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尔•贝特兰
我认为有必要向读者解释一下我为什么写和怎样写这本书，并从本书和我以前著作的关系上来说明它所占的地位。
最简便的方法无疑是先说明开始写这本书的经过，并说明原来仅是一个很小的打算，后来怎样变成了一个宏伟的计划。
写这本书的直接出发点是由于苏军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引起的。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满足于对这种政治行为的“谴责”或“遗憾”，还应该对这些行为作出解释。其实，表达“遗憾”和“愿望”，只能使人们更加忍气吞声而不能帮助他们去认识其根源，也不能为消除这种根源或不让它们再出现而进行斗争。相反，只有对那些从劳动者的利益来看确实应该受到谴责的东西加以分析；才能使各种政治力量朝着不再产生使人“遗憾”的事情的方向发展，
对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我认为不应该使自己局限于“遗憾”之中，既然苏联和它的“同盟者”的军队使用了武力，那么，除了要弄清一个已遭到多次占领的民族的命运这个问题之外，更应弄清的问题是对苏联演变至今的情况作出判断。
我所以觉得我有权利研究苏联问题，那是因为我研究这个国家已近四十年了，我认为有关这个国家的一切都具有重要性和世界意义。自1934年我开始学习俄语时起，其后，1936年我在苏联研究它的计划工作，1939年出版有关这个问题的书，1946年出版专论计划工作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另一本书，1960年发表论苏联经济的一本书；此后，我又多次访问过这个国家，并发表其他论述计划工作 和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书籍 ，这些年来找始终是这样想的。
从根本上说，三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对苏联发生兴趣，是由于这个国家第一个建设社会主义所得的经验引起的，我对这一建设特有的困难和矛盾并没有视而不见（1936年“大审讯” 时我正在莫斯科，我每天能够感觉到莫斯科人的慌乱。那些最平常的人与布尔什维克党和第三国际的老战士们一样，对发表自己的意见怀有恐惧心理，我怎么会视而不见呢？），我不仅认为十月革命为人类历史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我始终是这样想的——而且还认为苏联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一个“样板”。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和矛盾，无论多么严重，我总认为这首先是俄国特定的历史条件所造成的。我认为它们不可能在别的地方重新出现，也决不能阻止俄国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继续前进。
虽然在头几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出现的社会不平等并没有消失的趋势，反而更加发展了。但是，苏联自实行五年计划以来所获得的无可争议的经济成就，特别是在工业方面的成就，以及红军对希特勒主义的胜利，战后经济建设的迅速恢复，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苏联政府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援助，似乎都证明我上述的评价与预见。
虽然苏共二十大本身对以往岁月不加区别，对引起大规模的镇压行动的困难和矛盾没有进行任何分析，而仅仅代之以对斯大林个人的指责（把斯大林作为过去“消极”方面的唯一应“负责任的人”），但似乎还是肯定苏联在经济发展上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走上了更广阔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并为工人阶级的创造性开创了更广泛的可能性。这次大会似乎也表明苏联共产党保持了、或者进而说是重新获得了对纠正错误所不可缺少的自我批评的能力。
事实远非如此。对苏联社会的和历史的矛盾的现实，没有进行任何分析。应该受到谴责或改造的现实的各个方面，也没有与苏联的内在矛盾联系起来加以阐明，反而解释为“个人”行动（斯大林的）所引起的“倒行逆施”。苏联共产党接受了这种虚假的解释，证明它已不再使用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的武器，使马克思主义不再能真正地帮助改变产生那些口头“谴责”的社会关系。这个虚假解释就这样完成了它的使命：巩固那种把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阶级关系，因而使这种阶级关系所产生的矛盾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为深化了。
社会矛盾的深化所造成的许多后果之一，是苏联经济的日益退化。那些与苏联有联系的国家，情况也是如此，这是因为它们的领导人推行的是同一条政治路线。他们没有去解决社会矛盾，而是采取了试图使经济制度“更好地运转”的“经济改革措施”，特别是扩大厂长的权力和使经济管理的资本主义形式和准则占有日益显著的地位。
与苏联领导人及其“兄弟国家”领导人的愿望相反，各种各样的“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他们所面临的任何困难。当然，也曾获得一些有限的暂时的“成就”，但失败是主要的；对外国技术的依赖日益增加；外债上升；工业增长率的显著降低和供应上的困难。人们可以看到，劳动者对自己处境以及对那些“经济改革”给他们带来的后果所表示的不满正在迅速增长。
众所周知，1970年12月在波兰所发生的事件：波罗的海的格但斯克、格丁尼亚、什切青、索波特等大城市的工人举行罢工，反对造成物价高涨和降低工人生活水平的政府政策。对进行斗争的波兰工人的镇压，促使他们开展反击，占领了党的地方机构和政治警察机关，组织了罢工委员会和工人纠察队、虽然警察部队进行了严厉镇压，打死和打伤许多工人，可是后者坚持反抗，继续罢工，迫使政府改组领导班子，同他们进行谈判并对某些要求作出让步。
波兰“事件”成为苏联集团各国的工人阶级和他们本国政府之间关系的转折点。大家知道，这一事件在苏联工人阶级内部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并在苏联领导阶层内部引起了极大的恐慌。这一恐慌具体表现在1971年经济计划的修改以及镇压的加剧。
近几年来，在苏联国内；加强镇压越来越明显，新的警察措施和人们所知道的集中营内人数增加到二百万人（估计数字）的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
在国内矛盾加深的基础上，苏联对外政策的特点是，越来越明显地否定过去苏联外交政策的社会主义性质。过去对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进行援助，自1960年以来——以意识形态“分歧”为借口——则改为蓄意破坏这些国家的经济的行动，特别是片面撕毁缔结的协定，停止供应建设中的工厂所必需的器材，撤退工程技术人员，等等。这样，苏联企图——但毫无效果——利用过去同这些国家建立的经济关系，对它们施加粗暴的压力。迫使这些国家屈从它的霸权。
总的说来，苏联的外交政策越来越显示出一种大国的政策，即从与它有紧密关系的其他国家身上，为自己谋取最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这种帝国主义式的政策导致苏联同美国既有勾结又有矛盾。这两个大国正在为争夺世界霸权而相互进行斗争。它们不惜损害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以达成妥协。他们嘴里说“缓和”，而实际上却在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军备竞赛，美帝国主义事实上继续在对越南人民进行战争。
苏联为使自己和美国处于同等地位，也就是说，为了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正在建立一支前所未有的进攻性军事力量，拥有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干预的巨大手段。为了具备与美国相等或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美国的力量，苏联花费了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作为军事开支（美国是百分之七到八）。它年复一年地在中国边境增加处于战备状态的部队，但它最主要的军事力量是面向西欧，并且同样也增长得很快。
为了拥有推行帝国主义式的对外政策手段，苏联领导人把机重的负担压在苏联人民身上，损害国内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最终，他们不得不向美帝国主义寻求财政和技术援助，尽管经常碰壁。
对这种演变（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是其中一个事件）的思考，促使我对苏联的过去重新进行分析，因为不可能设想这个国家今后所走的道路只是与几个领导人的“个人责任”有关。这些人的上台和他们推行上述政策的可能性，只能用今日统治着苏联的社会关系性质来说明，而这些关系是在过去的长时期内形成的，因此必须对它们进行分析。
