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十三次学术讨论会综述
北京师范大学 沈越 邱晨曦
2005年11月11-13日，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十三次学术研讨会在深圳召开。会议由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主办，中共深圳市委党校承办，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协办。大会共收到130多篇学术交流论文、10余部学术专著。来自全国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新闻出版界的150多位代表到会。华中科技大学张培刚、北京大学胡代光和武汉大学谭崇台等著名经济学家出席会议。
在开幕式上，吴易风会长致开幕词，深圳市委党校领导到会并致辞。上海财经大学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左大培、北京大学余斌、北京师范大学沈越、中国人民大学方福前、《中国社会科学》傅军胜做了大会主题发言。随后，与会者围绕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深圳特区的发展和自主创新3个主题进行了分组讨论。
在闭幕式上，华中科技大学徐长生、国家行政学院王健和深圳市委党校林祥分别代表本组向大会作了汇报发言。大会还安排了自由讨论时间，学者们畅所欲言。最后，北京师范大学李翀代表大会致闭幕词，大会在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一、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研究方法历来是学会研讨的重点，下面分别从外国经济学说的最新动态、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探讨、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发展经济学与中国实践5个方面进行综述。
1、外国经济学说的最新动态
近年来国外宏观经济理论的新发展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北京师范大学沈越和邱晨曦以“新兴新古典综合理论评析”为题作了大会主题发言：随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的发展，宏观经济学家开始尝试凯恩斯革命以来的第二次理论大综合（新综合），即在实际经济周期模型中引入垄断竞争假设和工资-价格粘性，建立了包含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思想的、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新综合克服了新古典综合理论（旧综合）的不足，建立了动态化的新IS—LM模型，为通货膨胀定标制度提供了理论支持。“综合理论”提出还不到9年，其成果和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尽管还不能与旧综合相比，但已为宏观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刘凤良等则从IS-LM模型的发展演变角度考察了新兴新古典综合的理论。在系统考察IS-LM模型的发展理论史基础上，他们指出，这个模型经历了从新古典综合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再到新新古典综合的过程，表现了宏观经济学进一步趋于综合的特征。
四川大学蒋永穆等考察了实际经济周期模型对货币经济周期理论的发展和突破，认为该理论对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对经济周期的解释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不足之处是得不到经验检验的支持。云南大学徐光远等介绍了菲利普斯曲线的最新进展。他们系统地考察了这条曲线的演变和发展，重点阐释了近期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阿克勒夫等人对曲线的修正。
云南大学张林对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动态进行了研讨。认为与国内“学说史”这一学科日益衰落的现状不同，国外的这一领域在“经济思想与方法论史”名称下有“蓬勃发展之势”。其主要原因是拓宽研究领域，除了把研究扩展到经济学方法（论）领域外，尤其注重思想史事件（event）研究，即对经济学发展进程中有重要影响的事件的探究，这就把把“思想史”拓展为“学科史”。例如，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史研究中，通过研究“李嘉图学派的解体”事件，更全面地把握从古典经济学到庸俗经济学的转变。再如，探究美国的制度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之间“触及灵魂的斗争”，才能理解美国的新古典经济学为什么能从克拉克的独树一帜到战后的霸权主义。
武汉大学乔洪武等对近年来行为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即案例决策理论、回归效用最大化理论和幸福经济学作了系统评析。上海对外贸易学院赵红军和复旦大学尹伯成认为，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新兴古典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的新发展，体现了时代发展对传统经济学的新要求。
2、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微观经济理论是本次会议的一个讨论热点。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西方企业理论进行了阐释。左大培在大会主题发言中对国内流行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理论进行了批评。首先，他认为这一理论在西方是一个存在争议的假说，而非“定论”。其次，指出那种认为“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安排相匹配”，进而认为“企业经营者应当拥有企业所有权”的推论是一种谬误。因为剩余控制权假说讨论的是什么资产归企业所有的问题，涉及的是企业一体化即企业规模问题；而剩余索取权假说讨论的则是企业本身应当归谁所有的问题。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华中科技大学方齐云等探讨了家族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模式选择问题，提出了一个家族企业创始人寻找经理人来继承的模型，在分离且分散的所有权、分离且集中的所有权以及不分离三种类型下，分析了法律规则如何影响分离所有权和管理权的收益和成本。华中科技大学张建华等认为企业网络组织具有市场和层级组织双重特征，培育这种组织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们在梳理西方多种关于企业网络组织理论基础上，指出现有理论都是从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发展起来的，把它们归结为组织间协调分析和社会学嵌入性分析两条思路。西南交通大学贾志永等人用演化经济学方法研究了企业多元化经营战略，对多元化经营的演变历程、阶段性进行了深入的经济学分析。
