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俱乐部再推力作，诺奖得主盛赞《私有化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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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3-29 16:14:25 来源：易文网
罗马俱乐部成立于1968年，有46个国家、近百名科学家参加。因在1972年发表了《增长的极限》这份报告而名扬四海。 这个报告就70年代以来人类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综合分析，尤其是针对人口、粮食、生产工业化、污染和非再生资源的浪费等方面不断成指数增长的本质进行研究。随着报告中所提出的问题日益显露，使这个报告在世界上，尤其是在西方引起了越来越大的反响，被译成多种文字,发行量超过1000万册。80年代该书在中国翻译出版，在学界、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反响，一度成为讨论的热点话题。大多数的人就是从那时知道了“罗马俱乐部”的大名。
2005年，罗马俱乐部再推力作《私有化的局限》（Limits to Privatization: How to Avoid too Much of a Good Thing）。作为一份提交给世界著名的思想库──罗马俱乐部的报告，《私有化的局限》第一次对全球范围的私有化问题进行了调查，勾勒出了全球化与自由化出现的历史性事件，通过对各国、各主要行业50余例私有化案例的实证分析，对私有化的成败得失，对它的利与弊，做了客观的分析研究，总结出来的正反经验非常值得中国在国企改革和发展非公经济中借鉴参考。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高度评价此书，指出，“在华盛顿共识的黄金时代，私有化被当作是推动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意识形态与利益权衡一度战胜了关注私有化带来的问题及其局限性的经济学理论与经验。魏伯乐教授和他的同事通过系列案例研究证明了私有化的局限性。”
近日，《私有化的局限》一书已由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旗下高等教育图书公司引进出版。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昶为本书中译本欣然做序，盛赞本书对目前中国改革所具有的重大现实意义，称《私有化的局限》是“一本每一个关心改革过程中自身利益及公共利益的中国人都应该读的书。它讨论的是全球范围内私有化的经验教训，里面讲的几乎每一件事都与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有关”。
本书主要之一魏伯乐(Ernst Ulrich Von Weizsacker)是合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中心主任，欧洲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著述颇，如《四倍跃进：福利加倍、资源利用减半》（Factor Four: Doubling Wealth, Halving Resource Use）与《地政治》（Earth Politics）。2005年初，魏伯乐先生曾来上海，并在华东师范大学就本书的主题做讲演，讲演后当场将中译本的版权欣然赠与中方。
鉴于本书对目前中国改革所具有的巨大现实意义，本书的翻译、出版从一开始受到各方关注和重视。40多万字的书，两位译者日夜兼程仅用不到9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全部翻译、校对工作。由于译者兼具良好的英文功底和扎实的专业素养，译文的质量很好，基本准确、流畅地传达了原著意思。世纪高教公司的编辑、装祯设计、印制等各个部门则放弃休息日，加班加点，在保证编校质量的前提下，从审稿到最后出书仅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
据悉，近日世纪高教公司将会同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上海市国资委联合举办一个有关改革与发展的座谈会暨《私有化的局限》新书发布会。届时将邀请史正富、张军、刘昶、陈平、樊纲等国内一流经济学家出席。世纪高教公司还将于近期展开其他一系列活动对《私有化的局限》一书进行重点传。
《私有化的局限》序言：谨防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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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4-5 10:50:51 El Hassan Bin Talal 来源：易文网
谨防极端!这是呈献给罗马俱乐部的这份的第一句话。这决非危言耸听，这个世界正因走向极端而遭受痛苦：在一个富足的社会里却一味让极端贫困持续；极端的不等引发了仇恨和绝望；政治和宗教极端主义分子试图用暴力和恐怖袭击拯救世界；而基于落后工艺的无节制增长在导致生态灾害。
罗马俱乐部一贯对国际事务持不偏不倚的观点。我们曾反思过增长的局限、确定性的局限以及在一全球化的世界中政府控制力的局限。这份报告则是对私有化的局限性的反思。
