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的幻象》一书前言：发展、知识、权力

《发展的幻象》一书前言：发展、知识、权力 ： 许宝强    发展主义(developmenlalism)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的信念。以经济增长作为主要目标，依据不同的手段，例如高科技、工业化、国家干预或市场机制，产生出不同版本的发展主义学说——自由市场、外向型经济、依附发展(dependent development)或以发展为主导的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等等。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各类发展主义学说都没有(或没有能力)反思—系列类似沃勒斯坦(1．Wallerstein本书第一章)所提出的基本问题：发展是什么?究竟为谁或为什么要发展?什么在发展?经济增长是否就等于改善人们的福利、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同社群所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对弱势群体(如原住民和女性)的影响又如何?除了“现代化”和“工业化”以外，有没有另类的发展(或“不发展”)轨道，能更直接改善人们的生活?谋求发展有什么政治含义?这些都是发展主义忽略丁的重要课题。收编于本文集的文章所要探讨的，也正是这些课题。 对发展主义的批判并不是新鲜的事物。质疑“现代化”或“工业化”代表了人类的进步，古已有之，其中最受注意的声音，恐怕是马克思主义。然而，尽管马克思主义提出剥削和劳动异化等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概念，并据此要求平等和解放人类的社会主义，它并没有否定‘‘工业化”或“经济增长”本身是社会进步的必要前提。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拉丁美洲的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虽然大力抨击发达地区(或中心地区)对欠发达地区(边缘地区)的剥削，使后者不能发展，但在根本上它并没有否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相反，不论是提出脱钩(de—1inking)或依附发展，依附理论学派在关注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不平等的同时，并没有质疑如何使欠发展地区(边缘地区)成功地增长经济财富这类议题(参阅Arain 1990，Evans1979，CardOSO and Faletto 1979)。 依附理论于80年代日渐式微，其中一个原因恐怕与所谓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奇迹”有关。尽管东亚四小龙均在颇大程度依附美国的市场和日本的技术，但它们在80年代的经济增长却差不多是全球最快的。为了解释这—个现象，而又不愿掉进自由经济学的窠臼，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所谓“以发展为主导的国家”的概念，认为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是政府有效干预的结果，而非自由市场的功绩(Amsden 1989，Wade 1990)。然而，这种对自由市场发展学院的批评，基本上仍是把经济增长等同发展，并以追求有效的增长方法为最核心的关注点，因此可以说还是陷于发展主义的范式之中。 经济增长的迷思 发展主义一个重要信念，便是认为经济增长比不增长好，快速增长又比缓慢增长好。这种将“发展”等同“经济增长”，再将“经济增长”等同美好生活的信念，本是特定的历史产物（见沃勒斯坦文章），但却被看作为普泛的真理，支撑着整套发展主义的话语，将丰富多元的人类需求和自然生态，约化成单一的向度，仅以经济指标来衡量。 用来量度经济增长的，主要是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等指标。严格来说，这些经济指标均以货币作为量度单位，因此反映的只是一个被界定的经济体内年度的货币流通总量。不过，这些指标却经常被看作能同时反映“福利”、“生活质量”和“进步”的程度，导致不少政府甚至会用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总值增长作为发展计划的主要目标。这种理解，构成了偏好“经济增长”的发展主义话语的重要基础。 然而，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究竟涵盖什么?反映了哪些经济方面?又掩盖厂哪些生计活动?它能反映“福利”和“生活质量”吗? 这些指标是根据某年度内生产出来的货品和劳务以货币衡量的价值，要通过贸易流程，才可以被汇总算入国民生产总值之内。因此，那些没有纳入货币流通过程，从而未能被货币衡量价值的产出及劳务，例如主要由女性负责的家务和育婴工作，或是自给自足的农业劳动，又或是朋友、亲属之间的互惠活动，或是志愿组织的服务等，均没有被计算在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之内，因此家庭妇女、农民和志愿工等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往往被低估了。 一个与此相关的有趣现象是，西欧18—19世纪工业化的过程当中，大量妇女由农村或家庭走向社会，进入劳动力市场；—部分则进厂工厂，但更多的妇女则投身服务业。以19世纪中期的英国为例，约四成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妇女从事女佣工作(Tilly and Scott 1989：68—69)。换句话说，妇女由从事没有工资的家务劳动，转到收取工资的女佣岗位，提供的虽然也是家务劳动，然而这转换却奇迹般地使国民生产总值有所增加。 19世纪的英国并不是惟一的例外，战后美、加、澳、英等地，随着世界经济急剧膨胀，大量妇女投身劳动力市场。女性进入市场工作的比率由1950年的25%~40%上升至1990年的60%一68％，其中已婚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比率则由1950午的10%一20％上升至1990年的45％一60％(Snooks 1994a：15)。 