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东欧国家的民族资本被剥夺》
：卡齐米耶日.Z.波兹南斯基
经济管理出版社定价：29.00元

第一部分 恶性循环（过程）

第一章怪异的所有制

未兑现的承诺

1990年的东欧改革就是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必须建立私人所有制，最大的问题就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将巨大的固定资本转交到私人手上，是通过免费向本国公民分配国有资产还是通过向投资者个人出售国有资产。主张分的人认为，本国公民没有足够储蓄全额收购国有资产；主张售的人认为，售才能使国有资产到准备充足有资格的用户手中。

波兰的本国购买者没有成为国有资产的销售对象，国有资产拍卖成为外国人攫取国有资产所有权的一个机会。1990-1992成为第一轮股票公开上市拍卖的10家公司全部为外国人购得。

1995年国家建立的全国投资基金的拨款也为外国人接管了。1997年外国所有权占波兰工业总资产的15%，1999年占40%，2000年占50%，2003年占60-70%。随着外国人对波兰经济渗透的加深，法国、德国、荷兰等逐步进入其电信、能源、银行和保险业；1998年养老金转变为私人经营，20家中只有2家为本国人经营。

尽管未出售的资产排斥外国买主，但财务的恶化将使外国在工业领域中的比重继续攀升，但外国所有者并不热衷于加速投资办厂，仅仅是保持中小型或改造组装厂。零售贸易行业，由于外国注入的大规模资金已经将国内零售业赶出了本地市场，而被外国公司所主导。

地区形势

匈牙利银行业1999年的外资超过70%，工业中外资达75%；前苏联的所有波罗的海南岸国家中，爱沙尼亚总资产和银行业外国资本比重都接近80%；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银行业外资比重也很高；捷克共和国的进展速度慢一些，但半数已列入拍卖计划，另一半分给本国公民，但外国公司仍旧不甘罢休，2001年银行业的外资比重已达到65%。

俄罗斯也进行免费分配，但主要是企业的经理和工人，这些人形成寡头集团，并向外国人出让一些资产。哈萨克斯坦跟随俄罗斯，其工业部门已经被外国的利益集团所接管。在乌克兰，私有化过程拖了近10年，但国有资产还是被外国人尤其是俄罗斯人收走了。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私有化被耽搁了几年，先前的委员利用国有资产谋取私利，私有化之后，银行业最先被接管，罗马尼亚2000年外国控股的资产比重达到44%。

免费分配国有资产比拍卖方式进行私有化更能减缓外国的接收进程，例如在前南斯拉夫的各加盟共和国，原先集体掌握着国有资产的使用权，当国家分裂为一个个独立的共和国后，让集体以低价和分期付款方式将各自掌管的那部分国有资产买走。在克罗地亚，战争使集体并没有获益，精英集团便转移到私有化的方向上来，并用来谋取利益。2000年领导人废黜之后，国有资产快速的卖给外国人，2001年银行业有80%的资产处于外国人控制之下。波斯尼亚由于处于军事占领状态成为保护地，因而国有资本优先让外国资本兼并。阿尔巴尼亚在共产党垮台后，国家就失去了威慑作用，集体的东西被拆抢为废墟，卖淫嫖娼和制毒贩毒成为两大新兴产业部门，外国军队进入使其变成了一个被保护国，也是供外国人购买国有资产的天堂。塞尔维亚以及马其顿的主权被战争践踏，领导人的变化使其迫于压力将国有资产卖给外国人。斯洛文尼亚，是前南斯拉夫领土上唯一没有大规模向外国人出售国有资产的国家，工业中外国资产占15%，银行业占10%。

中国几乎没有进行私有化，但私营部门因其经营状况好，使得公有部门的的比重2000年已经降至40%。中国让外国资本推动公有部门向前发展，并且外国公司接受了投入而不是购买的做法，从而对这些企业施加实质性的影响。中国及古巴越南的共产党依旧执政，中国的领导人没有就如何改革进行全民公决，但也没有强加给公民；而东欧新民主化国家也没有就处置国有资产进行过全民公决。

外部世界

在西欧，爱尔兰是个例外，20年前与东欧各国相仿，向外国人出售了50%的工业资产。其他西欧国家外国资本的比重低得多。在奥地利，1978年外国工业资本比重一直为略高于30%，法国和西班牙已达到25%，德国只有10%，而平均水平没有超过15%。银行业中，爱尔兰达到了55%，英国接近50%，相同的还有比利时，但他绝大多是外资都来自邻国法国和荷兰，分别进入法语区和德语区。而其他国家这个比例很低，法国为12%，奥地利为4%，德国更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比重不超过15%，对整个欧盟而言，外国在该地区银行业中的所有权比重不超过13%。金融中的保险业，西欧由当地资本主宰，政府控制，养老金由国家管理；东欧，外国资本毫不受阻的进入保险业，养老金是主要由外国的基金会管理的私人账户体制。除此以外，西欧国家从没有允许私有化成为有外国人大规模接收本国经济的手段，更不存在将重要的工厂和银行向外国人拍卖的问题，外国人想介入，必须从零做起。

在北美的加拿大，工业的外国所有权1978年以来一直为50%左右，主要由美国人拥有，集中于采矿和汽车工业。在美国，外国资本在这两个行业中比重均接近18%，而在化工等开放程度更高的行业中，比重在30%以上。

东亚国家中，日本几乎没有外国资本的存在。在韩国，外国资本在工业和银行业中比重不超过5%。中国台湾银行业仅占4%，且这一行业中国有资产比重高达60%。马来西亚，银行业外国资产为17%，菲律宾为35%。

拉美与东欧表现得比较相近。银行业中，巴西目前外国资本已经接近20%，，墨西哥2002年可能已经达到了45%，智利2000年为35%，阿根廷达40%，委内瑞拉1999年上升到55%。在养老保险方面，智利的私营基金会有50%-60%为外国人控制，他们从中抽取的利润接近25%，整个拉丁美洲养老金体系中有近35%的部分已经为外国资本所控制，其中大部分落入了美国花旗银行。在阿根廷和巴西，工业和银行业的国有资产拍卖是向外国人倾斜的。

东欧发生的改革没有像所设计的那样走向资本主义欧洲化的道路，相反倒是意外地走上了拉美化的道路。

结论

东欧国家选择建立资本主义的道路并不唯一，像东亚国家那样对本国资产具有控制权的资本主义道路，与拉美国家比较不能不说是一种典范。

第二章私有化造成的损失

令人瞠目结舌的价格

以波兰为例，1990-1999年期间，波兰向外国人出售了其总额一半的工业部门和银行业，从中所得的预算收入大约为90亿-115亿美元，所以全部收益可能达到约180亿-230亿。银行卖给外国人之前，国家以债券方式向银行注入25亿美元的资金，在这些银行资产卖给外国人之后国家将支出本息30-35亿美元。以积累率为国民生产总值的20%，可以计算，1989年报告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600亿美元的积累即财政收入应为320亿美元。也就是说，波兰的工业和银行业的固定资本已小于本国全年积累的价格卖给了外国人，本来波兰人肯定可以不费太大气力就买下仍属于他们自己或共有的国家资产。如果假定一国家的固定资产耗费了其10年的积累，并且出售这些固定资产时所得的预算收入只相当于其一年的积累，这就意味着那些固定资产只卖到了其真正价值1/10的价格。这说明私有化是在一种价格低得令人感到可笑的基础上进行的。