我要进行的这个分析，还可以用我从中国和古巴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中所获得的经验作为依据。
对古巴；我有十分具体的实践经验，因为在1960至1966年期间，我曾多次参加过关于古巴经济计划问题的讨论。在这个基础上，我从那时起就重新研究一整套的理论，即有关制定经济计划的条件、计划化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意义以及在以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为主体的社会结构中商品和货币关系存在的作用。
为了阐明本书中所有论点的性质，并使读者能更好地了解这些论点同我在以前两本书中（这两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我研究古巴问题的成果）所阐述的论点的关系，回顾一下上述两书中各种论点的范围不是无益的。
《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一书引用了1962至1967年期间一系列的论述和文章，在这本书中，我曾把在古巴和苏联都存在的商品和货币关系同实际上彼此相对独立的生产单位（尽管执行了经济计划）的关系联系起来，因此是作为“经济专题” 来对待的。
因而我提出的分析是要用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真实的社会关系的存在（因此人们不能只限于宣布“废除”这些社会关系，并坐待它们“消灭”）来解释商品和货币关系以及工资关系的存在。在这一分析的范畴内，商品和货币关系是作为深刻的社会关系的反映而出现的：它们是这些社会关系的结果，同时也是这些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客观需要。
今天，我认为在1962和1967年我提出的特定的分析方式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根据新的考虑，参照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特别是从文化革命中吸取的经验教训，极为严肃地修改过去的提法。
从1962至1967年间我写的文章的主要弱点在于，被认为是客观需要所强加的东西，主要是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联系的。 虽然我在文章中也讲到了“生产力的性质”的概念，但没有充分阐明这个概念的确切意义。结果，就没有阐明全社会统一的政策（其中经济计划只能是它的手段）所遇到的主要障碍，不在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而在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即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重新出现以及与之并存的政治上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后者虽然是这种分工的结果，同时又构成了这种分工重新出现的社会条件（使个人和企业作为“主体”“行使其职权”，把他们的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之上。如果集体利益不和一项旨在为有效地消除对立阶级利益而创造条件的政策相结合，集体利益就只能具有暂时的或虚幻的性质）。
所以，在以《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为名重新发表的著作中没有表达清楚的是绝不能单靠生产力的发展来消除劳动分工的资本主义形式，也不可能消除资产阶级的其他社会关系。没有提到的一点，即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和在正确领导下开展的阶级斗争——依靠群众的科学实践和理论分析——才能着手解决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解决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关系问题，从而消除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因为使剥削和压迫关系得以再产生的，就是这些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关系。
如果我在1962至1967年未曾提出后来才阐述的那些思想，这是因为我当时仍深受“马克思主义”的某种概念的影响。这种概念曾在很大程度上在欧洲占据优势，其实不过是列宁称之为“经济主义”的另一种特殊形式而已。正是那些从中国文化革命中可以吸取的经验，使我进一步同“经济主义”决裂，并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这个内容长期来被欧洲工人运动所特有的“经济主义的”实践所伪装和“掩盖”——重新结合起来。
在《经济核算和所有制形式》中——我曾在该书中预告准备分析苏联的社会结构——我开始放弃以前的提法，即认为商品和货币关系的消失和社会主义计划化的发展首先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这还是多少有些“直线式”的发展），而不是把社会关系的革命化放在首要地位。正如我已说过的，只是在最近几年——部分地是由于对文化革命及其意义进行了思考——我才更系统地注意到放弃“成为问题的生产力问题”，即放弃那种把改变社会关系片面地从属于生产力发展的观点意味着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我从1965年到现在写了一些文章论述社会主义的若干问题 ，特别是我对苏联进行新的分析，以便更好地抓住国家资本主义的特点，以及今天在这个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关系与实践的特点。
1969年初，我写完了第一篇文章（未发表）阐述这个分析的结果，指出今天苏联在国家所有制的掩盖下存在着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似的剥削关系，所不同的只是这些关系的存在形式具有特殊的性质。这一特殊性质正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特征，而人们从恩格斯那时起已经知道，国家资本主义无非是“发展到顶的资本主义”。
可是，再读一下我当时所写的文章并加以剖析，我就觉得它缺少历史背景。如果不与苏联的过去联系起来，就不能理解苏联的今天。仅仅使人看到今天占统治地位的关系和实践是不够的，还得说明为什么它们能达到今天的统治地位。应该思考一下，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以什么方式、通过哪些斗争和矛盾演变成为一个奉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国家，不惜用武力干涉其他国家，以保护它自身的大国利益。
归根到底，对苏联发生变化的分析，至少是同对它的现状的分析同样重要。这种分析能够成为无法取代的教益的源泉，并帮助别的无产阶级革命避免走上同样的道路，即不是走向社会主义，而是走向某种特殊形式的资本主义，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与各种“典型的”资本主义形式具有同样的压迫性和侵略性。
尽管存在困难，但目前的时代要求完成这样的分析。即使有缺陷，这一分析也能够帮助我们认识过去（这个过去也就是我们的现在），了解为什么一场无产阶级革命会走向它的反面：资产阶级反革命。
苏联的经验证明，推翻旧的统治阶级并不是最困难的，最困难的是首先要摧毁旧的社会关系——在这些旧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可以再建立起一种类似人们认为已被彻底推翻的那种剥削制度——，其次是阻止在新的社会关系中以还会长期存在的旧因素为起点重新组成旧的社会关系。
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必须懂得是什么原因使胜利了的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变为今日苏联的现实。不懂得这一点——尽管可以从中国革命的成就中取得积极的和无法取代的教益——就会产生巨大的危险，即不管在哪里发生的一次无产阶级革命最终会变成完全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
所以，我感到在1969年写成的文章已经不够了。我认为，在发表之前加以修改的同时，有必要对苏联的过去进行分析，作为补充。在着手这一工作时，我看到它至少同以前的分析一样复杂。首先，因为它涉及的这段历史时期要长得多，这段时期中的事件和斗争要多得多。其次，除了苏联的特定的历史以外，还需要努力去探求矛盾的普遍性，而苏联历史的特殊性本身则是这些矛盾的一种存在形式：事实上，如仅就这特殊件本身而言，它就会显得“偶然”、“出乎意料”，使人不能从苏联所发生的事情中吸取应有的教训。
预期的目的是要达到对苏联历史有充分正确的认识，除了写苏联历史外，还能写其他的书：对十月革命以来的苏联的阶级斗争进行具有充分普遍意义的分析，虽然这分析是按苏联现代史特点的角度加以说明的。因此，我分析了苏维埃社会形成所经历的各个决定性时刻，并试图确定在各该时刻存在过和曾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的性质。我也试图弄清改变这些社会关系组合的社会力量的性质，可是为进行改革而从事的斗争所实际产生的效果往往与预定的目标完全不同。本卷叙述了这一工作的初步成果；这项工作应导致分析今日苏联的现实；而如果对形成目前这个现实的那些条件缺少足够的认识，这个分析将有一部分是不可理解的。
