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也就是1995年5月的一个上午，在海南省文联招待所一间破败的房间，韩少功宣布《天涯》的改版计划：“改版后的《天涯》力图成为一份具有道义感、人民性与创造力的文学文化刊物，致力于历史转型期的精神解放和精神建设。”
韩少功接手前的《天涯》杂志，每期只印五六百份，除去赠送交流，其余的就堆在仓库里发霉。
“超豪华英雄”大聚义
1989年末脱去军装、辞去工作的张承志，成为改版之后的《天涯》首选的约稿目标。
那段时间，张承志一直行踪不定，一会儿在日本，一会儿在西海固。张承志在电话里说他再也不想写什么东西了，如果卖画可以维持生活，他就不写文字了。
新任主编蒋子丹见到张承志的时候，他正在家里大画油画。他手头的油画叫《海骚》，画面上一匹白马孤独地站在巨浪翻滚的海边，引颈长啸。
“门槛一定要高，不能让乌龟王八都进来。”看到《天涯》改版方案后，张承志对文字生涯重又动了心思，他答应为改版的《天涯》写稿。
史铁生看了约稿信之后，对“作家立场”栏目标题提出异议。他说，立场这个词很有点扎眼，好像要督促人们表态站队似的。史铁生是个温和的人，可是这一次，他对这个栏目的反感态度让蒋子丹意外。
李陀同意加盟杂志，出任特约编审，这使蒋子丹喜出望外。李陀是大陆文学界公认的文学活动家，他在担任《北京文学》副主编时，曾推出一批当时最优秀的作家，有人开玩笑称李陀为文学“星探”。但蒋子丹见到李陀的时候，他刚从美国归来，是一个“无业游民”。
1996年1月15日，改版后的《天涯》第一期面世。封面是一张幼儿的头部特写，幼儿的一只眼是纯真无邪的孩童眼睛，另一只眼却是成年人的冷峻深思之目。此期封面，后来有评论称之为“厉眼童心”。
封面右侧以醒目的红体字打出改刊号的名单，那是一个超豪华明星作家阵容：张承志、史铁生、苏童、叶兆言、米兰·昆德拉等数十人。
学者旷新年把《天涯》的改版描述为在“腐烂”中的“新生”：“《天涯》杂志尽管地处边缘极地，但是它自诞生之日起便置身于中国社会和思想运动的中心。”
“路线”之争
1996年第二期，《天涯》刊登了社科院文学所张宽的文章《文化新殖民的可能》。
学者徐友渔致电蒋子丹，批评《天涯》杂志具有反西方倾向。
在以后的几年里，作为《天涯》主编，蒋子丹时常会遇到一些有关立场的诘问。最集中的一次，是1998年5月，在北京风入松书店的座谈会上。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陈嘉映带蒋子丹出席一个学术讨论会。在交谈中蒋子丹得知，《天涯》已被指认为“新左派”的阵地。
“‘新左派’这个标签最早出现于1990年代初北京文坛某些圈子里若隐若显的流言中。”担任过《天涯》社长的韩少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追忆“新左”由来：“当时是指张承志、张炜以及我，当然还有别的一些作家与陈思和等批评家。这些作家和批评家因为从各自角度对文化拜金大潮持有批评，被有些人视为‘阻挡国际化和现代化’的人民公敌。当时的市场经济已经给部分都市（与大部分乡村关系不大）的部分阶层（与城市下岗群体等关系甚少）带来了繁荣，连结东京、汉城和新加坡的中国东南沿海发展带已经卷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于是在某些人看来，历史已经终结了。据说有些人正在‘解构一切宏大叙事’，但他们在清算革命时代的罪错之余却在精心纺织另一个更为宏大的叙事：全球资本主义的乌托邦。似乎山姆大叔都是雷锋，五星宾馆都是延安，只要有了大把港币和美元就成了高人一等的‘红五类’。在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文学对这种新意识形态的大军压境竟然无能作出有力反应。”
“张承志是最先对这一切表现警觉和抵抗的作家。他从日本回国，‘祖国江山扑面而来’，这样的句子让我心动。他走访穷人，捍卫弱族，痛斥新一代‘西崽’，其偏激处和不太偏激处都让很多人不快。这时候被指为‘新左派’的人，其实还只是在道德层面表现出仓促的拒绝，多数人甚至与论敌还是自家人，还共享着许多逻辑和想象，比如大家都对市场和资本的扩张充满着乐观主义情绪，都多多少少深藏着一个美国式的现代化梦想。这个梦想是1980年代的果实。从1980年代过来的读书人，都比较容易把‘现代’等同‘西方’再等同‘市场’再等同‘资本主义’再等同‘美国幸福生活’等等，剩下的事情似乎也很简单，那就是把‘传统’等同‘中国’再等同‘国家’再等同‘社会主义’再等同‘文革灾难’等等，所谓思想解放，所谓开放改革，无非就是把后一个等式链删除干净，如此而已。”
汪晖的长文《论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以及现代性问题》被看成是“新左”的代表作。据说，汪晖本人一直犹豫是否应该更晚一些在国内发表这篇文章，《天涯》不惜版面发表了这篇长文。就像很多人后来所知道的，正是这一篇长文成为了后来思想文化界长达数年一场大讨论的引爆点，引来了所谓“新左”对阵“新右”或曰“新自由主义”的风风雨雨。
