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近代中国的历史特点
[“自古以来，中国的官僚政治就是根深蒂固的，在前现代化的世界历史中，官僚政治在中国获得了最充分和最复杂的发展。”（页码不详）]
自秦朝以来，中国社会大致一直受着由皇帝、官僚和豪绅地主组成的专制官僚体系的支配。在这一体系中，缺乏任何一方，整个体系都不能保持稳固。到了近代，开始了新的变化。西方的入侵，宣告了旧统治方式的破产，但是整个统治集团却无力进行自我改良。
[“从这一阶层中没有产生任何能够推动经济发展或执掌政治权力的“现代化精英”（如19世纪后期日本的情况）。……再加上缺乏一个生气勃勃的资产阶级和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使得中国未能走上被巴林顿·穆尔称为“通向现代化的保守道路，即类似于明治时期的日本所走的道路。”（7）]
旧统治方式的破产使处在这一体系中最突出、最显要位置的清王朝覆灭了，旧统治体系的支柱之一不复存在了。大皇帝倒台后，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小皇帝——割据的军阀。政治权力——尽管是分裂的——继续支配着社会，这进一步凸显了[“现代中国历史状况的基本特征是中国社会所有阶级的软弱性”（7）。]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近代中国极其重要的历史现象的社会基础：政治权力对于社会和经济力量的相对独立性。在一个没有任何社会阶级处于支配地位且所有的社会阶级都软弱无能的社会里，政治权力倾向于日益独立于社会阶级之外并从总体上支配社会。”（10）]
为什么说所有的阶级都是软弱的呢？
豪绅地主阶级。传统的豪绅地主统治阶级的权力与声望的衰落。
[“传统的中国豪绅在一个后传统的中国社会和知识的世界中，还是维持着其主要传统；……从这一阶层中没有产生任何能够推动经济发展或执掌政治权力的“现代化精英”（如19世纪后期日本的情况）。虽然直到共产主义革命前豪绅还握有对当地农村一级的经济和政治的控制权，但这个阶级已经是一个日益衰败且越来越寄生的阶级，它在道德和精神上都已经破产，在国家政治事务中更是毫无作为。豪绅的腐败是阻碍从内部对封建帝国制度进行改造的主要因素，而这样一来就加速了革命形势的到来。“（7）
“尽管豪绅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冲击，大事，由此却没有产生一个与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力与交换方式相联系的社会阶级并占据豪绅地主被迫放弃的对中国的支配地位。”（9）]
资产阶级
[“尽管现代中国产生了资产阶级，但它只是一个人数甚少且经济虚弱的阶级，且依然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借以产生的外国帝国主义力量的阶级。”（6）]
无产阶级
[“伴随着一个小而弱的资产阶级——特别是一个主要从事商业和金融业而不是工业的资产阶级——产生的，是一个弱小且发育不全的城市无产阶级，这是极其自然和不可避免的。”（6）]
农民阶级
[“由于农民地方性自给自足的经济存在方式的性质，因而农民是一个软弱的社会阶级，这个阶级眼界狭隘，缺乏在国家政治舞台上从政治上表达自己的不幸和利益的手段。
中国农民具有采取有力的政治行动的潜力，并的确具有采取革命行动的潜力，但是，靠农民自身是不可能发挥和实现这种潜力的。农民需要由其他阶级的成员提供领导、组织和思想体系，这样才能使农民成为近代中国的行动者，而不再单纯是近代历史上的牺牲品。”（9）]
在此要提醒大家注意，不仅包括统治阶级在内的各阶级是软弱的，统治政权也是软弱的
[“传统的儒家官僚机构随着传统社会的解体而解体，取代它的是各式各样新的官僚机构，这些官僚机构以其残暴的镇压、腐化堕落和无能而臭名昭著。”（？）]
一个软弱的政权支配着各阶级都软弱的社会，这就是中国近代历史的突出特征。
[“在一个以大规模的社会解体和文化解体为特征并伴随着巨大的政治动乱的环境中，在一个所有的社会阶级都极其弱小，因而没有哪一个阶级能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里，知识分子实际上可以作为一种自主的力量而发挥作用，并对历史发展的进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13）
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孤立状态及其在政治上的无能使他们没有根基，屡遭挫折，因而产生了在中国社会.寻找根基的日益增长的需要。”（21）]
第二章 二十年代的革命
[“导致在中国“无根”的知识分子与被压迫群众相联合的一系列事件开始于1919年5月4日。这一天标志着现代中国革命的真正开端。”（21）
“正是在“五四”运动所产生的这种新的政治环境和思想环境中，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转向了俄国革命的模式和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范围的革命性变革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不仅被认为是现代西方最先进的精神产品……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既要否定中国过去的传统，又要否定西方对中国现在统治，因而出路只能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23）]
走俄国人的路！既然俄国工农大众能够夺取政权，那么中国工农大众为什么就不能做到这一点呢？第一代共产党人凭其直觉认识到了这一点。