北京师范大学白暴力和胡红安提出：边际生产力理论企图使用欧拉定律的特殊形式来论证自身的完善性，但正是欧拉定律形成的诘难证明了边际生产力理论不能成立。西南财经大学张树民、吴开超通过探讨需求定律和吉芬商品的关系，区分了经验意义上和假设意义上的需求概念，认为二者遵循着不同的知识增长路径：把需求作为一种经验内容，引入人的心理特征，经济学创造了效用理论；把需求定律作为假设，则不断丰富着价格理论的内涵。上海财经大学冯金华分析了“两个国家三种产品”情况下比较优势的效率，提出了“全比较优势”和“半比较优势”概念，认为这种三维线性商品空间中的研究是两种商品模式下比较优势理论的自然延伸和扩展。
一些代表研究了劳动经济学问题。中山大学陈广汉等把西方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划分为起源、发展和复兴三个阶段，对这一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认为在借鉴国外理论的同时，更应注意中国国情的一些特征。大连外国语学院孙成芳通过对上个世纪60~90年代西方学者发表的42篇关于失业福利、就业率的形态和失业持续时间关系文章中的数据进行了meta-分析，发现就业率和福利影响的结构与数据采集时段、国家、数据类型、估计方法以及函数形式等因素没有系统相关性。
一些代表对宏观经济理论进行了探讨。中国人民大学刘凤良等研究了预期更新过程中的验证性偏见与货币政策效果，认为在预期更新过程中，对先验信念的过分关注导致验证性偏见发挥着重要作用，与已有的新凯恩斯主义粘性价格模型和粘性信息模型相比，带有验证性偏见的总供给假说更具有合理性。华中师范大学刘小怡通过形式化分析证明：按要素所有权分配将导致贫富差距，假定穷人的储蓄为零，富人的储蓄大于零，即使考虑生产因素，在投资引诱不足的情况下，利率机制也不足以使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社会总超额需求价值小于零，即普遍的生产过剩，尽管社会总产出可以自动调节到与总支出相一致的状态，但需要时间和代价，那么政府的宏观调控就是必要的。
金融经济学也是与会者研讨的问题。厦门大学郭其友等分析了行为资产定价理论和经济学的“后现代转向”问题，认为行为资产定价理论只能被视为是对“现代金融”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补充而非“重构”。行为金融学的兴起和发展尽管有着鲜明的“后现代转向”特征，但它成为一个成熟的理论学派还尚待时日。河南大学孔凡保认为：金融系统发展受其初始条件影响，一旦初始条件确定，金融系统发展路径的转换需要付出巨大成本；发展中国家曾长期实行产业政策优先、金融系统辅助的发展战略，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埋下了隐患；为避免路径转换成本，发展中国家应将金融系统建设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西南民族大学郑长德通过对当代西方区域金融理论文献研究后指出，宏观货币经济学在这一领域中的贡献大于区域经济学；并发现大多数学者有一个共同假设，即货币供给外生于国家经济体系但在区域环境中是内生的，据此认为区域金融分析的重点会转移到银行制度结构、银行风险评估基础和金融行为的区域差异上来。
非主流经济学也受到与会者的关注。北京师范大学王廷惠从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知识假说出发，把市场理解为非均衡到均衡的过程，即企业家发现“错误”和纠正“错误”的相互学习过程，认为这样才能更加贴近现实地理解真实市场的运行过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卢现祥、朱巧玲系统梳理了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国家职能的论述，认为国家具有有效地提供制度、有效地界定和保护产权、有效地实施制度、有效地协调各种利益矛盾4个方面的职能。
3、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探讨
西方经济学与数学的关系是会议争论的一个热点。绝大多数与会者认为，数学只是经济学研究的工具，可以帮助经济学梳理和明晰逻辑，也可以文字语言一样，成为表达经济思想的一种语言，但不能滥用，更不能取代经济理论。北京大学余斌在大会发言中认为，西方经济学滥用数学，其中的许多求证过程不符合数学的规范要求，并以莫迪里亚尼-米勒定理为例，指出其中存在数学逻辑上错误。由此他认为，西方经济学从总体上讲是错误的。他的这一看法引起了与会者的回应。许多人认为，这是经济学滥用数学的另一个极端。首先，数学不等于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出发点的基本假说和基本思想，它们与数学无关，同时经济学中还存在大量非数学表达方式理论；其次，不能以偏概全，即使某个理论存在数学逻辑上的失误，也不能全盘否定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浙江大学张旭昆反驳说，数学与经济学的关系就如中医与西医，用西医的标准来评判中医，或者反过来用中医的眼光来看待西医，都是不正确的，因此不能把数学的标准强加给经济学。北京大学苏剑指出，今天的经济学界存在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唯数学化倾向，即把数学模型看作是经济学的全部精华；一种是以数学反对经济学，即反对经济学使用数学，进而否定经济学的价值。
