在书名中，而且在内容中，也不再使用“资产阶级经济学”这个说法了。再到后来，特别是到了90年代以后，就出现了我们上所谈到的那种把西方经济学中的“西方”二字也删除掉，直接把它称为“经济学”或者所谓“现代经济学”的现象。
问：那么，在您看来，这些名称之间究竟有多大区别呢？
答：我个人的看法是，如果人们在指导思想上或者意识形态上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一点没有发生动摇的话，那么，在“西方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这两个名称之间完全可以看作是没有本质的区别的。其中“资产阶级经济学”这个提法的优点是旗帜鲜明，抓住了这门课程实质或根本，而且范围限定得也很明确。“西方经济学”这个名称的长处，则在于其“刺激性”或“火药味”相对而言比较少一些，并且也有利于与西方经济学界开展学术交流。我以为，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当初要把“资产阶级经济学”改称为“西方经济学”的原因。而且在开始时，我国经济学界的绝大多数同志，在指导思想上本来也都是十分明确的和一致的，即批判地借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问：那么后来呢？
答：问题在于：在后来，在一些同志那里，却伴随着名称上的这种变通，而把“西方经济学”作为一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性质而给渐渐地淡忘了，或者抹煞了。而且还错误地把它说成是我国经济学和“世界经济学界”的“主流”。这正是我们今天必须努力防止和克服的。
问：这种做法的危害何在？
答：我认为，首先，它最直接的危害就是排斥和篡夺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学领域内的“主流”、“主体”和“指导”的地位。就是说，一方面它从根本上抹煞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资产阶级经济学之间的界限，从而这本身就已经是在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另一方面，更有甚者，则又必然要进一步排斥、贬低和打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甚至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边缘化”。
问：能否列举出一些这方面的例证？
答：首先就是关于“经济学”、“现代经济学”和所谓“世界经济学界”这些似是而非的提法。
问：为什么说是似是而非的？
答：因为一方面，对于当代西方经济学来说，你不能不说它们确实也是属于这些领域的。
问：另一方面呢？
答：另一方面就是：无论“经济学”、“现代经济学”还是“世界经济学界”，在客观上都是存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之分的。这些叫法至少在客观上的第一步，就是抹煞了二者的区别；第二步，是在“西方经济学”和这些叫法之间划等号；第三步就是罢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独尊西方资产阶级的经济学。也就是进一步堂而皇之地为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加冕，把这个分明已经病入膏肓、末日穷途、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扶不起来的阿斗，硬要扶上经济学王权的宝座。而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是对于那个所谓“苏联范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极尽贬低、排斥、讽刺、挖苦、嘲弄和诬蔑之能是。例如，像张五常那样诬蔑“最蠢还是马克思”，就是其中的一例。
问：其次呢？
答：其次就是关于“主流经济学”这个说法。这一点其实我们在过去也已经多次涉及到了。其实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属于社会的意识形态。而在任何一个有阶级的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只能是该社会中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说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美国这样的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经济学的“主流”，这是绝对正确的；但要把它变为我国经济学的“主流”，则是绝对错误的。
问：还有就是所谓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包括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内的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无原则的“综合”，或者所谓“兼收并蓄”。其实，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看，所谓“综合”就是新事物战胜旧事物，就是一方吃掉另一方。所以，这个“谁兼并谁、谁收蓄谁”的问题，也还是十分重要的呢。
答：还有呢？
问：还有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向各门应用经济学领域内的渗透。以至于在我国不少这方面的著作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见了。剩下来的只是清一色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洋泾浜”。特别是那个“经济人”的错误假定和庸俗的“供求决定论”，更是如此。
问：您这里说的是理论方面。从实践方面来看呢？
答：从实践方面来看就是严重危害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事业。尤其是一些自称为“改革经济学的主流”的经济学家，由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或多或少地又具有某些“官方”或者“半官方”经济学家的身份，这就使得他们的这些错误主张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具有更大的危害性。
问：能否举出一些这种危害的例子？
答：把我国的这些经济学家个人的情况撇开不说，我认为比较突出的是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错误理论上，即错误的“‘经济人’假定”、错误的“市场经济”理论和错误的“产权理论”。而且不分“姓社姓资”、不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而把它们笼统的称作所谓“经济学原理”。
问：愿闻其详。