但不幸的是，中国革命刚刚兴起时，它所效仿并依赖其指导的俄国革命已经开始蜕化了。中国革命被共产国际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随着斯大林和布哈林这伙官僚暴发户掌握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大权，这一理论被推向了极端，成了套在中国无产阶级头上的一个枷锁。
[“国共联盟打算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却被看作一场非常有限的革命。在时代的革命言辞的外观之下，国民党领导人对“资产阶级”革命这一-概念的理解决不会超出他们所愿接受的范围，他们把这一革命归结为两个目标即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对于民主议会的共和国的观念和理想，他们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事实上，这一革命从其肇端之际起就暗示着中国新的政治制度在本质上将是一种军事制度，并且非常明确地排除了（或至少是推迟了）在农村进行反封建社会革命。一句话，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过是一场纯粹的民族革命。”（29）]
本来十月革命早已经宣判了资产阶级革命论的死刑。表面上俄国革命似乎是以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的，但资产阶级既不能也不愿来领导这场革命，革命也没有以资产阶级掌握政权而告结束，相反，无产阶级在农民的支持下夺取了政权。在无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以后，就再也没有资产阶级革命了。落后国家的本来要由资产阶级革命所解决的问题，只能由在农民的支持下的无产阶级政权来解决了。这就是二十世纪的落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论，这本来已经被俄国革命所证实。下面我们看看迈斯纳是如何论述这一点的。
[“‘不断革命’或更准确地说是‘不间断地进行革命’这一概念，是马克思写于1850年的《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明确提出来的。
在一个无法依靠资产阶级实现其民主主义任务的国家里，当所谓的国际革命形势日益成熟时，尚不成熟忍气吞声无产阶级应该发挥什么作用。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无产阶级一旦登上政治舞台就决不能允许胆怯的资产阶级使革命进程半途而废，无产阶级将被迫取得在政治上的支配地位，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且立即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
不断革命论的作用是修改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相应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各阶段都有一个被严格规定了的历史发展的政治阶段命题。这为后来在经济落后的国家里进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即使是比较弱小的无产阶级也有可能抓住政治时机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起码是在国际革命形势的情况下有这种可能性。
1905年以后，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和历史环境中，托洛茨基复活并且进一步详细论证了不断革命论，因而被认为是这一理论的最初倡导者。
简略地说，托洛茨基认为，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时代，落后国家的工人阶级（特别是俄国、以及亚洲和中东地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比西方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可能更具有革命性，由于事实证明俄国资产阶级太软弱、在政治上太胆怯，无法承担它既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历史任务，这些任务便落在了得到农民帮助的无产阶级肩上。托洛茨基设想，落后国家中无产阶级在数量上的劣势将会由其在政治上的力量和斗争性而得到补偿，因而工人将担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领导。一旦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治支配权以后，无产阶级就会发现已不可能将革命限制在资产阶级范围内，革命的必然结果就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并直接把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结果又将反过来为西欧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提供动力，而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欧的实现则是落后国家中无产阶级政权生存的保证。1906年，托洛茨基在他那部典型的反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宣称，‘在资本主义发展程度比较低的落后国家里，无产阶级比在资本主义发展程度 较高的国家中更快地夺取政权’，这种情况是完全可能的， 这样，对托洛茨基来说革命在两方面将是“不断”的。首先，落后国家的革命不能局限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阶段，应该‘不间断’地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其次，革命不能局限于一个国家，落后国家革命的存亡取决于先进国家及时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因为革命进程只有在国际革命的环境中才能够继续进行。
