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弱势群体》
沈立人
上编摆事实
第1章先从古今中外的贫困现象切入／1
贫困是历史性、世界性矛盾的症结／1
牢记长远贫困的旧中国／6
新世界同样处处有贫困／9
反贫困是一场艰辛的持久战／10
第2章中国当代弱势群体的形成和构成／13
社会结构的分层和演变／14
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18
弱势群体的界定／22
弱势群体有哪些人／24
第3章农民：多数是弱势群体，弱势群体的多数／27
中国农民的历史负担和历史贡献／28
正视贫困农民的实际情况／29
还有失地农民和拆迁农民／33
农民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36
第4章农民工：离土离乡未离贫／39
从“盲流”正名为“农民工”／40
贡献与回报的不相称／42
频频出现的“跳楼秀”／45
讲不完的农民工故事／47
忽然冒出了“民工荒”／51
第5章城市贫民：待业、失业和下岗、
买断等等／55
日趋严峻的城市贫困问题／56
找工作的失业者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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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摆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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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势群体是谁？最简单和通俗的回答，就是：穷人！ 穷人，一般是指收入少、财产不多甚至几乎是零或负数（欠债）的人。这不是几个，而是一群，综合地看，叫做弱势群体。弱，不仅弱在经济上，也相应地延伸到政治上、文化上。这是一种社会现象，通称贫困现象，含有贫穷和困难的意味。贫困是弱势群体的主要特征，贫困现象存在和贯穿于古今中外，是产生弱势群体的大背景和大环境。从贫困现象切入，才能摸清弱势群体的来龙去脉和各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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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是历史性、世界性矛盾的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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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在发展，世界在进步，人类在觉醒。但是在取得成就的过程中，充满着矛盾和斗争，发展道路是坎坷、曲折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文化问题纷至沓来，此伏彼起，层出不止，耗费着人类的体力、精神和智慧。这些问题，集中为社会问题，其症结是贫困。上下古今几千年，纵横南北几万里，贫困是一个幽灵、一个阴影，始终笼罩在人类的头顶，抹不去，忘不掉。野蛮社会是绝对贫困，姑置勿论。就是文明社会，一步一步克服贫困，从而获得不同的福幸，目前尚处于中途，没有跳出苦海。面对现实，贫困仍在导致种种冲突、灾难和不幸。
一部人类发展史，从总体和本质看，不妨认为是一部与贫困做斗争并取得了有限收获的过程。犹太经典《圣哲箴言》早就指出：“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贫穷更糟糕的了——它是所有痛苦中最可怕的。……如果把世界上所有的痛苦都放在天平的一边，天平的另一边放的是贫穷，而贫穷在重量上将超过所有痛苦的总和。”
什么是贫困？拿远古来说，茹毛饮血、草叶或兽皮遮身以及穴居和树栖，固然不难想象其痛苦；就是后来，经济和社会有所发展，贫困一直与文明同行。现在我们站在世纪之交和千年之交。不要追溯太久，就是1000年前，人类还没有摆脱饥饿的威胁。除了灾荒年代造成种种惨剧外，农业社会的正常景象是为收获粮食的留种和食用比例而困扰。如在欧洲，刚刚进入两年一轮作的二田制，每年的收获要有一半用作来年的种子。出土文物中不乏艺术精品，而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都很简陋，可以猜测当时的平民百姓如何度日。1000年前，中国人口约1600万，西欧和南欧人口约2700万，全球人口总数估算在6000万左右，而平均寿命只有30岁～40岁，重要原因不仅是疾病，更是贫穷。
到了20世纪，进入现代和当代的100年，经济和科技有了长足发展，而贫困并未绝迹于寰球。人们从电视和书报上如实显示的贫民生活写真是：骨瘦如柴，赤身裸体，住在摇摇欲坠的破草房里。这不是猎奇，而有其普遍程度。根据不同标准的统计，在当代40亿～60亿人口的增长过程中，贫穷人口的比重在20%～30%之间，居高不下，稍降又升。以国家为单位，相对比较，富国寥寥可数，穷国占了一半以上；在大部分国家里，富裕阶层又是少数，多数陷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计算，总的水平有所提高，而贫富差距也在扩大。1820年，世界上最富国家与最穷国家人均收入之比是3∶1，1913年是11∶1，1950年是35∶1，1973年是44∶1，1992年是72∶1，1997年大约是727∶1。《20世纪人类生活面面观》，《美国新闻》，1999年12月～2000年2月特刊。也就是说，当代人类，多数还生活在贫困国家，处于贫困水平，相对贫困的程度有增未减。
这里，有必要对贫困的概念和标准试行量化的界定。由于贫困的相对性及其内涵的广泛性，不同的国家、地区和不同的时期，缺乏统一的规定。又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前者泛指基本生活没有保证，温饱没有解决，简单再生产难以维持；后者则指温饱基本解决，简单再生产能够维持而扩大再生产还不容易，但是低于社会公认的基本生活水平。绝对贫困又分为生存贫困和生活贫困。前者指生存也难，最低生理需求不得满足，濒于可能饿死的边缘，属于生活分等的最低一等，又称特困。社会学的初步共识，大体上是以人均收入和消费每日不到1美元为特困，不到2美元为贫困，超过2美元为摆脱贫困，但是不到3美元还算相对贫困。必须注意，这在各国，由于汇率的高低和浮动，要有具体的分析，不宜做机械的对比。
贫困有其丰富含义，社会学教科书上有多种议论，涉及专门，不再赘述。只引一下世界银行副行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博士2002年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所作题为《消除中国的贫困》的演讲中所说：贫困这个概念本身是非常复杂的。以往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往往关注的是“收入性贫困”，关注的是贫困人口接受的教育，关注的是贫困人口的消费结构。他指出，贫困其实是一种多维现象，它不仅仅体现在收入、教育上。收入、教育和消费结构准确地说更应该看成是贫困的结果，而不是贫困的精确度量。世界银行2001年1月重新对贫困严格地进行了定义，认为贫困主要由以下三个特征构成：第一是缺少机会参与经济活动，如果机会就在那里，你不接受，那么就是选择的问题，和贫困问题无关；第二是在一些关系到自己命运的重要决策上没有发言权；第三是容易受到经济以及其他冲击的影响，例如疾病、粮食减产、宏观经济萧条等等。他谈到中国的贫困问题，当时重点还在农村，并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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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同样处处有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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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贫困不仅中国有，而是世界问题。旧世界有，20世纪～21世纪的新世界也有，第三世界有，第二、第一世界也有。这里捎带说说，不是衬托，而是参照，有利于扩大视野，吸取借鉴。
