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终结

  

  
前言  

“终结”早已被当今媒体语言频繁使用。类似“国界的终结”、“自由主义的终结”、“全球化的终结”、“垄断的终结”的句子俯拾皆是。它的泛滥使它再难掀起人们心中的波澜。我依然决定把它用在本文的标题里，我相信，一切对人类命运有着终极关怀的人，不管同不同意我的观点，都不会认为我在做秀，在哗众取宠，我是在真诚地探讨问题，从与主流截然不同的角度，重新思考经济现象与人类文明的问题，并赋予“终结”新的内涵。  
引文  
伊拉克的硝烟随着美国人的胜利散去，这场毫无悬疑的战争再次向世人展示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工商业文明空前的强势。经历上次海湾战争，苏东剧变，到科索沃之役，再到阿富汗反恐战争之后，今日经济全球化掀起的滚滚洪流，资本主义及其生产方式以绝对的优势端坐在胜利的宝座上。如果把成功的标准定位在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那么资本主义制度无疑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制度，它使得这个星球上大多数的人都投入到对它宗教般的膜拜之中。与此同时，经济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它使得其他领域的学科都那样黯然失色，经济学家一跃成为当今世上最受瞩目的学者，经济工在各单位部门的地位举足轻重。  
然而，资本主义的节节胜利真能碾碎所有的批评吗？踌躇满志的经济学家真的能凭借其强大的话语优势医治人类所有的疑难杂症吗？经济的急剧膨胀带来了对环境不可逆转的破坏，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伴随着精神世界加倍的空虚与堕落，效率的迅速提升潜伏着资源枯竭的危机，在这热点与冷门之间，我们是应该凯歌高奏，还是警钟长鸣？资本主义到底带给了我们什么？对人类生产生活的本质，我们是否应该有一番新的思考？  
  
一、认识人类生产劳动的本质  
在经济学说史上，重农学派有一著名观点：农业劳动是唯一的生产劳动，是唯一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工业中，工人并不增加物质的量，只改变物质的形式。这在今天一些以理论功底深厚、经济知识渊博和增长嗅觉敏锐见长的政经人士看来，似乎是一种十分迂腐可笑观念。然而在意大利经济学家维里那里，这一“迂腐”的观点竟表现得更为彻底。他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指出：“宇宙的一切现象，不论是由人手创造的，还是由物理学的一般规律引起的，都不是真正的新创造，而只是物质的形态变化。”【1】这确实是一语道破天机。其实我们只需冷静下来，回顾一下质量守恒定律，就会为前人冷静而真诚的为学态度深深佩服。上至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下至日新月异的高科技时代，没有任何一个人为的或是自然的作用力能使地球上的物质的量有一丝一毫的增加。无论工业还是农业，我们所做的只是把一种东西变成另一种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罢了，至于服务业更是连物质形态的转变都没有了，我们所消费的一切都来源于自然的给予。这个道理原本很简单，但如果没有清楚地认识到，人们便永远没有机会从资本的“神话”中摆脱出来。  
既然人类的劳动不能创造任何新的物质，那么今天我们每个人在社会中所做的一切工作又当如何解释？既然我们一切的消费都源于大自然，那么它们又是凭什么落入各个人的手中的呢？正如w•罗杰斯所说：“给我们造成麻烦的不是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而是我们已知的东西原本不是这样。”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的生产生活到底是怎么回事。  
生产的过程离不开各大要素，要重新认识生产的本质，就必须从各生产要素着手。在各种要素中，又尤以资本的争议最多，我们不妨从资本说起。  
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中指出：“人们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认识到那些间接的或者说迂回的生产手段通常比直接的生产手段更加有效。”【2】资本就意味着这种“间接的或者说迂回的生产手段”。或许罗伯特•托伦斯的话更形象一些，“在人类向所猎之物掷出的第一块石头上，在他或她向高树上手不可及的果实甩出的第一根木棒上，我们……发现了资本的起源。”【3】这里所说的资本其实是一种劳动工具。关于资本的定义有很多种，不同学者不同书里说法时常有出入，即便是同一在同一本书里不同的地方，资本所指也可能大不一样，以至于许多经济工看到这个词就头痛。在这里，为说明方便，我尽量少用“资本”这一含混的词，而以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等代替。  
在人类社会初期，在没有任何工具的情况下，人们靠纯粹的体力付出进行采摘、狩猎，从大自然攫取生活所需的物质。由于生产效率的极端低下，人们需要相互协助、共同合作才得以维持最起码的生存。这一时期，劳动过程与劳动所得完全等价。一旦工具产生了，哪怕是最简单的工具诸如托伦斯的石块、木棒，就意味着人的体能，人对大自然的作用力有了一种延伸。【4】劳动工具的划时代意义就在于它使得劳动过程能够创造出高于简单劳动的劳动成果。当然，这种意义在其出现之初表现得并不明显。人们认识自然的能力随着物质成果的增多而渐渐提高，当人类能够掌握一些简单的自然规律并借助工具运用于生产时，农业、畜牧业就分别从采摘、狩猎中分离出来，这就大大提高了人类攫取自然的效率。生产之余人们有更多的精力用于工具的改进，这种改进又反过来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于是，劳动过程创造的价值超过简单劳动创造价值的部分逐渐膨胀。一旦这种膨胀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使得一部分有劳动能力的人通过对自然攫取物质资源的劳动养活所有人成为可能。闲置人口的出现凸现了工具的伟大意义。这部分人口的增加为分工的形成、阶级的出现提供了条件。  
前面提到的人类劳动不能凭空创造物质，就已经揭示了另一生产要素劳动对象的重要性。原材料是劳动成果的价值起源，离开它，劳动便没有可作用的对象，也就不会有任何物质形式的劳动成果。整个劳动的过程就是把劳动对象从一种形态转变为另一种形态，劳动工具和劳动者都是起桥梁作用。  
劳动工具对人体能的延伸使得劳动创造的价值大大提高，我们对人类生产活动的本质可作如下概括：人类的劳动不能创造任何物质，所有的消费都源自于对自然的摄取，而且是一部分人通过直接作用于自然的劳动向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提供生活资料。随着工具的改进，效率的提高，各种人在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会有所改变。总的趋势将是参与直接作用于自然的劳动人口比重会趋于下降，另一部分的人会越来越多。  
  
二、从人类生产劳动本质看社会生产的分工与分配  
既然人类生产的本质是一部分人对自然的攫取养活所有的人，那么这就产生了一些问题：另外一些人都干了些什么？他们是凭借什么取得自己的那份消费资源？  
人们往往会很敏感地想到阶级问题。在原始社会末期，多数人养活少数人的条件已经成熟，加之一些偶然因素使少部分人占有了多余的劳动成果，而日益复杂化的社会也的确需要有组织者，于是奴隶主阶层出现在了历史的舞台上。随着技术的改进，人在生产中作用的变化，使得食利阶层和劳动阶层的人口比例不断改变，相互关系也有所调整，于是就有了各种社会形态的变更。但归根结底，都是奴隶、农民、工人的劳动养活了社会所有的人，奴隶主、农场主、资本家因为占有了生产资料而取得生活消费品。这样说法大抵也没错，但问题还远远没有结束：无论在古代的奴隶社会，还是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都有相当一部分人看上去既不从事物质生产，也不因为占有生产资料而榨取他人的劳动所得；而今天的绝大多数工人也并没有直接参与到对自然界的剥夺劳动中去。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重新认识我们的产业结构。  
