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中的一只白乌鸦——读《边缘的言说》
虽然归类可以节约交易成本，但在我看来，卢周来却是一位很难归类的经济学家。
在他最新的这本经济学随笔《边缘的言说》一开篇，卢周来就讲了一个“制度的故事”：一个公司因为丢了一份文件，便决心通过“制度改革”来解决问题，建立了“一整套安全保卫制度”。但最后，由于不堪忍受新制度的运行成本，再加上始终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只好又取消了事。故事讲得很从容，对新制度的成本、效益分析也非常专业，但结论却颠覆了一个被许多经济学家多年来精心打造，被我们许多人不假思索地接受，并被作为衡量大是大非问题的天然标准的新“凡是”：凡是改革开放就一定是正确的。用如此轻松的笔墨，在谈笑间就“搞定”了一个如此重大的主题，以我有限的阅读视野来看，还是第一次见到。
在接下来几篇关于“企业改制”的随笔当中，卢周来延续了这种娓娓道来、浅白易懂的风格。他既不像那些主流经济学家那样，出于意识形态的理由为MBO曲意辩护，也不像参与论战的另一方的部分学者那样，出于相反的意识形态的理由，对MBO进行声讨和驳斥。他的分析完全是“经济学”的，甚至是“价值中立”的：谁付出了代价？谁承担了成本？所不同的是，他的目光越出了单个的企业，而看到了整个社会：成本不会蒸发，不会溶解，而要由整个社会背负起来。读卢周来的文章，你会感到，他只是在条分缕析，没有任何要把结论强加于你的意思，结论是你自己得出来的。现在，那场论战的高潮已经过去，但重读一遍卢周来的分析，让我们在激情过后更容易看到MBO的实质，不至于下次仍然“被人卖了还在替人数钱”。
公平与效率，可以说是一个人类永远都无法回避的话题。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传统，并且在二十世纪经历了一场漫长而又深刻的平民革命的东方大国，“拉大贫富差距”居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口号，大小领导言必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给人的感觉是兼顾过来就兼顾，兼顾不过来也就算了。而民众则如同被施了催眠术一般，对此也毫无反应，真是咄咄怪事。回过头来看一看，个中原因固然相当复杂，但一些掌握了话语霸权的主流经济学家，抓住了举国上下都想尽快过上小康日子的心理，故意把“公平”和“效率”对立起来，弄得好象是非此即彼似的，不能不说一个重要原因。
在《边缘的言说》中，收录了卢周来一组题为“经济学视野中的社会公平”的系列文章，基本上把这个问题给说透了。当然，卢周来总是有令人惊喜的地方。比如他引用西方同行的研究成果，跳出了仅以货币收入分配来表征社会公平程度的窠臼，而引入了财富指标。由是得出这样的结论：“财富分配的越平等，经济增长可能会越快。此时，公平与效率之间，反而有相互促进的作用，追求公平与追求效率可以兼得。”在我看来，这个观点仍然是颠覆性的，颠覆了许多人自以为是的“常识”。我很感慨，假如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或者在提出“市场经济”的口号之初，就能有这样的认识水平，则我们今天面临的困难可能会小得多，夸张一点地说，甚至连“和谐社会”的口号都可以不必提了。
卢周来很愿意替没有话语权的穷人说话，这有他的《穷人经济学》一书为证，无庸赘言。但从他的这组文章来看，他对富人其实也是关爱有加的。比如他在谈到所谓“仇富”问题时说，“我还是主张，适度的‘罪富文化’（只要不是‘劫富文化’）是有好处的。相反，如果中国社会仍然一味朝着‘嫌贫爱富’的方向走，对富人没有约束，在当前中国贫富差距已经十分惊人的背景下，最后，社会可能会因为断裂而走向对富人的清算。”此话可谓语重心长。在主流经济学家中有如此替富人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着想的吗？没有！如果把富人比作一个哭闹着要到池塘里摸鱼的孩子的话，则主流经济学家的态度等于是说“摸鱼是他的权利，他有权自由摸鱼”，而卢周来的态度则等于是说：“不能下去，下去可能会淹死。”谁是真正爱孩子的呢？
在中国，近年来还有一个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现象，那就是如果你自称是“一夜美国人”，就会出来一大堆人对你喝彩；如果你说，我是“世界公民”，就会赢得更多崇敬的目光。但如果你说“我是中国人，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就会被认为“精神病灶”尚未切除而招来鄙夷、不屑和怜悯。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一些国内思想界的风云人物，在经过一番颇费周折的论证之后，认定民族主义必然导致专制主义，因此“民族主义者”就必然是“专制制度的支持者”。当然，这个公式的漏洞也非常明显，因为如果你把相关因素代进去稍一推导，就会得出“欢迎美军直捣北京”这样荒诞不经的结论出来。尽管如此，仍然有很多人接受了它。
卢周来在本书中也收录了一组题为“民族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文章。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谈“民族主义”，他的文章少了不着边际的宏大叙事，多了锱铢必较的精确计算。在他看来，民族主义哪有那么多神秘的功能？不过和巷子口的两个瓜贩争生意相类似罢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民族主义，就是努力让经济利益拥有自己的政治屋顶！说得更白一点，就是‘努力让自己的商船有军舰的保护’”。卢周来的特点一向如此：不与人争而无人能与之争！反对这样一个质朴而又符合人们基本生活经验的论点是要冒很大风险的。说句实话，笔者最早是从网上看到这组文章的，一口气读完之后，这“民族主义”的问题上忽然顿悟，从此无论在任何场合，都不再讳言自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有科学家研究南极的企鹅，发现企鹅之所以喜欢在雪地上排着整齐的纵队行进，并不是因为它们的纪律性好，而是因为后面的企鹅踩着前面的企鹅的足迹前进，会节省不少力气。在本书的后半部分，收录了卢周来的好几篇书评，在我看来，这不妨看作是他在经济学的雪地上留下的足迹。对于喜欢经济学而又不得其门而入的人来说，看了他的书评，会节省不少选书的成本。而卢周来的一些点评，也常常具有一语中的之效。比如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在知识界一度具有“准圣经”的地位，其关于“消极自由”的言说，也一度成了降妖伏魔的法器，动不动就被人祭出来吓唬对手。但卢周来只用了一句话，就让这法器破了功：“他讨论的是有了社会基本保障与法治背景下的问题”——请仔细想想，要谈“消极自由”是不是先得有这么个前提？
在本书的最后，卢周来居然开始“颠覆”起经济学家来了。他先是替经济学家“脱魅”，指出他们即不是“布道者”，也不是“先知”，而只不过是托了“市场经济改革”的福才得了一个饭碗而已。然后他又预言了“后经济学家时代”的来临，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学家们必然将“诸神归位”，由绚烂归于平淡。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似乎完全忘了自己也是一个经济学家，而在那些风头正健的“明星经济学家”听起来，可能真的有点像乌鸦的叫声一样不详了。
如果要把经济学家比作乌鸦，那么卢周来也是，唯一的区别在于他的羽毛是白色的。至于这白乌鸦的叫声究竟如何，读一读《边缘的言说》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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