一些学者还深入探讨了西方经济学的其他方法。复旦大学马涛等认为，自哈奇森1938年把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引入经济学以来，这大大简化了经济学的科学标准，并使新古典经济学进一步成为主流。但证伪主义也面临着4个方面的困境：即在态度上证实与证伪的困难，在方法上抽象与具体的困难，在工具上目标与手段的困难，在利益和信仰上规范与实证的困难。将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和库恩的“范式革命”引入经济学，有助于解决证伪主义的不足，尤其是解决其层次性和时效性不足问题。首都经贸大学赵艳对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方法论进行了系统梳理，认为他在经济哲学上倡导折衷主义，并经历了从操作主义到描述主义的转化；在分析工具上，他以数学为主要分析方法，以一般均衡分析、极大化原则以及动态稳定和对应原理为具体分析方法。萨缪尔森的工作不仅提高了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水平和规范化程度，也对丰富和完善中国经济学研究方法有借鉴意义。暨南大学王兵和陈雪梅评析了全要素生产率测度方法及最新发展，认为对多种方法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和研究对象做出选择。
4、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
许多学者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具有新意的观点，得出一些可验证的判断。
中国经济增长是与会者共同关注的问题。华中科技大学徐长生指出，在工业化阶段，资本生产率有下降趋势；在工业化完成后，资本生产率趋于稳定。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是导致资本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而技术进步则使其有上升趋势，此外，经济周期、产业结构变化等因素也影响资本生产率。中国1990年代以来出现的资本生产率下降趋势，是产业结构的重工业化趋势、经济周期收缩以及基础设施大量投资等因素的综合结果。
中国人民大学卢荻把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划分为两个阶段，认为1990年代初期以前的增长具有“工业广化”特征，即增长动力主要来自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表现为工业部门人均劳动生产率下降和轻工业在工业中比重上升；近10多年来经济增长具有“工业深化”或“资本深化”特征，表现为重工业和投资品工业在工业中比重上升，工业相对于整体经济的人均劳动生产率加速提升。经回归分析和计量模型分析，他得出近年来的资本深化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路径具有动态规模效益和内生的可持续性的判断，并认为这来自本土企业在严苛的国际化竞争中持续提升技术的创新能力。
一些代表借鉴制度经济学理论来研究中国的体制转型。福州大学周小亮剖析了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认为这种渐进的、非均衡的体制创新具有两方面特征：一方面偏重制度创新的经济绩效评价，忽视其社会绩效；另一方面，更多采取一种“经验主义”式的“摸着石头过河”改革策略，缺乏对制度系统结构有序转化的战略思考。这必然产生出一些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上的缺陷，主要表现在：（1）培育出一种不完全的市场，这与市场不是自然演进的，而是行政政策催发的“人造市场”有密切关系；（2）经济制度创新的不对称与经济制度之间的不互补，这导致制度结构上的不和谐和不平衡等问题；（3）政府主导下的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引发了政府失灵，使中国不仅存在一般意义上的政府失灵，而且存在诸多制度安排不当意义上的政府失灵。他强调：要深化改革，一是改革须实现“信念的解放”，树立以人为本的改革观；二是要统筹兼顾，实现“非均衡体制创新模式”向“均衡体制创新模式”；大转换；三是要在倡导和确立自由竞争、维护产权、履行契约等基本信念基础上，完善市场制度；四是对现有各类制度安排进行系统清理和整合，消除制度的不对称、不互补问题；五是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制度建设。
广东金融学院傅耀指出，对计划经济国家经济转型研究的文献主要集中在激进与渐进两条路径及其经济绩效的分析上，而疏于对其约束条件尤其是政治约束的分析。他把这种约束分为事前的和事后的，现在事前的政治约束对中国转型已失去了意义，事后的政治约束依旧存在。中国加入WTO和工业化进入快速轨道，这使全球化和工业化所造成政治约束弱化，但利益集团的阻碍仍然存在，加之中央计划体制没有完全隐退，渐进之路易产生中期状态偏好，这注定转型是一个长期过程。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及其效应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江西财经大学王秋石等评析了2005年以来我国财政政策从“积极的”转向“稳健的”意义。在巨大的就业压力下，中国在未来10~20年都不得不采取扩张性的或中性偏松（或稳健）的财政政策，但这种政策也有不少弊端，主要是“政府主导型”、“政府依赖型”经济日趋渐旺，这与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多少有些背道而驰。因此，从积极的财政政策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有积极意义。苏剑讨论了我国如何扩大消费问题，认为扩大内需不仅要考虑总量，还要保证质量。在内需的3个方面中，政府购买一般被认为浪费严重，效率低于消费；企业投资有可能是低效率的，如国有企业的投资；居民消费是纯粹的私人支出，效率最高。但我国1997~2003年拉动内需的效果并不好，一方面最终消费率从58.2%下降到55.5%，另一方面，资本形成率从38%提高到42.3%。这是因为传统的方法对中国作用有限，需要向改革、向发展、向科技、向城市化要消费。
一些学者应用西方经济学中的区域经济学理论来探讨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湖南省委党校杨大庆提出一种研究区域产业导向的新思路。区域产业评价中可以利用多指标模糊综合法与因子分析法互为验证，并通过变换的波士顿矩阵得出的结论与通行的产业类型相结合，最终可对区域产业导向加以确定。在这种新思路下，他研讨了长沙制造业的产业导向和发展战略。新疆师范大学司正家等梳理了西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中的市场型和政府型两种区域经济协调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构想：新疆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要服从全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总战略，以富民强国、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各民族人民共同繁荣为宗旨。在战略部署上，要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加强区域合作，实现发达地区与边缘区协调发展，产业部门间协调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此外，山西财经大学赵红梅运用外部性原理分析了教育对经济的积极影响，指出教育不仅使个人受益，而且使社会、企业等相关利益群体受益，其成本也应该由政府、企业和个人等相关利益主体共同分担。