关于三个产业部门的划分标准，各大流派及学者之间素有争议。根据本文对生产本质的理解，我们把直接从自然界攫取物质资源的部门称为第一产业部门，它包括了广义的农业和矿业。这些部门的人通过直接与自然作用，为全社会的物质生产生活提供食品、原材料和能源。第二产业部门是指那些在第一产业部门产品基础上进行加工处理，使之改变形态的行业。它囊括了所有的加工制造业。产品主要分为两类，即用于生产消费的和用于生活消费的。前者仍要继续在部门内流通，获得再加工，后者则可直接进入人们日常的消费生活。第一、第二产业部门都属于物质生产部门，这种“生产”并不意味着创造，而是对从自然界获取的物质资源进行一番物理的或化学的改造，实现物质形态的转变。除此之外的所有行业都属于第三产业部门，即通常所说的非物质生产部门，他们并不改变物质的形态。  
从三者关系上看，第一产业部门是所有生产活动的起点，任何形式的物质生产都不可能脱离第一产业提供的物质基础而存在。但是第一产业部门的产品大多数都不能直接进入人们的日常消费生活。人们的衣食住行主要是依靠经过第二产业部门加工而成的物品。第二产业部门向包括自己在内的三个产业部门的人提供了绝大多数物质形态的最终消费品。这两大生产部门的分工在实质上大大提高了人类榨取自然的效率。第三产业不参与到物质形态的转换中去，他们通过劳务输出获得另外两个部门生产出来的物质资料。第三产业囊括的行业太多，它们在人类生产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依据各自种类不同而显示出差异。按照日本经济学家饭盛信南的观点，第三产业可分为五大类：（1）与物质资料相关联的对企业单位的服务，如批发业、仓库业、运输业、机械修理业等。（2）与物质资料无关联的对企业单位的服务，包括金融业、保险业、通讯业及咨询业等。（3）与物质资料相关联的对消费者的服务，包括将生活物资出售给直接消费者的零售业。（4）与物质资料无关联的对消费者的服务，包括向消费者提供直接服务的行业，如客运、通讯、教育、医疗、理发美容、洗澡、旅馆、电影、娱乐等。（5）为公共服务，以维持秩序、监督并在发生争端时执行仲裁的部门，包括政府机关、警察、法庭、军队、监狱等等。【5】这五类中的第一、二、三、五类都可以看成是从前两个产业部门中分工出来，为提高前二者的效率而产生的部门。他们虽然不能实现物质形态的转变，却因为劳务输出使得另外两个产业从业人员得以从琐事中摆脱出来，专注于各自的生产活动，从而使得社会上流通的物质数量增多，他们自己也因此获得服务对象的支出而实现收入（税收实际上也是一种服务费）。第四类中的教育、医疗等虽不能直接提高生产的效率，却能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因而作用不可低估。至于旅游、娱乐等服务行业，仅就生产方面看不出对社会有什么促进作用，更多的讨论放在后面。  
人要生存总离不开物质资料，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人们最终所能消费的物质的总量其实在稻米长成的一瞬间，在树木锯倒的一瞬间，在铁矿出土的一瞬间，在石油喷出的一瞬间，或者在以上物品通过国际贸易跨入国门的一瞬间，就已经被决定了。无论加工工业多么发达，无论服务产业多么繁荣，人们消费的物质都能在而且也只能在第一产业部门找到源头。在现代社会，经济过程的实质可以换一种形式表述出来：从事第一产业的人通过对自然攫取的劳动为三个产业部门的人提供了生活资料。所有的加工品生产者、资本品生产者、中转商、零售商及从事其他服务行业的人因为掌握了特定的知识技能，直接或间接提高了生产效率，与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共同享有物质资料的消费。第一产业部门对自然攫取效率的提高来自于其他两个部门的分工，他们攫取的物质远远超过了他们的需求，使得第二、第三产业部门有资格也有条件在多余的产品中分得一杯羹。  
仅有产业分工的分析还不能了解人类分工的全貌，因为各产业内部不同职务的人所做工作的性质与强度往往大不相同，这就得结合本节开头提到的阶级分工。有的部门内很难明显地划分为两个阶级，在这里用阶层分工更好一些。阶层分工随处可见，古代的奴隶主、农场主，现代矿山的业主、企业的部门经理、公司的股东、大学的校长，医院的院长及政府的首脑，他们并不直接参与底层的操作，却因为掌握了大量的货币资本或是某种特殊的知识技能，能够为直接攫取自然的生产活动谋求效率（如第一产业部门）或者为提高攫取自然效率的劳动谋求效率（即第二、第三产业部门），也就是说，他们的介入使各自行业中的效率有所提高，同时也分享了效率提高所带来的更多的产品。  
如果把产业分工作为横轴，把阶层分工作为纵轴，那么社会上工作着的每个人都能在这一坐标系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即一个人的劳动对社会生产所扮演的角色可由其自身的产业分工和阶层分工决定。因此，对人们生产劳动本质的描述可以修改得更确切些：第一产业部门的底层劳动者通过对自然攫取物质资源的劳动向其部门的管理层、领导层以及第二、第三产业部门的从业人员提供了生活资料，后者的工作是为提高前者工作的效率。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回答了本节开始的第一个问题，即人类生产的分工问题。第二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收入分配问题。  
既然人们在社会生产的大舞台上有着属于自己的角色，而任何人都不可能消费掉而且只消费自己的产品，有的人甚至不从事物质生产，那么就有一个交换的问题，包括产业部门间及部门内部各阶层之间的交换。交换时必须通过货币媒介来衡量，这就有个比价确定的问题。货币价格只是一个桥梁，假定人们手上一定的货币就对应了一定的物品，那么交换的背后在本质上还是一个财货分配的问题。  
我们这里讨论分配问题不是要像以往的收入分配理论那样，分门别类地对各种收入的回报予以细致的分析，而是要找到指挥社会产品在各个不同产业部门和阶层之间分配的“看不见的手”。  
社会需要进行收入分配是因为有生产分工，而之所以会有分工，是因为影响生产的不同要素掌握在不同的人手中。人们所掌握的要素对人类攫取自然的活动影响作用不同，就可能导致各人最终收入所得的差异。  
文章第一节已提到，整个生产劳动的过程（主要指第一、第二产业部门）就是把劳动对象从一种形态变成另一种形态，劳动工具和劳动者在中间都是起桥梁作用。在人类早期的经济活动中技术含量极低，效率主要取决于工具。劳动工具从抽象意义上意味着一种代表效率的手段或者说是一种促进生产效率提高的因素，是效率的载体和象征。劳动者扮演着动力来源的角色。劳动对象是生产成果的源头形式，同样也是生产价值的源头。所有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才会有最后物质形式的成果。各要素对生产效率的影响是极为不同的。在奴隶制社会，奴隶主占有了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或者是拥有了购买二者的货币资本，就等于说他们占有了产品价值的源头以及生产的便捷方式，因而他们最后所分得的产品也已经由这些因素对生产的贡献决定了。而当时的奴隶除了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他们所分得的衣食由劳动力对生产的作用所决定。而他们的劳动都只限于简单体力劳动，其作用只在实现推动力而不是效率的提高，性质与原始状态下人类的劳动没有太大差别，因而所分得的消费品也与原始劳动同样劳动量的成果相当，仅够维持其生存。同样道理也可以用来解释封建社会地主与农民的关系以及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与工人之间收入分配的关系。只不过由于劳动者在生产活动中的作用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所改变，加之人道精神的反省，各阶层之间的关系也会得到不断的调整。  
