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问答系列
许兴亚
六、论“西方经济学”名称的嬗变（一）
问：您在上一次讨论中曾经承诺，今天我们将要来讨论“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的看法。现在是否就从这里谈起？
答：在昨天的讨论中，我们已经从“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及含义上，说明了这两个名称之间的关系。但是在我国，目前人们对这两个名称事实上存着非常不同的用法或主张。除了前面我们已经谈到的、我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看法，以及从实践的角度对学科和专业目录划分方面的问题之外，在我看来，目前值得引起高度注意的是以下几种“贬低”甚至“排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做法：一是有意或者无意地抹煞“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性质，照搬“西方经济学”对自己的称谓，也就是抹掉“西方经济学”中的“西方”这个定语，直接地把它（实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称作“经济学”；二是把当代西方的“主流经济学”说成是当代世界“经济学”的“主流”，从而提出要把我国的经济学纳入当代“经济学”的“主流”；三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仅仅看作“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流派”，从而把它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以及直到所谓的“边际革命”以前各种庸俗经济学家的理论一起，纳入所谓的“古典经济学”；四是把原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理论体系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且在对这个“《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的“批判”中，把批评的对象延伸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五是把“西方经济学”称作“市场经济学”，提出：为了解决“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问题，“没有必要另外建立一套连概念和体系都不同的中国经济学”。在我看来，这一切虽然都是在我国发生的，但仔细考究一下的话，与近百年来的历史上“西方经济学”领域内的一场不大不小的“改名”运动也是有关的呢。
因此，今天我们就先从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名称向“经济学”的名称的嬗变谈起吧。
问：您使用了“嬗变”这个词。
答：从词义上来说，“嬗变”就是“演变”的意思。但我觉得，“嬗变”有一点“主观故意”的意思，就像“变色龙”的“变色”，以及孙悟空的“七十二变”一样。而并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和实实在在的“进化”和“演变”。而且即使到目前，它也还没有“变”完，还在不断地变换提法，例如所谓“现代经济学”等等。具体说来，一方面，迄今为止，即使在西方经济学界它也还没有得到最后的公认，而只是在一部分所谓“主流经济学”家那里在这样使用而已。另一方面，这种名称上的改变，又并没有真正改变“西方经济学”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性质。
问：请进一步谈谈您的看法。
答：在上一次讨论中我们还已经指出：自从“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产生以来，它们一直都是在相互通用的。不论是在重商主义者那里，还是在被马克思称作“古典学派”的最后、最优秀的代表李嘉图和和西斯蒙第那里，这一点都还没有发生什么歧义。不仅如此，而且在与李嘉图同时代的、甚至在他以后的许多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家，例如现在被国内某些论者纳入到了“古典经济学家”中马尔萨斯、萨伊、西尼尔、麦克库洛赫、约翰·穆勒等那里，他们的代表性著作的名称也都包括“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可以说，直到1871年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1873年瓦尔拉斯的《纯粹经济学要义》出版甚至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至少在当时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界”还没有人对于这一点正式提出过异议。而仅仅是到了1871年以后，伴随着“资产阶级经济学”领域内的所谓“边际革命”的兴起，才开始出现了用“经济学”来取代“政治经济学”的呼声和做法。因此在我看来，这个“改名运动”，大约也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而这次所谓“革命”中的三个著名的代表人物，即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瑞士的瓦尔拉斯，同时也就成了这个“改名运动”的领军人物。
问：那么，在此之前呢？
答：在此之前，按照《新帕尔格雷夫辞典》的说法，这个“改名”的主张，最先是由墨尔本大学的赫恩开始提出的。赫恩提出了“理论经济学”，并把它定位于“满足人们欲望的理论”。英国的庸俗经济学家麦克劳德则提出了“经济学”，并把它定义为探讨“交换的量的关系的规律的科学”。
问：您说的这位麦克劳德，是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提到过的那个麦克劳德？
答：我以为就是这个苏格兰人麦克劳德（HenryDunning Macleod 1821-1902）。而他的主要“贡献”在我看来是在“信用”和“资本”理论方面，也就是他“发明”了这样一种理论：不仅物质商品是商品，而且“债务”本身也是“商品”。而商品所有者之间所交换的那个所谓的“经济量”，就是“所有权”。也就是说，他把财产（包括物质的和“债务”）的“所有权”称作“经济量”，并且使“交换性”成为经济学必须研究的唯一的原则（1865）。此外，他还提出了所谓“负价值”的理论。
问：怪不得我常听人说：“商品交换的实质，就是所有权的转移”，甚至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也在这样说呢。只是不清楚他们是否知道这一“理论”的来源。
答：但是实际上，第一，麦克劳德所说的“商品”，已经不是本来意义上的那种专供人们用于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的“商品”，而是“资本商品”，也就是“生息资本”，而“生息资本”不过是“资本”的“最富拜物教性质的形式”；第二，麦克劳德所说的“所有权”，不过是资本所有者（包括所谓“债权”的所有者）对于资本“未来收益”的一种“索取权”，这种“未来收益”，在商品所有者进行这种“所有权”的转让的时候，还仅仅是“可能”的，因而也还纯粹是“虚拟”的；第三，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才得出了诸如“资本是货币，资本是商品”，“用于生产目的的流通手段就是资本”（麦克劳德《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1855年）这样一些混乱之极的概念，甚至“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变成‘随时可以提取的存款’和‘预先通知才可以提取的存款’的区别。”
因此，马克思说：麦克劳德之类的这些英国经济学家（特别是苏格兰经济学家，也包括帕特森等人），是“用银行伙计的难以形容的偏见来看待一切事物”的，“他的职责”就“是用尽可能博学的外衣来粉饰伦巴特街的杂乱的观念，而成了迷信的重商主义者和开明的自由贸易贩子之间的一个成功的综合”。
问：还有呢？
答：还有就是“剑桥学派”的马歇尔（AlfredMarshall），据说他在1879年出版的《工业经济学》一书中也使用了它。不过在我看来，尽管马歇尔在他于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对于到他那时为止的、包括“边际革命”的“成果”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庸俗经济学理论进行了继约翰·穆勒以后的所谓“第二次综合”，因而他的这本书后来一般也被看作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改名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标志，但至少马歇尔本人提法更加圆滑，更加表现出一种似乎是“不偏不倚”的“折衷”和“调和”的色彩。因为即使在该书中，他也是把“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混用的，而且该书的第一句话，所使用的仍然是“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这种说法。至于他的“经济学”的实质，与杰文斯等人是没有根本区别的。不过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进一步讨论。
所以，我认为，真正最明确地提出要把“政治经济学”更名为“经济学”的，则是通常被说成是“边际效用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的杰文斯。也就是那个在我国过去曾经被翻译作“哲蓬斯”的斯坦利·杰文斯（W.Stanley Jevons）。
问：他是怎样提出这一主张的？
答：具体说来，他是在1879年为他自己于187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这本书所写的《再版序》中从正面提出这一主张的。不过他自己的这本书的名称仍然是《政治经济学理论》，并且还说，至于他自己的这本书的书名，则“仍以不改为是”。只是到了他的最后一本著作中，才实际地采用了《经济学原理》这个书名。
问：那么，他的理由呢？
答：杰文斯之所以主张为“政治经济学”改名，据他说，是因为“PoliticalEconomy这个双名是麻烦的”，所以“应尽早放弃”。而“Economics”，既与“Economy”这个“旧名称”“比较更近似”，“又在形式上”与“Mathematics”（数学），“Ethics”（伦理学），“Aesthetics”（美学）“及其他各种科学的名称可以类比，且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就已通用”。但我认为，这仅是一些十分表面的理由。
问：为什么这样说呢？
答：因为，如果真像他这里所说的那样，那么问题就简单了。那就纯粹是一个属于“科学形式”方面的“纯学术”性质的问题，因此是不应当提出更多的反对的理由的。而且在我看来，把“政治经济学”称作“经济学”的另外的好处之一就是它的“简便”，这样，“经济学”就只不过是“政治经济学”的一种“简称”，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来说，都是如此。
使用“经济学”这个名称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在实际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便于在“经济学”这个大的“学科门类”中进行进一步细致的分工。例如，可以将其区分为“原理”（即“理论经济学”）部分和“应用”（即“应用经济学”）等等。在这个问题上，杰文斯似乎已经有了一点这样的意思；瓦尔拉斯则表现的更为明显。所以单就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也是不应当一概加以反对，而是可以有所借鉴的。更何况，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说，这两个名称本来都是一直在相互通用呢。
问：那么，这种说法的问题在哪里？
答：问题的实质在于，他在提出这一主张的同时，对于被他称作“经济学”的这门“科学”的性质也进行了“新”的界定。其中的说法之一就是所谓“经济学如果是一种科学，它必须是一种数学的科学。”或者说：“我的经济学理论在性质上是纯然数学的”，“一切科学的经济学家皆须是数理的经济学家”。这也就是在他以后的其他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致标榜的“经济学”的“数学化”、“精致化”或者所谓“科学化”的来源。
问：这种所谓“经济学”的“数学化”或“科学化”的主张的问题又出在哪里？
答：问题在于：首先，这里所说的已经不是在“经济学”的研究中要不要采用“数学方法”和“数学工具”的问题，而是混淆了“经济学”与“数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的关系，从而从根本上抹煞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性质。而我们知道：“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并且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也是一门具有强烈的“阶级性”或者“党性”的科学。
问：其次呢？
答：其次就是以此为借口，抬高自己，贬低其他一切经济学说，从而把一切凡是不赞成他的这种主张的各种经济学说，一改排斥到了“非科学”和“非经济学”的地位。而在当时，这既包括作为一门“科学”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也包括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出发的各国工人运动的学说，更包括业已诞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在后来，这就越来越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用来贬低和排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种既自负、又恶劣的手法。