二十年的新自由主义革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大量的私有化案例。电话服务业的私有往往被视作是迈向现代化的一大进步：提高了效率，降低了价格。但是在邮政服务业的案例中，私有化却并没有使格降低，相反，价格上升了。英国铁路业的私有化经历了彻底的失败近来已部分恢复原状。在智利、哈萨克斯坦和美国，教育系统的私有化可能使高等教育的质量得以提高，但却削弱了基础教育。
正如报告的副标题所指出的，私有化是一件好事。特定目的、特定条件之下，这确实是一件好事。经过二十年无计划的实践后，现在正是试着找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私有化才可以造福于民的时候了。同样的，我们也应该清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私有化有可能使情况变得更为糟糕，以及使哪些人的境况变得更为糟糕。
私有化本来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率，这一点显然已做到了。但是，光是效率本身并不能促进社会公正以及分配公平，后者正是民主政府的任务。
另一方面，民主可能会有被私有化进程削弱的危险。民主意味着鼓励市民参与公共事务，而不分穷人和富人。但是，如果市民们看到最现实的公共事务从市政当局的日程表中消失，而转移到了私营企业的日程表中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市民们将不会被鼓励参加那些遥远的不知名的外国企业的董事会或股东会。他们可能会耸耸来表达他们对民主的失望。
本报告给出的答案是：政府应该完全保持对服务质量的定义和监管权。如果市民不满意的话，应该有权抱怨，不仅是作为消费者个体，而且是作为积极的政治人。
罗马俱乐部非常感谢收到了份报告，这份报告提供了对私有化的经验性评价。报告第五部分“从私有化得到的经验教训”如果不是整个报告的话）应该作为世界银行的官员们、世界范围内中央和地方各级的政治家们以及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司经理们的普遍必读材料。
罗马俱乐部主席
El Hassan Bin Talal 亲王
2004年10月
于约旦安曼
《私有化的局限》译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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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4-5 10:42:26 刘昶 来源：易文网
这是一本每一个关心改革过程中自身利益及公共利益的中国人都应该读的书。本书讨论的是全球范围内私有化的经验教训，虽然书中没有关于中国的案例，但里面讲的几乎每一件事都与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有关。众所周知，私有化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导世界大多数国家经济社会生活及其走向的一个重大现象。经过二三十年的实践，私有化在不同产业、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取得了非常不同的、有时甚至是截然对立的结果，及时回顾总结当代世界的这一段历史，找出其经验教训，是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由魏伯乐等三位教授主编的这本名为“私有化的局限”的著作是提交给世界著名的思想库——罗马俱乐部的报告。这份报告在大量实证案例的基础上对全球范围的私有化做了客观的批评性回顾总结，对我们理解发生在我们身边并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来说，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本书是在最广泛的含义上讨论私有化的，“指的是通过减少或限制政府当局在使用社会资源、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中的职责来增加私营企业在这些事务中的职责的一切行为和倡议”(导言)。本书的立场观点非常鲜明：私有化是件好事，但有局限，推行私有化要趋利避害，避免好事过头。关于私有化的好处，人们已经说得够多了，特别是由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鼓吹和推崇，私有化能提高效率，促进发展，增加财富，从而有助于消除贫穷和落后，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共识”。至于私有化有局限，推行私有化一旦越过了这一界限，就会走向反面，带来很多负面问题，甚至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就不像上述共识那样为人们所充分认识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有意无意地忽视私有化的局限，更加剧了人们对私有化理解的这种偏颇，并且已经在许多实践中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鉴于这种状况，本书的重点落在私有化的局限，反复强调的是谨防极端。
