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缘起考

新自由主义缘起考

    
    【内容提要】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阶级现象，是垄断资产阶级为解决同世界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矛盾，而采取的阶级战略或政策。

                                      一

    在整个资本主义时代，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始终在为开创解放和发展的道路一代一代地探索和艰难奋斗。从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强瓜分世界的争夺，引发出两次世界大战。100年前的世界强国是美英法德意日。今天，世界强国仍然是这些国家。全球的最大利益，始终只在进入资本主义金字塔塔顶的国家之间进行分配。资本主义强国不允许，事实上也没有再出现重复资本主义的老路并能够赶上更不要说超过早期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大国。
    数年前流行以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为发展样板，还有东德不如西德、朝鲜不如韩国、大陆不如“台湾”一类的说法。姑且不论这里的“不如”之说到底有多少根据或者带有政治偏见。第一，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发展的最辉煌时期，也算不上资本主义大国。第二，这里当然有着自己人民的辛勤劳动，然而其发展却带有明显的依附性，不能认为是本国或本地区独立发展的结果，而只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部分，或者毋宁说是橱窗罢了。第三，特别是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台湾这些国家和地区，当美国需要它成为包围社会主义苏联和中国的前沿阵地的时候，不惜对它提供多种优惠和无偿援助，而一旦失去这种需要，任凭一场金融危机的摧残，就使它倒退二三十年，使那些业已取得的成就一夜之间烟消云散。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历史已经终结第三世界的发展前景。
    1917年十月革命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确立下来。在帝国主义时代，苏联从第三世界崛起，在不长的时间里，成为足以同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并驾齐驱的世界强国。苏联抵御和战胜德国法西斯的进攻，极大地提高了社会主义的威望。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无论发展的速度和各方面的发展成就，同样成为奇迹。社会主义开辟出一条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道路。它为人类历史进步提供的最主要经验，在资本主义秩序的范围之内，是不曾出现的：
    ——这是以国家主权、民族独立为决定性前提和基础的发展，而不是损害国家主权、民族独立的发展。
    ——这是主要依靠自己人民力量的发展，而不是主要依靠外来扶植和援助的、依附性的发展。
    ——这是实现最大多数人权力和利益的、促进平等的发展，而不是削不足以增有余、制造和扩大贫富两极分化的发展。
    ——这是同世界各国平等交往的发展，而不是损害别国利益或实行霸权主义的发展。
    苏联、中国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自己的发展中都还存在多种缺陷、弊端和不完善的地方。一种新生的社会形态出现，它的人民为其存在、发展、完善而奋争；它的敌人自然会仇恨、扼杀、毁灭。以仿佛旁观者的姿态，苛求其不得有任何缺陷、弊端和不完善，否则就嘲弄、讥笑，在它遭遇挫折的时候就趁火打劫，来一个墙倒众人推，至少是不公正的和伪善的。
    特别是苏联，从赫鲁晓夫时代到戈尔巴乔夫时代，党的领导集团逐渐改变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越来越远地脱离自己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西方舆论，多年以来一直在谈论资本主义美国的衰败。其实苏联的衰败和美国的衰败，病灶都在资本主义而不在社会主义。
    苏联和中国的成就，对于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成为一种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力量。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100多个国家取得独立，世界殖民体系遂告瓦解。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以社会主义为目标，尽管理解不一、各国国情和发展程度不一，社会主义却成为一种带有时尚特点的历史选择。20世纪70年代，一方面石油输出国组织对本国石油资源实行国有化，第三世界国家争取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斗争进入新的阶段；另一方面，肩负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期望和真诚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著名理论。同时则有美国侵略越南战争的彻底失败。
