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对建国以来几个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

《毛泽东传》对建国以来几个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在新中国前27年的历史中，不论是我们国家取得的辉煌成就，还是走过的曲折道路、遭受的严重挫折，无不与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密不可分。在这27年中所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毛泽东都是主要决策者。作为记录毛泽东这段历史的《毛泽东传（1949－1976）》（以下简称《毛传》），对这些重大事件都是用了重笔，以写出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它们是怎样发生的，是在什么条件下发生的；事件发展的过程是怎样的，它们在历史上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毛泽东是怎样决策的，在决策过程中，他同中央其他领导人发生一种什么样的互动关系，等等。这部《毛传》出版以后，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就是因为它使用和公布了大量第一手的档案资料，比较详细地记述了人们非常想要了解的毛泽东这段历史的思想和活动。
    《毛传》的最大特点是用事实说话。它是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的指导下编写的；反过来，通过对大量档案资料的研究，又进一步证明了《历史决议》的科学性和正确性。本文就新中国前27年中的几个重大而又为人们比较关注的问题，介绍一下《毛传》所提供的研究成果。
    一、关于抗美援朝
    毛泽东是如何决策出兵朝鲜的？中国的抗美援朝是由朝鲜战争引起的。关于朝鲜战争的起因，不属于《毛传》研究的范围，《毛传》没有去涉及。但是对朝鲜战争，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有着自己的态度，即不赞成打。朝鲜战争一旦打起来，势必影响中国。当时中国刚刚从内战的废墟中走出来，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尽快把国民经济恢复起来。1950年6月6日开幕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主旨就是毛泽东的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这标志着全党工作中心，已由革命战争转到经济建设。所以，《毛传》在《抗美援朝》一节开头就是这样写的：“1950年6月，全党和全国人民正按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定的关于恢复国民经济的方针和部署，有条不紊地、卓有成效地工作着。然而，一件毛泽东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发生了——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事情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面对不期而遇的朝鲜战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能不有所准备。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6月27日，美国就决定派出海空军入侵朝鲜领海、领空，6月30日又命令美国陆军入朝鲜参战。7月7日，在美国操纵下，联合国成立“联合国军司令部”，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司令。差不多就在同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做出一个决策，调五个军摆在鸭绿江边。这是一个非常正确而及时的决定，否则，毫无准备，敌人很快打过来，就来不及了。这就叫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美国军队侵入朝鲜，中国是不是就一定要出兵援助？那不一定。中国出不出兵，毛泽东有一个“底”，那就是看你美国军队过不过“三八线”，你不过我不出兵，你一过我就出兵。10月1日，南朝鲜军越过了三八线，当天夜里金日成紧急约见中国大使倪志亮，向中国政府提出出兵支援的请求。10月8日美军越过了三八线，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下达命令，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迅速向朝鲜境内出动。10月19日，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
    毛泽东做出出兵朝鲜的决策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大事。当时面临的情况是：敌人是具有高度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中美两国的国力、“军力相差十分悬殊，中国的新生政权还不巩固，苏联最初不肯给以空军支援，特别是在中央政治局内对出兵有不同的意见。对毛泽东来说，这恐怕是他一生中最困难的一个决策。后来毛泽东对金日成说；“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定了。”这个决策过程，是党史界一直想弄清、由于缺乏足够材料而没有完全弄清的一个问题。主要是没有留下关于这段历史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我们编写《毛传》，把它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加以研究，多方挖掘材料，力求有所突破。好在俄罗斯公布了前苏联时期的有关档案，将这些档案同我国中央档案馆的档案对照起来研究，终于得到我们认为比较满意的解决。从10月1日金日成请求出兵援助，到10月18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会议，把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时间最后敲定下来，虽然只有18天，但对毛泽东来说，却似乎很漫长。对毛泽东的这个决策，彭德怀曾作过这样的评价：“这个决心不容易定下，这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对复杂事物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历史进程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确。”
    抗美援朝战争影响了对台湾的解放吗？近些年来，随着台湾问题的复杂化，有人就认为抗美援朝影响了对台湾的解放。这涉及对抗美援朝的历史评价问题。这个说法是否站得住脚呢？只要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就可以得到答案。