那么，什么是私有化的局限呢？首先，从经济层面上看，私有化以提高经济效率为目的，公有企业私有化以后，经济效率可能提高了，但相应的社会成本也增加了，有时甚至会大大超过企业效率提高所带来的收益，比如就业歧视和失业的增加，对资源和环境的过度开发，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数量下降而价格却上升，等等。其次，从社会层面上看，私有化会加剧社会的贫富分化，导致社会的不安与动荡。再从政治层面上看，私有化会削弱政府及其维持社会公平的能力，由此也会侵蚀民主参与的重要地位。最后在文化层面上，私有化可能侵蚀普遍的文化价值观念，使其屈从于商业利益的需要。
虽然私有化有上述的局限，但并不是所有的私有化都造成了同样严重的问题，导致了同样的消极后果。正如本书在导言中所说、并在全书反复强调的那样，私有化的结果“因境而异” (context specific)。有成功的私有化，也有失败的私有化。同样内容、同性质的私有化改革在甲地非常成功，在乙地却可能一败涂地。对私有化做抽象的学理讨论只会引发意识形态的论战，而不能帮助我们理解不同私有化实践中的成败得失。只有走出大学和研究所的书斋，在大量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找到决定私有化成败得失的具体原因和条件。正如本书导言所说的：“因此将私有或自由化结果置于特定背景下，而不是在普遍化基础上来对特定情况进行评价和判断，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一方面，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出色的范例。它不屑于在抽象学理上做意识形态的论战，而是通过分析大量实证案例来为们总结私有的经验教训，并试图为我们提供一个可供实践的行动纲领。
下面就是本书结论部分为我们列出的关于私有化经验教训的一份简要总结：
“私有化本身不是一个终点。私有化应被看作是提高效率的手段而不是削减或破坏政府地位的途径。在有些情形下，私有化许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在另外一些情形下，对公共部门进行改革也许反而是更好的选择。我们主张对私有化的局限有一个健康的认识，而不是无条件地拥护或拒绝。为了使两方面都达到最好，我们需要强大的私营企业和能干的政府机构成为合作伙伴，共同协作。所得到的经验教训可以简要总结为：
● 逐步形成有效的治理、强有力的管制和监管制度。
● 不要对公共部门仍可以做的领域进行私有化。
● 决要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进行私有化。
● 确保对监管体制的民主控制，并使政府能够在私有化遭到重大失败时撤销私有化。
● 壮大政府和私有部门之间的第三部门：即基金会、慈善机构、市民社会。”
接着特别强调，实施私有化要因事、因地制宜，要有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要有强有力的完善程序。最后，编还给出了一份推行私有化时应该遵循的行动清单：
“公共决策者总体上对整个社会负责，因此在与其私营部门的合协议的时候应坚持这一授权。出于这个目的，他们应该：
● 维持或建立一个明确私营者必须达到的目标的可靠监管框架。
● 确保公平的有意义的竞争，确保一个竞争性的、透明负责的投标过程。
● 用一种使市民或者有关国家、省市政府信服的方式对业绩进行监控。
● 必要时实施处罚。
● 让市民社会参与并利用地方性知识。
● 考虑外部成本，努力建立一个激励体系来促使私营者避免外部性。
● 保护弱势并处理（转型）社会成本。
● 如果“横向补贴”是维持非营利性的但却是不可或缺的社会服务的最好办法，那么就使用横向补贴，因为这种社会服务是社会公平所必需的。
● 保护公共产品/公共资源——例如，要防止诱使私营参与者过度使用，特别是破坏公共产品的激励结构。
● 防止将自然垄断转为商业垄断。
● 确保有充足的财力，当消费者没有能力来支付成本价的时候，能够就必要服务（例如用水、教育、能源、通信以及交通）对私营者进行补偿。”
通读全书，本书们对社会公平的高度关怀和对民主参与的极度重视给我们留下了特别强烈深刻的印象。他们强调推行私有化，公平和效率应是同一个目标的不可偏废的两个侧面，而充分广泛的民主参与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保证。众所周知，公平和效率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对矛盾，如熊掌和鱼之不可兼得。一些主张效率优先的观点因此认为，为了实现效率，公平目标应该放到经济发展了以后再来考虑。但本书认为，公平和效率这两者不可兼得并不等于对两者不该兼顾。在推行私有化时不仅要坚持起点和机会的公平，即确保公平的、有意义的竞争，而且要兼顾结果的公平，即保护弱势群体，不能以牺牲他们为代价来实现效率，而是要使效率提高的成果得到最大程度的社会共享。实现这样的双重目标，不仅要求政府对整个社会负责，发挥主导作用，还要求企业把社会公共利益放在重要位置，更为重要的是，要有充分广泛的民主参与来做保证。
政府在推行私有化时要以全社会的利益为考量，应建立和维持一个有效合理的监管体系，确保公平竞争。但是再善意、再强势的政府要时刻和始终做到对社会对企业公平合理、全面有效的治理和监管也是不可能的。再从企业这一方面说，虽然企业对社会公共利益 (包括企业职工的、消费者的及企业所在社区等的利益)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仅仅诉诸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或指望企业的善意是不能保证所有企业 (无论公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 始终对社会利益负责的。那么，怎样才能在政府和企业的能力或意愿有缺失的情况下保证弱势群体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不被私有化牺牲呢？