贫困问题在当代世界，有相当的普遍性。小小寰球，生息着众多居民，表面上日趋繁荣，内底里很不平静。据世界银行测定，所有发展中国家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数量，1985年为10.51亿，1995年增加到13亿，到2000年还有11亿以上不能脱贫。1996年底，安南刚刚当选为联合秘书长，发表《让我们开始一个康复时期》的讲演透露：目前世界60亿人口中，有1/6的人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温饱问题尚未解决；有将近2亿的5岁以下儿童患极度营养不良症，近1/5的人还没有饮上卫生合格的水。另据联合国《1997年人力发展报告》，战后50年，世界财富增加7倍，而目前贫困人口比5年前增加3亿。
进入新世纪，情况未有根本好转。联合国每年要开扶贫大会，报告中提到的数据，逐年下降不多，有的还见反弹。随手翻阅几种媒体、惊人的标题和摘要扑面而来。从《参考消息》转载，《科学与生活》（法国）2000年11月号有文题为《世界仍在饥饿》，转引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地球上有13%的人（8亿）仍在挨饿。”世界银行2001年发布一份报告，受“9·11”事件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放慢，下一年世界贫困人口还会增加。《环球时报》2002年1月13日刊登侯若石文，提出世界市场恶化、穷人状况最惨，如阿根廷人均收入下降4.1%，贫困人口比重从16.8%上升到24.8%；印尼人均收入下降14.6%，贫困人口比重从11.3%上升到18.9%。在此过程中，蛋白质摄取量减少，儿童退学率提高，妇女身体健康风险最大水平的比重也上升。《标态》周刊（墨西哥）2004年6月发表《富人与健康、穷人与疾病》，指出全球有10亿多人缺少最基本医保。
穷国固然哀鸿遍野，富国也是不在例外。也从《参考消息》得悉：据美国商务部人口普查局报告，有3580万人属于贫困，占总人口的13.3%，即6.5个人中有一个穷人；《费加罗报》（法国）揭示，英国有1/4人口没有足够的收入过上正常的生活，1000万人的每月积蓄不到10英镑；《文艺春秋》（日本）揭示，贫富差距扩大，竞争失败者不胜凄凉，一位普通职员在减薪后改变了生活方式，压缩娱乐和教育开支，不再一家人同出游玩，报纸改订一份，更不想什么名牌服装了。这些是相对而言，富国与穷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消费结构，不能同日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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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势群体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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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前面的论述，引申出来的概念和结论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处于发展中阶段的大国，整个地说，还是贫困或比较贫困、相对贫困的。我们的社会结构，逐步分层，出现了多种阶层，对社会资源的占有，有多有少，甚至有或没有；进而表现在收入分配上，也是有多有少，并且差距在不断扩大。于是，人以类分：有富有穷；更深刻地评估：有强有弱。也就是说，两极分化，在一头出现富人即强者的同时，另一头出现穷人即弱者。弱者成群，称为弱势群体，是对社会中一部分人的总称，不仅对立于强者，并区别于中间群体。
弱势群体这个名词，并非土生，来自世界，英文为socialvulnerablegroup。对其定义也有多种，尚未统一。大家已经熟知的，有下列几说：
郑抗生等在1996年出版的《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一书中提出：“社会弱势群体是指凭借自身力量难以维持一般社会生活标准的困难者群体。”
陈成文在其专著《社会弱者论》中认为：社会弱势群体“是一个在社会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
邓伟志在《让“弱势群体”从弱到强》一文中肯定：“弱势群体是指创造财富聚敛财富能力较弱，就业竞争能力、基本生活能力较差的人群。”
还有其他说法，大同小异。如在国外，有人把弱势群体描述为那些由于某些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对这些人群，又称社会脆弱群体、社会弱者群体。我国一度回避弱势群体的名词，改称困难群众，实质上是互通的，并且更浅显易懂。
几种说法，措辞不同，重点各异，也有相似。综合地看，弱势群体的特征，似可归纳为下列四点：
1.低职化或无职化。指在社会担任的职业，属于较低或最低的位置，甚至连什么职业都没有。表现在对社会资源，分为管理（权力）、经济（财富）、文化（知识）三大类，或者与他无关，或者有也很少。他惟一所有的，主要是作为一种劳动力，并且主要是体力，脑力和智力也不多。套用旧话，基本上是无产者，又是无权者和无智者。
2.贫困化。这是从低职或无职而来，收入分配不多，处于社会平均线下或分组中的低级、最低级。于是，一般只能维持生存和生活必需，生活质量不高，生活方式简单，谈不到发展和享受。无论是吃、穿、住、行和用，高档品与他们无缘。在某种情况下，还会碰到不同困难，陷于缺食少衣、饥寒交迫。
3.脆弱化。除了生活上有困难和风险，更在政治上、社会上缺乏竞争力，和在市场上竞争力也不强一样。因此，他们虽然应当和可能靠自己的努力来争取改善其处境，但是机遇不多，并且风险不少，经济社会上风吹草动，首先受害。如物价上涨，他们首当其冲；产生自然灾害，他们抵抗力差。
4.边缘化。这是上述诸因素的综合，使他们作为弱者，经常、长期甚至永远处于社会的边缘，与中心有相当距离。在心理上也被人家看不起，即使舆论为他们打气，始终不能成为现实。也因此，他们有自卑感，有依赖心，有时会逆化为敌视社会和他人，即使起不了作用。参见刘卓红、胡宜安：《弱势群体的基本特征》，《理论视野》、2004年第2期。
具体地说，能否这样诠释：弱势群体是指社会上的部分人，由于先天或后天的条件制约，缺乏较强的竞争力，不能或只能很少地占有社会资源，因此只能获得甚至不能获得较好的社会职业，使其收入分配较少或很少，只能过着水平较低的、主要是维持生存的生活，同时缺乏抵抗种种风险的能力，也缺乏依靠自己努力来改善其境遇的可能性，并在政治上、文化上和心理上都处于社会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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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势群体有哪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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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界定，只是原则，具体化到哪些人，也有各种说法。
人们知道，在2002年的“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出现（或是恢复）“弱势群体”字样，主要是四种人：下岗职工、“体制外”的人、进城农民工、较早退休的“体制内”人员。其实，这只是代表性，举例而言，突出了重点，未包括全面。推而广之，还有不少。
从下岗职工延伸，可以包括失业者、半失业者和待业者。“待业”这个名词，久不用了，本来是指到达就业年龄而未能就业的人，现在已经纳入失业一群。大学生毕业，相当时间未找到工作，也是失业者。半失业者，一般是指其职业不固定和收入不稳定，时有时无，时多时少。这些与下岗职工，本来有业，现在无业，来历不同，现状无异。
从进城农民工，可以延伸到相当多数的农民。本来，农民工来自农村进城打工，相对地说，其收入比务农多，就业机会也好一些。但是看实际情况，他们干最累、最苦、最脏和最危险的活，拿最少的工资，并且多数、长期被拖欠。所以，列入弱势群体，是合理和必要的。但是这样一来，令人自然地想到广大农民，同样处境困难，至少不比农民工好，否则又为什么要进城呢？特别是纯农户，种少量的田，种粮粮价贱，日子不好过；还有失地农民，补偿有限，又无田好种，困难容易想象。可见，多数农民，应当在弱势群体之列。