用资本-产出系数来进行资本评估，即一年中每生产一个单位的国民生产总值在该年内需要投入多少单位的资本，在工业部门这一系数一般接近于3。以1989年波兰的工业和银行业的产值占国民成产总值的一半800亿美元计算，表明这两个部门至少有2400亿美元的固定资本。前联邦德国官员1990年对前民主德国的固定资本进行私有化时曾假定资本-产出系数为3，由此确定银行业和工业部门的资产总值相当于3200亿美元。

但是有人否定前民主德国或波兰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固定价值很大的原因，是国家社会主义终结的时候，固定资产已经严重的消耗殆尽。如波兰的统计数字，工业部门内机器的磨损系数在60%左右。

无论固定资产的磨损程度如何，资产-产出系数还是可以衡量出资本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如果把从社会主义继承下来的固定资产卖掉只赚得相当于一年积累的收入，即180亿-240亿美元，那每年产出800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其资本-产出系数就为1比3，那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时期的固定资产每一单位必须创造出比世界平均水平高9倍的国民生产总值。按波兰工业银行业每年积累160亿计算，2400亿固定资产需要15年，这意味着国有资产在拍卖使其定价仅为其实际价值的6%。

匈牙利的形情类似，1998年国民生产总值接近500亿，积累率为20%即100亿美元，而出售国有资产的全部财政收入大约为100亿美元，即为一年的积累额。如果其工业和银行业的产值为国民成产总值的一半250亿美元，其固定资产价值就是750美元，100亿美元卖价只相当于实际价值的16%。

源源不断的流失

但是私有化造成的损失远不止这些。东欧各国的私有化转移到外国人手中的不仅仅是国有资产，还包括了向国外转让从这些固定资产中取得收益的权利。有人辩护说，外国人会将收入用于国内投资。实际上，外国所有者将所得利润汇往境外，他们由于获得新的垄断地位而变得更强大了，除了获得为社会提供劳务的报酬，还从固定资产中收取租金。

除了市场，国家的机构也因改革变得很不完善。购买国有资产的外国人向国家施加压力，压低报价，从消费品的超高价格中抽取工资，或逃避税收，提高采购要价等。

但是东欧国家政府却乐于与外国公司合作来增加自己的金融收益。国家刚把大部分民族资产低价卖掉，是不会对这些外国获利的企业采取比较强硬的措施，除非政府真正愿意代表当地工人的利益。

由于本国人民在这种所有制框架下依赖于外国公司，因而这些公司对国家经济政策具有颠覆要挟甚至主导能力，他们可以轻易的将转移利润和租金的行为掩盖起来。为向境外转移资金，逃避国家审查，跨国公司通常是利用对外贸易结算的手段。就是让母公司制订转移定价，其国外子公司进口产品超额定价，出口产品压低定价，或由外国银行高利率和虚报成本实现的。

在波兰和匈牙利，利润外流的比重分别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和5%。政府本来希望外国投资者兼并固定资产能有助于解决国家的外贸平衡问题，但利润的外流又起了相反的作用，因为把本币转换成外币需通过输出来实现。当外贸扩张需要外币供给时，只有通过借债来满足，而后政府想通过拍卖国有资产来获取外币以抵消共产党时代遗留的外债，但是在匈牙利和波兰，私有化的展开，他们的外债水平也在同步上升。

东欧国家的利润和租金单向外流，与大多数西欧国家不同。西欧国家的资本输出实际上是顺差，他们在国外所控制的资本大于外国在他们本国内所控制的资产，因此可以达到资产平衡。奥地利、西班牙和葡萄牙都千方百计地做到资产平衡并略有顺差。东欧国家本来也可以通过在外兼并资产来达到资产平衡，但短期来看，波兰还没有这样的能力。

无法实现的使命

尽管出售国有资产所取得的效益进步多少比定价高低更能证明出售行为的正确与否，但企业获得裁减冗员提高效率的自主权并不是私有化的产物。另外，事实证明外资接管企业之后没有加速投资，也没有进行含有高附加值技术革新，相反，在计算机工业，由主要生产转变成组装从亚洲等进口的零件，整个产业部门的规模都压缩了。而且在1989年之后，用在技术方面的研究活动的支出金额急剧的下降，波兰和匈牙利用于民族产品研究的支出下降了到1989年的1/3。在技术方面，波兰的专利数目减少了1/3，匈牙利下降超过了50%，他们在国外申请专利的数目也同样呈下降趋势。

大型公司在收购东欧的公司时，并没有拿出更多的钱来改造这些工厂，而这些工厂却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该公司将单位生产成本减少一半，这样可以帮助他们消除其在西欧的多余部门。他们用微薄的薪水替换掉西欧4万个就业机会，而这些产品又在西欧找到了自己的市场。

我们希望低价出售国有资产和让外国人从这些资产收取收入所蒙受的损失能从外国所有制所带来的潜在效益得到补偿。但反对这种比较的人认为这样改革虽然造成损失却避免了崩溃，可是本来1989年东欧国家内根本看不到任何经济衰退的迹象，而1989年之后，东欧地区才跌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中，因此说没有近年来的改革东欧地区就注定会失败是站不住脚的。

波兰在1983-1989年期间的平均增长率为4%左右，如果波兰继续保持4%增长速度，到2004年国民生产总值应达到1900亿美元，假如波兰用市场足值价格进行私有化，并把拍卖的资金用来投资，按照资产-产出系数3比1计算，2004年波兰国民生产总值应到到2620亿，再加上由于转让利润取得权和租金所蒙受的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10%的损失260亿元，这样达到2880亿美元的改革才能说是成功的。

然而，2004年波兰的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1900亿美元，与989年相同，不仅一无所获，而且大部分国有资产丧失在外国人之手，因而可能像1989年那样再次出现经济危机。就向阿根廷刚刚出现的严重经济衰退一样，国家债务和外贸失衡。这种经济转型大多是新自由派改革家们的计划，这些计划不仅没有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反却是几十年积累的固定资产被剥夺，还不给予金融方面的补偿。

结论

那种体制性质的改革必须放弃自己固定资产嫁给外国人，是因为自己不具备这样的财力买这些资产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匈牙利人和波兰人仅以相当于实际价值得很小一部分的价格购买国有资产，只需自己不到一年的积累就足够了。就是改革者阶级几乎分文不取的将国有资产卖掉，失去了这些固定资产增值的机会是经济转型变得真正贫困的原因。若等值卖给国民则国家有双倍的财产，卖给外国人，也还是拥有一笔等值的财产，但现在已经被剥夺了，很难再以10%的价格从外国人那里买回来。

第三章 令人疑惑的经济转型

得以巩固的病态

在西方的鼓吹下，东欧国家形成的主导观点认为经济转型的前景是积极的，波兰的巴尔策罗维奇和捷克共和国的克劳斯持这种观点的。这种温和派的思路认为，东欧国家终于找到了征途，建立了一种健康的资本主义私有化的竞争性市场，尽管出现一场无法避免的经济衰退，收入差距拉大了，但很快就出现了经济复苏，差距拉大也不得不接受。

但这种观点距经济现实十分遥远，怀疑派认为经济转型产生了一种非正常的资本主义，造成了长期而不是临时性的高社会代价，在这样不好的市场中，真正的赢家是不存在的。我把经济转型看作是一种倒退。人们认为改革家可以任意选择一种标准的成功的资本主义。但东欧的改革可能会出现一种所谓的政治资本主义，政治权力被用来争取经济利益，或是附庸资本主义，国有资产在极大的程度上被外国投资人所接收。