5、发展经济学与中国实践
与会代表对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和应用展开了热烈讨论。
武汉大学谭崇台在“再思”刘易斯和舒尔茨理论基础上，提出了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新思路。刘易斯注意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发展中国家农业落后、农民贫困的根源，但没有注意如何把数量庞大的资源提升为人力资本。舒尔茨肯定农民的智慧和学习能力是正确的，但反对无限剩余劳动力供给学说，却与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的情况不符。在综合上述两种理论优点基础上，他把我国剩余劳动力在乡-城流动中未能实现并提高自身价值的问题归结为社会资本缺失，主张把“开发人力资本”和“构建社会资本”这两个重要环节融入到乡-城人口流动机制中，使广大农民进城成为合格工人，留乡成为现代农民。
武汉大学郭熙保系统梳理了发展经济学中的贫困概念，指出我国学术界不少人将区域贫困和个体贫困混为一谈，这给我国的扶贫政策带来了负面影响。如按地区确定扶贫对象，容易忽视贫困地区的富人，富裕地区的穷人。他在个体意义上把贫困概括为收入、能力和权利三种类型，并在此基础上全面研究了贫困概念内涵的演进以及由此带来了贫困度量方法的变化。浙江大学张旭昆强调，关注贫困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突出特点，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大弱点，中国学者应该对这一问题做出贡献。
武汉大学马颖教授等考察了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构建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的产生和发展。他们认为，由于CGE模型是在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中揉入了某些结构主义因素，因而具有3方面优点：（1）能够描述各微观主体的行为，有利于说明政策通过价格机制对经济的影响；（2）具有相当大的伸缩性和适应性，各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立相应模型；（3）因求解技术日益改进，可以模拟发展中经济的各种结构性问题，尤其是灵活设定各种结构性约束。这使模型在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大有用武之地。北京大学彭松建等考察了杰拉尔德·迈耶关于新旧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演进思想，指出这一战后发展起来的经济学分支经历了从国家干预主义到“把价格弄对”，从“把政策弄对”到“把制度弄对”的不同发展阶段，认为国家与制度是发展经济学的生命线。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陈银娥等在考察社会资本理论的渊源和发展之后，认为该理论的贡献主要是：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可靠起点；跳出了主流经济学单纯分析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范围，开始研究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在分析制度时引入了社会和组织关系，提高了经济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其理论的不足主要表现在：对社会资本的理解和定义不一；对社会资本的负面影响研究不够；研究缺乏系统性，模型化和量化研究不完善。
黑龙江大学邢艳霞从“理性”层面提出建立中国“穷人经济学”构想。主张将“人文”、“精神”作为分析的出发点，追溯主流经济学人文精神的哲学思想资源，剖析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与人文哲学的关联性，构建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所需的具有人文关爱的“穷人经济学”。广东商学院刘红红梳理了西方经济学中人本主义经济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脉络，把其划分为3大阶段：（1）从神本到人本：它又包括启蒙和发展两个小阶段，启蒙阶段是从“宗教人”到“经济人”时期；发展阶段是古典经济学时期。（2）从人本到物本：新古典经济学时期。（3）从物本到人本：新时期下的人本主义。强调经济学要走向现代化，须回归古典，重新关注人，发扬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和人本精神两大思想成就。整合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乃是经济学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西南财经大学杨致恒等依据中国私营企业中农民工状况的调查，批评了那种主张无合同、无保险、无福利的“非正规部门就业理论”，认为它不利于缓和劳资矛盾。对当前私营企业与农民工之间劳资关系，须加强监管，引导其健康发展。认为只有营造企业和谐进而构建社会和谐，才能真正解决劳资矛盾。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比较是本次大会讨论的另一个重点。与会代表就这个主题展开了激烈讨论，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下面分别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关系，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西方经济理论的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学建设，以及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4个方面进行综述。
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关系