国民生产总值在统计了妇女加入劳动力市场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之余，并没有扣除她们因而减少在家庭或农村的非工资劳务时间，因此高估了妇女就业所带来的好处。事实上，妇女的非工资劳务对社群的贡献非同小可，据斯努克斯(Snooks 1994a：17)估算，澳洲在1860—1990年的家庭非工资劳务占澳洲总体社群收入(市场工资总额加家庭非工资劳务)的35．8%，而联合同欧洲经济委员会更估算非工资劳务所生产的价值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James 1994：173)。 这引起了另一严重的问题，就是计算同民经济增长时，由于工业化和市场化导致非货币经济向货币经济转移，结果是原来在非货币经济中没有被算人国民生产总值的产出或劳务，在经挤货币化后却被算入指标之内，，从而高估了工业化或市场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这种在统计上对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偏好，不单对欧洲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增长”造成错觉(见下文)，在当代第三世界国家(包括中国)的工业化或市场化的过程中，由于仍然采用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发展程度，结果也是高估了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增长”。 此外，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总值是以总数或平均数算出，因此并不能准确反映不同地区或相同地区内不同人口之间的不同福利。例如目前一些世界性组织在比较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经济状况时，只能将不同国家的货币折算为一种通用货币(通常是美元)才可进行比较，但在折算过程中所采用的汇率，却往往会造成对某些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高估”或“低估”的现象。有人曾计算，1960年至1984年间，发达国家与低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差距扩大，有三分之二是由汇率的实际变动所造成的(Wood 1991)。换句话说，实际汇率的变动往往能在很大程度改变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以货币量度的收入分配状况。此外，在一些收入分配极不平等的地区或国家之内，倘若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总值的增长与两极分化同时出现，那么对大部分贫困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便很可能没有多大意义。 除了上述的问题以外，采用凰民生产总值等指标作为计划目标，亦会鼓励较贵重但却不一定是必需的产品的制适。相反，由于技术进步而导致产品价格下跌，却会使国民生产总值减少。因为较贵重的产品只有富人才有能力消费，而产品价格下跌却对穷人有益，因此这些指标明显带着不平等的偏见。 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只度量当年产出的流量，但对拥有固存财富——包括人工的和自然的——所带来的福利排除在计算以外。举例来说，若我们今年购人一部新的电视机，但同时把旧的抛掉，结果是新购的电视机的价值被加入国民生产总值内，但被抛掉的旧电视机的价值却没有在计算中扣除，结果是高估了人民物质福利的提高。 更清楚的例子是对自然财富(例如空气、饮用水、森林等)的计算。在把森林的树木制造成家具的过程中，家具的产出是算进国民生产总值内的，但生产过程中对森林的破坏(大量伐树)、对饮用水的污染(如制作家具的油漆等化学品被排放在河流中)或对空气的污染(减少林木将减少对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吸收)，却没有在总值中扣除。更奇怪的是，由于自然环境的破坏，人们不能再免费地享用清新空气和饮用清洁的水，只好到超级市场购买“蒸馏水”或购买飞机票到夏威夷享受清新空气，结果进一步增加了国民生产总值；又或是为了把被污染了的自然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过来，只有购买昂贵的设备以清除环境污染，这也会增加国民生产总值的数值。换句话说，破坏自然的过程为国民生产总值提供了两次增值的机会。 同样的逻辑亦可应用在人类环境的计算之上。工人在工作过程中(特别是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工作)也会像机器般“耗损”(depreciate)——视力衰退、消化系统破坏、思想退化等，但这和自然环境的破坏一样，也不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扣除。不过，为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这些“耗损”而兴建的医院和增聘的医疗人员，则被算进国民生产总值之中，结果人类健康的破坏也为国民生产总值提供了两次增值的机会(参阅Anderson 1991：21—28)。 塞林斯(M．Sahlins本书第二二章)更进一步指出，所谓资产是财富，越多便越好，这种观点只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并不适用于原初社会的采猎部族。当采猎地附近的动植物资源差不多耗尽时，采猎户必然迁移。换句话说，游牧是采猎经济不可或缺的部分，只有不断流动，才能维持生计。然而高流动性却与积累资产不能并立。对终口迁移的釆猎部族来说，资产只会变成负担。一方面，采猎部族面对的物质压力相对地轻，他们需要的生活资料，大部分能在居住的山林草野之中随手获得，当食物(野兽)或水资源渐竭时，只要转移到另一处地方，问题便能解决，，因此，对采猎者来说，并没有必要建立库存，积谷防饥；另一方面，不断迁移使携带资产成为吃力不讨好的苦差，轻装上阵才能令采猎户的转移流动舒适方便。