在全世界也看不到匈牙利和波兰的那种所有制结构，而赞成派专注于公有制如何尽快的为私有制所取代，并认为新的所有制代表着进步，即民族和国籍并不重要。但这种观点是虚伪或幼稚的，这种所有制结构是一种病态，因为绝大部分资本已被卖给外国，曾被社会主义消灭的国内资本家阶级就无从恢复，一种已打倒的不完善的社会结构又被基本上保留了下来。

退着前进

经济转型的失败表现在不仅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很大程度上保留下来，而且社会主义的弊端变得更为突出，这种缺乏强大国内资本家阶级的资本主义可以称作不完善的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制度还要低劣，使社会等级分化又增加了一个重要的新成分。

社会主义时代，国家是党的雇主，劳动大军处于从属地位，党不是资产的所有者。通过改革，党对资本资源的控制职能被一支经济力量所取代，这就是外国所有者。他们是名正言顺得所有者，快要垄断了固定资产的全部控制权，并对全社会进行了剥夺。

一些人认为民族的概念只有在涉及一个民族之命运的时候才有意义，但实际上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乃是两个不可分离的机制。很难想象一个被剥夺了自己大部分资产的社会，会具有很强的来源于民族主义的公共利益，只能转向个人利己主义。资本为少数人所有，就会变得自治起来，使它获取了对于劳动的优势地位，利用这些地位让资本最大限度得增值，并牺牲劳动者的收入。

没有本地资本家阶级的经济体丧失的不仅仅是外国资本少付劳动者工资而多赚的钱，而且还有这些外国资本所能够产生的全部收入。

缺乏稳定性的制度

不完善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一样不可能稳定下来。社会主义以否定民族主义为基础，抱着一种工人国际主义，却适得其反，东欧的资本主义也是建之于与资本家国际主义类似的理想之上，也会激起同样的逆反情绪。

问题是，在共产党时期，经济还处于上升时期，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容易纠正不公平的分配。而资本主义下，外国资本不可能不干预当地的政治事务，特别是在功能紊乱的民主制度下要赚钱就一定要收买权力，而且资本掌握在国外，资本的所有者可以仰仗他们的更强大的国家以及他们的超国家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这种资本主义下所有者在法律上成为真正的所有者，社会主义下党对资本的身份不是所有者，而是监护人或契约托管者，但共产党权力中心崩溃之后，国家成为了资本有限所有者，是为了用来让国家开始对这些资本实行合法的私有化。

而历史上二战前，东欧地区的大部分资本是为外国人以及少数民族所拥有的，因此具有极端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才会在这一时期从这一地区扎根的，尽管他们有着深刻的不同。

结论

社会主义初期的国有化曾设法剥夺外国资本，但只是让其不再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结构，而后社会主义时期则让外国资本进行几乎全面彻底的接管。如同过去的社会主义一样，国内还是缺乏强大的可以私自名正言顺的控制本地资本的资本家阶级，出于憎恶，我有时称这种现实为社会主义的晚期或最后阶段。

第二部分 没有国家的国家（人的作用）

第四章 人为的经济衰退

健康的经济衰退

国家不仅人为将国有固定资产压价出售，还设置障碍不让本地投资者与强大的外国竞争对手竞购国有固定资产。

1990年前，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是相当可观的，但改革使所有经济体都陷入了具有毁灭性的衰退中。波兰和匈牙利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1/4，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损失了1/3还多，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经济规模几乎减少了一半，乌克兰和立陶宛的生产水平下降了3/5。

改革家却认为东欧地区消除的生产实际上是没有人需要的生产。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官员看重固定资本及机器设备生产指标的不断升高，他们说这从东欧国家的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中的百分比比西欧国家高得多的事实就可以看出来，东欧出现了过度工业化的问题。把政府补贴从这些无用的产品中省下来生产有用产品，这样的生产下跌不能算作是经济衰退。

然而，按照上述比较的逻辑，因为东欧工业比重降低到已经少于西欧的工业比重，所以是不是就得把其他变为高于西欧比重的产业再进行削减？这种逻辑是荒谬的。相反，像东欧这样在社会主义末期一部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国家，也不可能出现严重的固定资产过多的问题。

休克疗法并不适用于俄罗斯，政府无力动员巨大的全国财力，来补贴砍掉的生产无用产品的人员。1989年前苏联的卖得出房的住宅建设企业倒闭了2/3；1990年，人们排队买车的波兰汽车业下降了1/3，而农业补贴是使农民收入（补贴）接近城市平民，农业补贴与西欧的补贴相当。

阻碍经济增长的政策

如果改革铲除了全部的效率低下的问题，那么有价值的银行和工厂会赢得国内投资者的青睐，但本地的投资者并没有争先恐后接管这些国有资产。这是一场真正的灾难，完全是政策失败所导致的。

1990年休克疗法实行之前，波兰简单的财政微调政策已经是通货膨胀率下降了一半，之后在波兰、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等经济体中，国家有意识的限制银行发行信贷的能力，提高利息率，这样信贷供给减少了30%-35%还多。另一方面，国家的补贴消减的更为剧烈，使得生产商流动资金短缺问题雪上加霜。而银行还因为不清楚哪些部门能够逃过通货紧缩一揽子措施而劫后余生，所以极不愿意为扩大生产规模而进行融资。

另外，国内市场的大门对外洞开，使得国内生产商一方面要面对急剧紧缩的国内需求，另一面又被迫将自己的市场拿出一部分与紧逼的外国竞争对手分享。1990-1991期间，关税从较高水平突然砍到了6%-7%，尽管1992年关税水平曾部分恢复到了原来的高度，但巴尔策罗维奇千方百计地在他离开波兰经济部长位置之前与欧盟签订了协议，规定波兰必须在5年内将关税进一步降低到欧盟国家的水平。

例如钢铁业，在欧盟国家还在利用大量的贸易壁垒来保护其钢铁业的时候，波兰的改革家却要向进口钢材彻底打开国内市场的大门。欧盟国家在致力于压低别国关税的同时，还一直诉诸于反倾销法的保护，而这些法律程序常常用来针对来自东欧国家的进口产品。如果加上反倾销和进口配额等多种手段，欧盟对工业品的实际保护率就不是5.1%，而是9%，而东欧国家的关税降低到与欧盟水平相当，但没有采用非关税壁垒的手段。

而对另一个关键行业农业也存在明显的负面影响。欧盟的牛肉生产商受到125%关税的严格保护，还禁止进口转基因牛肉，对乳制品实行了相当于58%的封堵式关税。而东欧国家不仅极度开放进口，而且对本国农民提供的补贴只有欧盟的若干分之一，否则东欧的农产品因其成本低廉会相反地也像洪水一样的涌进西欧市场。而在中国改革前5年，农业扩大了45%，波兰却减少了25%，俄罗斯下降了40%；个体农民的投入产出比率上，中国上升了50%，匈牙利则恶化了25%，俄罗斯恶化了80%之多。

不公平的竞赛

由于东欧地区蒙受一次真正的经济衰退，因而本地投资者从来就不能与拥有雄厚实力的外国投资者进行收购国有资产的较量。贸易开放政策使外国投资者收益却极大的伤害了本地人。外国投资者不仅利用进口来消灭本地竞争对手，压低国有资产出售价格，还要消灭本地人的生产能力，使一国经济倒闭，失业人数大增。