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用以解释劳资剥削关系的剩余价值理论只算说对了一半。资本家因为占有了生产资料而取得剩余价值是没错的，工人工作12小时，所得收入可能只相当于工厂劳动中8小时工作的劳动成果，其余4小时被资本家榨取。但问题就在于当时工人劳动的性质仍属于比较简单的体力劳动，如果他们离开了那些劳动工具，在原始状态下使用性质相当的劳动，工作12小时的劳动成果大概只相当于在工厂中工作9小时的劳动成果。也就是说资本家对工人直接劳动的剥削只有一小时或者还不到，而另外3小时的劳动成果则是劳动工具与劳动者（动力来源）的奇妙结合产生对体能的延伸而带来的额外价值，理所当然的归入资本所有者名下。  
工具不断在改进，生产中的技术含量与日俱增，劳动者的付出不会永远停留在简单劳动上。首先，工业革命时期手工工具向机器工具的过渡就减省了不少手工程序。机器的庞大化也越来越不能满足于人的体能的驱动，几次技术革命为其寻找了多种动力来源。现在大量的机器都是靠石油、煤、天然气等矿物能源驱动。加上自动化流水生产线的大量涌现，也把劳动者大量排除在简单体力劳动之外。其次，机器的日益复杂化，对操作人员素质的要求也大大提高了。后来的技术工人更多地扮演的是一种便捷手段的角色。同时，企业组织规模的庞大化与复杂化，也为大量的管理人才提供了广泛的活动空间。在过去，只有劳动工具才是效率的载体，而现在，具备熟练操作技艺的工人和高超管理才能的白领也是效率的载体，是一种变相的劳动工具，是技术的异化物。他们的知识、经验和技能对提高生产的数量和质量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今天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不能仅仅归功于战后福利制度的推广和完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工人在生产中的作用提高了，或者说他们的素质和能力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变的更为重要了，所得收入也随之增加。  
第三产业不进行任何物质形态的改变，他们劳动的对象是具体的企业和个人。但与第一、第二产业相类似的，他们的劳动离不开一定的工具设备，从业人员大多须具备某些特殊的知识和技能，同样离不开组织管理者，所以各个行业内的收入分配可以像前两个产业那样按各自对行业效率的贡献分配。第三产业部门内各行业之间的差别可能很大，如运输业和金融业，零售业和咨询业之间劳动性质、强度就大不一样。既然他们都是服务于社会，要比较他们之间劳务的差异，就要找出一个衡量的标准。这个标准的产生机制与前所述阶层间收入分配关系有相通之处，而且就存在于我们日常的生活中。一个超级市场的收银员与一个保险公司的精算师之间的差别就在于，他们各自拥有的不同形式的技能使得他们各自的本职工作通过多个生产环节的传播最终产生的对提高榨取自然的效率的影响作用截然不同。收银员进行的工作对超市的运营效率没有太大影响，精算师虽不从事直接的业务操作，却能操控该行业最主要的运作规则并关系到对外的整体影响效应，掌握着效率的核心部分，他们对服务对象的影响不同，最终导致对整个人类物质生产效率的影响差异，所以他们最终的收入大相径庭。  
这个规律不仅可以用以说明第三产业各部门间的收入分配，也可以用来说明所有人的收入分配问题。我们前面说了，每个工作着的人的职务分工都可以在以产业分工和阶层分工为坐标轴的坐标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那么每个人对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的影响作用也已经由其自身的坐标决定，而这种影响作用又进一步决定着这个人的最终所得。概括起来就是说，一个人的收入就取决于他所掌握的要素对提高生产效率的影响作用的大小。当这种要素最终对提高攫取自然的生产效率影响很大时，他们的收入就十分可观，否则就极为低下。这个“看不见的手”就是“要素对效率的贡献”。  
当然，社会日趋复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不会如此简单明了，一个人可能同时拥有几种不同的要素。比如公司的职员可以购买公司的股份，该职员对社会的输出就不仅包括劳务，还包括资金。更普遍的情况是个人储蓄活动，利息就是一种对融资的回报。在很多情况下一个人可以在社会分工的坐标系中找到好几个对应的点，而每一个点都对应了一种对效率的影响，也就对应了一份特定的收入，个人的所得只需把各点对应的收入值相加即可。这也正体现了本节所归纳的收入分配规律。  
亚当•斯密曾在他的著作《国富论》中欣然谈到生产分工给人类物质生产带来的巨大好处。没有人会否认分工对提高生产效率所起的重要作用，但也很少有人注意到它给人类收入分配带来的问题。只要有了分工，社会生产就是不同要素所有者共同合作的过程。当各要素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相同时，效率提高带来的更丰富的产品就会在各个所有者之间平均分配。反之，收入分配就不均匀，而且要素的影响作用差别越大，各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差别就越大。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同的要素对生产效率的影响是极为不同的，那么生产分工在提高人类剥夺自然的效率的同时，也导致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贫富的悬殊，并由此引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三、认识世界经济格局  
经济全球化的滚滚巨浪把各国市场连在了一起，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往来日益频繁。既然大家是在一个统一的经济体系中，那么国与国之间必然会形成各种分工与分配关系。整个世界经济格局就是人类生产分工和收入分配关系的延伸。  
自由贸易实现了国家间的产业分工。  
第一产业的生产活动是自有人类以来就有的，第二、第三产业的形成也可以追溯到很古老的年代。自从有了工匠、奴仆，人类三大产业就形成了，也就有了产业的结构分布。人类社会的产业结构随着人类榨取自然效率的提升而不断得以调整。  
以欧洲为例，在早期以农业为主的社会里，第一产业部门无论是产值还是就业人口都占绝大部分份额，手工业、商业在大多数情况下影响甚微。18世纪初，英国及欧洲大陆兴起一场“农业革命”，农业剩余产品逐渐增多。人口的剩余和市场需求的扩大为手工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条件。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使得第二产业自身的生产能力得到突飞猛进的提高。大量人口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前提下涌入工业制造部门，使工业产量迅速上升。到19世纪20年代，英国工业已在总产值和就业人数两方面超过了第一产业。【6】第二次科技革命时期电的发明，电报业、铁路业、航空业等的兴起，不仅刺激了工业增长，也为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契机。这一时期农业的产值和就业人口呈下降趋势，而工业、第三产业的比重却在不断提升。【6】二战后，人类进入第三次科技革命时期。自动化流水线实现了无人操控，庞大机器的运转越来越依赖石油、天然气等矿物能源的驱动。效率的极大提高使大量的劳力从第二产业中被排除出来。信息技术革命带动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大量劳动力被吸收过来从事提高生产流通效率的工作。这时，工农业的产值和就业人口比重同时下降，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则直线上升。【6】  