问：他，我这里指的是杰文斯，以及其他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答：我觉得这同样也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中首先我们可以归结为纯粹理论方面的。因为我们知道，虽然19世纪70－80年代“边际学派”的兴起，被后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称作一场革命”，但在实际上，无论“效用价值论”还是“边际”等数学方法的运用，都并不是到他们这时才有的，而是还在李嘉图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只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在“经济学”领域内占“主流”地位的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学说。而且即使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萨伊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尽管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是“庸俗”的，但确毕竟还是从“生产”、“分配”和“交换”等方面来展开他们自己的论述的。因此从这个方面说，这首先是为了标榜他们自己在“经济学”领域内所实现的“变革”，从而来取代“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学领域内的“主流”地位。
问：其次呢？
答：其次就是其中所包含的更加深层次的“阶级”的和“社会”的历史背景。
问：能不能更详细地阐述一下？
答：这是因为：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学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是代表了还处在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阶级的利益与全社会的共同利益还是一致的。因此，这个阶级的经济学家还可能无所顾忌地揭示出某些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真实经济关系和规律。例如，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就是其中的一例。但由此也给资产阶级自己带来了不可避免的麻烦。而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兴起的英法两国的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其中的一部分，就是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自身的这些“原理”为根据的。这方面的突出代表，在法国，是蒲鲁东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英国则有一批从李嘉图学派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出发的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到了19世纪50－60年代，这时，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已经诞生，“第一国际”已经建立，轰轰烈烈的“巴黎公社”运动也已经发生。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根本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与其他各种“非科学”的社会主义运动加以区分的。因此，资产阶级已经深刻地感到，以李嘉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已经被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所利用，从而成了一种所谓“挑起阶级斗争的学说”。美国的庸俗经济学家凯里甚至把李嘉图这位“金融巨子”称作“共产主义之父”。
因此我认为，所谓“边际学派”的兴起，以及他们在“经济学”领域内所鼓吹的这套所谓“经济学”的“数学化”、“精确化”和“科学化”的主张，是包含着这样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就是说，一方面这是对于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作为一门“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古典经济学”的背叛或抛弃；另一方面则是以这种所谓“数学化”和“科学化”的形式，来逃避和对抗已经兴起的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
问：能否在讲得更加具体一些？
答：就拿蒲鲁东的“社会主义”来说吧。蒲鲁东在他的轰动一时的著作《什么是财产？》一书中，就正是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其他一系列原理出发，得出了“财产就是盗窃”的理论。马克思说：蒲鲁东是“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出发对资产阶级社会所作的批判”。然而他的这种批判是不科学的和不彻底的，因此他“已经被科学地越过了”。在英国则有约翰·布雷等人的理论，他们虽然也是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但却同样也是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的理论出发，得出了一些有利于工人阶级的主张的结论。
所以我认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所以要以“经济学”来取代“政治经济学”的名称，实在是包含了这样一种企图，即：以“经济学”的“数学化”、“精确化”和“科学化”为名，来回避对于现实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的分析，而在实际上所使用的仍然是同样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前提。但这样一来，就把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时代曾经具有过的那种真正的“科学”精神完全抹煞掉了。从而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完全赶进了形式主义的死胡同。
问：除此之外呢？
答：此外就是，“边际学派”的代表们尽管一方面标榜他们的“经济学”的“数学”性和“纯科学”性；另一方面却又念念不忘自己作为“经济学家”的地位和身份。而且杰文斯本人在这本书中所讲的也决不是所谓的“数学”问题，而是包括所谓的“快乐与痛苦”、“价值”和“效用”、“交换”、“劳动”、“地租”、“资本”、“人口”，以及“工资和利润”等等在内的几乎清一色的“资产阶级经济关系”。正如杰文斯自己所说的：在他看来，“经济学这门科学，是建筑在少数貌似单纯的概念上。”而他的这些“概念”，没有一个不是按照庸俗经济学的一贯的方法“思考”出来的；反之，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是靠“数学”的方法“推导”出来的。例如他对“价值”的看法就是：“反复的思考与研究，使我得到一种颇有几分新奇的意见。即：价值完全定于效用。”
因此，他的这一套关于“经济学如果是一种科学，它必须是一种数学的科学”的说法，与它上面提出的“改名”的主张一样，并不单纯是一种纯粹“学术”方面的主张，而是完全建立在他的那一套庸俗经济学的“理论”上的。而在这种“理论”的背景后面，则又包含着更加深刻的阶级的和社会的历史背景。
问：其他经济学家有没有人指出这一点呢？
答：除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以外，在“西方经济学”的阵营中，我认为罗宾逊夫人的评价则是比较客观的。因为正如她所说的：“然而，结束古典学派统治的，与其说是纯理论方面的弱点，倒不如说是政治气候的变化。古典学派的种种学说，甚至就它们的最自由主义的形式来说，也是强调各个社会阶级的经济作用和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的。到十九世纪后期，社会冲突的焦点从资本家和地主的对抗，转向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1871年巴黎公社对整个欧洲的影响加深了马克思著作所激起的畏惧与恐怖。暗示阶级冲突的学说不再是可取的了，而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社会阶级对抗转移开来的理论则马上受到了欢迎。”“新经济学不能完全忽视社会阶级的存在，不过它把重要的论证集中在个人地位，它的判断标准是依据个人主义来确定的。劳动价值学说和剥削概念系来自生产条件的探讨。新古典学派则把注意力转向交换，并把效用概念作为商品相对价格理论的基础。于是收入的阶级根源被丢到一边，而把市场相遇的各个个人作为经济分析的根据。”不过，她的这些说法里面也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和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区别开来。此外，正如我们在其他一些场合看到的，像其他许多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她对所谓“剥削学说”的理解也是肤浅的。
问：不过，您这里才刚刚谈到杰文斯。
答：其他人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奥地利学派的门格尔（Carl Menger）的代表性的著作，是他在1871年出版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和在1883年出版的《社会科学和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在这两本著作中，他更多地强调了的是他所主张的“理论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的一般性质和一般联系”，也就是经济的“精确的规律”。但他的这些说法也完全是建立在他的主观主义的“价值”的基础上的。而他所说的“价值”，就是“经济人对于财货所具有的意义所下的判断”，也就是人们对于“财货”的“需求量”和“可支配量”之间的一种纯粹的数量关系的“判断”。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它与杰文斯的主张也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
问：还有瓦尔拉斯呢？
答：洛桑学派的瓦尔拉斯（Léon Walras）在他于1874年出版的《纯粹经济学要义》这本书中，则是提出了把“政治经济学”“一分为三”的主张，即：把“政治经济学”区分为“纯粹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在他看来，“作为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就是“交换及交换价值理论，也就是就其本身来考察的社会财富理论”，它“是同力学或水力学一样的一门物理数学科学”，“在一切方面都和物理数学相似”。而“交换价值是一个量值”，所以“交换价值论就是在是数学的一个分科”，只是由于“数学家一向没有注意，以致这一分科迄今没有获得发展。”
至于“应用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虽然他自己后来也出版了以《应用经济学研究》和《社会经济学研究》为名的书，但在他看来，这不过属于“技术”的范畴和“伦理”的范畴。
这样，一方面，他就把有关“生产”和“分配”的理论从“作为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中排除出了去，并且从而用“纯粹经济学”的名称取代了“政治经济学”的名称；另一方面，与杰文斯一样，把“政治经济学”或者他所说的“纯粹经济学”，说成了“数学的一个分枝”。而所谓“纯粹经济学的本质是在完全自由竞争制度假设下确定价格的理论。”
此外，从方法论上来说，瓦尔拉斯还认为：第一，“科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质的实体，而是表现为这些实体的一般观念。”第二，“数学方法不是实验方法，而是推理方法”，也就是“这类科学从现实类型概念抽出经它下定义的理想类型概念，然后以这类定义为基础，在演绎推理下构成其定理和证明的整个体系。”
可见，与杰文斯一样，尽管瓦尔拉斯标榜他自己的“纯粹经济学”的“纯自然”和“纯科学”的性质，但其实仍是建立在他的一整套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概念”以及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的基础之上的。
问：还有吗？
答：还有就是英国“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歇尔。不过如上面已经说过的，他的《经济学原理》的出版，则是到了1890年的事情了。此外，尽管马歇尔在“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名称的问题上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但他对于“经济学的实质”这个问题的回答确实十分明确的，即：“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对活动的动力和对活动的阻力，这种动力和阻力的数量能用货币来约略地衡量。这种衡量仅指它们的数量关系而言。动机的质量，不论是高尚的还是卑鄙的动机，在性质上是无法衡量的。”此外，它还特别强调一个所谓的“连续原理”，而按照这一“原理”，一切经济因素、概念、范畴以及至于阶级之间，就都没有了本质的差别，而只是数量和程度上的差别。
