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的过程
一、运动的开始
“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文化大革命初期，群众的自发行动得到了毛泽东的坚决支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发动起来的。
“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这是毛泽东对自己所起的作用的一个概述。
“毛泽东自己认为文革是从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开始的，结合后来的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甚至是作为官方认定的文革运动开始标志的五一六通知，毛泽东在最开始采取的几个重要步骤，都是把重点落在文艺批判上，实际上是试图通过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去落实和完成这个认识和思想上革命的最后尝试。然而这些尝试都失败了，官僚机构总是把运动方向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转移，“过滤机制”的结果是巍然不动，很显然在这样短时间内连续出现的过滤机制，已经说明官僚精英群体的问题是，无法在他们把持的组织程序内部去寻求解决的。”（老田：《毛泽东一生中的第二件大事――书斋想象中的文革与在实际政治博弈过程中展开的文革进程》，转自“乡巴佬看世界”网站，tlw.3322.net）
毛泽东的号召在党内无人理睬，但是在群众中却意外地得到了积极的响应，“文化革命”也就随之变成了“政治革命”。
[自下而上的自发群众运动很快就开始了……大学生和中学生最先响应毛泽东向现行当局造反的号召。（417）]
毛泽东立即明确对此表示了支持，[“他下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广播和发表了这张大字报（即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引者注），在全国的各所学校里，造反的学生组织以迅猛的速度和使人眼花缭乱的多种形式一哄而起。”（418）]
对于群众的自发行动，官僚们的反应则与毛泽东相反。
[在6月初的学生骚动开始时，刘少奇就匆忙地向各中学和大学派去了党的工作组，以努力使这场新的运动保持在党组织控制的范围内。（418）]
在对付群众时，官僚们的理论与斯大林的那一套非常相似，无非就是“老子就是党，老子就是社会主义，谁反对老子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谁就是反革命。”刘少奇们通过工作组利用其一贯的“形左而实右”的手法来对付造反的学生，其具体方式大致有如下几种：挑动群众斗群众；“将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找替罪羊，转移斗争方向；组织保守的、御用的“造反组织”。我们在以后还会看到，这些手段都被各地的官僚们所重复利用。
[工作组也组织了“造反”的学生组织，这些组织主要由享有特权的党的干部子女领导，他们支持学校党委，试图把文化大革命的攻击矛头从毛泽东主义的“当权派”的目标转向“资产阶级权威”和那些阶级出身“不好”的人身上。“资产阶级权威”是指那些对政治进攻实际上毫无反抗能力的著名的知识分子、教授、教师、作家和其他人。与后毛泽东时代的北京领导人对这些事件提供的说法正相反，文化大革命期间首先对知识分子进行残酷迫害的不是毛泽东主义的激进分子，而正是那些由党组织起来的、力图在毛泽东主义的进攻中保护党的官僚主义者的‘造反派’。……最开始干这种声名狼藉的事情的罪犯是那些在党的机构支持下活动的组织。（420）
除了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以外，工作组组织的学生组织还对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学——从前的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的子女、以及知识分子的子女——进行迫害。他们发现，使那些过了时的阶级成分永久化在政治上是有用的而在社会上则是有利的，他们还发明了‘血统论’（或“自来红”理论），通过这种理论，他们宣称自己继承了革命父辈（他们大多数人现在都是政府官员和党的干部）的革命精神。而隐藏在神秘的‘阶级分析’之后的政治目的和对知识分子的普遍进攻之后政治目的，当然是完全一致的：保护和维持现存的党的机构。（420）
直到7月下旬，才制服了刘少奇的反抗，毛泽东下令从学校撤出工作组，谴责了这“五十天的白色恐怖”。学生造反派现在可以不受党组织命令的约束而按照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自由地建立自己的组织了。他们迅速地重新组织起来，以红卫兵的身份出现。（421）]
8月上旬，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后，在中央取得了多数。8月8日，全会正式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样，群众运动不仅得到了毛泽东个人的支持，而且得到了整个党的批准.