上述分析延长了对1962至1967年间已开始的修改工作。
这个修改以及对苏联现状和过去的具体分析，使我逐步同“马克思主义”的某种僵化的、简单化的概念决裂，并且我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革命内容重新结合起来。
本卷只阐述了这项分析的一部分成果，但是我有必要在这篇序言中概括一下，因为所涉及的问题远远超出了一个仅是“个人阅历”而对读者兴趣不大的事情。
如同我在上面提到的，我所试图摆脱的“简单化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我“个人的”东西。第三国际的欧洲各支部在其同列宁主义日益分裂时，就使这种“简单化的马克思主义”逐步在欧洲占据了优势（这是从三十年代初开始，即当我开始思考有关社会主义的诸问题时）。这种“简单化的马克思主义”就具有——即使不是萌芽，至少给萌芽的出现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现代修正主义即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前提，而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是为了促使苏联国内外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得到巩固。
为了弄清楚苏联今天所发生的事情而要求对本书应与之决裂的“僵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方面进行分析，那是徒劳的（读了这篇研究材料就能发现其主要之点）。另一方面，必须阐明和讨论它的几个明显的或含蓄的论点；以便更好地了解后面文章中正在进行的修改的意义以及将归纳在本书最后一卷中的那些结论的意义。
为了重新给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以真正的革命性质，必须同“僵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的三个论点决裂。这就是关于阶级关系的基础、生产力的作用以及国家存在和消亡的条件等三个问题、我将简单地说一下这三个论点和它们在政治和思想方面客观上所起的作用。
（1）阶级关系和所有制的法律形式
必须与之决裂的第一个论点是，把所有制的法律形式和阶级关系“机械地”等同起来，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斯大林于1936年11月25日在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 ，就这个论点作过清楚的阐述。
在这个报告中，斯大林总结了苏联在1924至1936年间所有制形式的变更。他指出在这段时期中，法律上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私人所有制已事实上被消灭，并代之以另外两种形式的所有制：在工业、运输、商业和银行中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所有制，在农业中占统治地位的集体农庄合作社所有制。于是他得出结论说：
“在工业方面已经没有资本家阶级了。在农业方面已经没有富农阶级了。在商品流转方面已经没有商人和投机者了。因而，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
根据这个报告的提法，今后只剩下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他们一定为人民服务，因为剥削阶级已经不存在了” 。
在报告的结论部分，肯定了（在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之间）阶级的政治经济的矛盾必然会“缩小”和“消失”。
接受这样的论点，就妨碍了对苏联事实上不断在产生的矛盾的分析，并使人对无产阶级有可能把政权丧失给任何资产阶级这种观点感到不能理解，因为资产阶级似乎不能再存在，除非将“重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这样的论点使无产阶级解除武装，认为阶级斗争到此已经结束。
生活本身证明（或者提醒）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的变革不足以消除阶级存在的条件，当然也不能消除阶级斗争的条件。这些条件事实上并不存在于所有制的法律形式中——马克思和列宁对此曾多次强调过——而是存在于生产关系中，那就是说，在社会占有过程的形式中，存在于这个形式所确定的生产者的地位中，确切些说，就是存在于这些人在社会生产中彼此之间建立起来的相互关系之中
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和同家所有制形式或集体所有制形式的存在，还不足以“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使对抗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消失”。资产阶级可以找到几种改头换面的存在形式，特别是以国家资产阶级的面貌出现的形式。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作用不仅是改变所有制形式，而且还要改变社会占有的过程，并从而摧毁旧的生产关系和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这是一个更加复杂和更加长期的任务，以此来保证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向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过渡，向社会主义过渡也是与这个过程相同的，只有这个过程才能使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连同资产阶级本身都被消灭。
以上所讲的并不是“新东西”。事实上只是在逐字逐句地“重复”马克思和列宁的话罢了。
按马克思的说法，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的必要的过渡。
按列宁的说法，他屡次提醒说，“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始终是存在的”。他又指出，“每个阶级都起了变化……”，它们相互间的关系也起了变化，阶级斗争并不消失，只是采取了“别的形式” 。
这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并不局限于所有制法律关系的变革，而根本的问题是整个社会关系的变革，其中包括生产关系在内。列宁经常强调这个主要思想，即相对地讲，“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容易的”，而特别困难的是“要把革命继续下去，把革命进行到底”。
这样，向社会主义过渡必然要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不可能在几年内“完成”。
当然，要理解苏联社会的变革和在苏联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不改变所有制的法律关系），就必须放弃这样一种论点；只要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以及国家所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的形式占了优势，就认为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如果那样，还向哪个阶级专政呢？）；应该问到列宁主义的下列思想：无产阶级专政就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
（2）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
在三十年代，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的第二个论点是：使发展生产力居于首位。它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历史的动力”。当时这种论点有强加给第三国际欧洲各支部的趋向。
在一段时期内，人们接受了这个论点，于是就以为这就是一种对苏联社会结构内特有矛盾的“解释”，在这种“解释”中再也找不到阶级斗争，人们假定它正在“趋向熄灭”或已经同对抗阶级一起消失了。
在斯大林于1938年9月写的题为《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可以找到以一种非常一般的形式阐述这个认为生产力是历史动力的论点。
在这篇文章中，斯大林这样说：
“先是社会生产力变化和发展。然后，人们的生产关系依赖这些变化、与这些变化相适应地发生变化。”
这种论点不否认阶级斗争的作用——既然存在着敌对阶级彼此冲突的社会——但把这种作用置于次要地位上：阶级斗争的作用主要在于打破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从而产生新的、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