这些思想成为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指导思想。1917年和1918年的事件弥合了列宁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理论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之间除了语义学意义外的一切差别。直到斯大林主义出现后，不断革命论才成为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异端。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教义取代了国际革命的观点，而所有的革命（也许俄国革命除外）都必须依次经过被严格规定的社会政治发展的各个阶段的教条取代了‘不间断’的革命过程论。”（263—266）]
斯大林之流虽然也亲历了俄国革命，但是他们根本就没有理解这一场革命。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那当然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了，无产阶级只能在其领导下行动，或者说只能去当资产阶级的“苦力”。这实际上是孟什维克对俄国革命的看法，但却被斯大林之流照搬到了中国。
自愿充当苦力——真是一群贱骨头啊！你就只看到你有求于对方就没看到对方同样有求于你吗？你不能凭借你的资本争取在与对方的合作中占据一个更有利的位置吗？你就不能与对方合伙开一个公司吗？你就不能进一步争取担任董事长吗？
这套理论否定了中共对革命的领导权的争夺，使中国共产党附属于了国民党。而中共本来只应与国民党进行党外合作。
这套理论否定了民主革命。当时孙中山已处于穷途末路，丢掉了民主共和国的旗帜，转而依赖军阀。共产党不仅没能趁此机会将这一旗帜抓在自己手中，相反，却去迎合孙中山，致使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走上了党、国、军一体化的道路。
这套理论否定了社会革命。[“中国是一个既需要社会革命也要求民族独立的国家——这两项任务被证明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24）土地和农民问题根本就避而不谈，更不用说劳资问题了。
中国共产党本来应当坚持这样的战略或纲领：
1、争取民族独立；2、建立民主共和国；3、与国民党党外合作；4、发动工人运动；5、发动农民运动。这样的纲领会使中共同时作为民族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社会革命者而赢得广大民众的支持，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阻挡他们前进的步伐，中国无产阶级在二十年代就可以夺得政权。
即便中共不能从一开始就有如此明确的战略，那也无妨。只要能保持独立性，只要时刻同群众站在一起并且不落在他们后面，那么当革命形势到来时，指导思想的转变就能跟得上，革命时机也不会被错过。就像二月革命前，包括列宁在内的整个布尔什维克当都不认为在即 将到来的革命中无产阶级能够夺取政权，但是列宁回国后使全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一场革命，最终布尔什维克抓住了稍纵即逝的革命良机。
迈斯纳也承认这种可能性：[“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在当时的确是不现实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历史必然地就是不现实。”](37)
首先，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并不像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弱小。大家不要忘了，俄国革命中，无产阶级就曾爆发出与其数量所极不相称的惊人的力量。
[“无产阶级只构成中国人口很小一部分，但决不是毫无意义的一部分。到20年代中期，大企业雇佣的产业工人数量已增加到约200万人，他们高度集中并有计划地分布在现代中国经济企业中。对此必须补充道，城市半无产阶级的数量更庞大，也许有1000万人，毛泽东曾将他们叫做“城市苦力”，这支队伍壮大了城市革命运动的力量。
中国产业无产阶级的人数并不比1917年的俄国产业工人的人数少多少，政治战斗力也毫不逊色。事实上，中国无产阶级所表现出来的革命干劲、有组织的创造性、非凡的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献身精神，是20世纪其他任何国家的工人运动所无法比拟的。
