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将自己化装为遭排斥的少数。又及：
关于马科斯是否是同性恋者：马科斯是旧金山的同性恋者，南非的黑人，欧洲的亚洲人、圣伊西德罗的墨西哥裔移民，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圣克利斯托瓦尔街上的原住民，贫民窟中的帮派分子，城市大学中的摇滚青年，德国的犹太人，墨西哥国防部里的廉政调查员，政党中的女性主义者，后冷战时代的共产党人，西拉拉巴的囚犯，波斯尼亚的和平主义者，安第斯山中的马布切人，国家教师工会中的教师，没有画廊或画册的艺术家，墨西哥任何一座城市、任何一条街区上星期六晚上的家庭主妇，20世纪末墨西哥的游击队员，独立工会中的罢工者，被迫编造花边新闻的记者，女权运动中的性歧视者，夜晚10点地铁上的单身女人，于墨西哥城宪政广场上静坐的退休老人，无地的农民，待业的编辑，失业的工人，没有病人的医生，反叛的学生，新自由主义的异议者，没有书或没有读者的作家，当然了，还是墨西哥东南的萨帕塔人。总之，马科斯是人，这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马科斯是所有那些遭排斥的、受迫害的、抵抗的、迸发出呼唤：“受够了”的少数群体。所有少数群体开口说话之日，便是强势群体陷入沉默与忍受之时。我们，正是所有遭排斥的人们，寻找着语词，自己的语词，令强势群体分崩离析。马科斯，就是所有那些令权力和良知不适之人。
欢迎你们，司法部的先生们，我在此恭候……提供铅弹。 1994年12月
敬启者：
我是个流亡者，
我出生在这世上
便被囚禁在躯壳之中
但我逃离了囚牢。
越过高山峡谷
我的灵魂搜索着我，
我企盼
那灵魂
永不能发现我的所在
——费尔南多?佩索亚
在我写下这封信的时候，手边是同伴们送来的下一步行动准备的报告，另一边是最后一摞未复的来信在炉火中熊熊燃烧。这便是我此刻写信给你们的原因。我一直对自己说，我要回复我收到的每一封来信，你们费心写下书信，冒险暴露自己的姓名地址，期待得到回应，回复这些信，是我们起码该做的事。
战争又一次逼近。我绝对无法保留这些信，应该将其销毁。如果这些信件落到政府手中，会给许多好人和若干坏人招惹事端。此刻，焚烧信件的火焰腾起，火舌变换着色彩。火焰不时闪出的艳蓝，总是会惊诧着充满虫声和朦胧闪电的夜晚，负载着预言和未清算的账目，寒冷的12月已然临近。我收到了不少信件，我曾设法回复了其中大半，但常常是我尚未处理完一摞，新的一批已到。“西西弗。”我对自己说。“也许是吞食普罗米修斯内脏的秃鹫。”我另一个自我补充道，他从不错过怀疑论的一击。
我应该坦诚地说，近来，来信渐渐少了。开始，我归咎于多管闲事的政府爪牙，其后我意识到，好人们累了，……他们不再写信……有时，他们不再抗争。
对，我知道，写封信当然不是占领冬宫。但是书信令我们远行。这天，我们在蒂华纳，那天在梅里达，有时在米却肯、或在蒙特雷、韦拉克鲁斯或瓜纳华托、奇瓦瓦、纳亚里特、克雷塔罗或墨西哥城。有时，我们走得更远，去智利、巴拉圭、西班牙、意大利、日本。此刻，信件不再了，这些旅行曾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唇边的微笑，而且温暖着那些无眠的寒夜，振奋起那些疲惫炎热的长日。
总之，我说过，我决定回复所有的来信，而我们——游侠骑士，懂得如何信守诺言（爱情诺言不在此例）。如果你们大家都能接受这封公开信并感到自己是惟一的收信人，我将感谢你们的慷慨，那将极大地减轻我沉重的负疚感。
再见，既然你们无法抗议或表示异议（你们当然能，只是我听不到，因为邮件等等的问题），我将让疯狂的专制执掌着我灵活的手，信笔写完这封信。我想，佩索亚那几行充满诅咒和预言的诗句，也许是最好的开头……
那凝视
移转，
望向
无法看到的所在，
我们都言说着
不曾保有的一切。
是开端还是终结？
不该说出的1994年，如此这般月
敬启者：
我想说说自1月以来发生的几件事。你们中许多人写信来说“谢谢你们”。当我们在信中读到你们因我们的存在而满怀感激时，想象一下我们的惊异吧。比如说，我便如此惊异地发现了我的惊异，事实上，每当我到达我们的一个收信点时，我的部队给我最亲切的姿态，便是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然而，一旦我大感惊异，便会发生些不同寻常的事情。比如说，我会狠狠地咬着我的烟斗，咬断了烟嘴。又比如说，我再找一只烟斗的时候，可能发现了一些糖果，令我铸成大错。糖果那只裹着一层玻璃纸的糖果发出的悉悉嗦嗦的声音召唤着一种名叫“孩子们”的灾难，他们会从几十米外听见那召唤，要是风帮忙，几里地开外也能听到。一旦这种灾难发生，我，比如说，便会调大小录音机的音量，以歌声淹没糖纸的喧嚣——
他有歌
便会唤起风暴，
他有伙伴
便会陷入孤独，
他走上正路
便会遭遇种种险境
令其止步。
但是，为那歌
值得忍受酣畅的风暴
为那陪伴
值得忍受绝望的孤独，
那步履匆匆间的剧痛
永远值得
置身险境
拥抱真理。 ——赫里伯托走进小屋（所有这类故事永远发生在那些有着铁皮、纸板、茅草或尼龙屋顶的小屋中），满脸“我可找着你了”的神情。我装作对他视而不见，轻松地打着口哨，吹着一首我忘了片名的电影插曲。反正，在电影里，这只口哨响起的时候，一个姑娘——好看极了的姑娘正微笑着走向我们的男主角。但是，我立刻意识到，不是什么姑娘，而是赫里伯托走了过来，他后头跟着抱个玉米芯娃娃的托妮塔。托妮塔——每当亲我一下便会抱怨“痒痒”，长着一口尖尖的小牙，快满五岁然后进军六岁的小姑娘，是副司令的小宝贝。赫里伯托，是拉坎顿丛林中鼻涕孩儿的头儿，率领着一支“反副司令水上纵队”的鸭群，身为大红蚂蚁和圣诞巧克力的天敌，安娜-玛丽娅的小心肝，简直是某些充满报复心的神灵降给副司令的天谴，以惩戒他僭越暴力和精通法律。什么？不对？行了，别太较真儿……
“听着！我有事儿跟你说！”赫里伯托走上前来，告诉我埃娃在哭呢，因为她想看看那匹会唱歌的马，可少校不让她看，因为他自己在看帕索里尼的《十日谈》。当然了，赫里伯托并未提到这个片名，而是我根据他的描述猜出来的，他说的是：“少校在看裸体老女人的电影。”对赫里伯托来说，所有裙子在膝盖以上的女人，都是“裸体”，所有年龄4岁以上的，像埃娃，都是“老太太”。我知道，这些都只是赫里伯托为得到包着花玻璃纸的糖之系列诡计中的一步，对他，那糖果的呼唤简直像雾中的泰坦尼克号发出的警笛。赫里伯托和它的鸭群赶来营救，因为这世上再没有比这更悲惨的事了：竟没有孩子前来将一块糖从玻璃纸的监牢中营救出来！
另一边，托妮塔发现了一只“防泥”兔，换句话说，是只黑兔。于是，她决定把它泡在小水坑里，以便通过所有必须的品质测试，评估其“防泥”性能的质量。
眼看着这场对“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最高司令部”的大举入侵，我只能装聋作哑，假装我极极极极其专注于写作。意识到这一点，赫里伯托画了一只鸭，大不敬地称之为：“副头”。我做出大受冒犯的样子，因为赫里伯托争辩说：我的鼻子和鸭的扁嘴一模一样。与此同时，托妮塔把泥兔放到石头上、她的玉米芯旁边，用挑剔的目光审视着它们。这让我明白了她何其不满于“防泥”质量的检测结果，因为她正以拒绝让我亲一下的固执摇着她的小脑袋。赫里伯托，面对着我的漠然，似乎终于放弃走开了。我为自己的全胜而得意洋洋。尔后，我意识到糖块不见了，这时我才回忆起我盯着那幅画的时候，赫里伯托怪里怪气的动作。他就在我的鼻子底下拿走了糖！就是我这个知名度如此高的鼻子底下！我真是郁闷，还要加上有消息说萨利纳斯打点行装去出席世贸大会了。对我说来，这似乎不公平，萨利纳斯称我们为“不法之徒”，要是他认识赫里伯托，就会知道，和赫里伯托相比，我们实在比革命制度党的领袖们更遵纪守法。
总之，我是在说，我在你们大家的来信中读到如此多的“谢谢你们”时的惊异。信有时寄给安娜-玛丽娅，寄给拉莫娜，或是给塔丘，莫伊，马里奥，劳拉，或给任何一个蒙面以显身，露面以藏身的男人和女人们。
我以我最虔诚的语调感谢你们如此多的“谢谢你们”，此时安娜-玛丽娅出现在门口。赫里伯托哭着，牵着她的手。她问我为什么不给赫里伯托一块糖吃。“不给他糖吃？”我盯着赫里伯托的小脸，可那块糖的证据此刻全掩盖在鼻涕眼泪下头。正是这副哭相赢得了安娜-玛丽娅。“对，”她说，“赫里伯托说他拿画跟你换糖，可你说了不算。”我感到我成了不公正指控的牺牲品，因此摆出了一幅革命制度党前总统摇身一变为另一个位高权重的角色、爬上讲坛去发表其最佳演讲的嘴脸。安娜-玛丽娅一言不发地拿过糖口袋——让我们瞧瞧糖在哪儿吧——全给了赫里伯托！“拿着，”她说，“萨帕塔人永远说话算数。”