答：关于“‘经济人’的假定”我们过去已经多次谈到了。不过我们此前更多地是从理论和方法本身来谈的。从实践的角度看，我认为他的危害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把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及其组织”，错误地歪曲为“经济人”，也就是“市民”或“资产者”（德文Büger，英文和法文bourgeois）。用这种观点去看待我们的社会主义企业，就会片面地只强调追求所谓的“利润的最大化”，而无视我国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责任和企业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无视工人阶级的主人公地位，无视党和国家的方针和政策；二是对于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和企业家来说，则是助长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引诱和腐蚀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和企事业负责人像“资产者”那样行事，置党、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于不顾，片面谋求其私人利益的“最大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领导干部和企业家不断出现“前腐后继”、纷纷倒台和落马的事实，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不说是与这种错误的理论和舆论的腐蚀作用是有关的。三是对全社会、特别是青年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的负面影响。特别是由于经济建设已经成为我们的中心工作，所以“经济学”已经成为我国的“显学”，这种负面的影响和危害就会更大。
问：什么是“错误的市场经济理论”？
答：我认为，就是西方经济学和我国一些经济学家所说的那种名为“市场经济”、实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所谓“市场经济”或“市场经济一般”的理论。而这与我国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不是一回事，而且根本相反。其最典型的说法之一就是所谓：西方经济学“就是研究市场经济的，特别是研究市场经济中的资源配置的。所以西方经济学又可以叫做‘市场经济学’”。更有甚者，则是把这个所谓的“市场经济”或“市场经济一般”当成了一个什么资本主义货色都可以往里面“装”的“筐”，在“市场经济”的名义下，偷偷地、有时则是明目张胆地贩运资本主义货色。
问：可是，不是说“市场经济”没有“姓社姓资”的区分吗？
答：谁说的？在那里说的？
问：不是邓……
答：邓小平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他仅仅说过“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等等。而且他还十分明确地说过：“市场经济，它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如此等等。特别是最后这句话，不是已经明明白白地说：“市场经济”既有姓“社”的、也有姓“资”的吗？
问：可是，“南方谈话”中，不是告诉人们不要担心“姓社姓资”吗？
答：可是，难道您真的没有理解他这句话的前提是什么吗？第一，“认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个“认准了的”是什么意思？
问：但是，“三个有利于”难道……
答：请您完整地把“三个有利于”说一遍嘛。
问：不就是……。不，我还是完整地读一下吧：“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答：读呀。“是否有利于”什么“社会”的“生产力”？还有，“是否有利于”什么“国家”的“综合国力”？还有，特区“姓”什么、不“姓”什么？
问：不就是那句话：“要害是姓‘资’姓‘社’的问题”吗？
答：正是这样。因为邓小平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他认为我们的特区的领导同志也是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既然如此，“认准了的”，还不“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难道还要坐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良机吗？你是搞社会主义的，还怕人家说你搞资本主义吗？更何况还有“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呢？
问：但是……
答：但是，难道你认为，“西方经济学”和我国那些主张用“现代经济学”即“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来评判我国改革开放是否“到位”的同志也都是这样想和这样看的吗？
问：第二个前提呢？
答：第二个前提就是：“看准了的”，不仅“社会主义”的东西我们可以用，即使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只要“有利于”我国现阶段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可以大胆地采用。这不但是邓小平的一贯主张，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和毛泽东的一贯主张。但这与把它们“装”到“市场经济”这个“筐”里来，决不是一回事。前者是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做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的坚定性和政策的灵活性的统一；后者则模糊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抹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其客观上的结果则可能导致完全改变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导致彻底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西方经济学”之所以只能“借鉴”而不应当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此外，更何况，“市场经济”本身也不是万能的，“西方经济学”更加如此，即使在“资源配置”方面也是如此。
问：那么，“产权理论”呢？
答：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并非没有自己的“产权理论”。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认为，“产权”（德文Rechtseigentum，英文peroperty rights）也像一切“权利”和“权力”关系一样，本身只不过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种法的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而不是相反。而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则是完全建立在“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这样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这是其一。其二，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的极右派代表人物，例如张五常，在中国改革问题上其直言不讳的主张即，所谓的“产权明晰”就是用“私产”取代“公产”和“共产”。这一点，甚至连他的老师、现代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的鼻祖科斯都看不过去，认为张五常说的和想的太过分了。第三，就连科斯本人也不承认有所谓的“科斯定理”。并且他最初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很清楚，他所研究的这个问题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法”的方面的问题，而不是经济学方面的问题。
问：从实践方面来看呢？