事实上，在上面援引的文章中，斯大林承认新的生产关系能够不依赖于革命进程而自行产生。他说：“……新的生产力以及同它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的产生过程不是离开旧制度而单独发生，不是在旧制度消灭以后，而是在旧制度内部发生的……”
可以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找到类似的提法，但是，马克思的全部著作表明，对他来说，历史的动力是阶级斗争，只要阶级存在，那就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改变社会关系。马克思的著作也表明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只能从阶级斗争中产生。同样，假如列宁—一象孟什维克那样——坚持把生产力的发展放在首要地位（因为根据这种观点，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内发生），那么，他就再也没有可能提出“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一环”的理论了（这个理论使人们可以理解俄国应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唯生产力论的论点阻碍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充分发展，并引出错误的政治观点，例如（斯大林在前引著作中提出的）：“……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无产阶级政党在制定自己的党纲以及进行实际活动的时候，首先应当从生产发展的规律出发，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出发。”
把这个生产力概念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个理论中来看，必然会发生许多困难。但是，就苏联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这个论点来说，它却是必然得出的结论。
这两个论点的联系以下列方式体现出来：例如，斯大林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这里已经没有剥削者，也没有被剥削者……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
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的这一公式所引出的困难之一是，它抹杀了经济基础两个组成部分之间可能发生的任何矛盾。在1951年，斯大林对他以前的提法作了部分修改，他谴责了亚•伊•诺特京按字面来解释他的“完全适合”的提法，并申明这一公式所指的事实只是说，社会主义社会“有可能及时使落后了的生产关系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没有那些能够组织反抗的衰朽的阶级” 。
以上两个论点（苏联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以及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的论点），从思想上和政治上阻碍了苏联无产阶级为改变生产关系而采取的一切有组织的行动。这些行动就是：摧毁占有过程的现存形式——阶级关系再生产的基础，以便建立一种新的占有过程；排除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社会分工、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从而得以摧毁阶级存在的客观基础。事实上，一方面，认为阶级已被消灭了。另一方面，认为生产关系是完全适合生产力的，因此就认为所有一切可能产生的矛盾都会有赖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作用而被及时消除。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无产阶级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似乎就是尽快地增加生产：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保证’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同样地得到发展。所以，当时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技术决定一切”和“赶超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关于这两个论点，人们能理解中国共产党曾经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中所指出的，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规律的认识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
说实在的，对阶级斗争规律的这种认识并不是斯大林独有的。在这里，同许多其他问题一样（例如关于党内团结和斗争的关系的观点），斯大林只是系统地表达了布尔什维克党内领导阶层的观点。不管外表如何，他的作用主要是象齿轮一样，转达和集中了反映布尔什维克党内和苏联社会内正在发生变革的方向。这种作用使党本身变得越来越不能反潮流，就是说不能使实践和理论革命化。尽管斯大林有时对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惧怕和保留表示满不在乎，但他并没有真的去“反潮流” ，他只是把党的领导阶层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所能产生的后果提出来。斯大林坚持到底的态度使他明显地超越于党“之上”，并使一些观点——除了极少数例外 ——看起来似乎是“他自己”的；其实，这些观点并不属于他个人，而是由于他的支持这些观点才显得特别具有权威，关于对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规律的认识正是这样一个例子。
事实上，这种“认识”统治了第三国际欧洲各支部的思想和政治观点，并使苏联的阶级存在和阶级斗争被掩盖起来；由于这个原因，也促使人们要到阶级矛盾“之外”去寻找苏联所发生的严重困难的原因。
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的论点解释了这个“之外”：因为生产力“不够发达”，苏联才面临巨大困难，因此它必须采取更远离布尔什维克旧党纲认为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的一系列措施。它必须扩大工资差距，发展奖金制度，不断增加技术人员的特权，加强企业领导人的个人权力，等等。
对于包括我在内的这一代人来说，上述两个论点已经相当“明显”，可以对矛盾和现实的问题进行分析。但是即使人们看到了这些问题，也被放到将来去“解决”，即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去解决。
为了理解我们所讨论的这两个论点是“明显的”（在现代修正主义和所谓“托洛茨基主义”的人心目中也都是“明显的”）应该注意这些论点所表达的不是斯大林个人的观点，而是当时欧洲马克思主义运动中最革命的一翼的观点。
在这见再讲几句关于托洛茨基对这两个论点的立场并不是无益的；事实上，这些立场虽然同斯大林的立场近似，还是使托洛茨基作出了迥然不同的结论。
同斯大林一样，托洛茨基也认为在生产资料集体化或国有化之后，“再也不存在有产阶级了”，因为已经没有“私人财产”了。为了使他的观点更加明确，托洛茨基又说，苏联不存在“有产阶级”，因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的建立”不许可“官僚阶层”支配可以作为遗产来馈赠的“有价证券”或“股票”“。叶是，他又说，“在文明社会里”，是“法律规定生产关系”，这使生产关系显得好像是在上层建筑的范围内，而不是同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进程中所建立起来的关系相适应的东西。
从托洛茨基那里也能找到斯大林的公式，但是，无疑是以歪曲的方式出现的。根据这个公式，无产阶级的纲领应该“首先来自生产规律”，他这样写道，“马克思主义来自技术的发展，作为进步的主要动力；并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共产主义纲领。”
这些相似之处只能使人对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分别得出的不同的结论感到更加惊异。
对斯大林来说，事实上，社会主义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就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对托洛茨基来说，由于下述两个主要原因而不能接受这个结论：其一，他认为不存在“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其二——这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在苏联“劳动效率”（即劳动生产率）太低了，所以谈不上社会主义；尽管托洛茨基承认同一种法律形式的“社会内容”可以变化，但在他看来，这种“变化”并不在各种生产关系中得到反映（在托洛茨基的论述中，“生产关系”这一概念实际上是没有的），但却反映在“劳动效率所达到的水平”上，这就使他认为“一切社会组织的根基在于生产力”。
