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场的在场者—德里达与马克思
——纪念刚逝世的德里达
(台湾)汪立峡 2005年
不管人们愿意或不愿意，意识到或者没有意识到，所有的男人和女人，所有地球上的居民，今天在一定程度上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
今年10月8日享誉国际的法国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突然逝世。他是和另一个已过世的法国思想家福柯在哲学观点上十分接近的大师级人物，论影响力犹有过之，不过在台湾显然知道福柯的人远多于德里达，这同德里达的解构理论较难被人理解或许有很大关系。他的死在法国是件大事，左翼《解放报》用8个版，中间偏左的《世界报》用10个版，右翼的《费加洛报》也以2个版报导他的死讯和讨论他的思想。怪异的是，《中国时报》巴黎特派员蔡筱颖自法国发回的报导在介绍德里达的生平时，突出指出：「德里达并没有和他同时代的学院派一样，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和捍卫者。」如果这句话是指八十年代以前的德里达尚可勉强成立，但从八十年代末德里达发表《往返莫斯科》，特别是1993年发表《马克思的幽灵》以来，已没有人再怀疑德里达和马克思的关系了。
1993年4月间，美国加州大学举办了一场大型国际研讨会，议题是：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德里达在会上发表了题为《马克思的幽灵》的令人吃惊和引人注目的长篇演讲。这不仅因为此前德里达从来不明言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更因为在苏联解体后西方思想界不是欢呼资本主义胜利，就是质疑马克思主义寿终正寝的节骨眼上，德里达却一反常态挺身而出疾呼：「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当时有人不无几分戏谑地说：「你真是挑了一个好时候向马克思致敬」，德里达正色道：「我相信（这一）出乎意料的事件的政治品德」，毫不客气的表明正是在这种危疑动荡的时刻才能看出一个知识分子的「政治品德」。
「哦，我的朋友，没有朋友」
德里达1930年7月15日出生于当时法属的阿尔及利亚的一个虔信犹太教的犹太中产阶级家庭。由于出身犹太家庭，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可说就是受压制被歧视的历史。11岁时德里达欲进入一家公立中学就读，但跨进学校大门的第一天就被赶了出来，因为他是犹太孩子，名额须受限制。后来虽然进了另一家公立学校，却因不堪受气，中途辍学。
德里达在到法国本土求学之前，亲眼目睹了阿尔及利亚人与法国殖民者之间的激烈斗争。亲身体验了东方犹太文化和西方法兰西文化二种异质文明的洗礼。
19岁德里达抵达巴黎，考进著名的高等师范学院就读，为了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不受排挤，他将犹太名字「杰基」改为非常法国式和基督教式的名字「雅克·德里达」。
据德里达自己回忆，他这个犹太孩子，幼年给人的印象是常常「无缘无故的哭泣」，整个少年时期就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孤独感。他的学生回忆说，德里达在高等研究班讲授政治哲学《友谊政治学》时，每次开讲必先重复引诵蒙田的名句「哦，我的朋友，没有朋友！」作为他解构西方政治哲学「同一性」传统的启发性用语。
有不少研究德里达的学者认为，正是德里达的犹太文化背景和他的强烈被排挤受歧视的经验感受，促使他的哲学思想对那些主导性的或正统的东西（例如他所说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采取了逆反态度，而对那些边缘的或差异的受忽视和被排挤的东西（例如他所强调的「差异」、「延异」及「他者」），则给予格外的同情和重视。就是说，德里达「解构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彻底反对西方哲学自柏拉图以降，特别是十八世纪启蒙思想以来的以「理性主义」、「同一性」为归依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他认为这种突出二元对立统一性的理性哲学传统，既遮蔽了事物的「差异性」，又在内部树立「等级性」，有必要从「差异」立场出发予以彻底的、不断的解构才能迈向人类的解放和社会的「公正」。（「公正」一词是德里达表述超越法律和既存规范的一个解构哲学概念）。
「文本」、「差异」、「印迹」、「在场」