    朝鲜战争爆发是1950年6月25日。第三天，6月27日，美国在决定派出海空军入侵朝鲜的同时，就命令第七舰队向台湾海峡出动，侵占我国台湾，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既定部署。同一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称：“对朝鲜的攻击已无可怀疑地说明，共产主义已不限于使用颠覆手段来征服独立国家，现在要使用武装的侵犯与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部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作与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这样，美国就趁朝鲜战争之机，直接插手台湾问题，阻止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致使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至今仍处于分裂状态。美国插手台湾问题在先，中国抗美援朝、出兵朝鲜在后，其间相差三个多月的时间，怎么能说抗美援朝影响了解放台湾？美国侵占台湾和台湾海峡，才是影响我国解放台湾的根本原因。抗美援朝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它保卫和巩固了中国的东北边防，我们可以安心地恢复和发展东北重工业基地；它保卫了远东和平，使帝国主义者不敢轻易地在这里挑起战争；它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这都是有目共睹的历史事实。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是怎样提出来的？为什么提出来？
    在党史界，长期以来存在一个疑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在1952年突然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有人曾经怀疑是受斯大林的影响，是不是接受了斯大林的意见？因为周恩来1952年8月率团赴莫斯科，曾与斯大林多次会谈，9月24日回到北京。当天，毛泽东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中国“一五”计划轮廓问题以及同苏联谈判情况的汇报。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所以提出上述怀疑，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是经过我们详细查阅档案材料，没有找到证实这种怀疑的任何证据。苏联档案公布后，也未发现这方面的任何线索。倒是有相反的证明。在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后，毛泽东特地借刘少奇1952年10月去莫斯科参加苏共十九大的机会，当面征求斯大林的意见，得到了斯大林的同意。由此可以断定，总路线的提出，并非受斯大林的影响，而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独立自主地提出来的。
    那么，1952年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的根据是什么？是凭主观愿望，还是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和需要？
    关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我们党原来认为，先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待条件成熟后，再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一举进入社会主义。直到1950年，毛泽东、刘少奇和其他中共领导人还是持这种观点。例如毛泽东1950年6月23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就说过，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还是在遥远的将来”。但到1952年，毛泽东的观点变了，他提出从现在起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要等到十年或十五年以后才向社会主义过渡。
    是什么原因使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的设想？《毛传》作了详细分析，认为主要是中国社会经济的现实情况，发生了一些超出毛泽东原来预计的变化。第一，在抗美援朝的情况下，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奇迹般地提前完成。第二，国营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产值比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营由1949年的43.8%上升到1952年的67.3%，超过了私营。经过“五反”，私营工商业已开始纳入接受国营经济领导的轨道，出现了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在工业和流通领域中，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实际上已经开始。第三，土改后农村的互助合作事业普遍发展起来，农村中继土改之后又一场更深刻的社会变革，也在悄然兴起。这三个变化，特别是工商业领域中公私比重的变化，促使毛泽东作出新的理论思考和决策。
    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还同他当时对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分析直接有关。在“五反” 即将结束，全国的土改已基本完成的时候，1952年6月，他就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不论是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是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是当时生产发展的需要，是在经济运行中，不断解决困难、从而不断提高生产的进程中逐步实现的。拿工商业改造来说，当时的情况是，私营工商业者自愿地要求实行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因为这样可以解决他们生产上的困难，使生产得到发展。从劳动生产率来看，一般说来，国营高于公私合营，公私合营高于其他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而一切国家资本主义又高于私营。
    总的说来，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当然也有缺点，主要是搞得过于急促（特别是农业的合作化），所有制形式过于单一。所有制形式过于单一，同当时的一种理论指导有关。这个理论观点反映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里面：“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惟一的经济基础。” 问题就在“惟一”二字。这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流行的一个重要理论观点。这句话不是毛泽东写的，但他赞成，并加以发挥。他修改提纲时，在这句话之后加写了一段文字：“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掀起一个革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出发点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个理论观点对中国以后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今天回过头来看，当年如果将过渡的时间拉长一些，稳步前进，肯定会更好。本来毛泽东设想的是经过十八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但由于急于求成，采取了一些行政命令的办法，尤其是大批“右倾机会主义”，仅用三年的时间就仓促完成了，因而留下了一些后遗症。尽管如此，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通过和平的方式，在我国终究建立起作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在这个转变（或革命）过程中，生产不但没有下降，反而逐年上升。从1953年到1957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2%，超过了同期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并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