本书给我们的答案是依靠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充分广泛的民主参与。公有/国有企业是全社会的公有财产，公有企业的私有化因此不是只涉及买卖两方的一个简单的市场交易，而是牵涉到社会各方利益的一场博弈。只有利益相关各方根据合理透明的游戏规则来做公平竞争，博弈各方的利益才能得到认定 (而不仅仅是出让企业之资产的定价) 和保证。对于政府和企业之外、相对处于弱势的各利益群体 (如企业职工、消费群体、社区市民等) 来说，认识到这一点并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这一弈过程中去，以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尤为重要。本书因此把市民社会称之为私有化治理中的第三个支柱，而与政府和私营企业这两个支柱并列，并强调只有维持三个支柱间的力量平衡才能有效地应对私有化过程中的各种挑战。也就是说，只有依靠充分广泛的民主与，私有化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种种弊端才能得到有效防范，各相关社会群体的利益才能得到有效保障。
强调广泛的民主参与，对各级政府的职能提出了新的要求。本书的因此提出了“授能政府”（enabling state）这样一个新的概念。其核心思想是政府要鼓励市民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努力增强他们的参与意识，提高他们参与的能力。政府有责任为广泛的民主参与搭建一个制度平台，提供充分和透明的信息，让私有化过程中每一个利益相关群体都能在这个平台上获得信息，表达意见，参与决策。而市民的积极参与反过来会赋予政府在私有化治理、广而言之社会治理上更强有力的政治授权，使政府拥有更多的政治资源、更独立的政治立场来调解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来保护弱势群体。广泛的民主参与因此不仅能创造一个多赢的局面，培育一个积极、自觉、健康的市民社会，而且能造就一个更有能力、更有效率、更具合法性基础的政府。
我觉得本书强调的民主参与和授能政府这些思想不仅对私有化治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更一般地，对我们现在倡导的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非常建设性的价值。首先和谐社会的构建不只是政府的事情，也不是光靠政府一方的努力就能建成的，它需要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参与和贡献。那么，提倡大家互谦互让、和睦相处是否就能建成一个和谐社会？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和谐社会不是无冲突社会，靠一群谦谦君子是建不成和谐社会的。现代社会是由不同的利益群体组成的，希望大家都能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消弭冲突、实现和谐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再和谐的社会也不可能消除而只能设法协调这些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解决不同社会群体间利益冲突的正确的途径应该是让这些不同的利益在公平的制度框架内得到充分表达、互相竞争，进而得到合理协调。什么是和谐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和谐社会就是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都能在公平的制度框架内得到合理表达、竞争和保障的社会。显然，这样一个和谐社会是要靠对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有充分自觉和关切，并能积极追求和争取的公民来共同创建和维护的。而公民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努力不正是民主参与的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吗？同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和谐社会，政府的最主要的责任就是“授能”于社会，即鼓励公民去争取和维护自身及公共利益，并为他们的这种努力和参与提供这样一个公平的制度框架。
本书对私有化的讨论涉及了不同的产业部门、不同的地区和国家，以及私有化影响所及的方方面面，并把私有化置于广阔的全球化背景之下。所有这些都可以为我们认识中国已经经历的改革和正在进行的改革提供一面非常有用的镜子。这里就不一一加以介绍了，相信读者阅读原书一定会更有收获。本书平易浅显、没有高深的理论、晦涩的术语、复杂的数学公式，任何一个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读者都可以读懂。虽然这里面没有中国的案例，但它讨论的故事对中国读者不会陌生。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故事都和我们的切身利益相关。