答：从实践的方面看，张五常之流的西方“产权”主张，自从我国改革开放之始（特别是自从80年代中后期以来），其目标就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完全搞死、搞掉。用我国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就是“以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和“把私有部门的发展纳入我国改革的纲领”。所以，只要这个目标还没有彻底达到，他们就一定会说改革还没有“到位”。就一定要不断地鼓吹所谓“深层次的突破”。而这与我们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同样也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国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革中，特别是许多地方上的所谓“产权制度”改革中暴露出来的大量突出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不能不说是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这种错误“产权理论”有关的。
问：您这里讲的是第二个方面的危害。
答：第三个方面的危害，我深深地感到就是对我国经济学研究，以及高校经济学教育和教学，造成了一系列的混乱和干扰。
问：请稍微详细一点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答：具体说来首先就是，正如在上面我们已经看到的，最近一些年来，在不少经济学家那里和在不少高校中，特别是在研究生的教学和研究中，“西方经济学”中的“西方”二字渐渐地被取消了，而简单地把它称作“经济学”，或者所谓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以及所谓的“初级”、“中级”和“高级”之分。而且将这称作所谓“经济学的现代化”，或者所谓“把中国经济学纳入现代经济学的主流”。结果就出现了在我国经济学界不应当出现的一种现象，即：“西方经济学”＝“经济学”；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或者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仅仅看作“经济学”（甚至是所谓“古典经济学”）中的一个流派或分枝，而被排挤到一个十分狭窄的角落里。
其次是在课程设置和考试科目的安排上，有些学校甚至连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也做不到。而是必欲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压缩到最低限度而后快。甚至只有可能的话，就把这门课程取消。
再次是更有甚者，则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这样一个被“边缘化”了的地位，也还觉得是一种障碍和累赘，或者觉得不正规。而是认为：即便承认“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枝，也不能认为它所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应是西方的所谓“新政治经济学”。
最后则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向各门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教材和教学内容中的渗透。
总之，我认为，在我国许多高校的经济院、系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甚至被贬低到了连日本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如的地步。因为据我所知，即使在日本的一些大学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被称作经济学原论（一）和（二），至少还在保持着平起平坐的地位呢。所有这些问题和现象，尽管受到了我国高校中不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师的抵制和反对，从而还远不能说已经成为“主流”，——尽管如此，然而这毕竟不能不引起足够的警惕和高度的重视。
问：但是，在我国所有的高等学校中，不都还另外开设有“马克思主义原理”这门课程吗？而在这门课程中，不都还包含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或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内容吗？
答：但是，难道您真的认为，仅仅由于开设了这门“公共课”，对于我国的“经济学”来说就够了吗？而且，问题决不单纯在于对学生的教育问题，而是首先在于我们的这些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同志，在于我们的这些为人师长的同志。如果真的像您这里所说的那样，一方面，学生们在按课时来说是少量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中，学习到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理”（且不说我国高校中这门课程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本身同样也还有待于进一步改善）；而另一方面，在按课时来说是大量的“经济学”的各门课程中所灌输的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是经济学”、只有“西方阶级经济学”才是经济学的“正宗”这样一种理念，——那么，我们的受教育者究竟又该何去何从呢？
而且问题也不仅仅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而是还在于，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不科学、不客观的。我们是决不应当用这样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去误导我们的学生和人民的。
问：那么，您在这方面有什么具体的建议或主张？顺便也请教一下，您认为我国高校经济学类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工作中，“西方经济学”这门课究竟应当怎样得到改进或改革呢？
答：首先我的意思是：“西方经济学”这门课程和这个专业决不是要“取消”或者“削弱”，而是还应当得到改进和加强。而改革本身就是更好地改进和加强。
问：那么，能否也请您谈谈您这种主张的理由？
答：具体说来，我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对于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和评介，主流是正确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也是符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性质的要求的。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西方经济学作为一门知识来说，在我国从来也没有达到像现在这样普及。只要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这本身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改革开放的一项成果。我们决不能丢掉我们这个来之不易的成果，以至于重新回到过去那种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知之甚少，甚至在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中瞎子摸鱼、闭目塞听的封闭或半封闭的状态当中去。
问：第二呢？