    三、关于中共八大
    关于党的八大为什么不提毛泽东思想。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并载入党章，而八大却没有提毛泽东思想，因而有人产生一些猜疑或不理解。为此《毛传》专就这一问题讲明了事情的原委，写道：“到中共八大，没有再提‘毛泽东思想’。做出这一决定的，不是任何别人，正是毛泽东自己。从1948年11月起，毛泽东在审阅一些重要文件时，都把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地方删掉，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或者就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1954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专门发出一个通知。通知说：“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毛泽东在审定这个通知稿时，还加了一句话：‘在写文章做演讲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
    中宣部通知中所说的“误解” 是指什么？这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可以得到答案。毛泽东1954年12月19日在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政协工作时曾说：“我们不提毛泽东思想。如果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提，有人会以为是两个东西，为了不使发生误会，就不提毛泽东思想。”
    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八大决议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并宣告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八大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这个基本理论问题上，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所有中共领导成员，认识都是一致的。但是，毛泽东在八大闭幕后不久，对决议中的另一句话的提法表示怀疑。这句话是：“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句话是在大会闭幕前，由陈伯达、胡乔木等商量提出、经毛泽东同意急急忙忙临时加上的。不久，大约是在八大闭幕后两个星期，毛泽东对决议提出了异议。但他提出异议的只是上述的那个提法，并没有对主要矛盾的论断提出不同意见。后来他还作过这样的表示：“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虽然这句话说得不够完善，但得到了好处，并未发生毛病。” 毛泽东改变八大主要矛盾的论断，是在八大闭幕后的一年多，反右派运动开展以后的1957年10月9日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有人曾发表文章，说八大闭幕不久，毛泽东就改变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事情并不是这样。可能把决议中两个提法弄混了，一个是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一个是关于矛盾实质的提法。
    四、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和整风反右
    整风是怎样转为反右的？整风，是中国共产党为加强自身建设创造的一种有效形式，对提高党的思想理论水平，纯洁党的组织队伍，增强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都起了重大作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新的考验，同时由于处于执政地位，滋长了一些消极的东西，需要加强整顿。1957年春中国共产党提出整风，正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实际上，八大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在分析了党处在执政地位后出现的情况后指出：“针对这种情况，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1957年中国共产党的整风，就是以反对这三个主义为主要内容。
    这次整风本来计划1957年准备，1958年、1959年推开。后来为什么提前了呢？
    1957年3、4月间，毛泽东南下巡视过程中发现：党内和党外、党的报纸和民主党派的报纸，对《正处》讲话的反映反差很大，党外传达快党内反而慢，特别是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对他的《正处》讲话和宣传会议上的讲话一声不响。他对此表示十分不满。在毛泽东看来，在社会大变动的新情况下，能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关系到党的事业能不能向前推进的主要问题。当时他最为关切的问题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否想通了；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是否开始有所改变；党和党外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间不正常气氛是否有些缓和；对一些群众闹事能不能采取正确的态度。他十分担心党的领导不能跟上迅速发展的形势，甚至落后于党外人土要求共产党转变思想、转变作风的日益高涨的呼声，以致陷入被动局面。他觉得现在已经形成对党政工作缺点错误的批评空气。于是，决定提前整风。5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人民日报》发表，全党整风从此开始。
