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8月底，中国看来已徘徊在无政府的边缘。毛泽东在结束了对各省的“视察”后返回北京，他此时认识到，如果继续进行作为一场建立在群众首创精神基础上的运动的文化大革命，势必会冒使全国陷于大规模的并且可能是致命的内战的危险。（447）]
事态的发展常常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改良遵从着自己的内在逻辑演变成了内战。文化大革命已走到了决定其命运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毛泽东这个最高仲裁者站在对立双方的哪一边。
面对这种出乎意料的内战局面，毛泽东无所适从，他自始至终也没能认识到他的改良主义思想的缺陷。“过去……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那种战争敌人清楚，就是那么几个人。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啦，比哪个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把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 （《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31页）
“过去我们打了二十二年仗，这仗好打。文化大革命的仗不好打，因为敌人不很清楚。……现在是共产党自己内部分裂，都说是共产党，人们就不容易搞清楚。” （《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39页）
这与刘少奇在四清时所讲的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混在一起的观点几乎一样了。人民内部的矛盾怎么也会使双方兵戎相见呢？其实对立的双方早就不把对方当作“人民”来看待了，只有毛泽东因为还继续坚持自己的改良——调和主义立场，而对此不能理解。“敌人不很清楚”，但是在官僚眼中敌人是很清楚的，他们一直把造反派当作了敌人。造反派虽然在理论上过于依赖毛泽东，但他们身受镇压，也不会对此毫无认识。
毛泽东处在困惑与无奈之中，对于他来讲，出路何在呢？
对于造反派来说，只有彻底打倒整个官僚统治，建立工人阶级直接统治的机构，也就是说来一场彻底的革命，才会有一个胜利的前途。但是毛泽东看不到有这样的可能，而且他也并不愿意走到这一步，在上海公社事件中这一局限性已表露无遗。既然看不到内战有可能发展成一场成功的革命，那么内战在毛泽东眼中就只是一场只具有破坏性的内战了，而继续支持造反派，也只会加剧内战的规模而毫无前途。
“我们文化大革命搞到现在，有两个前途：一是搞得更好了，一是从此天下分裂……全国到处两大派，如果统一不起来，这样会不会像辛亥革命以后那样全国出现混乱状况，长期分裂？” （《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00页）
内战是一定要避免的，结合仍旧是要完成的，这就需要对峙的双方做出让步。军方拒绝做出任何让步，并以武力相威胁。而继续支持造反派，在毛泽东看来也没有希望。面对军方的压力，毛泽东屈服了。他只好让对立中的另一方——造反派来做让步了。而此前他一直是要求官僚们向造反派作让步的。在靠支持群众没能完成与官僚的结合后，现在只好靠压制群众来完成结合了。
[“他选择了秩序，实际上，他是选择了结束文化大革命。”（446）]
毛泽东开始为官僚们辩护了：“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
自运动开始毛泽东一直是造反派的支持者，而今他却开始指责群众了：“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
造反派本来只是仗着毛泽东的支持与保护才能与军队抗衡，一旦失去了毛泽东的支持，形势对于他们来讲就急转直下了。
8月底，中央文革的激进分子王力、关锋（及戚本禹在稍后）被当作极左的五一六分子隔离审查。
[1967年9月5日，军队受命恢复秩序，中央命令群众交出武器并不得妨碍军队执行使命。……在军队指导下恢复秩序的同时，中央还致力重新建设党组织和重新建立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政府机构的权威。这一进程是缓慢而艰难的，但却按照一种秩序的逻辑进行着：已落入军队之手的政治权力最终将还给已经复苏并重新恢复元气的列宁主义政党。
这种“正常化”的进程由大量的革命词藻点缀着，它包括许多文化大命的保留形式，标语和战斗口号，但更显而易见的是，群众造反的权利被取消了。”（448）]
群众造反的权利被取消了！
[在压造反派做出让步后，毛泽东原本‘指望通过革命群众组织的大联合及群众组织的成员融洽热情地团结在‘三结合’的班子里来作为恢复秩序的解决办法，但群众并没有真正团结起来，更缺乏团结的热情。至1968年春季，大多数工人由于对这场他们很难搞清其目的和意义的运动产生的冲突和战斗越来越厌倦，转而对政治变得冷淡，许多工人组织不是解散就是陷于瘫痪。”（452—453）
“那些依然留在群众革命组织中并继续保持着积极性的造反派，对于他们受命要与之结合的党的干部和解放军士兵持不信任的态度。和解是极其困难的，在多数情况下常常是由军队强制进行结合。……武斗一直持续到1968年夏季才结束。”（453）