德里达在六十年代以前深受当时居支配地位的结构主义的影响，精研了不少胡赛尔、海德格尔、佛洛伊德、黑格尔、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但他那时始终未像同辈的法国知识分子那般钟情于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更没有像阿图塞和福柯那样一度加入法国共产党（福柯于1950年入党，四年后脱党；阿图塞则终身是共产党人）。1966年德里达作出了第一次令人惊讶的姿态，他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讨会上，出人意表的大力批评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声称不存在一个所谓的「结构中心」，在结构中任何一个位置都不具有优先性。此次讲演被视为德里达「解构理论」初试啼声，在美国则被称作「后结构主义」的伊始。紧接着，二年后即1968年巴黎「五月风暴」期间，德里达居然在高师院组织了第一次群众集会，并带头参加了学生的游行示威。
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最早表现在他对「文本」的解构概念，因此「文本」一词也在七十年代后广泛为人所知并且使用。不过「文本」（Text）到底在德里达那里是怎么个用法呢？在他的重要著作之一《书写学》中，「文本」和「书写」几乎是同义词，「似乎没有什么知识不在文本（书写）形式中，文本自身是自我背离和自我分裂的，是不确定的，因为它永远引向其它的文本和进一步的书写」，说更明白一点，德里达提出一种「解构阅读」的策略，即准确把握文本中的原意，在此基础上发挥读者的主观能动性，发掘文本中所透露的超出表面意思之外的潜在部分，把握文本的异质性和多样性，以拆解旧结构。可以看出，德里达的文本「解构阅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创造性的批评」，而不是一般错误理解的随心所欲浮滥无根的「解构文本」。
德里达在《书写与差异》这本可算是他的经典著作之一的书中，对他提出的另外二个解构理论的重要概念「差异」与「印迹」，作了反复的演绎和论述。
一般而言，在德里达那里，「印迹」（Trace）是用来说明符号或事物间的纵向性（历史性）的差异关系。或者这样说，德里达用它（印迹）指一种「在场」的事物和符号，藉「不在场」的事物得到显现的状态。简洁地说，「印迹」所指代的就是事物间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渗透的关系，「印迹是动态的，印迹运动是必要的自我遮蔽，它以自我的掩蔽生成自己，当他者声称它如此这般时，它将自己表现在它自身的另一体中」，似乎有点费解，他的意思其实是说明一种「在场的不在场」或「不在场的在场」，例如他所强调的马克思的幽灵在现时代的似无还有的巨大力道和作用。
至于「差异」这个最重要的的德里达解构理论的概念，它所指的不是事物之间静态比较的那种差异，而是一种差异事物本身的动态运动和发展，德里达突出强调「差异」是一种拆解逻各斯中心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不断运动着的力量。德里达在他的著作中明确指出「差异」有二个明显不同的意义：「即作为区别、不同、偏差、空间化的差异／differing，和作为迂回、延缓、接替、预存、时间化的延异／deferring」，前者指的是相邻事物间横向的差异关系，后者指的是不相邻事物间纵向的差异关系。德里达刻意使用「difference」表示前者，使用「differance」表示后者。所以在中文翻译中为了区分二者，有时将「differance」译作「延异」或「异延」。
可以这么说，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其实是以「差异」（延异）替代「逻各斯」，也决定了解构主义针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批判方法，这将是一种典型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专执于对位居边缘地带的细节甚至脚注发隐索微，形成突破口进一步扩张之，以证明文本没有恒定的结构和确定的意义，最终否定柏拉图以来的理性主义思维传统。然而，正像某些批评者指出的那样，德里达口口声声反对理性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然而又不得不沿用理性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概念和逻辑来展开他的颠覆工程。毕竟逻各斯中心不是别的，它就是我们的语言本身。
「我从来不是后现代主义者！」
由于德里达事实上在他的解构理论中以「差异」（延异）作为中心概念对抗逻各斯中心主义／理性主义这类「现代性」的中心概念，显示出无止无休的「价值相对主义」和「边缘策略」理论性质，所以无可避免被许多人认为解构理论就是后现代主义的核心哲学，德里达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大宗师。不过，有意思的是德里达本人对于这类指认十分恼火。在一次访谈中，他几近激愤地对批评他的思想是「虚无主义」的人反击道：「三十年来我一直在尝试，清晰地和不厌倦地反对虚无主义、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任何只要稍稍解读过我的作品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他们以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反人文主义等等来指责我，与这一指责相反，我一直尝试把『解构』定义为一种肯定性的思考。」（《德里达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何佩群译）