为了使迁徙过程顺利，部分采猎户更会刻意毁坏其所“拥有”的大型“资产”，甚至把不能移动的老弱伤病“人道毁灭”。对采猎部族来说，人生的终极目标绝非不断积累物质资财，而是得到不用背负沉重包袱的流动自由。 然而，原初社会的采猎民族的物质生活是否便十分匮乏，处于绝对贫困的水深火热之中?若从人的欲望无限，但却受有限资源制约的现代经济学逻辑出发，答案才会是“对”的。不过，欲望(特别是对物质的需求)无限中是一种现代社会的建构，并非亘古不变的规律，因此的满足绝不必要透过不断拥有财富来实现；减少对物质资财的欲求，往往能使欲望容易满足，而后者正是原初采猎社会的经济逻辑。循此思路，我们甚至可以说，资产不断积累的社会才是制造贫穷的源头：若贫穷的意思是物质资财的拥有并不能满足个人的欲望，那么强调（甚至鼓励）欲望无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不无时无刻制造贫穷的。相反，原初社会的部族民虽然没有什么固定的物质资产，但他们并不贫穷，因为在他们特殊的社会背景(采猎经济)下产生的对物质的欲求，对他们来说是十分容易获得满足的。在一个不以积累资产多寡来确定社会地位的原初社群，“贫穷”自有不同的意义。换句话说，以无穷欲望和物质资财匮乏来衡量的“贫穷”，只是现代文明的产物。 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只是从数量上计算福利，但“质”的改变，例如宁静愉快的心境，却在很大程度上未得到反映。国民生产总值这些指标没有把工作能否为人们提供愉快的感觉考虑在内，因此倘若人们因为一些较苦闷的工作职位有较高薪酬而转工，虽然国民生产总值因而会提高，但人们的生活质量却未必会改善。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这些指标对闲暇(1eisure)的处理。当我们能够以较少的工作时间来生产出与以往同样多的产品或劳务时(这可能是由于技术进步所致),国民生产总值并不能反映多出了的闲暇时间所带来的好处;但假若我们把多出来的闲暇时间用来生产更多的产品或劳务时,却会引致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从而好像“提高”了福利，反映了这种统计方法对闲暇的歧视（Anderson1991：29）。事实上，正如塞林斯指出，原初社会虽然没有现代工商业社会的物质消费品，但活在原初社会的人却不用像在工商业社会一样要长时间工作，因此闲暇时间较多，特别是一些居于拥有丰富资源的森林的采猎民族，往往一天工作三至五小时便足够整天的食用，剩下的时间，除了休息和睡眠以外，还有很多可以用作社交和谈天等现代人梦寐以求的生活，因此，采猎民的生活质量不见得比现代工商业社会的人为差。 荒谬的是，在“闲暇”备受忽视的同时，“闲暇产业”却在当代蓬勃发展。高尔夫球场、迪斯尼乐园式的大型游乐场等等，像雨后春笋般涌现，为现代(富)人解决他们的“闲暇”问题。然而，这些能增加国民生产总值的“闲暇产业”，却背负着十分沉重的社会和生态代价。 超英赶美的幻象 发展主义另一个迷思是：所谓“落后”地区若能采取有效的方法，是可以慢慢追上发达国家的。而有关“落后”地区发展的研究，主要是论争什么才是“有效的方法”。新古典经济学自然开出了自由市场、私有化和出口导向的药方；社会主义国家则以计划经济作为发展的启动器；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者则倡议由“以发展为主导的国家”策略性地扶助重点工业。然而不论是哪一个派别，多数都不反对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必要（甚至是充分）的条件。 将工业化(或所谓生产性产业、科技产业)置于经济增长以至发展的中心位置，是各类发展主义话语的通病，这种生产／工业／科技中心论，基本上忘记了经济活动其实是包括了生产、交换、流通、分配和消费(或使用)等环节，而这些环节都不仅仅是纯经济的活动，当中包含了各类文化、社会和政治因素。脱离了交换、流通、分配和消费等文化社群活动和政治活动，纯生产或科技本身是无法促进经济发展的，或更确切地说，从来就没有纯生产或纯科技的活动。 60年代到90年代中的东亚高速增长，为这种产业／科技中心论提供了新的养分，并成为颇具影响力的“以发展为主导的国家”学说的确凿依据，为新—轮的发展主义信念打了补丁。不过，过去十多年东亚地区较快的经济增长，其实并非是由于政府以干预金融市场来集中庞大的资金对工业作高强度投资，以达到所谓“持续创新效应和产业结构高级化”而导致的，而更多是与当地的大企业和政府垄断或操控了生产、交换、流通、分配和消费等环节有关。以日本的对外投资为例，1981年至1994年间，投资于工业的总值约是l150多亿美元，而投放在服务、金融、保险和商业的总值，则达1760多亿美元，若加上运输、地产、农业和矿业等非工业部门，非工业的对外投资总值差不多是工业投资的三倍；而这些地区近 日陷入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也并非所谓品质圈和看板管理等技术受到限制，更主要是由于这种垄断结构造成日益严重的贫富不均，削弱了大部分人口的消费能力，从而导致消费不足所引起的生产“过剩”危机。 以备受议论的日本经济为例，强调工业和生产领域的话语，只把讨论的焦点放在高科技之上，完全漠视日本的大企业集团(特别是其中的商社)在战后长时期获利和高速扩张，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它们所建立的广泛贸易网苗和与政权的良好关系，从而得以垄断或部分垄断交换、流通和消费等市场环节，包括货运、保险、金融服务、资讯、广告、百货连锁店等。掌握了这些交易和政治网络，日本大企业便能够控制工业产品和各类劳务的供求渠道。 日本的商社是推动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企业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商社在80年代初直接的或与其他企业合作的对外投资中，超过一半是以少数所有权(minority ownership)的形式出现。换句话说，日本商社在外国的合资企业中，通常占有不超过百分之五十的股权(大部分更是低于百分之三十)，而外国的政府或企业才是最大的股东。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难理解。除了受到当地政府的投资法律(特别是想保护本土工业的第三世界国家)的限制以外，日本商社本身亦主动以不拥有多数所有权的身份与外国企业合作，因为全资拥有虽或可较能保障产权，但却同时会成为某种负担，特别是在世界经济不确定的情况下，“绑在产业上”便意味着资本的流动性减低，风险增大。