由此可见，在关于“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性质问题上，马歇尔的主张与“边际学派”的整个主张是同属一个范畴和体系的。
问：后来呢？
答：后来就是在20世纪20－30年代，在“西方经济学”领域内发生的所谓“凯恩斯革命”。不过按照凯恩斯自己的说法，作为马歇尔的学生，他自己就是在所谓“正统经济学”的“这种传统中熏陶出来的”。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的写作，对他来说乃是一个“长时期的挣扎”。而在更早的时候，他则曾把“经济学”说成是一种“方法”和“思维的技术”，而“不是一种学说”。
问：可是，人们不是常说，“凯恩斯主义”的诞生，是“经济学”领域内的又一场革命”吗？
答：至于说到凯恩斯的《通论》，则正如凯恩斯自己所说的：他的目的并不是要从根本上推翻他所谓的“古典经济学”，而只是指出了他所说的“正统经济学”中“暗含”的几个“前提”的不足。正如他自己所表白的：“如果正统经济学有错误的话，其病不在于上层建筑，而在于其前提之不够明白，不够普遍，——上层建筑在逻辑上总是很少可非议的”。“我们对于经典学派理论的批评，倒不在发现其分析有什么逻辑错误，而在指出该理论所根据的几个暗中假定很少或从未能满足，故不能用该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但设实行管理以后，总产量与充分就业下之产量相差不远，则从此点开始，经典学派理论还是对的”。显然，凯恩斯的理论，就其作为一种理论体系来说，与它所谓的“正统经济学”仍然是一脉相承的。因此，把“凯恩斯主义”的产生，说成是“经济学”领域内的一次“革命”，我认为是荒谬的。
此外，也正是这个凯恩斯，不顾他自己所说的“文法错误”，而指名道姓地与马克思唱反调，把马克思所说的庸俗经济学家约翰·穆勒，以及他自己所说的“马歇尔”、“艾其伟斯”、“皮古教授”等等都包括在了“古典学派”里面。这也正是我国经济学界一些同志所使用的“古典学派”一词的来源。
问：还有呢？
答：还有就是到了凯恩斯以后的事情了。其中比较突出的是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提出：“经济科学研究的是人类行为在配置稀缺手段所表现的形式。”具体说来就是所谓：“经济学家研究如何配置稀缺手段，对不同商品的不同稀缺程度如何使不同商品之间的估价比率发生变化感兴趣，对稀缺条件的变化（不论是目的的变化造成的，还是手段的变化造成的，也不论是需求造成的，还是供给造成的）如何影响这种比率感兴趣。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
但是，第一，罗宾斯的这个定义，同样也是“完全按照边际主义方式给出”的。同时他的这种说法也是建立在“不同商品的不同稀缺程度”和“不同商品之间的估价比率”这个既定的“前提”之下的。而这种关系，就是一种标准的“资产阶级经济关系”。第二，像其他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他也没有区分是在什么“社会经济形态”中和什么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因此把“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说成了一门“非历史”的科学。第三，与“边际学派”一样，他同样也把“经济学”说成了一种关于“不同商品之间的估价比率”及其“变化”的学说，也就是说，仍然把“经济学”仅仅变成一门关于“交换价值的量的关系”的学说。最后，第四，罗宾斯的这套理论即使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看，与凯恩斯主义所说的“非充分就业的均衡的可能性”及其事实，也是无法统一起来的。因为他的理论是建立在“资源稀缺”这个“假设”的前提之下的。不过，罗宾斯也并没有完全排除“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而是试图使“经济学”成为一种“理论和实证的知识体系”。对于诸如“垄断”、“贸易保护”、“计划”和“政府财政政策”等问题，他还是愿意保留“政治经济学”的名称的。
问：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情况如何？
答：当代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有关“经济学”的“定义”，只不过是简单地将罗宾斯所说的“资源配置”问题与“就业”、“通货膨胀”和“增长”这些从凯恩斯的著作中发展起来的“新经济学问题”结合在一起。例如，在萨谬尔森和诺德豪斯合著的《经济学》第16版中给“经济学”所下的定义就是：“经济学(economics)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而“这个定义的背后隐含了经济学的两大核心思想，即物品是稀缺的，社会必须有效地利用它们的资源。事实上，正是因为稀缺性和追求效益的愿望，才使经济学成为一门重要的学科。”此外，萨谬尔森在“西方经济学”界的所谓“最超群的贡献”就是被认为是“靠数学方法的帮助提高了经济理论分析技巧的正规化程度”。可见，萨谬尔森关于“经济学”的“定义”，与“边际学派”也仍然是一脉相承的。“新剑桥学派”的罗宾逊夫人对“经济学”的概括则是所谓“一箱工具”。
问：非常感谢您从当代西方经济学说史的角度对于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名称的演变所作的说明。不过，这对于认识我国“经济学”的现状及发展问题有何意义？
答：这首先意味着：在我国，对于“西方经济学”为什么要把自己称作“经济学”而不再称作“政治经济学”这一点必须搞明白。否则就有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它那套“数学化”和“科学化”，以及所谓“资源配置”、“稀缺”和“选择”等等说法所迷惑。从而在我国“经济学”的领域内，放弃或者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听任“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的泛滥，并且从而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学”的发展，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问：还有呢？
答：联系我国经济学界的实际来说就是：把“西方经济学”称作“经济学”；而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仅仅称作“政治经济学”，甚至连“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都要取消的做法，更是完全错误的。此外，至于把是否采用“数理统计”、“数学模型”、“数学分析”等等在内的“数学工具”来研究和分析现实的“经济问题”，作为区分“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标准或标志，同样也是不正确的。
问：但是，您所说的这种主张，至少在公开场合好像还并不多见。
答：但是，在实际上，在心底里，在对青年人的教育和影响中，以及在日常的交谈中呢？还有，在经济学家的文章和著作的行文中、在我国不少高校的课程设置（特别是研究生阶段）和考试科目中呢？具体说来这就是：在不少经济学家那里和在不少高校中，特别是在研究生的教学和研究中，“西方经济学”中的这个“西方”二字渐渐地、一步一步地被取消了。剩下来的就只是“经济学”，或者所谓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另外就是还有所谓的“初级”、“中级”和“高级”之分。而且将这称作所谓“经济学”的“现代化”，或者所谓“把中国经济学纳入人类现代经济学的主流”。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在我国经济学界不应当出现的这样一种现象，即：“西方经济学”＝“经济学”；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至多也只被看作“经济学”（或者说“古典经济学”）中的一个“流派”或“分枝”，而被排挤到一个十分狭窄的角落里。在课程设置和考试科目的安排上，有些学校甚至连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也做不到。而是必欲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压缩到最低限度而后快。甚至只有可能的话，就把这门课程取消。
更为滑稽的是，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经济学”界，而且也出现在非“经济学”界。
因此，就我个人的看法而论，由此而引起的对于“经济学”这个名词的误解和滥用，甚至可以说已经到了“难以容忍”的程度。不仅是我个人，而且我相信，我国经济学界的多数同志对此也是深有同感。
问：您已经讲到了我国目前的情况。不过我看咱们也该休息了。晚安！
答：好吧！晚安！
八、论西方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问：在以上的讨论中，您已经多次谈过了什么是西方经济学的狭隘的资产阶级眼界，或者说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意识形态。今天是否就来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答：在上一次讨论中，我们已经讨论了什么是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另外，在过去的讨论中，我们也已经阐明了：政治经济学，或者经济学，作为一门现代的科学，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因此它自始就是一门资产阶级的科学。这种情况，只是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以后，才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即资产阶级经济学本身，也就越来越走上了庸俗化发展的道路。所以我想，接下来的问题可能就比较容易讨论了。那么，我们就先从什么是意识形态说起吧。
问：好。
答：在前面的讨论中，我已经多次提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其德文原文就是《Die deutsche Ideeologie》。其中的Ideeologie 一词，相当于英文中的ideology，和俄文中的идиология，就是意识形态或思想体系，也就是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的“观念形态的东西”。它是从德文Idee（相当于英文中的Idea和俄文中的идея）即思想、观念、概念等转化而来的。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角度看，它是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用以前我们曾经引用过的马克思的一句话来说就是：
“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人类史的一个方面。”
问：那么，作为一种学说的经济学，与意识形态又是什么关系呢？
答：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还曾经指出过，所谓主义，就是一种思想或学说的体系。这里，我们则要指出：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资产阶级的，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它本身就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它们在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处于不同的地位而已。而所谓“社会意识形态”（德文die gesellschaftliche Ideeologie），就是一定社会中人们的各种思想或观念的总和。不过，在社会意识形态中，不仅包括这些已经构成了体系的学说或主义，而且也包括了人们的各种没有形成体系的思想和观念。作为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它是由人们的社会存在或社会生活决定的，特别是由社会的物质生活决定的。不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论的角度看，意识形态本身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一定的继承性。因此我认为，就意识形态本身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也存在着一般、特殊和个别之分。
问：什么叫做您所说的“意识形态的一般”？
答：所谓“意识形态一般”，在我看来，就是从人和自然界（特别是动物界）的相互区分的那个意义上来说的人的“类意识”，或者“类观念”。其中从经济学的意义上来讲，就是指在各种不同的经济学说中所包含的那些共同的概念、范畴或观念。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但是这种服从不是孤立的行为。除了从事劳动的那些器官紧张之外，在整个劳动时间内还需要有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而且，劳动的内容及其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劳动者，劳动者越是不能把劳动当作他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活动来享受，就越需要这种意志。”
