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与科学研究方法》一书后记

 

一

 

    本书根据我对厦门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资本论哲学专题研究》的讲稿的主体部分整理和翻译而成。

    促使我这样做的，有远因，也有近因。

    一个直接的推动力量，是去年11月日本三重大学名誉教授平野喜一郎先生的一封来信。他告诉我，日本著名的前辈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见田石介的30多位弟子，由京都大学大西广教授牵头，决定将见田先生的名著《资本论的方法》翻译成中文出版。他在信中说，今天研究马克思的学说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他们请我主持见田先生这部著作的翻译。我在20多年前就知道见田先生，他前半生致力于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后半生致力于资本论方法的研究，是日本也是世界上久负盛名的研究资本论方法的大师。尽管我已经在多年前就将主要精力转移到其他的研究领域，日语也是10多年不用丢得差不多了，还是盛情难却地接下了这个任务。

    这件事情启发我开始着手落实我在去年夏天起的一个计划。那就是将我在厦门大学哲学系上的有关资本论方法的研究生课程讲稿整理之后出版英文版，与之交流。我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陆陆续续翻译过平野先生的一些有关资本论方法的论著，那时，系领导还编印了其中部分译文作为交流资料；我们系当时办的《辩证法研究》杂志，还出过一期专刊，专门登载我所翻译的平野先生一部著作的部分译文；我曾经将那些资料寄送给平野先生。后来，我还给他寄过我自己出版的一本资本论方法论研究的专著以及其他著作。平野先生将其介绍给日本有关的研究学者，我因此还收到过日本一些德高望重的一生都在研究资本论方法的老教授来信。我当时也曾经有过将自己的一些研究成果翻译成日文与他们交流的想法。一则我的日文当时也只是勉强能将日文翻成中文，远不够将中文翻成日文的水平，再则我后来的研究方向已经转移，因此也一直不再有时间和机会来做这件事情。平野教授这次来信使我多年前的想法有些复活。不过，这次，我的打算有点改变，想出个英文本而不是日文本。一方面，英文本不仅可以与日本学者交流，还可以与更多的研究者交流；另一方面，现今学校非常提倡双语课程，英文本就可以为这门研究生课程准备一部合适的双语课程的教材。

    另一个原因，是我想在退休前将我上过的课程作一个总结。

    北大校庆一百周年时,曾经邀集权威教授学者们给大学生列了30篇必读书目。马克思的著作列的是《资本论》，恩格斯的著作列的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机缘巧合，这正好是我在厦门大学哲学系所教的两门课。前者是研究生课程，后者是本科生课程。关于《费尔巴哈论》，我已经出版了一部专著性教材。其中包括了原著的全部英文和重点部分的日文、俄文甚至德文与法文；今年，我又在这个基础上开始为《费尔巴哈论》课程做一个可以在双语课中使用的多媒体的教学资料。我是想在退休前，把我教了20年的这门课程做成一个”精品”，算是一个总结。我想做的另一件事情，就是在退休之前，将《资本论哲学专题研究》的研究生课程也作一个总结。一方面，将课程的有关资料进行整理，例如，我曾经翻译过的一些日文资料，收集的一些日文原著和俄文原著；另一方面，也将这门课程的讲稿再做一个整理和清理，把她也建设成一门比较成熟而且有个性的课程。这门课程包括三部分：1资本论简介、2资本论哲学原著导读、3资本论方法专题研究。第三部分是课程的主体，且其内容比较有研究性和原创性。这使我想到，将其中文稿翻译成英文印成一本小书，作为双语课的教材，是完善提升这门课程的重要举措，也是我自己对这门课程的一个总结。《资本论》研究，在厦门大学有悠久的传统。1949年前，作为《资本论》译者的郭大力和王亚南都在厦大任教，为此打下了深厚的基础。49年后，作为厦大校长的王亚南更为此倾力而使厦门大学成为中国《资本论》研究最重要的基地之一。在哲学系开设《资本论》的哲学方法论课程，在中国的高校，也算是比较稀少而有个性的。前两年，我曾经理性的观察系里的”形势”，也许随着我的退休，这门课程很可能也跟着”退休”了。但平野先生的来信使我产生了一点希望，既然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大学，《资本论》的课程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为什么社会主义的中国大学，就肯定它会消失呢。我希望有人会接着开这门课。而我的这本教材，毫无疑问，可以成为后继者开成双语课的一个好的阶梯。现在的年轻人，一般英文较好，不像我是半路出家，到晚年才从ABC开始学。他们如果肯花点时间，读读原著，读读前人的研究成果，水平当然会很快在我之上的。