对这段历史的简单回顾只想说明一个问题：在一个社会里，第三产业的勃兴是建立在第一、第二产业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的。正是物质生产部门效率的提高产生的广泛剩余，才得以向庞大的第三产业系统提供物质资料，也正是越来越少的从事物质生产的人口能够养活越来越多的非物质生产部门的人，社会才会产生大量剩余人口为维护第三产业的高度发达提供劳动力来源。  
今天的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远远超过其他两个产业的原因主要由两点：第一，就其历史发展轨迹来看，他们本国的制造业特别是重化工业的生产技术已经很高，农业普及了机械化，整个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能力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为第三产业的大力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自由贸易使得这些国家相当部分的矿业和农业以及一部分的第二产业跨出了国门，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以低廉的价格为其源源不断地输送原材料和能源，维护他们特有的产业结构。像香港这样的世界金融中心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试想，服务业的巨额收入来自于另外两个产业的支付，这种支付如果没有物质生产部门巨大的生产能力和广阔的需求市场将如何得以实现，而服务行业人员的巨额收入转为消费时，又必须有市场提供的充足的物质。正是全世界的第一、第二产业部门的生产在为其服务产业垫背，才有了香港的繁华。与此同时，第三世界国家在第一、第二产业还没有强大到足以维持国内庞大的第三产业时还要额外地负担发达国家的物资供应，产业结构很难有根本性的扭转。拉美和非洲地区的国家经济完全依靠少数几种经济作物的出口贸易，而欧佩克成员国除了卖油几乎就没有其他产业。在推广自由贸易原则时老牌资本帝国又悄悄恢复了他们对往昔殖民地的宗主国地位。  
  
跨国公司实现了阶层分工的国际化。  
如果不是有低成本作诱饵，康采恩这样的大鱼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游入发展中国家的。为了尽可能降低组织生产的成本，他们将生产过程分解到不同的国家。发达国家优良的设备、高新的技术、先进的管理与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料结合，实现各国不同要素优势被最大效率的挖掘。发展中国家输出的始终是简单劳动力，属于行业中影响力最小的一类人。  
分工的不同，使各国对人类作用于自然的活动最终造成的影响也不同。我们在第二节中总结的收入分配规律可以用来分析今天世界各国的收入分配状况。一方面，发达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掌握了更能提高生产效率的要素，这就决定了最后收入的分配会倾向于他们，经济全球化加深了国际分工，分工又加剧了各国的贫富差距。实现高效率的核心武器——技术始终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于是就形成了激进学派所说的一个中心——外围结构的世界经济体系。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的政治、经济、技术的依附性加剧了两极分化。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德国工业联合会前主席梯尔•奈克尔指示有统计数字显示：全球最穷的十个国家和最富的十个国家之间的差距从1960年以来扩大了一倍。1960年最穷的46个国家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比例为1.4%，90年代降到0.6%，到1995年以后就变得可以忽略不计了。【7】宣称经济全球化对最穷的国家最有利的经济学家们对此又作何解释？如果要继续寻找下去，还会有许多统计数据作佐证。正如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在《在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中所说的那样：“今天南亚各国的经济、社会状况与殖民制度瓦解之前的状况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唯一重要的变化是人口增长率近几年不断提高……今天南亚各国人民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一样贫穷，他们的生活像战前一样悲惨。”【8】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福利制度不断完善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分化加剧了。发达国家凭借其对高科技的掌握，实现了少数人的简单劳动养活多数人,真正贫困的人只占少数。而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效率的低下，本来就维持在多数人的简单劳动养活其余少数人的状态，加上经济全球化又使得他们还要额外负担发达国家生产生活物资来源的生产。他们对生产效率的影响远不及发达国家，所以收入也十分微薄。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贫困人口是很自然的。西方的政界和学界总责怪这些国家由于制度不健全，官员腐败和权贵挥霍导致人民生活的极端贫穷。其实，正是这些劳苦大众从自然界攫取了更多的物质才养活了这帮指手画脚的人，让他们在茶余饭饱之后煞有介事地搬弄各种理论将罪责转嫁到他人。我不是为这些国家的腐败分子辩护，但问题应该有一个全面的考虑，现在这种国际分工分配关系才是造成这些国家整体贫穷和不得不从事简单劳动人口的大量存在的主要原因。发展中国家的这种状况也使得少数食利者的挥霍行为特别醒目，却从来没有人站出来大声指责美国富豪们种种奇特的花钱方式。  
我不知道大卫•李嘉图先生看到非洲的农民正饿着肚皮种植仅供出口的经济作物时，是否还打算坚持它的比较成本优势定律。【9】这一理论并没有什么深奥之处，问题就在于它是片面地追求整体产量的增长和各自收入的增加，忽略了收入分配的差别问题。自由贸易只有在各方的要素对提高效率方面作用相同或相差很小时才会实现双赢，如飞机的零部件在不同国家生产或名牌汽车的交互贸易中。但这往往只限于发达国家之间，第三世界国家是很少有机会介入的。所以，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增长是以资源的大量流失，民族产业倍受排挤，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产业结构难以逆转，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为代价的。  
  
四、增长的质疑与经济学的终结  
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第一卷中有一段关于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精辟评论：“一旦工厂制度达到一定的广度和一定的成熟程度，特别是一旦它自己的技术基础即机器本身也用机器来生产，一旦煤和铁的采掘、金属加工以及交通运输业都发生革命，总之，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力，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10】这句话用来形容今天的资本主义经济也同样适用，理解起来也很简单。只要技术没有倒退，人类的生产能力本身就不会萎缩。在日常的经济生活中，我们关心得更多的不是生产能力本身的问题，而是经济能否持续地增长。既然生产能力不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那么到底是什么在起制约作用呢？结合我们前面的分析，答案不难找到。一方面，人类的生产活动不能创造任何物质，一切物质消费都来源于大自然，那么自然界中资源的有限存量就天然地为人类生产设定了界限。另一方面少数人养活多数人的社会结构就必然产生人与人的分工分配，也就少不了产品在不同人之间的流通。因而生产与销售的衔接十分重要，市场的吸收能力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生产动力。于是，我们也得出与马克思完全相同的结论，即原料和市场才是限制现代经济增长的两大最主要因素。  