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与会者主要持两种态度。
一些学者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指导中国实践的唯一正确的理论，对西方经济学持基本否定态度。程恩富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作了大会主题发言。他对西方经济学各个流派进行了分类，主张对它们采取不同态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从整体上讲是经济学发展的一种倒退，应该以批判为主。新旧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具有改良主义性质，其基本立场虽然不可取，但其中有与生产社会化相适应内容，对这部分内容可以吸收和借鉴。首都经贸大学丁冰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与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有着原则区别，各自代表了不同阶级的利益。在资本主义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国家占主导的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学体系有阶级性，无原则地进行综合和利用，未必能如愿以偿。余斌以“关于两种教条的进一步分析”为题作了大会主题发言。他从数学分析的角度，认为莫迪里亚尼-米勒定理中存在重大错误，进而认为西方经济学中的理论模型都不可取。山西财经大薛治龙从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对比分析出发，揭示一般均衡理论的唯心主义性质，并指出其对经济学发展的危害。
另一些学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的主导地位前提下，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有互相借鉴的地方，主张互相吸收，共同发展。清华大学黎诣远认为，无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面临着知识经济的挑战。我们在正确对待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经济学与数学的同时，应该顺应知识经济的挑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时俱进、自主创新，将物资生产与精神生产统一起来，重塑经济学的整个理论体系。吉林大学吴玉辉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种根本不同的范式，不可能相互替代，也不能相互否定，两种经济学都是我们必需的。云南大学徐光远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不互相排斥，我们从来没有将他们对立起来。经济学研究应该强调人的积极性，以利于经济学发展。海南大学王毅武认为，对西方经济学需要反对教条主义，需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需要从西方经济学中吸取合理成分，进一步发展。
2、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西方经济理论的比较研究
许多学者分别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具体理论和具体方法进行了详细的比较研究。
李翀对比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经济周期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周期理论，认为前者比后者要深刻得多。经济周期实际上是由市场经济体制造成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不同程度上强化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弱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则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弥补市场经济体制的不足。此外，他还分析了经济周期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在国家之间“传染”的机制。
南京大学刘厚俊等在详尽比较分析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和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后提出，前者不排斥后者在一定层次和一定范围内的科学性，后者也不能推翻前者的科学结论。从某种程度上说，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为马克思国际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也正逐步为西方学者所认同并加以吸收。两种理论体系完全可以相互借鉴。同时，两种理论都需要与时俱进，以适应技术进步、垄断强化和全球化趋势。理论演进史表明，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已逐渐从表象的自然禀赋因素转向对生产过程的研究，只要资本主义社会还存在，西方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兴趣就永远存在。
中国人民大学孟捷研讨了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他指出演化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界不满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范式和过度形式主义，试图为整个理论经济学发展重新定向而形成的一股思潮。尽管迄今它还未产生出一致公认的代表性理论，但已有了自己的研究纲领，对21世纪经济学的发展有不可轻视的意义。在详细介绍了演化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加以比较后，他认为演化经济学的崛起，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以及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未来的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某种创造性的综合。
