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重读《水浒》，除温习已知的故事情节外，还对宋江智慧多了些许钦佩。一群草莽英雄，因机缘巧合，一不小心凑到一起。开始不过一个“义”字，除打家劫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外，并没有想到更多更远。只因惊扰了官府，在反抗镇压过程中，又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便盟生了骄傲心理。李逵放言：“杀上金銮殿，砍了鸟皇帝，让宋江哥哥作皇帝”，就是这种非份之想的流露。
但凡一群人聚在一起，目标明确，武艺高超，又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勇气，便是危险的开始。面对这群刁蛮任性，桀傲不训的弟兄们，且看宋江同志如何做思想工作的：一是长吁短叹，引起众人关注，适时抛出众兄弟前程问题，为红旗今后怎么扛制造舆论；二是统一常委班子思想。二号卢俊义，三号吴用，一个是被劫上山的地主，一个是抑郁不得志的读书人，稍加点拨便恍然大悟；三是大力宣扬君臣纲要，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由替天行道变为替皇帝卖命，指出红旗到底为谁扛，把大家思想进一步统一起来；四是各个击破，一些剌头，如武松、鲁智深等，虽有个人主见，但在义字感召下，加上众兄弟来回劝说，不得不随大流。
个人前途，正是梁山众好汉不敢面对的问题。上山前，众好汉基本都有“劣迹”，这些劣迹既与英雄性情有关，更与当时社会黑暗有关，甚至很多是飞来横祸，不能全然怪到个人头上。只是身背“劣迹”，今后又如何能在社会上立足？宋江抓住这一点，不禁令众兄弟涕泪纵横：“到底还是公明哥哥好，凡事都为弟兄们着想啊！”在打着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旗帜下，众好汉谁敢再有异议？否则，就是与大家过不去。那位何强一怒之下，杀了朝廷军需官，本来还想理论一番，打算好好从战略高度反思招安这条路是否行得通。奈何宋江一言不发，一跪一趴，令这位小好汉羞愧难当，生怕自己耽误了大家前程，非常自觉地举刀自栽，以死祭义，平息了一场有可能扭转“招安”前途的骚动。
就这样，一支极具革命前途的革命队伍，不知不觉间竟然转变为镇压另一支革命队伍的刽子手。一群劣迹斑斑，因义而聚的草莽英雄，由开始准备造反这件“坏事”，转变为吃朝廷俸禄，为国家尽忠，封妻荫子的“好事”，不能不说是众梁山好汉之幸，赵家王朝之幸！
我们无法去假设：如果不招安，这些英雄好汉是否一定能杀上金銮殿，砍了宋徽宗，然后封将拜相，有个更好的前程，宋江当时更不可能去假设。或许臣服于现有秩序不敢越雷池半步；或许出于对自身清醒认识，万一造反不成，只能是碎尸万段，万劫不复；又或许得高人点拨，观天象知宋家王朝气象未尽，不可逆天而动。总之，在当时秩序下，招安是最现实、最快捷、也是最保险的做法，两害相较取其轻，由此可见宋江智慧。
关键在于：当时宋家王朝秩序是否真正合理，是否如人们所想象的那般天经地义？抛开当时已然混乱的秩序不说，单说其来路，不过是赵匡义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从后周手中抢来的，本来就不怎么光明，算不上真正替天行道，代天治民。尽管开始也曾为百姓谋利，才有了天下安定的局面。但后来，昏君当道，奸臣弄权，百姓民不聊生，此时秩序早已不是当年之秩序，维持或臣服于这样的秩序，只能让老百姓更遭殃，更何况这样的秩序迟早会打破。当年曾国藩不敢取慈禧而代之，后来辛亥革命照样推翻了清朝。总之，你不敢做的事，总有人敢做；今天不可做的事，早晚有一天可以做，否则，中国历史就永远不会有“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兴衰周期规律了。
臣服于秩序之下的民众，是天下得以稳定的基础，也是统治者最高兴看到的。因为秩序是皇帝的，民众不必操心秩序是否合理，只须循规蹈矩就可以了；也不会思考现有秩序是否是外人强加于自身，有无挣脱的可能；更无需考虑个人前程是否因现有秩序得以扭曲变形，比如宋江除了招安，就不会考虑是不是还更有好的途径为众兄弟谋前程。改革开放以来，大家忙着赚钱，事实上，就是在大秩序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后的另类臣服。五千年来，中国民众就一直战战巍巍活在已然秩序之下，人们很少去思考：所臣服的秩序到底是谁的？值不值得为此臣服？还有没有更好的秩序？因此，丧失了作为一个人的自由与独立，进而成为秩序的奴隶与帮凶。个人无法也不敢影响秩序，改变秩序，无所谓突破；秩序只需服从，无需操心，过好秩序下我的日子就行了，国家干个人何事？也无所谓关注。只是每当秩序更迭，便只能再次臣服到新的秩序之下，陷入新的轮回。
“换种活法”，“还有没有更好的路”，往往就是对现有秩序的怀疑与挑战。当然，秩序有大有小，个人能力有高有低，打破囚禁于自身的秩序，不止需要勇气，需要能力，更需要观念的更新。
宋江后服毒自尽，应算个人失败，原因在于他服从了当时秩序；同样，因为服从秩序，他改变了梁山众好汉命运，取得了成功。他的智慧与谋略是每个中国人的学习榜样，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恐怕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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