他们双双离去。我真是哀伤莫名，那糖可是为埃娃的生日准备的。我其实不知道埃娃几岁了。我问过她妈妈，她说是六岁。“可是你上次说她快四岁了。”我埋怨道。“对呀，她一满四岁，就开始算五岁了，也就是说，她就要到六岁了。”她笃定地解释道。我一边掰着手指头算着，一边怀疑那个教给我们1+1=2、6x8=48、以及所有莫测高深知识的教育系统。显然，在墨西哥东南群山里，那可不真实，在这里大行其道的是另一种数学逻辑。
“我们萨帕塔人是特殊的‘异类’。”莫纳卡曾经观察道，他告诉我说，要是他的刹车油跑光了，他就代之小便。再比如说，有一天，举行了一次生日晚会。“青年团”聚在一起组织了一场“萨帕塔奥运会”。主持人宣布跳远比赛开始，那其实是比谁跳得高。接着是跳高比赛，可那是比谁跳得远。我正忙着掰手指头，里卡多中尉跑来告诉我说，大家都去了要在黎明时分唱生日快乐歌。“上哪儿去唱小夜曲？”我问道。我十分高兴一切都上了正轨，在黎明时分唱“清晨”相当合乎逻辑。“在墓地。”里卡多答道。“墓地？”我又开始掰手指头了。“对呀，是这样的，是一月战死的哥们儿的生日。”里卡多说着走了出去（下一个项目是拉力赛。）“好啊，”我自言自语，“给死人开生日晚会。墨西哥东南山里的……完美的逻辑。”我叹了口气。
我满心怀旧地叹息着，回忆着旧日的好时光。那时候，坏人是坏人，好人是好人。那时候，牛顿的苹果从不抗拒地心引力，直接从枝头落在孩子们手中。那时候的世界闻上去就像是开学第一天的教室：恐惧、神秘、新鲜迷人。我正不遗余力地叹息感慨着，未经任何预警，贝托走进来问有没有气球。不等我回答，他便动手在地图、行动命令、战报、烟灰、干鼻涕、钢笔染的红花、子弹带和一顶臭哄哄的滑雪帽中翻捡起来。贝托不知道从哪儿翻出了一袋气球和一张小朋友的照片——相当老了（是照片，不是小朋友）。贝托站了一分钟，要在气球和照片做出抉择，最后和所有孩子一样做出决定：两样全要。
我一直在说，这哪是军事指挥部，根本是幼儿园。昨天我告诉莫伊，他应该在附近埋些有杀伤力的地雷。“你认为当兵的会摸到这儿来？”他忧心忡忡地问道。我哆哆嗦嗦地答道：“当兵的我说不准，可小家伙们怎么办？”莫伊深有同感地点点头，然后跟我说起一个捕鸟的精巧设计：一个假洞，里面是树桩和毒药。我喜欢这个主意，可既然小家伙们不是鸟，我建议把所有的东西都通上电，门口架挺机关枪。莫伊想了一会儿，说他有更好的办法，然后便弃我而去。
我要说什么来着？哦，对了！赫里伯托拿了埃娃的糖。所以我赶快打开通讯装置呼叫各营地搜索糖果，以便替补埃娃的那袋，正在这时，埃娃端着一小罐汤出现了。“我妈让我送来的，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她对我说，脸上那神情，要是再过十来年，肯定会挑起不止一场战争。我以丰富的措辞谢过她，然后——我又能如何？——说我有礼物给她。“在哪儿呢？”她说—问—要求着，而我开始冒汗：再没有什么比那恼怒的表情更可怕的东西了。埃娃的脸开始歪扭，简直像那部名为《萨托遇狼人》的电影，我所能做的就是站在那儿前言不搭后语。让事态更加严重了的，是赫里伯托跑来看看“副司令是不是还让他气得发疯”。我露出了微笑，争取时间盘算着在赫里伯托的屁股上踢上一脚，这时埃娃注意到赫里伯托拿着一个几乎空了的糖果袋。她问他从哪儿得的，他说，用的是带糖味儿的含糊声音：“呼头。”我没有意识到他说的是“副头”，直到埃娃转过身来提醒我：“那，我的礼物呢？”听到“礼物”二字，赫里伯托的眼睛圆了，他扔掉那此时已空空如也的糖袋，凑到埃娃身边，用粘乎乎的犬儒的腔调说道：“对呀，我们的礼物呐？”“我们的？”我重复道，又盘算起踢那一脚，可这时我留意到安娜-玛丽娅正朝这儿走来。我立刻说：“藏起来了。”“在哪儿？”埃娃说，显然已烦透了故弄玄虚。可赫里伯托将其视作挑战，打开了我的背包。他掏出了毯子、测高仪、罗盘、烟叶、子弹匣、一只袜子。我喊着：“不在那儿！”他停下来接着要翻莫伊的背包，他就要解背包时，我说：“你们得先猜个谜，然后才能知道礼物在哪儿。”
此时，赫里伯托让莫伊背包上那紧紧扣住的皮带弄烦了，便走过来在我身边坐下。埃娃也坐下了。贝托和托妮塔也凑过来。我点上烟斗，给自己点时间来度量一下我所陷入的这个谜题的尺寸。安东尼奥老人来到我身边，他做了个手势，指了指那尊银色的萨帕塔的塑像，提示着……
发问的故事
寒冷围困着群山。十年前一月的黎明时分，安娜?玛丽娅和马里奥跟着我在山中远行。他们两个刚刚参加游击队，而我是一名中尉，这次轮到我把我从别人那儿学到的东西——深山中的生存术——教给新来的人。昨天我第一次偶遇了安东尼奥老人。我们都撒了谎。他说他要去侍弄他林中的庄稼，我说我在打猎。我们都知道对方在撒谎，也知道对方心知肚明。我让安娜?玛丽娅继续远行，而我沿着通往河边的小路，尝试借一把标尺在地图上定位面前的高山，心想也许会撞见安东尼奥老人。他肯定和我想的一样，因为他就出现在昨天我们相遇的地方。
和昨天一样，安东尼奥老人坐在地上，靠着瓦帕克树绿色的苔藓，手里卷着烟。我坐在他面前，点上烟斗。安东尼奥老人开口了：
“你不是打猎的。”
“您也不是去侍弄庄稼。”我回答。不知为什么面对眼前这个看不出年龄、如雪松般一脸皱纹的老人，尽管平生第二次见面，却让我用词谨慎，语带敬意。他笑了，补充道：“我听说过你们。那边山上的人说你们是强盗。我们村也因为你们来了而人心惶惶。”
“那您，您也认为我们是强盗？”我问。
安东尼奥老人慢慢地吐了一口烟，咳了一阵，摇了摇头。我受到了鼓舞，又问：
“那，你认为我们是什么人？”
“我倒是想让你告诉我。”他望着我的眼睛说道。
“说来话长了。”我说。接着我说起了萨帕塔和维拉的时代，说到了革命、土地、正义和饥饿，说到了无知、疾病和镇压，说了许多许多。最后我说：“我们是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我等待着安东尼奥老人的反应，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我的脸。
“再跟我说说萨帕塔。”又抽了几口烟，咳了一声之后，他说。
我从阿内内奎罗说起，说到阿亚拉计划，军事行动、村落组织，发生在奇纳梅卡的出卖。当我说完的时候，安东尼奥老人仍凝视着我。
“不是那样的。”他说。
我呆住了，只能嘟囔着：“不是？”
“不是。我给你说说萨帕塔的真的故事。”
捏了撮烟丝卷上烟，安东尼奥老人说开了故事，其中交错混杂着过往和现在，如同我的烟斗和他的卷烟喷出的烟雾彼此缠绕、融合。
很多故事发生之前，那些原初之神，创世之神还在黑夜中漫游，人们说其中有两位一体的神：埃卡尔和沃坦。他们俩要一个转过身，另一个才能被看到；另一个转过去，这一个才露出来。两个截然相反。一个像光，像五月河上的清晨；一个像幽暗，像寒冷，像洞穴中的黑夜。他们两个一般无二，因为他们是两位一体。但是他们无法走动，老是定在那里，这两位一体的神。“我们怎么办哪？这样的生活多么悲哀。”他们哀恸着，这两位一体的神。“夜不肯离去。”埃卡尔说，“日也不肯离去。”沃坦说。“我们走走看。”两位一体的神说。“怎么走？”那个问。“往那儿走？”这个说。
先是问“为什么？”后是问：“去哪儿？”他们发现自己移动了一点点。两位一体的神高兴极了。他们共同决定要动起来，可是办不到。“那我们该怎么办呢？”答案是一个先显露出自己，然后是另一个。为了动起来，他们同意分头动作。谁也不记得是谁先动的，他们只是快乐于自己动起来了，他们说：“只要我们能行动，谁先动起来有什么关系？”这一般无二的两位神笑了，他们决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跳舞。他们跳着，一个跟着另一个的脚步，他们跳了好久，因为他们如此快乐找到了对方。
他们跳呀跳，直到跳累了，便问我们还能做什么，他们看到早先的问题还在那里：“我们是怎么动起来的？”问题带出的答案是：“一同出发，分别行动，协同一心。”他们不太在意答案，因为他们在走动，这把他们带到了下一个问题面前。他们发现面前有两条路。一条很短，一眼看得到头，他们决定不走这条短路；他们如此快乐于自己在走动，所以他们选了那条长路，这便带来又一个问题：“这条路通向哪里？”讨论这个问题花去了不少时间，但这两位一体的神最后决定，除非接着走下去，不然他们永远不知道这条长路将他们带向何方。所以他们向对方说：“那我们走吧。”