最后，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来看，托洛茨基的概念的特点是，他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的论点引伸出下列两个极端的结论：
首先，以生产力水平为依据，使托洛茨基引出“资产阶级分配标准” 的概念——由于苏联生产力水平低而必须采用的标准，而这些标准的存在可能导致私有制的复辟。关于在国家所有制内部复辟资产阶级统治的思想，也被托洛茨基含蓄地加以否定，他未能提出真正的论据来说明他的否定是正确的。
其次，托洛茨基把生产力发展的作用说得太过分，以致完全取代了阶级斗争。这就使他写道：
“各种制度的力量和稳定性归根结底是由劳动效率的高低来决定的。社会化的经济正在从技术上超越资本主义，它将真正由一种可说是自动化的社会主义发展来加以保证……”
我冗长地引用托洛茨基的论述来和斯大林的论述对照，是为了指出在什么程度上——尽管他们所得出的结论不同——这两个论点（即关于苏联已消灭敌对阶级和生产力发展占首要地位的论点）在三十年代（一直到相当近的时期还是这样）已成为“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的“老生常谈”的东西。按受了这些论点，就会阻碍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对社会变革进行分析。
在后面，我将根据自己的想法，试图说明这两个论点为什么能这样长期地在政治思想上起作用，但是在讨论这一点之前，还得对与前两个有联系的第三个论点再讲几句。
（3）国家的存在和剥削阶级的消灭
接受关于剥削阶级已消灭这个论点所带来的难题之一是，苏联国家的存在不是作为一种过渡到非国家那过渡到“公社”——按照恩格斯致倍倍尔的信中所使用的、又为列宁所重复使用的名词——的形式，而是成为这样一种国家，它越来越脱离群众、拥有越来越严守“秘密”的机构，按等级制方式进行工作，每一“级”都要从属于“上”一级。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苏联国家存在的形式以及它拥有的机构的性质是成问题的。因为，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这种国家只能在阶级对抗的基础上存在。这类同家机器的加强也意味着对抗的加深，随着对抗的消失，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作为镇压的机关）也将消亡，国家将让位于群众的自治管理机构。
这个问题是斯大林提出来的，特别是在苏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在这个报告里，斯大林引述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一个提法：
“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斯大林说：“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某些一般原理还有不充实和不够的地方”。为了补充这个不足之处，斯大林提出，国家与巨大国家机器之所以需要存在，不是基于苏联内部的社会关系，而是由于外部原因，即资本主义的包围。这样，就提出了如下的论述：
“代替镇压职能的，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财产免受盗贼和人民财富盗窃者损害的职能。武装保护国家以防外来侵犯的职能则完全保存着，冈此红军、海军以及为逮捕和惩罚外国谍报机关派到我国来的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所必需的惩罚机关和侦察机关，也都保存着。”
认为有必要拥有一个庞大的内部镇压的专门机构以对付外来威胁的论点，引起了理论上的困难，因为在一个原则上已没有任何阶级准备给敌人以某种协助的国家里，群众组织本身能够担负起侦察“外国谍报机关派到我国来的’敌对分子的任务。因此有必要保持国家机器的论点，便遇到一个更为具体的困难（但是，只有在人们认识到镇压的规模时——当指的是数百万人被逮捕。被监禁，被流放时，用这样的词还是不过分的——这个困难才充分暴露出来）：假如仅仅是对付“混进来”的分子以及盗贼和公有财产的盗窃者，或者是那些由于自己的“弱点”、“虚荣心”或“无气节”而被网罗到“间谍网中”去的人，那么。如何来解释必须采取那么多的强制措施呢？这个问题是很难用上述论点来回答的。相反，当人们不是主要地把这些事实同外国谍报机关的活动和苏联公民的“无气节”相联系，而是同既是尖锐、又是看不见的阶级斗争相联系时，你就能更好地理解镇压的规模、它的形式以及所出现的矛盾。
托洛茨基也接受了阶级压迫消失的理论，和斯大林一样，他也遇到了如何解释国家机器存在的问题、他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纯经济的。他在引用恩格斯的上述提法时，突出“争取个人生存的斗争”这一点，由于这种斗争在苏联并没有消失，所以国家就依然存在，而且，“在美国，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国家也还继续存在。还可以补充这个古怪的细节：托洛茨基认为，“苏维埃（确切些说，是群众自治管理机构，即非国家——夏尔•贝特兰）应当随着社会组织的社会主义化而消失……”
然而，借口外来威胁和苏联公民“无气节”来解释苏联国家现有的形式，这样的一个观点也同样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但承认了以上两个观点，那么，对这个观点的性质，也不可避免要承认。
我们所作的这一回顾，一定会有助于理解为什么那些接受了前述论点的人们（而且直到最近时期，至少在欧洲，承认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的人们中绝大多数也是如此）几乎完全不可能对苏联社会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因为这种分析的实质是不忽视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影响，相反，却认为这种关系和斗争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而这种关系在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建成之前必将继续存在。
但是，这一回顾还不足以回答如下的问题：为什么“经济主义”观点（上面所提到的论点是它的组成部分）能如此长久地并且还继续在思想上发挥它固有的作用？
（一）成为问题的生产力问题占了优势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忘记成为问题的生产力问题——这是“经济主义”的一个方面——不仅在历史上与1880至1914年的欧洲工人运动，而且还在改头换面的形式下同俄国革命的历史，主要是二十年代末期的历史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当时正是前所未有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首次尝试。对于那些正确地把资本主义看作人剥削人的“完备”制度的大多数人来说——这个制度已经导致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次的小规模战争——这个尝试在他们眼中所享有的威望，在某种意义上必然要归结为与这个尝试有关的在理论上难以解决的问题。
这里只不过解答了问题的一半，因此还应该问一下，为什么第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尝试同我们正在讨论的难以解决的中心问题之间具有这种历史联系？
对于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我只试图在这篇序言中说一下答案的要点。这些要点将在本卷及以后各卷中加以发挥（尤其因为分析苏联社会的变化需要这样发挥）。
1．布尔什维克党内停止了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
答案的第一个要点甚至要回顾到布尔什维克党本身的思想、事实上，虽然党的思想由于党的革命行动和列宁所领导的对“经济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而起了深刻的变化，但还远未消除所有的“经济主义”观点。随着列宁的逝世，党内的思想斗争不再带有反对“经济主义”斗争的特点了。
值得回忆的是，列宁使用“经济主义”一词是批判地指某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种可以解释整个社会变革的简单的“经济理论”。
这种观点可以采取各种形式，当它未系统化之前，只能起一种比较次要的作用，而且人们也只能把它说成是一种“经济主义的倾向”。