    马克思曾经在一封写给俄国19世纪革命家查苏利奇的著名信件中提出，在某些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存在一种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端而“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的道路。正如两位英国所说，在第三世界人民的视线里，当时的苏联，就是“既能取得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成就和好处，又不发生资产阶级所造成的剥削现象”的例证。(海伦•德斯富瑟斯、雅克•莱维斯克：《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序言》，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一种新局面已经出现，在基本方面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的社会体系已经建立起来，这是人类进步事业和世界人民的幸事。     与此相呼应，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和人民解放运动取得长足进步。这种斗争迫使执政的资产阶级政府采取某些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的措施，导致二战后福利政策的恢复和扩大。新自由主义的鼻祖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承认，当时英美知识分子中一大批人信奉社会主义。英国工党把国有制写入党章，并在1945年7月的选举中第一次获得绝对多数。活跃在世界舞台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至今以参加1964年美国声援黑人公民权运动的“向华盛顿进军”大游行而感到骄傲。美国一篇网站文章这样描述那个时代的政治气氛：如果你真诚地提出一些今天标准上的新自由主义的观念或政策，你将会受到嘲笑或是被送人疯人院。最少是在西方国家，在那时，每个人都是凯恩斯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或是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人。应该允许市场决定主要的社会政治事务，国家应该自动地缩小其在经济中的作用，或是应该给公司以完全的自由，工会应该靠边站，给公民不是更多而是更少的社会保护，这样的观念完全背离那个时代的精神。即使一些人实际上同意这些观念，但他们在公共场合不愿意坚持这一立场，并且很难找到一个听众。(苏珊•乔治：《新自由主义简史》，美国z杂志网站(http://www.zmag.org/)2001年ll月4日。)
    接着发生被称为“1968年革命”的一系列事件：巴黎有“五月风暴”，学生以街垒路障同警察对峙，工人罢工并占领工厂；美国有反战和民权运动的高涨，有“芝加哥骚乱”；德国出现红军；日本出现赤军；拉丁美洲丛林游击队枪声四起，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的名字成为解放的象征。那是一种色彩斑斓的革命运动，吸引着广泛的社会阶层参与其中，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发出对现存资本主义秩序不满和抗议的声音。几位美国学者的共同研究，得出一种耐人寻味的判断：只有两次世界革命。一次发生于1848年。第二次发生在1968年。两次革命都是历史性的失败。两次革命都改变了世界。1968年革命是一场反对以美国组织其霸权为代表的1945年反革命的革命。它也是试图实现俄国革命的最初目标，同时极力克服这场革命的局限。因此它也是一种扬弃，对1917年的扬弃。向前看，在这种意义上，1848年革命是巴黎公社和俄国革命、巴库大会和万隆的大预演。1968年是什么事件的预演呢?（伊曼努尔•华勒斯坦等：《自由主义的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46、347页。）
    这场革命，给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带来极大的震撼。
    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成为人类进步的标志。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那是“东风压倒西风”的时代。在西方，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和人民斗争热潮，统治当局被迫采取的某些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的政策，使那时成为西方舆论至今怀念和津津乐道的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但是对于垄断资产阶级来说，那却是正在袭来的灭顶之灾。一个简单的账单是：美国最富的1％人口的家庭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份额，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16％下降到8％。一个把一己私利视同宇宙的脐眼、为了400％的利润不惜上断头台的阶级，怎么可能心安气顺地接受如此残酷的现实!
    社会形态的更迭总是伴随着反复出现的战争和死亡、破坏和倒退，陈旧的社会势力从来都不会放弃任何一次反扑和夺回自己天堂的机会。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陈旧过时的社会力量虽然存在的基础已经腐朽，却一定会继续苟延残喘，“在咽气之前还要作最后的挣扎，由防御转为进攻，不但不避开斗争，反而挑起斗争，并且企图从那种不但令人怀疑而且早已被历史所谴责的前提中作出最极端的结论来”。（马克思：《反教会运动。——海德公园的示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ll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63页。）