国家私有化过程制定了优惠外国人而不是保护本地人的反产业政策，使得改革产生了极其消极的后果。尽管经济衰落之后，引导复苏的正是国有部门，但一些人把此来作为抛售国有资产以支持经济增长和加入欧盟的辩解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欧盟从来没有要求一个待加入的成员先将其国有资产卖掉，而且现有成员也并非全部铲除了国家所有制。

东欧国家可以像中国一样等待私人经济不断提高比重的做法，然而，在捷克共和国采用的是群众性奉送私有化证券，但允许外国人的投资基金在二级市场上购买私有化证券，而不是通过立法禁止外国人购买国有资产；在波兰和匈牙利，外国人几乎毫无限制的收购国有资产-银行也和工业，而国家没有限制外国资产在某个部门不得超过一定限额。

波兰和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以很短的时间完成了私有化，这样拍卖速度将大大超过本国投资者吸纳能力，而且还采取了歧视性的做法，譬如不允许拆包零售，或至少购买一个企业的50%资产的投资人才可以进入交易市场，或想购买一个企业的多数股权就必须具备良好的声誉等。因为官方认为，私有化投资者的国籍并不重要，关键是能否带来优越的管理；还狡辩说这样整体出售可以抬高国有资产的价格。但没有事实可以成为国有资产销售价格最大化的证据。而且，一旦多数股权由一个人购得，其他企业因没有了对企业的管理权，因而也丧失了购买剩余股权的兴趣，使得市值下降，蒙受损失。

更有问题的是，外国投资者可以在波兰的工业部门享受到最高至10年的免税期、关税豁免待遇等国内投资者享受不到的特权。不仅如此，国家还向那些收购国有资产的外国人提供资金。特别是在进行有关投资问题的谈判时，波兰由于遗留下来的国家经济机构瓦解和专业知识人才流失，很少向外国收购者提出技术和产品方面的要求。

尽管爱尔兰和波兰一样允许外资居于主导地位，但爱尔兰政府要求外资必须服从国家的产业政策，从而使其对本国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

结论

东欧国家好像已经不再密切干预经济事务了，但实际上是国家通过产业政策，隐蔽的支持外国企业。他们不仅没有正式将外国人从私有化行动中排除出去，也没有打算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放弃处置国有资产，而是扶持外国利益，奉行反产业政策，为外国投资者提供极大的特权，帮助他们以低价收购本国企业，占领本国企业的市场。

第五章 腐败泛滥

互利互惠

腐败在整个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中发挥着作用。而没有道德作基础，任何制度都无法发挥作用。我同意1990年科拉科夫斯基的观点，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开始适当的信仰和制度曾经得到过相当普遍的支持，后来由于某种力量的作用，才最终导致了这一制度的解体。

在国家社会主义下，党员干部感到待遇不丰，群众觉得没有回报，因此公心变成了私心，腐败便成了致富的手段之一。党员和群众相互影响，逐渐改变了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态度。

在波兰，共产党决定将经济重点转移到消费品生产上来。而消费社会刺激党和群众的物质需求并改变一个社会的整体思维方式，并出现了道德沦丧和否定公共利益的现象。其基础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即政治权利的极度集中，因而可以使统治者有权不必为违法行动受处罚。

当党走向腐败而群众又无可奈何的时候，群众将被引入麻木不仁的境地，并且俯首帖耳，远离政治，也做出违法的事来。由于官员委任制的形成，使得党员有了更大的安全感；同时，他们对群众的胁迫也减少了，更愿意用胡萝卜而不是大棒来统治。与此同时，党和群众都在追求更美好的生活，道德观念却在不断沦丧。忽略了这种分析会对制度垮台产生错误认识。

腐败就是头脑中越来越多的向导个人的私利。有人认为，党为私利，就没有资格掌权，群众则是信仰道德的维护者，把党赶走了，剩下的应该是一个健康的社会，但事实并非如此。而在中国及南斯拉夫的各共和国中，民族主义战胜了道德空虚。

偏离正轨的选择

我们没有看到一个代表共同利益的健康国家得以建立，而是社会主义留下来的东西每况愈下。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晚期，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推动腐败发展的机制。原来的腐败还是有限度的，但党内和群众中的一些人可能认为这种制度已经不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油水了，因而为铲除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推波助澜。

国家可以参与分配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这就创造出了以往无法比拟的创造腐败的机会。官员们虽然不具有法律上的名分，但他们握有大权，可以任意处置。正因为如此，他们并不需要像对待自己的资产那样，使国家资产能以最高价出售，他们只想把资产尽快处置掉，以便从中为个人捞取好处。

东欧国家的改革官员们信誓旦旦的说改革的唯一目标就是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他们的动因是使国家处置国有资产的单一欲望。事实证明国有资产实行私有化的规划并不是服从于经济增长目标的，相反，国家却错误的分析垮台原因，进而制造出一种意识形态，说健康型经济衰退不可避免，以此来为改革带来的受挫现象进行可笑的辩护。

然而中国的情况是，改革选择的目标就是向经济增长倾斜，推行改革必须是在能够马上给经济增长带来积极影响的前提下才做。中国从以往的教训中总结了经验，即大规模推行改革，经济就会受挫。因而中国采取了建设市场不是大跃进的方式通向未来。

腐败的官员需要借国家之手使得没有其他对手与他们竞争国有资产的获得权，他们救助商业机密的说法逃避财政部门的干预和议会的监督，而工人和经理们也被剥夺了分享机会。采用免费分配私有化证券不会像出售资产那样给国家官员们带来那样大的好处。他们可以精心挑选客户，使行贿到处可见。并攻击那些主张免费分配国有资产的人，而这些攻击者中有东欧国家大多数突然之间自食其言的经济学家。

事实上免费分配国有资产的被认为是民主的资本主义，但从来没有在任何国家实行过。相反，腐败的欲望使得私有化的速度惊人。如果在一种稳定的体制下，官员的地位比较牢靠，他们会从容行事，精谋深算；但在一种不稳定的体制下，职位轮换的速度比较快，官员们就会急功近利，快速行动。

腐败原则

尽管腐败是可视为带动私有化前进的火车头，但是有些人为这样的私有化进行辩护所花费的时间真是惊人，而且这些辩护词都是全然没有根据的。他们用法院没有指控政府官员腐败和没有政府官员被关进了监狱为理由，证明没有操纵价格的现象。而东欧国家的真实情况是，法院系统已经被大大削弱，法官们因为工资低，也禁不住诱惑收受贿赂和枉法。相反，被投入监狱的恰恰是敢于透露违法内情的官员们。

有人怀疑，如果压低的价格应该引起市场购买者的激烈竞争，所以供求关系会使价格最终归于真实的价值。事实上，如果资本市场建立起来的话，上诉说法是对的，但是政府官员限制参与购买国有资产的竞争人数，并作了预先的安排，使得国有资产仍能以低价格出售，其中的咨询公司起了牵线搭桥的作用。这样，较少有人参与收购竞争客观上给这些破产企业都是无人问津的东西作了证明。