我认为，马克思这里所说的这些“表象”、“观念”、“目的”和“意志”，从经济学的意义上来说，就是属于“意识形态一般”的范畴。这也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那些属于“生产一般”这个范畴中那些的“一般的抽象规定”。不过，这里所说的这个“意识形态一般”，不同于马克思所使用的另一个说法，即“一般意识形态”（德文die allgemein Ideeologie）。前者是指在历史上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中都存在的那些最简单、最基本、最一般的意识形态。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劳动过程，就我们在上面把它描述为它的简单的抽象的要素来说，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因此，我们不必来叙述一个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的关系。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这就够了。根据小麦的味道，我们尝不出它是谁种的，同样，根据劳动过程，我们看不出它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是在奴隶监工的残酷的鞭子下，还是在资本家的严酷的目光下；是在辛辛纳图斯耕种自己的几亩土地的情况下，还是在野蛮人用石头击杀野兽的情况下。”
我认为，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说，在各种不同的经济学说中，凡是那些真正与这个意义上的生产一般相联系、并且确实能够正确反映这些人类社会的一般经济关系的观念，就属于经济学的“意识形态一般”的范畴。
问：什么是“意识形态的特殊”呢？
答：“意识形态的特殊”则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的，各种不同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区别。而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就是该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个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就构成了该社会的“一般意识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到“一般意识形态，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时候，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所以这里所说的“一般意识形态”，就是当时德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也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而这个意义上的“一定社会的一般意识形态”，相对于前述“意识形态一般”来说，就构成了该社会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
问：那么，什么是“阶级的意识形态”呢？
答：按照我个人在上面划分的那3个层次，我认为它就已经属于“意识形态的个别”的范畴了。不过您知道，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这种一般、特殊和个别的区分，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相对的。正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说的：
“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普遍性。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而所谓“阶级的意识形态”，我认为就是在一定社会形态中，某个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整体所具有的那些特殊的意识形态。不过这里应当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这里说的是“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不是特指个别人的个别意识，虽然后者也从属于前者。
第二，作为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总体”（也就是阶级意识形态的“具体”或“个别”），它本身又是一种最丰富的规定。其中既包含着某些属于意识形态一般的因素，也包含着这些阶级所特有的那些意识形态，而这些特有的意识形态又是由这个阶级在其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一方面，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说法，在有阶级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另一方面，也是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事物的性质是由该事物的主要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因此在我们考察某一特定阶级的“阶级意识形态”时，也就必须把其中可能包括着的那些确实属于“意识形态一般的因素”仔细地剥离出去。这样，剩下来的当然就只是这个阶级所特有的那些观念了。对于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来说，这就是“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或者说“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同时，这也就是熊彼特在他的《经济分析史》一书中始终没有真正弄明白的、因而使他耿耿于怀的那个“意识形态的偏见”。
因此，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或者简单地说资产阶级经济学，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西方经济学）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它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社会（或我们今天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全都属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在我们通常提到“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时候，又主要是指上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偏见”。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它也是首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并且从而也构成了这个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它却并不属于这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受排斥、受压制的学说。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它才有可能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问：您讲了一些“很哲学”的东西。
答：在我看来，这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的常识，加上我自己的一点非常粗浅的体会而已。不过，就连这些最基本的理论和方法，在我国经济学界一些时髦的做法中也已经不多见了。所以，我国经济学界一些同志已经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对此我是非常赞成的。
问：不过，您这里又提到了熊彼特。他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
答：具体说来是这样：首先，您可能还记得，在昨天的讨论中我们已经提到，熊彼特对于马克思的阶级学说，是先来了一个有限度的肯定，然后在这种有限的肯定中，来了一个根本性的否定。因为他一方面说“阶级理论这是我们必须记录下来的一个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却又粗率地把它说成所谓“经济史观的跛子姐妹”。
问：是这么一回事。
答：不过那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这本书中说的。而在他的《经济分析史》中，则专门讲到了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在这里，他也是先对马克思的理论做出他自己的解释，然后在貌似公允地（这并不排除他可能是真心的）给了一些“伟大贡献”之类的评价之后，指出了三个所谓的“缺点”。
问：具体是怎么说的？
答：他先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说的意识形态问题，粗俗地与所谓“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的思维习惯”相类比，进而把它说成是：“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任何时间在任何特定的社会集团中流行的观念或观念体系，都很容易受到玷污。”只有在做出了这种庸俗化的解释之后，才把它说成“对于我们透视历史过程以及理解社会科学的伟大贡献”。可见，他所称赞的实际上已经不是马克思的、而是他自己的一个面目全非的理论了。
问：为什么说面目全非了呢？
答：因为“阶级的意识形态”与个人的“思维习惯”根本不是一回事，与所谓的“玷污”也根本不是一回事。因为，即使资产阶级经济学，您也不能说它全部都是由“偏见”组成的。
问：他接下来又是怎么讲的呢？
答：接下来就是提出了他所认为的马克思的这一理论的“三个缺点”。而所谓的第一个缺点是：“虽然马克思对他不赞成的观念体系的意识形态特点是这样敏感，但对于存在于他自己观念体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却完全没有觉察。……显然我们不能说，其他地方都是意识形态，只有我们自己站在一块代表绝对真理的岩石之上。”此外还有所谓“因为我们已经充分接受了意识形态偏见无所不在的主张，因而看不出某些集团可以超然于这种偏见之外。”
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答：很明显，这是在试图用马克思之矛，攻马克思之盾。
问：他这样说，错误在哪里？
答：首先在于他不懂得什么叫“意识形态”。从他的“其他地方都是意识形态”这种粗俗的说法中也已经可以看出：他这是把“意识形态”混同于“意识形态偏见”或“玷污”了。其次，即使从“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毫不隐瞒自己的意识形态的阶级性，而是公开申明自己理论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
问：其次呢？
答：他所说的第二个缺点是所谓“马克思主义对思想的各种意识形态体系的分析归结为阶级利益的不同，而阶级利益又只是用经济利益来解释”。而在他看来，“虽然社会地位对于塑造我们的思想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因素；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的思想完全是我们阶级地位中的经济因素所塑造；即使是这样，也并非完全由一种界限十分明确的阶级或集团利益所塑造。”
问：这又错在哪里？
答：在于：这基本上是属于无中生有和无的放矢。
第一，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把意识形态的分析“只是用经济利益来解释”。而是说：社会的意识形态是由社会存在（也就是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决定的。只是在有阶级的社会里才归根到底总是与各种不同的阶级的经济利益相联系。
第二，阶级的意识形态不等于个人的意识形态。后者与前者的不同在于：它并不完全由“个人在阶级地位中的经济因素所塑造”。因为，这里还有这些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以及其他各种的因素（例如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的影响等。
问：还有吗？
答：他所说的所谓第三个缺点是：“马克思，特别是它的大部分信徒，过于轻易地认为所有受到意识形态影响的陈述因此都应受到谴责。但是有一点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那就是意识形态也和个别的理性化一样，并不是扯谎。还必须加上一句，受意识形态制约的有关事实的陈述也不一定都错。”
问：他的这种批评有没有问题？
答：我个人的看法是，他的这些批评，对于我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队伍中过去的某些左的做法，还是有一些针对性的。但是，第一，把这强加在马克思头上，是绝对不符合事实的；第二，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一定并不是“扯谎”，也是不能成立的。而且即便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不都是故意“扯谎”，但与其正确与否也不是一回事。虔诚的资本拜物教，仍然是资本拜物教。诚实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仍然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因此，即使单从这些用语中，也可以看到熊彼特庸俗的一面。
问：那么，现在是否可以进一步来讨论您所说的“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偏见”了？
答：应该是这样。不过我仍然想首先来问您，在您看来，所谓“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一般是指那些具体现象呢？