黑龙江大学乔榛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对比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异同，认为二者的区别随着方法的本质化而趋于明显，二者的相同之处却随着方法的形式化而增多，因而不能简单地判断二者是完全对立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离不开方法论的创新，创新须坚持其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硬核”，对具体研究方法不仅可以调整或放弃，还可以增加一些新方法，把西方经济学中一些经过检验、在研究经济现象中有效的方法纳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体系，尤其是使实证研究越来越精确化的数学方法，以及研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博弈分析。
广州市委党校朱殊洋运用均衡分析方法提出马克思再生产系统的一个均衡解。他认为研究马克思在生产系统的均衡问题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把在生产系统的自由运动过程和强迫运动过程统一在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中，另一方面把两大部类看作两大受控对象，分别由两个决策机构进行控制，两个决策机构的目标不完全相同，因而形成非合作均衡。
一些学者还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展开了讨论。辽宁大学杨玉生、杨戈介绍了西方经济学界坚持或否定劳动价值论的历史、现实及其最新理论成果。认为在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应用于解决当代问题时，应该坚持马克思特有的分析方法来探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张旭昆认为，应该重新解释劳动价值论，既要反对原教旨主义，也不能用管理也是劳动来解释现实。湖南大学李松龄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使用价值研究太少，理论要发展就必须研究使用价值；西方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力的学科，效用价值是功用主义的，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加以补充。内蒙古师范大学额尔敦扎布持不同观点：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解决不了资源配置问题，其实马克思在论述再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就论述了这个问题；马克思关于使用价值的论述很充分，它强调了使用价值和生产费用的关系。
3、中国经济学建设
与会代表还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的经济学教学与科研，以及中国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影响进行了交流。
吴易风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在青年学者中重新产生影响，需要做许多工作。他介绍了中国人民大学目前正在进行的两个科研项目：一是国家马克思主义工程建设项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这将为年青人提供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机会。二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学模型化研究”，它有助于破除青年学生对西方经济学数理模型的崇拜。
方福前认为中国经济学建设应该走“三化”之路：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适应当代，解释现实；二是中国问题理论化，就是要将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上升到理论，加以阐释；三是西方经济学中国化，就是要用中国经济改革中遇到的问题修正西方经济学理论。在“三化”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仍然起指导作用。上海财经大学冯金华指出，高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面临危机，主要是由于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努力不足。就此他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四化”目标，即模型化、数学化、通俗化和可视化。
黎诣远认为中国经济学建设问题上，应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建设包括研究经济制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机制的市场经济学、研究经济发展的发展经济学的完整体系，但目前还不具备编写这样一部教材的条件，市场经济学只能借鉴西方经济学，但应坚持“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丁冰提出，在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中必须坚持和发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导地位，同时要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并在经济建设实践中不断创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长春税务学院丁堡骏、郭殿生指出,西方经济学曾经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思想来源，但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互对立、相互斗争的思想体系；吸收和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科学合理成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必由之路。马克思主义建设工程的设计者和建设者们不仅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还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经济学教学、学科建设和工程建设工作的指导，改变西方经济学教学和学科建设的现行体制和格局。北京物资学院车卉淳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阶级性、科学性和研究方法上存在区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本土化”的经济学。在经济学的教学科研应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思想，避免用西方经济学代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倾向。
