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弱势群体》
序：有相当的亲和力与震撼力刘国光／1
缘起：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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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有相当的亲和力与震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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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沈立人同志告诉我，他将写一本为弱势群体呼喊的书。这是他的夙愿，多年来有准备，正好有出版社约他以此题材，高兴地接受了，很快开篇。我听了也很高兴。弱势群体是社会存在，博得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学者们的关注。这几年，研讨“三农”问题和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的书出了不少，报纸和杂志的报道和议论更多，表现了大家的人文关怀。专门以弱势群体为主题的书还不多见，沈立人写这本书，适应了现实需要。
国庆节来南京，知道此书已经基本完成，不久就终篇了。这不是一本纯理论的学术著作，也不是一本偏重纪实的研究报告，而是两者结合、普及与提高兼顾的文本。全书分“摆事实”、“讲道理”、“想办法”的上、中、下三编，框架简明，通俗易懂，不仅给圈内人切磋，并为朝野多种读者提供了一份快餐，有较好的可读性和提示性。文风朴实，不少是散文风采，有的还带杂文味道，可谓随手拈来，不拘一格。
沈立人说，这本书所引实证都是“二手货”，来自报刊的公开资料，把个人见闻和网上信息都婉拒门外。这就免除了核实，是严谨的。其实，这方面的资料越来越丰富，听凭选取，用之不尽。他又说，这本书的议论基本上是“述而不作”，把理论界的某些成果“拿来”，注明出处，略加评判和发挥。这当然有的主观倾向，但是广见精选，也是科学的。
粗读样稿，感到有相当的亲和力与震撼力。自称满含感情，笔端有泪。上编所摆事实，从农民、农民工到失业、下岗者直至穷学生，一串故事或详或简，反映了在我国当代的繁华景象中，还有一群兄弟姊妹的处境艰难，盼待救助。这有旧社会的遗留，有转型期的阵痛，也有主观谋划的欠周。中编所讲道理，涉及经济学、社会学的若干领域，不少是焦点，有的在争论，从一般的贫富观到效率与公平到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和借鉴，有一定的深度、广度和力度。也不乏自己的见解，如强调发展成果要为全民共享，在倾斜效率制约公平后要转向效率与公平并重，并重温邓小平关于“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的遗言，我是十分同意的。下编所想办法，除了综合多方建议并突出重点外，还有自己的体会和心得，不少是有价值的。如对农民和农民工，认为都要真正“给以国民待遇”；对就业和失业，扬弃“减员增效”，提出“稳员增效”；对体力劳动者，除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外，还要设法使有财产性和经营性收入；还对教育公平有较多阐述，给弱势群体以“上升通道”；最后讲到“政府责无旁贷”、“社会义不容辞”，则是提醒和催促。这本篇幅不大的书，在一个节骨眼的问题上为我们敲起了响亮警钟，唤起了忧患意识，也探索了可行途径。
沈立人是一位资深的经济学者，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吸收其他经济学说的长处，特别是怀有洞悉中国实际情况的渴望(顺便说一句，这是他离开中国社科院返回江苏社科院的主要动机)。在与大家一起为国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而欢欣的同时，没有回避前进中的矛盾、挫折和错失，并一直关注着工农大众的现状和前途。每次与他交谈，给我印象深刻，常有触动。现在我们都老了，我迈过八旬，他紧靠八轶。他写这本书，似乎在我意料外，想想也在预期中，如他自己所说，是在履行一个当代中国经济学者的天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到自己的本分。我也希望有更多的经济学、社会学的同行，在为党政领导当参谋、为企业和企业家当顾问外，再为弱势群体当代言人，尽一切努力帮助他们走出弱势化的困境，同享发展带来的全面小康成果。
刘国光
2004年11月18日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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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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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暮之年，终于下决心要写这本书，经历了一个理性与感性相互激荡的过程，内含震惊、反思、忧患、犹豫和锁定，有一种“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心境，夹杂着痛苦、省悟和解脱。这要首先梳理清楚，然后执笔才有眉目。