“经济主义”的主要影响之一是把阶级的政治斗争说成是经济矛盾的直接产物，因为它把生产力的发展解释为历史的动力。这些经济矛盾被认为其本身将“引起”社会变革，而当“时机成熟”也会引起革命斗争。因此工人阶级看来必将自发地走向革命（而不需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经济主义”观点趋向于否定除了无产阶级之外的被剥削和被压迫阶级也能够为争取社会主义而斗争。
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经济主义”有一种趋向于把生产力和生产的物质手段等同起来的特点，它否认主要的生产力就是生产者自己。因此，“经济主义”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特殊作用的是新的生产手段和技术知识的积累，而不是劳动人民的首创精神。
“经济主义”可以用各种不同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根据阶级斗争不同的形势，它可以表现为“右”的或“左”的（实际上它永远是“时左时右”的）。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经济主义”曾经助长了1918年和1920至1925年期间的一些反对派的立场，其中包括一些右派特点特别明显的工会反对派。
关于“经济主义”的“时左时右”对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影响，应该提一下布哈林、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三人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所采取的立场，他们企图普遍采用国家强制的方法来“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种方法包括劳动军事化、自上而下的强加于人的纪律、国家征用和分配农产品）。这种强制被称为“无产阶级自觉遵守的纪律”，因为他们把苏维埃国家抽象地看成“工人国家”。
这种形式的“经济主义”把经济的集中领导作为“共产主义”的“实质”。它可以被看作是“右”的，因为它迫使劳动人民服从强制机构。所以它似乎是在反对一种“左的经济主义”，后者至少断言——至少是含蓄地断言——由于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工人阶级的统一以及工人阶级与其他劳动阶级的团结能够“自发地”实现。实际上这两种概念都坚决不承认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阶级斗争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不承认（为了很好地进行这种斗争）必须有一个在正确政治路线指引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第一种观点倾向于以国家的强制方法来代替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领导 ；第二种观点则倾向于以工会组织的活动来代替这一领导。后来人们可以看到在“战时共产上义”的末期，这两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曾导致某些布尔什维克主张“工会国家化”，而另一些布尔什维克则表示赞成“国家工会化”。
如果说，有必要在这里详细地讨论一下“经济主义”，那不仅是内为它在第三国际的某些欧洲支部中起着日益增长的作用，而且也因为“经济主义”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不断给工人运动提出新的问题。认为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完全彻底地”清除掉“经济主义”；那是幻想。事实上，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思想的土壤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关系，而这种关系只能随着阶级本身的消失而消失。
因此，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活动的一部分，也是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马克思和列宁在自己的著作中都进行了这种斗争。
由于列宁采取了行动，布尔什维克党才把“经济主义”的一些最简单化的形式从党内清除掉；可是，事实上党内“经济主义”的各种倾向仍然很强。基于这个原因，列宁常常难以使自己的意见占上风，这也说明为什么在执行新经济政策的方式上，在苏联盛行的集体化和工业化的概念上，都深刻地打上了“经济主义”的烙印。这种观念赋予积累以特殊的作用，并且似乎把技术置于阶级之上。上述的情况只能使人们了解一部分有关建设社会主义的尝试和“经济主义”之间的历史联系。为了对这种联系有更全面的理解；必须阐明其他两种观点。首先是关于“经济主义”的社会基础，其次是关于在执行各个五年计划时期，曾明显地重新采取一整套的“经济主义”论点。
2．“经济主义”的社会基础
虽然不宜在这里进行一场辩论，但必须指出，“经济主义”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内部阶级斗争的产物。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点，就会陷入唯心主义。这就是认为“思想”与社会矛盾毫不相干，是按照其自身的运动发展，并发挥其历史作用的。
我们首先应当指出，“经济主义”的最早形式是在第二国际中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产生出来的，以“右”的面貌出现的经济主义，它与党内强大的政治和工会机构——这些机构已纳入德国的国家机器——有密切关系，这个强大机构的领导人有过这种幻想：通过他们的有组织的和要求满足切身利益的行动的不断加强，终将为推翻资本主义创造条件。尤其因为这样做，他们巩固了自己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地位，而不必去冒革命行动所固有的风险，因此他们更是抱住这种幻想不放。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藻装饰起来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不过这种思想意识只是在这样的一个范围内对整个德国工人运动产生巨大的影响，即工人运动的政治和工会机构的活动和德帝国主义的力量使工人阶级中某些阶层感到他们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相反，在沙皇的俄国没有发展合法的工人运动的条件，除了某些条件比较“优越”的阶层如铁路工人之外，孟什维克的“经济主义’在俄国工人阶级中没有引起共鸣。
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部，这些工会的领导人多次暴露出他们是“右的经济主义”的主要代表，十月革命以后，在布尔什维克党内行政官员阶层，经济、计划和财政干部阶层等等的增加，促进了新形式的“经济主义”的发展。如同人们将看到的那样，根据阶级斗争的形势和一些工人阶层容易成为“经济主义”社会基础的特点，“经济主义”就以右的或“左”的面貌出现。
在苏联共产党内这样发展起来的“经济主义”反过来也在一些国家的共产国际支部中引起了反响，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发展形式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工人运动相似的。
3．“经济主义”的论点在执行各个五年计划期间明显地抬头了
上面提到的几篇著作里已经很系统地阐述的“经济主义”观点的明显的重新抬头，应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加以探讨：一方面从俄国社会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深刻演变的结果来看，另一方面从这些观点的抬头是和新领导人分不开的这一点来看，因为这些观点都是斯大林提出来的。
第一个方面显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正是从苏维埃俄国和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10月至1929年初这段时期发生的许多变化中产生了一个先是在实践中还很模糊、后来才得到肯定的思想，即不惜损害工农联盟，把建设社会主义和尽快地发展生产力首先发展工业等同起来的思想。
从二十年代末期开始，当“经济主义”的观点正以胜利的姿态出现时，基本上未受到各种“反对派”思潮的反对。这些“反对派”的思潮只不过对有关政治上或行政上的某一项或全部的具体措施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但对这些措施所根据的总的方针政策，基本上是不反对的。甚至连布哈林也说，他对他认为是操之过急的工业化所提出的反对意见，只是为了防止产生长期的消极的经济影响，因为他认为创建工业所花的力量实在太大。他争辩说如果在努力发展工业的初期，推行一种规模较小的计划，可以更快地发展成为类似那些五年计划所要实现的那种工业化。但他对这种工业化是否符合建设社会主义的要求并不表示怀疑（但他认为从1929年起所实施的那种集体化不能在农村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关系）。