相反，作为拥有少数产权的合资者，日本商社能够较灵活地利用它们的投资，一方面可减少初始的投资成本，另一打面亦可降低日后营运所面对的经济和政治风险。 再者，放弃全权拥有合资企业，并没有导致日本商社的控制和管理权力下降；事实上，由于日本商社的经营主要以贸易为主，关心的是商品的流动而非固定资产(stock)或实际生产，所以它们情愿把资金投放在建立广泛的贸易网络上，特别是在重要的世界经贸金融中心(如纽约、巴黎、伦敦、香港等)建立各种“商业基础设施”，包括仓储、海运、保险、金融服务、技术资讯等，以控制世界市场。只要能掌握工业产品在世界市场的供求渠道和资讯，以及生产者所需的金融和商业服务，日本商社便不难控制合资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方向，并能获得远比生产／工业活动为高的利润(参阅Kojima and Ozawa 1984)。 2()世纪下半叶的日本并非特例。回顾资本主义世界的历史，可以看到领先者往往在—些环节(不一定是工业)的技术或组织中占有优势，因此获得垄断的位置。而所谓发展竞赛，就正如沃勒斯坦所言，只是努力“创造或保持自己的垄断优势，或破坏别人的垄断优势”。各种发展策略：18世纪的重商主义、19世纪的工业化、进口替代、出口导向、创新科技等等，基本上旨在利用政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企图削弱对手的竞争能力，以确保自身的垄断位置。 对生产领域的迷信，很可能是源于对18—19世纪欧洲(主要是英国)的工业革命的误解，以为工业(技术)革命确曾带来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事实上，英国工业革命对经济增长(以人均国民收入计算)的贡献并不十分大。斯努克斯指出，与过去的经济增长率比较，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的经济增长并不突出。根据他的估算，在1086年至1170年的前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与1801—1831年工业革命高峰期基本上差不多，而在16世纪上半叶的增长率，更是工业革命高峰期的三倍(Snooks 1994b：16)。 此外，牛津大学经济史范斯坦教授(C．H．Feinstein)最近重新估算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中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他的研究指出，以往对工业革命时期工人生活水平的乐观估算，存在不少问题。他综合了—些新的资料后指出，在1778—1782至1853—1857这75年间，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少于百分之三十，而在1830年以前的50年间，工人的平均工资基本上没有什么实际增长。人口增长导致工人需供养的人数增加，伴随着工业化而来的城市化所导致的居住环境变坏和公共卫生恶化，再加上社会福利补贴的减少，使得工人在工业革命这75年间的实际收入增长，可能只有百分之十到十五。换句话说，工业革命并没有大幅地为大多数英国工人带来美好的物质生活。而1810年间此起彼伏的工人抗争运动，正好从侧面反映工业革命对工人的负面影响(Feinstein1998)。 不论是自由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均以19世纪英国作为模型，而看不到更长时段(自16世纪甚至更早)和更大范围的资本主义历史，因而看不到18—19世纪英国的工业化，只是资本主义历史长周期过程中，资本家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把资金投放到工业的一个结果。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由于世界性贫富差距的扩大，造成消费不足，再导致工业生产“过剩”，进入了另一阶段的经济长周期低谷，对低收入国家来说，工业化不仅不是增长的灵丹妙药，更可能掉进发达地区把生产过剩和环境污染的危机转嫁给贫困地区的陷阱。 低、中收入地区在60—70年代的工业化浪潮，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因工资等成本上升，导致利润率下降而将工业外移。这些新兴工业国因此被迫要在一段时期内互相竞争用作工业投入的资源，使工业生产成本上升，同时又过量生产相类的产品，使它们在世界市场中的价格下调，造成了工业产品的利润下降。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则把资金投放在金融资讯等第三产业，通过控制新兴工业国千方百计要争夺的资金，获取厚利。 伴随着低、中收入地区在60—70年代工业化的，也正是发达地区(特别美国和日本)的污染性工业的外移。据世界银行两位学者的一项研究指出，自1960年起，欧、美、日等地区的污染性工业占工业的份额持续减少。相反，拉美和亚洲等低、中收入国的污染性工业份额则稳定地上升(Mani and Wheeler 1998：23l—233) 因此，将工业化，孑经济增长紧密联系起来，其实是一个重大的误会，正如将富有国家称为七大“工业国”，基本上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就是这些所谓‘‘工业国”其实已越来越非工业化，越来越依赖金融贸易等第三产业。相反，低、中收入国家则越来越工业化。然而，正如塞林斯、沃勒斯坦和阿里基(G．Arrighi)的文章分别指出，世界范围内的收入不均程度，不仅没有随第三世界地区的工业化而缩小，相反，在战后至今的数十年间，甚至是在过去400年内，更有扩大的趋势。在1997年，富裕国家约占全球两成的人口，共消费掉全球八成六的商品和劳务；而最贫困的两成人口则只享受到全球百分之—点三的消费(联合国《1998年人类发展研究报告》)。 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如80一90年代的所谓亚洲四小龙，不论采用自由经济的出口导向，或国家干预的进口替代式工业化；也不论是采取依附论所倡议的与世界经济脱钩或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以发展工业为目标的低收人地区的发展主义式的追求，大多数以失败告终。