20世纪末，我曾建议南京出版社编辑一套《中国现代化丛书》，得到批准，列为重点，由胡福明教授任主编，共有10本，我承担了《邓小平现代化理论与实践》，都只印5000本，没有下文。接着，我想写一本《民富论》，倒不是出于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启发，而是追踪形势，小康在望，充满着喜悦和兴奋，对这个主题怀有热烈的期待。当时，沿海几个先发展的省市先后提出“富民”口号和规划，学术界也有响应，如远在黑龙江的老朋友熊映梧教授就推出了一本《中华富民论》。但是，官方的策划比较简单，老熊的阐述比较概括。我写信给他，希望进一步研究下去；然而不幸的是，比我晚生两年的他却先我去见马克思了。我好像拿了接力棒，并得到广东一个出版社的预约，很快开题。原来打算写20章，每章约1万字，从理论到事实，从回顾到展望，从问题到对策。不久草拟了7章，到《解决温饱、实现小康的回顾和总结》，就打住了，写不下去。因为面对现实，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穷人，扶贫有进展，脱贫则艰难。怎样让这些人，大多是我们党的“基本群众”，也真正富起来，共享发展成果，实在是障碍重重。与此同时，弱势群体或困难群众的新词出现，成为热门话题，赢得党和政府、社会各界、媒体和学者的凝眸。我顺势转个弯，拟写一本关于弱势群体的书。搜集资料，纷至沓来；写些文章，短小为主，积数十篇。
2004年春，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来信，约我写此题材，并附了两年前我曾寄去的一则“内容提要”。使我忆及，两年前他们来约稿，我已有此设想。当时立题是：《弱势群体：怎样走出边缘化？》，开宗明义地说：“经济发展，贫富分化，出现弱势群体，城镇下岗、失业者和相当多数的农民处于边缘化，成为当前社会博得朝野高度关注的一个紧迫课题。其原因有多种，其影响很深远。处在现阶段和转轨（型）期，在所难免，又非适当调度不可。这有不同议论，也曾有若干对策，而事态尚在演变。进行系统研讨，求觅可行办法，政府有职责，学者该倾心，出版界要提供论坛。”事情正是如此，两年过去，问题依然。要写此书，属于夙愿，今又得约，欣然接受。
上述的话，过于简略，不足以表达我的整个思绪。因此，有必要加以补充，作为本书的“缘起”，也可以代替“绪论”或“自序”。
我们这一辈人，或称旧知识分子、老知识分子和脑力劳动者，生长于旧中国、旧社会，所以先后走上革命道路，迟早参加或没有参加共产党，多多少少关心政治或投入政治斗争，最根本的或在不同程度上，是目睹旧中国的状况，贫富两极分明，绝大多数人以工人、农民为主体，千百年来陷于贫穷而无法自拔。为什么要依靠共产党搞革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无非是要“拯生民于水火”。共和国建立了，人民站起来了；转向建设，生活不断改善。总体地讲，老百姓富起来，天下归心。虽然有过挫折和中断，而进入改革开放，回归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提高为起点和归宿，大家是高兴的。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本人成分是学生的，所谓“三门干部”，真正洞悉国情，要经过“再教育”。这里，有必要简述一下我的亲历。
一是对农村和农民，从抽象了解到实际接触，体验大不一样。20世纪60年代初中期，我从机关被抽调搞农村“四清”，在南京附近的句容县，从扎根串连、访贫问苦入手，第一次感悉到中国农民的贫（穷）困（难）。不讲别的，只讲要求工作队员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吃的是一天两餐，稀粥为主，伴以杂粮，副食是咸菜和萝卜干；住的多数是茅草房，“厅堂”也是泥地，睡铺靠稻草垫底。连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劳动，短短几个月，由衷而生了自惭甚至自责，省悟到为人民服务就是要使广大农民脱离贫困。经过“文革”，下放农村，我提出去苏北的困难地区，到了老区泗阳的边缘社队。那里也是一天两餐，玉米糊加山芋干；穿的衣服不少是一件两用，秋冬把棉絮塞进去，春夏把棉絮抽出来；我们每餐有青菜、萝卜或加豆腐，他们就羡慕地说“天天在过年了”；见到橡胶套鞋，当是“皮鞋”，城里人才有。耳濡目染，我督促自己成为“重农学派”，并对梁漱溟先生怀着深深的敬意。