答：第二，我国经济学界的主流是好的。我国广大的从事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同志，无论老、中、青，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始终都是在努力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是以科学的态度，来来对待自己所从事的这项工作，以及来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二者之间的关系的。而且即使有些存在着这样或那样某些错误观念和做法的同志，主要恐怕也还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了解不够造成的。我坚信，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任何一个真正把学问做得很好、并且坚持把它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的同志，肯定都是不难会得出正确结论的。或者换一句话来说，我坚信，我国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教师肯定可以成为、或者至少也是愿意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
问：第三呢？
答：第三，“西方经济学”或者说“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虽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总体是与“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对立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所有的内容和结论时时处处都是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无论它们各自是如何表述的，但它们的研究对象在许多方面其实是相同的。其中总还包含有一些属于“生产一般”的和“多少属于不同社会形态”的内容。而且，即使对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以及社会主义经济中有些问题的认识，甚至也可以是相同的。例如，对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价值关系（即价值形式、交换价值或价格，而不是指价值）的看法，马克思就曾经说过：“人们的认识其实是一致的。只是，有的更加清楚和明确，具有更多的科学性；有的则比较模糊，具有较多的错觉”，如此而已。因此，即使单从科学的角度看，对于西方经济学采取一种盲目的、一概排斥的态度，也是错误的。
问：还有吗？
答：第四，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身的发展和创新的角度看。有比较，才会有鉴别；有比较和鉴别，才会有扬弃、有借鉴、有发展。而过去，在改革开放以前的较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对于“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对于“当代西方经济学”了解得还非常不够。更何况，“西方经济学”自身也处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中。而由于当代西方经济学家生活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因此他们对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那个“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某些现象的感觉，至少也可能会比我们更加切近和丰富一些。因此，从这意义上说，正如不懂得什么是资本主义就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一样，不了解和不懂得“西方经济学”，也就不可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今天，就会尤其不懂得什么才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何况，旧社会孕育着新社会的因素。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如此。
问：请继续。
答：第五，“西方经济学”，那怕是庸俗的，总还是一种“知识形态”的东西，总还是人类的一种思想和文化成果。而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优秀思想和文化成果来武装头脑，才有可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在对待西方经济学的问题上，我们所要作的工作同样也仅仅是“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
问：还有吗？
答：这样的理由也许还会列出一些。总之，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我国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决不是要削弱它，而是加强它。加强的方法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它。
问：但是，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不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统一起来，相互取长补短、兼收并蓄，建立一门统一的经济学呢？
答：我认为，从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之间的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最终是会归于消失的。但是，至少在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这种对立还不会消失。因此，这里就有一个“谁兼并谁、谁收蓄谁、谁改造谁”的问题。而在当今世界上，真正能够代表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主流”和前进趋势的经济学只有一种，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因此，无条件地向资产阶级经济学投降，是错误的；折衷主义的兼收并蓄，同样也是不可取的。
问：但是，我看到，许多在您看来属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他们好像也并不是一点也不承认马克思本人在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例如，熊彼特在他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和《经济分析史》中、萨谬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中、罗宾逊夫人在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等等，不都也给予马克思不少很高的评价吗？还有，“新制度学派”的“制度变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等，不也被认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不少共同之处吗？在西方，不也正在兴起一种被称作“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吗？
答：但是，第一，您认为，他们在这样说的时候，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真正读懂了吗？第二，您认为，就“意识形态”方面说，特别是就其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真的可以互相兼容吗？第三，您认为，在我国，这样做就够了吗？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学领域内的指导地位，究竟是一种抬举，还是贬低？