“体制外”的人，可能是指无业者，不是失去了职业，而是向来不在任何单位。这些人，基本上无收入，有也不经常，除靠家里赡养外，生活无来源也无保障。一旦失去赡养或赡养者下岗，其困难更大。这在城镇有，农村也有。
较早退休的“体制内”人员，是指拿养老金（退休工资）不多的老人，其困难不想可知。何况，过去在困难地区或困难企业，包括从机关抽调去的，养老金较少还不能做到按期、足额发放。
从以上后两种人，又能联想到社会上有一批老弱病残的人，同样是收入不多或无收入，生活困难，应当列入弱势群体。
这样一来，弱势群体的人数就多了。这是基本国情所决定，尤其在目前处于转型期，体制在变迁，冲击力很大，与外国特别是发达国家比，其弱势群体除失业者外，主要是老年人、残疾人、精神病患者和孤儿、单身母亲以及吸毒者、酗酒者等，大不一样。他们在分类上，相当部分是生理性的弱势群体，其余才是社会性、经济性的弱势群体。由于国家大、人口多、发展不平衡，我国的弱势群体还有区域性或地方性，在经济欠发达、自然条件差和自然灾害多的区域，弱势者成群，有特殊因素，包括某些少数民族，成为弱势群体形成和集聚的另一种情况。
对弱势群体，有人还分为初级弱势群体和次级弱势群体。前者是指基本生活需要不能得到满足而陷于困难者，后者是指基本生活需要虽然得到基本满足而与其周围人们相比，差距显得过大者。这也表明，在不同地区，似该有不同标准。
对弱势群体，有人建议，可以划一道贫困线。其实，两者有联系，又不是一回事。低于贫困线的，无疑属于弱者，而略高于贫困线的，既不属于强者，就不一定摆脱了弱者的身份。这在掌握上，还是要从实际出发，有一定的弹性。
以上为弱势群体试作界定，总的是适当定性，不可能精确定量。弱势群体的划定，并无明明白白的边际，主要是设置一个概念，认知社会人群中有这样一群弱者。他们的大多数，不可能仅是依靠自己的努力来改善自己的命运，应当得到各级政府、社会和其他人的关怀、帮助和尽心、尽力。
以下来为几种主要的弱势群体进行扫描和写真，希望博得大家的同情和重视。古语云：“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欢。”在神州大地，在我们周围，还有这样和这么多的弱势群体，我们是不能不为之感到不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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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贫困农民的实际情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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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弱势群体，大家会不约而同地首先想到的是农民。农民，千百年来一直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最大比重。在二元结构的格局下，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村是弱势地区，农民中的大多数属于弱势群体，弱势群体中的大多数也是农民。农业、农村、农民，简称“三农”，是中国当前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难中之难。10多年来的两位国务院总理，都同样地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艰巨性。朱鎔基同志还曾说是最“头痛”的事。这方面的情况、信息和资料以及议论意见，浩如烟海，可以说是瞧不清、说不完、办不好。限于篇幅，本书只能点到几个主要问题，举出若干典型事例，不容过分深究下去。因为这方面的情况，大家已是耳熟能详。
对中国农民的现状，光用数字，如人均纯收入从改革前的500元左右至2003年增加到近2500元，增长了约4倍；绝对贫困人数从占总人口的1/3（主要是农民）降低到仅3000万；农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从近70%降低到稍高于50%等等，是必要的，但很抽象。尤其是从总数和平均数，反映不了其中贫困农民的具体面貌。所以，同样必要的是，应当找些事例来表明广大农民中还有弱势群体，引起正视、重视和惊视。从媒体看，事例随手可拾，只能酌举少数有代表性和有故事性的。
也找一个上书总理的事，最近《东西南北大学生》发表一位19岁的女大学生曹裕，2003年7月份的暑假社会实践，到家乡湖南桃江县进行调查，写出5000字的报告。提到两例：一例是走进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家，老人的儿子死了，女儿、女婿去打工了，自己一人独住，“一身的病痛没钱看”；见到客人来，说要好好待客，结果只是熬了一锅粥；端着粥碗，曹裕流泪了。另一例是她到一位40多岁的伯伯家，3个儿子，老大才14岁就辍学了，对曹裕说：“姐姐，其实我不想读书”；但从孩子眼神，曹裕分明看出，孩子实在是太想读书了；曹裕安慰他，自己又流泪了。这个报告，都是小事，寄给温家宝同志后，信访局回了信。
农民为什么还穷？最近《杂文报》登了一则短文：《算账》。回乡，父亲说收300多斤玉米，每斤价在5角左右，共卖150元，扣去种子、肥料，不算工钱，只剩70元了。至于其他种稻麦的账，报道不少，在2004年调价前，有的竟是收不抵支。因此，不少地方出现撂荒。那么，农民又有什么收入呢？
于是，导致了又一种悲惨情况。《中国社会导刊》2004年第一期刊登陈捷生的《稚嫩的离合》，讲的是：
第一次见到刘耀佳老人，是在芳村区胺口客运站附近。那时候，老人正呆坐在马路边黯然神伤，一身破旧的衣服上沾满了尘土。老人是广东离州曹江镇溪朗村的农民，今年62岁，两个儿子一个7岁，一个9岁。2003年10月17日上午，他在广州街头当街宣称愿意将自己的亲生孩子送给好心人领养。
我们赶到时，老人的小儿子刚刚被送走，大儿子独自在一旁嬉戏玩耍。由于孩子十分顽皮，身患残疾的他不得不用铁链锁住孩子的脚，以防走失。孩子的灵动与老人的愁闷总是对比鲜明。
天意弄人。老人前妻早亡，为了将两个小孩养大，娶了一个比他小24岁的外地妇女来持家。女人相夫教子，生活倒也算安稳。2001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让老人的左腿残废，这也成为了一场家庭战争的直接原因。女人最终跟着别的男人远走高飞了。老人的生活陷入窘境，与两个未满10岁的孩子相依为命。
孩子不能跟着受苦！老人的愿望很简单：孩子能够吃得好，穿得好，跟别人家的孩子一样有书念……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他最终动了送子念头。10月16日晚，他携着两个儿子，搭乘熟人的车到了广州。
上述地区，顺手拈来，有湖南和广东，过去有话：“湖广熟，天下足”。现在情况变了，产生粮食安全问题，难怪有位洋人要问：谁来养活中国？
到了更后进的地方，情况更加严峻。《解放日报》2004年6月4日刊登黄慎盈等的《“西海固”告诉我们》，讲的是：处于宁夏的西海固，成了贫穷的代名词。一些家庭全年纯收入只有120元，有些家庭甚至没有收入。他们的生活始终围着土豆转，种土豆、吃土豆、卖土豆。但是，西海固的孩子也想读书，虽然有的没有出过乡。恰恰在这个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认定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一个15岁的女孩马燕，从小学四年级起，写下四本日记，被法国记者发现，在巴黎出版，列入了畅销书排名榜。书中记下不少贫苦生活的事，如2001年7月13日：“母亲把馒头蒸熟了，她就喊父亲进屋吃馒头。我也跟了进去，就把下午剩下的黑面饭盛了一小碗吃，吃完了我想再盛一碗，可是小弟都给吃完了，我就问母亲我可以吃一个馒头吗？母亲说明天吃吧，今天不能吃。我说我吃一个小的，母亲还是不让。我就出来睡在外面，看着天空的星星想，开始责备母亲，连夜里的饭都不给吃。我偷偷地流着泪。”又如同年12月6日：“因为菜吃完了，从昨天到现在一直吃淡饭。今天下午我把饭打来，和弟弟分了。他说没菜叫人怎么吃得下去？气得我只是流眼泪。我哪里给你弄菜去呢？买菜又没有一个钱。说没钱吧，我身上倒有一块钱，可我就是舍不得花，硬着心吃淡饭也不愿花掉一分钱。因为这钱是父母辛辛苦苦用血汗换来的。每当我买学习用具时，掏出钱时，就想起妈妈的那双手。今天在吃淡饭的过程中，我吃得非常香。老人常说：吃淡饭眼睛瞎呢！但我今天却没有瞎。这就是说，老天爷还是有眼的。”这种生活，不在当地或亲临当地，是无法想象和难以置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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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贫困农民的实际情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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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农民？有人认为，不该泛指“农村居民”，而应当是专指“农业居民”，尤其是纯农户和种粮户。那么，这几年来，他们的收入几乎没有增加，有的年份甚至下降。贫困农民，主要是他们，在农村占多数，也是弱势群体的多数。