十六条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权利宣言”。
“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
[虽然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人对于他们所设想的新政治秩序（以及党在其中的地位）这一问题还是模糊不清的，但毛泽东却毫不含糊地号召（虽然是以党和党的主席的名义，并且不乏惊人之处）群众向现存的党和党组织造反。（423）]
[1966年的夏季和秋季，随着文化大革命从北京扩展到各大城市和各省，对毛泽东主义领导人来说，显而易见的是，他们既低估了运动将导致的混乱程度，又低估了地方党组织对运动的抵制能力。（428）]
“十六条”虽然通过了，“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为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势批判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的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阶段开始了。
毛泽东在1966年十月下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来做他的同志们的思想工作。首先，毛泽东谈了他对运动的兴起和现状的看法。首先，群众运动“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为此他请求他的同志们的理解，“我这个人闯了这么个大祸，所以你们有怨言，也是难怪的。”然后，他进一步劝说那些官僚们放弃镇压，与群众合作，不要继续跟一派红卫兵对立，利用另一派红卫兵保驾。“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
但是他的劝告并没有起作用。会后官僚们继续其镇压政策。
“在今天的主流文革叙述中间，常常说各级党委和支部付是受到冲击而瘫痪的，这是不真实的，大量揪斗干部和冲击政府机关是在一月夺权前后发生的事情，政府部分多数停止工作是在两报一刊发起批判资反路线、基层多数派组织处于瓦解的时候，这个时间要早于造反派的冲击行为。换言之，‘瘫痪’官员主动‘罢工’非遭遇‘冲击’来的，这样才能够很好地理解夺权和后来的三结合形式。”（老田：《 参加文革政治博弈的三大群体与文革期间社会矛盾的展开线索》，转自“乡巴佬看世界”网站，tlw.3322.net）
[（这时）实际上，作为一个发挥作用的国家政治组织的党已不复存在。在北京的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独揽大权，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布指示和讲话。但是在各省、地区和各城市，当地党组织为了生存而固守自己的势力范围。任何地方的旧的官僚机构都受过冲击，但其各个部分几乎都保持着其完整性，地方机构的领导人一方面表示忠诚于毛泽东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极力抵抗当地毛主席的支持者的进攻。为了打破政治僵局，北京的领导人号召迅速完成‘十六条’中宣布的目标之一：把‘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429）]
二、一月革命
[但是,还有第三种因素是为毛泽东主义者所低估了的，即城市工人阶级自发的社会政治激进主义，它很快获得了自己的动力。（429）]
在上海，[“到1966年仲秋，反对当局的造反活动从学校扩展到了工厂。”（431）]
“现有事实，后有概念。”1966年11月上旬安亭事件后，“工总司”得到了承认。十二月九日通过了“工业十条”，正式授予了工人阶级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权利。
[毛泽东主义的领导人显然已得出结论：现在是允许无产阶级或至少是上海的无产阶级完全参加被称呼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时候了（433）]。
“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毛泽东传1949 1976》第1462页）
[1967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当地的、省的、地区的党的权力机关手中‘夺权’。这样，工人和士兵便作为新的政治演员登上了政治角逐的中心。（428）]
“文革发展到夺权，也不是毛泽东当初设想的预案。实际上是当权派为了对抗文革运动，蓄意把社会搞乱的背景下，以弃置生产指挥调度权力的方式来作为一种政治竞争手段，这个时候造反派为了争取支持，就一面发起反经济主义妖风，一面不得不承担起自己并不那么得心应手的、由当权派丢掉的生产和运输的指挥调度职责。在上海大量的学生走上码头参与装卸货物，进入工厂与工人一起上下班，极力维持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避免当权派所威胁的‘断水断电断粮停产停运’的局面出现。权力最开始并不是从当权派手上夺取的，而是当权派弃置地上逼迫造反派拣起来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与事实指导之下，毛泽东才号召进行大联合夺权。”（老田：《毛泽东一生中的第二件大事――书斋想象中的文革与在实际政治博弈过程中展开的文革进程》，转自“乡巴佬看世界”网站，tlw.3322.net）