二是对城镇居民即市民，从前和后来，理解也有不同。本来，在平均主义制度下，大家按粮票、布证生活，彼此过着不相上下的低水平生活，无怨无悔，有也不大。改革开放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出现了“万元户”；大家心安，认为“有为者，亦若是”，机会是平等的。再后来，“万元户”上升了，虽来源不同，有的不明，还能相忍为安；但是，有人下岗、失业，各家难免有亲朋在内，诉苦之声就不绝于耳。有一年国庆前后，我在等公交车，发现车站附近一位老太婆坐地上，面前放着10多把折扇；问她，原来是卖的，再问为什么，答“儿子下岗了，只能做做这个小生意”；我向她买了10把，每把2元，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又一次在朝天宫，看一伙退休老人下棋，一个叹口气说“媳妇下岗了，上了前线”，另一个也摇摇头说“女儿也下岗了，也上了前线”；问什么是“上前线”，原来当了“三陪小姐”，使我大吃一惊，心痛不已。城市有这样的人，出这样的“下策”，无论如何在意料之外，不仅使人同情，更是怜悯万分，欲哭无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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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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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多样化，远远不止这些。后来到西北和西南，从农村到城市，所见所闻，愈加严峻。就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显得繁荣，而豪华背后，仍有凄凉。这几年搞城市化，高楼林立，广场开阔，海外亲友来访，认为不亚欧美。但是，他们也看到省、市政府门前有人排队或静坐，问是什么，只能搪塞。实际上是另外情况。一次，我见到有几十人跪在那里，后来一问，是拆迁户，为什么上访，有人说，本来开个夫妻老婆店，响应拆墙营业，可维生计；现在要拆，迁往城外，不宜开店了，补贴也不够，连装修至少要赔10万元以上，借贷无门。过几天，正好开“高层论坛”，省、市有主要负责人听取学者咨询建议；我离开主题，直奔此事，顺便提到整顿市容的踢翻和没收无证小贩的篮子和秤；哪知引起反感，下一天报纸载市领导发话：“拆迁有阻力，坚决要排除，宁可失去一些选票”，我知道白说了；又哪知不久，发生拆迁户自焚之事，才有所转折，出台了拆迁办法。另一次，有亲戚告诉我：公有企业转制后，处理大批职工，有早退、内退，更多的是“买断”，就是按照工龄给些钱，从一二万元到三万多元，斩断与企业的关联，要自谋生计。这是又一种下岗、失业，人数较多，困难较大，不少也上访了；我写内参稿，居然刊印了，但是未闻行动，可能只是“知道了”。
并不否认，这几年来，党和政府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不断加强，并制定、采取和实施了一系列对策，获得了积极效应。有人说，新一届领导的新政之一是更加向弱者倾斜，这是“以人为本”的重点和底线；也可以理解，这是适应了地区、部门和人群之间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以致弱者浮出而该尽一切努力给以调解的需要。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包括城乡、地区、经济和社会之间的统筹协调，无不与之有关。扶贫始终未懈，贫困县和贫困户明显减少。“三农”问题列为重中之重，当然又是难中之难，核心在增加农民收入，寻找了许多办法，有的开始见效。就业作为人生之本，同时在城市工作中处于突出位置；并且大力推行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覆盖面渐渐扩大，进而向农民延伸。这都表明，弱势群体是全党和全民的扶助对象，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和优越性。
但是另一方面，与形势的艰巨性及其走向相对照，已有的行动和认识还嫌不够。同时，人们也常听到又一种声音，不尽和谐。大概在2002年，一份报纸理论版约我写一则为弱势群体呼吁的文章；写了后未能发，据告，不再用“弱势群体”的名词，在此前后的扶贫工作会议上只有“困难群众”字样。这是一次误识，因为既是客观存在，不少人在其中，称谓已无所谓，集群为体不见得有害，泛称群众不见得有利。至今，大家仍是照用弱势群体，觉得这更确切。特别是以扶贫为己任的有些部门，往往夸大成绩，讳言问题，继续保留“报喜不报忧”的恶习。总是强调就业和再就业取得多大成就，尽量回避登记失业率在上升，更不触及隐性失业了。对基尼系数的评估也一样，常是吞吞吐吐。这就引起社会的疑虑。因此，进一步面对弱势群体这个社会问题，摆出事实，分析义理，引起各级政府和社会的正视和重视，决不能掉以轻心，这对更好地解决问题、克服难点、钝化矛盾，应当是必要的、有益的。
也不否认，较多年来，理论界特别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弱势群体的问题倾注了心力，有不少研讨成果，对问题的处理和解决作出了贡献。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大量论述和对策建议外，有相当人数关心分配、收入和人民福利，既引入外论，又输入己见，有的不同凡响，颇具中国特色。老一辈的，如冯兰瑞、赵人伟等教授，较早以此题为重点，屡见真知；中青一辈，如胡鞍钢、朱玲到秦晖、杨帆，都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析其根源，觅其出路。尤其在“三农”问题上，从杜润生、吴象、陆学艺到陈锡文、温铁军，孜孜以求，呼声响亮。还有小说，如军旅作家阎连科的《受活》。这些是随便举例，不全，并且没有包括来自基层的实际工和转化为理论工如李昌平。更要提到，如卢周来写出《穷人经济学》，自成一家。所谓“造舆论”，他们尽心竭力，对政府和社会的重视和设法解决此一问题，功不可没，堪垂青史。