写到这里，不得不补上一段光明的尾巴，否则会令人丧气的。《经济日报》2004年3月2日发一则通讯，讲的是江苏昆山的大唐村，把耕地的近一半拿来种植花卉苗木，2003年人均收入9500元，先后获得文明村、卫生村、农业现代化示范村等荣誉称号。他们有征地补偿、拆迁安置和社会保障的“三道防线”，达到人人有技能、个个有工作、家家有物业的“三有工程”。这种富裕的农村，各地都有，但目前还是极少数，而给人们以希望，在未来。至于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南街村等，主要靠办企业，雇佣大量外来工人，使本村村民致富，已经不是严格意义的农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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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失地农民和拆迁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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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以种地为业，耕地是其主要生产资料，也是他们生活来源和人生保证。中国人多地少，人增地减，人均耕地已从20世纪中叶的四五亩不断下降到当前的不到2亩，在各地很不平衡。即使这样，以占世界耕地的约7%养活了占世界20%强的人口。依靠这一二亩地，每个农民辛勤耕作，长期来过着俭朴的日子，并供养着非农业人口，其事迹是可歌可泣的。
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土地的用途越来越广，不仅是种庄稼，还要修路、建房、造厂，为工业化、城市化作出贡献。于是，部分农民与祖祖辈辈传袭下来的土地剥离了。出现一个新词：失地农民。失去土地，农民干什么、靠什么？还叫农民吗？一串问题相继而来。并且，这不是个小数字。国土资源部公布，近10年来，农村土地征用面积达到1亿亩，最近几年每年都在1000万亩以上，相当于10个大县。沿海发达地区的省，每年要减少相当于至少一个县的土地。
对失地农民的处理和安排，先后采取和推行不同办法。大体上有三种：一种是转化为市民，并给以就业；一种是给以货币补偿，一次性或长年分发；一种是以土地换社保，给以生活保险，甚至住房。但是，面对大量失地农民，就业安置不可能了。试问：1亿亩土地，至少5000万农民，城市管得了吗？于是，货币补偿成了主要方式。补偿多少？这涉及双方或三方利益，即农民为一方，征用者或连同当地政府为另一方。双方处于不平等地位，权在政府，并偏袒征用者。
《经济日报》2003年11月18日有记者王新亚等写的一则报道，题为《失地农民：一个值得关注的人群》。讲到安徽合肥包河工业园区，政府一声令下，6000多名村民就迁移一空，本来答应给每人1万元补偿安置费和青苗费、搬家费等，半年过去，只拿到900元。在自家尚未拆完的楼房前，赵成芝不停地哭泣；她家楼房两年前刚建好，花了10多万元，耗费一辈子心血，现在完了。老会计吴玉平说，有田地的话，上能养老下能扶幼，现在就是一人给1万元，也不敢想象今后的日子怎么过。这篇报道在“积重难返，症结何在”的小标题下，列出5条：
——没有把好公平关，不仅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偏低，而且又没有社会保障措施配套，近忧远虑使失地农民不断上访；
——“圈地风”盛行，“征而不用”现象非常普遍，失地农民意见很大；
——“低征高卖”农民十分反感；
——暗箱操作，腐败孳生；
——征地补偿安置费分配混乱，村级留用资金管理失控。
征用土地，常以开发利用为名。究竟怎样？椐新华社6月24日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盛华仁报告执法检查组的实施情况时说：全国开发区多达6015个；规划面积3.54万平方公里，其中相当数量是耕地，而且有的是高产农田；截至2003年初，在建和拟建大学城46个，建地面积超过40万亩；目前已建、在建和拟建高尔夫球场306个，遍及26个省市，占地48.8万亩……针对这些问题，有关部门已经做出决定，有所“坚决制止”。但是，能否真正贯彻，还要拭目以待。否则又将有多少农民弃土弃家，流离失所。所以有此怀疑，有人指出：仅仅土地的含金量就足以使贪官和奸商垂涎欲滴，跃跃欲试。在高额的回扣和“劳务费”面前，什么良心道德，什么为人民服务，什么“以民为本”，都可以弃之不顾。杜光：《保卫耕地，解救农民》，《同舟共进》，2004年第八期。
至于湖南省嘉禾县在拆迁中的违法违规和江苏省常州市的“铁本”事件，反道已多，国务院在处理，不再赘述。
经过失地农民上访，社会舆论呼吁，中央政府规定，情况开始好转。有的地方改用新办法，如土地入股，参与真正的开发分红。福建省福清市镜洋镇发展农产品加工企业和配套生产企业，新增税收地方留成部分以50%返还乡镇，再以50%返还村里，村里又以至少30%给失地农民作为“分红”，使他们失地不减收。
与土地被征用、住房被拆迁的农民相类似，还有因搞工程而搬家的“移民”。据《中国青年报》载，50年来，中国大型水电工程共有1600多万移民，除了安置好、生活有所改善或未下降的，约有1000万人处于贫困之中。如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在怒江建岩滩水电站，由于重工程、轻移民、低补偿，加上后期扶持力度不大，结果造成先进的电站、落后的库区、贫困的移民。水电站创造巨额财富，移民每月只领24.5斤大米，他们靠水电站，家里却没有电灯，原因是“用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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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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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作为弱势群体，首先弱在经济上，而又不限于经济，还弱在政治上、社会上以及文化上和道德上、心理上。
我国经过长期封建制度的浇铸，等级观念和等级制度是根深蒂固的，一切按等级划分，不同等级的群体享受不同的待遇，而农民始终处于最低层。有篇文章林光彬：《社会等级制度和“三农”问题》，《读书》，2002年第2期。指出：“产业有优劣之分，优先发展的产业享受特殊的优惠政策，不受重视的产业往往是被剥削的对象；地区有高下之分，发达地区是国家关注的中心，得到国家较多的投入，而落后地区则处于相对被歧视的地位。”接着说：“在经济上，农民像一袋马铃薯，形不成集团力量；在就业上，农民受到各种限制，缺少流动的自由权利；在公共服务上，三农属于最后考虑的范畴，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即；在社会保障和国家福利上，农民处于自然状态等等。”这些，可能近年来有所转变，但是不能低估其习惯性。
这篇文章同时提到：“在政治上，农民缺少参与的平等机会；在政策上，农民是被动的接受者；在行政上，农民是被管理的对象。”
能够为上述论断作实证的，有另一篇文章陈宏生：《国大党胜出的启示》，《同舟共进》，2004年第八期。，提出：“在我国，农民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那么，在政治上呢？我们农民今天享有何等的政治地位？两者又存在怎样的因果关系呢？农民苦，农民穷，不能老是停留在这一层面上说问题吧？有人统计过，在全国人大代表中，9亿农民所占份额根本不成比例。更严重的是，这一小部分的所谓‘农民代表’，也大多数是地方官员和那一部分‘先富起来’、社会地位较高的农村新贵，他们的政治和经济诉求与广大农民相去甚远。也就是说，占全国人口约2/3的农民的政治发言权与参与权都十分有限。中国农民不但是经济上的弱势群体，更是政治上的弱势群体，而政治权利的缺失，无疑极大地妨碍了他们经济地位的改善。”进一步认为，李昌平发出的“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给农民以基本权利”的呼吁并非无的放矢，更非言过其实。