    这次整风的内容，中央指示非常明确，就是反对三个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主题。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整风总的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为了克服官僚主义，加强同广大劳动人民的联系，《指示》还规定党政军各级主要领导人员要以一部分时间同工农一起参加体力劳动，并逐步形成为永久的制度。可见，这次整风同过去的整风一样，都是为了加强共产党自身的建设，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时期适应新的情况，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反对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毛泽东认为，这次整风必须广泛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请党外人士对共产党的缺点错误展开批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5月4日，他特地为中央起草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指示》充分肯定一个时期以来党外人士提出的各种批评意见，认为这“对于党和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开展”。同时又指出，对于不正确的批评，“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
    毛泽东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愿望是诚恳的，方针是明确的，信心是充足的。从以下事实可以看出来。毛泽东在4月30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首次向党外人士透露，他要辞去国家主席的信息。第二大，陈叔通、黄炎培联名致信刘少奇、周恩来，表示不同意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职务。毛泽东阅信后，作了一些批注，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国家的根本巩固，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国家已经推不动了。”
    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报纸上发表的一些报道、评论越来越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都发生了严重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的，根源就在于党委（党组）领导负责制；似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发生危机，快要混不下去了，需要别人帮助收拾局面。在这种错误导向下，有人公开在大学里演讲，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煽动学生上街。工人罢工。
    这完全出乎毛泽东的预料。毛泽东原来的估计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崇高威望和执政业绩，中国不会出匈牙利事件，他真诚希望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形成党内外的压力，促使各级领导正视错误，迅速改正缺点，化解社会各种矛盾，形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但事与愿违，出现了这种异常的情况，使毛泽东感到震惊，从而对形势作出和原来不同的严重估计。
    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这个指示第一次提出“暴露右倾分子面目”。5月15日，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使用了“右派猖狂进攻” 的提法。这标志着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也标志着整风即将转向反右。即使这样，这时毛泽东仍然认为，“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基本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的批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5月16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一方面肯定了党外人士批评的主流，认为这些批评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90%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大有益处。另一方面，对如何对待右翼言论作了部署，指出：“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后研究反驳的问题。”这就是后来一些人所说的“引蛇出洞”的策略。
    最近，有人公开发表文章，说什么“‘反右’本来就是整风的题中之义。在整风中进行‘反右’早就在毛泽东的‘预谋’之中”。“在整风中进行‘反右’不是临时的决定，而是既定的方针。”甚至说“毛泽东对整风运动中的‘右派乘机猖狂进攻’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甚至是‘所希望的”’。从以上我们简略的回顾来看，整风到反右的过程，每个环节是很清楚的。只要稍微尊重历史事实，就不会得出这些观点。至于说什么“毛泽东对整风运动中的‘右派乘机猖狂进攻’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甚至是‘所希望的”’，更是无稽之谈。我作为亲历者，可以说：毛泽东在“右派猖狂进攻”那段时间，心情是根紧张的，睡不好觉，每天派胡乔木、林克到北京几个高校看大字报。后来，毛泽东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说：“右派猖狂进攻哪个不着急？我看大家都有一点着急，我就是一个着急的。着急才想主意。”（1958年5月20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第三次讲话）又说：“我这个人就是常常有忧愁，特别是去年五月右派进攻，我起床都起不得，就在床上吃饭，办公，一天看那些材料，尽是骂我们的。等到晚上两点钟以后，安眠药一吃，这个世界是我的，神气又来了。所有那些什么短文、短的指示，都是那个时候写的，而且有许多方针是起伏不定的，这样想那样想，那样想这样想，最后才有了定局。”（1958年5月2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读了这两个材料，所谓毛泽东对“右派乘机猖狂进攻”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甚至是“所希望的”的说法，能站得住吗？对于历史上这样一个重大而严肃的问题，那位竟会采取如此不严肃、不慎重、不负责任的态度！历史是科学，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即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单凭主观想像、毫无根据的“推理”，终究是站不住的。