于是，他们开始走，先是一个，然后是另一个。他们走了好远好远，又一个问题出现了：“我们究竟要走多久？”埃卡尔表白说，他不知如何走过白日；沃坦承认说，他害怕黑夜。所以他们哭了好久好久，等他们哭够了，他们一致决定并弄明白了埃卡尔可以走过黑夜，沃坦可以走过白天，而埃卡尔可以带着沃坦穿过黑夜。
就这样，他们回答了如何走下去的问题，继续走。从那以后，神在发问中行走，他们从未停步。他们从未到达，也从未离去。这便是那些真正的男人和女人所学到的东西：以发问带动前进的脚步，而决不原地不动。从那以后，真正的男人和女人边问边走，而且他们来的时候说“再见”，走的时候说“你好”。他们从不休止。
我咬着犹有余烬的烟斗，等着安东尼奥老人说下去，可他却不做声了。生怕打断什么极为重要的东西，我问道：“那，萨帕塔……？”
安东尼奥老人笑了。 “现在你学会了：为了知和行，你必须发问。”他咳着点上了另一支卷烟，语词从他的嘴里吐出，犹如种子播撒在大地。
“萨帕塔就出现在这群山中。他们说，他并不是生在这里，他就是这么出现了。他们说，他就是埃卡尔和沃坦，他们在漫漫旅途上走了很远很远来到这里，为了不吓着好人，他们合二为一。因为在一起这么久了，他们深知两人一般无二，可以化身为萨帕塔。萨帕塔说，在走过长路之后，他终于懂了：征途上有时阳光灿烂，有时风雨如晦，但那并没有什么不同。沃坦?萨帕塔和埃卡尔?萨帕塔，黑萨帕塔或白萨帕塔，他们都一般无二，是真正的男人和女人的同样的道路。”
安东尼奥老人从包里掏出一个小尼龙袋，里面有一张萨帕塔1910年的老照片。他的左手抚着腰间配剑，右手握着一把枪。两条子弹带在胸前交叉，一排自左而右，一排自右而左。他双脚的位置像是站立不动，又像是在行走之中。他的凝视仿佛在告知：“我来了”或“我去了”。照片有两道楼梯。一道在黑暗中隐现，就像同样的肤色黝黑的萨帕塔人，正从黑暗的深处走来，另一道楼梯在亮处，空无一人，不知从哪里延伸出来，也不知朝哪里伸展而去。如果我告诉你，这是我注意到的细节，那我是在撒谎。是安东尼奥老人一一指给我看。在照片背后以三种语言写着：
萨帕塔将军，南军总司令。
奥古斯丁?V?卡萨索拉，摄于1910年。
安东尼奥老人告诉我：“我曾问过许多有关这张照片的问题。所以我到了这儿。”他咳着，扔掉烟头，将照片递给我：“拿着，”他说。“这会教你如何发问，如何前行。最好在来的时候说再见，这样走的时候就不会太难过，”他朝我伸出手，告诉我他来了之后，离去了。从那以后，安东尼奥老人总是用“再见”表示见面的问候，用“你好”表示告别。
安东尼奥老人离去了。贝托、托妮塔、埃娃、赫里伯托仍坐在我身旁。我从背包里拿出了萨帕塔的照片给他们看。
“他是要上楼还是下楼？”贝托问。
“他是站在那儿还是在走路？”埃娃问。
“他是要把剑拔出来，还是要插回去？”托妮塔问。
“他是刚开过枪还是要开枪？”赫里伯托问。
1984年，安东尼奥老人送给我这张照片，我一直想知道这张84岁的老照片究竟能引出多少问题。在我决定把它交给安娜-玛丽娅之前，我最后一次注视着它，照片再次引发的问题是：这是我们的昨天还是明天？
在这充满了好奇的氛围中，埃娃，就其四岁，差不多五岁或六岁的年龄而言，表现出了惊人的连贯性，她问道：“我的礼物呢？”礼物一词一出，引发了贝托、托妮塔、赫里伯托的强烈共鸣，他们一起大叫起来：“我的礼物在哪儿？！”我完了，到了献身祭坛的当口。可安娜-玛丽娅到了，就像将近一年前，圣克利斯托瓦尔一样，（在相当不同的情况下）她救了我的命。安娜-玛丽娅拿出一大袋糖。“这是副司令给你们准备的礼物。”她说，同时瞥了我一眼，如同在说：我真不知道你们男人没女人能干成什么。
在孩子们决定、或者说是打做一团分糖果的时候，安娜-玛丽娅向我行了军礼后说：
“报告，首长，队伍已整装待发。”
“好。”我说着将短枪挂在腰间。“和往常一样，我们黎明出发。”
安娜-玛丽娅转身离去。
“等等。”我叫住她，交给她那张照片。
“做什么？”她凝视着照片问道。
“我们会用得上的。”我答道。
“为了什么？”她追问道。
“为我们能知道该走向何方。”我边检查着武器边答道。
头顶上，军用飞机在与天空谈判。哦，别烦。我就要写完这封信中之信。当然，我先得把小家伙们从这儿弄出去……
作为结尾，我要回答几个你们肯定在问的问题：
我们是否知道自己正走向何方？是的。
我们是否知道有什么在等着我们？是的。
是否值得？是的。
有谁能以肯定的答案回答上述三个问题而伫立不动、无所作为，不感到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被撕裂开来？
再见，祝你健康，送上一朵花给温柔的狂怒。我想那是它应得的慰藉。
发自墨西哥东南群山中
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副司令马科斯
又及：
致、分析家和公众：
一些精彩绝伦的已然在萨帕塔运动中发现了某些有价值的部分。然而，他们否认我们作为民族斗争的本质。对他们说来，我们只是某一省份的居民，可能具有对自己的源初及相关一切的意识，但没有“外力”的推动，便不可理解和确认诸如“民族”、“祖国”、“墨西哥”一类的观念。他们会在灰暗的时刻插上几句风凉话。对他们说来，我们为物质需求所做的斗争合情入理，但为精神需求而斗争便过份了。此时摇唇鼓舌地抨击我们，实在堪称恶劣。什么有人该负责任，有人该出来说：“不！”，有人该说：“够了！”，有人该摒弃审慎、将尊严与耻辱的价值置于生命之上；有人该……好吧，面对这些发出宏论的唇舌，我们说，我们懂得那些自你们口中涌出的谴责字句。我所能说出的全部答辩是，我们曾做过的一切没有一件是为了取悦你们。我们说过、做过的一切只是为了以斗争、生活、言说、行走……的快乐愉悦我们自己。全社会、各阶级、所有种族和代际的好人们帮助过我们。一些帮助是为了救赎自己的良知，另一些则是时尚之举。但大多数帮助是由于他们的信念他们可以肯定他们发现了某些好的和新的东西。
我们是好人，因此我们令所有人知晓我们的所作所为。你们自己应有所准备。你们不该大感意外。预先警告对我们不利，但总比让你们感到意外要好些。 我想对好人们说：我盼望你们继续做好人，盼望你们继续相信，别让怀疑论将你们捆绑在妥协于主流的甜蜜囚牢之中，盼望你们继续探索，去寻找你可以相信的东西，某种你愿为之斗争的东西。
我们也曾拥有一些精彩绝伦的敌人——那些们不满足于简单地谴责，而是要找出有力、坚实而一贯的论点来打击我们。我们读到过一些精妙的文章，攻击萨帕塔运动，为政权辩护——为了保全面子，为了找人为之辩护，政权想必花费不菲。长远地看，你们最终不过是为虚妄而愚蠢的政权去辩护，那辩护的角色是可耻的。为正在崩塌的大厦殉葬是可耻的……
再及：
……马背上，伴着玛利阿契琴，唱起在一位老妇人窗下的歌，那是佩德罗?因方特的曲子，叫做：“他们说我是个登徒子”，最后一段唱道——
在我甜蜜的爱人中
你胜过所有
爱我，从不怨恨
我小小的艳遇……
美丽的
我配不上的老妇人
你以心
给我爱的神圣
在奶奶面前，你永远是孩子，离别是伤痛的……再见，奶奶，我来了。我完成了，我正开始……
致
全国《进程》周刊
全国《金融报》
全国《日报》
恰帕斯州圣克利斯托瓦尔地方《时报》
致国内和国际出版社
1995年1月16日
先生们：
公报正漫天飞舞，有迹象表明风向变了。你们又一次威胁要解雇我们，但愿这一次是真的。它们告诉我说，罗伯里多?林寇本人和他自称“州公众安全警察”的武装保镖们已隐居于州长官邸。尽管这些在恰帕斯违背民众意愿的剧变仅限于老州府图斯特拉?胡蒂莱兹的四个小区，但他们还是体面地收了场。让他们去解释哪里来的钱用于武装那些白人警卫在恰帕斯乡村谋杀原住民吧。也许就来自圣克利斯托瓦尔的“和平协议”？这钱从未交到墨西哥东南这个州的穷人手中（因为我们还是被叫做墨西哥人吧，不是吗？）
再见，祝你们身体健康，留一点希望来预言明天。
发自墨西哥东南群山中
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副司令马科斯
又及：
回忆着一个逝去的黎明和个中的寒冷。那是个坦克、军用飞机、直升机之夜。我在阿瓜斯卡连特斯图书馆中。独自一人，包围着我的是书籍和冻雨，那寒意迫使我带上滑雪帽，这一次不是为了逃开他人的目光，而是为了躲避严寒。我坐在一把难得的未破损的椅子上，凝视着这了无生机的被弃的场地。