不仅如此，国家实行了收购许可制度，使得买主可以轻而易举的达成某些秘密协定。而且，在不稳定的腐败体制下，卖主之间的竞争压低了国有资产的拍卖价格。有人质疑，真正腐败的官员为什么不把国有资产据为己有而是千方百计的推到外国人手上。这是因为，他们如果要永远把持这些资产，他们还需要找到便宜的贷款和受到保护的市场，以保证这些资产过后能够为他们产生出利润，但这些条件由于国家政策使本地所有者很难保证。而且，政府官员们也没有做好长期收购这些国有资产的准备，他们只是想满足自己的金钱欲望，不具备实际的经营和管理能力。

政府官员和大多是其他人都不是对管理资产而是对消费这些资产抱有极高的热情。这场消费革命扫除了前一种制度，却无助于新制度的建立。另外，原工厂的经理们也被认为不懂得市场体制和原先体制下的产物而被剥夺了接管国有资产的权利。所以，没有人可以担当资产的管理者，因而只能落入外国人的手中，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在外国人接管之初，并不像本地人那样对这些经理人员怀有敌意，反而要把他们留下来。

而政府官员更加青睐外国收购者，是因为外国人的准备工作一般都比较周到，并且因为实力雄厚也不会对大型企业拍卖的好处费囊中羞涩。外国人对市场逻辑和腐败逻辑都十分擅长，他们一旦承诺，决不食言；而且他们还能利用自己的公司，轻松的完成洗钱；他们会对政府中的各派同时行贿，使其不用担心因为政治而暴露；他们还建立详尽的主要政府官员交易时各种材料的档案，对这些人进行恫吓，以使得自己得到更优惠的条件。

结论

原以为外国投资者大量的进入能使经济条件迅速改善，他们的市场经验和遵纪守法会使国家建设从中受益。但是外国人不仅破坏了市场规则，还系统的绕过法律行事。跨国公司不仅要学会如何在国家已经不起作用的地方发展壮大，还要学会利用腐败。如果以波兰为例，假定行贿的费用占代售资产价格的2%-4%，那么受贿收益为4亿-8亿美元，而私有化的全部收入为180亿-230亿，由于价格压低，收购资产的买主大约赚了2160亿，即他们只用了所得收益的0.5%的钱去贿赂政府官员就换取了这样一笔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收益。

第六章 卖破烂的商人

经济转型的开路先锋

当我们寻找与进行国有资产私有化有联系的政治力量时，可以发现有两个主要的集团，并发生了冲突，一部分人想利用出售国有资产的机会使自己变成资本的所有者，通过投资取得利润；另一部分人对资产本身并不感兴趣，他们的兴趣在于通过参与出售国有资产的活动捞取好处。明显的，获胜的一方是对自己接管国有资产不感兴趣的一派。这群人的出现说明了背后有一个人数较少的知识层核心的小集团在政治上的操纵。他们当中有作家、演员、学术界人士。尽管他们没有得到多是选民的支持，但各党派都普遍欢迎这个小集团参与他们的活动。这些知识阶层虽然人数少，但他们对经济转型中私有化的方针具有巨大的影响。他们甘心以少数党的身份出现，努力参加历届政府，而且还总能掌管政府经济部门的高级职位，或者在幕后发挥作用。

这种政治成果的诞生使由于这些知识阶层因他们对自由的渴望使得对社会产生了使命感，他们认为除了他们没有人可以把自由还给社会。意识形态和私利都对他们有影响，他们对自己接管国有资产没有多少兴趣，但却能影响是国有资产掌握在政府官员手里。这些人厌恶资产所有者，尤其是本地资产阶级。为此，他们还忽视了公平分配国有资产的道德问题。道德问题被忽略，至少是因为知识阶层并不完全懂得自由在实践中是怎么回事有关。

自由不能与道德相分离，自由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观念而不是道德沦丧的通道。而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学注重的是理智，而道德是社会学概念，注重的是情感，不能混淆；他们甚至认为经济自由应该理解为一种社会虚无主义，否定道德与市场和任何社会机构不可分离的基础。这种观念使得这一社会集团的许多成员认为，压低公有资产的价格将他们转交给外国人手上，这在改革期间是最好的赚钱方法。

尽管没有其他社会集团原样接受这种哲学，但却没有人提出挑战。工人中的独立工会通过与知识阶层的联盟而接受了这种哲学。而在所有败下阵了的集团中只有一个经历了真正的斗争，就是曾经有过私有财产的农民。他们由于改革而减少的补贴而遭到严重的伤害。尽管波兰农民在政治上的代表曾两度参加组织联合政府，但斗争还是失利了。另一个遭重创的群体是战前的资产所有者。在波兰他们没有政党，他们的纲领没有实现过，在匈牙利他们恢复了具有影响力的小股东党，索要回自己的财产，形成了一个十分牢固的集团。而以前的经理人员本来可以由于他们的管理权来获得本企业的股份，但在波兰实际上只暂时有过，而在匈牙利从来就没被考虑过。

为出卖国有资产所进行的鼓噪

我们要分析为什么尽管在同样的机会下其他阶层可能获得更高的收益，然而知识阶层却成为了领导建设不完善的资本主义的核心力量。是因为他们从精英集团手中接管了媒体，他们在原来的节目中迅速推出极有影响力的话题，像《波兰日报》就是为其他报刊杂志千篇一律的改革解释定调子，他们激烈的批评国家对媒体的检查限制，但仍然在实行自己的新闻限制。

同时，新闻媒体的质量每况愈下，学术专家被没有经验的新闻记者取代，而严肃分析的话题却变成了娱乐性的粗俗野蛮的文章成了标准用语。而东欧国家的媒体并没有改变作风，尽管他们看上去像是西方媒体一样进步，但一旦有人对资本主义稍做批评或对社会主义有些积极评价，他们就像与先前一样的相反方向进行阶级斗争。

无聊和愚蠢的题目也能赚大笔的钱，辩论水平之低时的大众转向相信外国言论，并受到愚弄和控制。知识阶层从高尚文化传播者堕落违反文化代理的角色，并利用这样的机会为大量国有资产价格压价出售给外国人制造舆论，尤其是媒体对拍卖的国有资产的实际价值的报道是极其恶劣的。

一些经济学家以机器设备的物质磨损程度很高为由，试图反对本书中的固定资产价值估算方法，他们以账面上的资产总值扣除55%-60%的磨损，然后认为剩余与外国人的支付相差无几。但这使人怀疑，不能相信波兰每年生产3个单位的国民生产总值仅需要1个单位的固定资产就够了。而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归谬，波兰的固定资产被许多发达国家的生产能力都要强大得多，怎么是破烂呢？波兰1989年的固定资产物质磨损状况的统计数据是令人怀疑的，因为在这些注重投资达国民生产总值25%-30%的东欧国家，整个地区的固定资产物质磨损率怎么会那么高呢？

另一种说法是，无论这些固定资产有多么昂贵，如果他们没有带来令人满意的利润率，那么对于买主来说也是应该不收分文的。这给人一种印象，即先前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几乎没有赢利的，事实上固定资产的扩张资金和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都说明了利润的存在，而且，1989年之前整个东欧地区一直保持着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尽管只有东欧地区陷入衰退，但仍不能以当前的利润率来判断固定资产的价值，应该以未来多年的预期利润率，因此买主们都有赚得很高利润的机会。