    对于反右派运动的评价，《毛传》所讲述的历史事实，印证了《历史决议》的论断，即对右派进攻的反击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被严重地扩大化了，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关于《正处》的修改和对它的评价问题。《正处》是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这个讲话是根据1956年国际国内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的。国际上，发生了苏共20大全盘否定斯大林，发生了波匈事件；在国内，出现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要求退社等情况。这些都是出乎人们意料的。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还会有罢工、罢课的事呢？党内不少干部按照老眼光、老习惯，往往把这些问题简单地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所以毛泽东这篇讲话最早的题目就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强调要分清两类矛盾，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主题。在此之前，毛泽东为回答国际共运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而主持起草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为《正处》作了一定的理论准备。
    《毛传》对《正处》的修改情况作了详细介绍，但它不是孤立地单纯地从文献研究的角度来写，而是紧密结合当时国内政治发展的情况来写的。这样，才能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修改，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对《正处》最后形成产生了哪些影响。
    《正处》的修改工作，从4月24日开始，到6月16日定稿，历时54天。《毛传》对修改稿同原始稿作了一个比较，并对《正处》作了一个总体评价：“正式发表稿保持了原讲话稿的主题。原讲话稿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框架，理论形态更趋完备，思想内容更为丰富，逻辑结构和文字表述更加严谨。在修改过程中，中国政治形势出现了重要变化，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因而毛泽东在思想上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不能不反映到修改稿中。稿中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些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论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的历史经验，也借鉴和吸收了一年多来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它提出并系统地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详细阐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丰富和发展。”
    有人认为，“阶级斗争为纲” 的思想起源于《正处》。我看不能这样说。《正处》在修改过程中是增加了一些强调阶级斗争的内容，但它仍然以分清两类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旨，肯定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文中所讲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同“以阶级斗争为纲” 还是有原则区别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国内仍然存在阶级斗争，这也是中共八大的一个论断（见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历史决议》对这个问题作了科学的论述，指出：“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 这同《正处》强调阶级斗争在程度上有不同，并对阶级斗争的范围作了一定的限制，但实质是一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上述论断的正确性，已被国际国内的实践所证明。四项基本原则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之间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斗争，就是在新的历史时期这种斗争的反映。而这种斗争将是长期的，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
    继后，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而改变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
    五、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 有一个过程。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经过不断升级的中苏论战，特别是经过“四清”运动，毛泽东越来越感到中国有出修正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他认定，中国有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而且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他还认定，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不在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他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1965年8月11日听取罗瑞卿汇报时的插话）就在1965年八九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的问题。从此以后就不断讲这个事。
    防止出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成为毛泽东晚年思考和担心的焦点。用他的话来说，这是“新的中心课题”。他怕出修正主义，怕资本主义复辟，怕干部严重脱离群众，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一句话，怕党和国家改变颜色。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 的根本出发点和主观动机。有一次他对身边护士说：“我多次提出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我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他想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第二国际变成修正主义；他想到了普列汉诺夫由马克思主义者变成列宁的反对者；他更亲眼看到赫鲁晓夫等人，在斯大林死后搞了修正主义。这些历史的和现实的事实越来越使他感到问题的紧迫性。他时不时地向别人（包括外国人）流露这样的心情：“我快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了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鉴于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本主义复辟。说不忧虑，那是假的。”“我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我明天73了，这关难过，要准备。马、恩没有料到他们创立的党，他们死后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要准备还来得及。”