上海工人阶级的力量格外强大，而且大多数工人组织能够联合起来。夺权首先在上海完成，这就是“一月革命。”
[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极力宣传巴黎公社的原则，几乎所有上海的政治积极分子都一致支持这些原则。……1967年初，整个上海都可以听到‘一切权力归公社’的口号。(432)
由于派性斗争而延滞了的上海人民公社终于在2月5日正式宣告成立，这一天，上百万工人集会庆祝“无产阶级的、革命的上海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天”。
但是，上海公社从一开始就不是按照马克思在187l年提出的原则建立的。马克思的模式是要求建立‘生产者自治’的政府，政府官员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并处于群众的监督下，群众有权及时撤换官员，而上海公社的领导人张春桥和姚文元实际上却是由北京任命的。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这种权力及合法性不是来自上海的工人，而是最终来自毛主席的最高当局。马克思要求废除常规军和警察而张春桥却以公社的名义动用军队和公安力量来巩固自己的权力，镇压持不同政见者。事实上在公社政府的成立仪式上，张春桥就强调说，公社得到了军队的支持。此外，张春桥在公社的纲领、组织和领导中排除了他的政治对手，迫使其中一些人宣布成立一个对立的新上海人民公社。（437）]
尽管有着如此多的缺陷，上海公社仍旧有着巨大的意义。在这一机构中，至高无上的权威已不再是党，而是工人阶级自己本身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以平民组织为基础的政权，在权力与社会的较量中，权力第一次起码在名义上屈从了社会。如果上海公社能够克服自身的缺陷，变成向巴黎公社或彼得格勒苏维埃那样的民主机构，那么将会为全国树立一个崭新的榜样，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将有可能变成现实，几千年来权力支配社会的顽症也将就此结束
[但是，当上海人民等待北京以同样的热情程度像庆祝一月革命那样欢呼公社的诞生时，毛泽东（如果不是所有的毛东主义者的话）正在寻求完全不同的政治模式。在一月期间，还发生了另外两起‘夺权’事件，一起发生在山西，另一起发生在东北的黑龙江省会哈尔滨。在这两起夺权的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角色是人民解放军的部队。这两地在推翻了旧的省委领导后其所导致的政治结果不是建立公社，而是建立了由群众革命组织代表，党的干部和军队组成的、被称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其中军队是举足轻重的搭档，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北京的毛泽东主义领导人宣称，‘革命委员会’是重建政治权力唯一合适的机构。（437 —438）
“革命委员会在本质上仍是官僚体制的工具，它开始是由军队支配，最后是在被重新改造过的但依然是列宁主义式的共产党的控制之下，并与之合为一体。（439）]
上海公社的建立，超出了毛泽东的官僚改良主义所能允许的限度。在毛泽东身上，保守的一面开始显露出来了。
毛泽东经常嘲弄官僚们是假洋鬼子，不许别人革命，而这时他也不许别人革命了。
毛泽东曾讽刺别人是叶公好龙，表面上喜欢群众运动，但群众运动到来时则又避之唯恐不及，他这时也开始扮演叶公的角色了。
1927年，毛泽东力倡“一切权力归农会”，40年后，他却反对一切权力归公社了。
上海公社成立后，北京一直不公开加以评论。二月中旬，在与上海公社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毛泽东指责公社：“是极端无政府主义的，是非常反动的，……如果什么事都有公社来管，那么把党放到哪里去了？……必须要有一个党，必须要有一个核心。”
十六条中赋予群众的自我组织自我解放的权利被剥夺了。2月24日上海公社被更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国工人阶级的自发试验被禁止了。[“上海公社……无论是它的诞生还是它的消灭，在官方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何叙述中都只字不提。（439）]
据一位老家是上海的人士讲，他曾听到一位当年经历过这些事件的老工人发出过如下的怨言：“毛泽东，不够朋友，他让我们去夺权，我们夺了权，可他又要回去了。”
“也就在这时刻（当然，我们现在才知道），毛泽东本人在面临他亲手发动缔造起来的运动进程的后果时鸣鼓收兵了；也就是在文革到了最高潮的时候，‘上海公社’成立之际，他下令停止对党的机器的进一步解体，并且迅速的扭转了这一实验方向（今天我们当然看到了其明显的后果）。”（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2003年，第393 页）
上海公社的取消，使上海工人阶级遭受了决定性的失败，这也对随后全国的运动造成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1967年2月的这些事件，是毛泽东主义从文化大革命最初的那些目标和允诺中一系列让步的第一步。
这些事件还表明，中国全部的政治权力最终取决并归属于一个人和他的“思想”。……对毛泽东的崇拜已达到了如此普遍的程度，以至于毛主席不仅能够决定每个人的命运，也能决定社会运动的命运。
十分清楚，文化大革命‘敢于造反’的权利不是人民固有的权利，而是由被神化了毛泽东的权威赐给人民的，因而这也是毛泽东随时能够废除的一种权利。1967年2月，毛泽东规定了上海工人的造反限度并决定了造反的政治结局。（439）]