问：按照普通的理解，这是不是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站在资本家阶级的立场上，为资本主义及其剥削辩护呢？
答：您所说的这种现象不能说不存在，也不能说不属于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但是我认为，这毕竟过于简单化了。
问：此话怎讲？
答：要知道，不仅是一些资产阶级的古典经济学家（例如亚当·斯密和西斯蒙第），而且还有一些庸俗经济学家（例如约翰·穆勒），而且有些当代西方经济学家（例如罗宾逊夫人），对于资本家阶级的唯利是图的本性和资本主义剥削的谴责，也是相当尖锐和不客气的呢。还有，熊彼特也说：他不认为“资本主义能存在下去”，而认为“社会主义当然行得通”呢。
问：那么，依您看呢？
答：在我看来，在论及“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时候，同样也必须分清“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所共有的资产阶级局限性”，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所特有的庸俗性”。两者虽然同属于“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且有时也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然而它们毕竟是存在一定差别的。
问：什么是“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共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答：我以为，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特有的那种“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的局限性”。也就是把那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商品生产方式、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人类社会所共有的、永恒的生产方式。而这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商品生产方式的最高形式，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以，它实际上也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人类社会生产的正常方式。而这种意识形态之所以产生，又是由这种生产方式和这个阶级的存在所决定的。或者说，也就是由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的经济关系决定的。
问：请举例说明。
答：就拿“生产要素”这个比较简单的概念来说吧。马克思曾经说过：“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或者说，从物质产品生产的角度看，“一边是人及其劳动，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这就够了”。而生产资料又包括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其中已经包括了既作为劳动对象、又作为劳动资料的土地，以及所有其他生产资料。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因而也是一个社会各阶级都应当认同的观念吧？
问：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可以反对的理由。
答：但是，西方经济学或者资产阶级经济学是怎样说的呢？
问：您大概是指“土地、劳动、资本”这种“生产三要素”的说法吧？
答：正是它。
问：但是，我听人讲，它这里所说的“资本”，就是“生产工具”或“资本品”的意思呢。而且还正是因为这一点，才有人把“结网扑鱼”与“用手捉鱼”这两种生产方式相对照，而把前者称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呢。
答：我知道您说的是谁。但是，问题就出在这个“资本”上。第一，如果资本所指真的就是生产工具的话，那么原始人所使用的石块和木棒等等，岂不也就成了资本？第二，如果资本真的就是生产工具的话，那么，他所说的“利息”或所谓“资本的时间价值”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人们真的可以相信，生产工具本身，无论在生产过程中、还是在生产过程外，都不仅不会磨损和贬值，反而还会生出利息和价值来吗？
问：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答：这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在“生产要素”这个一般概念上，所打上的特有的“资本”的烙印，也就是“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偏见”的一个例证。
问：另外一种情况呢？
答：另外一种情况当然也并不是与前面这种情况截然分开的。但是，毕竟还是有着一些细微的差别。就是说，有些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连这种“物质技术基础”也没有，而纯粹是从“资产阶级社会”这种特有的“社会形式”中产生的。例如，把“价值”、“资本”和“所有权”等等看作财富的主要形式的观念，以及把资本和所有权本身看作“商品”的观念，就是资产阶级特有的观念。
问：能否举出这方面的一些例子？
答：让我们还是先从对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性质的看法谈起吧。正如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从产生之日起，首先是一门资产阶级的科学。但是自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以后，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在经济学这个统一的学科中，产生出来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对立面，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这两大阵营的对立。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区别之一是在于：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那里，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而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则不存在这种区分。
问：能否进一步做些说明？
答：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但是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有待于创造。”
但是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时为止，“我们所掌握的有关经济科学的东西，几乎只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它从批判封建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的残余开始，证明它们必然要被资本主义形式所代替，然后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相应的交换形式二者的规律从正面，即从促进一般的社会目的的方面来加以阐述，最后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社会主义的批判，就是说，从反面来叙述它的规律，证明这种生产方式由于它本身的发展，已达到使它自己不可能再存在下去的地步。”
恩格斯所说的后面这些内容，也就是狭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就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学说。
不过恩格斯还指出：
“要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全面地进行这样的批判，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到目前为止，总的说来，只有马克思进行过这种研究和比较，所以，到现在为止在资产阶级以前的理论经济学方面所确立的一切，我们也差不多完全应当归功于他的研究。”
问：这是恩格斯的说法。马克思又是怎样表述的呢？
答：马克思关于这一问题最清楚的表述，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在那里，他写道：
“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因而，好像只要一说到生产，我们或者就要把历史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开始就要声明，我们指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例如，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
我们认为，前面这种“把历史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一一加以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广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把现代资产阶级生产作为自己研究的本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狭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六册经济学著作的宏伟的理论体系，都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所以主要应当属于狭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范畴。
问：西方经济学或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情况呢？
答：西方经济学或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情况，就是看不到或者不承认还存在这种区别。就是说，尽管在事实上它也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也就是资产阶级生产）作为既定的前提，来展开它的几乎所有假设和推论的；但在另一方面，却又把它们说成是一切社会所共有的。正如前面我们曾经指出过的，就是试图把它说成是一种像数学或物理学那样的超历史和超阶级的科学。从马克思所说的那个古典经济学时期的经济学家——其中不仅包括真正的古典经济学家例如重农学派、斯密和李嘉图等，而且也包括诸如詹姆斯·穆勒、马尔萨斯、萨伊、麦克库洛赫、约翰·穆勒的庸俗经济学家——所说的“研究财富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的科学”，到所谓“新古典学派”的“研究交换的量的比例的学说”，再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和分配的学说”，莫不如此。而所谓“经济人的假定”，则是这种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所共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另一个表现。
问：可是您昨天不是还说，这个“经济人的假定”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说的“资产者”或“私人商品所有者”的说法是相吻合的吗？
答：问题在于：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来，这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历史阶段上才有的十分特殊的历史现象。而资产阶级经济学或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却把它说成了一切社会条件下的人的一个共同的规定。这就说明，他们完全是按照资产者的眼光来看待一切社会中的人的。为了较为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想稍微完整一点地引用一下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我认为，只要您耐心听完或者读完马克思的这些话，有关“经济人”的问题我们也就可以一劳永逸地不要再去管它了。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是这样说的：
“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因此，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但是，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却是属于十八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同卢梭的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联系的社会契约论一样，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实际上，这是对于十六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十八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引者注）的预感。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而在过去的历史时代，自然联系等等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这种十八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十六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而在十八世纪的预言家看来（斯密和李嘉图还完全以这些预言家为依据），这种个人是在过去就已存在的理想；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这样的错觉是到现在为止的每个新时代所具有的。