    毛泽东觉得时不我待，就在73岁那年毅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批判《海瑞罢官》只不过是一个突破口。
    但是，毛泽东对党内和国内的政治情况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过于严重的估计，把持不同意见的各级领导干部看成是“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对于“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这些概念的外延，不断扩大，把许多本来符合社会主义原则而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也都说成“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复辟”。把许多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也说成是阶级斗争，严重地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
    毛泽东曾经宣布，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然而这次“文化大革命”却发动了空前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用什么办法才能够彻底解决党内和社会上存在一些阴暗面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这些都是产生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根源），毛泽东想了很多，也想了很久。1967年2月3日，他同阿尔巴尼亚的巴卢库谈话，说明了他为什么要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斗争。他说：“62到65年的时间工作没有做好。过去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还搞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没有找到一种形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我们的黑暗面。”“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毫无办法。”
    但是毛泽东对群众运动产生了一种片面的看法。他甚至容忍群众的自发性，让群众放任自流。他认为，各级领导千部，谁好谁坏，谁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群众都清楚。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可放到群众中去，接受群众的检验。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 当作是对干部的一次大审查，用群众性的方法来审查干部。他说，“我们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众，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毫无办法。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这样，在放弃了党的领导的情况下，各种社会矛盾，人与人之间平时的积怨，就在自发的、失控的群众运动中，以革命的名义和极端的形式，集中地爆发出来，造成社会动乱。事实证明，这个方法不仅不能消除党内和社会上的种种消极腐败现象，解决干部脱离群众的问题，反而引出更多更大的矛盾和问题，给了各种政治投机分子、野心分子以可乘之机，破坏了干群关系，对党和国家造成极大的破坏。
    综上所述，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出于反修防修的目的，在“阶级斗争为纲” 的错误指导思想下，由于对党内和国内的政治状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又采取了一种错误的方法，所进行的一场所谓的“革命”。有人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个人的权力之争，归结为毛刘之争，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如果只是解决刘少奇个人问题，对毛泽东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事，而“文化大革命” 涉及的范围那么广，涉及的人那么多（包括党内党外），用个人权力之争来解释是说不通的。
    六、“林彪事件”是毛泽东逼出来的吗？
    中共九大以后，国内形势趋于和缓，有些工作开始恢复正常。这一年的工农业生产取得较快的恢复性增产，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6.9%。毛泽东曾表示，“文化大革命” 该准备收尾了，并确定九大以后取消中央文革小组。但是，完全出乎他的预料，林彪集团正在急于攫取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有两件事集中暴露了林彪及其集团的政治野心。一个是发布所谓“林副主席一号命令”，一个是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
    1969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紧急疏散的通知，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先后备战疏散到外地。林彪到了苏州。10月18日，他向在北京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出一个“关于加强备战、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这个指示由军委办事组以“林副主席指示（一号命令）” 名义正式下达。当晚，这个命令用电话传达到各作战部队，全军立刻进入紧急临战状态。命令下达的第二天，林彪才用“电话记录” 的方式报告毛泽东。
    未经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事先又不报告，林彪居然擅自发布这样的军事命令，一夜之间调动全军进入临战状态，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也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做出强烈反应。