    本书中文原稿的有些内容，例如《资本论》与辩证逻辑的方法，是根据我过去出版的有关《资本论》方法的著作中的部分内容修改而成的；另有一些内容，例如《资本论》与自然科学的理想化方法，是根据我在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修改而成；还有一些内容，例如《资本论》与形象思维的方法的两万多字，则是今年暑假才写的，还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资本论》的方法还涉及别的内容，过去我也曾经打算写的，因为近些年的研究领域的变动，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再回到那些题目来，这次我就放弃了。

    整理和主持翻译讲稿，加上主持见田石介先生《资本论的方法》一书的翻译，2004年就成了我的《资本论》年。这也是对于近20年的有关这个专题的学习、研究、教学的一个清理、总结、回忆和告别。

 

二

 

    我与《资本论》似乎有一点缘分。

    我最早读《资本论》是在1968年。那时，我是1966届的高中毕业生，20岁的失业青年。那个史无前例的革命在我看来已经退去，随之而来的社会变动将我抛到社会的最底层。偶然中，我得到一本旧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当时红得发紫的副统帅林彪不主张读《资本论》，为了不至于被当作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我是偷偷摸摸地读的。因为自己水平低，读得比较艰难。在颠簸和动乱中，书很快就丢失了。我只是读了个开头。

    随后的几年，我自学了北大哲学系和其他专业的课程。此外，也读了很多本马恩著作和传记，有了一点基础。到1973年的夏天，我用微薄的工薪买来刚出版的郭大力王亚南译的《资本论》三大卷。在最酷热的7，8两个月里，我被《资本论》迷住了。那时，我在一家医院做临时工，领导决定之前作管理员的我接替刚调走的炊事员。每天凌晨，我一边烧开水，一边在炉火旁读《资本论》；晚上，劳累了一天的我又在疲惫不堪中继续阅读。我在《资本论》中感受着我所最喜爱的数学般严密的逻辑，得到理性美和文学美的享受。这是我当时所能享受的精神大餐。那正是我一生中最需要精神支撑的日子。林彪垮台之后，曾经在我心中弥漫良久的希望，此时正逐渐淡去，国家的前途，个人的前景，都如此的看不明。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资本论》是多么重要的精神食粮啊。我记得，光是第一卷的第一篇，我就读了2个月。

    那时候，我完全不会想到，8年后，我会来到王亚南曾经当过校长并长期工作的厦门大学，成为厦门大学《资本论》方法研究方向的研究生，而且会成为《资本论》方法的研究生课程的主讲教授。人生的命运经常是通过偶然性实现的。这种偶然性，我现在把它看作一种缘分。

    在随后的20多年里，我所生活的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我的思想，我的研究方向和领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无论怎样变化，当代中国一直是我关注的中心。中国曾经发生的事情，正在发生的事情，将要发生的事情，总在我的观察思考研究之中。最近10多年，我已经不再从事《资本论》方法的研究，但它一直作为一种观察问题的基本思维方法在起作用。当我以《资本论》方法为指导，观察和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受到了奖励和鼓励，也受到过非议和非难，说我不务正业。

    马克思认为，哲学不仅从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马克思曾经打算写一本专门的唯物辩证法的著作，但他由于忙于《资本论》的研究而最终没有时间完成这一任务，他的哲学主要体现在《资本论》中。《资本论》既是马克思主要的经济学著作，同时也是马克思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一书二任”的角色典型地反映了马克思哲学的特点。由于某种历史原因，我国有不少马克思主义哲学工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这部主要哲学著作，这也是当代中国某些哲学家“短腿”的重要原因。如果一个人吃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饭，却以不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为荣，又对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那就背离了马克思哲学的传统。

    马克思是他所生活的时代最杰出的思想家。马克思的许多珍贵的思想到今天也还没有过时。至少，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人的解放的思想；马克思关于对现存的事物在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否定理解的思想，等等；我觉得，无论在中国还是其他地方，都还没有过时。但这决不是说，马克思掌握了绝对真理，马克思的话今天还句句是真理。马克思自己最反对这样一类表面上拥护实际上与马克思的思想完全相反的观点。有些所谓教条，比如所谓雇工8个人就是剥削，7个人就不是，则完全是曲解马克思的产物。