然而实际上，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只有到十八世纪，在‘市民社会’（同上，即‘资产阶级社会’——引者注）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只是表现为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在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时，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在这方面无须多说。十八世纪的人们有这种荒诞无稽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是巴师夏、凯里和蒲鲁东等人又把这种看法郑重其事地引进最新的经济学中来，这一点本来可以完全不提。”
所以，正如您已经看到的：这些类似于现在人们所说的“经济人”的关于孤立的个人的看法是如此荒诞无稽，以至于马克思认为，虽然十八世纪的人们有这种荒诞无稽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但却已经到了无需多说和本来可以完全不提的程度。也就是说，本来已经到了不值得花费笔墨去加以批判的水平。
然而遗憾的是，在我国经济学界目前比较流行的做法之一，则是把这种所谓“经济人的假定”，当作确定无疑的真理。而且这种看法还像流行性感冒（说严重一点是非典）一样，传染给了“非经济学界”。而且还把这看作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甚至还有人说，共产党人，甚至像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雷峰等，他们之所以那样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也不过是为了满足他们“个人的欲望”，也是为了“实现他们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呢。
问：还有呢？
答：再拿“生产一般”这方面的问题来说吧。正如前面我们所提到的意识形态一般的情况一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不否认，作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与生产一般有关的一些共同的范畴和规律，也是存在的。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
“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 但是，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而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
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现在时髦的做法，是在经济学的开头摆上一个总论部分……，用来论述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这个总论部分包括或者据说应当包括：（１）进行生产所必不可缺少的条件。……（２）或多或少促进生产的条件，如象亚当·斯密所说的前进的和停滞的社会状态。但是，这一切并不是经济学家在这个总论部分所真正要说的。相反，他们所要说的是，生产不同于分配等等……，应当被描写成局限在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于是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这是整套手法的多少有意识的目的。”
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区别仅仅是在于：前者所说的是那些真正属于生产一般的范畴或规定；后者则有意或无意地用资产阶级的经济范畴来冒充生产一般。
因此，我们所说的“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或者“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这种多少有意识的目的”。这也就是熊彼特在他的《经济分析史》一书中一方面貌似公允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所谓“对于我们透视历史过程以及理解社会科学的伟大贡献”云云），而在另一方面却又耿耿于怀的那个意识形态理论。
问：听您的意思，好像还有这样一点含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和“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或者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这两种提法也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呢。所以，即使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我们所要拒绝和批判也并不是它的所有的内容，而仅仅是其中所包含的意识形态的因素。不知这是否符合您的意思？
答：正是这样。不仅广义的政治经济学是如此，而且即使狭义的政治经济学也是如此。因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也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它们研究对象其实都是相同的。因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只有一个；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也只有一个。所以，甚至它们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些具体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的理解，其实也可以是相同的。也正如我们前面引述过的马克思关于价值关系（即交换价值）所说的：
“理论的历史确实证明，对价值关系的理解始终是一样的。只是有的比较清楚，有的比较模糊，有的掺杂着较多的错觉，有的包含着较多的科学的明确性。因为思维过程本身是在一定的条件中生长起来的，它本身是一个自然过程，所以真正能理解的思维只能是一样的，而且只是随着发展的成熟程度（其中也包括思维器官发展的成熟程度）逐渐地表现出区别。其余的一切都是废话。”
我们所要剔除和反对的，就是经济学中由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所造成的这些模糊和错觉。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偏见”，或者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狭隘的资产阶级眼界的局限”。
不过在我看来，这里又有两种情况。一是把那些与“生产一般”有关的（也就是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中所共有的）范畴或关系，打上资产阶级的“烙印”，“于是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二是把根本不属于生产一般、而是属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一些关系或范畴，说成生产一般性质的东西。不过这两种情况也并不是截然分开的。
问：能否举出一些更加具体的例子？
答：仍拿“生产一般”这个范畴本身来说吧。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
“例如，他们说，没有生产工具，哪怕这种生产工具不过是手，任何生产都不可能。没有过去的、积累的劳动，哪怕这种劳动不过是由于反复操作而积聚在野蛮人手上的技巧，任何生产都不可能。”
如果到此为止，那么我这就都是真正属于生产一般方面的范畴。你至多也只能批评它说，这不过是一些人所共知的常识或老生常谈，但却决不能说连这些人所共知的常识也是错误的。
问：那么，问题又出在哪里？
答：问题在于：这些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们却从这里一跳而把“资本”也拉扯进来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他们的逻辑是：
“资本，别的不说，也是生产工具，也是过去的、客体化了的劳动。可见资本是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而他们这样说是因为恰好抛开了正是使‘生产工具’、‘积累的劳动’成为资本的那个特殊。”
而当代西方经济学或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生产三要素”说，也正是如出一辙。这就是所谓资产阶级经济学在“生产要素”这个一般概念上，所打上的特有的“资本的烙印”，也就是“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偏见”的一个例证。
问：还有其他的例子吗？
答：除了生产或生产要素的例子以外，类似的范畴还很多。例如，分配、交换或消费，还有资源、效率或效益，以及增长和发展等等，都是如此。所有这些问题，无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资产阶级经济学，都是不能不面对、不能不研究的。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同样在这些一般范畴上面打上了资产阶级的“烙印”。因此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也就是在生产一般的幌子下来贩运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
问：另外一种情况呢？
答：另外一种情况当然也并不是与前面这种情况截然分开的。但是，毕竟还是有着一些细微的差别。正如在奴隶制社会里奴隶主阶级把奴隶本身看作会说话的工具并且把它看作天经地义的一样，除了资本这个范畴以外，资产阶级及其经济学，还把其他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一些关系或观念也说成是永恒的。
问：能否也进一步举出这方面的一些例子？
答：这样的例子就太多了。还拿前面我们已经讲过的“经济人”的例子来说吧。前面已经说过了，也就是“利己主义的人”或“资产者”的一种抽象。但西方经济学或资产阶级经济学却把它说成一切社会中的人的一种抽象。如此等等。
问：还有呢？
答：这样说吧，在我看来，凡是把仅仅与“私有财产”直接相联系着经济关系或者范畴，包括“商品”、“货币”、“资本”、“市场”、“契约”、“产权”等等看作无条件地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的经济学理论，无不具有这种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的特征。
问：所以……？
答：所以，判断一种经济学理论是否带有“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偏见”，你一定不要看它自己是声称的，甚至也不要管这些经济学家主观上“可能”是怎样认为的。恰恰相反：一种经济学说越是把它那些实际上是仅仅与私有财产（或私有制）的观念，说成是一般的概念或规律，就越是说明了这种经济学说肯定带有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偏见”。而无论这种经济学说是古典的还是当代的，也不论其中除此之外可能还包含着多少真正科学的成分，或者更加庸俗的成分。
问：所以……？
答：所以，所谓“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其实是一个首先必须把经济学家的个人动机、道德和愿望等等撇开来考察的“社会意识形态”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不以经济学家个人的主观动机和愿望为转移的。而所有这些资产阶级的偏见，马克思又把它称作“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或资产阶级的局限”。在我看来，这也就是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共有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局限，也就是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共有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性的表现。
问：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资产阶级经济学必然会有这些意识形态偏见呢？
答：这就又回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那个著名原理，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上来了。就是说，只要私有财产关系还存在，就必然还会存在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不论经济学家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也不论他们在主观动机如何。甚至也不完全取决于这些经济学家个人的经济地位和经济状况。而在于这些理论本身的阶级的意识形态倾向。