    如果说“一号命令”是林彪为夺取更大权力而做出的带有某种试探性的行动，那么，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林彪则公然向毛泽东进行挑战，由此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并建议不设国家主席。这是毛第一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毛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后，大家一致同意。林彪在苏州得知后，让叶群转告黄永胜和吴法宪：“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3月中旬，毛泽东审阅《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再次表示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却要秘书给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4月11日，林彪又通过秘书打电话，向政治局转达他的三条意见，其中第一条就是，林彪仍然建议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周恩来将林的意见报告毛泽东，毛于4月 12日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这是毛泽东第三次表示不设国家主席。在4月下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还当面对林彪（此时林已由苏州回到北京）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当孙权。”这是毛泽东第四次表态，而且直面林彪。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林彪却置之不理，依然故我。他告诉吴法宪：还是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名不正言不顺。根据林彪、叶群授意，7月中旬举行的中央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再次出现要求设国家主席的“呼声”。毛泽东得知后，一针见血地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因人设事”说明白了，就是“有人想当国家主席”。据有记载可查的，这已经是毛泽东第五次表态了。
    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当然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不同意见的争论也是正常的。但是口口声声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林彪，在这个问题上却一反常态，顽固地、一再地同毛泽东唱反调，坚持设国家主席，显然已经超出党内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其中必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还是叶群把这个问题挑明了，道出了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的真正目的。她私下对吴法宪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争论带到了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上。林彪早就放出话说：“这事没有完，到庐山会有大的斗争。”林彪、陈伯达等利用大多数与会者不知道毛泽东的意见而热切期望毛泽东当国家主席这个情况，在庐山会议上，发动了突然袭击。林彪、叶群在暗中进行了一系列策划，瞒着毛泽东和多数常委，进行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非法活动。
    8月23日，二中全会开幕。就在会议开始前一刻，林彪突然向毛泽东和其他常委提出要讲点意见。本来，毛、林事先都表示不在开幕会上讲话。林彪却来了个突然袭击，事先也不打招呼，突然提出要讲话。林彪拿着讲稿讲了一个多小时，主要就修改宪法问题谈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并强调说，他仍然坚持“毛主席是天才” 的意见。林彪这个讲话是事先经过精心设计的。与此同时，根据林彪、叶群在会前的布置，陈伯达与吴法宪商量后，整理出一份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及林彪论“天才” 的语录，还准备了一份设国家主席的宪法草案条文。这一切活动，都是瞒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大家可以想想，事先不打招呼，突然讲一个多小时的话，又背着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在中央全会上抛出“语录”，还准备宪法条文，是不是有备而来的阴谋？是不是向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公然挑战？是林彪在“逼宫”，还是毛泽东在“逼”林彪？答案是很清楚的。
    林彪讲话后，各组讨论，叶群和吴法宪等商定要统一行动，他们分别在几个组同时发难，拥护林彪讲话，宣讲“语录”，要求设国家主席，并且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煽动要“揪人”，来势十分凶猛，出现了像毛泽东所说的“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毛泽东已经察觉到会议中的不正常现象，立即制止，向到会的人宣布：我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会议原定的三项议程。又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讲到这里，毛泽东冲着林彪说了一句：“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煽动性最强的会议第6号简报，责令陈伯达等作出检查。
    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对庐山会议这场风波的情况大体有了了解。他知道与林彪有密切关系，但林彪是“副统帅”，又是九大党章确定的接班人，对林彪不去触动他，而采取了保护的态度。
    庐山会议后，中央先后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华北会议，集中批评陈伯达，同时指定叶群、吴法宪、黄永胜等人作检查。林彪对此怀恨在心。1971年2月，林立果同林彪、叶群密谋后，到杭州、上海活动。这年3月，林彪指使林立果搞了一个计划。3月下旬，林立果同“联合舰队”主要成员拟出以谋杀毛泽东为主要内容的名为《“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政变计划。林彪抢班夺权的野心，暴露无遗。
    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离京南下，到中南、华东等省巡视，同各地负责人谈话，“吹吹风”，讲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讲庐山会议的问题，强调“三要三不要”，以统一各地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思想。他指出：这次在庐山，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同时又指出，要保护林副主席，当然他要负一定的责任。
    9月5日、6日，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获悉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后，便决定将毛泽东杀害于巡视途中，发动武装政变。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 的指令。8日，林彪亲笔写下行动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林彪的阴谋败露，便紧急策划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分裂国家。此计不成，乘飞机北逃国外，所乘专机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坠毁，落得个“折戟沉沙，丧命异国” 的下场。