事实上，工业化只是在某特定的历史时段，对特定的群体，如发达地区的工业资本家有利，而往往并不是低、中收入国家用来超英赶美的有效手段。只有那些在资本主义历史周期中，置身于良好的地缘政治位置的地区，才会获得资金的青睐，经济才会较快速地增长。然而这些幸运地区的人口，只能占全球人口的极少数，因为它们的富裕，是建立在对稀有资源的垄断和对大多数人口的排拒剥削之上才得以实现。这是维持哈罗德(Roy Harrod)所谓的寡头财富(oligarchic wealth)的重要机制(见阿里基文章)。换句话说，少数人的富裕是建筑在大部分人的贫困之上，无论低、中收入地区的人民如何努力，也不可能每人都享有美式的“富裕”生活水平。事实上，正如沃勒斯坦所言，在1750至1950年发展了的只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而表面‘‘发展了”的国家，其实只是独享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张的经济成果，而这种享占，也不是个别国家的政策所导致的，而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剩余积累从中心溶化开来的历史效果。因此，落后地区的“赶上”，只能意味着别的地区的资本积累衰减，损害他人的经济福利。沃勒斯坦更预期资本主义世界的扩张已差不多到达极限，难以为继。 发展主义者将发展过程中包括的种种复杂的文化、社群以至偶然性因素，硬套为技术和生产率的提高、创新效应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和高强度投资等问题，只是在强化一种十分褊狭的习见；而自由主义、计划经济和“以发展为主导的国家”学说之间的论争，由于将经济增长、工业化等视作理所当然，因此扮演着维护发展主义范式的共犯角色(见班努里文章)，无法开拓新的话语空间。 “落后”的第三世界／边缘的建构与规管 对于西方以外的所谓贫穷地区，发展主义话适给予不同的命名：“第三世界”、“落后国家”、“发展中地区”、“低度发展地区”、“边缘地带”等等。尽管低度发展和边缘等概念源自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等批判现代化理论的学说，但对于大部分应用者来说，它们大抵与“第三世界”或“落后国家”分别不大，都是同一的、等待发展的地区，而发展与否，基本上是以单—的目标——工业文明和政治军事力量——来衡量。 埃斯科巴(A．Escobar)的文章仔细地梳理西方发展主义话语如何建构“第三世界”或“低度发展地区”等概念，并分析这种话语是如何运作的。借助福柯对知识、真理和权力的分析，埃斯科巴追溯发展主义话语的历史系谱，特别是发展经济学等学科的专业化过程。 埃斯科巴指出，发展主义话语自1945一1955年在西方出现和形成，与殖民帝国解体和共产生义冒升有关，在这个历史语境之下，西方为了界定自身的优越地位，建构出“第三世界”和“低度发展”等非西方地区的落后形象，提出要追上西方工业文明这单—目标，需要采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近的分类系统和技术，于是所谓穷国的人口、资本积累过程、天然资源、农业和贸易、行政管理以至文化价值，都成了无休止的规划干预对象；发展成为一种专业，发展经济学成为专业中的专业；引入外国技术、资金和投资成为发展的教条；而负责训练发展专业的则是欧美的大学和国际机构，不仅培养“第一世界”的发展专家，更为来自“第三世界”的“学生”提供各种建基于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真理”。 发展主义话语透过标签的生产，将纷杂多样的农民简化为“小农”、“文盲农民”等生产因素，变成为可以被替换和应该被管理、教育和规训的对象。这种充满现代化偏见的话语，在世界银行等组织协助之下，大规模地引入“第三世界”，强化了发展主的意识形态和与之相关的生产和权力系统。 埃斯科巴认为，对发展主义的最有力的批判，应该直接探讨发展与知识权力的关系，并将对发展主义的批判，与当地的各种抗争联系起来。 尽管没有像埃斯科巴一样借用福柯对知识权力的分析，但透过仔细分析发展经济学家如何扭曲简化边缘地区开采业经济的具体研究，和探讨这种已简化了的发展经济模型如何进—步为政治家任意引用，邦克(Stephen Bunker)的文章对埃斯科巴萨的分析作出了紧密的呼应。 本文版权为文章原所有，转发请注明自左岸会馆：http://www.eduww.com/bbs

	第 2 楼

邦克指出，影响甚大的经济学家赫希曼(A．O．Hirschman)、诺思(D．Norlh)和沃特金斯(M．Walkins)所建构的发展经济学模型，基本上是约化自加拿大学者英尼斯(Harold Innis)对)开采业经济的详尽历史研究。英尼斯笔下的开采业经济，本是复杂多样、跟工业经济十分不同的经济体系，在极大程度上受制于地质、水文及生物因素，因此开采业之间的差异远大于工业经济之间的差异远大于工业经济之间的差异，故不能将开采业经济普遍化。然而，到了赫希曼、诺思和沃特金斯等人的手中，受独特空间限制的开采业成为了千第一律的经济体系，当中纷杂多样的被开采物被化约为一种生产因素的变量（所谓原材料），完全可被替代，空间和地形则被化约为只是关于运输费用的问题。开采业与工业经济的惟一分别，就是能否带动其他经济部门的增长，或所谓不同程度的连锁效应。 这种机械化的普泛理论，不仅将部门与空间混淆，更以经济学模型的貌似精确的措辞，建立一种科学的外观，再加上当中对地区增长的乐观承诺，吸收了不少政客和知识分子，使他们接受这种理论。对这种发展模型持批判态度的反对者，被打成为顽固的反进步分子，或只顾地方特殊利益、不顾国家大局的保守力量，因而他们的声音很快就遭到淹没而被遗忘。 由于意义含糊和过于复杂，加上学科规范恪守的维护范式机制——发展模型本身超然于争辩以外，只容许对模型作出枝节性的批评——发展主义经济模型成为了机会主义诠释的温床，特别容易为政客利用。邦克以巴西亚马逊地区的开采经济发展计划为例，说明当地的政客和计划工如何运用这些早巳被发展经济学家扭曲简化了的模型，为他们的宏图大计辩护和鸣锣开道。 斑努里(T．Banuri)的文章从一个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进一步梳理发展主义的维护范式机制。所谓维护范式，就是在面对外来的批判时的主流范式，例如现代化理论，另外发展出——种不痛不痒的内部批评，或把问题转化，磨掉来自外部(例如生态保护运动)的批判力量。将现代化发展引申出来的问题，简化为纯物质利益分配，包括政治、经济和自然环境的问题，例如把“自由”、“人的解放”等诉求转译成公平收入分配和扶贫等人类基本需要，正是—种维护范式的策略，因为强调收入分配、贫困和基本需求，就只能针对发展的后果，而非发展的过程和方式本身，换句话说，还容得下现代化发展模式自我修正。 