如果认为在执行头几个五年计划时赢得胜利的“经济主义”观点符合布尔什维克党当时的那种强烈的倾向性是确实的话，那么，人们注意到上述的这些“经济主义”观点，都是斯大林明确肯定过的。因为是他肯定的，所以．这些观点的分量就特别重了，这也是事实。这里就出现了一个人们称之为“斯大林问题”的问题。
要谈这个问题（这只能在本书的第二卷中与1924至1953年时期的分析结合起来加以真正探讨），必须首先指出列宁和斯大林两人对待党内思想斗争所持的态度是很不相同的。
一般说来，列宁总是把思想斗争放在首位，他从来没有犹豫过进行“反潮流”的斗争，因此甚至在讨论一些重大问题时，他在中央委员会内部不止一次地被列为少数派、这也说明有人把布尔什维克党说成是“列宁主义的”党，这是错误的，这个问题以后再详细加以讨论。
斯大林对自己的领导作用则有另一种看法。作为党的代言人，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总是首先尽力阐明党的强烈的倾向性（到1934年这段时期尤其如此），所以，在这方面，对斯大林进行的论战性的攻击——认为他以“个人意志”把与党无关的观念“强加”于党——是毫无根据的。相反，这些攻击恰恰说明，斯大林对无论是根据他自己或者根据几乎是全党（包括那些反对某一项具体措施的大多数党员）的观点所采取的措施，都坚定不移地严格执行的。
此外，这个党经常不断地在起变化。1929年在党内大规模活动的社会力量与1917年的不同。与1934年或1952年的更加不同，这种变化的本身是与苏联社会的变革分不开的。
可是，这也是我们必须回过来要讨论的第二点。斯大林作为富有强烈的倾向性的党的代言人，使这种倾向显得更加重要，并果断地加强了这种倾向性。特别是自l929年开始盛行起来的“经济主义”观点尤其如此。
为斯大林所肯定下来的一些观点之所以更有分量是由于他个人的威信所造成的，这种威信主要不是——象某些人所想象那样——与他担任布尔什维克党总书记有关（在这里我们必须加以解释，而不是象有些人那样往往把原因归之于斯大林“个人意志方面”的奇闻轶事，即使这些轶事是真实的，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这种威信是由于几乎全党从三十年代初以来都认为斯大林作出了以下双重特殊贡献而树立起来的；第一，他没有放弃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第二，从党的角度来看，是他制定了导致这一结果的政策，
在列宁逝世之后，当其他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准备继续执行那种只能演变成私人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或者建议实施一些不顾社会主义前途的工业化措施时，斯大林却一再重申列宁的主张 ，重申在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而不使这个建设取决于无产阶级革命在欧洲或在世界其他各地赢得胜利。
斯大林采取了上述的立场，并制定了一项旨在取得合乎逻辑的结果的政策，以恢复苏联工人阶级的信心，他给布尔什维克党确定了与那种企图等待过好口子来维持无产阶级政权的做法不同的目标。因此，他在国内开始进行的巨大发展过程中起了重大的作用。这种发展后来为保卫苏联的独立和加剧帝国主义阵营的分裂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共侦苏联在击败希特勒主义的战斗中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这个工业化的政策保护了十月革命灯塔的光辉，使它永不熄灭，并加强了世界各国人民取得斗争胜利的信心，从而在客观上帮助了在亚洲的中国革命取得成功。
由于斯大林宣称有可能使苏联向社会主义迈进，我们可以看出他同托洛茨基的论断相反。他是列宁的继承人，因为列宁在许多著作中，尤其是最后的著作中，重申了这种可能性。这就是斯大林威望的源泉之一，而且这种威望是与他具体提出的观点分不开的。事实上，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斯大林之所以能有这样高的威望，不但是由于他本人所捍卫的那些观点，而且也应归功于苏联人民的努力、勇敢和忘我精神。由于苏联人民的劳动和英雄主义精神，才使苏联的工业建立起来了，希特勒的军队也被击败了。但是，以确定正确的目标来领导这种努力和这些斗争的正是斯大林。
当然，生活表明，在为了达到规定的目标所应遵循的途径或某些必须采取的具体措施方面，斯大林曾犯过严重的错误，但这些错误的确切性质，并不是当时马上可以看得出来的 。况且，在二十年代末期苏联当时的情况和布尔什维克党当时的处境，从历史观点上来看，他所犯的这些错误肯定是无法避免的。
他犯了一些错误，而且引起了严重的政治后果，特别是那种盲目的镇压，不仅打击了社会主义的敌人，而且也打击了人民群众和真正的革命战士，而那些真正的敌人反而安然无恙地漏网了。这一事实已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典型教训，因此它最终表明，向资本主义进攻的某些方式是不切实际的，反而巩固了在政治和经济机构中资产阶级的地位。列宁从“战时共产主义”的类似的但有局限性的经验中所吸取的教训也得到了证实。
然而，当时苏联在几年内实现了规模巨大的改造——导致消灭私人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事实，使斯大林提出的并为布尔什维克党所支持的所有观点具有空前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不仅是苏联而且是欧洲和其他地方的革命运动的大多数人更加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4．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的“经济主义”
这里涉及另一个因素，它能够说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主义”的观念在苏联以外同样起作用。这个因素是：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曾经与之斗争过的那个“经济主义”，在第三国际欧洲各支部比在俄国支部内更具体和活跃，在欧洲．更确切地说在西欧，特别在德国和法国，“经济主义”曾有一段漫长的历史，这段历史，主要从欧洲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时候起，在很大程度上同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交织在一起。“经济主义”在欧洲的其余地区没有象在苏联那样遭到反对，由于这种情况，这就容易理解，欧洲的工人革命运动已经完全准备好要“理所当然”地接受苏联共产党的“经济主义”观点。
今天，社会主义建设中成为问题的“经济主义”问题已站不住脚了（至少是对它二十年代末期起所具有的那种形式），这至少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在苏联以外的中国革命。在中国所发生的事证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低”对社会关系进行社会主义变革不是一个障碍，也并不因此而“必然”要经过原始积累的方式和加剧社会不平等，等等。
中国的例子说明了没有必要（而事实上也是危险的）强调“先”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而推迟与较高的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的变革。这个例子说明，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变革，应该与生产力的发展一起进行，并且这样的变革决定了经济发展的真正的杜会主义性质。它还说明，当变革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时，同苏联的情况相反，工业化不需要提高对农业的税收，而这种提高税收构成对工农联盟的威胁是严重的。
使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为问题的“经济主义”问题站不住脚的第二个原因是，这些正在争论中的“经济主义”观点企图从中得出“理所当然”的结论的那些事实已经不存在了。
事实上，当苏联只具有中等水平的工业，在经济方面还很落后时，在这个国家里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看来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相矛盾。而“经济主义”就可以把它归咎于苏联的经济力量的薄弱，“经济主义”的观点使人抱有这种希望，即当苏联结束落后状态时，对人民群众言论自由的限制将被取消；收入上的不平等将缩小，少数干部和技术人员的多种特权将被取消，对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压制将不再扩大。因此，苏联社会的“消极”面似乎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似乎是“过渡的”现象，而当上述目标将要达到或接近时，这些“消极”面就会自行消失。因此，“事实”似乎“证实”了“经济主义”观点是有道理的，并使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苏联现实显得“没有必要”了。然而这种分析却能够揭示一种国家资产阶级的兴起 ，这种资产阶级占据了领导地位，并建立了它的统治所必须的机构。