像所有黎明一样，这里空无一人，而图书馆开始了它复杂的揭幕仪式。沉重的书架开始移动，如同无序的舞蹈。书籍们交换着位置和书页，来来往往之间，一本书掉落下来，静悄悄地，并未破损，展露出书中的一页。我没有拾起它，避开舞着的书架，我走近前去读到：
这个图书馆的存在是abaeterno。从这条真理，立刻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世界的未来是无穷无尽的，任何有理性的头脑不能对此怀疑。人，这个不完整的图书馆员，可能是偶尔造成的。而宇宙，以其内涵精美的书架，谜一般的书籍，供巡游者用的无穷尽的楼梯，供闷坐的图书馆员的厕所，只可能是一个神的产物。
不信神的人断言，在这个图书馆里，胡言乱语是正常的，而合情合理（甚至谦虚和纯粹的连贯性）却几乎是神奇的例外。
这个图书馆是无尽头的，周期性的；如果有一个永恒的游客，从任何哪个方向穿过去，经过几个世纪之后，他会得到证实：同样一些书籍，以同样的杂乱无章在重复（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就会构成次序本身）。我的寂寞，由于有了这样美好的希望，竟然也变成了快乐。
茱蒂西亚?阿尔瓦雷斯?德?托雷斯曾经说过：庞大的图书馆是无用的。严格地讲，单独一本书就已足够。一本普通开本的书，用9磅或10磅的字体印刷，包括无限薄的纸和无限数的书页，可是这本丝绸一样的袖珍本读起来很不方便。……每一页明显的书页，会分开成类似的许多页，那不可思议的中间的一页，则是没有反面的。
——博尔赫斯《巴别图书馆》
“我的寂寞，由于有了这样美好的希望，竟然也变成了快乐。”当我溜出图书馆的时候，我重复着这字句。阿瓜斯卡连特斯是荒芜的，当一只狐狸经过我身边逃进厨房里的时候，我忍不住想说，阿瓜斯卡连特斯是遭遗弃的。我走过铺了水泥的空地，坐在一棵“期盼那死于他乡的花朵能在此地获生”的棕榈树旁。图书馆继续着它的变形。噪音、碎裂声、我想象着有什么东西恸哭着穿窗越门而出。我说了“门”吗？我在撒谎。图书馆没有门，只有两个难于界说的洞口。一些人坚持认定那是为了让人们进入，另一些认定那是为了让人离开，也有人争辩说，那是为了让图书馆得以呼吸，只有几个人猜想着那是为了吞食人、动物和希望……
阿瓜斯卡连特斯那没有明确的入口或出口的图书馆是一个巨大的海螺的开端或终结。我是说，塔丘为解释阿瓜斯卡连特斯建筑意图时向我描述的那个巨大的海螺，其中图书馆位于它的起点或终止处。那“保有组织最大秘密”的安全屋则位于这海螺的另一个终结或开端处。我目光掠过那所有建筑所排列成的巨大的涡旋，想象着只有从一个特殊的卫星之上，你方能欣赏这只海螺，那“发自丛林的呼唤”。
我的凝视从安全屋转向了图书馆，此刻它闪烁着蓝色的磷火并持续发出黯哑的噪音。不可思议地，白天，图书馆里充满了孩子们。他们到此可不是为了书，埃娃告诉我说，是因为他们相信图书馆里藏着五彩的气球。似乎没有人找到了气球，因为孩子们画起了彩色的图画。再后来，那里遍布着飞机和直升机，那不只是说阿瓜斯卡连特斯的天空上，也是在孩子们的图画里。孩子们画里的紫色、红色、绿色重复得太多了，多得令我不快，而黄色似乎只留给太阳——那些日子里为天空的灰暗所熄灭了的太阳。入夜，图书馆庇护并鼓动着不法之徒和暴力专家（此刻正书写的便是其中一个）。他们凝视着装满书的书架，寻找某些曾的确在此却无法觅到的什么……
在整个阿瓜斯卡连特斯之中，只有这座图书馆，是国家民主大会视为己有的财产。旅行车队竭尽全力给图书馆通电，运来书架、书、桌椅，以及一台从未使用过的老电脑。自1994年8月9日之后，阿瓜斯卡连特斯的其他部分便无人问津了，偶尔，米斯特、布鲁斯、萨奎伊奥会努力招呼些人，举行些渐次稀疏的晚会。 此时，图书馆一片宁静，磷火在屋中央聚作一团，渐次显出翡翠般的绿色。我小心地走到一扇窗前。绿色的磷光太亮了，好一会儿，我才适应了那黑暗。在这一时刻，我看到——
蓦然之间，阿瓜斯卡连特斯蓝色的风帆胀满了好风，我走向船长室，那里空无一人。海掀起大浪冲击着船身，风声之上是锚链的震荡声。我攀上右舷，执掌着舵柄，让航船驶出海螺的迷宫。是启程还是到岸？
图书馆的翡翠色停止了闪耀。
又及：
这是萨帕塔的土地反复讲述给他的：发生在乌阿伊米尔－切乌马尔的暴行……
在阿朗索?德维拉被赶出切乌马尔的雷阿尔村十年之后，芒泰荷鲁莽的弗朗西斯科重新考虑征服乌阿伊米尔－切乌马尔省。他委派荷斯帕?帕奇科，梅尔乔和他的儿子带领30名士兵去执行这次行动。于是，它们便发动了这场乌阿伊米尔－切乌马尔的灭绝性战争。彼时的报告中写道：“玛雅的男人和女人，无一例外地，被乱棍打死，或在脚上绑有重物丢入湖中淹死。这场战争中运用的野狗将那些无防御能力的印第安人撕成碎片。西班牙人认为他们是畜牲，士兵拖曳着、殴打着他们如同他们是卑劣的野兽。据说，帕奇科砍去了许多印第安人的双手，割去他们的耳朵和鼻子。
你可以看到，坏政府在许多年前便开始了，其手法有些老套了……
与此同时，我忧心忡忡地看着我那突出的鼻子——此刻又红又冷，因为那些“割鼻”说……
向波波卡特贝特火山的烟斗致意，始终记得……
InPopocatepetiaicixpolihuiz,inmexacayotleaicixpolihuiz,Zapatanemiiyihtic,iyihticmacehuiltin.(吸烟的山峰永不消失，墨西哥的源起永不泯灭，群山中，是永生的萨帕塔，群山中，是尊严而荣耀的人民。)
（请看，这是那瓦特语。）
又一次再见。
海军副司令寄自公海之上。 1995年2月20日
致
全国《进程》周刊
全国《金融报》
全国《日报》
恰帕斯州圣克利斯托瓦尔地方《时报》
致国内和国际出版社
亲爱的先生们：
公报在此。一切是如此可怕，我们正置身边缘……政府试图以犬儒主义的态度否认如此显而易见的事实——诉诸军事解决的决定，真令人匪夷所思。我们吗？对呀，天堂就几乎悬在我们头顶上方，我们几乎伸手便可以摸到天。史无前例，竟有东西摔进了天空中。那正是鄙人。
再见。祝你健康，带把快刀去撕开如此浓重的黑暗。
发自墨西哥东南群山
副司令马科斯
又及：
……说的是1995年2月15日，撤退的第六天（我们建议你进餐前阅读这份公报，那真实绝妙的减肥药方。）第15天的黎明，我们准备喝自己的尿。我说“准备喝”，是因为我们没喝成，吞下第一口的时候，所有人一起开始呕吐。事前有过讨论。尽管大家一致同意喝自己的尿，但卡米洛建议我们应该等到黎明，等着尿在水壶里凉掉，喝的时候想象它是苏打水。
为了支持他的观点，卡米洛称广播里说过：想象令一切成为可能。我反对这一主张，指出那只会让气味变得更重，随便提到近来电台不太客观。我的另一个自我争辩说，时间可以让氨沉淀。“那想必是肾上腺素。”自己也惊讶这次是我而不是我的另一个自我端出了怀疑论。最后，我们决定同时啜一小口，看看情形如何。
我不知道是谁先开始这场“音乐会”的，但所有人几乎立刻狂呕出我们吞下和我们不曾吞下的一切。带着更为严重的脱水状态，我们筋疲力尽地趴在地上，像一群傻瓜，散发浓烈的尿臭。我想我们大概没什么军人模样了。日出前的几小时，一场骤雨兜头落下，缓解了我们的焦渴，振作起我们的精神。当6日晨光乍现之时，我们继续行军。下午，我们来到一个小村外，卡米洛进村去讨些吃的。
他带回一小块又硬又冷的煎猪肉，我们免去俗套立刻吞下肚去。几分钟之后，开始了剧烈的肠绞痛。接下来的腹泻令人难忘。我们步履蹒跚地来到一座树木繁茂的山脚下。一支联邦军的巡逻队就在约500米外经过。他们没发现我们实属天意。那屎和尿的气味几公里之外都可以嗅到。
又及：
……重申其反叛。他们还会那么做的。他们会在所有村庄犯下他们在瓜达卢佩特贝亚克的暴行。对付每个村民，不论是孩子还是成人，配备十名士兵；对付每匹马配备一辆作战坦克；对付每只鸡配备一辆装甲车。整5,000名士兵在废弃的村中巡逻，“保卫”着一群此刻已无主的狗和牲畜。让他们在所有自治社区、所有农场，在每个地方重复这种行动吧。让他们在整个恰帕斯省填满士兵吧……
即使他们占领了一切，墨西哥东南的群山将仍然是反叛者对抗坏政府的领土。那将继续成为萨帕塔人的领土，直到永远……
又及：
澄清与矫正。
是政府，而不是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中断对话重新发动战争。
是政府，而不是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伪装政治解决的意愿却暗中准备军事行动和叛卖。
是政府，而不是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拘禁、折磨平民。