问：但是，这样说来，岂不又正好印证了熊彼特的那句话：“没有人可以超越意识形态的偏见而站在代表绝对真理的岩石之上”了？例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也同样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吗？为什么它就可以超越这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偏见呢？
答：这里我要首先纠正一下熊彼特的几个不正确的说法。一则“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是一回事；二则“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偏见”也不是一回事；三则从来就没有所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称“超越意识形态”，或者所谓“站在代表绝对真理的岩石之上”这回事。它所超出的仅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偏见。
问：但是，您还是没有回答：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超出这些资产阶级识形态偏见、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就不可以呢？还有，您又如何回答熊彼特的下面这句话：“劳工组织的意识形态比起其他任何意识形态既不是更好，也不是更坏”呢？
答：关于第一个问题，我认为这里的关键有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我们这里说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属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一般意识形态”的范畴，也就是这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所谓一定社会中的一般意识形态（不同于我们前面提到的意识形态一般），也就是被该社会的思想界和理论界一般所公认的那些意识形态，同时也就是与当时的那个社会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而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它本身就是这个资产阶级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因此让它超出这个意识形态根本是不可能的。
第二，就在这个社会中生活的经济学家个人来说，却并非他的所有的思想和理论，甚至其中的每一句话，都仅仅是由这些“意识形态的偏见”构成的。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并不是完全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没有任何继承的关系，而是也吸收了其中一些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的和不带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偏见的成分。
第三，资产阶级社会本身也会产出它自身的对立面，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句话：旧社会孕育着新社会的因素。生产力和科学和技术的巨大发展，生产过程的高度社会化，高度社会化和科学化的现代管理，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等等，最后，还有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这些，我认为就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它自身范围内孕育出来的一些新社会的因素。因此，如果说一方面，资产阶级经济学及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存在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另一方面，超出这种资产阶级经济学及其意识形态偏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产生，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同样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第四，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它的产生，除了客观方面的条件以外，还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以及历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孜孜不倦的科学研究和努力。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形成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
问：还有呢？
答：至于您所说的第二个问题，即熊彼特说的所谓“劳工组织的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您知道，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迄今为止还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劳工组织及其意识形态。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劳工组织也不可能不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正如您在上面已经看到的：我认为，所谓“资产阶级”这个提法的共性，就是指这是一些完全与“商品”、“货币”、“资本”等等经济关系相联系，在这些关系中扮演相应的角色，并且能够在这些关系中凭借劳动以外的其他手段占有和支配这些社会财富，而又同时受到这些关系支配的阶级。进一步说，也就是生活在以私有财产为主要特征的商品经济社会中的大大小小的私有者。这个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社会”，马克思又把它称作“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说，甚至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些单个的工人，在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与这个资产阶级不同的另外一个劳动者阶级的成员的时候，也会像“资产者”那样行事呢。
而所有这些资产阶级的偏见，马克思又把它称作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或资产阶级的局限。在我看来，这也就是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共有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局限。也就是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共有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偏见。
问：所以？
答：所以，总之一句话，正如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秘密，不过就在于把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独有的、适应当时物质生产水平的暂时的社会关系，变为永恒的、普遍的、不可动摇的规律，经济学家们称之为自然规律”。马克思还指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缺陷在于，它的代表人物的眼光超不出当前时代的经济界限，因而不懂得这些界限本身具有局限性，它们是历史发展造成的，同样它们必然要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消失。”
也正如恩格斯所说的：
“虽然到十七世纪末，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已经在一些天才的头脑里产生了，可是由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做了正面阐述的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实质上是十八世纪的产儿，它可以和同时代的伟大法国启蒙学者的成就媲美，并且也带有那个时代的一切优点和缺点。我们关于启蒙学者所说的话，也适用于当时的经济学家。在他们看来，新的科学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关系和需要的表现，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现，新的科学所发现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不是历史地规定的经济活动形式的规律，而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它们是从人的本性中引伸出来的。但是，仔细观察一下，这个人就是当时正在向资产者转变的中等市民，而他的本性就是在当时的历史地规定的关系中从事工业和贸易。”
所以，不能像您在上面所提到的那样，好像只有公开站在资本家阶级的立场上，直接为资本家阶级及其剥削辩护的经济学，才算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这样的意识形态，才算是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问：您能否也举出一些经济学说史上的例子？
答：最突出的和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也就是被马克思称作作为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那些最优秀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例如，就拿亚当·斯密来说吧。他在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创立方面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应该说，无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基本上都是公认的。然而，正是在上述问题上，同样也表现出了他的资产阶级狭隘眼界的局限。因为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本书，就是建立在业已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的。而且在他看来，人类社会分工产生的原由就在于人类不同于动物的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互相交易的倾向；而自从分工一经完全确立，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也成为商业社会。他在讲到财富的自然发展的阶段时，也仅仅是指所谓进步社会的资本大部分究竟是投在农业、工业还是对外贸易方面。至于在这个文明社会以后还会不会有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出现的问题，这显然是斯密所不可能提出的。
所以，从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亚当·斯密的不可逾越的资产阶级狭隘眼界的局限。不仅如此，在他那里，几乎在所论及的所有主要问题上，科学的因素和庸俗的因素，都是心安理得地混杂在一起的，而他自己对此却浑然不知。这也就为以后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泛滥，提供了思想基础。
再如李嘉图，马克思曾经多次高度赞扬李嘉图在科学上的公正无私，高度赞扬他的经济学是科学的。但是李嘉图同样也未能超出狭隘的资产阶级眼界的局限。
问：请再举出一些庸俗经济学家的例子。
答：不过这里需要首先要谈一谈我对什么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看法。同时，我们也就要谈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庸俗性的一面了。让我们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看吧。
问：好。
答：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指出过：经济学或者说政治经济学，在它诞生时首先是一门资产阶级的科学。正因为如此，所以自从这门科学诞生之日起，除了它所特别具有的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以外，也就带有了不可避免的庸俗性的一面。不过，在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那里，这一点还未占优势。而且自从19世纪40年代以后，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或者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还能否继续算得上一门科学的经济学，这本身也已经值得怀疑了。
问：这是您自己的看法，还是一些经济学家的看法？