前些时候，推行基层民主，实行政务公开，执行村级民主选举，让海内外学者兴奋了一阵。从典型看，确有进展。但是有人考察，在面上，农民对选举的兴趣不大。原因是这对解决农民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用处并不太大。何况，相当多的地方，几乎所有男性青壮年和多数女青年，算是有文化的，都出去打工了，选举只好在似乎最缺乏政治能力的老弱妇孺中进行。
再看当前海内，有多少人看得起农民即所谓“乡下人”？一般市民即所谓“城里人”看不起，不少官员也看不起，甚至农民自己也有自卑心理。最近去世的杰出经济学家扬小凯说过，三农问题本质上是一个道德问题。
中国农民是善良的，又是勇敢的，他们中有人会为维护自己的权利而挺身。河南省宜阳县有一位52岁的农民叫王幸福，历时10个月，自费秘密调查230多起“暴力抗税”事件，结果却颠覆了原来的结论：“暴力抗税”变成了“暴力征税”。在调查中，被乡政府和派出所人员盘查，责问：“谁给你的权利？”他答：“宪法给我的权利！”他的调查报告有100多页，最终揭开真相，引起国务院有关领导和河南省政府的高度重视。这件事，刊登在新华社的《半月谈》上，经各大网站转载，博得千万人的怦然心动和肃然起敬。
我们的官员中，也不乏有爱民、亲民的。2003年9月，一本《向农民道歉——一个县委组织部长的驻村手记》，作为内部资料，在陕西省县级以上干部中间流传。马银录，1974年入伍，转业后任白水县委副书记和组织部长。他深入农村三个月，接触到不少情况，如群众背后说他们是“一帮狗东西”，在一家看到一件血衣，一位村民的老婆喝了“敌敌畏”，发现农民“有一肚子苦水、一肚子悲伤、一肚子愤懑”。马银录不怪农民，认为责任在政府，并尽量解决好存在问题，很快得到农民的赞扬。他说：“农民是好的”！这篇手扎，后来发表在贾平凹主编的《美文》2003年第一期，不少报刊作了转载或摘登。
有王幸福这样的农民，有马银录那样的干部，农民作为弱势群体，一定能够得到正确对待，渐渐地改变其弱势，终于不再是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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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盲流”正名为“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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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潮”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但据考证，在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晚清工业化初期，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就有记载：“中国工人伙多，有用之不竭之势。……上海如此，他处尤为便宜，盖该口工价已较内地丰厚，致远方男女来谋食者日繁有徒，虽离家不计也。”估计，20年代未30年代初，离乡进城的农民至少有1500万人吕新雨：《“民工潮”的问题意识》，《读书》，2003年第10期。，成为马克思所说的产业后备军，初具规模了。
建国以后，城乡分治，即使推进工业化，也很少向农村招工。相反，城市的劳动力还不能自行消化，于是有不止一次的动员市民“上山下乡”，特别是对知识青年即新生劳动力。但是，由于存在二元结构，城市居民的生活条件明显地好于农民，在农村出现了“跳出农（龙）门交好运”的呼声和期望。到80年代，除了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就地转移部分农民，叫做“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外，不能阻挡越来越多的农民，迫于生计，自发地进入城市谋生、找出路。
对这部分人，开始称“盲流”，即“盲目流入城市”，在取缔之列。已是新世纪的2001年，《华西都市报》有一条新闻，标题就是《围剿盲流》，说的是成都市公安局调集数千民警、武警等，对城区和周边地区治安复杂地段进行清剿（注：不加引号），抓获一批外地盲流人员。他们多数是来自农村的民工，如有一个来自井研县的农民，用两轮摩托违章载客，收费5元，处罚1000元；还有一个遂宁县来的农民黄某，从事收荒（收购废旧物品），受到保安人员暴打，打在他刚做过肾结石手术的部位。这就是农民进城找工作最早碰到的待遇，粗暴、恶劣、残忍！
不久，“盲流”的名词逐步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民工潮”。这是指在每年春节前后，进城打工者回农村去过年并在过了年后再出来的高潮，也指民工越来越多，成千上万，势如潮涌。对“民工潮”的报道，大家记忆犹新，学者们的论述也多。如上面的引文，就指出：民工潮首先是由于农业负增长，是土地与人口关系比例不协调的结果，还是“城乡综合症”恶性循环的结果。在此前后，“农民工”的称呼出现，并比“民工潮”更规范，就约定俗成了。但是，在一般的字典和《辞源》上对“民工”有说法，不全适用于农民工，而对“农民工”来不及给以确切的诠释。望文生义又会有不同理解：是农民来做工呢，还是来自农村的民工？或者兼而有之：一是没有完全摆脱农民的身份，二是开始有了民工的社会职业。落脚到工，不是说已经变成了工人，而是仅在打工，具体说是临时工、合同工甚至什么工种都不是，有什么事干就干什么，处于流离和不确定状态。这是中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职业和社会身份。有时简称“民工”，拿掉“农”字，不很确切。
农民工不是少数，在人口总数中不止一个零头。据报道，本世纪之初约七八千万人，后来有个统计是9400万人。到2002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表明，目前全国有流动人口超过1.2亿，其概念大体上即农民工。以后，又是每年增加400万～500万人。有人算了一笔账，农村劳动力约4.7亿，实际需要2亿～2.5亿（全国19亿亩耕地，每个劳动力承担5亩～8亩），加上乡镇企业用工约1.3亿，至少还多余1亿～1.5亿。现在到城市就业以1亿计，不少于甚至超过了城市原有的就业者。
农民工的来龙去脉，大体上是：来自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大省占多数，如四川（原来包括重庆）外出农民至少1000万人，湖南、湖北和河南、安徽各有数百万人；去向东南沿海发达省市的也占多数，如广东吸纳2000多万人，其中深圳、东莞各有三四百万人之众，上海、北京和江苏、浙江各有数百万人；省区内流动占一半以上，跨省区流动也有4000万人左右。
正名为农民工，定性煞费斟酌。《经济日报》在2003年8月组织了一次讨论，仍是见仁见智不一。有人说：农民工是尚未被承认的产业工人；有人说：农民工还有不同于工人的自身特点。有人认为，农民工目前没有取得新产业工人的资格；有人认为，农民工只是城乡双向的边缘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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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与回报的不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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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进城和镇，作为农民工，其贡献是突出的。不少文章已有估价，可以归纳为。
（1）扩大了城市的劳动力资源供应，特别是补充了某些特殊工种的不足。
（2）促进了城市二、三产业的发展，有利于维持和降低其工资成本。
（3）增加了城市的购买力，对城市商业和饮服业的发展，作用更加明显。
（4）推进城市化，提高城市化率，为城市做大、做强提供新的动力。