经济学界对这两个问题解决得如何呢？从人们对威胁的直接感受来看，大家对第二个问题的恐惧远远大于第一个。因为时至今日资源短缺的问题尚处于预期阶段，到现在威胁还没有明显暴露出来，人们不可能有切实感受，但经济危机却让人谈虎色变。自从1825年经济危机第一次在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以后，它就像一头怪兽每十年左右周期性地骚扰人类一次。每经历一次危机，资本主义世界工农业产值就会有一个大的滑坡，科技革命给人类带来的好处也因此大打折扣。【11】这一问题很早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几乎同时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危机论，即市场有限的需求量与高度膨胀的生产能力不能匹配。【12】马克思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并创立了独树一帜的共产主义学说。现在的激进学派继承其衣钵，在当今理论界仍有重要影响。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说始终未能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很长一段时间，市场万能论者占据着“教主”的位置，认为危机只是暂时的、局部的，直到30年代大萧条时期当它再难以解释实际问题时，才戏剧般的上演了让禅于凯恩斯主义的一幕。同样看到危机根源于需求不足的梅纳德•凯恩斯选择了与马克思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那就是对症下药地“刺激需求”。《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掀起的对自由放任主义的否定浪潮使得“凯恩斯革命”在理论界的意义远远大于它在操作层的意义。从此，围绕着“政府干预”和“自由放任”谁更有效，西方经济学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今天，距离1982年的经济危机已有20年之久，这期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没有再遭遇经济危机，但关于市场有效性的讨论仍在继续，市场始终是各国政经人士关注的焦点。  
相对于市场问题，有关资源的探讨则冷清多了，以至于大家谈到资源问题时，都不像进入了正宗的经济学话题。资源紧缺的严重性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最早系统地提出问题的是马尔萨斯。他在1798年的《人口论》中谈到人口增长与农业增长之间的矛盾，在当时就引起了轰动，可惜该理论的发展后劲不足。在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对主流经济学家而言马尔萨斯问题已不再成为经济学的问题。首先，技术的进步拓宽了生产可能性边界，产出的增长已远远超出人口的增长。其次，很多发达国家已出现人口负增长，马氏理论只适用于发展中国家。【13】于是，马尔萨斯问题轻松地被解决了。今天一切的资源问题似乎都可以通过技术来解决，人们可以发掘许多的新能源用于生产，并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产量增长再没有后顾之忧，只需最大限度地挖掘市场的潜力，就可以永远保持经济的增长。  
可是，我们真的驳倒了马尔萨斯吗？别忘了人类一切的物质财富都来源于大自然的恩赐，我们是否应该反省一下，技术创新到底是创造了产出，还是提高了人类攫取自然的效率？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有如是说：“资本主义农业的一切进步，都不仅是榨取劳力的技艺上的进步，而且也是榨取土壤的技艺上的进步。”我们有必要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重新解读。打个比方问题也许会更明显一些，马尔萨斯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是：面粉只有这么多，人口却在膨胀，大家将来吃不饱怎么办？乐观经济学家的回答是：我们生产面包的效率提高了，产量增长已经超过人口增长，大家再不必担心会饿肚子！显然，问题根本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严重。面包生产得越快，面粉就消耗得越快，危机就降临得越快。地球上物质总量是不变的，农业中品种的改良只会加快土壤的贫瘠化，大量人工化肥的投入需要消耗石油等本已紧张的矿物资源，工业生产使大量有限的原料和能源被不可逆转地消耗掉，工农业生产每前进一步都是以资源的更大消耗为代价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拓宽只会使自然资源以更快的速度趋向枯竭。技术非但没有拯救人类，反而加快了灾难降临人类的步伐。当我们为技术进步带来的丰硕成果而欢欣鼓舞时，马尔萨斯却在九天之上俯视着众生，露出得意洋洋的笑容。认为马氏理论只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观点更是滑天下之大稽。这是对马尔萨斯问题的又一曲解。在当今社会，资源消耗的多少是再不能以人口的众寡为衡量标准的。稍有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西方发达国家正以占全球比例低微的人口数量消耗了地球上大部分的资源。为填满这些低增长或负增长人口长期以来形成的高消费欲望，这些国家资源供应方面承受着空前的压力。万一真的到了资源枯竭的那一天，问题最大的不是人口众多的穷国，而恰恰是那些人口稀少的富国。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实是腹背受敌的：一方面担心资源短缺导致生产滑坡，另一方面又担心市场衰滞阻碍经济增长。整个人类的经济生活都陷入了一种十分病态的怪圈：增长要求市场增大其吸收能力，扩大的市场又要求进一步使生产规模上升，更多的产出要求更大量的资源供应，更多的消耗势必加速资源趋于枯竭，资源的紧缺又反过来制约了生产的提高。这似乎是个恶性循环。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长期以来，我们都试图从外界寻找敌人，疯狂地用科学技术解决资源问题，用经济理论解决市场问题，以为克服了它们就能无限制地促进经济增长。其实这些努力都是徒劳的，都不可能真正解决人类的问题，因为真正的敌人正是我们自己。所有矛盾的根源都集结在人类长期以来对“增长”的执迷。  