此外，中国的城市工人阶级运动是在一种各方面条件都非常有利于革命的环境中进行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软弱性，中国政治力量的四分五裂，再加上一场伴随着强有力的农民革命运动的富有战斗精神的无产阶级运动，这些有利因素都使得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运动完全有取得成功的可能性。”（38）]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其所缺少的，与其说是革命的客观条件，不如说是革命的主观条件。中国共产党由于其政治上的不成熟且缺乏革命经验，因而把自己束缚在共产国际制定的政策内并在行动上依靠国民党。在中国共产党内，没有出现一个像列宁或托洛茨基那样的勇敢果断和远见卓识的领袖，因而他们未能捕捉到革命形势提供的胜利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但没有领导群众，相反，无论他们怎样地不情愿和出于无意，他们都接受并执行了莫斯科制定的政策，从而给群众运动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1927年降临到工人运动和中国共产党身上的灾难在任何意义上说都不是历史的必然。苏联人创造了一支现代中国军队并把这支军队交到一个用它来摧毁中国革命的人手中，这也决非预先注定的。这一讽刺性历史悲剧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实，并不是因为群众运动的软弱无能，而是由于共产党领导人的软弱性和局限性，归根到底是由于莫斯科制定的关键性决策和政策。”（39）]
斯塔夫里阿诺斯也承认这种可能性：“当时中国并不只存在着一种革命，而是两种：一是蒋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一是共产党人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蒋的背后不仅有军官，而且有地主、商人和银行家，而中共则有令人生畏的群众力量的支持。在1926年革命高潮中，中共发动了120万工人和80万农民，但在这时，他们要遵照第三国际的指示，放慢步伐，组织城市中的无产阶级暴动和农村中的农民起义。所以双方的实力对比并不悬殊，但斯大林的指示确实蒋介石能自由行动而不必顾忌其对手的反应。……综上所述，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中共领导人在同莫斯科的关系上显示出更大的独立性，那么，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由一个军阀割据的国家转变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本来是有可能的。上述结论虽不能成立，但可以认为转变的机会确实存在过（尽管机会多大仍有争议），不过，这一机会却由于斯大林的全球战略以及中共对此战略不加抵制的态度而丧失殆尽。”（《全球分裂》第？页）
农会，就是农民苏维埃；一切权力归农会，就是一切权力归农民苏维埃。农民自己提出了民主的、革命的要求。而靠自己的力量夺取了上海并拥有80万会员的上海总工会，将自己变为上海苏维埃也是易如反掌。这样，在二十年代的中国，本来可以看到一个建立在工农自我组织基础上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这也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两千多年来政治权力支配社会的顽症。我们并不是在这里卖弄事后的聪明，早在四一二之前，托洛茨基就已指出了这一方向。
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有着极大的不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从旧的生产方式中逐渐地演化而成的，资产阶级在发动革命前，就已经获得了经济、文化及部分政治的领导权，同旧势力相比占据着绝对的优势。资产阶级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化的阶级，同工人阶级相比，他们才有着一贯的明确的阶级意识。
而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单纯的被雇佣地位，使其不可能在夺取政权以前就获得经济和文化的领导权（在此可以看到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的不现实性）。在资本主义的“正常”情况下，无产阶级更倾向于分裂而不是团结，要依赖于无产阶级政党来保持其阶级意识的连贯性。只有在革命危机到来时，无产阶级才会摆脱分裂、抛弃对旧统治秩序的顺从，爆发出对旧秩序加以冲击的意愿和力量。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抓住这一时机，将这一力量集中起来，迅速地对资产阶级统治秩序进行冲击。否则，群众的革命意愿不会持续很久，他们将重新回到分裂、顺从的旧状态去，从而使革命形势白白错过。更不幸的时，资产阶级极有可能利用群众高潮过去后的退却状态，对工人阶级进行镇压，这样革命形势就会转化为反革命的现实。
由此可知先锋队的领导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了。二十世纪工人运动的失败，根本原因就在于，革命所用的条件都具备了，但是却缺少正确的领导。（此问题留待它处详细讨论）
第三章 新的革命及其官僚化
1927年的失败使中国工人运动遭受了最沉重的打击。此后数年，斯大林的中国政策一下子由极右变为了极“左”，最终使共产党完全丧失了对城市无产阶级的影响。在一次冒险的暴动失败之后，毛泽东带领残余力量走上了井冈山以逃生，随后就发展为军事割据。这无意中成了中共不得不依赖的最后的选择，中共与国民党一样，也走上了党、国、军一体化来打天下的道路，不同的是“农村包围城市”而已。新的革命在其初期就已官僚化了，它没有任何的自发的群众运动及其组织为基础，但是这一官僚化机构却在行使着革命的职能，主动地加强与群众的两系，并因此而战胜了强大的敌人。
1949年以后，新的政权没有以群众组织为基础，只是将根据地的官僚机构带进了城市而已。当然官僚机构继续着革命的职能，推动着社会的进步。
历史越往前发展，中国社会越进步，城市里工人阶级和学生的政治意识越强烈，那么官僚的蜕化现象就越突出，其与群众的对立也就越明显。曾领导过一场伟大的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也难以摆脱蜕化的趋势。