（5）发展城乡交流，密切城乡联系，为城乡一体化的前景作了有益的铺垫。
（6）开辟和繁荣了劳动力市场，优化了人才配置。
贡献与回报本来应当一致，但是，原来的城乡差别没有因农民进城务工而消失，却是也带进了城，继续在市民与农民工之间划下鸿沟。与此相应，农民的弱势群体属性也没有因成为农民工后就发生任何变化。
农民工干什么？多数回答是：他们在城市从事的是“非正规就业”。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取得正式的就业身份，地位很不稳定，一般称“临时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非正规部门工作；一类是在正规部门担任非正规工作。非正规部门（Informalsector），国际劳工组织定义为：“发展中国家城市地区那种低收入、低报酬、无组织、无结构的很小规模的生产或服务单位。”除了工资低外，还没有或很少福利保障，并且与雇主的劳动契约十分松散。正规部门，农民工难进入；即使进入，也多是编制外的临时工。李强、唐壮：《城市农民工与城市中的非正规就业》，《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6期。
几份调查资料指出：农民工的工种，多数是城市中最苦、最累、最脏甚至最危险的活，如建筑、装卸、运输、清洁、环卫和餐饮、零售、服务以及纺织、服装、五金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与冶金、化工等小企业。《发展导报》2001年有一份问卷调查，暴露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每周工作5天的占8.4%，6天的占18.1%，7天的占73.5%；每天工作8小时的占55.5%，9小时～12小时的占35.3%，13小时以上的占9.2%。以致工余，除做生活杂务，基本上用来睡眠，谈不上学习和娱乐了。
《时代潮》2003年第2期刊登记者写的《透视广东“外来一族”》，讲到“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在不少外来人眼里，广东意味着梦想、机遇和成功。确实有人在这块南方的热土上创了业、发了财。文章接着说：“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这么幸运，真正能够从一个‘打工者’变成‘百万富翁’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还是年复一年为生计而漂泊。在广州天河区的一个小区门口，记者每天都会看到一对夫妻守候在自己的板车旁，等着别人雇他们。夫妻俩来自湖南的一个小山村，家中三个小孩在上学，而家庭所有的开支全部寄托在这辆不起眼的板车上。据男主人透露，要是好的年份，一年还可以挣个一两万元，在老家这是一个不敢想象的数目。”这是幸运者，所以吸引着农民进城。
更多的如《杂文报》2003年3月28日石飞写的《农民工头上一把刀：同工不同酬》，第一段是：
一位来自安徽天长的戴姓农民工兄弟告诉我，他今年48岁，已经在某保洁公司连续工作了10年，月工资始终300元，10年一贯制。这家保洁公司共有600多名职工，其中“农民工”400多名，“市民工”100多名，干的都是一样的扫大街的活。“农民工”不管工龄长短，一律都是临时工，报酬全是一个“死制子”每月300元，且无星期、无假日、无奖金、无加班费、无社会保障。而“市民工”不管工龄长短，一律都是正式工，有节假日，享受各项保险和福利待遇，月工资至少800多元，一般都在千元以上，年终还有几千元奖金。“农村人到城里混饭吃不容易，低人三等呀……”末了，这位戴氏农民工兄弟哽咽着说，泪在眼眶里直打转。
《社会科学报》2002年5月2日发表两篇文章，仅看题目，就知意思。一篇是曹锦清、叶君写的《农民进城：难以言说的平等》；一篇是张乐天写的《阶层歧视：社会发展的障碍》。前一篇谈到，一些学者建议城市辟出“贫民区”，这不是不要生活成本，而是把成本尽可能降低；但是，“贫民区”的基本卫生防疫、治安管理、建设费用就会彻底瓦解地方政府的财政体系。他认为，农民大量进城，虽然从表面上看缓解了城乡二元对立，实际上把矛盾从乡村搬到了城市，变成城市中两大等级的对立。可见，农民进了城，成了农民工，而城市的回报，丝毫没有改变他们的弱势群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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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频出现的“跳楼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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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和网上不断丰富人们的词汇，近年来常见的有“跳楼秀”，指的是有人要跳楼，又舍不得什么，在（高楼或宝塔、或电线杆）上思想斗争；于是围上一堆人，警车也开来了，一边劝说，一边在地上放着软垫；有时也有人起哄：“跳吧！为什么不跳下来？”多数悬崖勒马，个别酿成惨剧。
“跳楼秀”的主角有各种人，各有各的苦衷。但是，其中最多的是农民工；为什么？大部分是为了讨工资。2004年8月14日的《新华日报》报道8月1日到4日，江苏常州就有三起，其中一起有4名民工爬到60米高的塔吊上，宣称“见不到钱决不下来”。这篇报道的题目是《民工讨工资非得上演“跳楼秀”？》
农民打工，为了挣钱，挣到多少，前已述及。要算大账，农业部曾宣布：2002年全国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超过9400万人，打工总收入约5278亿元，寄、带回家的约3274亿元。这样计算，人均收入为5615元（每月468元）；寄、带回家人均3283元（每月290元）。按此数字，如再折算到家庭人口，只略高于中西部农村，而大大低于一般城市。
再算细账，2004年2月18日《新华日报》有位记者看到一位苏北汉子的记账本，摘录发表如下：
收入：①每天老板给2.5元做早餐费，共105元；②一月二日老板支付42天工资，933元；③二月十五日挣一天工钱，25元。收入共计1063元。
支出：①每天早餐1元到1.5元，共42.5元；②给女儿寄居处打了5次长途电话，每次1到2分钟，共7.9元；③过年回家前给女儿买了一本初一数学辅导，8元；④元月三日回家车票，43元；⑤过年买鱼，7.5元；⑥猪肉10元；⑦祭祀用黄表钱，2元；⑧过年理发，1元；⑨洗衣粉等生活用品，10元；⑩女儿今年新学期开学，向所在学校上交学费360元，住宿费100元，伙食加工费100元；交小麦74斤后（去年家里的存粮，不是今年的收入），再交17元给学校充当剩余的26斤小麦款；合计交给学校575元；购买除草剂，80元；今年2月14日来南京，路费50元。支出共计836.9元。
收支相抵，一两个月下来，只余226.1元，用于糊口很勉强，养家就不容易了。也有另一种评价，出于政府官员，认为农民工一年收入5000元左右，相当于种25亩地的纯收入。
离乡背井，抛妻别子，农民工外出，年终要归家，带回来什么？有欢乐一面，报道“打工返乡潮引发消费潮”，纷纷购物，从零食、香烟到衣服、首饰，为小商品市场打造繁荣氛围。但是，随之而来的有另一种声音，在返乡潮的同时兴起索薪潮，辛苦了一年，年底拿不到工资，被克扣了，被拖欠了。这两年来，人们已经熟知这个情景，毋需再举。读到一些豆腐干小文章，题为《农民工怕回家》、《又爱又恨“包工头”》以及《克扣工钱的五大损招》等等。怕回家，是家乡对农民工期望大，村里要赞助，亲友要礼金、礼品。对包工头爱，是靠了他才有工做；恨，是做了工拿不到钱。克扣工资的损招有不签合同、工资没有标准；口头承诺好，到时打折扣；记工不规范，加班加点不给报酬；秋后算账，东扣西扣，所剩无几。2004年初进一步发现，不是包工头不发工资，更多的是工程单位，大多属于国有，借了银行贷款，也欠了包工头，才造成一环扣一环的“三角债”。这已不是秘密，全社会都明白。
农民工追工钱，终于惊动了最高层。2003年年底，所有媒体都报道了《温家宝为农民工讨工钱》的热点新闻。接着，全国总工会统计，拖欠农民工工资在1000亿元左右；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切实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的通知》；有关部门和不少地区贯彻执行，发文开会，声势不小。几个月后，据说，已经追讨了700亿元，完成了70%左右。还有30%，相当300亿元，至少涉及500万农民工，没有下文。后据报道，全国累计拖欠工程款3660亿元，建设部表示，2006年底前全面解决。能否理解，还要等待两年之久?