是政府，而不是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大事谋杀。
是政府，而不是萨帕塔民族解放轰炸和铲平原住民社群。
是政府，而不是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强暴原住民妇女。
是政府，而不是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在劫掠农民。
是政府，而不是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背叛整个国家为这一冲突寻找政治解决的意愿。
又及：
……指出首席检查官调查中的不实之处。如果副司令曾在桑地诺战线接受过政治和军事训练，那么他会把收复的财产重新分配，他会把异议者赶出组织；如果副司令曾在萨尔瓦多接受训练，那么他早已将武器做礼物献给克里斯蒂亚尼了。如果那个副司令接受了俄国的援助，那么他早已轰炸了车臣，抱歉，是轰炸了瓜达卢佩特贝亚克。
此外，可否有过一支“太平盛世的”、“原教旨主义的”、“被大学来的白人领导”的游击队，能如萨帕塔民族解放军那样，成功地实现了1994年元旦那样的军事行动，继而，在1994年12月成功地突破了军事封锁线？可否有过一支游击力量在武装起义的50天之后，便同意坐下来与政府对话？可否有过一支游击力量不是如其历史上的先驱者那样诉诸无产阶级、而是为民主而斗争的民间社会？可否有过一支游击力量冷眼旁观，不试图介入选举过程？可否有过一支游击力量集聚起全国民主运动，其平民的及和平的方式致使武装斗争失效？可否有一支游击力量在行动之前征询其基层支持者的意见？可否有过一支游击力量是为了获取民主空间而非权力而斗争？可否有过一支游击力量依赖语词更胜于子弹？
又及：
请将答案送交——照说已该消失了的——国家调查与安全中心（CISEN），那将有助于以“现代”方式思考问题。对，请送交国家调查与安全中心。首席检查官只是个为统治者付钱的皮条客。
又及：
……指定自己为“副司令一案的特别调查员”并邀请国内与国际的民间社会为陪审团并宣布其判决。于本年度如此这般月、如此这般日、如此这般时，在“又及”先生面前站着一个男人，年龄不详，约在5岁到65岁之间，脸上蒙着一个物件，状似一只开了几个洞的袜子（洋鬼子称之为滑雪帽，拉丁美洲叫护耳帽）。其面部有两个可见的特征，其一，在若干个喷嚏之后，我们推论为鼻子。其二，根据飘出的烟雾和烟草的味道，判断为烟斗，类似于水手、知识分子、海盗和逃犯使用的那种。此人宣誓说真话、只说真话，他坚称自己名为“马科斯?丛林之山”，安东尼奥老人和堂娜?汉妮娜之子，小安东尼奥、拉莫娜、苏珊娜之兄，托妮塔、贝托、埃娃和赫尔伯托之叔父。在我面前，此人宣称他是在身心充分健康、没有任何外在压力（姑且忽略不计那6万名无论死活都要抓获他的政府军士兵）的情况下做如下供述：
其一，他于1984年8月一个清晨出生于恰帕斯省拉坎顿丛林中一个名为冷泉的游击营地，重生于1994年1月1日，并成功地重生于1994年6月10日，1994年8月8日，1994年12月19日，1995年2月10日，从那天起，直到我做出这一陈述的此刻，每天、每时、每分、每秒他都在重生。
其二，在其姓名之外，他还有如下别名：“副总”、“副司令”、“副头儿”、“副司令，XX养的”，另有一些“又及”公诉人的出自谨慎防止出现在这一文件中的称呼。
其三，此声音的所有者供认，自他出生那天起，他便阴谋对抗遮蔽墨西哥天空的阴影。
其四，此声音的所有者供认，在其出生之前，作为为一无所有而占有一切之人，他决定成为为拥有一切而占有一无所有之人。
其五，此声音的所有者供认，伙同其他墨西哥人，其中大部分是玛雅印第安人，他们决定令一纸承诺变为现实，一张他们在学校里教授的纸，上面列有墨西哥公民的权力，其名曰“墨西哥联邦宪法”。此声音的拥有者指出，这张纸的第39条上写着：人民有权要求变更政府。此时，“又及”急于捍卫自己的权力，命令立刻没收并焚毁这张极具颠覆性的纸张，一眼也不许多看。做完此事，这位“又及”继续听取那个有着显著的鼻子和制造污染的烟斗之人的陈述。此声音的拥有者供认，鉴于没有和平和合法的手段来行使这一权利，他决定，伙同其帮凶（此声音的所有者称之为“兄弟们”）拿起武器对抗最高政府并对执掌我们命运的谎言叫喊“受够了”。“又及”被这份如此不同寻常的亵渎惊吓得手足无措，又为对方手上没拿宣传品而大为沮丧。
其六，此声音的拥有者供认，面对舒适和责任间的选择，他始终会选择责任。这一陈述引起了这一初级听证会之出席者的反对，其引起的本能反应，便是“又及”先生用手保护性地掩住了自己的皮夹。
其七，此声音的拥有者供认，他从不尊重任何至高原理，只尊重那些关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叙述。此声音的拥有者称，那便是尊严、民主、自由、正义。一阵不赞同的低语声在圣宗教裁判所，抱歉，是特别调查员办公室里响起。
其八，此声音的拥有者供认，他们一直在试图威胁他，收买他，腐蚀他，囚禁他，谋杀他；但他们没能恫吓他，收买他，囚禁他，杀死他（“迄今为止罢了”，“又及”调查员威胁性地指出）。
其九，此声音的拥有者供认，自他出生那天起，他便决定，他宁死也不愿放弃尊严，向那将谎言与罪行变成现代宗教之人投降。如此不切实际的想法，令在场的人们报以犬儒的蔑视。
其十，此声音的拥有者供认，他一出世，便决定面对卑微者卑微，面对位高权重者张狂。“又及”补充道，要将“目无尊长”加入对此声音之拥有者的起诉之中。
其十一，此声音的拥有者供认，他曾相信并仍然相信人类，相信他们不屈不挠地逐日尝试自我更新的能力。他供认，在人类各种族之中，他对墨西哥这一种族情有独钟，他曾相信，仍相信，并将相信，墨西哥意味着比三个字及国际市场上的低价产品更多的东西。
其十二，此声音的拥有者供认，他坚定地相信，必须运用一切手段打倒各地的坏政府。他供认，他相信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将为全体墨西哥人，继而是全人类所创造出来。如此乱七八糟的目标令“又及”调查员打了个寒战。
其十三，此声音的拥有者供认，直到生命终了，他将献身于为信仰而战。
其十四，此声音的拥有者供认，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率性而为的行动，他将献出生命的最后一秒杀死自己。
其十五，此声音的拥有者供认，他已经彻底厌倦了这种讯问。为此，“又及”调查员严厉地申斥他，并告知他，这个案子将继续下去，直到最高政府发现了另一个它们用以自娱的故事。
这番供认之后，此声音的拥有者被告知他将针对下列指控，自由地声明自己无辜或有罪。针对每条指控，此声音的拥有者回答：
白人指控他是有色人种。有罪。
有色人种指控他是白人。有罪。
可信之人指控他是原住民。有罪。
不忠的原住民指控他为混血儿。有罪。
阳刚男儿指控他为娘娘腔。有罪。
女性主义者指控他张扬阳刚之气。有罪。
共产党人指控他是无政府主义者。有罪。
无政府主义者指控他是正统派。有罪。
盎格鲁人指控他是墨西哥裔。有罪。
反犹主义者指控他偏袒犹太人。有罪。
犹太人指控他偏袒阿拉伯人。有罪。
欧洲人指控他是亚洲人。有罪。
政府官员指控他为反对派。有罪。
改良派指控他为极端激进分子。有罪。
激进派指控他温和改良。有罪
“历史先驱者”指控他求助于民间社会而非无产阶级。有罪
民间社会指控他扰乱了他们的安宁。有罪
股票市场指控他毁掉了他们的早餐。有罪
政府有关部门指控他造成抗酸剂消费的增长。有罪
严肃的人们指控他嘻皮笑脸。有罪。
成人指控他是个孩子。有罪。
孩子们指控他是成人。有罪
正统左派指控他不谴责男、女同性恋者。有罪。
理论家指控他身为实践者。有罪。
实践者指控他身为理论家。有罪。
所有人为所有坏事的发生指控他。有罪。“又及”调查员宣布这次预备听证会已没有其他问题要问了，他宣布休庭，并微笑着想象他将从上司们那里获得道喜和支票。
又及：
这里说的是1995年2月16日、撤退的第七天下午所听到的。“干吗要撤退，而不还击呢？”在半山腰上，卡米洛掷出了问题，其时，我正屏住呼吸，全神贯注地避免坠下身边的悬崖。我没立刻回答他，而是做了个手势让他接着爬，山顶上，我们三个坐下来，夜色在抵达天空之前，先期来到了群山之中，在这暧昧不明的时刻，半明半暗之间，光影摇曳。远方，有什么声音传来……
我让卡米洛仔细听，“听见了吗？”