班努里仔细分析了主流发展话语维护范式的几个案例。例如，面对兴起于60一70年代，对现代化理论强烈批判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主流话语的回应，一方面是强调天然的不平等，例如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禀赋的差异，以消解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所强调的中心地区剥削边缘地区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提出要强化边缘地区政权的政治经济实力，以改变依附的局面，或导致依附发展的出现，这也就是晚近以发展为主导的国家的说法。而对于来自生态保护运动的批评，主流发展话语的回应，是把现代化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定义为管理主义的问题，是能够透过加强政府干预，或以市场动作便可解决问题。换句话说，也是一种强调后果而非过程的策略。 针对主流发展话语的维护范式策略，班努里展开了更彻底的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批判。班努里采取的，是对现代化发展模式根本拒斥的立场。他认为原住民在西方文化入侵以前的生存状况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引入，却迫使原住民更分散精力，以应付和抵抗外来的文化、政治和经济宰制，而不能集中精力于正面追求他们自身定义的社群文化目标，这是现代化发模式最大的祸害。他认为只要让原住民自己决定如何发展，尽管他们也会犯错，但与引入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专家不一样，原住民不会不断合理化他们自身的错误，而是会从错误中学习。毕竟，原住民与现代发展模式的专家最不同之处，是后者就像追逐野兔的猎狗，它的奔跑只求一顿晚餐；但原住民却是野兔，在生死线上求存奔路。 邦克、埃斯科巴和班努卫的分析，都直接指向了有关发展的知识的生产和权力运作，如何使反对者不说话。特别值得留意的是，发展主义话语的普泛性分析方法、简化的模型和带乐观取向的修辞技巧，往往比强调历史特殊性的当地分析——其批判性质通常不会给出乐观的许诺——更有政治动员力。而对发展主义作出批判的当地知识分子，在既有的学科规范权力之下，也要同时面对削弱自身的专业权威的两难局面。这种种用以组织、管理和控制知识的生产、扩散和确立的技术和规范性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发展主义的霸权地位。 知识、权力与现代化发展话语 自70年代以降，经历了越战、石油危机和第三世界债务危机等连串事件之后，在低收入国家乃至西方发达国家内部，滋生了各种对现代化道路持怀疑甚至批判的思潮。伴随着现代化发展出现的种种社会恶果，包括贫富不均、不断增长的失业人口、环境破坏、种族冲突、政治迫害、军备竞赛、战乱和政治恶化等等，变得越来越明显，使人不得不正视现代化发展的合理性问题。甚至在过去的10—20年间，沉醉在安定繁荣和高速增长的乐观情绪之中的东亚地区，9()年代末金融风暴之后，也被迫要正视现代化发展的局限。 在世界各地竞相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关于发展的话语也越来越只剩下现代化理论或它的变种；传统的、原住民的有关发展的知识，备受排挤以至无声无臭。这种知识的垄断局面，随着现代化发展的局限逐渐显现，也同时受到质疑。 马格林(S．Marglin)和阿帕杜雷(A．Appadurai)的文章，对现代化发展带来的社会文化代价，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并尝试在西方式发展主义以外，寻找另类生计存活的可能性。这两篇文章所关注的，并非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政治、经济问题，也不是自然生态破坏的程度，而是作为一种知识系统的发展主义或现代化理论，如何破坏第三世界的传统知识系统，和与此紧密相连的社群生活和文化活动。 马格林指出，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的一个支点，是承诺科技的进步能为大部分人带来富足。只要在农业部门内引进高科技，例如“绿色革命”，人们的生活状况便能逐步改善。 对这种现代化观点，马格林提出质疑。不过，与过往的批评不同，马格林并非从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或分配不均等角度来批判农业科技化。不少对现代化持否定态度的论者，都曾指出高科技农业会导致过分使用化肥农药，引起环境污染；大量用水又会使水资源耗尽；杂交谷物减少植物的遗传基因；大规模生产方式会对小农不利，导致土地、资金分配不均，甚至引发政治不稳定。然而，对马格林来说，这些都是并非没有争议的结论。马格林认为过去对现代化农业科技的批判，并不十分有效，原因是他们错把高科技农业当作是一种一次性的解决方法，而没有理解到科学家处理高科技农业的过程，其实是—个自我修正和自圆其说的过程。对科学家来说，高科技农业自然会制造问题，但科学却能找到解决方法，虽然解决方案本身又会导致新的问题。换言之，科学家深信的，并非是一次性的解决方案，而是这种带科学主义偏见的“问题——解决——问题”的循环过程。换句话说，是知识的政治，而非科学方法的对错，支撑着现代化科技的统治地位。因此，要彻底回应现代化农业科技，就得要同时针对科学家这种“深信”，以及在背后支持这个信念的各类政治和制度性因素。此外，他认为现代化所导致的问题，不仅仅是在政治经济和自然生态方面。他所关心的，是现代化知识系统对原住民社群文化生活的冲击。 马格林提出了一个问题：尽管高科技农业或能增加粮食生产，但把大部分农村人口从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进入工业，那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是否为了那种无聊苦闷的工业劳动?对他来说，当农村迎釆各式农业专家——植物医生、植物繁殖家、土壤专家、森林专家、农产品市场专家——之日，当农村旧有的社区组织解体之时，农业便由一种生活方式约化为一种生存手段，农民变成农业企业家或农工。 