增长本身有许多的问题。首先，增长必将导致自然资源急速枯竭。现在各国GDP的计算都是按指数增长方式进行的。指数增长往往会使事物突然地接近一个固定的极限。《增长的极限》曾援引了法国一个很著名的儿童谜语来说明问题，谜语讲的是一个池塘里生长着一朵百合花，它的体积每天按2倍速度生长，如果不加限制，30天就会完全覆盖住整个池塘并闷死水中其它的生命。在很长时间里它都显得很弱小，你只有在它覆盖住池塘的一半时才会决定修剪它，那么你挽救池塘的时间限制有多长？答案是一天。【14】这个简单的谜语很形象地说明了指数增长产生的惊人结果。我们今天各国GDP的计算正是用这种可怕的方式进行着。美国如果要实现产值哪怕是百分比小数点后好几位的增长，全球每年的产量要在上一年的基础上哪怕是再增加那么一点，地球就要极大的增加负担。资源的消耗中有很多并不会直接进入我们的消费生活。前面说过，我们的社会是少数人通过对自然的攫取养活所有的人，要实现这种效率就要借助于工具。如果说原始社会里人们在狩猎之余进行收集尖锐的石块、木棒或是制造弓箭等活动还谈不上什么严重的消耗，那么今天人们生产所使用的设备、厂房、电脑、各种运输工具以及公路、桥梁的铺设都是要消耗大量资源的，而且生产的效率越高就意味着这种资本的消耗越大。今天的人类不仅直接消耗掉的资源增加了，而且为制造那些提高消费效率的工具而带来的消耗也极大地增加了，并且是以指数的方式进行着。这样下去，也许真的会像罗马俱乐部预言的那样，我们的生产可能会面临一个“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15】我也预言我们将会是生存在这个星球上的、在物质享受方面最幸福的几代人之一。有朝一日资源真的枯竭了，我们的后代子孙就只有坐在破草屋外，借着月光，对着书本想象着他们的祖先奢华的生活。　  
其次，增长本身的意义值得反省。增长本来的目的是为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在那些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地方，在那些处在饥饿或半饥饿状态的人们来说，增长是必需的。这时的物质消费是维持人们生存的最基本条件，是实现幸福的前提，增长的意义十分重大。但它一到发达国家，特别是今天的美国，就变味了。首先，美国GDP的增长并不都是美国人的功劳，它还包含了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在不公平的国际分工中付出的艰辛劳动，并消耗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自然资源。其次，不断增加的物质消费并不是人们生活所必需的。大量的产品被毫无意义地生产出来，浪费了资源。就像艾森豪威尔总统说的：“造出的每一支枪，下水的每一艘军舰，发射的每一枚火箭，归根结底，都意味着一种对于那些忍饥挨饿的人们的偷窃。”【16】第三，人的贪欲被极大地激发并迅速膨胀。人的天性就有懒惰和追求舒适的一面，就有占有欲和支配欲，在琳琅满目的商品和天花乱坠的推销双面夹攻下，大多数人很容易放弃痛苦而艰难的精神追求，沉溺到伸手可触的物质享乐中去。政府的激励政策营造了一个巨大的温室，欲望的种子迅速的发芽，不断壮大，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一方面，人的享受欲形成惯性，很难再回到低消费的状态中。另一方面，人们面对眼前越来越多的物质开始麻木，而精神在这之前早已死去，当他们从物资享受中得不到满足时，就会引发种种用经济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对美国来说，“多”则“少”。  
第三，为增长而增长的思维方式后果不堪设想。从全球整体的角度看，盲目的增长可能会导致前面所述资源枯竭、环境恶化、贫富悬殊和人类的物欲横流。从单个国家的角度看，问题还不只这么简单了。各个国家为了保持增长，体现自身的实力，常常会做出一些疯狂的举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战争和服务业。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来说，战争是个极好的东西。首先，战争可以作为政治的辅助手段为国家争夺更多的原料产地和倾销市场。原料不仅要多，而且价格要低。细心的人会发现前面第二节中对第一、第二产业部门之间生产成本的差异缺乏分析。第二产业部门是肯定要对原材料进行支付的，但第一产业部门的情况就不这么简单了。他们的劳动对象不是直接从社会中获取的，而是存在于自然界之中。大自然是不可能从人类手中收取费用的，不管矿山、农田和渔场是公有还是私有，其成本支付都内化在了人类社会之中，大自然对全体人类的付出是无偿的。但是对单个国家来说，当资源的获取跨出了国门时，这种获得就是有偿的了。资源进价的高低会极大地影响一国经济在数值上的增长。如果世界油价在一个季度内走高50%（也就是达到每桶45美元左右），工业七国（英、美、加、法、德、意、日）的GDP将在12个月内下降0.5%。【17】但是，就是为了这小数点后几位数的增长，美国仍不惜对上帝的土地开火。（据说《圣经》中描述的伊甸园就位于现在的伊拉克）。人们两次世界大战的噩梦又何尝不是起因于对原料和市场的争夺。其次，大量的军资开销可以吸纳本国社会上过剩的生产能力，经济危机也可借此避免。1920年由于军事订单的急剧减少，导致美国爆发了一战之后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当增长要靠杀人的方式得以维持时，它真的值得吗？滑稽的是，就在发达国家为进行军备竞赛转移危机忙得不亦乐乎时，发展中国家却因为巨大的国防开支拖累了经济的发展而忧心忡忡。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第三产业极具诱惑力。在今天，越是发达的国家，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就越大。因为急于求成，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工都十分看好第三产业，妄想跳过中间环节。根据前面的分析，全球经济环境对其调整产业结构十分不利。第三产业中的前三类与生产状况密切相关，没有工农业的高度发展相配套，这些行业是不可能壮大的。许多经济学家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就只有把目光瞄准第四类和第五类。这些行业不与生产直接挂钩，却能在两方面起到刺激市场的作用。首先，它可以直接扩大服务设施的需求市场。旅馆等的建造就可以为建材业开辟一个巨大的市场，影音娱乐业可把大量财富消耗在制造过程中。其次，它可以实现转移支付，即间接地扩大一般消费品的需求市场。按照边际消费递减规则，同样是100元钱，握在企业老板手里与握在按摩小姐手里最终对经济的影响是不同的，何况这种支出本来就反映在了产值里。医疗、教育属于公益事业，其意义在于对人本身的关怀，如果把他们列入创收部门，就会产生医疗、学术腐败，起不到其应用的作用。旅游、娱乐、影视的盲目发展使大量滥俗之物充斥市场，败坏了社会风气。政府官员腐败有利于刺激经济的理论早已堂而皇之地登场，将来有一天黑社会、娼妓和赌博甚至贩毒大概也可以名正言顺地晋升为国策。古人用拔苗助长形容那些急功近利、不顾事物发展自然规律的人，今天这些叫嚣着发展服务业的经济学家们还没见到“苗”，就迫不及待地要拔了。  
我们许多人对罗马俱乐部的理解太过狭隘。其实，罗马俱乐部不是质疑增长的能力，而是质疑增长本身。《增长的极限》中有一段话很能体现这个意思，“通过对增长规定能接受的一个自己的限制，并试图在这个极限范围内生活是否好呢？或者是要继续增长，直到面临其他一些天然极限，到那时希望另一种技术上的飞跃，从而允许增长持续得更长久是否更可取呢？最近几百年人类社会遵循第二个方针一直很成功，以致第一种选择已经完全被忘掉了。”【18】经过几次科技革命，人们已经为自身的智慧和征服能力所陶醉，以为只要是在技术的魔掌伸得到的地方，就可以肆意妄为。人类要体现自身的进步性，就不允许经济不增长。针对如何实现市场效率最大化的问题，经济学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群雄逐鹿。由于各个时间段问题的具体矛盾不同，各大学派也演绎了各自的兴衰成败。他们都有其合理的一面，如货币主义强调稳定通货的重要，理性预期学派强调预期对政策的抵消作用，新制度学派强调制度安排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他们都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像一面面哈哈镜，把经济运行中某一方面的问题放大了给大家看，普遍缺乏高瞻远瞩的心胸和统摄全局的气魄。他们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其间的兴起、发展到衰败或者换一幅面孔再一次的登场，都不过是随时代变迁上演的一出出闹剧。战后的西方经济学界表面上看是学派林立，百家争鸣，学者为一些分歧可以争得面红耳赤，学派间时常水火不容，但在本质上它们都可以笼而统之地称之为“市场派”。因为无论是坚持自由放任主义的还是坚持政府干预的，或者倡导混合经济的，无论在论战中是旗开得胜的，还是惨淡收场的，无论谁是权威话语，谁是异端邪说，无论他们强调什么，摒弃什么，都是在追求市场效率的最大化，都是在想方设法让市场更多地吸收产出。整个战后经济学都被这一“市场派”统治着。  