“蟋蟀，树叶和风声。”我的另一个自我应道。
“不，仔细听。”我坚持着。
这次是卡米洛应道：“听见了……很远……咚—咚—咚……像鼓声……在那边——”他指着西边。
“对极了。”我说。
“那？”我的另一个自我插嘴。
“那是民间社会在呼唤：不应是战争，而应是对话，该拿起语词，而不是武器。”我解释道。
“那咚—咚—咚呢？”卡米洛坚持问道。
“是呼唤和平的鼓声。数千人、上万人、数百万人在擂鼓，但政府不听，就算近在眼前他们还是不听。但我们听到了这来自四面八方的鼓声。我们回应着他们的呼唤。我们不能像政府那样闭目塞听。我们必须听。我们必须避免战争，直到别无选择……”
“然后？”我的另一个自我若有所思地问道。
“然后我们去战斗。”我对卡米洛说。
“什么时候？”他坚持问道。
“当他们停止呼唤，当他们倦了。那将是我们必须去言说的黑暗的时刻。”
“去战斗。”我的另一个自我说。
我坚持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他们。如果我们去作战，是为了他们；我们停止作战，是为了他们。他们最终会赢。如果我们被消灭，他们也将感到宽慰，因为他们已竭尽全力、尽其所能避免我们遭到毁灭，避免战争，他们正是为此而站起来，此时他们将毫不犹豫。此外，他们正是他们所高举的旗帜的监护人。如果我们活着，他们将感到欣慰，因为他们曾竭尽全力挽救我们，避免战争，向我们展示他们正变得更好，他们能够看顾自己手中的旗帜。无论我们生或死，他们都将活着并变得更为强大。一切为他们，毫不为己。”
卡米洛说出了他更喜欢的版本：“不是为他们，完全为我们。”
又及：
再度开启的夜之谵妄。遗忘，那远方的云雀，是我们蒙面徘徊的缘由。以微小的记忆杀死遗忘，我们以负重和希望覆盖在自己的胸膛。如果在某些不可能的飞行之中，风掠过我们的小径，我将剥去你如此多的遮盖和甜蜜谎言的面具，以双唇和肌肤创造记忆，关乎明天，更好。为了这个缘由，一段信息自大地上升起。听吧！
仿佛舞台上初次演出的戏子，
慌乱中竟忘记了自己的角色，
又像被触怒的野兽满腔怒气，
它那过猛的力量反使他胆怯；
同样，缺乏着冷静，我不觉忘掉
举行爱情的仪节的彬彬盛典，
被我爱情的过度重量所压倒，
在我自己的热爱中一息奄奄。
哦，请让我的诗篇做我的辩士，
替我把缠绵的衷曲默默诉说，
它为爱情申诉，并希求着赏赐，
多于那对你絮絮怖不休的狡舌：
请学会去读缄默的爱的情书，
用眼睛来听原属于爱的妙术。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二三
再见，琥珀色的云雀，不要在你航道的下方寻找我们，而是上面，对，我们的伤痛托举起我们，朝向太阳，那希望之雨的所在。
又及：
拿不出礼物的生日。赫里伯托的生日是3月4日。他们说，他将满4岁并进军五岁了。赫里伯托走在群山之间，此时士兵住进了他的家，坦克停在他家的庭院之上。
玩具——那曾带给他节日狂喜的活动玩具“三智者”——此刻正在某位将军的手上，也许被首席检查官用以分析发现某些秘密机关。赫里伯托为2月10日的事件（联邦军入侵）做了充分准备，在那关键时刻，他丢下了他最心爱的玩具：一辆小车；驾驶着小车，赫里伯托驶过那晾晒着咖啡豆的院落，认定自己是个司机。他们告诉我说，赫里伯托安慰自己说，那小车在山里没法开。他问妈妈，他能不能再有一辆一样的小车，副司令会不会再来给他巧克力糖吃。他问妈妈，为什么去年的战争又回来了，为什么要丢下他的小车？
“为什么？”赫里伯托在问。
他的妈妈没回答，背负着肩上的孩子和痛苦的重负继续前行…… 又及：
记忆着并默念着安东尼奥?马查多的诗句，那说的是不同的事情，但却吻合于此情此景：
I，
在心中
我有一根激情之刺。
一天，我将其拽出，
此刻我不再能感知我的心。
锋利的、金色的尖刺，
令你感知
它再次刺穿你的心……
II，
昨夜我在梦中听到
神在对我叫喊：小心了！
尔后，当神睡去
是我在大叫：醒来！
又及：
无止休地流血。
我胸上的伤口
流淌出麦粒
没有面包
来减缓饥饿……
山顶上，副司令望向西方，看太阳那渐次黯淡的光芒缓缓沉没…… 致
全国《进程》周刊
全国《金融报》
全国《日报》
恰帕斯州圣克利斯托瓦尔地方《时报》
致国内和国际出版社
1995年2月25日
先生们：
多个公报正在路上。且看何时、如何抵达吧。这里，严寒和军事封锁已经降临。烟草充满了死亡的气味和伤痛。外面究竟在发生着什么？你们为两亿美元而快乐吗？谁将偿付这笔巨债？
再见，祝你健康，那些小猪储蓄罐里贮藏希望，只有一个钢蹦儿大小（每个都是那么稀罕）。
发自墨西哥东南群山之中
起义军副司令马科斯
现在继续我们心爱的部分：
“卷土重来的违法乱纪的附言”
又及：
这是在2月14日——爱情和友谊的日子——在副司令的笔记本上读到的纪录。
我走在路上，身体和心灵已纷纷碎裂，又重新弥合。今天，我的肩膀裂开了一块，那碎裂的声音如同靴子踏在枯枝上的一声脆响。细微的“卡嚓”一声，落在地上是一声微弱的钝响。我拾起那碎片，以我最佳的游击解剖学的知识，将其安了回去，用一根苇叶绑好，继续走。昨天是我的右腿碎了一块掉了下来。我始终没有放弃希望：有一天我那不相干的鼻子会碎掉一大块，让我能有副不太冲动，更为驯顺的模样。这倒不是因为我要有悖于总检查官及那个来自坦皮科的家伙，而是为了让滑雪帽不至于撑得鼓鼓囊囊的。
昨天，13日，死神，穿着橄榄绿，来到我们近旁，就在10或15米开外。我告诉卡米洛，那有20米，等军人们走远了，我们走过去精确测量，政府军巡逻队经过之处，距我们的所在整10米。此时，恰如一年前，每一秒钟，生与死在交战。掷一枚硬币，赌生命胜出或死亡胜出。正面或反面，就像甘丁弗拉斯的电影，其中他边走边唱着：“你在思念着什么？女人，你在思念着什么？……”马塞罗跟甘丁弗拉斯解释说，那意思是：“女人，从我们的母亲夏娃起……因为在第一场全球大灾变中……”而甘丁弗拉斯以此做答：“女人就像一朵花，需要你去浇灌她，当你前去浇灌她，哦，前去浇灌她……”
且不管甘丁弗拉斯，硬币在空中旋转着，而我们，拖拽着自己缓慢前进，没有水和食品，只有泥泞和充足的荆棘——多到一旦标明价格、投入股票市场，足够偿付墨西哥的全部外债。“可惜一文不值。”卡米洛对我说。“我们的血也一样。”我的另一自我加上一句，此君随处携带的不是行李，而是怀疑论，从不言倦。
我注意到我的感觉开始迟钝下来。就在那天，距死神十步之遥，我正倚在石头上。一点一点地，我伏下身去，无声无息地，我端起枪，瞄准有响动的方向。我什么也没有想，只有时光凝固在我紧扣扳机的手指上——没有恐惧也没有勇敢，仿佛我正置身其外注视着这一切，仿佛我已极为疲倦，仿佛我已经很多次看过这一场景，在电影里，在历史中，在生命中，在死神处。迟钝，我说。“像一架机器，”我的另一个自我说。
卡米洛什么也没说，他只是嘟囔着：隔着十米，有30个大兵，我们就3个，用高级点儿的数学一算就知道，我们的一个对付十个才能活下来。卡米洛嘟囔着他的运算结果。我什么也没算，我所看到的一切，是扣在扳机上的手指，一动不动，犹如一幅定格的画面在一部无终了的影片里反复播放。卡米洛并未上过牛津或马萨诸塞（是这么写吧？），他不过是在丛林村落里读了二年级，在群山里学了数学。我自己则想着一个有关扳机和手指的绝妙的双关语……可另一自我正告我：这可不是沉溺于性幻想的时候……
是我说了“一年以前”吗？我在撒谎，那是一年多以前，去年一月。一年前，二月，我们正在圣克利斯托瓦尔大教堂谈和平。今天我们在丛林中谈战争。为什么？有人问过那个人为什么吗？为什么他要欺骗我们？为什么他假装保证即将达成政治协议，接着却运起魔掌、实施恐怖？
哦，我接着对他说，其实是对卡米洛说，对我的笔记本的这一页说起身体的这块那块纷纷碎落，而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卡米洛没搭话，他已倒在向日葵下进入了梦乡。头上，直升机以其“卡嚓—卡嚓”的锋刃之声包围着我们，我想起了在索西语中，“卡嚓”的意思是“驴”，我从直升机的“驴—驴”之声中回到我的笔记本上。我的另一个自我，叼着我的烟斗对我说：“没用，没人会读的。”而我的笔记本，不同于往日，未置一词，听任我告诉它我的身体怎样出现了细小的裂隙，它怎样渐次加深，尔后，有一块裂开掉了下来。我试着将其安放回去，用苇叶系住，不疼。我担心的不是这个，而是我是不是安错了呢？要是原本是右边的，我安到了左边呢？或是相反？如果犯了这种错误，其政治后果又当如何？显然，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问题，因为并未发生两侧同时碎落的情形……我的另一个自我凑过来读了最后几行嘟囔着：“没人会读的。”当直升机将其领地放弃给蟋蟀之时，他假装睡去了。