[“像在苏联一样，旧政权的剥削阶级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新出现的官僚机构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的管理者，他们控制着（即使在法律上还不拥有）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405）
“尽管这些官僚主义者没有宣称什么是自己的私有财产，但他们却日益享受着原属他们所取代的剥削阶级所有的社会特权和经济特权。”（405）
“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废除产生的非常明显的社会结果之一，就是出现了一个居统治地位的、独立的且拥有特权的官僚阶级。无论人们是选择“新阶级”、官僚主义阶层还是“国家资产阶级”，或其他任何术语来称呼它，都不会改变这种新的社会现实。”（405）]
官僚蜕化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的复辟，毛泽东做出了这样的结论。为了防止这一趋势变为现实，他在党内做出了种种努力。当这一切努力都失效后，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来挽救中国革命。
这里一定要注意中俄两国官僚问题的不同，或中俄两国革命的不同。夺取政权前，俄国不存在官僚化问题。革命最初几年也是如此，只是后来官僚集团才产生并以其统治取代了苏维埃民主，官僚一出现，就是起着剥夺工人阶级的权力的反动作用。而中国革命则不同，夺取政权以前，官僚就存在了，他们领导了革命，行使着不可替代的革命职能。夺取政权后，在继续行使革命职能的同时，他们的反动的一面越来越突出了。
多说几句。迈斯纳正确的指出了官僚集团与工人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但他称官僚集团是一个阶级则是错误的，这夸大了官僚统治的稳定性和长期性。苏联的官僚们肯定认为自己在整个社会中是不可或缺的，但事实上他们仅仅是一场蜕化了的工人阶级革命的产物。作为革命蜕化的产物，他们只有两个前途。第一，进一步的蜕化将使整个社会倒退回资本主义，从而官僚们的统治也随之结束。第二，其它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新的革命将会从外部激活俄国工人阶级，使其推翻官僚的统治，恢复十月革命的理想。除此之外，没有第三种可能，官僚统治长存的可能。官僚统治就好比寄生在人体器官上的恶性肿瘤，如果任其泛滥扩散，它将会吞是整个器官，杀死人体，从而也导致它自身的毁灭。反之它将被人体杀死，人体将重新获得健康。
另外，迈斯纳还轻信了那种关于俄国革命的官僚化的原因的庸俗的见解：[“官僚机构的权力和特权以及它的产生，都植根于列宁主义政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405）这是毫无道理的，见拙文《论俄国革命》。
第四章 文化大革命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及其指导思想的混乱
文化大革命在今天被普遍的冠以“动乱”或“浩劫”的恶名。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运动最终所产生的结果与最初所宣布的理想和目标之间几乎毫无共同之处。”（392）
“然而，目标和意图在历史上并不是微不足道的，当然在精神上也不是无关紧要的。要理解1966-1969年间在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意义，其任可严肃的尝试都必须首先正视这样一项尚未完成的任务：将引发文化大革命的意图与将这种意图歪曲为其自身的漫画的环境区别开来。毛泽东的意图与他所遇到的环境之间的冲突，是文化大革命这场悲剧的核心。因此，讨论文化大革命当首先探讨它的目的和目标——即使仅仅为了评价这场失败的重要性。”
“并非像现在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仅仅是因为毛泽东的“错误”思想以及他对整个权力的渴望。”（399）
“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要解决自从1949年以后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这是一些非常现实的问题。它们包括日益发展的社会不平等、领导人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理想的衰退以及新的官僚主义阶层的顽固的力量等问题。毛泽东和毛泽东主义者担心这些趋势的发展有可能使中国变成像苏联那样被‘官僚特权阶层’篡夺权力。”（399）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基于这样一种设想：现存的国家和党的机构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支配，因而正在全社会产生着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
动机是无可怀疑的，其预见性也是罕见的。但运动的最终结果与此反差极大，这同样也是不容置疑的。动机是按照怎样的逻辑走向了它的反面呢？这一过程是怎样具体的展开的呢？动机——过程——结果，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试图梳理清楚的问题。
让我们先看一下毛泽东对他所要解决的矛盾的认识及由此设想的解决办法。毛泽东一度曾作出过最激进的结论，认为已产生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尽管据我们所知这种情况非常之少。