不能否认，“市场派”的论争对稳定分工分配关系，调节经济运行环境确实功不可抹。但麻烦就在于它克服经济危机所带来的灾难远远大于经济危机本身带给人的灾难。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比西斯蒙第更深刻的地方就在于他认识到危机不会自动地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而是意味着一些矛盾以暴力的方式得到暂时的、局部的解决，危机之后又会有复苏和繁荣，资本主义又会以螺旋上升的形式进入新的循环周期内。【19】经济危机并不是坏事，只不过是提醒人们要减少产量罢。产值的下降也不表示社会在倒退，只不过减少了人们部分的不必要的消费罢了。可是马克思以后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并不比普通的市井小民具有更高的智慧和眼界。他们开发出市场营销、企业管理、证券投资等新的领域并渗透到人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学科在侮辱人类高尚智慧的同时，也把市场对产品的吸收能力扩大到极限。市场的扩张加强了人们对生产的自信，又促使攫取自然的效率得到更进一步的提高。更麻烦的是，这还不是一个简单的恶性循环，而是滚雪球般以指数的方式增长着。正如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波德尔说：“人类正在毁灭……欧洲文明——而且是以全世界最愚蠢的法则即利润最大化的名义。”【20】  
以“增长”为四大宏观经济目标之一而且是最重要目标的经济学，就像其目标一样变得愈益偏执和骄狂。或许应该归功于第三产业的发展，现在从事经济学研究工作的人越来越多了，自封或互封的经济学家随处可见，但真正有志于探索人类生产活动本质的人，真正对人类的前途有着终极关怀的人却相对越来越少了。从庇古到科斯的倒退，就是在“增长压倒一切”的思路下产生的。“市场派”的各色观点在全球吸收了大量的“教徒”，在今时今日的世界取得了绝对垄断的学术地位和不容置疑的话语权威。但它那灼目的光辉不是出自其自身的智慧和道义的闪光，而是狐假虎威的借助了人性的弱点——懒惰和享乐。凭这一点，它可以抵挡大量来自环境学家、社会学家的异议，经济学内部的少数派如罗马俱乐部，也几度被打入冷宫。它打着提高生活质量的幌子，传播着“自由”、“解放”的教义，壮大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邪教组织。在增长这一魔咒的驱遣下，千千万万的门徒跳入物欲的泥潭殉教。“市场派”一边制造着自己的影响，一边毁灭着自身赖以生存的基础。经济学在逼近增长极限的同时，也在逼近着自己的终结。  
  
结论  
无论经济学家如何巧舌如簧地向世人述说技术对克服资源问题的神效，无论怎样挖空心思地使市场机器的运转开足马力，经济学都不可能逃脱终结的宿命。  
“少”有时比“多”好，退一步反而海阔天空。经济学唯一的出路就在于从“增长”的陷阱中走出来，摒弃“市场”迷信，扬弃凯恩斯、科斯、布什，借鉴一点马克思、庇古、艾森豪威尔，回归于人本身，关怀人所依赖的自然；应该集中全部精力，探求以尽可能少的资源维持人们适当的消费方式，让大家生活得更从容，更轻松，更有内涵。这种转换同时也使经济学本身回复生机，变得清新脱俗，更人性化，更富有真正智慧，前景也更广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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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 Paul A. Samuelson & William D. Nordhaus： 《Economics》Sixteenth Edition, 机械工业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33页。  
【3】 （美） Paul A. Samuelson & William D. Nordhaus： 《Economics》Sixteenth Edition, 机械工业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248页。  
【4】 赵云喜：《资本学——中国经济的温和革命》，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306页。  
【5】 王述英主编《第三产业：历史•理论•发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82～84页。  
【6】 王述英主编《第三产业：历史•理论•发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26～56页。  
【7】 （德）格拉德•博克斯贝格、哈拉德•克里门格：《全球化的十大谎言》，新华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第142～145页。  
【8】 （瑞典）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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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中文版，第493～494页。  
【11】 宋则行、樊亢主编《世界经济史》，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12】 马涛主编《经济思想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234页。  
【13】 （美） Paul A. Samuelson & William D. Nordhaus： 《Economics》Sixteenth Edition, 机械工业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324页。  
【14】 （美）丹尼斯•米都斯等:《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中文版，第5页。  
【15】 （美）丹尼斯•米都斯等:《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中文版，英文版序第17页。  
【16】 （美） Paul A. Samuelson & William D. Nordhaus： 《Economics》Sixteenth Edition, 机械工业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9页。  
【17】 （美）高盛公司全球经济研究部：《战争的成本及经济影响》，《经济观察报》2003年3月24日第101期，伊拉克战争专辑A5版。  
【18】 （美）丹尼斯•米都斯等:《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中文版，第114页。  
【19】 马涛主编《经济思想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288～291页。  
【20】 （德）格拉德•博克斯贝格、哈拉德•克里门格：《全球化的十大谎言》，新华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第8页。  
  
文献综述  