    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以最终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理论旗帜和实践，召唤着世界人民共同前进，在世界越来越广大的土地上，以巨大的生命力和冲击力使资本主义退缩和遁逃。在白宫和五角大楼，可以目睹惊慌、恐惧、悲观的情绪。难怪杜勒斯、凯南等人物那样急于进行和平演变的设计和操作，难怪肯尼迪惊呼共产主义的红色风暴已经接近美国的西海岸，难怪以老成练达著称的美国政治家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全集《白宫岁月》中，也这样描绘他进入美国权力上层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国际形势：这是“国内分裂和国际动荡的时期。在这段时期中，美国进入这样一个世界，在这里我们不再处于支配地位，但仍然拥有巨大的影响”（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l册“前言”，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稍微进行一点历史的比较，事情就朗若白昼。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的总格局中分量有限，仍然处于落后状态，然而中国修起了成片的高楼大厦和蛛网一般的高速公路，大量出口的纺织品一类产品尤其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道独特风景线。仅仅这些，就那么强烈地刺激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神经，使他们深感不安。他们费尽心机一次再次地妖魔化中国，制造“中国威胁论”。如一家台湾刊物所说，“中国的成功就是美国的威胁”，妖魔化中国和“中国威胁论”正在美国“排山倒海般展开”（《全球进入新结构性的高油价时代》，台湾《新新闻》2005年7月6日。）。于是大喊大叫，军事包围，经济遏制，文化渗透，没完没了地和中国过不去。
    这既不是一个道德修养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理论创新的问题，而是一种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的规律。以对于世界历史运动的深刻观察和敏锐的政治警觉首先系统地揭示这一规律的，正是十月革命的领导者列宁。列宁在十月革命初期一再强调的那些论点，如果今天俄罗斯或乌克兰的普通工人再来读一读，大约不会感到是危言耸听了：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在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尝试。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意看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为他们的家庭而斗争，他们的家庭从前过着那么甜蜜的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破产和贫困(或者只好从事“平凡的”劳动……)。（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2页。）
    在这种复辟的希望变为复辟行动的时候，斗争总是带有空前的残酷性和野蛮性。
    垄断资产阶级急切地需要一种战略的、政策的武器，以重新整合自己的队伍，发起反扑从防御转为进攻。蓄势待发的新自由主义，恰恰适合着这种阶级要求。

                                     二

    新自由主义喜欢把自己一套东西标榜为人类自然的、正常的、“别无选择”的状况。事实恰好相反，新自由主义之登上世界舞台和扮演主角，并不简单地是学者鼓噪、媒体传扬的结果，而是一种非常明确的阶级的、政治的甚至政府有组织行为的产物。它是垄断资产阶级的选择和人为的制造物。这个阶级把巨大的荣誉给予它，投入巨额资金扶植它。他们相信“思想总会结出硕果”——这曾经是一位新自由主义者的一本书的书名。新自由主义被有意制造出来、推广开去，目的就是由此颠覆社会主义、重新奴役第三世界和强化压迫本国工人阶级，取得资本扩张、利润最大化的绝对自由，实现美国的世界霸权。从事情的结果来看，他们没有白白地花费力气。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新自由主义只是一个名声不大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派别。垄断资产阶级大亨为它不断地巩固阵地、扩大影响慷慨解囊。1974年和1976年，它的两位领军人物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分别获取诺贝尔经济学奖。曾任阿姆斯特丹跨国研究所所长乔治•苏尚1996年撰写的《单一思想是怎样形成的?》（乔治•苏尚：《单一思想是怎样形成的?》，载法国《外交世界报》1996年8月号。），提供了新自由主义在美国大财团、大资本家赞助下勃然兴起的若干细节。
    垄断资产阶级为新自由主义的研究、传播和传授提供着最优越的条件。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库”不断得到加强。其中被认为属于“冷战斗士”的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年度预算为1700万美元，“美国企业研究所”为1280万美元，“传统基金会”达到2500万美元。此外得到巨额资助的，还有专门研究私有化的“卡托研究所”、专门批判收入再分配的“曼哈顿政治研究所”。1990年到1994年间，4家最大的新自由主义刊物《国家利益》、《公众利益》、《新标准》、《美国旁观者》等，从多种渠道收到2700万美元的资助。作为对比，4家美国全国性进步刊物《民族》、《革新者》、《当代》、《琼斯妈妈》，同一时期只得到26.9万美元的“慈善赞助”。