这种把农民看作为一个生活社群，而非仅仅是与资金或土地等同的一种生产因素(投入)的视点，在阿帕杜雷的文章中得到呼应。阿帕杜雷引用印度西部一个叫娃迪(Vadi)的农村的案例，指出现代化农业知识系统，对农村带来的消极影响，不单是在物质上的，还包括对社群文化生活的破坏。 娃迪村农民传统以皮制水桶汲取井水，从事农业耕作。由于资源匮乏，农民大都要分享水井以及作为动力的公牛，这是维系他们社群共同生活的一个重要基础。现代化农业科技引入娃迪以后，电力汲水方法逐渐取代动物拉水操作，金属水桶取代皮制水桶。对于大部分没有能力拥有新的电动水井设备的农民，这种替代意味着取消他们的生计，或至少增加了他们日益依赖市场的风险，而往日以制造皮革水桶为生的匠人，也陷于困境。不过，这对阿帕杜雷来说，还有更重要的负面影响：现代化电力科技不单取代公牛动力，同时更取代了农民植根于此的合作生活方式，结果不仅是降低了大部分并不富裕的农民承受风险的能力，同时更导致—种合作互助的生活价值解体。这种对旧有社群合作生活的破坏，往往是难以逆转的。虽然基于现代化科技农业的新的社群合作方式将会出现，但阿帕杜雷认为这种新的合作只是策略性和工具性的，而非像原有的是一种强调合作互助的生活价值。 对于科学主义的偏见，马格林和阿帕杜雷的文章也分别作出回应。马格林首先揭露科学知识运作过程的政治性。他指出“绿色革命”推广的杂交谷物，并非如科学家宣称是由于它们较传统种籽优秀，而是种籽商要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取得垄断位置，使农民要依赖种籽商的供应。以杂交谷物为主的“绿色革命”得以成功普及，是种籽商、美国政府(农业部)和科学家利益汇合的结果。种籽商要的是垄断地位；美国政府要的是经济利益和冷战的考虑（以大规模生产粮食的承诺来取消共产主义对第三世界的吸引力）；科学家想的是社会和学术界的地位。 阿帕杜雷则指出，印度娃迪农村的农户之所以在70年代以后逐渐放弃使用牛粪作为有机肥料，并不是由于化学肥料更有效率，而是由于1972年发生严重旱灾，迫使农产大量卖掉牛，再加上政府、农业企业和农业专家的压力，使有机肥让位于工业化肥，同时也使传统有机农业的知识流失。这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让科学专家取得了垄断有关发展知识的地位，而这种专家的知识霸权，所依据的并非是知识本身的真伪，而是独特的、与现代化模式吻合的政治操作方式。 针对科学家对“问题一解决一问题”循环自圆其说过程的“深信”，马格林和阿帕杜雷不约而同地提出相似的回应。他们指出，现代科技的专家的知识系统，本身并不是问题，只是众多知识系统中的一个。问题是这种现代科技知识系统往往要取代其他(例如农民或原住民的)知识系统，把农民或原住民的文化社群生活，约化为纯技术性的问题，只剩下一种科学家或工程师的答案。但这种科学技术的答案，其实无法处理农民复杂多样的文化社群生活。根据马格林等人的看法，所有知识系统都必然嵌入社群生活之中，现代化科学主义的最大问题，是想抽离于其特定的社会背景，成为凌驾一切的普遍真理。因此，保护农民或原住民的非现代化知识系统，并非仅是怀旧的浪漫王义，而是恢复或增加农民和原住民的知识和文化生活选择的重要策略。 妇女与发展——对“发展中的妇女”话语的批判 妇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种种贡献和需要，长时期为发展主义所忽视。到了70年代，学术研究和国际机构才逐渐将与女性有关的课题放进发展话语和规划之中。一个叫“发展中的妇女”(WID——Women in Development)的领域出现了，将妇女纳入教育、就业、资金等各种被认可的发展规划范畴。接着联合国宣布1976—1985年为“提高妇女的十年”，一时间妇女在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好像大有提高。 国际机构愿意直面妇女在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比以往完全视而不见，似乎有点进步。不过，这种“进步”实际上十分有限。更重要的是，将妇女纳入各种发展规划之中，是否是一种“进步”，还大有商榷的余地。 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妇女确实有她们的特殊角色和需要。在不少地方，相较于男性，妇女更难获得土地及其他资源，更不能掌控自身的劳动和劳动成果，流动性也较低(受家庭和社群的限制)，对医疗卫生包括生育的要求也有较大的需求，自然，还得加上不平等的教育和就业机会、家庭暴力等等。 然而，对于这些妇女的特殊位置和需要，尽管采用“发展中的妇女”的措辞，国际机构所做的其实极为有限，妇女只能分得各种大型发展计划的残羹剩饭。在“提高妇女的十年”当中，联合国所有主管发展规划的单位的项目之中，只有3．5％为妇女而设，占所有发展项目经费的0．2％；在80年代末期，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的财政预算只有500万美元，占联合国7亿美元总预算约0.7%(Brohman 1996：280)。 这种半心半意的“发展中的妇女”的规划，更严重的问题是没有质疑发展主义的逻辑，只简单地接受“发展”——现代化便能改善妇女的生存境况。然而，是什么因素导致妇女在生存上面对的种种困难?妇女在发展过程、生计活动中，是否只是被动的受害客体?是发展造成了妇女的苦难?还是不发展?这些基本的问题，“发展中的妇女”这类话语并没有触及。 女性主义对这种表面上关注妇女但骨子里却是彻底的发展主义的话语作出厂批判。帕帕特(J.L．Parpart)和阿普菲尔—马格林与西蒙(F．Apffel—Marglin&L．Simon)的文章，分别从后现代女性主义和第三世界妇女的立场，对“发展中的妇女”等话语和规划进行了反思。 帕帕特从一种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角度，反对“发展中的妇女”话语所潜藏的第一世界(包括当中的女性主义者)偏见，就是将第三世界妇女同质化和他者化，将她们塑造成被动无助的受害者，等待现代化“救援”。在指出了第三世界妇女与第一世界的差异之后，帕帕特进一步指出第三世界内的妇女，亦呈现异彩纷杂的面貌，有千差万别的生存策略和需求。因此，联合国的发展机构那种无视妇女差异的发展规划，不仅不利于进一步理解第三世界的妇女，更可能会对她们既有的存活生计起破坏的作用。 汲取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养分，帕帕特清醒地要求避免掉进“不停地自我解构”的相对主义和由此引起的“政治无能”。