“文化大革命最后一次群众的激进高潮发生在1968年春季和夏初。对军队的严厉干涉的强烈反抗与官方反对‘右倾思潮’的短暂运动混合在一起，使得全国许多地方又爆发了新的武斗。……最大的流血事件发生在偏远的省份。其中最严重的莫过于广西，其省军区下令杀害或判以死刑的激进的红卫兵人数之多，即使按当时的流血武斗的标准来衡量也是令人震惊不已的。（454）]
而为了尽快[“把在政治上最具破坏性的红卫兵从城里弄走”，发起了上山下乡运动，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为借口，将学生们打发到了农村]。
到1968年九月，“全国山河一片红”，革命委员会在全国都建立起来了。军方及党的官僚在其中占据了支配地位。[“群众或更准确地说是那些被挑选出来当群众代表的人也参加了革委会，但是这些代表很少选自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重要的、自发的群众组织，而毋宁说是从群众运动的废墟中找出来的。”（456）]在以后的数年中，这些群众组织的残余也被清除出去了。
1967年夏末退却的结果，不仅没能换得官僚们的妥协，而且使官僚们占据了绝对优势，最终，官僚们继续独霸天下，造反的群众则被扫荡得干干净净。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后果。文化大革命在关键时刻由于其最初发动者的转向而半途而废，这沉重地打击了造反的动人和学生的意志，他们感到被自己的领袖抛弃、甚至愚弄了，他们不过是上层斗争的工具而已，他们的造反行动成了“徒劳的斗争和无益的流血”。对精神领袖的失望也变成了对本阶级的失望，幻灭、冷漠、灰心、消沉等等从此便成了中国工人阶级共同的“阶级意识”了，直至今日仍是如此。这才是文化大革命失败的最严重的后果。
在否认官僚与群众的对立以重树党的权威的同时，需要对过去的全面内战进行解释，或者说得找出替罪羊来。这时毛泽东的做法与66年夏天刘少奇镇压学生时的做法非常相似，这看起来非常可笑。这是因为毛泽东一旦不再做群众造反的支持者，他就只能做群众的镇压者了，他就身不由己地去重复刘少奇的做法了。
内战首先被归罪于一个所谓的“五·一六”集团。[“1967年‘热夏’的混乱是一个小集团的领导人策划的‘阴谋’的结果。”（449）]此后数年，大概有数量庞大的造反派积极分子被借此罪名加以镇压。
这还远不够。文化大革命的实质这时也变成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继续”。“解放后留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这些就是他们武斗的幕后指挥。”“大陆上有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有些人钻到我们中央机关来了，或钻到地方领导机关来了，这一次算是一个一个作了清理。” （《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29页）
这样一来，冲突就不是由于官僚与群众的对立所导致的了，罪魁祸首被推到那些幕后黑手身上了。文革于是又增加了一项新的内容，在全国范围内“清理阶级队伍”。
毛泽东大概也不相信自己的这些判断，他曾说过：“一搞武斗就说对方是国民党，这个我也是罪魁祸首，说是国民党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毛泽东传1949 1976》第1462页）
[“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一个正式运动，亦即中国共产党完全复苏的前奏，是1968 1969年进行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清理中使用的标准标志着毛泽东主义在确定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这个问题上的进一步退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规定按照政治行为来确定阶级而现在他却对站在旧路线上的官僚主义者作出了妥协，后者认为，强调社会阶级出身在政治上十分有利。……为了适合当时的政治潮流，对于知识分子和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激进组织的领导人的审查清洗十分严厉。据观察，保守派的政治领导人对‘清理’运动的反应十分热烈。一般地说，整顿运动是从干部扩大到群众，许多人因家庭出身‘不好’而受到了各种形式的迫害和歧视。”（458）]
“整顿运动是从干部扩大到群众”。这只是在重复文革初期刘少奇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做法了。一步被动，则步步被动，毛泽东骑虎难下，只能如此了。
与此相对照，党的最上层的冲突也不再首先被解释为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冲突了。1968年9月，刘少奇被开除党籍，其主要罪名变成了“叛徒、内奸和工贼”。
[“这些荒唐的指控的目的是十分显而易见：恢复一贯正确的列宁主义党的革命形象。这样一来就可以提出更容易使人受骗上当的说法，即刘少奇对革命的背叛不是党内自然的产物，而是外部力量对党的侵袭的结果，于是就可以把‘两条路线’的斗争化为革命与反革命，在整体上保持着革命纯洁性的无产阶级政党与从外部渗入革命队伍的敌人之间的斗争。”（456）]