    出面提供资金的包括福特基金会、布雷德利基金会。靠美国大工业财团(如库尔斯财团(啤酒业)、斯凯夫或美隆财团(钢铁业)、特别是奥林财团(化学工业))建立起来的基金会，也成为重要角色。奥林基金会的一本小册子承认，他们的这种做法，就是为着“加强私有企业赖以作为基础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机构”。这个基金会1988年为此捐助5500万美元，取得任命大学领导人的权利。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等一些著名大学，都有奥林财团任命的法学、经济学院的院长。
    1988年，芝加哥大学请来一位名不见经传也说不上有什么学术成果的美国国务院官员。他受命发表演讲，主题是西方和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在冷战中大获全胜，历史由此到达终点。讲演稿即刻在《国家利益》发表。这家刊物的社长欧文•克里斯托尔自己动笔，还约请另一位出名的右翼知识分子塞缪尔•亨廷顿，在同期刊物撰文进行评论和推荐。接着是《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等报刊的转载和评论。这个官员就是弗朗西斯•福山。他那个演讲就是《历史的终结》。由于更多财团的捐助和政府的推行，这本书很快以多种语言出版，被制造为世界名著，进入大学课堂，转瞬之间占领全球。用《单一思想是怎样形成的?》中的话来说，正是这种力量，“把电波和荧光屏占领下来，把意识形态的铁环扣住了”。
    需要一个补充说明：芝加哥大学和《国家利益》都是奥林财团的资助对象。《国家利益》得到的捐助为100万美元。它的那位社长在担任纽约大学商学院教授的时候，还曾得到奥林32.6万美元的资助。
    1973年的石油危机引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低增长和高通胀。此前被边缘化的新自由主义断言，危机的深层次根源，在于工人运动造成了“寄生性福利开支”的扩大和企业利润下降。这种断言本身，就具有投靠的性质。1979年撒切尔夫人出任英国首相。第二年里根出任美国总统。新自由主义从此成为西方的政府行为，并随后通过强制和诱导的手段在全球推行开来。

                                      三

    新自由主义有种种别名，如里根经济学、撒切尔主义、芝加哥学派、供应学派经济学、货币主义、新古典经济学、公共选择学派、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市场原教旨主义，在解体苏联和演变东欧的时候被称为休克疗法，在拉美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在亚洲和非洲被称为结构调整。
    垄断资产阶级向世界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发起的新自由主义进攻，从一开始就笼罩着一层厚重的非意识形态化的烟雾。
    1960年美国出版一本总结美苏冷战的著作《意识形态的终结》，并在1961年、1988年、2000年相继再版。这本书宣传意识形态的斗争乃至意识形态本身已经衰微和毫无意义，世界的惟一归宿就是资本主义。这种论调在美国司空见惯，如丹尼尔•贝尔所说，本书因其书名而非因其内容得以传播。这个书名成为一种判断，得到新自由主义的特别赏识。
    新自由主义最初的面目不过是一种经济政策，在西方国家以克服凯恩斯主义无法解决的低增长、高通胀问题为名，在第三世界国家以帮助摆脱经济发展困境为名。但是，它的经济举措的核心是私有化，亦即所谓“产权改革”。这实际上是针对劳动者和普通人民的一种财产权力的再分配，目的和结果都是使它更加集中于垄断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搬出“小政府”、“减少政府干预”和“市场自由”、“贸易自由”一类东西，摧毁第三世界捍卫自己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然而西方首先是美国的国家力量却在无限地加强。资产阶级国家作为“站在社会之上的力量来抑制冲突”的表象丧失殆尽，正在日益同本阶级合为一体。
    在英国，撒切尔主要的作为是减少富人税收、取消对金融流动的控制、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提高失业率和压制罢工。在美国，策划货币政策大转弯、以高失业率为代价平息通货膨胀的沃尔克得到政治支持，被新上台的里根任命为美联储主席。里根接着镇压空运管理人员工会的罢工，发出向工人福利、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发动全面进攻的信号。同时正如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所说：“里根及其政府部门优先考虑的是与苏联的军备竞赛。这涉及到一个应能破坏苏联经济以及通过这种迂回方式颠覆苏联现行社会制度的战略。”（佩里•安德森：《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和教训——一种独特道路的确立》，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第3期。）
    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结果，仅仅20世纪80年代，就使美国上层10％的家庭的收入和原来相比增长16％，再上层的5％增长23％，最上层的1％增长50％。至于其他占人口80％的美国人，地位越低，失去的也越多。