4、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
还有些学者从实践的角度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加以批判。西北政法大学郭志琦等人指出，在我国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个过程中，始终要坚定不移的搞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绝不能搞中外新自由主义者所倡导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则完全是由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
首都经贸大学徐则荣认为，1980年代以来拉丁美洲国家改革的失败原因主要是错误地全面接受和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在经济调控方面，鼓吹市场万能，盲目崇信外资，反对政府干预；在经济发展战略方面，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导致社会不协调。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引以为戒，以正确的理论为指导，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
内蒙古师范大学吴海山分析了资本社会化进程和西方职工股份所有制之后提出：资本社会化的进程中，所有权关系的分化和转移都是在不同资本家之间展开的；只有在职工股份所有制产生之后，资本所有权主体才真正从资本家阶级转向企业职工。
三、深圳特区的发展与自主创新
与会专家针对深圳特区以往经济发展成果、未来发展战略问题展开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改革开放20多年来，深圳为我国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出了巨大贡献，今后发展仍存在着明显优势，主要表现在丰富人力资源、雄厚的产业基础、完善的交通设施、地处华南的区位优势等，这些为特区今后加快发展，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继续探索道路提供了优越条件。
深圳市委党校袁晓江作了题为《我国需要经济特区吗？——兼论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的大会主题发言。他在回顾了深圳特区建设的发展历程后指出：（1）特区的本意不是利用优惠政策，而是特殊政策，是充当“试验田”，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探索道路。（2）特区建设20多年来的贡献不仅表现在为全社会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总量，更重要的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3）在今后的发展中，特区还应有所作为，把“特别能创新”作为最重要的任务，增强自主创新意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他认为特区今后应该把高新技术产业、物流业、金融业和文化产业作为发展的重点。以IT产业和生物技术产业为主导，加快自主创新、大力开发新医药、新能源，继续发挥深圳特区的作用。
深圳市委党校林祥就深圳特区的使命和自主创新问题作发言：深圳特区建立之初的使命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使命基本完成。这是深圳为全国做出的最大贡献。在新时期特区是使命是：进一步改革创新，为全国探索出一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路。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上，他认为关键在于自主创新，并用4个90%概括了深圳自主创新的独特之处：研究开发经费90%来自企业，研究机构90%来自企业，研究人员90%来自企业，技术专利90%来自企业。深圳自主创新的经验将会为我国构建自主创新体系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查振祥就深圳建立自主创新体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深圳20多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努力建立自主创新体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从创新中获得城市发展的力量源泉，由政策优势逐步向创新优势转变，为城市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为了完善自主创新体系，加强创新能力，深圳应着力做好以下两点：一是要吸引国内外科研机构和知名大学在深圳建立高科技转移中心，积极引入外部研发能力；二是要把深圳的研发基地延伸到中国各地和世界各地，有效地配置创新人才资源。
商务印书馆杨宝兰认为：自主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发动机和支撑力。为了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采取以下措施：充分发挥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主体作用，确立企业自主创新的主体地位；大力进行制度创新，保障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建立和谐社会，为自主创新主体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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