今天，一个爱和友谊的日子。这里，除了死神没有别的女人，除了她的致命之吻，没有别的爱……
又及：
……可预知的责备。无论如何，我宁愿死在这里，也不愿有一天要面对埃娃，要试着对她解释为什么我没能救下斑比的录像带，她的《丛林书》，她的佩德罗?因方特和米拉斯拉娃演的《漂流学校》。埃娃说斑比是女的，赫里伯托说斑比是男的。埃娃争辩说：你看她的眼睛就能明白她是女的。赫里伯托说，明明是男的，因为他长犄角。“反正，结尾的时候他会带着女朋友离开。”赫里伯托争辩道。你看，这哪是孩子，不过是个儿小罢了。 又及:
……带着破碎的心，忆起了一个蔑视的姿态。托妮塔也在逃往群山中的人群中。她有一双新的白鞋子，某处的某些好人送给她的。托妮塔把鞋子抱在怀里。“为什么不穿上呢？”在第N次拒绝让我亲一下之后，我问她。“那，会弄脏的。”以拉坎顿丛林中一个6岁女孩的不可思议的逻辑，她回答。我再没见到她……
又及自荐为超级政府的顾问:
我，卷土重来的附言，建议政府撤销针对那个副司令的逮捕令。其结果是，自他知道自己被追捕后，已变得令人无法忍受。我并不是说他迷上了死亡。相反，现在他自认是恶魔约翰，而且老是对我们说，不用担心，那方神圣就要来救我们了……这还不是最糟的。目前他会通宵达旦地跟我们大谈一旦他遇上了那个莫妮卡或那个如此这般的艾米，他当如何如何。他又当如何呢，请相信我，不是什么斯文事儿。我的判断力制止我记述那些细节。我尝试劝阻他，便告诉他说那部电视肥皂剧早就演完了，他就说他要去看《玛里玛》。我提醒他说该抵制维萨电视台，他回答说他可以去看打呼噜小猫。我针锋相对地指出：阿兹泰克电视台也在悬赏他（副司令）的头，他就叨咕些什么，诸如“总有一天，这个国家会有一个客观的电视台”。他走开了，睡眼惺忪地嘟囔着：“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不就是该死在这自空中一览无余的地方吗……”我告诉他，我们是该“活着”，可他已充耳不闻。只有军用飞机的噪音和猎户星座覆盖着他的漫漫无眠之夜……
又一次说再见。祝你健康，J?M?塞拉特的一小段旋律作纪念和结束语：
我不曾回还
并非我已遗忘，
我只是迷失了
回归之路……
僭越法律的罪犯副司令
在群山间逃窜
马科斯 何塞?萨拉马戈
1721年，查理－路易?色贡达（Charles-LouisdeSecondat）曾经提问：“波斯人？但怎么可能还有波斯人呢？”尽管这一问题以看似单纯的方式提出，但还是无法掩饰他尖刻的讥讽。自从这位孟德斯鸠伯爵写作著名的《波斯人信札》至今将近三百年，可直到今天，关于人类关系的所有历史问题中这最基本的一个，我们仍然无法解答。事实上，我们仍然不能理解一个人如何曾经是“波斯人”，而且，更为荒谬的是，今天仍坚持做“波斯人”。如今全世界都在试图使我们相信惟一值得想望和大有裨益的事情是成为那些广泛流传和人为折衷的术语所习惯性称之为的“西方”（在心理、时尚、趣味、习惯、兴趣、狂热以及思想上）——或者，在所有尚未达此至高境界的太常见的事例中，以某种似像非像的方式——无论是通过劝服的力量还是当劝服失败的时候，通过更激进的、武力的方式——至少成为“西方化的”的混杂物。
成为“波斯人”意味着成为一个独特的人，一个不同的人——或简单说，成为“他者”（the“other”）。波斯人这一存在足以使制度运行混乱无序、七分八裂；波斯人甚至能够将世界上所有政府最向往的权力的至高宁静搅乱，而这是不被容许的极端。
印第安原住民曾经是现在仍然是巴西的波斯人（在那里无地农民如今代表着另一类型的波斯人）。美国的原住民一度也是波斯人，但现在几乎不是了。印加、玛雅和阿兹台克人一直是波斯人；今天他们的后裔，无论在何地仍是波斯人。
在危地马拉、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和秘鲁，生活着波斯人。还有极多数目的波斯人生活在墨西哥那苦难的土地上，塞巴斯蒂奥?萨尔加多在那里用充满探询的精确相机拍下了令人深思的人像，面对这些人像时我们震惊不已。他们在问：你们这些北方的、南方的、东部的、西部的“西方人”以及“西方化”的人，你们这些如此有教养、如此文明、如此完美的人怎么能够对我们——恰帕斯的“波斯人”——缺乏起码的理解和体察？
这真的只是一个理解的问题——理解那些观看所表达的情感、他们的庄严、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朴实方法、他们的齐心协力、荣辱与共；理解大屠杀中的惟一幸存者的双手，在他女儿的头顶像庇护的翅膀一样张开；理解这条川流不息的生死之河，这流淌的鲜血，这重生的希望，这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为要求尊严和正义而生的人的沉默，这最终耐性已耗尽的人被压抑的愤怒。
六年前，墨西哥修订了宪法，遵从由外部引发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革命”，政府无情地终止了农业改革和土地分配。这使得无地农民可能拥有一小块耕地的希望破灭了。原住民相信通过组织成民间团体，他们可以捍卫其历史性的权利（或仅仅是他们的拥有的权利，如果你认为原住民部落在墨西哥历史中没有位置）。他们独力坚持拒绝任何类型的暴力，虽然他们的处境令暴力的回应具有充分的理由。
起初，这些团体有天主教会的支持，但这种保护对他们来说没什么用处。他们的领袖和代表经常被监禁，州政府和大地主不断加强联合，谋取双方共同的利益和特权，他们有计划地、坚决地、残酷地迫害原住民。迫害者残暴地将原住民从他们祖先的土地上逐出，高山、丛林在许多时候成为他们最后的避难所。在那里，在高山和深谷的浓雾中，反抗的种子开始萌发。
恰帕斯的原住民不是这个世界上惟一被侮辱和被侵犯的人民。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不管种族、肤色、习俗、文化还是宗教信仰，我们如此骄傲自己是其中一员的人类，始终知道如何去侮辱和压迫那些他们仍然称之为同类的人们，这是多么悲哀的反讽。我们发明了自然界不存在的东西：残酷、折磨和蔑视。通过对种族划分的荒谬运用，我们已将人类划分为不可和解的几类：富人与穷人、主人与奴隶、强者和弱者、智者与愚者。而且在每一类下我们又不断划分子类，以便变化和随意繁殖蔑视、侮辱和侵犯的理由。
近年，恰帕斯已经成为墨西哥最被蔑视、侮辱和侵犯的人们能够重新发现从未彻底失落的尊严和荣誉的地方；压制了几百年的沉重墓石已被粉碎，新生的、与从前不同的生者队伍得以通过，他们之后是无尽的死者队伍。此时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只是要求尊重他们不仅作为人、作为人类的一部分的权利，也要求他们今天和明天继续作为原住民的权利。他们起义，最主要地是源于一种只有荣誉和尊严才能产生和孕育出的精神力量，尽管他们的身体仍然遭受着饥饿和各种常见的苦难。
恰帕斯高地的另一边，不仅是墨西哥的政府，也是整个世界。人们企图将恰帕斯问题化减为仅仅是一个地区冲突，运用国家法律便可控制局面，而这些法律也可以进行调整，以适应他们所代理的经济和政治权威的战略战术。可是，正在恰帕斯山区和拉坎顿丛林中相持中的问题，却越出墨西哥国境，到达尚未放弃、亦永远不会放弃梦想和希望、不会放弃对普遍公平与正义的要求的人的心坎上。
正如那个独特的人物，他的名字为我们熟知——起义军副司令马科斯写到过的，这是“一个包含着许多个世界的世界，它是一个世界，团结的，也是多元的”，我想加上自己的话，这个世界宣称成为“波斯人”的权利不容变动，任何时候当他或她想成为波斯人时，除了自己的根之外，不需要遵从任何其他东西，这一点对所有人、在所有时候都一样。 毫无疑问，恰帕斯群山起伏的高地是我所见过的最令人惊异的风景，但那也是暴力和犯罪猖獗的地方。成千上万的原住民，由于缄默或对萨帕塔民族解放军（EZLN）公开表示同情而被以“不可饶恕的罪行”驱逐出他们的家园，被塞进临时搭建的棚屋营地，那里没有足够的食物，一点点饮用水却永远是被污染的，结核、霍乱、麻疹、破伤风、肺炎、斑疹伤寒以及疟疾等各种疾病正在吞噬大部分的成人和孩子。所有这一切都在漠不关心、视而不见的政府和医疗机构的眼皮底下发生。
大约六万士兵——是现在墨西哥军队固定兵力的三分之一——以保障公共秩序为名占领了恰帕斯州。
