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书影录

　

卢周来/文

　 沪上友人来函，问及近段时间所读之书中是否有值得推荐给更多读者所分享的，于是，翻拣手边之书，选出其中三种，略作点评如下：

　 《经济思想的成长》（上、下），（美）亨利·威廉·斯皮格尔著，晏智杰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这是阅读过的关于经济思想史类著作中我认为最出色的一种。之所以出色，正在于本人就是一个出色的思想家，他以自己的思想参与了经济思想史的写作，因此这样的思想史尽管在客观性上稍逊色，但其价值却更高了。

　 以下对经济思想史的看法尤其深刻：“每一代人都从上一代人的思想中学到和吸收一些东西，从这个意义上看，可以把经济思想的发展看作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但与此同时，“有些思想本来是适应某一特定年代而提出并服务于其特定目标的”，此时，如果“被错乱地用于另一时期并服务于它们并不适合的目标”，“过去的遗产有可能变成一种负担”。他提醒道，充分发展起来的民族国家的经济思想，不能适用于正在发展中的民族国家；需要政府干预的公共政策领域，就不能简单套用古典自由放任教条；经济学家可能会因年龄变大的缘故而逐渐走向僵化，对此经济学家自身要有反省能力；后人不能用自己的眼光简单评价前人的观点与结论。等等。

　 当然，书中涉及到一些经济思想史上的人物的轶事，比如，威廉·配第曾经作为医生救活过病人；数理经济学的先驱瓦尔拉斯曾因数学不及格两次被大学所拒；帕累托的妻子曾与仆人私奔等，与书中所阐述的经济思想一样，读来颇有趣味。

　 《财产与自由》，（美）詹姆斯·布坎南著，韩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著名经济学家布坎南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参加交换必然造成对他人行为的依赖。即便不存在强制，个人的福利必然受制于他人行为造成的变化。”而正是这种“依赖的不对称性”，使得“一些参加者甚至是在完全自愿的交换当中，也可能受到他人的剥削。正是这种依赖关系为剥削创造了潜在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要摆脱自愿但不公正的契约，唯一的通道在于参与者能否有“退出的自由（F r e e d o m o f e x i t）”。即“当个人认识到参与缔约受到了伤害，通过保留退出市场依赖关系机会而放弃一些由专业化所带来的利益”。也就是说，一旦被雇用者认识契约是不公正的，他可以选择退出。然而，在市场经济制度下，“退出的自由”是需要保障的。即“个人必须保留对生产性资源的处置权的私人控制”，也就是私人拥有财产权利。正因如此，私有财产权被认为是保障自由与公正的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布坎南此立论在出发点上与马克思是相同的。马克思也认为，无财产权即无自由，工人阶级正是因为没有财产权，才不得不忍受资本家所剥削。但马克思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在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这与布坎南主张通过对私有产权以及继承权的保护以使每个人能累积起能够保障不因财产权不平等导致的剥削的方案，有根本的区别。这种区别背后的动因，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

　 《清流传——中国牛津运动之内情》，(清)辜鸿铭著，语桥译，东方出版社1997年9月版。

　 这本小书对我思想的冲击力之大，超乎我此前的想象：中国最后一位拖长辫子的学者，思想深刻之程度至今少有人能比拟。
近代以降，中国主流知识分子将中国的问题归结为中国面对西方时的“落后”，于是，为了救亡图存，开始主张向西方学习。先是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在从制度到器物层面都大规模引进西方成果。正如我们所熟知的，辜氏是如此之保守：他认为这种引进将给中国带来灾难。因为引进的是“唯利是图、道德败坏的进步与新知”。他将包括张之洞和他在内的清流派对西化派的反抗，与当年他的母校牛津大学的纽曼博士发起的对于“粗鄙的工业文明和物质主义为特征的自由主义的抵抗运动”相提并论，称之为“中国的牛津运动”。但并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是，辜氏的保守，缘于他思考到了事关每个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大问题：当西方工业文明与物质主义的引进摧毁了中国人对于皇权的忠诚和信仰，没有神道的中国人到哪里去寻找精神家园与道德底线？而西方基督教却已经在工业文明与物质主义之外，解决了信仰与道德底线问题：即“在财神之外还有上帝”。所以，辜氏近乎祈求地向他的西方同行提出，不要贸然“将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主义推向中国”！

　 更令我想不到的是，辜氏还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大师。在书中，他说，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伦理学，目的在于教会人民和国家怎样花钱，而非怎样挣钱。而中国的问题，正在于引进了肤浅的盎格鲁-撒克逊式中产阶级物质主义导致的“不知如何花钱”：“不是去致力提高精神生活”，而是追求“极尽其安逸、奢侈和炫耀的豪华生活”。大概更会令当下许多知识人“大跌眼镜”的是，辜氏因此对太平天国运动及义和团运动予以充分的同情。他写道，“当这个国家的人民看到自己拼命辛勤劳动，仍然落得衣食难继时，唯一可做的就是一怒而起，以暴烈的方式去铲除国家的恶瘤——就是现在所谓有太平军造反运动”。而对于当下许多主流学者所认为的义和团“盲目排外”，辜氏明确认为，“义和团之行为是中国传统‘尊王’精神的体现。这种精神正是支撑了中国数千年的命脉。”

　 （卢周来，经济学者，任教于北京某大学。出版多部经济学随笔集及专著；曾被《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评为“知名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