    在被解体的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和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夺回失去的天堂的努力、热情、仇恨，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逝去变为现实的力量。在人民革命中受到惩罚、流亡国外或被迫从事平凡劳动的皇亲国舅、王公大臣、地主、资本家，纷纷回来索讨过去的权力和财产：皇宫、城堡、住宅、工厂、商店、庄园、土地等等。一些国家还出现此类人物的政党。被民族解放运动赶走的过去的宗主国，也以“投资者”的身份卷土重来。现在的被剥夺者，是由于革命而改变命运的普通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革命给予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社会权力烟消云散。相当一批前共产党员则转向图生存和发展，或者失业、被边缘化甚至干脆投入监狱。
    新自由主义吹嘘自己的公正客观，以所谓非意识形态化瓦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论的严整性，阉割它的革命灵魂，同时却制造和散布大量含混其词、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语汇取而代之。“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不平等”、“阶级”、“剥削”、“压迫”、“统治”这些本来具有确切而实在内涵的概念，被认为过时陈旧而束之高阁。现在成为口头禅和时髦标志的，是诸如“接轨”、“转型”、“竞争”、“双赢”、“灵活性”、“机会均等”、“现代性”、“新经济”之类的东西。然后是被伪装为“国际社会”、“国际惯例”的西方首先是美国的舆论、需要、做法。一旦造出这类话语，就开动他们控制和收买的媒体地毯式轰炸一般日复一日地轮番鼓噪，淹没一切不同的声音，强制人们的思想在不经意间变为他们话语霸权的奴隶。
    新自由主义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在俄罗斯表现得特别露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叶利钦的改革赢得西方支持。他们把美国奉为圭臬，认定西方推荐的休克疗法是惟一可用的方案。西方的各种顾问团源源不断涌人俄罗斯，“盖达尔周围的年轻改革家们狼吞虎咽地吸收着他们的建言。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全俄国的追星族们忙不迭地放弃共产信仰。有时，这些改宗者甚至比他们的意识形态新偶像还要正统。”（奥列格•鲍戈莫洛夫：《面对二十一世纪的俄罗斯》，载《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2001年2月。）
    一位意大利记者观察俄罗斯社会历史倒退的过程，突出地看出作为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的作用：应该说，我们大家都生活在“意识形态”的强大磁场上，在这个磁场上，规则是由“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制定的……但是我们大家，不管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都是在“美国”模式的框架中思维的。形成社会舆论的大众媒体所推广的，就是这一模式的思想。请看这不就是意识形态吗?按照这一意识形态，这个模式就成了对无数群众来说是“惟一可能的”模式，而群众的舆论则是由人数不多的一批美国模式的崇拜者和手中掌握大众媒体的祭司和助祭们来定的。共产主义不是已经死了吗?好极了，必须用“美国”模式来填补这个空缺。就因为它是“惟一的”模式。（朱利叶托•基耶萨：《别了，俄罗斯!》，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7页。）
    新自由主义不是靠理论的、思想的力量，而是靠金钱、权力、欺骗技巧直到导弹和航空母舰推行开来和取得主导地位的。如果说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思想的贫乏使它的进攻不得不经常地表现为偷换概念、逆转语汇的闹剧，或者如法国《外交世界》所说，制造一些“全球新俗套”的话（《全球新俗套》，载法国《外交世界》月报总第554期。），那么恰恰在俄罗斯这个马克思主义一度成为统治思想的国家里，新自由主义改革家发动了讨伐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战役。鉴于剩余价值学说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这成为一种带有根本意义的、志在釜底抽薪的战役。
    他们宣传，不是劳动创造价值，而是资本、管理、思想创造价值，体力劳动的生产活动如同蜜蜂一样仅仅是为了满足自身生存的需要，以此证明雇佣工人通过交换得到的报酬符合他们作为“会劳动的畜生”的社会地位。但是难道思想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不是同样地受到资本的剥削吗?难道资本可以不通过对于雇佣劳动的剥削而自我增殖吗?俄罗斯一家杂志回击这种胡言乱语时指出，“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企图把劳动(连同其他因素)说成只是价值的部分来源或者说只是价值的一半来源，同时，他们又把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交换描绘成等价交换，企图用等价交换这块遮羞布把资本的剥削实质掩盖起来。”（《“理想”资本主义的秘密被揭露了吗?》，载俄罗斯《工会》2001年第2期。）

                                      四

    这里有什么非意识形态吗?没有。这是货真价实的意识形态，甚至他们的“非意识形态”本身也属于意识形态。