但是另一方面，与上述不无分歧的，也有另一种声音，很不协调。如对贫富差距的扩大，有人总肯定是必然的经济、社会和历史现象，还将持续和扩大，叫人们不要大惊小怪。在众多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热衷于为企业家献计献策，这不是不应该；只是相对而言，对蓝领和无领者则十分冷淡，几乎完全置之脑后。尤其是有人参与了某些先得利益集团，或其子女亲友下了海、发了财，或者本人担任了实际上不独立的独立董事，屁股指挥脑袋，利欲支配灵魂，脸色和声调都变了，扬言富人嫌少、房价嫌低，对公私企业中职工权益的缺失，如加班加点不给工资和不缴社保基金，认为是有利于中国资本的原始积累，无伤大雅。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更是一味崇尚新自由主义，鼓吹效率优先，把蛋糕做大；至于做大后怎样分割，却放言讲了公平不利于提高效率，把两者绝对地对立起来。
两种声音，两种主张，两种做法，彼此冲突和消长。连是否要有一个平衡点，也有不同的看法和想法。我们该听谁的？不能取决于哪种声音洪亮，就臣服于谁。这里，听上边的和下边的，常有参差；或者听多数的和少数的，出入很大。我在调查中，听了不同层次的干部介绍，再找群众聊聊，每有针尖对麦芒的异见。再三权衡，认定应该多听下边的、多数的即群众的话，虽然他们说的不系统，零零碎碎；缺乏理论，只是现象；有人会编顺口溜，带有牢骚、埋怨和愤怒。但是相对而言，他们说的是老实话、太上老君的真言。听多了，亦被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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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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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既出，写意遂决。怎样写，写什么？我想，不能写成纯理论的，这已出了多种，主要在自己的圈子里转，读者多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也不能写成纪实性的报告文学一类，给人以一串故事，即使感动，无法行动。还是写成一本实证与推理结合的小册子，以事为经，选择典型，了解实情；以论为纬，不求高深，只求浅出，大家都懂。基调如何？重点在揭示和分析弱势群体的由来，有客观因素即历史沉淀，也有现实因素，处于转轨（型）期，难免主观疏漏；出路已有筹措，取得成效，但是还有不足，亟待大家探索，群策群力；至于前景，既非近期所能如愿，又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着着见效，最终成功。在结构和层次上，一分为三：
上编是摆事实。从历史到世界以及中国，贫穷是社会现象，当代的弱势群体有其特色和动态，具体分类有农民、农民工、城镇失业和下岗者、老弱病残和其他直至乞丐或“流氓无产者”，然后找其生存原因和带来的社会问题。这些事实，来自报刊已经公开发表，在浩似烟海的信息中精选若干代表性和故事性的案例。众所周知的从简，网上的未经验证不录。
中编是讲道理。这类专著和论述也多，不能详加综合，只能酌举要点，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参照其他学说，主要是围绕有争论的焦点，进行比较、剖析和取舍。这不排斥有个人的见解和倾向，反正争论还将持续下去。
下编是想办法。旨在对弱势群体的扶助有些对策和出路。这方面的决定、规定和法令、条例也多，有的已经执行，见效有多有少；有的还在探索，思路不尽一致，有待进一步商榷。头绪纷纭，取一瓢饮，不一定恰当，有个人偏好。总之，集思广益，见仁见智，都在设计和实验的前后，不能肯定完全对头，留有切磋的余地。
在动笔前，友人忠告：难免要触及时弊，不无风险，宜慎。我想，如果束手束脚，等于三缄其口，至少言不由衷。扪心自问，出于党性和良知，出于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或者说是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在《圣经·旧约》里，把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称为“守望者”，代表一个时代的心灵和眼光，主要是只说凶言，要看到社会的凶兆，以未来的危险促进当下的改过革新，要有胆量和知识，把生死置之度外。我不敢与先哲相比，但是取法于上，得之于中下，愿出力而不求讨好，甘心为弱势群体尽应尽之责。
我写此书，不仅出于同情和怜悯，在某种程度上，学学梁山泊好汉，“路见不平一声吼”，出书也算是出手，目的不在于引起读者一掬同情之泪，而在等待政府和社会更加关注弱势群体的命运和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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