除此以外，直接参与国有资产拍卖的人也设法压低售价，他们常会采用具有创造性的会计方法，例如编造数字说明企业的赢利状况恶化，或是无视管理方的作用将这些企业的股票价值暂时降下来，或者让媒体就这一行业的某一些被投诉的小问题进行渲染，而且这样的报道有时还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在波兰，一个价值900亿美元的富有生气的银行业，卖给了外国人获得全部收入30亿美元，这个难以相信的拍卖价格几乎免费赠送。而匪夷所思的是，这些外国所有者之后就取得了1994年国家对银行业实行的资金注入计划所发放的债券的所有权，并把这些很高的利息收益轻而易举的转移到外国人名下的银行，从而轻松赚得30亿-40亿美元的收入。这意味着外国买主实际上用国家准备提供给这些银行的钱从国家手中将那些国有银行买了下来，而且其实波兰本地银行在私有化之前刚刚花费了20亿-30亿美元更新的办公设备。

特别是当这些国以休克疗法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时候，为这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大量失业的问题，因此继续增加财政收入，而媒体们献计献策要求不能不迅速将国有资产卖掉的办法。同时国家文解决预算平衡，向银行借贷发行债卷，使得过后国家不得不向外国银行维持这种成本（即银行等购买者需要很高收益率）的债务，并造成国民财富新的外流渠道。

媒体一面造成对国有资产非立即卖掉不可的紧迫感，一面对所有持不同见解的人大兴讨伐。他们对那些任何质疑剥夺行为、肯定先前制度和指出本国人被排斥的人会被说成已经被扫进历史垃圾堆，警察镇压制度的辩护士或不可理喻甚至是沙文主义、盲目自大、藐视其他民族。相反，在中国舆论主要控制在国家手中，宣传的是民族利益，这预市场导向的改革并不矛盾。

这些媒体的宣传大大的刺伤了民族利益，因而可以说那些把国有资产当破烂卖掉的就是国民当中的破烂儿废物，这个国家都被他们处理掉了，他们应当被讥讽为卖破烂儿的的商人。

穿连裆裤的游戏参与者

知识阶层不仅需要媒体的帮助，还要发展的自己的政治组织。在波兰，这些人组成了民主联盟，尽管他们人数很少，但早期他们就得到了人数众多的独立工会的支持。但是独立工会的领导人希望自己远离政治，保持自己反映工人紧急利益的特色，并认定自己的利益与知识阶层的利益不谋而合，因此放手让民主联盟去起草改革纲领。而巴尔策罗维奇获得了全权处理，却未作任何公众讨论，将改革纲领迅速通过，匆忙实施。工人盟友希望国家满足工人的要求或将国有资产平分给所有公民，并不热心于他们不了解的参与欧盟的问题，但是民主联盟执政时期，他们就已经下决心将大部分国有资产出卖给外国投资者，并按加入欧盟的要求进行改革。

这样的争议是没有市大型企业避免在经济衰退中遭受最严重的打击，因此在1993年的大选中，反对派原共产党的左翼联盟又回到台上，他们不打算恢复社会主义，只是对新型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问题作了重大政策调整。他们决定放缓私有化的步伐，成立国库部加强多国有企业的控制，增大国有企业经理人员的自主权，建立大型集团来构筑一道阻挡外国投资者的路障。

在反对党的联合反对下，1997年的大选左翼联盟惨败，独立工会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取得了胜利，但独立工会还是希望其小伙伴来领导改革，自己促进改革，对自由联盟超标使用，使得巴尔策罗维奇成了财政部长，并领导规模空前的国有资产向外国人拍卖，实行第二次休克疗法，不顾议会的反对，将为所有国有银行寻找外国买主。银行管货币，货币管市场，银行交给了外国人，市场也就交给了他们。4年间波兰银行业外国所有权的比重由不到20%上升到75%。

在独立工会和自由联盟成功的赢得了选民对他们10年的支持之后，2001年大选中，他们皆惨败，波兰农民党和左翼联盟入主政府，但政策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明显的标志是巴尔策罗维奇仍保留了其波兰国民银行总裁的职位。新政府为加入欧盟而努力，并毫不犹豫地将剩余的最有价值的国有资产--能源部门卖掉。尽管由于波兰的土地相对欧盟国家十分便宜，并且波兰的农业变得十分糟糕，前届政府顶住欧盟土地任意买卖的要求提出15年免谈期，但新政府的谈判代表却未经议会讨论拿出了一份文件草案，决定取消对租赁土地的一切障碍，并在几年内转为完全的所有权关系，而这一做法竟没有遭到联合政府中的波兰农民党的丝毫反对。

同时，东欧国家努力争取的欧盟补贴也被极大程度的较少，他们被告知只能拿到相当于西班牙现在所拿到的1/4的补贴，因为欧盟说他们还没有为全部援助的资格做好准备。

波兰的教训也在其他国家出现，捷克和匈牙利等类似的社会党一开始都反对让外国人接受国有资产，但最终都转而支持这样的拍卖纲领了。尽管这些国家在名义上适应的是民主制度，多党制度，选举不限，并不同一，但实际上是缺乏自由的民主制度，民族利益无法得到充分的反映，相反，却照顾了外国的利益。因为经济与政治是相互作用的，东欧国家的大部分资产已经转交和托付给了外国人，政治是不可能不被左右的。除非，理想的完善的民主制度，选票与所有制全无瓜葛，但名义上民主制度里，腐败到处泛滥，选票可以出卖，官员待价而沽。

结论

公众一直认为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思想一直由过去的政治渊源力量继承下来，但是实际上起这种作用的人几乎都是先前制度的反对者--知识阶层。尽管社会主义和今天的思想都强调国际主义，但工人利益同一性的观点并没有像今天资本所有者利益同一性的观点给民族利益以极大的忽略。而是，知识阶层摒弃道德为个人作出选择，没有对他人的一点责任感。他们为腐败现象推波助澜，用新兴的资本主义妖言惑众，为实现他们的全面取代蓝图全然不顾其社会成本。

第三部分 危机地带（危机）

第七章 被歪曲的局面

被遗忘的改革

盖莱克于1970-1980年负责波兰党。尽管自由派改革家认为这时期党除了对社会进行粉饰之外，从没有对国家体制进行过修改，但由于经济已经减速，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经济体制确实需要一些改造，因此盖莱克和其他东欧国家领导人选择了向国外借钱进口固定资产设备的办法，在他看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过程就是既要提高工人的素质又要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尽管这样，盖莱克的改革背离了战后早期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形式，引入了市场的力量，无意识的放弃了中央计划体制。

党的权力逐级下放，是为了便于向外国借贷振兴经济，但贷款可能带来政治上的让步。本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资本的剥削性决定其应从属于劳动，但经济体制上的变化使得意识形态的标准有了改变，某些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得到提拔，党变成了一个专注于解决实际困难的官僚机构。

除经济上的原因，波兰想摆脱对前苏联的从属关系，因而需要各种类型的党员；而罗马尼亚采用的是高度集中的体制和寻求与发展中国家的交往。

被掩盖了的事实

改革家内部普遍认为，大胆拯救波兰的巴尔策罗维奇比葬送波兰的盖莱克干得好。但两个十年的统计数据比较说明，大多数方面盖莱克比巴尔策罗维奇干得好。

在国际收支上，盖莱克时期贸易逆差占出口总量的47%，巴尔策罗维奇时期时36%，而如果再追加三年，1971-1981年期间贸易逆差将小于47%，而1991-2001年期间却为66%。债务上，逆差使得1979年波兰外债为230亿美元，占外贸出口总量160%，而1999年外债达610亿美元，占外贸出口总量230%。在外资使用上，有人指责盖莱克将借来的资金用于消费了，但实际上这10年从西方进口物资中至少有40%是投资性货物，而90年代投资物资在全部进口中只占15%。在出口方面，盖莱克时期增长速度加快，产品结构中制成品和高端产品比重增加，单位产品价格在上升；在巴尔策罗维奇领导下，经济发展失去了自己的专长，而由于前苏联市场的消失，出口增长速度也最终减缓了。