    与时俱进并不是一切追逐时髦的同义语。有些很基本的东西，人类文明需要不断地温习。有些一时不时髦但很经典的东西，也应该在大学中保持它一定的地位，哪怕是一点点空间。对于经济学和哲学来说，《资本论》都是人类思想史上的经典；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哲学来说，那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经典。就我所知，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有不少学校没有把马克思的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无论如何，这是一件并不正常的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日本那样一个资本主义已经搞了100年，资本主义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国家，还会不断地出版马克思和研究马克思的著作，在大学里还一直有教授们在研究《资本论》，而并不会没有饭碗。但我想，至少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大学，不至于让《资本论》从此退出课堂。尽管我也赞成，要以更多的时间学习和研究现代的和当代的经济学和哲学。

 

三

 

    厦门大学校学术委员会主席胡培兆教授欣然为本书题词，平野喜一郎教授专门为本书写了序，我谨向两位前辈表示深深的敬意。

    将本书的中文稿翻译成英文稿，主要是由Jessica Wu(Wu Yonglian)女士完成的。起初，有一位很不错的专业翻译自告奋勇要来帮我的忙，使我感激涕零。他在尝试着开了个头之后不久就打了退堂鼓。他告诉我，所涉及的知识领域太多太杂，一般的翻译不能胜任。这使我醒悟到，翻译成英文的工作难度，远远超出了原先的预料,不仅有语言的难度，还有学术的难度。

    于是我把翻译工作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准备和摸索的阶段。由研修这门课程英文又比较好的部分研究生蔡虎堂、张爱萍、陈学玉、张劲松等人进行了初步尝试。他们在各自翻译的基础上，提供了第4、5、8、9章的一个英文初稿。他们在翻译过程中曾多次讨论过若干学术名词的翻译和若干引文的查找。这几章所引的黑格尔著作和《资本论》的引文，都根据”英文名著3000”的光盘和其他英文原版书作了较对。他们的劳作不仅提供了英文翻译的初稿，而且找到了若干难点和解决难点的线索，为正式翻译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第二阶段，由Jessica Wu完成全书的翻译。她独自翻译了第1、2、3、6、7章，并对4、5、8、9章进行了重译或者做了较大的修改校订。全部英文稿最后由Jessica Wu统稿和校定。Jessica Wu的专业和专长是英文，不过她的现在去英国留学的先生Madanial，曾经是我的硕士生，也修过这门课程，这就在学术背景上弥补了她的某些不足。为了保证翻译的质量，Jessica Wu女士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此期间张劲松也帮助查找和查对了若干文学原著的英文原文。这里，谨向Jessica Wu女士和其他提供了辛勤劳动的翻译参与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自己的英文水平始终在初学者的水平上踏步。我早年学的俄文，后来又自学了日文。两门外语都没有学到手，加上长期不用，现在已经忘得差不多了。我从50岁左右才从ABC开始学习英文。时间没有，精力不够，记性老化，学学停停，几年下来，总也没有过关。在这个翻译中，我所起的作用，只是对翻译者进行学术上的帮助，并且对所遇到的各种难题提供解决的思路，决定解决的办法。当然，我还花去大量大量的笨功夫。比如，校对和修改第7章、第9章的两个表格，加起来也就2页纸，我却花了2整天的时间。

    整个翻译耗时近一年。光是有关这个翻译的电子邮件就有几百封，而来往电话也难以数清。

    感谢北大出版社出版的《英文名著3000》的光盘，大部分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原文都在那儿查到了。也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名著1000部》，绝大多数文学名著的英文原文都是在那儿找到的。他们不仅提供了标准的英文原文引文，而且提供了几乎所有学术专门词汇的标准翻译样板。如果没有这两套光盘，英文翻译稿的质量是很难想象的。

    为适应一门双语课教材的需要，本书的第1-3章，采用了中英文对照的排版，这是为了给刚开始使用本书的学生（读者）一个方便。在初步适应之后，第4-9章就不再采用中英文对照的版式，不过，也在每章之后给出了中文提要。顺便说明一下，在基本意思不变的情况下，英文稿与中文稿相比，在个别地方作了一点修改。

    本书的出版受到厦大哲学系主任詹石窗教授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他的胸怀和视野一再令我感动，谨在此深表谢意。

    再有3年我就要退休了，但我至今没有写出自己满意的著作。我勉励自己一直努力，不要懈怠，再学习和研究至少十几年，写出一点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来。

 

                                张小金   于
厦门大学  海滨 知命斋
2004，11，7一稿
2004，12，16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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