作出这等结论的影响是非常恶劣的。这样的指控肯定无人相信。本来刘少奇已因对群众运动实行“白色恐怖”而名誉扫地，作出这样的结论后，只会使群众相信，毛与刘之间的斗争只不过是争权夺利罢了，而他们只是被人利用来打倒政敌而已。
[ 1968年，当文化大革命走向衰落时，对毛泽东崇拜却增长到令人不可思议的程度。（456）过去，毛泽东是革命的象征，如今却成了秩序的化身。在1966年和1967年，听毛主席的话是要去造反，而在1968年听毛主席的话则是要服从。1966年，对毛泽东的崇拜鼓励了人们却破除迷信；1968年，对毛泽东的崇拜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迷信。……在群众运动废墟上盛行起来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现象，也受到了军队领导人的欢迎。（457）]这时的崇拜一个种极端形式主义的方式（如“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泛滥起来，军方所提倡的这些令人作呕的运动，同时也有利于群众忘掉不久前毛泽东的过激言论。早期群众对毛泽东的崇拜是对于其支持者和保护者的崇拜，是发自内心的，后期则是官僚们有意歪曲而加以利用。后人不清楚这二者的区别，更加重了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混乱认识。
[1969年4月，“九大”召开了，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了。
1969年，文化大革命似乎在兜了一圈以后又使人民共和国回到了它在文化大革命的起点。政治权力归还给了3年前掌握它的党、军队和国家密切相关的三位一体官僚机构。党在其传统的列宁主义基础上得到重建，并恢复了它过去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459）
文化大革命是以对列宁主义的党的全面进攻为其开端，而以按其正统形式重新建党而告终结，尽管它打倒了毛泽东的主要对手。在1966-1967年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是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原则基础上全面展开的；但到了1969年，群众运动便分崩离析，在运动中被挑选出来的一些残余人物为旧官僚政治机构所吸收。”（461）]
文化大革命失败了。
[“毛泽主义者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以下述假定为根据的：现存的党政机构正把中国拉回资本主义。”（486）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结果恰恰是那种被说成是产生‘修正主义‘倾向的主要根源的政治结构的复辟，而修正主义倾向据说是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文化大革命具有讽刺意味的结果之一就是，一场表面上是反对官僚主义和官僚特权的运动却扩大了中国官僚主义者的队伍，中下层政治机构尤其是这样。”（487）
“（文化大革命）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直截了当地说，这种关系仍然是国家（官僚就是其代表）对社会行使着绝对的统治权。”（488）
“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产生常设的群众自治机构，而且也没有解决更为迫切的政治继承人问题”（不管是青年当中的还是最高层的）。（489）
“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失败在于，它没有产生普遍的民主政治制度，这些制度会使劳动群众获得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并最终在发展现代生产力的同时，使劳动群众自身获得社会经济上的解放，从而使整个社会获得解放。”（485）
“毛泽东主义始终未能认识到，普遍的民主既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手段，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之一。”（547）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毛泽东的遗产都不包括反对官僚主义统治的制度上的保证。”（548）
“文化大革命在开始时似乎也提出，要进行根本的政治变革。1966年8月的“十六条”曾号召建立‘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作为各级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权力机构‘，此外，还号召建立一个’像巴黎公社那样的实行全面的选举制的机构。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这些社会主义观念退却的历史。这种退却从1967年2月毛泽东否定上海公社、赞成建立军管的革命委员会为开端，以1969年党的机构的全面恢复并很快将革委会变成执行党的政策的官僚机构而告终。不管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有什么打算，到最后他只得满足于重建一个经过了思想整顿的党，一个经过了改造的国家官僚机构。”（485）]