答：这首先是马克思的说法。您还记得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中的那段话吗？他说：
“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马克思并且以英国为例，指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随后一个时期，从1820年到1830年，在英国，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科学活动极为活跃。这是李嘉图的理论庸俗化和传播的时期，同时也是他的理论同旧的学派进行斗争的时期。这是一场出色的比赛。而这一论战的公正无私的性质——虽然李嘉图的理论也例外地被用作攻击资产阶级经济的武器——可由当时的情况来说明。但是，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
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甚至像约翰·穆勒那种还要求有科学地位、不愿单纯充当统治阶级的诡辩家和献媚者的人，也只是力图使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于是，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为最著名代表的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产生了。这宣告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破产。”
我认为，当代西方经济学，亦即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情况，也是如此。
问：您这样说，也包括当代西方的“主流经济学”？
答：正是这样。
问：那么，究竟什么是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
答：我认为，这主要是与作为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相对而言的。不过这并不是说，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是严格按照上面的这种历史的分期来区分的。这是因为，19世纪30－40年代以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也并不都是“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因为：
第一，在古典经济学以前还有重商主义的学说。而“重商主义作为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早的理论探讨”，则是“必然从流通过程独立化为商业资本运动时呈现出的表面现象出发，因此只是抓住了假象。而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
第二，与古典经济学同时存在的也不都是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而是还有包括詹姆斯·穆勒、马尔萨斯、萨伊、麦克库洛克、西尼尔、李斯特、巴师夏、凯里、约翰·穆勒等等在内的大批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学说。
第三，即使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的学说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庸俗的成分。例如，来自亚当·斯密的三位一体的公式就是如此。也正是古典经济学中的这些庸俗的成分，才为后来的、迄今为止的一切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理论，埋下了祸根，大开了方便之门。
问：那么，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或者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庸俗性，又有哪些表现呢？
答：我认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或者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庸俗性突出特点是在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它的庸俗性，也就是肤浅性，即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表面现象，特别是资产阶级生产和流通当事人的观念，单纯地复制或记录下来，加以简单的分类、归纳或综合，就把它当作科学。
问：能否举出一些这方面的例子？
答：这方面的例子就太多了。而且也根本不难判断。我们还是留待以后，遇到具体问题时再来具体分析吧。不过为了完整起见，我们还是举出一个马克思曾经指出过的一个关于价值和价值形式（交换价值或价格）例子。
问：是怎么说的？
答：这个问题要从商品价值的本性谈起。您知道，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争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而且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就已经在李嘉图学派和庸俗经济学家之间展开了。然而，您知道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实质是什么吗？
问：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这样说：“商品的价格是由价值决定的，而价值又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
答：那么，您又怎样理解马克思所说的商品价值的“本性”呢？
问：那么您说呢？
答：然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实质，并不是像庸俗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是专门用来说明交换价值或价格的学说，而首先是关于商品的价值性质或价值本性的学说。我觉得，正是在这个似乎不成问题的最简单的问题上，却反映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根本区别。
问：但是，究竟什么是关于商品的价值本性的学说呢？
答：简单地说，我认为就是关于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劳动表现为价值或交换价值的学说，而不是倒过来把价值和交换价值归结为劳动的学说。
问：这两种说法的区别何在？
答：区别在于：前者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用不着进行所谓证明的。而后者则是庸俗经济学与李嘉图学派的劳动价值论争论的焦点。
问：为什么说前者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答：因为这是靠对事实的分析得出的一个结论。因为：
第一，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的一个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一切社会存在的基础，这是一个无需争论的事实；
第二，劳动产品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表现为商品，而商品必须用来交换，有价值或交换价值，这也是无需争论的事实；
第三，因此，劳动必须表现为不仅是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而且是生产价值或交换价值的劳动；
第四，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或交换价值的多少，就意味着劳动被承认为社会劳动的多少；
第五，价值是通过交换价值或价格的形式得到表现的，而交换价值或价格就是所谓的价值形式；
第六，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的量的规定，并非一定与价值量相一致。
如此等等。
我以为，大体说来，这也就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本质。因此马克思才说：
“我们的分析表明，商品的价值形式或价值表现由商品价值的本性产生，而不是相反，价值和价值量由它们的作为交换价值的表现方式产生。”
问：那么，庸俗经济学的庸俗性又表现在哪里？
答：但是，马克思指出：
“这正是重商主义者和他们的现代复兴者费里埃、加尼耳之流的错觉，也是他们的反对者现代自由贸易贩子巴师夏之流的错觉。重商主义者看重价值表现的质的方面，也就是看重在货币上取得完成形态的商品等价形式，相反地，必须以任何价格出售自己的商品的现代自由贸易贩子，则看重相对价值形式的量的方面。因此，在他们看来，商品的价值和价值量只存在于由交换关系引起的表现中，也就是只存在于每日行情表中。而前面我们曾经谈到过的那个苏格兰人麦克劳德，则由于他的职责是用尽可能博学的外衣来粉饰伦巴特街的杂乱的观念，而成了迷信的重商主义者和开明的自由贸易贩子之间的一个成功的综合。”
问：庸俗经济学的第二个特点呢？
答：就是它的辩护性。也就是公开地为资本家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辩护，也就是为资本主义辩护。例如，西尼尔的“节欲论”和他的著名的“最后一小时”理论，就是这种辩护论的典型。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在纳骚·威·西尼耳于曼彻斯特发现资本的利润（包括利息）是无酬的‘最后第十二个劳动小时’的产物恰恰一年以前，他曾向世界宣布了自己的另一个发现。他庄严地声称：‘我用节欲一词来代替被看作生产工具的资本一词。’这真是庸俗经济学的‘发现’的不可超越的标本！它用阿谀的词句来替换经济学的范畴。如此而已。”
此外，西尼耳还说：“社会越进步，就越要求节欲。”马克思指出：“这样一来，劳动过程的一切条件就如数转化成资本家的节欲行为了。例如，谷物不只是吃掉，而且还用来播种，这是资本家的节欲！葡萄酒保留一个时期用以发酵，这是资本家的节欲！资本家‘把生产工具贷给〈！）工人’，也就是说，把生产工具同劳动力合并在一起作为资本来增殖，而不把蒸汽机、棉花、铁路、肥料、挽马等等吃光，或者按照庸俗经济学家的幼稚说法，不把‘它们的价值’变成奢侈品和其他消费资料挥霍掉，这就是资本家在掠夺自己的欲望。但是资本家阶级究竟怎样能做到这一点，至今仍然是庸俗经济学严加保守的秘密。”
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19世纪的庸俗经济学家那里继承下来的一整套“服务价值论”、“三要素共同创造价值”的理论，以及所谓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契约”理论、熊彼特的“创新利润”理论，还有所谓的“人力资本理论”等等，无一不具有这种辩护论的色彩。
问：还有第三呢？
答：第三就是它的调和性，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在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试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
不过，这种调和论虽然也是庸俗的，但与单纯的“辩护论”还是存在一定差别的。因为正是在这第三种庸俗经济学家中，也不乏一些在主观上并不甘于充当资本主义的辩护士，而是试图继续保持自己在科学上的不偏不倚的公正地位的人。例如，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就具有这样的色彩。也正如马克思时说的：“为了避免误解，我说明一下，约·斯·穆勒之流由于他们的陈旧的经济学教条和他们的现代倾向发生矛盾，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是，如果把他们和庸俗经济学的一帮辩护士混为一谈，也是很不公平的。”
问：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情况呢？
答：在我看来，以“凯恩斯左派”著称的“新剑桥学派”的首领罗宾逊夫人就是一例。“创新学派”的熊彼特也是其中的一人。他们都并不是无条件地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而是对资本主义进行过不同形式的批判，甚至对他（她）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还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同情。甚至连“新制度学派”的、“产权理论”的著名代表人物科斯，也不赞成他的学生张五常把“产权明晰”界定为“私有产权”的主张呢。
所以，我认为，即使对于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我们所应采取的也不是一概否定的态度。而是也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把其中所包含的庸俗的因素和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所共有的那些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偏见仔细剥离出去，然后才有可能谈得上吸收和借鉴其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以便为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学服务。
问：您是说，就连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也有可以供我们借鉴的东西？
答：正是这样。不过，今天我们就先讨论到这里吧？
问：好吧。晚安！
答：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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