2001年德里达访问中国大陆，9月10日在南京大学的一次座谈会上，他更进一步回答师生对他是否后现代主义者的提问：「你们大概都知道，后现代主义标志着或据称标志着启蒙时代、理性主义和进步主义的终结，也标志着解放、革命思想和进步思想的终结，也就是说，标志着所有起源于18世纪、启蒙时代的现代性概念的终结。从这一点来看，解构主义不是后现代主义，不仅仅因为我对这一历史分期表示怀疑，还因为我本人坚信解构可以通过新的方式激发进步、解放和革命，我仍然相信进步，相信解放，相信革命。」（《德里达中国讲演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现在该维护马克思的幽灵们了！」
德里达在他备受瞩目的《马克思的幽灵》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现在该维护马克思的幽灵们了！」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标志了德里达向马克思复归，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将他与马克思之间隐蔽的关系明朗化了。
关于解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久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德里达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从表面上看，就被认为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德里达将目光紧紧盯在「文本」的物理形迹，被认为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处；德里达不遗余力大事攻伐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则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唯心主义」一语的代名词。而所谓的「黑格尔—马克思—德里达」传统，言外之意无异是说马克思和德里达都属于黑格尔的辩证法传统。甚至解构主义的一些专门术语也被认为足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有关术语互训，例如，德里达对「书写」的关注一如马克思对「货币」的热情；德里达的「差异」和「印迹」概念正相似于马克思的「历史」和「关系」二词的含义，如此等等。
尽管德里达质疑过马克思主义的「二元对立统一性」仍不脱逻各斯中心主义／理性主义，但是德里达的「解构策略」将解放和革命的前景寄托于不可言状的「公正」结局，几乎是说「解构就是公正」，未免流于神秘主义之讥，如同马克思所言：「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8页）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学者麦柯·瑞安（Michael Ryan）在他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中指称：「马克思主义和解构理论可以沟通，但是在一个基本点上它们难以联系。⋯⋯千百万人因为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而遭杀身之祸，然而没有谁因为他或她是解构主义者而非得去死。」
或许因为德里达体认到他的理论含带的欠缺实践性的某些特质，几年前在一次题为《解构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讲演中，德里达说过他作为一名左派，希望解构主义的某些成分将有助于把左派运动政治化或再政治化，而不是仅仅圈定在学院范围之中。在《往返莫斯科》一书中，他甚至动情的说：「迄今只要一听到国际歌，依然是心潮澎湃，不能自已。」也难怪在《马克思的幽灵》中他会谦虚地的表白在重读《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的其它几部伟大著作之后，我得承认我对哲学传统中的文本所知甚少，甚至可以说一无所知。」还告诫人们说：「不去阅读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而且是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将永远都是一个错误，而且越来越成为一个错误，一个理论的、哲学的和政治责任方面的错误。」
单单凭着德里达面对马克思的这种发自内心的自省勇气与风范，就足以作为我们尊敬和纪念的思想大师。他肯定会像马克思一样，以一个「不在场的在场者」，幽灵一般地持续发挥他在理论和思想方面的影响力，启发人们对解放和革命的热情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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