在取缔了上海公社后，毛泽东对三结合的革委会满怀信心。公社，只有群众，没有核心。而旧体制呢，只有核心，不见群众。革委会呢，在毛泽东看来似乎能将两者的优点结合起来而避免了其缺点。但是在文字上、概念上能被人捏合在一起的东西，在现实当中则未必能够真正结合起来。真正的群众运动、群众组织怎么能够与官僚统治、官僚机构结合在一起呢？即便毛泽东想这样做，但是那些官僚们并不愿加以效仿。毛泽东企图调和不可调和的矛盾，企图让不能结合在一起的力量结合在一起，事态的发展很快就让他看到这只是一厢情愿而已。
“现在，双方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这三个月是决定胜负的时候。” （《毛泽东传1949 1976》第?页）就像毛泽东此前曾多次错误地判断了运动的发展方向一样，这一次他又低估了对立的严重性。
“有些事情我们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 （《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72页）等待他的不是“结合”，而是“全面内战”。
三、 全面内战
[1967年，以‘一月革命’告终的上海事件模式为中国其他地方所效法。但在大多数城市和省区里，当地党组织的力量较为强大。群众运动则比较软弱，派性斗争比上海更为激烈。此外，现在被官方认可的‘自下而上的夺权’运动受到了两种的因素的制约。首先，到2月下旬已经明确地规定了唯一可以接受的政治结局是建立在‘三结合’基础上的革命委员会；其次，2月23日.林彪按照毛泽东的命令，指示人民解放军介入政治斗争，在支持‘革命左派’的同时维持秩序。
毛泽东认为，人民解放军已完全作好了扮演其既定革命角色的准备。但并非所有毛主席的追随者都同意这些观点。（440）他忘了军队是国家官僚机构中最具有强制性的、等级最森严的机构。(390)
在作为国家政治组织的党已停止行使其职能以及群众运动无望地分裂为对立派别的这种日益加剧的混乱局面下，军队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仲裁者。……军队通常支持那些不太激进的组织。”
“为了维护秩序，军队经常对那些比较激进的群众组织进行武装镇压。特别是在1967年2月3月（后来被一些人斥责为“二月黑风”）军队强制（有时动用武力）解散四川、安徽、湖南、河北和福建等地激进的学生组织和工人组织。
在一月革命后的许多地方，实际上正是人民解放军、党的干部和保守的群众组织之间的三结合，阻碍了毛泽东主义的文化大革命目标的实现。”（441）
“到1967年4月底，除上海和北京外，在其余27个省、自治区中，只有4个省建立了为官方认可的革命委员会：山西、黑龙江、贵州和山东。在其他地方，原有的党组织在各种造反组织的围攻下依然根深蒂固。而各造反组织之间一方面相互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又与奉命前来支持他们的部队发生了冲突。
1967年春季，各地的军队领导人着手恢复‘秩序’，这在许多地方意味着保护原来的党的机器，支持保守派的群众组织并维护政治现状，造反派对军队的敌意不断增加。
站在对立面的绝不仅仅限于几个激进的极端分子，因为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工人、学生及农民对党的干部怀有深深的不满情绪，他们反对的也绝不仅仅是‘一小撮’被官方称为“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如果没有这种群众对官僚机构的傲慢和特权的普遍不满情绪，就不可能解释为什么数以千万计的人会响应毛泽东造反的号召。”（443）]
4月公布了“军委十条”，禁止军队镇压造反派群众组织。
“军队介入后……来了个‘八条’，抓然抓多了，有些革命组织不应取缔的取缔了，起了压的作用。‘十条’后，受压得有起来了，又恢复了，来了个反复。反复好……形势大好，阵线也分明了。”(《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91页)
[ 5月，在一场激进的反击所谓“二月逆流”和前几个月的“黑风”的运动中，人们的不满爆发了。
7月，在全国性暴力和混乱的背景下，产生了实现毛泽东主义过去号召过的“中国公社”的新要求。
为了调解处于争斗状态的各派组织，从北京派出了政府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到各省情况严重的地区以帮助实现‘革命大联合’。”（443）]
7月，毛泽东亲临武斗严重的武汉，他深信通过他的调解可以使各派放弃对立联合起来。从春天起，武汉军方就公开镇压造反派组织“工人总部”。军委十条公布后，军方的镇压行动被迫有所收敛，便转而支持建立了一个以基干民兵为核心的组织“百万雄师”，利用其去攻击造反派。当毛泽东的代表宣布工人总部为革命组织后，军人和百万雄师的成员冲击了代表们所住的宾馆并将其中一人抓走，而毛泽东也住在这一宾馆内。毛泽东被迫迅速飞离武汉。这就是“七·二O”事件。
[武汉的反叛唤起了内战的幽灵，因为这一事件表明，显然是国家唯一稳定的力量即人民解放军也并不完全是一个坚如磐石统一体。（445）]
毛泽东一向引以为荣的军队竟向他这个缔造者发起了冲击。武汉事件实际上是军方强人们向毛泽东发出的警告：你毛泽东如果继续支持造反派，那么我们——你的老部下就要对你不客气了。要我们还是要他们，你就看着办吧。]
毛主席在公开情况下暂时还保持沉默。（445）
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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