“其实，《天涯》也发表过很多与‘新左派’相异或相斥的稿件：萧功秦、汪丁丁、李泽厚、秦晖、钱永祥、冯克利等等，都各有建设性的辩难。其中任剑涛的长文《解读新左派》至今是有关网站上的保留节目，是全面批评汪晖的重头文字之一。朱学勤、刘军宁的文字也被我们多次摘要转载。有一篇检讨和讽刺美国左派群体的妙文《地下室里的西西弗斯同志》，还是我从外刊上找来专门请人译出发表的。可惜这样的文章还太少，更多的来稿往往是在把对手漫画化和弱智化以后来一个武松打猫，虚报战功，构不成真正的交锋。我一直睁大眼睛，注意各种回应汪晖、王晓明、戴锦华、温铁军、许宝强等‘新左派’的文字，想多找几只真正的大老虎来跟他们练一练。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并不想和一把稀泥处处当好人，更没有挑动文人斗文人从而招徕看客坐地收银的机谋，我们只是想让各种思潮都在所谓‘破坏性检验’之下加快自己的成熟，形成真正高质量的争鸣。这是我在编辑部经常说的话。”
“人的认识都是瞎子摸象，都不是绝对真理，因此无论左右都可能有肤浅之处；但只有一种肤浅的‘一言堂’肯定更糟糕。”
问题与主义并重
1990年代以来中国加速度变化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精神活动的场域，一种情形是可以不关心这个变化，置身于事外；另外一种情形是关心这个变化，但其实是跟着这个潮流一起变化，与时俱进或者随波逐流。在这种急剧变化的潮流中，《天涯》力图是随时发出提醒的声音，一种质疑的声音。
2000年前后，《天涯》与《读书》杂志几乎同时“发现”了一个叫温铁军的学者。
温铁军是一个“三农问题”专家，但很长一段时间比较沉默。几乎就在同时，先是《读书》1999年第12期发表了他的后来引起强烈反响的《世纪末的三农问题反思》，接着，《天涯》2000年第3期发表了他的《中国的人民的现代化》。温铁军其实不过指出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中国还是一个农民占主体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农民大国，农民的问题，是中国第一位的问题，决定着其他的问题，制约着中国的发展。农民、农村、农业这一“三农”问题是中国的基本问题，中国存在着“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而这些，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他还认为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现阶段“三农问题”主要表现为就业问题，所以他提出“就业主义”，而“就业主义”的实质就是：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少数人的现代化，不是个别人的现代化，是人民的现代化，是整个中国的、人民的、大众的现代化。
韩少功回述《天涯》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我个人觉得，在总体性反思之后，在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之后，在知识界高谈主义、陷入名词游戏之时，一个具体的问题生生地切进来了，这就是‘三农问题’。‘三农问题’一下子激发了兴奋与思考，中国知识界也得以走出主义的圈套与误区，开始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国土。‘三农问题’开始，知识界的很多讨论开始进入了一种具体的、微观的问题的讨论，甚至开始进入了日常生活层面的讨论。”
“《天涯》这本杂志，一直有自己的目标或者说是主导，就是一定要有‘问题意识’，就是说不要局限于‘主义’的讨论，还要进入具体的‘问题’。这也一直是《天涯》编辑部的一个共识：问题与主义并重。光谈主义，没有问题，很可能流于空洞。比如说有一些杂志，几乎变成了西方学术的中转站。还有一些杂志，注重具体问题，但缺乏大的宏观的主义的关照，就变成专谈问题，没有主义，过于琐碎化、专业化，或者成了国策的、具体的战略探讨，没有广大的人文关怀，不能深入更多人的心里。”
从“三农问题”开始，《天涯》将具体问题深化下去。曹锦清的纪录分析国情尤其是“三农问题”的著作《黄河边的中国》刚出来，《天涯》就马上组织讨论。曹锦清说：你要了解中国，你就必须了解黄河。
2003年，人文学者王晓明到一些乡村去考察，他看到乡村本土文化建设被忽视，农民被客体化，农民作为主体本身的文化被忽视，写出长文《L县见闻》，从“三农问题”开始，《天涯》开始从宏观整体性的讨论进入了一些微观的、具体的问题的讨论。如韩德强等关于西部大开发的讨论；潘维关于具体的民主制度的设计；郎咸平关于国有企业资产流失的调查报告是《天涯》2002年第一期刊发的，题目为《教会、股份制与监管》，这是揭露号称中国最大最强的“庄家”德隆集团的文章，也是郎咸平在国内人文刊物发表的首篇文章；在2000年，《南山纪要：我们为什么谈生态—环境？》在知识界引起很大反响之后，国内一些环保组织发起“保护虎跳峡”运动，《天涯》立即做出反应，全文发表了组织者的呼吁书，《天涯》是当时惟一全文刊登这份呼吁书的媒介。
批评家张新颖把《天涯》称为“下降的文学，上升的杂志”，他在回溯《天涯》10年的历程时说：“文学其实是可以下降到广大的地面上来，不必老是悬在半空之中。”（录入：陈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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