然而，事实拆穿了谎言。墨西哥军队保护了一部分原住民，不仅是保护他们，同时教育、训练、武装这些大体上依赖和服从于革命制度党（PRI）的原住民，该党已经不间断的执政事实上是专政了六十年。这些原住民——决不是惊人的巧合——组成了不同的民团，组建的目标只有一个，去承担最肮脏的镇压任务：攻击、强暴、杀害他们自己的兄弟姐妹。
阿克岱尔是1492年以侵略和征服开始的可怕悲剧中的一段插曲。在整个五百年的历史中，伊比利亚美洲的原住民（我有意用这个术语为的是并不逃避对葡萄牙人之后在巴西所做的一切的审判，葡萄牙人继续种族灭绝的过程，在地理大发现时期300－400万巴西印第安人到1980年只剩下20万）被人从杀害他们的士兵手中转到剥削他们的主人手中，这中间还要经天主教会之手，教会使印第安人的上帝变成了另一个，但他们最终没能改变印第安人的精神。
阿克岱尔屠杀之后，那里开始听到电台里传出“我们胜了”的说法。不知情的人也许会认为这不过是刽子手粗野挑衅的宣言。但他也许错了。这些话是希望的讯息，勇敢的语言，他们像拥抱一样穿过电波联结起原住民的部落。当他们为死者哭泣的时候——五百年的死难者名单上又增加了45人——原住民们坚忍的抬起头，对彼此说道，“我们胜了”，因为事实上，它只能是一次胜利，一次伟大的胜利，所有胜利中最伟大的一次，以这种方式经历了侮辱、侵犯、蔑视、残暴、折磨之后仍然活着。这是精神的胜利。
伟大的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讲述马科斯怎样到达恰帕斯，对原住民讲话，而他们不能理解他的故事。“于是，他走进了雾蔼，学会了听，学会了说”。雾蔼阻止人们看见，但它同时是敞向另一个世界——原住民的世界，波斯人的世界——的窗。让我们停止言说，让我们学习看，学习听，也许我们终能理解这一切。——马科斯访谈录（节译）
加西亚?马尔克斯
2001年3月
编者按：2001年3月间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副司令马科斯和其他24名司令一起长征到首都墨西哥城。马科斯和他的人住进了城南的国家人类学和历史学学院（ENAH），将其作为临时宿舍。在这里，他接受了哥伦比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主编的杂志RevistaCambio一名记者的访谈。全文以《马科斯如是说》发表在该杂志上，这里节译的是最后一段。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这一片混乱之中，你仍有时间阅读吗？
马科斯：是的，因为若是不这样，我们又该如何？大敌当前，士兵们会擦拭武器，振作士气。对我们说来，我们的武器是我们的语词，所以我们必须时常光顾我们军械库。
加西亚?马尔克斯：你所说的一切，就内容与形式而言，显出了鲜明的文学背景。它从何而来，你又是如何实现的？
马科斯：这得自我的童年。在我家中，语词被赋予极为特殊的价值。凭借语言，我们进入世界。我们不是在学校而是通过读报学会了阅读。我的母亲和父亲鼓励我们读书，那使我们最为快捷地接触到新事物。通过这样、那样的途径，我们意识到语言，不是作为彼此交流的方式，而是作为建构事物的方式。那似乎比一种义务或作业更令人快活。当地下墓穴时代到来的时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不高估语词的价值。语言被降到了次等。当我们进入原住民社群的时候，语言成了飞去来器。意识到表达特定事物时语言的失效，那迫使你去琢磨语言的技巧，去反复推敲语词将其武装起来或解除武装。
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否刚好相反——我们对语言的过分控制造成了这个新的时代？
马科斯：那像一个搅拌器。你不知道最初扔进去的是什么，可倒出来的是鸡尾酒。
加西亚?马尔克斯：能不能谈谈你的家庭？
马科斯：那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我父亲，一家之主，在拉扎罗?卡尔迪亚斯时代是个乡村教师，据他说，那时候，他们会为了一个教师是共产党员，而削掉他的耳朵。我母亲也是个乡村教师，后来，我们搬了家，最终成了中产阶级，我是说，那种没有真正生存困难的家庭。这是在外省，文化的地平线是地方报纸的社会版。外面的世界，大城市，墨西哥城的诱人之处是他们的书店。终于，省里有了书市，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书。加西亚?马尔克斯、富恩斯特、卡洛斯?蒙斯瓦伊斯、巴尔加斯?略萨，不论其思想倾向，这只是举几个例子，我们的父母带书给我们，让我们读到这些作品。《百年孤独》意味着如何阐释那些岁月中的外省生活，《阿尔特米奥?克鲁兹之死》则是解释了什么导致革命是如此，[卡洛斯?蒙斯瓦伊斯]的《弥撒日》则解释了中产阶级的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尽管有些赤裸，《城市与狗》是我们的自画像。其中应有尽有。我们以获知文学的方式了解世界，我相信，这塑造了我们。我们不是通过新闻频道了解世界，而是通过小说、散文和诗歌。这使我们与他人相当不同。这是我们的双亲赋予我们的目镜，而其他人可能以大众媒介为目镜或者只是一块磨玻璃，因此他们无法看到发生中的一切。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所有这些读物中堂?吉诃德在哪儿？
马科斯：我12岁时，他们给了我一本非常精美的书，一部精装书。那是《拉曼却的堂?吉诃德》。我已经读过，读的是少儿版。那是一本十分昂贵的书，是我一直在期待的最为特殊的礼物。莎士比亚随后而来。但如果我按阅读的顺序说，首先是“拉美文学爆炸”，然后是塞万提斯，然后是加西亚?洛尔卡，然后整整一个时期全是诗，你也要对此负部分责任。
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中间也有存在主义和萨特吗？
马科斯：不。那要迟一些。在我们明确地触及存在主义文学，在那之前是革命文学的时候，用正统说法说，我们已经定型了。所以当我们走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候，我们已被文学的讽刺和幽默严重污染过了。
加西亚?马尔克斯：这里面没有什么政治理论读物吗？
马科斯：在第一阶段，没有。从我们的ABC我们走向文学，然后才是理论和政治文本。大约是在我们上高中的时候。
加西亚?马尔克斯：你的同学认为你是、或可能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吗？
M：不，我不这么认为。他们中不少人曾说，我是个萝卜——红皮白心。
GM：你现在在读什么？
马科斯：堂?吉诃德是我的枕边书，我经常带在身边的是加西亚?洛尔卡写的《吉普赛民谣》。《堂?吉诃德》是政治理论读物中最优秀的书，其次是《哈姆雷特》和《麦克白》。没有比《哈姆雷特》、《麦克白》和《堂?吉诃德》更好的途径去理解墨西哥政治制度中的悲剧和喜剧。它们远胜于任何政治分析专栏。
加西亚?马尔克斯：你是手写还是用电脑？
马科斯：用电脑。除了在行军时我手写，因为没时间工作。我打草稿，然后一改再改。别以为我在开玩笑，但是我完成一篇文章的时候，可能是第七稿。
加西亚?马尔克斯：你正在写什么书？
马科斯：我曾试着书写荒诞，尝试向我们自己解释自己，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意识到我们是一个悖论，因为一个革命军队并不图谋夺取政权，而一支军队的本分是打仗却不去打桩。我们所遭遇到的全部悖论是：我们已经在与文化渠道完全疏离的部分成长起来，变得强壮有力。
加西亚?马尔克斯：如果所有人都知道你是谁，为什么还要戴着滑雪帽？
马科斯：卖弄风情的一点残留物罢了。他们不知道我是谁，他们也不在乎。在这儿发挥作用的是今天的副司令马科斯，而不是昨天他是何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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