感谢周缨和王小卫夫妇在很短的时间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准确流畅的译本，可以让中国读者在最快的时间内分享书中的真知灼见，吸取他人的经验教训。我们也要感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陈昕社长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高等教育图书公司的何元龙总经理对出版本书的支持。我们要特别感谢魏伯乐教授对本书中文翻译的支持。2005年初，他在华东师范大学就本书的主题做讲演，讲演后和我们（陈平、王小卫和我）座谈讨论。他不仅当场把中译本的版权给了我们中心(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而且授权我们增写有关中国的章节，并希望篇幅越多越好。惭愧的是，我们在这方面没有足够的研究，未能写他所希望的章节。事实上，中国在这面的经验其时间和空间跨度及其对社会历史影响的深度，都足以同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同类经验做比较。但中国的理论界、学术界至今对中国的经验还没有多少有份量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理论界、学术界工作中的一大缺失。我们希望本书的翻译出版能够促进和推动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使我们及时总结自己的经验，找出存在的问题和值得吸取的教训，为我们今后的改革提供启发和思路，并向魏伯乐先生和本书的编、向国际学术界做出我们应有的回馈。
（系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高级研员）
读《私有化的局限》
嗜睡病与私有化
读《私有化的局限》（罗马俱乐部报告，2006，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
刘昶
热带非洲大陆流行着一种地方性寄生虫病，叫嗜睡病（Human African Tiypanosomiasis）。在疾病的第二阶段，因寄生虫越过血脑屏障，会造成患者睡眠混乱并导致昏迷。如果治疗不当，患者就会死亡。长期以来，用来治疗嗜睡病的是一种毒副作用严重的药物，平均每二十个病人中就有一个是被其毒副作用杀死的。更为糟糕的是，由于寄生虫的耐药性的增强，这种药物的疗效也越来越低。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病例的数量回复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极高水平。在2002年，非洲有6000万人面临着这种疾病的威胁。
尽管如此，几十年来世界制药界对这个巨大的病患群却体熟视无睹，全世界所有制药公司中只有百分之一在研究热带疾病，而嗜睡病不过是众多热带疾病中的一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一家法国医药公司开发出了一种叫依氟鸟氨酸的抗癌药，并意外发现这种药对治疗嗜睡病有一定的疗效。它比现有的药物的副作用小得多，而且对治疗已处于昏迷状态的病人也有足够的疗效，因此人们称它为“复活药”。虽然这种药完全是一种副产品，而不是对这种热带疾病有目的的努力研究的结果，它给非洲千百万嗜睡病感染者带来了一线希望。但是，医药市场激烈的竞争压力很快将这种热切的希望碾得粉碎。1995年，该公司停止了依氟鸟氨酸的生产，原因很简单，生产这种药无利可图，缺乏投资回报。该药的专利移交给了世界卫生组织。
于是新千年伊始，我们看到一个无奈而荒谬的状况：虽然对这种药物的需求空前高涨，却找不到任何一个供货商。因为这种需求是来自于一个无法赢利的市场，病患实在是太穷了，没钱接受治疗。医药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兼并，和医药公司的成本－收益分析使热带非洲贫穷的病人无法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
令人跌破眼镜的是，2000年底，美国、也是全球最大制药公司之一的百时美施贵宝（Bristol Myers Squibb）将依氟鸟氨酸重新投入了生产。但这并不是为了帮助那些即将死于嗜睡病的非洲病人，而是该公司发现依氟鸟氨酸具有去除毛发的作用，可以用来制造化妆液，其目标客户是富裕得多的美国女性，用于她们的面部脱毛。这是一个每人每月花费100美元的市场。相比之下，热带非洲人均每月的生活费常常连50美元都不到。在这个世界上恐怕很难找到比这更经典的荒诞对比了：非洲正有大量的病人死于嗜睡病，而拯救他们生命的必要药物成分却被用来生产化妆乳液以满足富裕的美国女性的美容需求。
2001年，在世界卫生组织和“无国界医生（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等一些国际民间组织的努力之下，终于有一家制药公司与世界卫生组织签订了一个为期五年的协议，为非洲的嗜睡病人生产依氟鸟氨酸。尽管这是个好消息，但是问题并没有最终解决：一方面，世界卫生组织还在继续寻找一个愿意在2006年接替现任公司来继续生产依氟鸟氨酸的公司；另一方面，由于依氟鸟氨酸服用起来非常困难，并因病虫的抗药性而可能很快就会失去疗效，因此迫切需要进行新的研发来寻找新的、更有效的药物和治疗方法，而全球的医药公司在这方面的研究仍是一片空白。