到2004年下半年，农民工继续演出“跳楼秀”，大家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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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冒出了“民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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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陈述，偏于负面。当然，正面新闻也有，除了各地各级党委和政府关怀农民工，做出决定和采取措施外，还有农民工从打工到创业、做了大小老板以及发奋读书、成了博士等。而最近令人惊奇的，是忽然一下子冒出新闻，以广东为先，发生了“民工荒”。为什么？怎么办？引起若干议论。
2004年6月22日的《法制日报》发表“不敢来泉州打工”的消息。这篇新闻，首先讲泉州的企业用工如何面临“严重春荒”。说泉州企业很多，年吸纳民工百万人以上，其中八成来自外地。但2004年以来“缺工”现象却非常突出，有很多企业打起“急招”、“急聘”的招牌仍招不到人。据行家估算，全市民工缺口达20万人。
接着又说都是因为泉州的部分企业“不讲诚信酿恶果”。尤其是这里的一些民营企业，“诚信严重缺失，较普遍地存在着违反劳动法等法规的行为，不善待打工者”。还举例说四川一个打工者在这里干了11个月，最后只拿到270元钱。然后话题一转，点出主题：“民工发誓永不再来。”为什么“永不再来”？因为泉州“工资偏低，拖欠工资严重，不签劳动合同，扣押劳工身份证。而且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劳动环境恶劣。工人一天工作11小时～12小时，一个月仅休息一两天是普遍现象”。
2004年8月5日的《南方周末》发表薛涌的文章《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契机》。这位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认为，“民工荒”的本质，是中国在21世纪初还在死守着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发展战略。众所周知，由于改革的成功，25年前的中国和当今的中国在经济上完全是两个“国家”。25年前，中国一贫如洗，没有基本的发展资金，除了依靠廉价的人力资源、走劳动力密集型的道路，别无他途。如今，中国已经完成了初期的资本积累，并且很快就会面临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劳动力不足的危机。但是，我们却没有根据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现实，完成必要的战略转型。他说，对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的严重忽视，以及城里人对外来人口的歧视，使大批民工子弟失学。一旦我们需要提高产业层次，提高对工人的技术要求，下一代劳工就马上会因缺乏必要的教育而有训练不足的问题。
江西财经大学余桔云的看法是：不少专家和媒体认为，出现“民工荒”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民工的劳动条件恶劣，工资水平过低，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他们无法忍受，纷纷离去。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层面而已。“民工荒”的实质是社会对农民长期歧视的必然结果。
农民工长期处于城市社会的最底层，不仅饱受经济上的不平等待遇，还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在经济上，农民工被排斥在社会福利体制之外，公共的养老、医疗、教育与农民无缘，中国的社会福利只属于市民。在职业选择方面，农民工由于受到户籍制度、城市管理政策的种种限制，即使是有技术、有文化、素质又好的民工也只能从事市民不愿干的3D工作（Dirty肮脏，Dangerous危险，Demanding急需）。另外，人的需求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提升。解决温饱后的农民在赚钱的同时还希望得到社会的尊重，可是农民工处处受歧视。
总之，农民工从农民转化来，但是同农民一样和一起，至今的大多数还属于弱势群体，虽然所在和所为有了变迁。第5章城市贫民：待业、失业和下岗、买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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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趋严峻的城市贫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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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上一个世纪的晚期，1997年11月1日的《文汇读书周报》第16版“国情参考”上大半页是《中国出了个富人层》，下小半页是《低收入群体窘态丛生》。后者主要讲城市，指出我国居民的总体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同时各类人员的生活水平差距也在不断扩大。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市场机制作用的加强，一些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或被淘汰，伴随着产业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出现了一批破产、停产、半停产企业的职工以及下岗、待岗人员，加上一些收入低、生活困难的离退休人员、无业人员和社会救济对象，构成城市居民中的低收入群体。把城市居民家庭分为贫困、温饱、小康、比较富裕和富裕5层，1994年家庭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贫困户，约占调查总数的4%，共280万户。还有年收入在5000元～10000元的温饱型家庭约占34%，共2400万户，主要是普通居民家庭和没有额外收入的工薪阶层，亦属低收入者。特别是从近一个时期的动态情况来看，城市低收入问题有日趋严重的趋势，不仅许多居民收入增长幅度下降，还有相当一部分居民收入出现负增长。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资料测算，1990年1月～5月，35个大中城市职工有40%家庭减收，1997年上半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减收面为43%。在减收户中，绝对减收户占77%，扣除物价因素(注：指当时的通货膨胀）后的相对减收户占23%。低收入户的普遍特征是家庭规模大、就业人口少、无收入人口多、负担系数高。这在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中西部欠发达城市占贫困户总数的85%，其中中部省区占56%，西部省区占29%。
到了新世纪，情况没有根本好转。
2001年8月17日的《经济学消息报》，头版首条是《中国城市贫困问题被严重低估》。讲的是长期以来，认为城里人的日子比农村好过，根本不存在贫困问题，但近年来问题日渐突出。经过8年探索，中国政府推出“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但据民政部2000年9月提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会议的背景材料，2000年6月实际处于低保线以下的人口是1382万，而当时领取低保费的只有303万人。原因是各地设下不少条条框框，如处于劳动年龄的、没有工作一律视为获得最低工资；发不出工资或没有领到下岗职工生活费的，一律认为由单位对个人负责；凡是女性佩带金首饰的家庭，或者家里有电视、冰箱等电器的，不在考虑之列……本文是国家计委的杨宜勇。他提出，美国的贫困人口定为4202万，享受贫困线救助的相当于总人口的14.5%；印度为6%。而我国当时为320万人，只占城镇总人口的0.8%；如按6%计算，应有2400万～3000万人，而1994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的推算，中国城镇居民的贫困人口有近5000万。结论：贫困线制定偏低，低保线控制过严。