[“在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的前几年，毛泽东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迄今任何掌权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不敢苟同的。毛泽东现在确信，社会主义社会产生新的剥削阶级，‘社会主义转变’的主要障碍不是过去的资产阶级残余，而恰恰是现在的官僚主义者，是那些从前的革命者，革命使他们变成了统治者，他们凭借政治权力支配着社会并在这一过程中占取了大量社会劳动的果实。”（408）]
[“如果将这种立场贯彻到底，就会要求进行一场政治革命而不是一场简单的文化革命，这在实际上就是要求用暴力推翻共产党国家而不仅仅是进行一场精神改造。”（409）]
这是一种彻底革命的理论，也对社会矛盾的性质作出了较为准确的判断。
[“虽然毛泽东清楚地认识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的基本现实，并且有时也谈到了这种现实，但他最终从中国的官僚主义者是一个新的统治阶级的政治立场上退缩下来。
这里还有感情上的限制和政治上的限制。无论如何，这些毛泽东现在深恶痛绝的官僚主义者曾经是他的革命同志和革命干部。全盘否定他们也就是否定了毛泽东自己领导的革命，否定了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而创立的新社会。他宁可相信，大多数人是可以改造好的，在思想上可以重新塑造的，并且能够重新成为革命者。因此，撇开文化大革命表面上的轰轰烈烈外，与其说它是一场革命运动，不如说它是一场改良运动，一场非暴力运动。因此，文化大革命出现的大规模的暴力行为，与其说是出自毛泽东的本意，不如说是出自中国社会的条件。”（409）]
从革命的目标退到了改良的目标以后，在放弃了官僚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对立这一对现实的判断后，矛盾却继续存在着。那么该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既然已否定了矛盾的社会经济的根本原因，那就只好从思想、从意识方面来寻找答案了。
[“在从中国处于新的官僚统治阶级的支配下这一政治立场退却后，毛泽东最终得出了以个人的政治态度为标准来划分阶级的结论。一个人的阶级地位不是由经济地位或政治地位这样一些适当的客观标准来决定。相反是由下述更为主观的因素决定的：对一个人思想倾向的评价，其‘政治觉悟’的程度，以及政治活动。毛泽东断定，在社会主义社会确定一个的阶级属性时，重要的不是过去的或现在的经济地位或政治地位，而是作为人的‘觉悟的行动表现’的‘阶级立场’，这种规定的长处是，它在废弃了已不适合1956年后的社会现实旧的阶级成分制度的同时，又坚持了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包括‘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观点，而且还没有把党的官僚机构都当成敌对阶级。”（410）]
但是，这种观点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以主观标准来划分阶级很容易导致任意地把政治上的对手划分成‘阶级敌人’，并且使人们更加关注个人的政治行为而不是社会集团的政治行为。”（410）]
在这种理论中，社会中的矛盾的存在被承认了，但是整个官僚集团与群众的对立的基本现实却不见了。依照这种理论，在所要解决的问题当中，破的是什么呢？立的是什么呢？
（这种）[“在本质上是改良主义的理论则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所坚持，它支持了毛泽东的下述信念，95%的干部基本土是好的，作为整体的党是能够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得到改造并清除掉资产阶级影响的，但这只有通过发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激烈方式才能做到。”（411）]
在这种理论中，要打倒的已不再是整个官僚集团的统治，而是官僚集团中的一部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党内的资产阶级”。毛泽东对依靠官僚机器本身来改造官僚机器已不再抱任何希望，他希望用群众运动来制约官僚机器，他希望能够在两者之间维持一个最有利的平衡或妥协。用后来文革中毛泽东提倡的“三结合”的体制来说，群众运动与官僚机器“结合”在一起，就是毛泽东的理想和目标了。
[“这样，在文化大革命前，中国产党的意识形态就给中国人民提供了关于阶级的三种不同的理论。所有这三种关于阶级的理论（保守的，革命的，改良的）都成为中国人民政治意识的组成部分，他们被告知文化大革命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进行的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但是人们怎样去辨认‘资产阶级’？为了反对谁而开展阶级斗争？那些年发自北京的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自相矛盾而又含混不清观点都无法清楚地回答这些问题，或者准确地说，人们都提供了不同的回答，但这取决于人们采用哪一种阶级分析的观点。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无数政治团体或行动者都各自采用最适合自己的特殊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的阶级观点，这是不足为奇的。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的理论混乱，对于文化大革命很快蜕变为大混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也使人们能以各种各样的理论根据和政治理由轻易地给某些团体和个人扣上‘阶级敌人’的帽子而横加迫害。”（411）]