陶渊明自谓“好读书不求甚解”，这是极好的读书方法。但这种方法常被误用，各人对“不求甚解”一词的理解不同。我以为“不求甚解”应该与“好读书”的“好”相呼应。“好”就是有兴趣，读书如果没有兴趣，如同和自己讨厌的人说话，自然心不在焉，也不会有收获，白白浪费时间。如果和喜欢的人说话就大不一样，你能很快被对方的闪光之处所吸引，自己可以积极地投入思考，产生丰富的感想，事后也能保持长久的记忆。当你再向人复述时，不会机械地重复，而是有重点，有筛选，有意无意地夹杂着自己的感受。你自己的智慧哪怕微不足道，也会成为对话的灵魂。即便没听懂，产生的疑问本身也是可贵的。如果迫不得已去和一个无趣的人对话，只能被动接受一些干巴巴的概念，当你复述时即便十分全面而没有遗漏，你却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听话的人自然也听不懂。如果后面的人都和你一样，那么最初的话即使被精确地传播下去，迟早也会在人的心灵中死去。总之，最重要的是把书看成“活物”，读书是和对话的过程，不是被动地掌握别人的东西，而是获得自己的体验和见解。所谓“不求甚解”，只是忽略技术性、细节性的东西，重点放在对思想方法的把握，对精华的提炼，并用以检验、修正和补充自己的观点。  
我读书就好“不求甚解”。我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没有太大兴趣，觉得它们太世侩。我钟爱那些有志于探求本源问题，对人类及自然有着深切关怀的文献。马克思是我最崇拜的思想家之一，为从他那找到灵感，我花了几个月时间研读《资本论》的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由于知识背景和理论功夫的欠缺，我与马克思的“对话”并不算成功，他的思想我没能完全把握，但并不是没有收获。马克思的书中援引了许多经济学家的代表观点，读来就像是在旁听一场激烈的争论，虽然自己插不上话，却能从各种角度思考问题。意大利经济学家维里的一些观点首先引发我的思考，他认为宇宙的一切现象都不是真正的创造，而只是物质的形态变化。我一向反对学界的主流，对这几百年前的声音十分敏感。如果说重农学派多少还带了一点政治功利色彩，那么维里显得多么的纯粹而真诚。他这一句话就使得人类所有辉煌的物质成在霎那间变得苍白无力，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所消费的一切都源于大自然的给予。于是，人与自然的这种关系被我确认下来，而且几乎成了统摄全文的中心，我试图对今天人类一切与生产有关的活动进行深入解剖，以认识我们日常行为的意义并借以指导我们的实践。这一复杂的认识过程，不仅需要自己艰难地思考，也要从大量的阅读中寻找启发和灵感。我带着维里的启示，尝试了与多位思想家和学者进行了“对话”。  
偶或阅览一些当今主流经济学资料，总摆脱不了“话不投机半句多”的感觉。他们对现实的、眼下的问题关注太多，对探求人类生产生活的本真面貌兴味索然。主流的声音如此强势，要找一本好书犹如大海捞针。所幸物欲的力量终是有界，关注人类未来，执著真理精神的仍不乏其人，只要悉心寻访，总能高山流水遇知音。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格拉德•博克斯贝格和哈拉德•克里门格合著的《全球化的十大谎言》算是一位难得的“良师益友”。首先吸引我的是书名，对经济全球化所持的怀疑态度一目了然，与我的思路相吻合。我以为是找到了激烈的同道中人，但深入阅读发现正文并不像开场白那样声势咄人。像持重的长者，并不以雄辩将对方逼上绝路，也不是拿一些“玄之又玄”的艰深理论炫耀自己，打压对方士气，而是循循善诱地从全球化流行的十大命题入手，进行深入浅出的分析，并援引了大量统计数据作佐证，将其荒谬展露无遗。与马克思不同的是，他们的论述算不上什么学理上的创新，没有构建什么新的可堪与主流匹敌的思想体系，只是在“自由贸易对穷国有利”的理论喧嚣尘上的今天，给世人注入一管清醒剂，让大家清楚地认识到现有的政治格局和经济秩序对发展中国家的诸多不利影响。虽然书中的许多研究是针对德国的现实情况，但真理没有国界，人性千里相通，他们考虑问题的方式与我们分析本国及他国的经济地位的方法可以融通。夸张地说，今天的经济理论领域几乎每走一步就可能遇上一颗地雷，而每颗地雷下面就埋着一颗宝石，粗心的人总会掉入陷阱，只有胆大心细的人才会有真正的发现。  
《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是另一位挚友。很早就听说了这本书，却一直未曾翻阅。我和罗马俱乐部算是“相见恨晚”，虽然隔着四分之一的世纪，隔着重山复水，却也“一见如故”。《增长的极限》开篇就通过一个生动的谜语向人们昭示以指数方式计算的增长所产生的惊人结果，与其序言中所说人类生产可能会面临“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相呼应。在后面的篇章里，他们把重点放在对技术、资源、环境及人口问题的探讨上，提出许多与主流相悖的真知灼见，引发对于人类经济运行方式的耐人回味的思考。他们将资源在社会中流转的模型制作得十分精巧细致。这是我看到的最有意义的模型。在今天的经济理论界，制作模型已是一种时尚，只要做得出来，不管它有没有理论创新，有没有实际意义，它就能代表制的实力，它是定心丸，是保险单，它能成为沽名钓誉的资本，甚至在数学工具的掩护下凭借其外表的复杂而不是内在的真正智慧觊觎诺贝尔奖。于是，新模型不断涌现，数量的增长超过其热衷的经济增长，但有持续而深远影响的却越来越少。在这种轻率浮躁的学风日长之时，罗马俱乐部的成员们耗费了大量精力，几经修改终于出炉了这一可堪与一切人类最优秀智慧成果并列的伟大作品，它的研究动力来自于为学的真诚态度和对全人类的深切关怀。理清资源在各行业部门的运转情况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分析非常重要，这一模型的制作可以极大地增强该书的说服力。由于它复杂而精致，对它完全的把握需要多学科知识的了解和系统全面的分析，把它介绍清楚也须上万字的篇幅，所以文章中没有将其引用过来，但我对人类分工分配关系的思考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处。理清人类分工分配关系也要追踪资源的来龙去脉，认识人类劳动的意义及其后果，只是轮廓稍嫌粗略了点。罗马俱乐部是战后经济学界最耀眼的亮点，无论今天的主流话语如何鄙薄他们。将来，当子孙后代谴责我们的浅薄和平庸时，我们还能自豪地说：“我们还有罗马俱乐部。”  
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在《在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中对南亚国家贫困的现状及原因所作的细致分析，仿佛汪洋大海中奋力一击，奏出一曲高昂的不和谐音，令我沉思。我有一种不是偏见的偏见，觉得欧洲大陆文化熏陶下成长出来的学者比受英美文化裹挟的学者具有更高远的眼光和更深刻的智慧。早些的不谈，就看现在，缪尔达尔是瑞典人，《全球化的十大谎言》的两个都是德国人，社会学家皮埃尔•波德尔是法国人，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增长的极限》的主要执笔者虽然是美国人，但其成员大多数来自欧洲大陆，来自英联邦国家的在当地都是少数派，他们受商业文化的侵蚀较少，更多吸纳了欧洲文化深沉浑厚的一面，他们怀揣着共同的信念聚集在罗马山猫科学院，将满腔的热情投入到对人类前景的忧思中。或许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使得欧陆学人具有更多的反省精神，或许是其深厚的唯心主义传统让他们更能甩开外界的诱惑而执著于内心的追求，他们对人类的问题有着更敏锐的洞察和更深刻的思索。他们的声音太微弱，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  
马克思的许多思想极大影响了我的行文思路。他对“资源”和“市场”两大限制的总结让我拍案叫绝，每每想起仍然回味无穷。他对经济危机的理解是我十分赞赏的。与马克思的“对话”，时常会感觉到困难，许多思想深层的东西难以准确把握，但只要用心倾听，就会为那种恢弘的气魄、深邃的智慧、缜密的论述，为那种对真理的执著精神和对道义的担当力量所深深折服，这种感觉会浸透到骨髓里，牵动着每一秒思考的搏动。即便最后仍没有了解他思想的全貌都没有关系，只要感染到这种精神和力量，并将其贯穿于自己为学为人的始终，就能做到不落窠臼，想人所未想，发人所未发，做人所未做，拥有独立感觉和自主精神。这就是“不求甚解”的奥妙所在！