2001年8月28日的《发展导报》，“新视点”栏转摘《中国经济时报》的文章：《城市贫困层日渐凸显》，指出：从有关统计分析数据看，我国城镇居民生活步入了小康水平，人均GDP达到800美元，恩格尔系数降到0.4以下；但是，全国城镇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生活仍处于温饱和贫困状态。尽管我国已在农村反贫困道路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日渐突出的城市贫困问题尚未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解决城市贫困仍面临众多压力和困难，既有理论的不足，也有实践的欠缺。
以上偏于理论，得到实践验证。另看2002年1月18日的《作家文摘》，“社会走笔”栏转摘《南风窗》的张立勤文章：《直面城市贫困现象》，列出一系列悲惨景象。例如：沈阳这座曾经是中国最大、最辉煌的工业城市，现在流传着各种关于贫困的民间文本，大厂云集的铁西区，工人村成了“度假村”，70万下岗职工在这个39平方公里的传统重工业区里奔波、游荡，无事可做：51岁的王亚君，4年前，21岁的儿子患上白血病，两年后去世，留下10多万元的外债，他自己也患有严重的甲亢，拖了好几年不治，因为没有钱，几乎95%的下岗职工家庭没法按时交纳医疗保险。又如：曾经是京广线上最饱满的一个亮点武汉市，处于不东不西不南不北，也在沉默中失落，大街小巷经常能看到一群群“麻木”（装着灰朴朴顶篷的人力或电动三轮车）在烈日下等待或在警察严厉的注视下仓皇逃窜，这是下岗失业家庭微弱的生计支柱，使政府迟迟下不了封杀的决心。
有一篇调查报告做了比较系统的解剖。尹海洁、关士续：《经济转型与城市贫困人口生活状况的变化》，《中国人口科学》，2004年第2期。通过对2002年哈尔滨市南岗区的调查抽样数据分析表明，在城市贫困人口中，有1/3来自经济转型之前，2/3是经济转型过程中剥离出来的、相对素质较低的劳动力。从1990年～2000年这段时间里，城市贫困人口中的大多数都感到自己的生活水平在下降，尤其是下岗的工人、服务人员和干部的感受最为强烈。这种感受，一方面是由于下岗或失业的确造成了自己绝对生活水平的下降，另一方面也受到生活水平的相对差距的影响。
上述趋势，在2000年后大面积实施低保政策以来，开始得到有效控制。但是还要承认，情况依旧是严峻的，更不能轻率地判断为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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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工作的失业者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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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单位搞社会调查，询问人们当前最担忧、不满或疑虑的焦点，前些时候答卷的首位是“腐败”，这几年来逐步转变为“失业”。这不意味着腐败的退潮，而是表明，与个人利益和得失、今天和明天直接攸关的毕竟是有没有社会职业这个“谋生之计”、“人生之本”和“命运之钥”。
什么是失业？各种定义大同小异。世界上许多市场经济国家以及相关的权威机构，无论是国际劳工组织（ILO）或美国劳工统计局，明确而统一地指那些16岁以上的、在参照周内没有就业，愿意并且随时可以就业的劳动力。参照周，一般是4个星期。被解雇后愿意并且等待被召回的离岗者并不需要经过寻找工作才被归入失业者。也有解释为劳动年龄内、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在一定时间内通过劳动力市场做过努力，仍未获得就业机会。还有更简明的，就是无固定职业的劳动年龄人群（排除在校学生）。各国另有具体规定，主要差异在劳动年龄大小和调查周长短不等。
我们过去讳言“失业”，因为马克思说过失业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症状而公有制完全能够消灭失业。于是在城市采取由国家和企业包下来的办法，包袱越背越重，实在背不下去，只有两条出路：一是上山下乡；二是承认“待业”。后者是指到达劳动年龄而暂时尚未就业者，等待着安排工作。直至改革开放，并且待业人数越多、待业时间越长，才被迫改了口，解放思想，顺应世界，承认失业。但在统计口径上，原来只限于城镇要求就业并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登记的人，而不包括另一些无业者，特别是下岗职工，更不用说企业的隐性失业和农村的失业了，与国际不接轨，无法进行横向和竖向比较。
因此，算失业率，这是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一个极其重要、非常敏感、高度关注的指标，我国也有多种判断。城镇登记失业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81年为3.8%，1985年降为1.8%，1985年～1996年在2%～2.9%之间，1996看为3%，1997年～2000年都是3.1%，2001年上升至3.6%；2004年4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公布，2003年为4.3%，约800万人，2004年控制在4.7%左右。按照习惯说法，6%以下都可当作是“充分就业”，也有把警戒线划在5%。
现在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已把下岗纳入，但是还不完全。有关部门和学者另行测算，对实际的城镇失业率，前者认为约6%，后者认为在8%以上甚至超过10%。中国社科院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2年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认定7%；不仅比历来公布的高出不少，并且指出已达警戒线。
就业和失业问题是当前的一个热点或该称是冷点，引起各方议论如沸。以下略举几说：
最近出版的《理论热点18题》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编写，学习出版社，2004年7月。，第9题是《民生之本系安危——为什么要千方百计解决好新形势下的就业问题》，认为近年来，找工作的人越来越多，工作越来越难找，主要是“三碰头”：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三者碰到了一起，使本来就存在的就业问题更为严峻。
研究国情的专家胡鞍钢早就指出，我国城镇实际失业人口和失业率已创历史新高；各地区、行业下岗职工分布极不平衡，实际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各地区人均每月领取生活费差异甚大，黑龙江只27元；登记失业人员的主体是青年，15岁～25岁占总数的62.8%。《中国城镇失业状况分析》，《经济学消息报》，1998年9月4日。后来又说，虽然过去20年中国创造了世界1/4新增就业岗位，但是当前就业形势十分严峻；政府不必对企业下岗职工承诺“就业保障”，要充分估计其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今后创造就业的主要方向是非正规就业或灵活就业。《中国如何应对高失业阶段的挑战》，《经济观察报》，2002年7月15日。
有篇文章郭飞：《我国失业的五大特征与对策》，《经济学动态》，2003年第11期。提出我国失业有五大特征：一是城镇登记失业率不断攀升，实际失业人口创建国以来之最；二是总量矛盾、结构矛盾与素质矛盾并存；三是“需求瓶颈”、“体制瓶颈”与“观念瓶颈”并存；四是隐性失业与隐性就业并存；五是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
人口基数大、劳动力绝对过剩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就业问题在今后若干年内将一直是我国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资深经济学家李连仲认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供给和需求严重失衡；二是局部地区劳动力结构性矛盾突出；三是各指标显示就业增长缓慢；四是就业压力高峰期持续时间较早。《当前就业形势与对策》，《经济日报》，2004年4月26日。
还有提到建国以来的三次失业高峰，“待业率”常是两位数；也存在非自愿失业和自愿失业；“老失业群体”达到峰值，“新失业群体”日益壮大，并且生活无着等等。总的是描绘了我国失业问题有其国情特征，并对失业者或无业者这个城市弱势群体表示了无限关切。
失业者的生活和遭遇，渐渐融入文艺作品，成为有社会典型和性格典型的主角。限于篇幅，难以详述，仅举一份小报的副刊《打工》，一天的4则短文的题目是：《在城市边缘游走》、《绿头发的求职者》、《“海龟”为何搁浅》和《泪水是有重量的》，就不难想见其内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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