在强调差异的同时，她并没有否定唯物分析，也强调阶级和性别的互动关系的重要性。然而与传统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不同，帕帕特认为在不放弃性别和阶级立场之余，应该加进话语分析、知识／权力关系、差异性等角度去重阅女性活生生的经验，否则，“女性与发展”便很可能会重蹈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殖民经历。 帕帕特的后现代女性主义立场，在很大程度上与马格林等人对发展主义的批判接近，也是反对将现代化等同发展，“反对纯粹自土而下看待发展的问题，要求仔细地、本土地和在具体的语境下考察南北半球妇女的生存策略”；发掘第三世界妇女“多样的‘声音’和‘知识”’，取消北半球发展专家对发展话语的垄断地位。 冈普菲尔—马格林和西蒙采取的更多是—种第三世界本土的政治立场，批判“发展中的妇女”及后继的“妇女、环境与发展”的话语中潜藏的殖民主义元素。她们认为这些发展与女性的话语，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主义和殖民主义对东方女性形象的塑造，有着一脉相承的连续性，就是一方面把女性看作为被动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则怀有将她们转化为“经济上具生产力、自主独立的主体”的欲望。 以印度的殉夫为例，在殖民话语下，殉夫的妇女要么是贞烈忠诚的英雄，要么便是等待拯救的弱者。殉夫与面纱、阴部阉割等成为了压迫、传统和父权的象征，被普遍化成为“真正”的“落后”殖民地文化。然而，阿普菲尔—马格林和西蒙指出，在她们曾考察的印度地方，殉夫的传统并不存在；不论是依据印度宗教的经典，又或是地方的风俗，妇女在丈夫早死的情况下，可以有三个选择：殉夫、成为修士或重婚，而选择成为修士往往是地方的惯例，殉夫极少发生。 因此，她们认为，殖民话语下极不人道的殉夫习俗，很大程度只是殖民者为了合理化殖民统治，使殖民大致披上“教化落后民众”、“保卫柔弱、驯服和被动的受殖妇女”的道德外衣，而发明出来的传统。 这种矮化受殖主体的话语，再次在‘‘发展中的妇女”等措辞中重现：贫穷取代了殉夫、面纱，成为落后的象征，要由西方“先进”的文化拯救。与殖民话语一样，“发展中的妇女”再一次以殖民宗主国/先进国家的妇女形象作为标准，来衡量以致教化“低度发展”地区的妇女，产除当地社群的“落后”传统，建立“自立”经济独立、完全整合在一个商品世界中”的新女性形象。 阿普菲尔—马格林和西蒙反对将妇女与家庭和社群分开，并将传统非历史化为压抑妇女的力量。她们以印度的本土医疗知识为 例，挑战那种基于文明／落后、自主／压抑等二元对立的发展主义知识，指出女性身体跟土地或社群文化一样，被当地人看作是和谐地与自然共处，没有尊卑高下、没有人和非人之分。与塞林斯—样，她们认为印度本土女性的中心关怀并不是生产力，也不是经济学所说的如何超越匮乏，而是一种要求“不太多，也不太少”的存活态度，一种需要男女共同参与的孕育和再生的过程。 这些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批判，重新肯定女性在当地社群的生活过程中的重要贡献，也重新塑造出并非被动的受害者的女性形象。透过肯定女性的各种本地知识和才能，有力地反驳发展主义的各种偏见。 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到，马格林等学者与女性主义者批判现代化发展话语的霸权地位，审视现代化进程对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农民和原住民的经济、文化生活造成怎样的具体冲击的时候，并非简单地诉之于传统主义的浪漫情怀，也不是要完全排斥现代科技，而是想跳出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在高科技发展与复古的两种极端之间，讨论(现代化)知识的政治，希望透过保护和恢复各类旧有的知识系统，使农民、原住民等广大人口重新掌握生存和发展的选择。 不是结论：怎样办? 尽管循不同的进路、持不同的政治和学理，本文集的文章均对发展主义作出不同程度的批判，质疑那种放诸四海皆准的现代化工业文明的合理性，挑战建构现代化发展话语的运作流程。可以说，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有力地动摇了发展主义大厦的根基。 然而，对于是否要大厦倒下，或大厦倒下以后该怎样办，这些文章却没有达到统—的意见。这也许是值得欣喜的。事实上，我们也很难相信，存在着一种惟一的出路。 较为激进的回应是班努里对现代化发展规划的根本拒斥立场，认为现代化发展只为原住民社群添加麻烦，并没有实质的帮助。沃勒斯坦则认为反体系运动应该以争取在各地提高工资的方法，对资本主义上层构成压力，尽量保留工人所创造的剩余。这样，便可以使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负荷过重”，大幅减低资本积累的速度，使经济资源上的分配更为平等。沃勒斯坦认为由国家政权推动的任何发展策略都只能是幻想，只有透过争取平等才有可能达到真正的发展。 相对于沃勒斯坦较为经济主导的关注，马格林和阿帕杜雷更多地关注“空降”的现代化发展对原住民社群性和既有存活方式的破坏，然而，不同于班努里，他们并不要求完全排斥西方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文集内其他在批判现代化发展主义之余，也没有接受完全排斥现代化的立场，只要求给予原住民的(不)发展模式和生计知识体系相同的地位。 埃斯科巴和邦克的介入点主要在话语层次方面，邦克希望建构一种新的、依据特定历史背景的发展模型，埃斯科巴则追求一种与批判西方发展模式的人民反抗结合的话语，“设法使用本地知识去改变既存权力筑构”。这种介入与帕帕特、阿普菲尔—马格林与西蒙的观点相互呼应。所不同的，是后者更强调这种新的语语应该加强第三世界纷杂多样的女性的声音。 尽管建议不同，但各异口同声提出了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专家的不信任。沃勒斯坦在文章的副题中问道：(现代化)发展是指路明灯还是幻象?对于在现代化霸权享有优越地位的经济学家、工程师和其他各式各样的发展专家，答案自然是前者；然而大部分农民、工人或原住民对这问题的答案，恐怕会大出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专家意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