上面的这个故事是从《私有化的局限》(Limits To Privatization, How To Avoid Too Much Of A Good Thing)一书中摘录下来的。该书由前德国联邦议会议员、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芭芭拉校区环境科学与管理学院的院长魏伯乐(Ernst Ulrich Von Weizs?cker)、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扬(Oran R. Young)、和瑞士联邦技术学院芬格(Matthias Finger)三位教授主编，是2004年底提交给国际著名思想库“罗马俱乐部”的一份报告，现已由周缨、王小卫译成中文，上海三联出版社于今年3月出版。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该书的认为，这个故事说明了制药市场和潜在的专用药在私有化和自由化以后所产生的一些结果。在新医学手段方面的研发显著加速，导致了1975年以来约有1400种新药上市。这可以看作是私有化的一个正面效应。但是，正如这个案例所显示的，私有化及其所带来的竞争是否真正能够导致世界上大多数人口所需要的药物的产出，值得高度怀疑。像无国界医生这样的慈善机构所能做的最多也只是对市场失灵的后果加以补救。解决依氟鸟氨酸短缺的临时性办法，象其他类似的专门措施一样，缺乏改变这种状态所需的全球性远见和可持续性。……现有的医药研发系统严重地依赖于专利和竞争，从而产生了许多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之处对于每年发展中国家中成千上万个病人都是生死攸关的。
人们可能会争论说，上述案例与私有化无关，企业是追求利润的，不是慈善机构。相对非洲的嗜睡病患，美国女性的美容需求才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因而是有效需求，企业当然应该通过满足这样的市场需求以赚取利润。对于没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企业爱莫能助。把上述案例提出的问题归咎于企业和市场，归咎于私有化，有欠公允。站在企业的立场，这样的争论并没有错。而从市场公平交易的原则来说，私有化也不应对这样的状况负责。但这恰恰说明私有化是有局限的。嗜睡病的故事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案例，但它反映的是，在关系到人类基本生存权利的行业，私有化必然导致资源分配向富裕群体倾斜的事实。私有化在满足市场的有效需求方面可以是非常有效率的，但对关乎人类基本生存权利、却没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却可以漠不关心、熟视无睹，或是爱莫能助。因此，希望通过相关行业的私有化、市场化来满足这样的需求就很可能是缘木求鱼。而若要在那些关系到现代文明社会人类之基本生存权利的领域或行业推行私有化，以期提高效率，增加供给，就必须慎之又慎，就必须预筹有效措施来应对类似上述案例的市场失灵状况。《私有化的局限》一书讨论了大量关于公用事业、医疗卫生、教育等等的私有化案例，告诉我们的正是这样的经验教训。
1992年赞比亚政府在西方的压力下对包括医疗卫生部门在内的许多国有企业进行了私有化的改革。一方面，鼓励医疗卫生部门的私人投资，另一方面，对原来收费低廉或不收费的政府医院实施收费。到2003年，改革取得了一些进步，但许多调查表明，改革造成了医疗保健服务总体水平的下降。原因很简单，大多数贫穷的赞比亚人支付不起医疗卫生私有化以后昂贵的医疗费用。1999年的一则来自首都大学附属医院的新闻报道说，由于去不起昂贵优质的私立医院，大部分病人都蜂拥至（公立的）大学附属医院。那里病房拥挤，病人得不到医生的重视，有些人死于很容易治愈的疾病，结核病房紧挨着产妇病房，很多病人无论是治疗还是药物都负担不起。
赞比亚是一个穷国，出现上述情况可能并不稀奇，但在世界首富的美国，由于私营公司主导了医疗保健行业，造成4400万人口没有医疗保险，并有差不多同样数量的人口他们的医疗保险不健全。《私有化的局限》中讨论美国情况的说：“美国的例子说明了对医疗保健系统的私有化有一个界限。从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角度来看，竞争和市场是提高质量和节约成本的很有用的工具，但是从需求方来看，私有化导致了负面的社会政治影响，特别是它将大量的人口排除在医疗保健之外。”
与医疗保健领域的情况相似，教育系统的私有化也导致了教育领域严重的两级分化，致使大量的贫穷家庭的子女被排斥在资质优良的学校之外。比如，相信市场会为社会提供最好的教育，智利从1970年代开始在教育系统实行了大面积的私有化，教育系统被构造为三个部分：私立教育，政府补贴的教会学校，和公立教育。做为改革的结果，大部分智利青年人发现他们被固定在最后一个部分，这里财务状况糟糕，基础设施很差，而失学率很高。同样的，在坦桑尼亚，从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高等教育私有化，其结果是把绝大多数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排斥在大学校门之外。
除了教育与医疗领域，该书还列举了世界不同国家对公共事业部门私有化导致市场失灵的许多案例，限于篇幅，不再赘述。我们知道，公用事业、医疗卫生、教育等行业大都直接关系到现代人类的基本生存需求和权利，在当今世界，即使是最富裕的社会，仍可能会有相当数量的人群没有足够的经济条件来满足他们基本的生存需求。在这些行业和领域推行私有化，而对私有化的局限没有充分清醒的认识，不采取相应的措施来确保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存权利，完全让市场来主导这些行业内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那么，类似嗜睡病那样的悲情和荒诞就会一再重演。被市场所忽视和漠视群体不是陷于嗜睡病患那样的绝望，就是被这种绝望所激怒，这样的社会还会有和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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