对盖莱克的负面评价还源于他大举借贷使得国家几乎没有流动资金可用，导致了1979年的经济危机。使得波兰的国民收入损失了将近25%。真实原因在于出口能力没有发挥出来，这里面与大规模有组织的工人骚动和被迫提高工资有关系。而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没有政治动乱使得他们可以应付债务问题。然而巴尔策罗维奇也一样难逃危机的责任，即使在工人对他十分坚强的政治支持和盖莱克时期所创造的出口能力的情况下，他还是把船全部弄沉了。而在波兰2000年的情况与墨西哥1994年危机和阿根廷2002年危机前的局势相仿，必须实行预算限制。尽管波兰并没有走到像阿根廷的结局，但想摆脱这种困境却十分困难。因为盖莱克时期尽管社会不会俯首帖耳，但国家依然有威慑力量；而今天的国家已经没有什么大的骚乱了，但也失去了威慑和有所作为的力量。

未作宣传得比较

继续扩大两个10年的比较，在固定资产方面的情况，尽管两种战略的主要目标都是要利用进口来扩大固定资产的建设，但盖莱克的成就是1980年为1970年的181%，比巴尔策罗维奇的十年1999年为1989年的123%的增长大的多。因此可以断定，1990年来的经济转型的真正目标不是在于增大经济资源，而是如何进行分配。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没有实现改革家们固定资本扩大速度大增的理想，因为这种理想把增长寄托在外国投资者身上。

盖莱克建设工厂的主要目标是为了给即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一代人提供就业机会，他创造了210万个就业机会，而巴尔策罗维奇在后来的10年毁掉了210万个，占全部就业机会的1/5。

在个人消费增长上面，1970-1979年期间，总共上升了65个百分点，而在巴尔策罗维奇的激进办法下，仅增长了35%。而拿肉类、书籍和公寓民宅的情况来比较，盖莱克时期给民众带来的数量增长，在巴尔策罗维奇时期都大幅的减退，有的甚至降到1970年的数量以下。而分配群体上两种战略是有不同前提的。盖莱克时期是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的，比较公平，这与当代福利国家的理念相吻合；巴尔策罗维奇使其包括农民在内的所有社会群体都被抛入绝望，贫困线下的人数占全部人口1/4。

人口的增长变化说明了问题，由于巴尔策罗维奇10年给人民带来了更大的困苦，许多人都决定推迟组织家庭和少生孩子，使得70年代80年代波兰人口分别增长了310万和250万，而90年代只增长了40万，2001年出现停滞。这样因为经济停滞和崩溃使人口增长停滞或下降的情况还在除波斯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外的东欧国家和俄罗斯及乌克兰等国家出现。后面两国的男性平均寿命已由1990年的63岁下降到1995年的57岁。

1990年后的俄罗斯，暴力事件和疾病死亡数量翻了两倍还多，同时警察力量变得低效，使得私家军队越来越多。

尽管我不是要证明，但至少可以说明：劣等版本的资本主义制度实际上并不比行之有效的社会之制度更优越。而东欧国家的那种新兴制度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是所谓第三条道路，其中两种制度的优势都找不到，即社会主义的平等和资本主义的效率。

结论

尽管盖莱克让人民感到美好却带来了一场灾难，而巴尔策罗维奇什么也没有创造却被称为创造奇迹的建筑师。巴尔策罗维奇建造起来的是一幢无法自立的纸牌房子，自2000年以来开始崩坍。盖莱克承诺10年里经济上要建设出第二个波兰，他做到了，但巴尔策罗维奇的身后是零个波兰。

第八章 德国模式的翻版

捏造出来的觉悟

从控制前民主德国或东欧国家的公众舆论尤其是从接管媒体入手是前联邦德国等西欧国家对待他们的手段。在前民主德国，清除几乎所有的政治机构，党政机关人员全数开除，媒体被来自前联邦德国的私人康采恩或国营电视机构接管。而在波兰，几年改革之后，50%的报纸为外国所有，这里面有许多发行量大的妇女和体育杂志。德国人还接管了多数东欧国家的媒体，如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保加利亚等国家。

媒体的所有权在西欧和美国的宪法上都被视作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且外国媒体不得干预本国的政治。这些民主国家认为本地的利益需要有宣传自己主张的工具，任何其他利益集团不得接管本国的媒体。而接管东欧的外国媒体都主动与其母国在参与东欧私有化进程时的原则协调一致，即告诉东欧人民最适合他们做的事就是闲坐那里，眼睁睁看着外国企业如何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把他们的工厂银行低价买走，去建设资本主义。

外国媒体重复着外国人管理才能带来好运的论调，而把先前为党工作过的任何人都请走。经济转型被说成经济融合，前民主德国融入前联邦德国，东欧国家融入欧盟。而东欧国家内人们期望的美国欧盟为他们拉倒前苏联而应该奖励的和平红利到头来没有得到一丝一毫，反而这些压低价格盗窃东欧国家财产的国家摇身变成了慷慨解囊的援助者。

事实上，在东欧的外国媒体并没有全方位的采集事实，他们在母国和被接管国采用双重标准，如在母国抵制外国资产进入，在东欧国家大肆宣传出卖资产给外国。在德国，有责任感的媒体也不同意前民主德国的资产被外国人占有，因此后来国家通过一些限制性法律。

而学术界是唯一可能对媒体的错误导向提出挑战的群体，但由于学术界以及知识界阶层在改革中衰落，使得一些活跃的人干脆与媒体同流合污，或者进入由外国基金支持的国际机构，因而被剥夺了独立性。在中国，媒体和学术界仍然是受到政府的支持和控制的。而在东欧的学术界衰落了之后，外国学术界人士讲话几乎没有一点责任感。

弥天大谎

由于前民主德国的政治生命实际上已经终结，因此整个国家资产被哄骗出卖给了前联邦德国为主的投资者。当在东欧国家许多外国人通过国际组织向本地官员提供咨询，并以商业机密为借口不公布外国顾问身份的时候，前民主德国的私有化机构都是由前联邦德国政府一手包办，这是由于他们对两德统一的期待已久而在其议会内部设立了负责遣散前民主德国的资产并制定价格的机构。

在出卖前民主德国的国有资产的方面，德国比波兰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政府已经对前民主德国的全部固定资产的总值进行了估算大约在2700亿-3200亿元，但为了尽快将其售出，他们向买主提供了资金，使得最后私有化机构出现了1800亿美元的赤字。这就是说波兰损失只有2200亿美元，而德国损失了3200亿加1800亿共5000亿美元。

而过度压低报价来吸引买主的行为通常暗示着腐败。这种腐败由一次性设立的私有化机构负责，使其隐蔽起来，但低价出售企业带来的回扣被打入私人账户或是变成资助政党经费的事件也不断地暴露出来并引起轩然大波。

前联邦德国成为东欧国家向外国人出售国有资产的最大支持者，实际上由于他们准备的充分，他们也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买走了匈牙利和波兰的大部分国有资产。而东欧地区唯一没有被外国收购的是土地和不动产，因为这些领域被1989年以前的法律禁止随意买卖，但由于法律的威慑作用降低，外国人已经开始触及这里。

