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轻时与资本论的缘分

张小金

 

    在中国大陆翻译和出版见田石介的这部名著，是受到见田先生弟子们的委托。2003年11月，我20年前认识的前辈友人、日本见田石介方法研究会会长平野喜一郎教授给我来信，他们打算将见田先生的著作《资本论的方法》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大陆出版，想请我主持翻译工作。我在20多年前作研究生的时候，就在厦门大学外文阅览室浏览过见田先生这部著作。出于对世界上久负盛名的研究资本论方法的大师见田石介先生的景仰，和难却见田先生弟子们的盛情，尽管我已经在多年前就将主要精力转移到其他的研究领域,日语也是10多年不用丢得差不多了，还是勉为其难的接下了这个任务。
 
    我与资本论方法研究这个领域的相遇有点偶然性，这可能就是某种缘分。

    1968年，我偶然得到一本郭大力王亚南译本的《资本论》第一卷。那时，王亚南先生还在因为翻译和传播《资本论》遭受大字报的冲击，我却一下子就被马克思在“序言”中的有关辩证法和黑格尔的一系列哲言所俘虏。到1973年的夏天，我用微薄的工薪买来新出版的郭王译本的《资本论》三大卷,开始了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阅读。

    这时，我所景仰的王亚南先生已经去见马克思了，而那位不赞成读《资本论》的大人物也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毛泽东正在号召学习马列原著。然而，文革还未结束，奇怪的事情还是让我遇上了。不知什么人把我读《资本论》的事传出去。有人告诉我，市里某领导在一次会议上说，第二医院的一个临时工居然看《资本论》，这不是野心是什么？要注意。我不知道他要注意的是什么。这位官员不可能不知道，他自己参加的党是以马克思的思想为指导的，而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就是《资本论》。他自己可以不读《资本论》，却为什么一听到别人读就那么神经过敏呢。

    不久，又有人告诉我，本单位的一位领导说，我们要把他卡死在这里，叫他一辈子做炊事员，看他到哪里去研究《资本论》。在此之前，我曾经就自然辩证法的问题和北大革委会副主任、著名的科学家周培源通过几封信。但在周培源接受周恩来总理的任务，在报纸上就理科的教育改革发表文章之后，他受到了文革当局的压力甚或某些限制。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前不久周培源给我的一封长信，居然是通过北大有关部门寄给本单位的党组织转给我的。领导们把周培源的信先传阅并且冷藏了若干天之后才决定把信给我。当那位领导把信交给我时，说了一句让我心情沉重和难以理解的话：“不要东想西想，老老实实做你的本职工作。你要觉得有时间多，可以养一只猪改善改善大家的生活。”在他看来，我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和研究自然辩证法已经是大错特错的事情；如今又加上读《资本论》，就更是错上加错了。只不过，他最终未能遂愿。因为我后来离开那儿到一个工厂做了工人。成为产业工人阶级的一员，当时就是我的最高职业理想了。那时，我怎么会想到，8年后我会来到王亚南长期当过校长的厦门大学，成为厦门大学《资本论》方法研究方向的研究生，而且会成为《资本论》方法的研究生课程的主讲教授。

    1980年，我以自学青年的身份报考了厦门大学自然辩证法专业的研究生，并且以当年少见的420高分准备从此开始我的新生活。此时，一封匿名信从江西寄到厦门，诬陷我曾经议论过当时那个主张两个凡是的“英明领袖”，这差点使我与我的梦想失之交臂。我收到了厦门大学的不录取通知书。我通过各种途径申诉我的冤屈与报国热望，甚至起草过给“英明领袖”的信。同时，替我抱屈喊冤的几十封“人民来信”也奔向各级领导。我后来居然成功地将我的申诉直接交到当时全国人民心中的平反冤假错案的“青天大老爷”胡耀邦手中。第二年，当春暖花开的时候，中国青年报发表报道：纠正政审失误，小金终被录取。并且专门为此发表评论员文章“不以一眚掩大德”。此时，命运的偶然性又一次出现，我被调到资本论方向，跟随一位刚平反的“右派”教授郑道传先生学习《资本论》方法。我的系领导以中国研究《资本论》和自然辩证法的权威于光远为例，鼓动我从自然辩证法转到《资本论》方法的方向来。人生的命运经常是通过偶然性实现的。这种偶然性，我现在把它看作一种缘分。