    对于任何重大的社会历史现象，都不能不提出为什么人、对谁有利的问题。意识形态不过是一定思想、观念、精神的出发点和归宿，问题仍然归结为为什么人和对谁有利。比如，没有为艺术的艺术，没有为哲学的哲学，也没有离开特定社会关系的经济增长。当新自由主义把经济增长宣传为社会活动的主轴的时候，他们所说的其实是从属于资本主义关系的利润增长即资本家利润的最大化。施工修建一座大厦，大厦本身不是目的。重要的是谁得到利益、谁付出代价。大厦不仅是钢筋水泥的堆积物，而且这些钢筋水泥和所有的建筑材料，大厦施工的每一个环节和程序，它的投入使用和维护，都灌注着特定的社会关系。
    美国本来是一个意识形态倾向极为强烈的或者说以意识形态为本的国家。它向自己国民灌输的根深蒂固的思想就是：美利坚人是上帝派来拯救世界的。当这种浓厚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优越感被纳入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时候，它就成为直到今天美国官方还在强调的他们的“软力量”。这种“软力量”正在被用于征服世界和实现美国霸权。它同时成为这样一个“全球洗脑”的过程。这就是以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扼杀和取代世界各民族人民的丰富多彩的文化创造，剥夺他们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精神，使他们永久地、心甘情愿地成为《共产党宣言》所说的那种“发财致富的条件”。这就是全球美国化。
    人们已经从不同的方面揭露新自由主义之作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性质。前引法国《外交世界》称之为文化帝国主义的“符号强暴”和“对人们思想的殖民主义征服”。美国学者詹姆斯•佩特拉斯谈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理论的时候说，尽管它志在剿灭非资本主义形态，在理论上、学术上价值不大，但它“为一个根本的政治目的服务”，被用来在意识形态上“论证不断扩大的社会不平等，扩大的社会两极分化，以及国家资源日益被转移给资本都是正确的”。他把推行新自由主义直接称为“通过特定机制”进行的“收入和财产的反革命”。（詹姆斯•佩特拉斯：《全球化：一个批判性的分》，《批判的范式：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45、279页。）两位德国的著名的《全球化陷阱》，干脆把新自由主义叫做“华盛顿和伦敦的掌权的市场激进派把供求规律美化为可能有的最好的指导原则”的“国家意识形态”（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0页。）。
    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当局先后程度不同地转向新自由主义。在苏联、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新自由主义的推行正在和已经造就一种以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填满私欲的买办性、依附性资产阶级势力。美国以其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压力和文化的诱骗强制推行新自由主义。连美国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也把推行新自由主义作为自己的当然使命。
    这就像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所说的：考虑到堆积如山的钱财和美元的强大力量，谁会奇怪全球资本主义势力操纵了“华盛顿共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全世界所有最富有而强大的国家?谁会奇怪全球资本主义势力控制了目前正在被宣传推广并实施着的全球化进程?难道我们会奇怪为什么全球化总是为那些非常富裕者而不是那些非常贫穷的人们贡献力量?难道我们会奇怪为什么他们没有丝毫热情和牺牲精神为整个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而努力?（马哈蒂尔：《全球化与共同发展》，2001年10月20日在上海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高峰会议上的演讲。）
    一位美国学者说得好：新自由主义是“蓄意实现人口中最富裕阶层的阶级权力复辟的工程”。应该说，在这种阶级权力的复辟工程中，还包括着民族权力的复辟。后一种复辟，主要用来回应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以期收回、削弱或者取消第三世界国家争得的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权力。
    回应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社会主义、民族解放运动对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严重威胁，在全球刮起阶级复仇、民族复仇的旋风，“恢复被夺去的天堂”。这种阶级的、民族的复仇导致的全球白色恐怖，是全方位的、大规模的。与此同时出现的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确立美国的世界霸权。——这已经为凯恩斯主义所无法承担。
    但是研究新自由主义缘起和它何以在一个时期称雄全球这样的问题，仅仅讨论它同凯恩斯主义的关系，就很难作出全面的判断。问题的症结在于，无论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或者是布什政权新近奉行的新帝国主义，都是一种阶级现象，都是垄断资产阶级为解决同世界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矛盾，而采取的阶级战略或政策。
    （《环球视野》转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