所以，我认为，即使从繁荣发展我国理论经济学，以及从更好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角度看，也必须始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且始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始终要有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是一种什么样的学说，就如实地把它看作什么学说。仅仅做出某种貌似“不偏不倚”的姿态，决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问：那么，现在是否请您具体谈谈您在这方面的具体的建议？
答：我的意见其实在上面的讨论中，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分别讲过了。不过作为今天这次讨论的结束，我愿意简单地概括一下。具体说来，我的意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就是必须要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高校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的指导地位。这是一个总的原则，无论在宏观上（例如专业和课程设置、教学计划的安排等）还是微观上（例如课程的教材和教学内容及方法等）都应如此。这不仅是由我国的国体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而且是因为这是繁荣和发展我国经济学的必由之路。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是已经被当代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证明了的真理，也是我们花费了巨大的历史代价才得到的真理。我们既然已经有幸掌握了它，有什么理由将这样一个克敌制胜的法宝弃置不用，而一定要用那些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来取代它的指导地位呢？
其次，就是必须清楚地认清“资产阶级经济学”这门学说的历史的和阶级的性质。千万不可因为改革开放而忘记了这一点。而这又只有在认真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前提下才能做到。所以，我曾经在许多场合都曾经说过：在我国，一方面，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同志必须要熟悉西方经济学，而且最好要能够精通它；另一方面，从事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同志，也必须要努力使自己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事其他各门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的同志也应当努力这样做。
再次，无论是在对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还是教学工作中，都必须善于做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来自国外的各种资产阶级经济学说，进行认真的分析。就是说，无论对于西方经济学的任何一种学说或原理，都一定要把它放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来分析，了解清楚它的来龙去脉以及其中可能包含的意识形态的倾向。然后通过这种实事求是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分析，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以便做到更好地为我所用。而要做到这一点，同时就也必须正确地了解我国的历史和现状，很好地了解我国的国情。决不能在我们刚刚好不容易地克服了来自“左”的方面的教条主义的倾向之后，又代之以全盘西化的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教条主义的倾向。
问：请继续。
答：以上主要是从原则上来讲的。在具体做法上，我认为还应当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必须坚定不移地按照我国社会主义大学的办学方针来科学地安排我们的教学计划和课程。至少也要做到很好地贯彻国家的有关规定，而不至于错误地改变我国高校经济学教育的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方向。
第二，特别是对于“西方经济学”这门课程的内容和教材，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必须坚决摈弃那种不加分析地照搬西方国家的经济学教科书，把西方经济学的种种假设和原理当作天经地义的教条来向学生灌输的方法。而是一定要讲清它的来龙去脉和可能包含着的意识形态倾向，一定要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鉴别。
第三，建议把“西方经济学”这门课程和这个专业的名称恢复为“国外经济学”。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可以拓宽这门课程和这个专业的领域，包容更多的内容，可以给教师和学生更大的自由度，使学生学习和了解到更多的国外经济学方面的知识；二是便于打破西方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的一统天下，促使我们的教师和学生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国外的各种经济学流派和思潮，避免、防止或克服使我们的教师和学生成为西方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意识形态俘虏的那些现象的发生；三是也更加有利于开展与国外各种经济学流派之间的学术交流。
第四，必须对现有的经济学各门课程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和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法等，进行认真地清理和改革。以做到：在各门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中，都既要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和指导地位，又要密切结合实际和国内外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建立起真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教学体系。
当然，我的这些意见，也还是十分初步的，仅是一些十分粗浅的体会。改进和改革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是一项需要我国经济学界的全体同志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这些意见也许只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管见。我自己，我相信还有您，也一定会竭尽驽钝，朝着这个方向共同努力。
问：非常感谢。晚安！
答：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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