    在随后的20多年里，我的研究方向和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资本论》的方法一直是我观察中国问题的一个基本视角。

    本书的翻译工作是在2004年春天正式开始的。郑桦（南开大学马哲博士生）先试译了部分文字，我在她翻译的草稿上逐字校译并讨论和确定了一些基本的规范和用词。在我历年教授的资本论方法课程的研究生中，她是唯一学日语的。日语人才并不难找，但要在会日语的人中找既懂经济学又懂哲学，既懂资本论又懂黑格尔的人就太难太难了。曾经寻找过几个日语专业的高手，终因学术上的困难而放弃。后来，邓习议加入进来，他的专业是西方哲学，懂得黑格尔。解说部分是由吉林大学副教授尹栾玉翻译的。她是经济学博士，又专门到京都大学作一年访问学者，无论专业还是语言都是无可挑剔的。2004年11月，就在第一个翻译草稿已经基本上完成时，出了一些波折，使得翻译工作暂停。1个月后工作继续，主体部分基本上在今年春节前完成了。

    今年3月，我受邀访问日本京都大学，在著名的京都大学时计台纪念馆百周年纪念大厅做一个关于王亚南经济哲学的讲演。在那儿，见到了慕名已久神交已久的大西广教授，也第一次见到了相识20年却未曾谋面的平野喜一郎教授。平野教授特地陪同我去游览京都著名的哲学小道，又带我去瞻仰河上肇的墓。他幽默地说，这是实践我在京大的讲演中提倡的“哲学与经济学的联盟”。在京都大学，我还参加了日本见田石介方法论研究会的一次研讨会，与见田石介的弟子们聚会和讨论，受益良多。

    3月底从日本回国后，我就把全副精力投入到全部翻译书稿的定稿中之。此时，我的另一部著作《资本论与科学研究方法》刚刚付梓。我把这部书稿的完成看成是它的直接延续。或许是由于长期荒疏了日语，或许是想让这个译本有更高的质量，我的译校工作进行得相当吃力，所费时间远远超出我的预料。在2005年的“5.1”长假中，我“躲”到中国西部的大山里，在那儿安安静静地最后校订这部书稿。说起来，2004年的国庆长假，2005年的春节长假，我都是在翻译和校对这部书稿中度过的。熟悉现行高校教师评价体系的人都知道，翻译学术著作是一件极为吃力又极不讨好的事情。显然，所有翻译者都是以奉献精神来参与的。在日本见到和结识的那些老中青的教授们，使得我有一种超越世俗功利的精神力量来完成这件工作。

    这一年多来，我与日本方面具体负责此事的大西广教授的来往电子邮件就有数百封之多，此外，郑桦、邓习议和我的通讯也都高达百封以上。

    本书稿的翻译是集体合作完成的。具体分工是：郑桦提供了原序、第一章和第四章的初稿；邓习议提供了中文版序、第二章、讲座和补遗的初稿；第三章和解说分别由张小金和尹栾玉独立完成；张小金对中文版序、原序、第一章、第三章和讲座这几部分进行了逐句地校译，并且对全书进行了统稿。郑桦和邓习议根据张小金确定的若干规范和第一、三章定稿样板自行对第二章、第四章、补遗部分进行了校译。所有各部分的译者和责任者如下：中文版序：邓习议、张小金；原序和第一章：郑桦、张小金；第二章：邓习议；第三章：张小金；第四章：郑桦；讲座：邓习议、张小金；补遗：邓习议；解说：尹栾玉

    顺便指出，为了方便中国读者，所有马恩列等经典著作的引文，均按中央编译局（全集或选集）的中译文翻译（包括相关译词），其他已经有中文翻译版的著作，也照此。

 

    2005年5月17日于
厦门大学海滨 知命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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