更糟糕的结局

人们认为前联邦德国的资本家会马上增值固定资产，创造出就业机会，然而他们的所做所为就是迅速的摧毁前民主德国的经济。他们采取最极端的休克疗法即激烈的信贷货币紧缩和最激进的向进口产品开放以及不顾货币取代所带来的产品标价飙升。幸好全德的统一和全德工会的同工同酬使得工资减少没有引起更大的灾难，不过前民主德国在1990-1991年间国民生产总值还是损失了30%，比其他国家都严重。而1999年前民主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比1989年还低1%，工业更是要长期徘徊在1989年以下的水平。而就业机会的消减更令人惊讶，近年来前民主德国的失业率已经接近30%，变成退休者的聚居地。

看上去波兰和匈牙利的经济恢复势头比前民主德国要好，但是前民主德国还是接受了大量的前联邦德国的资金，并融入了他们的福利国家之中，而不像波兰人那么惨。前联邦德国对前民主德国的金融援助每年约1000亿美元，相当于今天波兰国民生产总值的2/3，包括前民主德国留在工作岗位上的人，其工资都是由全德工会确定的。但是这些巨大的援助也成为前联邦德国对前民主德国的经济扭曲有多么严重的证据。而波兰对欧盟的指望却由于刚加入的前两年需向共同预算缴纳会费变成一个净捐献国而变得遥不可及。

事实上，前民主德国没有了自己的资本家阶级，但市民可以增加收入，尽管前民主德国的资产以一个零头加上政府的补贴卖了出去，但几乎全部给了前联邦德国的投资者，因此还在德国自己手上，而且就业上也没有限制。然而德国不会允许其他东欧国家向它移民，而其他欧盟成员也是不会开放就业的，而波兰与欧盟的外贸逆差每年可以为欧盟工人创造40万个就业机会，这都是以牺牲了波兰本地劳动力市场为代价的。

结论

与二战后掌握德国经济大权并创建社会市场经济奇迹的艾哈德相比，巴尔策洛维奇只能算是科尔在经济改革一揽子计划方面的私生子，从而摧毁了波兰的工业和银行业。他没有很好的学一学自由派的经济学，否则就会知道如果国家被赋予过大的权力，经济就会遭殃，这种非法操纵的拍卖活动会迫使波兰永久的陷入殖民地的境地。

第九章 历史的警告

分歧加深

东欧国家天真的认为，只要铲除苏联的影响，引入西欧的制度，外在威胁就不存在了，生活条件也能向西欧靠拢，但他们为所谓的全球化大唱赞歌的时候，列强却开始控制东欧国家，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权威。

东欧国家的公众舆论认为，战后的欧洲是分裂的，每个东欧国家没有力量铲除这样一种秩序，而前苏联是东欧国家资本的所有者。显然这是错的，没有任何法律文件指出了这点，而且东欧出售资产的时候前苏联人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就算前苏联被认为是东欧国家资产的实际所有者，但前苏联的大块头决定了他们必然对周围生产的谈判具有主导优势，而且东欧国家的对外贸易并没有对自身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前苏联被指为帝国主义对东欧国家进行了剥削。事实是，尽管在波兰战后向前苏联提供硬煤因为死板的定价体制给波兰造成很大损失，但前苏联人后来给与了全面的补偿。反过来，因同样的原因，前苏联在向东欧国家出口石油天然气是也蒙受了很大的损失。这些现象也说明前苏联与一般意义上的帝国主义有着明显的不同，它向仆从国提供帮助。

这种看法会使东欧地区的人们认为这些资产本来就不是自己的，因而更加乐于出售；但事实上，国家社会主义时期是东欧地区在其现代史上唯一一段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源的时期。而之后为了外国人剥夺全体国民的改革要比当初国家将资产从私人所有者手中夺取过来更为激进。

今天，外国人在东欧的企业都已经与其在母国的企业融为一体了，他们通过贿赂的办法取得了与使用武力一样的功效，从东欧地区掠走了惊人的财富，使得东欧国家的处境更糟，而前苏联并未对东欧国家进行过全面的剥削。

一退再退

从产业革命开始时东西欧出现了难以弥合的地质裂谷及发达落后之分。我们除了看到它们在各自制度上的差异外找不到什么造成这种差别更重要的原因。西欧国家的自由市场在东欧没有出现，因而没有产生资本家阶级，使得外国人涌入替补。当然一些国家这样的方式取得了成功，另一些国家使国家参与改革机制，而这样的后果是国家往往会过渡反应，试图用对西欧制度带有误解的模仿把长期积累的问题一下解决。

在资本主义的尝试失败之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诞生在西欧德国的观念是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而在俄国和东欧国家，人们转向了共产主义，结果没与宣告资本主义制度的终结，反而自己走向了失败。相反，西欧地区却从这种意识形态中获取了更多好处，对市场资本主义制度最糟糕的方面进行了钳制和改造。

这样的激进的消极改革使得欧洲的地质裂谷更大了，1989年东欧国家的人均收入仅相当于西欧国家水平的30%，而这次消极改革使这个比率不超过25%。尽管这样东欧国家仍继续具有软弱性，在没有大选的时候，精英集团不需要对选民负责，他们不关心物质生产如何，因为他们的物资供给主要源于进口，而培养素质高的士兵也不重要，因为他们不需要保护自己的财富，他们的财富已经转移到了国外银行的保险箱中了。

全球性紧缩

如果一个国家经济上衰弱，那么他们的政府就必须是一个现代政府，可是东欧国家的政府总是面临着威胁，甚至完全丧失主权。回顾历史，在过去200年间，东欧地区第一次建设现代国家的时期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人们总认为国家取代了市场，但这个国家是现代国家。国家有很高的效率，国家行为以法律为基础，官员们遵守法规。

匈牙利持不同政见者认为，1989年之后的东欧地区把现代国家的某种形式摧毁了，变成了野蛮人执掌国家大权，国家机器变成了结党营私的工具而对悲惨贫困的同胞视而不见。他们都觉得全球化下国家应该被市场取消，而公司的壮大并没有要求消灭国家，只是要求国家能为他们利益服务。国家和民族的冲突也没有因为市场而减弱，而是国家宁可不服从犯政治逻辑，也要为经济利益服务，比如波兰的银行和保险业被收购是德国总理和荷兰总理都介入了压低价格的过程。而西欧和美国政府都帮助他们的公司操控东欧国家事务。

从历史上看，绝对君主和贵族阶级联系在一起，今天跨国公司和股东们联系在一起，而这种共生关系决定了贵族阶级和股东们是不会阻碍主角发挥作用的。历史在这里重演，美国在战后的欧洲开始扮演一个打破现有实力平衡的角色。美国尽管在资产所有上不占优势，但它把握着关键的人物，他们利用各种国际机构对东欧国家的精英集团施加影响，这也是东欧国家冒着与欧盟分道扬镳的风险支持美国进行伊拉克战争的原因。

结论

尽管仍然没有几个人承认，但东欧国家已经不仅丧失了对本国资源的控制权，还交出了自已相当一部分的政治权力，由于经济对政治的控制，这种制度可以成为无自由的民主制度。而当地的精英集团越来越依赖外国的势力，而他们还能获得选票。这个趋势使得东欧国家两手空空，最终会意识到自由的希望已经落空，这种觉醒可能使得整个欧洲都不能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