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官僚统治的恢复稳固和群众运动及其组织的彻底消亡，标志着毛泽东的官僚改良主义理论的破产，标志着毛泽东企图使官僚统治与群众运动结合起来的试验的失败。在中国这样一个已非资本主义但也还没有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的官僚国家，而且是有着两千多年的官僚政治传统的国家，毛泽东真诚地而且一度是满怀信心地希望，通过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与官僚机构的结合，能够解决官僚蜕化的问题，能够结束社会对权力的屈从的顽症，能够避免社会重新倒退回资本主义。但事实并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文化大革命以改良开始，但是群众一旦起来后，官僚们就坚决加以镇压，镇压使改良变成了内战。内战未能发展为革命。为了避免内战，迫于官僚们的压力，毛泽东只好让群众运动做出让步。革命未能产生，并不意味着改良就会有成果。群众运动的退却一发而不可收，在官僚与毛泽东的联合压力下，彻底地溃散了。结合的希望也就化为了泡影，最终仍旧是官僚们独自垄断一切权力。
要么就是镇压群众，要么就是永远同群众在一起。
要么就是官僚统治，要么就是工人阶级的民主的自我管理（统治）。
要么就是一党专政，要么就是公社或苏维埃。
没有别的选择，没有第三条道路。文化大革命的惨败更从反面证实了这一点。
五、尾声
九大召开时，毛泽东似乎在党内取得了胜利，但这仅仅是表面上的。刘少奇虽然被打倒了，但是刘少奇所代表的官僚机构却毫发未损。而群众运动失败后，毛派——改良派官僚的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与整个官僚机构相抗衡，只是因为他身后有群众的支持。群众的力量一旦烟消云散后，他就无力再阻挡官僚们蜕化的步伐了。当然只要毛泽东还在世，那就无人敢触动他，但只要其一死，“人亡政息”也就不可避免了。
[因此，毛泽东在被迫与官僚们一起将造反派镇压下去后，他自己也注定要成为被官僚们加以镇压的对象了。早在1967年夏末，中央上层最积极的毛泽东主义者王、关、戚就被镇压了，这种‘逆文化大革命的势头而反对频繁出现的极左现象，却变成了一种长期的清洗，这一清洗一直持续到所有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最初领导人（除了毛泽东自己以外）都被赶下政治舞台为止。因为每当毛泽东向右的方向、或至少往中间挪一挪，他的大多数信徒就会发现自己太左了。在某种意义上说，对极左分子不断清洗，最终将清洗到毛泽东本人身上，尽管直到他去世几年后才开始这样做。”（451）
“几乎就在1969年4月党的‘九大‘刚刚闭幕，宣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辉煌胜利并宣布大会本身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同时，就爆发了新的政治斗争，’团结‘化为泡影。斗争围绕着文化大革命中:已经提出来（但尚未解决）的问题展。.文化大革命刺激起来的政治欲望使这种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但它与文化大革命时群众反对官僚机构的斗争不同。中国政治现在已转变为党的官僚机构领导人之间的派别斗争，它完全避开了公众的视线。”（491）
“如果说，1968年以后群众在政治上沉寂了下来，那么，政治局情况正好相反。在70年代，文化大革命未解决的问题在这里爆发为激烈的政治斗争，并把所有的参与者都投入到充满政治阴谋的拜占庭世界中。”（489）
“这些斗争和阴谋玷污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史的最后篇章。”（459）]在此已没有详述的必要了。
在详细叙述了文化大革命的具体发展进程后，它的结果就很自然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了，或者说，动机已按照其内在逻辑演变为最终的结果了。我们再将这一动机和结果集中对比一下。
[“文化大革命是在它的领导人响亮地宣布群众民主的原则的情况下开始的。但是，相信了这种宣言的人民群众从一开始就使自己隶属于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本人，而这位‘伟大的舵手‘则作为群众集体意志的化身而出现。
文化大革命宣布自己是一场反对官僚特权和官僚压迫的斗争（并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但是运动不久就处于中国军队的支配之下，而军队是国家官僚机构中最具有强制性的、等级最森严的机构。