    以上根据《毛传》简略地介绍了林彪事件的前前后后。《毛传》都是严格根据第一手的可靠材料，包括大量档案和当事人的回忆编写的。事情是非常清楚的。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林彪为了迫不及待地抢班夺权，一直采取进攻的态势；而在没有完全弄清楚情况之前，毛泽东一直没有触动林彪，而是对他采取了保护的态度。有一本海外出版的反共图书，却别有用心地编造许多极为荒唐的言论，说什么林彪出逃是逼出来的，林彪上了毛泽东的圈套，等等。我想，只要稍微有点良心的人，真正尊重历史事实的人，不抱任何偏见和主观成见的人，不是别有用心的人，是不会编出这种奇谈怪论的。
    七、毛泽东与“四人帮”的根本区别
    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这是毛泽东犯的一个全局性的严重错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在“文化大革命” 中受到毛泽东的重用，他们利用毛泽东的错误，背着他作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他经常注意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在他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四人帮”则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他们是一个为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反革命集团。他们讲理论曲解马克思主义，是为实现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这个目的服务的。他们在实践中歪曲毛泽东的一些主张，把毛泽东一些错误的主张推向极端，也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毛泽东的错误是具有远大理想和崇高信仰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悲剧错误，那么，“四人帮” 的言行则是一个阴谋集团为达到个人目的的闹剧表演。《毛传》依据大量事实有力地说明了毛泽东与“四人帮”之间的根本区别。在对待一系列重要问题上，都表现出这种区别。比如，对待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对待老一代革命家的问题；对待周恩来、邓小平的问题；对待军队的问题；对待武斗的问题；对待造反派的问题，以及其他许多具体问题。在对待这些问题上的区别，不是简单的认识问题，不是像有人说的那样是策略问题，而是涉及“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涉及要不要和怎样把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纳入一个正常轨道的问题。可以说，正是基于这些根本性的区别，毛泽东多次尖锐批评和揭露“四人帮”，指出他们的政治野心，没有把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交给他们，这为以后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基础。
    八、毛泽东如何对待周恩来的病情？
    前面已经讲到一些，再补充两个例子。海外出版的一本反共图书造谣说，周恩来患膀胱癌后，毛泽东阻止给周恩来治疗。关于这个问题，《毛传》作了详细的记述：
    1972年5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这对于大量内政外交事务都需要依靠周恩来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打击。毛泽东的秘书观察到：当逐字逐句地看完医疗组关于周恩来病情的报告后，主席的心情是那样沉重，这种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时很少出现过的异样严肃的脸上和紧皱着的眉头上。他叮嘱这件事对外要保密。对于怎样治疗，他说：“开刀喀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并且这样解释：“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也是开刀死了吗？” 毛泽东还要求“防止扩散，注意营养和休息”。同年11月，鉴于周恩来日益严重的病状，医务人员再次向中央报告有关情况。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在著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主持下，经过多次检查，决定采取“电烧的办法，取得比较好的效果。手术后不到半小时，毛泽东就要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吴阶平等医务人员说：医生们做得好，感谢他们！这以后，毛泽东每次审阅周思来的病情报告时，总是非常认真仔细。特别是在因患眼病不能亲自阅看病情报告的情况下，听读报告时也是全神贯注。工作人员读过的报告，毛泽东能记住周恩来每天失血的数字以及实施手术的次数等细节。为了让毛泽东能够及时了解、掌握周恩来的病情和治疗方案，减少不必要的周转环节，工作人员常常是从周恩来的住地或医院将报告直接呈送毛泽东。他得知情况后总是嘱咐秘书：“快去办。”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病情一直挂在心上。有一次会见外宾时，同陪见外宾的李先念谈起周恩来的病情时说：“他的身体，我是替他担心的。”
    海外那本反共图书还讳莫如深地把1976年春节毛泽东要身边工作人员放鞭炮一事，同不久前周恩来的去世联系起来，进行影射。关于这个问题，《毛传》引用了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的一段回忆。
    1976年初农历除夕之夜（1月30日）是毛泽东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张玉凤回忆道；“毛泽东这里没有客人，也没有自己家的亲人，只有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伴着他，度过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春节。他在这天，依然像往常一样在病榻上侧卧着吃了几口他历来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这就是伟大领袖的最后一次年饭。饭后，我们把他搀扶下床，送到客厅。他坐下后头靠在沙发上休息，静静地坐在那里。入夜时隐隐约约听见远处的鞭炮声，他看看眼前日夜陪伴他的几个工作人员。远处的鞭炮声，使他想起了往年燃放鞭炮的情景。他用低哑的声音对我说：‘放点爆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就这样，我通知了正在值班的其他几名工作人员。他们准备好了几挂鞭炮在房外燃放了一会儿。此刻的毛主席听着这爆竹声，在他那瘦弱、松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我们心里都明白，主席的这一丝笑容，是在宽慰我们这些陪伴他的工作人员。”
    仅仅从上述两个例子，读者不难看出，那本反共图书的，是如何卑鄙地颠倒黑白，制造谣言，蛊惑人心。同时，也反射出本人的阴暗心理和诡诈面貌。
   （《环球视野》摘自2006年第2期《党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