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虽然仍经常遭受巨大经济困难 ——今后还要明确地说明——苏联很久以来已经变成世界第二和欧洲第一的工业大国；在科学和技术的许多领域里，它处于领先的地位。此外，它和周围的欧洲国家密切联系在一起，它的经济潜力也是不可忽视的。但是，“经济主义”企图以苏联的“落后状态”来解释的那些现象——这些现象本应具有“暂时的”性质——不但远未消失，而且继续存在和发展。过去产生的并被认为是当时条件和出于积累的需要“不得不”产生的特权，今天以“建设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为借口，已成为其国内社会关系的制度的正式部分。苏共根本不去触动这个制度，反而去加强这个制度。根本不允许苏联劳动者对生产资料、日常产品的使用或者对苏共及其成员的活动进行集体监督。管理工厂的厂长同“他们的”工人只有指挥与被指挥的关系，并且只对他们的上级直接负责。农业企业实际上也是在相似的条件下经营的。在一般情况下，直接生产者没有发言权，只有当居于他们之上的党和国家的“上层”所拟定的决议或“动议”需要他们在形式上予以赞同时，才给他们发言权。
苏联企业的管理规章 越来越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相似，许多苏联的“经理”到美国和日本的管理学校（“工商管理学院”）去学习。那些被认为应该产生越来越社会主义化的社会关系，却产生了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关系。因此，在“经济计划”的幌子下，资本主义的积累规律即利润规律决定着生产资料的使用。
生产者仍旧是为使生产资料产生价值而劳动的雇佣劳动者。这些生产资料起着由国家资产阶级管理的集体资本的作用。按照马克思用来表达资产阶级特点的说法，这个资产阶级（如同所有资产阶级一样），构成一帮“资本的经营者”的实体。执政党向劳动者提供的只是无限期地延续这些社会关系。实际上它就是“资本的经营者”的党。它在对内对外方面上都起着这样的作用。
对正视现实的人们来说，生活本身已否定了在巩固（更应该说是发展）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成果方面所抱的希望。今天，应该尽力弄懂为什么希望破灭，以便了解经过哪些演变才使苏联变成现在的情况。这就是本书要解决的两个目标，由于好几个原因，我认为确定目标是必要的。
（二）明确今天在苏联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的必要性及建立这些社会关系的条件
首先，还有许多人不愿意正视现实，他们继续认为苏联就是社会主义。这严重地影响工人阶级的斗争，尤其是在工业化的国家里。事实上，在这些国家里，即使是斗争性最强的、最坚信必须结束资本主义的劳动者也认为，苏联劳动人民的命运不能令人羡慕，而且还担心——通过苏联的例子——这里所提出的作为代替资本主义的办法，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解决办法。因此，那些一直声称把苏联看成“社会主义祖国”的西方共产党领导人，同时又努力向他们国家的劳动者保证，他们所推荐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将与苏联的“社会主义”不同。对于“如何”和“为什么”有这个差别的解释是很简单的（这些解释最多也不过是虚假的“人民心理”，诸如“法国人不是俄国人”这样一类说法），并且和政治分析没有任何关系。这些解释只能说服那些本来很乐意被说服的人；对于其他人，“苏联=社会主义”这个方程式则起了相反的作用 。
第二个理由，最重要的是要懂得为什么苏联变成了今天的样子，并且还要从苏联历史的纯粹“俄罗斯”面貌之外去找到解释。 因为这个“为什么”同那些“共产”党的“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把苏联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这种“马克思主义”仍然受到第二国际“经济主义”遗留下来的严重影响。
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思想斗争中，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总是它的一个基本方面（无论是右的或者是“左”的）。但是，正是在分析为什么苏联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一个特殊类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时候，可以明显地看到“经济主义”给予致力于这个演变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力量的帮助，因为“经济主义”使革命战士迷失方向，解除了苏联劳动人民的思想武装。
对苏联所经历的变化和这些变化所借以发生的斗争的分析，是最具有现实意义的分析，在这些斗争中起作用的，正是那些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工业化国家的工人运动的观点（在它们的“颠倒的”形式下，即在各种不同的“左”的形式下，它们也常常在工业不发达国家的工人运动中出现）。通过苏联的典型经验，尽可能具体地分析这些观点所导致的错误，从而得出“反面的教训”，这将有助于那些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人抛弃这些观点。
分析苏联的过去和现在，对修正主义党的党员和同情者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由于他们没有能力去了解苏联的过去，他们的思想实际已经“瘫痪”。因而他们也没有能力去了解苏联的现在。这种“瘫痪”的一种表现就是求助于对“个人崇拜”的空洞的公式，或者抱着这样的一种态度，即一面与苏联保持一定的距离，一面不断声称忠于“社会主义祖国”。
这样的公式和态度是一个空前深刻的思想危机的标志，而这个危机可能是最终否定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做法的一次重新思考的前奏、这种思考必须通过努力了解苏联的过去和现在来吸取营养。可惜，人们在不同程度上被关闭在使他们看不清真实历史的框框内、修正主义领导人显然害怕这种思考，凡那些一开始就接受对苏联的具体历史进行批判性重新思考的人，都被他们诅咒为“反苏主义”者。这种诅咒没有其他作用，只不过是企图禁止修正主义党的党员和同情者提出本质的问题。从这些问题出发，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斗争将可能象摆脱其他事情一样摆脱下列三个方面：选举主义的改良主义、所谓独立于一切政治组织的工会斗争、自发主义。
当然，分析苏联过去和现在的现实，这样做只不过是一种能够帮助澄清思想的因素，因而能够间接地有助于工人运动，特别是有助于今天统治着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已经僵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跳出它自己似乎被关在里面的那个圈子。但是，很幸运的是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的因素。
这些因素之一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危机的加剧，这个危机既表现在经济方面（以大规模的同际货币危机开始），也表现在思想方面（突出的是标志着工业化国家的很大一部分人民，特别是青年工人、大学生和妇女拒绝接受资本主义过去强加于他们的奴役形式）和政治方面（许多工业不发达国家里民族革命斗争的发展）。
面对苏联的失败，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正面教材是促使人民斗争重整旗鼓和重新制定斗争方向的另一个因素。那里，实际生活——即由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领导的群众斗争——已经指出为什么有可能解决社会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所提出的问题，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又重新朝气蓬勃了，而且还澄清了一系列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解决的问题。从这方面来看，如前所述，只有今天才有可能进一步了解苏联演变的性质。
更确切地说，只有摒弃成为问题的“经济主义”问题的观点，才能懂得苏联的演变是阶级斗争发展的结果。布尔什维克党没有掌握好，甚至越来越没有掌握好这个过程。因为它不懂得团结人民的力量，不懂得在不同的时期，对能够支持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以及能使之中立的社会力量这三者之间划清正确界限。因而在俄国和苏联继续进行的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会遭到重大的失败。但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斗争在继续着，而且在一定时期内经过一些波折后——在这方面进行猜测是徒劳的——必将导致苏维埃各共和国的劳动者重新取得政权和重新建设社会主义。
197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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