毛泽东主义的领导人起初鼓动群攻击中国共产党，并允诺将建立一个更加民主的政治结构，但正是这些领导人，最后又宣布说，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实际上一直是‘巩固‘中国共产党，并且此后不久运动就演变成共产党领导人之间为争夺党的领导权所进行的殊死斗争。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它的领导人抨击‘四旧‘，尤其是中国封建传统遗留下来的迷信思想的影响，然而，代替封建迷信的是对毛泽东的迷信崇拜和围绕着对毛主席个人崇拜而表演的种种原始仪式。
文化大革命响亮地宣称，其目的之一是把中国的年轻一代培养成五四时期的老一代革命领导人的‘革命接班人‘，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果却使整整一代中国年轻人产生了政治上的幻灭感和玩世不恭的态度，在大动乱之后，许多青年入将自己的一代称为’垮掉的一代‘。
自从1927年中国无产阶级受到蒋介石军队的残酷镇压以来，正是文化大革命使城市无产阶级第一次在政治上活跃起来，但是，在运动初期成立的真正的工人组织在文化大革命正式宣布结束之前很久就被上面解散和查禁了，而中国工人阶级又一次因为政治上的消极而受到指责。
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号称是代表农民的利益而反对剥削性的城市，但是大多数农民并没有从动乱中获得什么好处，有些农民丢失得更多。
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人最初呼吁知识分子加入到反对官僚专制的斗争中去，许多知识分子响应了号召，但是，在这场恶意反对精神劳动的运动中，作为一个社会集团的知识分子却成为主要的受害者。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在中国复苏社会主义精神，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过渡‘，但这场动乱最终仅仅是使社会主义的那种理想在许多中国人的心中名誉扫地，从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破坏了人民共和国既存的脆弱的社会主义基础。”（390 — 391）]
文化大革命这场改良运动未能发展为一场成功的革命，最终导致了这样的悲惨结局。
毛泽东去世时，整个中国到处都充斥着不满。文化大革命损害了每一个社会群体，每一个社会群体都对文化大革命有着满腹怨言，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没能从运动中得到任何好处。
早在六十年代，工人阶级和学生在被剥夺了造反的权利以后，他们就已遭受了心理上的沉重打击。紧跟着在目睹了数年的令人厌恶的上层斗争后，他们更是倍感失望。[“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实现其所声称的目标，这场革命所得到的仅仅是失败后的人民在政治上的幻灭感，接踵而至的便是群众的愤世嫉俗的情绪，在经过了70年代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拜占庭式的政治斗争和阴谋后，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厌倦了的民族……一个逐渐玩世不恭并对政治十分冷漠的民族。”（549）]
官僚统治集团更是不必说了。文革期间造反派对他们的冲击使他们对毛泽东怀恨在心，他们早就在盼望着摆脱毛的束缚以便为所欲为。而文革的失败，群众的不满，则又让他们在道义上多了些许自信。
PAN>“这样，在文化大革命前，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就给中国人民提供了关于阶级的三种不同的理论。所有这三种关于阶级的理论（保守的，革命的，改良的）都成为中国人民政治意识的组成部分，他们被告知文化大革命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进行的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但是人们怎样去辨认‘资产阶级’？为了反对谁而开展阶级斗争？那些年发自北京的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自相矛盾而又含混不清的观点都无法清楚地回答这些问题，或者准确地说，人们都提供了不同的回答，但这取决于人们采用哪一种阶级分析的观点。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无数政治团体或行动者都各自采用最适合自己的特殊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的阶级观点，这是不足为奇的。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的理论混乱，对于文化大革命很快蜕变为大混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也使人们能以各种各样的理论根据和政治理由轻易地给某些团体和个人扣上‘阶级敌人’的帽子而横加迫害。”（411）]「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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