第二节 文革开始时三大力量的分析
一、 毛泽东和改良派或毛派官僚。
这一派甚至可以说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因为他在党内的忠实追随者屈指可数。文革中毛泽东一人身兼两种角色。首先他是官僚机构的缔造者和最高领袖，但是他又对此机构不满，并鼓动群众起来造官僚们的反。前面我们已经看到，毛泽东企图让官僚机构与群众运动结合在一起，在两者之间维持一个平衡。毛泽东在官僚和群众中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可以说是两者之间的仲裁者，他偏向哪一方，哪一方就可能会占上风，毛泽东选择和谁站在一起，将会极大地决定运动的发展方向。文革初期，毛泽东坚决地站在造反的群众一边，他主要扮演了一个群众运动的鼓动者和保护者的角色。
二、 造反派——群众。
49年以后，中国工人阶级无论在人数还是在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方面都有了巨大的提高。城市里的另一个革命因素学生群体更是不容忽视。但在群众中，对于官僚和官僚与群众的对立这些问题都没有明确的认识，从来没有形成以此认识为基础的社会思潮，更不用说产生建立在这一思潮基础上的革命组织雏形了。群众在思想上过分依赖于毛泽东，他们通常得从毛的言论中才能找到自己行动的理论依据。思想上的依赖自然导致行动上的依赖，群众造反的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毛泽东自上而下赐予的。“有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什么都不怕。”可是假如毛泽东不给他们撑腰了呢？过分依赖毛泽东的群众将很难再按自己的独立意志行事。由此看来，在文革开始前，造反派——群众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便存在着严重的不足。文革开始后，群众虽然不自觉地在将文革这一改良运动推向革命，但是他们自始至终未能明确认识到必须彻底打倒整个官僚统治、由群众自己掌握政权才是最终获得胜利的唯一道路。
当然也有例外。[ “1967年下半年在湖南成立的一个激进的红卫兵组织的联盟——‘省无联’……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最激进的并有一套精巧的理论的组织之一，他们把文化大革命的最初观念与毛泽东曾经提出但旋即于60年代中期又放弃了的新的官僚统治阶级的思想结合在一起。他们……批评文革的领导人只纠缠于攻击个别人而没有找到中国政治问题和社会不平等的社会阶级根源。他们认为，这个根源就是依然掌握着国家机器并且篡夺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新的官僚资产阶级’。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是‘砸碎现有的国家机构，建立以巴黎公社的普遍民主原则为基础的中国人民公社。’”（454）]这些思想在省无联的成员杨曦光写于1968年的《中国往何处去》一文中，得到了系统地阐述。但就是在这一最激进的纲领中，仍旧是把毛泽东奉为精神权威，继续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而不敢冲破毛泽东的束缚。
三、保守派官僚或当权派——走资派官僚。
几乎全部官僚都属于这一派别，他们分布在党委和军队两大系统中。如果说只有毛泽东一人及其少数追随者构成了改良派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说除了毛泽东以外的整个官僚集团都属于保守派。官僚们既清楚彼此之间的共同利益，又清楚他们与群众之间的深刻对立，与群众相比，可以说官僚们有着明确的“阶级意识”。官僚们拒绝任何改良，决不愿与群众分享权力。他们深知，只要松一处口子，那么群众运动就会蔓延壮大起来。只要给了群众四大自由，给了群众发言权，那么拥有了言论自由的群众自然会进一步再组织起来。组织就是政权。这样就会形成群众组织即新政权的萌芽与官僚机器这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二者势不两立，水火不容。自群众运动一兴起，官僚们便把其当作敌人对待，坚决予以镇压，不容自己的特权地位受到任何损害。当然官僚们也打着毛泽东的旗号，不过是从对其有利的角度来加以解释。
在对群众运动直接镇压的同时，官僚们还支持自己的支持者建立组织，并打着群众组织的旗号行动。这些组织或是对成份不好者大打出手，或是对真正的造反派肆意攻击，这一切行动都紧密地与官僚们配合着。“作为一个常识：保守派（群众组织）在整个文革期间，为把文革变成武斗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保守派在文革期间的阶段性角色转换主要是：文革初期他们是资反路线的实现者和执行者，抄家破四旧和揪斗牛鬼蛇神的事情99%以上是他们干的，根据毛泽东的定性这是为了“保护一小撮”而去“打击一大片”的；第二个阶段的保守派是以半军事化的组织出现的，在1967年二月逆流之后作为一个进攻者角色，在全国各地引发一个武斗高峰，直到1967年的武汉720事件之后才告一段落”。（老田：《参加文革政治博弈的三大群体与文革期间社会矛盾的展开线索》，转自“乡巴佬看世界”网站，tlw.3322.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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